人口经济学(6篇)
人口经济学篇1
【关键词】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单独二胎
近期，十八界三中全会对单独二胎政策予以放开，重新对人口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在此条件下，延迟退休的话题也逐渐的成为我们大家讨论的话题。从刚开始单个省市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到其他省市积极申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整中。之所以大规模调整生育政策，与我国当前的人口国情密不可分。据国家许多数据显示，我国已经严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劳动人口数量在逐渐减少，呈现出下降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补充劳动力，将会导致我国经济活力丧失，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停滞。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面对当前国情而做出的重要决定，它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大的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控制计划生育，人口迅速激增的情况得到控制，在此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长远的发展，迸发出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但是到90年代以来，我国的生育率普遍下降，人口增长过慢，劳动力数量严重不足，经济的发展态势也逐渐趋于缓慢，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目前，学者们都在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效率、生产要素、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人口的增长会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增长，同时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技的进步和相关技术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再者，从人口的这一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主要是劳动力数量和科技水平。这两者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劳动力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并影响经济的增长，而科学技术则需要很长的时间更新并长时间条件下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我国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我国劳动力的稳定和充足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总的来说，人口的增加，能够决定我国经济建设所要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同时还有技术创新、经济效率等等。
通过对人口比例的分析，我们能够很好的观察到其相应的变化，这其中包含了人口的转变、老龄化加速、低生育等因素，在此情况下，我们势必需要加快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通过控制生育，加快人口减少，促使年龄结构变化等实现对经济发展相关因素的改变。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健壮青年人多对国家发展有利是西方学者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一些具有影响的理论和重大贡献，也是运用先进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举措。这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起到重大影响，取决于我国其他重要的政策环境，包括贸易、教育、劳动力、经济制度等。
二、我国实现人口增长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要想使经济增长，需要使技术条件进提高、提高生产率。根据一些理论知识，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人口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好的了解。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密切关注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对此进一步进行解读，则需要包含以下的方面：
1.计划生育的实施控制了大量人口，使得人口得到大幅度减少，财富消费也同时减少，促进了劳动力所造成的增长效应的实现;
2.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青壮年人数已经大幅度下降，目前中国的经济要想得到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产生。
三、结论
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是我国通过对我国国情进行考察，保持人口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所做出的选择。过低的生产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反，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经济的发展力度，阻碍经济发展活力，从而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大大减退。因此，稳定的人口和完善的生育水平是实现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条件，未来我们也需要在这一方向上加以前行。当前，我国放开单独二胎政策，鼓励生育，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促使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得到迸发，加快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环境，也会给人口带来大的波动变化，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也有可能给资源环境带来大的压力。这就要求国家能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参考文献】
[1]王荃.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J].新经济，2014.08：33-34
[2]贾绍凤，孟向京.中国仍应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06：137-139
人口经济学篇2
[关键词]人口发展人口质量经济增长
一、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类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无不与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历来是人们瞩目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建国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转变，走了“先盲目生育后计划生育”的发展道路。从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特别是党的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年，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增长型人口”已转化为“缩减型人口”，从五、六十年代的6%生育率，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人口政策的有效性，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见表1），增强了我国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但是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人口与经济的发展中又出现了另一个尖锐矛盾，即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否继续推行人口的“一胎化”政策，如何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理论界争议的一个焦点。
资料来源：蔡：《中国人口与劳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P9
二、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人口转变理论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和人口老化的速度不是同步发生的，前者先于后者发生，前者与后者也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一般来说，当人口的结构由高劳动年龄组成的情况下，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储蓄率较高，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
“人口机会窗口”一般可以持续开放30年到50年，主要取决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劳动力比例越高，潜在发展机会就越大，但是人口机会窗口持续的时间却相对比较短。反之，生育水平缓慢下降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相对较长，但是带来的潜在发展机会不够明显。从战略的角度看，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总人口负担系数下降时期，因为类似的机遇基本上是属于一次性的，而且稍纵即逝。中国在较短的时期，大幅度降低了生育水平，属于典型的发展机会大，但持续时间短的模式。
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一个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开始，到2030年结束，前后持续大约40年。从1990年开始，人口负担系数下降到50以下，一直到2010年前，人口抚养比还会继续下降；到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将会降到最低点。2010年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到203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回升到1990年前后的水平，也意味着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所以，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
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正是基于此，理论界主张应放松“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家庭养育孩子成本越大，生育率会迅速下降，而在中国，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养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由于教育落后，对子女的智力投资很少，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不多，“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明显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部分人的人口增长难以控制。由于素质相对低的人口比例较大，必然在总人口中出现低素质人口增长高于高素质人口增长的人口逆淘汰现象，这无疑会对提高人口素质产生不利影响。但是，继续坚持“一胎化”人口政策，虽然能够继续有效的控制人口增长，却如何能提供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人口资源呢？
三、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
在上述的经济分析与争论中，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围绕人口数量的扩张或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主线延续下来，人的质量因素一直是被忽视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人的质量的提高会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W.Schultz）在长期的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美国的土地、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显著的增加，但是农业生产的产量却迅速增加，导致农业产量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他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的概念，他指出，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然而，他认为，在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概念，而不仅仅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随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重视人口质量对经济的增长的的作用，把人力资本看成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的基础上，使人力资本“内生化”，而提出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的引入，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在长期可能单调递增。
正是基与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年代就开始了由人口由数量向人口质量转变，发达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额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尽管许多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人口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并未减缓。
现实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充分证明，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但当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这种关系会逐渐减弱，而此时人口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与每个人对经济增长所做出的贡献是正相关的，即与人口的质量是正相关的。
以卢卡斯为代表的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国外经济学者曾利用该经济增长模型对世界上主要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的贡献率远大于物质资本的贡献率，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它们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巨大，两国长期以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人力资本投资来解释。国内学者刘华等人曾对我国1978年～2001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物质资本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1978年～1990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为51.32%，而1990年～2001年物质资本的贡献率上升到61.31%；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从1978年～1990年间的32.78%下降到1990年～2001年间的22.30%；这恰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相反，这说明在我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还不够重视，（主要是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偏低，使得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份额很小。“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及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核心地位更为突出，因此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加快人力资本的积累并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束语
根据上面的分析，无论是从我国目前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还是从美国和日本的人口发展道路来看，未来中国人口政策离开了人口质量的提高与改善，仅从数量的增减上去考虑，是难以得出有效的实施方案，难以实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人口数量众多，而人口质量较低,原因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总结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仍然是我国目前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基本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把经济发展中的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从主要依托物质资本逐步转向依托人力资本上来，这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现有的社会历史时期相结合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缓解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21～27
[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2～9
人口经济学篇3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人口流动模型；理论内涵；政策含义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由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转变为现代工业生产为主，社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它是相对土地密集型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大量的土地上分散劳动，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开始转变为工业活动。由于工业部门的生产活动不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既可以在相对分散的空间范围进行，也可以集中在某一区域空间内进行，但是为了节省不同非农产品之间交易带来的交易费用，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们就会选择居住在某一个区域内，从而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农业比重不断下降、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是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因此我们需要人口流动模型来理解这种结构转型。
刘易斯、费景汉和托尼斯、乔根森的二元模型都是建立在充分就业的隐含假设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托达罗为首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存在。因此，他们将人口流动理论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城市失业问题，试图通过建立新的人口流动模型来更好的解释这一现象。在托达罗模型中，预期收益是潜在迁移者选择迁移的重要动机，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他们迁移的动机就越强烈。1997年，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哈里斯-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存在逆向选择的简单模型，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诱发人口流动、城市失业问题，但是没有失业工人留在城市非正式部门来使城市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工资相等。卡林顿等人则考虑到早期迁移的人口对尚未迁移的人口提供外部性，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一步研究潜在移民在城市寻找工作、做出移民决策的前瞻性以及移民过程中的选择性等问题。
二、主要的人口流动模型
1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
（一）刘易斯模型
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型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刘易斯认为，由于在农业部门还不够发达的时候，优先进行了工业化，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并存的社会组织形式。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着大量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也就是说，通过工业发展，现代部门获得用于资本积累的利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转移到城市，诱使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工业化、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由二元转变为一元。
（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合作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对刘易斯模型做了大大的扩展，把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关系清楚地表述了出来。在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并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也就不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第二阶段，此时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但其边际生产率不为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降低农业部门的产出，可能会引起粮食短缺的问题，造成农产品与工资的上涨；第三阶段，农业生产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工业生产部门。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农业部门除了提供剩余劳动力还为经济发展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工业部门扩张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业部门发展的停滞。由此，他们提出农业和工业平衡发展的思想，认为要避免经济停滞必须保证农业增长的速度可以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
（三）乔根森模型
乔根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低于实际收入或者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乔根森在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建立一个不同于刘易斯、也不同于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乔根森模型中，农业剩余是模型的基础和核心。乔根森不认同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农业剩余劳动，也就否定了在剩余劳动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工资水平固定的假说。乔根森模型对刘易斯模型有所补充和发展，但是还存在着以下缺陷：首先，乔根森模型忽视了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其次，乔根森模型中依赖于技术进步的工资率上升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乔根森忽视了城市中存在的失业问题。
2托达罗模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迅速，在城市存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隐含了充分就业的前提假定，无法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于是托达罗模型应运而生。托达罗在196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经典论文《欠发达国家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首次阐述了对城乡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的看法。次年，他又与哈里斯合作在同一期刊发表了《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标志着托达罗模型的正式建立。[JP2]
托达罗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说是：潜在迁移者是否选择迁移在于预期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实际城乡收入差距，只要预期城市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收入水平，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除此之外，该模型还做了一些与市场结构比较相符的假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两部门经济，即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2）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这意味着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大于零；3）农村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农业部门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工资等于使用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4）由于工会或者政府政策，城市最低工资水平外生决定并且高于市场的出清水平，城市部门中，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使得所雇佣的最后一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制度工资；5）存在“非正式的部门”，如果城市居民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可以在非正式部门维持生计，在模型的推导中假设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力为零；6）农产品的价格简单地由两部门的相对产量决定，即哪个部门的产品相对少，其产品的相对价格就越高。
托达罗模型首次将城市失业问题作为分析的前提和目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过于重视工业部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过快发展会扩大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而加剧城市失业问题。只有加强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才能解决城乡预期收入过大带来的城市失业问题。
3本斯温格和斯密的模型
在传统的托达罗模型中，“制度所决定的”城市实际工资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导致了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并诱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最后使得城市部门出现失业问题。但是托达罗模型的工资刚性假设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本斯温格和斯密在保留托达罗模型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逆向选择模型，试图通过该模型说明工业部门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以及出现城市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中存在着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与托达罗模型一样，潜在移民者根据预期收入决定是在农村部门还是在城市部门工作。通过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他们得到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同的结果，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村部门的工资，并进一步得到了如下结论：城市失业问题是潜在移民对劳动力市场上的逆向选择作出反应的结果；城市的人口规模取决于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业部门会雇用工人直到边生产力等于工资水平，如果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了，企业雇用的工人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数量将会上升。
4卡林顿等人的模型
通过对美国南部黑人迁往北方的“大迁徙浪潮”的研究，卡林顿等人发现，在南北战争数十年后，尽管南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但是黑人并没有由南向北迁移，直到20世纪初，南方黑人开始往北方迁移，并且迁移很快开始加速，尽管此时的南北收入差距较以前已经缩小了。传统人口流动模型能够解释劳动力最终流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在这个迁移过程中的时间选择和迁移加速的问题。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了一个动态迁移理论模型深入研究人口流动过程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过程、潜在移民对在城市和农村居住的未来预期以及潜在移民基于预期的选择问题。[JP2]
从理论上来说，人们根据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决定是否向城市迁移，不同的人对预期收入的贴现值不一样，通常情况下，具有低迁移成本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贴现值相对较高，因此他们会首先从农村流向城市。先迁入城市的这部分移民又会对后来移民者产生正的外部效应，首先，先迁入移民可以为后迁入移民提供有关生活以及工作方面的信息，这为后来的迁移者降低了迁移成本与找工作的难度；其次，由于城市中已经有了很多移民，他们已经为后来迁移者创造了相对较好的社会环境，使得后来者可以更快地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最后，城市中已有移民所组建的社区可以将新移民者推荐给潜在的雇主和放贷人。因此，卡林顿等人建立的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迁移一旦开始便会形成某种势头，尽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迁移也会持续进行甚至开始加速；迁移先由迁移成本较低的人开始，但是后来的迁移者会有较高的迁移成本；由人口流动引起的劳动力重新配置不仅将导致农村并将导致整个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
三、简要评述
[JP2]
人口经济学篇4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发展；关联度；耦合关系；东北地区
人口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1]。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与效益；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波及人口结构，对城乡人口变化、人力资本积累等产生联动效应。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2~13]。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口年龄结构中，一般认为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是被扶养人口，若这一部分人口较多，会使社会保障体系面临财力支撑的风险，对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人口的城乡结构主要在城市化过程中通过促进集聚经济的形成、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要素的积累，进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人力资本通过带来科技创新与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增强城市竞争力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产业结构变动为主要特征的结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是现代经济基本的增长方式，中国已经进入依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人口性别结构受生理因素以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限制，而其一旦形成，又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从人口失业结构来看，经济增长会增加劳动就业岗位，从而降低失业率，因此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已经被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分析所接受。反之，若经济发展水平发生变动，人口结构各方面也会随之产生联动效应。整体来看，国内外学者较多的关注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单方向研究，而对于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及协调性方面研究成果甚少。因此，基于前人的研究工作，本文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除大兴安岭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外）作为研究对象，构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探讨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因子及其作用强度，揭示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的时序变化与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优化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1研究方法
11.1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本文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等原则，同时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特色，分别构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通过频度统计法和专家咨询法对指标进行筛选[14~16]，为保证人口结构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的完整性，全面分析人口结构系统和区域经济发展系统关联关系，最终选取7个人口结构指标和11个区域经济发展指标构建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测度指标体系（表1）。所使用数据来自《黑龙江省统计年鉴》[17]、《吉林省统计年鉴》[18]、《辽宁省统计年鉴》[19]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移动平滑法补齐。人口的统计口径为户籍人口。
11.2研究方法“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的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1]。2000年以来，不断有学者将此方法运用到经济发展、城市化、生态环境、能源效率、旅游业等领域[22~26]。本研究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度模型对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度进行测度。计算方法如下：1）选择分析序列。本研究的两组分析序列为人口结构（Xi）和经济发展水平（Yj）。2）无量纲处理。鉴于上述两组分析序列的原始指标数据量纲和数量级不同，为便于比较，在进行灰色关联之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X'i(t)与Y'j(t)。3）计算关联系数。采用邓氏关联系数方法计算关联系数ξij(t)。ξij(t)=miniminjX'||i(t)-Y'j(t)+ρmaximaxjX'||i(t)-Y'j(t)
人口经济学篇5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至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2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对于近年来有些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主张立即全面恢复二胎生育政策，以此来解决所谓老龄化问题，程恩富认为：“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使中国人口基数继续不适当地增大，不利于很多问题的解决，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就业问题、人均生活水平问题等诸多方面。”
“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凸现。一方面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另一方面达到老龄化标准，这是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需要做的工作不是增加人口，而是切实做好老年人社会保障工作。”他强调，“我们不能用所谓个人自由生育权的观点来分析，那就会导致无控制的自由生育了，这才是争论的核心和关键。”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认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如果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并提出了两个百年人口目标，即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亿至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亿至5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
据测算，如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2024年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3.93亿人。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将继续增长，到2045年才可以达到人口增长的峰值，峰值人口为15.50亿人。
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放开二胎”方案的人口总量保持在15亿人口以上，到2100年人口总量为15.33亿人。而实行“一胎”生育政策的人口总量继续减少，到2100年为6.7亿人。两种方案的人口总量差距逐渐增长到8.63亿人。
“即使按照1998年的消费模式和物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开始到16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5.8万元，最高为6.7万元。”程恩富介绍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教育投资的不断升高，我国为抚养每个0至16岁少年儿童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必然大幅度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科学合理的人口控制政策不仅能够获得控制人口数量的人口效益，还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和健康效益。”程恩富强调，政府应重视人口控制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建立在这种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才能以尽可能低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成本来获得尽可能高的、从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和每个家庭的效益。
同时，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并不一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最终势必造成过重的家庭养老负担，“一胎化”生育政策和人口加速老化、家庭负担加大没有必然联系，“二孩加间隔”生育政策也可能出现宏观人口未能控制、微观家庭负担也未能减轻的后果。
调整：时机尚不成熟？
有专家认为，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人口结构，延迟“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
“现在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于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同时出现的现象。我们的劳动力还在增长，而且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并出现了一定形式的过剩。即使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意味着劳动力出现短缺。”程恩富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据有关方面测算，按16岁至64岁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峰值，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多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因而，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
然而，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影响和制约了人力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而非真正的劳动力短缺。
因此，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
程恩富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通过微观上控制每个家庭的规模，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政府声音：2009年1月15日，在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强调，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人口经济学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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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省统计年鉴
[5]梁强等.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研究，2010（3）
[6]阿迪力・努尔.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J].新疆财经大学学报，2012（2）
[7]杨金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D].河南大学，2012，5
[8]曹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01（3）
[9]田雪原.《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评介[J].人口与经济，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