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治理理论范例(12篇)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学生工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2-0130-04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都是该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在育人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生工作主要以学生组织、党团活动、社团工作为工作载体，通过日常教育管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侧重于在日常事务中对学生进行规范引导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任务，主要通过教学双边活动训练学生的理论素养和科学思维，侧重于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思想理论灌输教育。二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互为补充。如果过于偏重于学生的日常规范管理，而忽视学生的理论思维训练，日常规范管理就无法真正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规范力量；如果过于偏重于理论引导和思维训练，而忽视学生的日常体验和社会生活，理论引导无法真正内化为学生的科学理论思维。只有把课堂理论引导和日常规范管理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形成强大合力，真正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实处，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目前很多高校也都看到了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配合的重要性，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齐抓共管”的口号。然而，遗憾的是，“齐抓共管”只是停留在表面形式上，“从总体上看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的‘交叉与共融’，多是各部门封闭运行自我扩张的客观结果，也就是说，这种共融的绩效不是部门间优化‘经营结构’的超值收益，而是‘包打天下’放量投入的结果。[1]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未能真正实现有效配合，形成整体合力，这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基于此，如何做好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之间的配合，形成强大、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对于每个学生工作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并且应该探讨的问题。
一、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路径
1.提高认识，构建合作模式――“是什么”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2]，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只有思想认识到位，行动才能到位。可以说，思想认识决定行为方向，制约行为效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大系统，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相关资源协作形成教育合力，构建整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针对目前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存在问题，要想切实得到解决，首先要正本清源，要正确认识二者配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性，这也是解决二者当前各自为政、相互分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否则二者的配合只能是流于形式，走走过场。只有深刻理解二者协调配合的现实意义，才能增强工作责任感，积极自觉投入到二者的配合工作中去。
无论是学生日常管理工作，还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二者相同的一点就是做的都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共同的价值导向和教育目的，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素养和道德水平，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他们运用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二者所不同的是采用的工作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学生管理工作注重的是学生的日常管理实践，更多地采取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注重的则是理论灌输，更多地是阳光普照式的理论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说，学生工作是理论教育在现实中学生思想管理的具体运用，并且为其提供创新动力；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工作则是学生工作开展的理论支撑，并且为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显而易见，只有充分认识到二者协调配合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现实性，才能真正改变二者单兵作战的工作现状，切实落实学生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构建合作平台和各种保障，建立合作模式，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切实有效地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搜集信息，发现存在问题――“为什么”
构建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模式，目的是解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系统中，尤其是二者配合存在的问题，而要想解决二者配合存在的问题，就要搜集相关信息，发现存在的问题。“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3]基于此，除了在思想上有了正确的认识，树立整体性思维工作方式之外，切切实实找到存在问题的节点，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了。只有善于发现二者在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把握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背景，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思路，制定的措施和方法才具有可操作性和执行性。
学生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基本的力量，二者应该相互依存，互为补充，不可或缺。但是，在现实工作中这两支基本力量远没有形成最佳合力，各高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相互分离、沟通不力的状态，导致很多高校呈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文本化、学生管理工作经验化的现象。当然出现这样的问题，其背后存在的主要原因也不外乎以下几点：第一，教育观念分离。无论是专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其他教育工作者，都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这项工作孤立化、片面化理解，普遍都存在一种观念偏差：理论灌输教育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职业责任，日常管理教育是学生管理工作者的工作范围。第二，教育队伍分离。很多高校未能在两支队伍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和交流平台，呈“平行线”式的设置现状，二者之间缺乏了解，各行其道，使得应有的“1+1>2”的叠加效应没有显现出来。第三，教育过程分离。学生工作大多以行政管理的形式出现，管理工作者忽视了自身的理论学习和学生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问题价值，工作只是停留在日常管理规范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很多采用政治宣讲方式去阐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教育过程并没有有效地延伸到学生的实际生活中去，忽略了自身课程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特点。
3.设定方案，实施既定措施――“做什么”
针对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配合存在的问题，系统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和背景，这为设定二者协调配合工作方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是什么”、“为什么”的过程，就到了解决问题“做什么”的过程。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方案拟定要注意问题的针对性，只有切实针对二者配合存在的问题，找准解决问题的节点，切准问题的要害，设定的方案才具有可执行性，方案不能只是“应该”和“可能”，更重要的可操作性要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方案设定的执行主体不能仅仅只考虑学生工作者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要考虑受教育的主体―学生，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双边性及主体性，完成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融合离不开学生的努力与配合。
方案的实施是完成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配合的中心环节，前期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方案的实施打基础，其主要任务就是把方案既定的措施付诸到实践中去，完成二者的配合工作，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因素的融合。方案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提高方案实施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充分调动实施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更好地为方案实施的灵活性提供保障。第二，明确实施方案中的阶段性目标，目标明确，方案实施才能有预期效果和不竭动力。第三，方案实施要讲求实效，不能为了实施而实施，走过场，最后流入形式主义，产生出新问题。
二、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原则
1.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要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是指把二者的配合作为目标规定的导向，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要围绕这个规定性的目标，采取多种方式、多种方法等开展工作，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原则，可以很好地克服工作简单化、片面化，缺少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短板，有机地将工作目标的导向性和工作模式灵活性结合起来。
二者配合工作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树立系统观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大系统，由若干因素组成，其中学生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是其最重要的两大子系统，只有实现两大子系统的最优化配合，才能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系统的高效运作。其次，树立合力思想。社会历史发展是一切因素相互交叉、相互作用产生的共同结果，社会正是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合力中不断向前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例外，其整个系统所散发出的能量也是组成该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合力的结果，只有各要素的协调、配合，才能共同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
同任何现实事物一样，主导性的存在，总是离不开多样性的存在，也不存在脱离多样性的主导性；同样多样性的存在也总是以主导性为前提，也不存在没有主导性质的规定的多样性。二者配合工作的多样性就是围绕二者配合的工作目标，丰富和发展这个主导目标的要求，更好地配合和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配合形式选择的多样性。为了切实地实现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只要有利于二者的配合，都可以采用。比如：辅导员兼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职辅导员等等。第二、配合内容选择的多样性。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主导性教育内容，结合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机地将助学奖贷诚信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军训国防教育、安全教育等与之结合起来。第三，针对高校实际情况开展配合工作。学校基础不同，管理模式差异，要从学校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有效实施二者的配合工作，不搞一刀切，不搞齐步走。在实际进行工作过程中，确立二者配合的目标导向，善于根据目标导向的需要，创造和利用多样性的选择，采取恰当的方式促进学生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
2.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既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这就要求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必须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当代大学生面临和关心的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帮助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4]
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的原则，既反映了理论与实际的正确关系，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又揭示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不可分割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理论的学习和掌握意味着强大思想武器的掌握，真正把握思想理论的精髓和实质，恰当地运用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最好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来说，所肩负的最主要的责任就是理论灌输，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引导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社会，认识自我，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思想观念，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对于学生工作来说，所承担的责任就是管理育人，遵循大学生的思想发展规律和特点，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日常管理工作中，达到管理育人的目的。二者的配合必须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首先，既要注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理论灌输教育，又要注重学生工作的管理实践育人工作。“实践产生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理论则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升华实践”。[5]科学理论只有在现实实践中才能显示其价值和魅力，只有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巩固和深化，真正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要有针对性地结合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系统地理论教育，教育学生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才能散发出它的魅力所在，增强它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脱离学生现实关照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更多地让学生会产生“假、大、空”的感觉。同样，学生工作要结合学生所学理论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深化和升华对理论的认识；对学生的日常管理育人也要从理论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如果认识不到问题背后的原因，再加之没有理论支撑的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是不持久的，问题的解决也是暂时的。其次，学生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要结合学校实际、结合学生实际进行，不能为了配合而配合，二者配合的形式和方法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要积极探索二者有机结合的支撑理论、有效方法和落实途径，切实解决二者脱节的现实。同时站在理论的高度，正视二者配合存在的现实脱节现象，积极分析脱节现象的原因，积极面对二者在配合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达到二者之间的有效配合。
3.系统性与针对性的统一
学生管理工作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配合要坚持系统性与针对性统一的原则，也就是说，既要把二者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进行管理，又要根据二者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系统观点是现代管理的基本特点，是适应现代化组织管理需要、处理各种日益错综复杂的系统而出现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生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就是组成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自觉运用系统理论和方法，对二者配合的过程进行系统分析，力求组成系统的各部分最优化，进而达到系统的最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包含系统教育和日常教育、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等诸多内容。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也是个比较复杂、循环往复的过程，包括课堂理论灌输和课下日常管理、理论指导行为和行为反思理论等环节的组合，这些内容和环节按照一定的内在联系组合、完成螺旋式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这些内容、环节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能人为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坚持整体性、联系性的系统观点和方法。系统性和针对性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二者的配合在坚持系统性准则的同时，还必须坚持针对性准则。利用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各自优势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学生工作相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在理论灌输以及教师专业理论素养方面明显占有优势；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相比，学生工作在对学生心理状态把握、实际思想状态了解方面也明显占有优势。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由于面对的是具体的社会的人，具体的案例，其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矛盾焦点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要针对不同的受教育者、不同的案例，充分发挥学生管理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各自工作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强化教育。在学生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配合的过程中，要把握好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统一。如果不能坚持系统性准则，就会缺乏整体观念，就无法驾驭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就会人为地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进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是，如果仅仅只在宏观上对二者的配合进行把握，针对性不强，看不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则无法充分发挥学生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各自的工作优势，同样也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因此，学生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的配合要坚持系统性和针对性的统一，才能真正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参考文献
[1]苏众.构建高校整体思想政治教育格局的实效性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9）：54.
[2]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12.
[3]谢觉哉.谢觉哉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844.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家庭治疗；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22-01
一、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alfamilytherapy）是由美国学者米纽钦（S.Minuchiin）及其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1954年，米纽钦在纽约贫民窟工作，使用当时盛行的心理分析治疗法去帮助不良青少年，但后来他发现这种方法很有限。而后他借用帕森斯核心家庭理论中的概念，认为贫民窟青少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功能的失调有关。因此，米纽钦决定以家庭作为重心，治疗的目的在于去除阻碍家庭功能发挥的结构，使得家庭成员在健全的结构中扮演角色。他与合作者不断探索和创新，发展出多种行动技巧，邀请家庭成员以演出的方式将问题带进治疗室，以便让工作人员进行观察并设法改变。这种治疗方式功效显著，在20世纪70年代盛极一时，成为治疗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式之一。
（一）控制论
控制论是指在自我调节的系统内研究反馈机制，家庭与其他控制论系统的共同特征是通过信息交换来维持家庭的稳定性。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圈，这是系统获得必要信息以维持稳定的过程，控制论系统是描述家庭如何维持稳定的一个有效比喻。控制论运用于家庭治疗时聚焦于一下几个方面：（1）家规，它代表着家庭系统也可以容忍的行为范围；（2）负向反馈机制，家庭用他来加强这些规则（负疚感、惩罚和症状）；（3）围绕问题的家庭互动顺序，说明系统的反应；（4）当系统习惯的负反馈无效时，引发正向反馈圈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对家庭治疗模式的影响十分深远，至今许多家庭治疗的分支流派仍以系统理论作为理论背景。根据系统理论，一个最简单的有机体都是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具有其他部分所没有的功能。
（二）社会建构主义
20世纪80年代后，建构主义捕获了坚挺治疗师的想象力，建构主义者对系统取向持批评态度，坚持现实是观察者的精神创造物。因此家庭治疗师必须对治疗过程中家庭成员认为他们所感觉的东西加以认识，因为它仅是他们假定的产物。
构建主义不是聚焦在互动模式上，而是关注人们对自己问题的假设。他们的焦点是探索有关人们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赋予这些问题的假定含义。受建构主义影响的家庭治疗，其目的从打断行为的问题模式转向通过解放对话的过程帮助来访者发现他们生活中的新视角。此理论对后来家庭治疗中的两种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解决中心模式和叙事治疗模式
（三）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的出现，成为描述最深层次亲密关系的有力工具，它对夫妻治疗尤其有效，说明健康平等的成年人是如何相互依赖的。此外，依附理论还用于解释孩子对父母的依附关系。依附理论可以帮助父母理解孩子的破坏行为是源于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和照顾的焦虑。家庭治疗师可以运用依附理论，通过展示孩子的不良行为如何与不安全依附相关，从而说明现有的关系，指出家庭成员需要被安全地关怀。因此，依附理论为家庭治疗中探索成员间关系提供了不同于其他理论的新视野。
二、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主要概念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对家庭的解析主要从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功能入手，以家庭系统、家庭结构、家庭病态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等基本概念作为主要内容，使工作人员清楚家庭交往的过程，进而定出介入的方向和政策。
（1）家庭系统：该模式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成员是构成这个系统的基本元素，在家庭这个整体中，其功能并非单个家庭成员功能的简单相加，家庭作为整体重新生成了全新的结构和功能。构成家庭的每个成员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并共同隶属于家庭，家庭内部的交互反应是发生在一个相互影响的互动网络内的，一个家庭系统内每个成员的态度和行为都是紧密地、长期地联系在一起。
（2）家庭结构：在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看来，“家庭的结构是指一组无形的功能性需求，家庭成员借此建立他们的互动方式。家庭是一个借由互动模式运作的系统，这些重复出现的互动模式建立了如何、什么时候和跟谁的联结，而这些模式则奠定了系统的基础”。
可以说，家庭结构是家庭成员实际交往过程中的产物，家庭结构是固化的家庭关系。结构家庭治疗模式者在表述家庭结构时主要采用了次系统、边界、角色、责任分工、权利构架等重要概念来加以说明。
（3）家庭病态结构主要有：
1)纠缠与疏离。主要指家庭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边界模糊，导致家庭角色错位、责任不明、家庭权利混乱，从而引发家庭问题。例如父母对子女过分溺爱，是一种由于边界模糊导致的情感纠葛，容易使子女产生过强的依赖感。
2)联合对抗。主要指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结党营私”，而与其他成员疏远乃至对立，造成家庭问题甚至引起家庭破裂。例如家庭中出现争吵时，母亲和儿子站在同一边，而父亲和女儿站在对了的另外一边互相对抗。
3)三角缠。主要指家庭成员之间一种非直接的互动，它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如夫妻之间长期分居，通过子女作为中间人来传话。这一方面表示出家庭成员的割裂，另一方面表面家庭成员的错置，这很容易引发家庭关系的混乱。
4)倒三角。指家庭权力分配的错位，如子女反过来支配父母等。倒三角的家庭权力结构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
（4）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主要用于表示家庭处于周期性的运动变化过程中，一般来说，都有经过形成期、发展期、扩展期、完成期和解体期等五个阶段，它有助于家庭变化规律的揭示。
参考文献：
[1][美]尼科尔斯.施瓦茨.家庭治疗理论与方法[M].王曦影,胡赤怡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2]陈志霞.个案社会工作[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265-266.
[3]朱眉华,文君主编.社会工作实务手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64.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系统性硬皮病；发病机制；治疗；络病理论
系统性硬化症（systemicsclerosis，SSc）也称系统性硬皮病，是一种以皮肤潮红肿胀、硬化、萎缩三期特点明显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随着病情的发展而加重，可以累及多脏器、多器官，如肺间质纤维化、食道病变、食管硬化，还可出现心、肾等重要脏器的损害。根据发病特点分为肢端型硬皮病和弥漫型硬皮病。此病几乎100%伴有雷诺现象，而且约70%以上为早期首发症状。雷诺现象是大多数病例的早期表现，并伴随疾病的整个过程。肢端型硬皮病皮损始于手足面等远端部位，向心性缓慢发展至前臂、小腿、躯干，累及内脏较晚，预后较好。而弥漫型硬皮病先从肢端开始发病，并累及内脏，也可内脏与肢端同时发病。弥漫型硬皮病影响内脏较早，通常影响消化道，食管硬化出现吞咽困难；累及肺脏并发肺间质纤维化，出现咳嗽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影响到心脏者，可并发心肌炎或心包炎；严重者，出现心力衰竭、心功能不全等。
硬皮病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胶原组织的皮肤和内脏过度沉积为特征。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在医学上还是一个难题，第一届国际硬皮病论坛于2007年2月10日在希腊雅典会议上对硬皮病的发病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学者们认为，硬皮病的发病因素至今尚不明确，但是有证据显示，遗传基因和环境因素在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美国印第安人的乔克托部落发病率较高，基因定位发现，在原纤维蛋白-1（fibrillin-1）附近有一个基因点位与硬皮病相关。一些环境因素如震动、二氧化硅、有机溶剂、过强的紫外线、杀虫剂、减肥药等都可能诱发硬皮病。中医学没有单独的硬皮病病名，但古籍中有关于“脉痹”“皮痹”的相关记载。笔者通过多年的临床研究发现，中医学对该病的发病机制与现代医学有密切联系，尤其是中医络病学说与硬皮病的发病机制有密切联系，应用络病理论来探讨硬皮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可能开拓一条新路，对硬皮病的治疗将达到更好的效果。
1系统性硬皮病与中医学皮痹、脉痹的联系
中医文献中对系统性硬皮病之病名有多种说法，如《诸病源候论》记载：“风湿痹痛之状，或皮肤顽厚，或肌肉酸痛……。此证由于素体气血虚弱，卫外不固，腠里不密，外感六淫之邪……，而成痹阻，致发热关节酸痛，皮肤受损，则肿厚苍白而为皮痹。”这和硬皮病临床症状基本吻合。雷诺现象在临床表现为发作时手指（趾）皮色发白，继而青紫，逐渐变为潮红，最后恢复正常皮色，伴有手指（趾）发凉、麻木、疼痛、感觉异常等症状，遇冷遇寒加重，得温得暖缓解。现代医学认为，这种雷诺现象或雷诺氏病的机制是末稍动脉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使手足皮色出现阵发性的变化所致。《素问·痹论篇》所谓：“痹……在于脉则血凝而不流。”《医宗金鉴》曰：“脉痹，脉中血不和而色变也”“若内伤于忧怒则气逆，六俞不通，阳气不行，血蕴里而不散”。
2系统性硬皮病现代医学发病机制与络病理论的联系
2.1中医学之肺脾肾之络为其病位按照吴以岭院士的络病学说的研究理论框架——三维立体网络系
统[1]，络脉是从经脉支别出，逐层细分，纵横交错，遍布全身，广泛分布于脏腑组织间的网络系统，是维持生命活动和保持人体内环境稳定的网络结构。循行于体表的络脉为阳络，循行于体内布散于脏腑区域的络脉为阴络，又称“脏腑隶下之络”（《临证指南医案·便血》）。经脉系统按其运行气血的不同分为经气环流系统和心脉血液循环系统[2]。
经气环流系统末端的网络分支为经络之络（气络）。心脉血液循环系统末端的网络分支为脉络之络（血络）。经络之络运行经气，脉络之络运行血液，从而形成遍布全身的网络系统。气络之络运行经气，发挥着温煦充养、防御卫护、信息传达、调节控制的作用，实现脏腑间信息传递与功能协调，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的稳定。脉络之络运行血液，在脉络的末端渗灌而发挥其供血供气、津血互换、营养代谢的作用。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具有高度相关性和内在一致性。神经、内分泌、免疫3个系统进行信息沟通的生物学语言是各种神经递质、神经肽、细胞因子、激素等。细胞表面都有接受这些分子语言的受体，同时也能分泌这些信息分子，从而使3大功能系统形成人体稳定机制的多维立体网络结构[3]。
系统性硬皮病起病隐匿，初期在于肺。中医学认为肺主皮毛。此病具有皮损为先、发展缓慢、病程迁绵、日久加重、伤及脏器的特点。最先出现肺之所主局部皮肤，络病学说为皮肤孙络、浮络所居，初期皮厚紧硬，继而枯萎。又因脾主肌肉四肢，脾之所主肢端皮肤和肌肉有凉、冷、紧硬的改变。从络病学来看是皮肤之络正气亏虚，“肺主皮毛”“脾主肌肉四肢”的功能失常。若肺脾功能健全，其所主部位则无虚之言。“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又为气血生化之源”。皮肤肌肉之气血不足，当责之于脾胃。内经《素问·经脉别论篇第二十一》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由此可见，皮肌之络之气血充盈条件，一是脾胃气血化源充足，二是肺宣肃通调畅达，三是皮肤络脉畅通无阻，三者缺一不可。临床上常见因脾肺脏腑功能失常引起的多是系统性硬皮病。肢端型以肺脾两脏为主，弥漫型以肺脾肾脏器同累及。仅皮肤局部之络脉不畅者多形成局限性硬皮病。气血不足责之于脾胃，脾胃为后天之本，但还要靠先天之本肾之阳温煦贯通全身。系统性硬皮病并发雷诺现象，从中医学来认识，是典型的阳气虚损不能温煦通达四肢末端。追本溯源，肾阳不足为该病之根本。从络病学说分析，硬皮病之病位在肺脾肾之络。
2.2临床医学对硬皮病的生理病理的认识硬皮病的病理生理变化复杂多样，免疫活化、炎症、血管功能不良和纤维化是该病的3个主要的生理病理过程，通过生物信号网络互相关联。
硬皮病的早期病变是血管功能不良、血管过度收缩，继而出现血管内膜内皮细胞和平滑肌增殖。纤维母细胞活化产生细胞外基质，最终导致小血管闭塞。此外，毛细血管密度降低，血管生成能力差，血管的减少不能代偿。
硬皮病在病变的过程中皮肤存在多种刺激血管的因素，如缺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增高，但是研究表明，组织中没有新的血管形成；相反，慢性无节制的表达，血管内皮的生长因子反而会使新生血管功能不良，血管病变伴内皮细胞因子活化是第一个病理表现，内皮细胞附着在血管壁上是血液和细胞外组织的一个重要界面，它有多种内分泌功能，如调节血管和血小板的功能和参与血管重构。各种因素包括缺氧、机械应力、炎症都可引起内皮细胞的损害，导致信号分子水平发生改变（一氧化氮和内皮素），白细胞粘连增加，新血管生成和细胞因子释放。
由于内皮细胞的损伤，会促使内皮素的释放。人体内的内皮素是一种很强的血管收缩剂，这个因素在硬皮病发病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内皮素对纤维母细胞有促进分裂的作用，能诱导纤维母细胞合成细胞外基质，抑制胶原酶的生成，减少细胞外基质的分解，还可以增加纤维母细胞表达细胞间黏附分子-1，增强纤维母细胞-白细胞的相互作用。转移因子β可刺激内皮素的分泌，内皮素和转移生长因子都可刺激结缔组织生长因子，转移因子β还可引起心血管和细胞外基质形成。硬皮病的许多并发症如肢端溃疡、肺动脉高压、肾性危象等都与血管病变有关。
从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医学的络病结构与分布与现代医学的血管、微循环关系非常密切，主要的血管功能障碍——缺血，与络病的脉络血运障碍或血虚脉络不通有关，而免疫活化、炎症、纤维化等因素与络病学说中经络之气构成的网系功能障碍、气虚血虚、气滞血瘀相关。
此病的西医发病机制与中医学络病学说之三维立体网络系统架构，以及由于脉络病变所致的病理变化是一致的，因此，应用络病理论指导临床的治疗能够达到更好的疗效。
2.3中医学中“阳虚”为硬皮病生理病理之本硬
皮病发病从皮肤肿胀、硬化到萎缩整个过程是一个慢性发展过程，其病理机制为阳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气阳受损易伤及阴血，阴血不足易损及阳气。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其性属阳、主动，对各脏腑器官的生理活动起着推动、温煦和激发其运动的作用。肺主气，司皮毛；脾胃为一身气机之枢纽，二者居中央而属土，脾以阴土而升于阳，胃以阳土而降于阴，升降之权，又在中气，升则赖脾气之左旋，降则赖胃之右旋也；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肾阳充足则中气旺，中气旺则充，脾升而胃降，气机畅达，皮毛润泽；脾主升清，运化气血，脾在体合肌肉主四肢，四肢的营养输送，全赖于清阳的升腾宣发。“清阳实四肢。”四肢末温暖有赖脾阳、脾气之温煦濡养。阳气虚损日久易伤阴血。人体卫气乃拒邪之藩篱，其源于阳气，阳气旺盛，则内能养脏腑，外能拒虚邪贼风入侵机体，虽感受风寒湿气也不会形成痹证。必因阴血内虚，阳气卫外不固，风、寒、湿气乘虚而入，导致气血行缓成瘀，津液行滞成痰，脉络痹塞，痹证方可形成。因此，阳气不足是形成痹证的根本原因。
络病理论又提到，络脉中承载着由经脉而来的气血，随着络脉的逐级细分使在经脉中线性运行的气血流速逐渐减缓，直至面性弥散渗灌，并在络脉的末端形成津血互换和营养代谢的场所。因此，当病邪侵袭络脉伤及络气，久病久痛，脏腑气机紊乱；或气血耗损，无以荣养络脉，致络虚不荣；或气结在经，功能失调，久则入血入络，伤及形质；此外，亦有内外各种因素造成络脉损伤，导致络气阻断不通，或脉络破损出血。可见由于络脉的结构运行及功能特点，病邪伤及络脉则易形成易滞易瘀、易入难出、易积成形的络病病机特点，从而出现络气郁滞、络脉瘀阻、络脉绌急、络脉瘀塞、络息成积、热毒滞络、络脉损伤、络虚不荣等络病基本病机变化[3]。
从络病理论分析，硬皮病的发病机制是以阳虚为本，阳虚络伤，导致本病形成。久病入络，经络之络行气无力，经络之气虚滞日久，气不行血，脉络之络血运不畅，再加以风寒湿等外邪痹阻，病情日久可出现血瘀征象，这与硬皮病后期出现肺脏间质纤维化，以及现代医学中认为，系统性硬化症的肺组织损害肺间质纤维化，先是机体胶原组织损伤，之后累及肺组织小血管，出现肺部病变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2.4中医学之“寒邪凝结、痰瘀阻络”为其病理产物络脉遍布周身的立体网络系统在体内具有规律性的空间分布。《素问·金匮真言论》曰：“外为阳，内为阴。”循行于肌肤和体表的络脉为阳络，阳络参与皮部的组成，十二经之气血通过阳络温煦、濡养、护卫皮肤；循行于体内，布散于脏腑区域的络脉为阴络。本病内有阳气亏虚，络气虚滞，人体肾阳之气不能正常流通，温熙顾护防御能力下降，故而风寒湿或湿热之邪极易乘虚侵袭机体，阳络首当其冲。其中，风邪善动而不居，常伤及人体的肌表，使皮毛腠理开泄，营卫不能调和，故可见部分患者出现头痛、汗出、恶风等症状。《素问·太阴阳明论》曰：“故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人体气血津液之所以能运行不息，通畅无阻，全赖一身阳和之气的温煦推动，阳气亏虚，络脉中溃乏气血，运行无力，导致寒邪外侵，脉络凝闭阻滞，不通则痛，正如《素问·举痛论》所曰：“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寒性收引，“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蜷缩，蜷缩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故硬皮病患者绝大部分出现肢体肌肉酸痛，重着，甚或麻木；又因湿邪外犯，阻遏气机，从而使气机升降失常，络中阳气布达受碍，故可见肌肤不仁、肿胀、关节疼痛重着，甚者硬化萎缩等症。
素体阳虚，或久病阴阳气血俱虚，风、寒、湿之邪可乘虚而入，风为百病之长，寒性收引，寒性凝滞，久则成瘀成痰，阻痹脉络而产生顽麻、不仁、疼痛、肿胀等症；而脉络痹阻，气血瘀滞又可影响阳气的布达，影响气血生成及运行。二者互为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使痹证逐渐加重，疾病缠绵难愈。系统性硬皮病患者病初肌肤肿胀，可以理解为病邪在表，继之肿消，皮肤变硬、渐渐萎缩，且多伴神疲乏力、纳呆便溏、畏寒肢冷、齿摇发落、腰膝酸软，影响到内脏，是疾病由表入里，逐渐加重的演变过程。从络病学说来分析，络脉中运载着由经脉而来的阳气，是脉中血液，随着络脉的逐级细分，运行的气血流速逐渐减缓，细分弥散渗灌，在脉络的末端进行营养物质互换和代谢产物的清除。因此，当病邪侵袭络脉伤及气络，使络气郁滞导致津血互换障碍，津凝为痰、血滞为瘀，痰瘀作为病理产物阻滞络脉，形成痰瘀阻络的病理状态。患者由于阳虚导致寒邪稽留，寒邪凝结，痰瘀阻络，久则阻遏阳气布达而导致阳气更虚，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3中医络病理论指导创立“温阳散寒、化瘀通络”为其主要治法
从上面系统性硬皮病发病机制的分析可知，该病属本虚标实。本虚是阳气虚，卫外不固；标实是寒邪凝结，痰瘀阻络，脉络不通。应用络病理论来指导本病的治疗，应以温阳散寒、活血通络为主。然而，疾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硬皮病有的也会阴阳俱虚，所以治疗过程中还要兼顾养血养阴。但是其阳虚是根本，正如《景岳全书》所谓：“故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治疗硬皮病，温补肾脾之阳为治本，散寒化痰，除湿、活血瘀通络为治标。无论局限性硬皮病还是系统性硬皮病，温补脾肾之阳均应贯穿治疗始终。由于硬皮病病程长，病情缠绵难愈，有时会出现虚实互见、寒热错杂的表现。阳虚导致阴阳俱虚，继则气血亏虚，所以，不可拘泥一法，往往要互相兼顾，数法并用。如兼有食道病变者，在温运脾阳时和胃降逆或与温阳通络法联合运用；体质差，以阳虚为主又有寒邪凝滞者，需散寒通络与温补脾肾络法同用；卫气不固者，需调和荣卫与温阳补肾通络法同用；久病痰凝成瘀者，需祛痰与活血通络法同用。
现代医学对硬皮病的治疗在于抑制免疫活性，调节免疫，扩张血管，改善循环，改善血管功能，阻止胶原组织纤维化，软化皮肤，阻止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等，中医学的治疗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现代医学治疗有很大局限性，疗效往往不是很理想，许多药物有毒副作用也较大。中医学从整体上改善人体功能，尤其是应用络病理论指导此病的治疗能够有的放矢，直达病所。在运用络病理论指导下，研制的中成药通心络等中药制剂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对于改善心肌细胞，重朔心脏冠脉，血管重构，改善心肌内皮细胞的功能，以及稳定易损斑块分子机制，改善冠状动脉硬化等已经取得重大成果，有显著的疗效[4]。
应用络病理论指导治疗硬皮病，同样有较好的疗效。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中药补气温阳药能明显提高人体诱生干扰素的功能，促进细胞免疫，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抑制免疫炎症反应，亦具有抗疲劳、耐缺氧的功能[4]。
中药药理研究表明，活血化瘀药能刺激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并有改善微循环、抑制血小板凝集的作用[5]。对于免疫性疾病，尤其是系统性硬皮病，运用络病的理论指导，精选能够作用于硬皮病发病靶点的中药来治疗，能达到更佳的疗效，值得深入研究。
4参考文献
[1]吴以岭.中医络病学说与心脑血管病[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2]吴以岭.中医络病学说与三维立体网络系统[J].中医杂志，2003，44（6）：407-409.
[3]吴以岭.络病学基础与临床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96-99.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校园危机；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危机管理
绪论
当传统的灾害风险与现代性导致的风险社会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相遇，加重了校园危机的频发、多样、跨界以及复杂性。在社会情绪暴戾化、人情关系冷漠化、危机意识趋零化、风险类型多样化、危机发展常态化的现实中，传统的管制型、行政型、全能型的危机管理模式因“低效”和“失灵”而难以为继时，以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平等协商、良性互动、共管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将因运而生。
一、理论基础
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广泛影响，政府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为此不但未能解决好“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府失败”。为遏制政府的扩张，和应对全球性危机等问题的挑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自由化、民主化为标志的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在此浪潮中，一些学者倡议打破传统官僚系统一元统治的模式，而推行以政府、市场及社会等多中心协同的一种全新治理模式。
（一）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源于上世纪的公共管理改革浪潮。由于传统公共领域中的科层制与私人领域的理性模式都已不能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这种新的统治模式，“治理”被诠释出来。它“出自于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参与主体间的界线和责任趋于模糊；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主体间存在权力依赖；主体间的互动最终会形成自主自治的网络；政府能力和责任不在于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而在于开发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1]。“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2]。“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它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其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虽好，但也会失败，因此，需要”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3]。
（二）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最早由英国学者迈克尔・博兰尼提出，他发现人们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的“多中心性”选择构成了自由的逻辑。但这种选择能否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博兰尼并没有作出解释。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等学者对美国大城市地区的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和美国立宪秩序以及公共行政体制等方面问题的进行深入研究后，“多中心才逐步从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提升成为公共物品的产生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为此，在公共治理中，除了传统的“极端私有化”和“超级利维坦”这两个极端模式外，还存在着“多中心”协作治理模式[4]。这种治理模式意味着公共物品的多个生产者，公共事务的多个处理主体；也意味着政府、市场及其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手段的应用；它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角色与任务[5]。
（三）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最早是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用来描述支配不同物理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规则。近年来一些学者将协同理论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与治理理论相结合，构建成协同治理理论。它是“个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6]”，它具有公共性、跨部门、互动性、正式性、动态性等特征。
（四）危机管理理论
危机管理自古有之。现代危机管理理论的渊源，最普遍的说法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学者对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研究。随着社会需要，其研究已更广泛、更深入了。何为“危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但归纳起来就是“危险与机遇的并存”，用菲克的话来说，就是“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它强调的不是事物发展的某个点，而是过程、状态。校园危机管理就是对影响学校正常运转的这种过程、状态而进行的管理。
二、传统高校校园危机管理误区
中国的高校基本上是政府的延伸，高校的危机管理几乎继承了当地政府的危机管理模式。几年前在“9・11”与SARS等国际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冲击下，各高校根据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结合“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基本建立起了以“一案三制”为主要内容的应急管理制度。但是受传统危机管理制度“路径依赖”影响，其危机管理仍存在着一些误区。
（一）从危机管理意识上看，存在主体危机意识淡薄，侥幸心理严重
1、在危机预警阶段，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危机预警机制建设不足。缺乏社会化的风险识别体系，危机监测系统建设不健全；对风险评估认识不够高，危机预警机制建设滞后；风险信息的传导渠道不畅，危机预控机制建设缺位等。
2、在危机准备阶段，缺乏居盈思亏的意识，危机准备不足。“一案三制”的建设与演练不足，使得危机治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对危机公关准备不到位，在危机治理中易陷舆论漩涡；危机宣传教育不力，致使利益相关者的危机意识培养与危机治理能力训练不足；人财物等资源准备不充分，危机治理成为无源之水等。
3、在危机舒缓阶段，缺乏居优思劣的意识，对危机舒缓重视不够。危机规划设计、实施与评价存在虚位或缺位，使危机治理缺乏系统的行动纲领；范围内危机基础数据挖掘、整合与集成力度不够，难以形成决策支持；危机治理必需设备检查、维护、保养与更新不足，限制危机治理有效率。
4、在危机应对阶段，缺乏居进思退的意识，导致危机应对不力。危机信息沟通渠道不畅，严重降低了危机决策的时效性；指挥决策体系设置不科学，危机应对中容易就重避轻，从而丧失治理的主动权；与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沟通机制不畅，无法快速有效地整合与调度各方应急资源；危机公关治理薄弱，易陷入信誉危机等。
5、在危机重建评估阶段，缺乏居胜思败的意识，对危机学习与训练不够。恢复重建领导部门设置不尽合理，严重影响后期的重建评估工作；危机损失评估不够科学、客观，责任落实不到位，危机重建常变成庆功会；恢复重建资源配置不合理，监管缺位，易被挪作它用；利益相关者参与性不足，参与渠道不畅，危机重建困难重重；不重视危机学习的长效机制建设，危机治理的收益甚微等。
（二）从危机管理模式上看，治理主体单一，体制僵化，手段落后，方法单一等问题
1、在目前的高校校园危机治理中，治理主体单一。在涉外的危机治理中，校方和政府常唱独角戏，其它主体参与较少；在涉内的校园危机治理中，部门分割严重，表现为直接责任部门的独角戏，其它部门、学生与教师群体参与性不足。因此出现，当校园危机发生时，学校都似如临大敌，但又本能地排斥其它主体的治理价值，习惯性地采取行政动员的形式独自承担起治理的责任。诚然，在现实生活中，危机的产生与影响，学校已无法独立解决，单一的主体介入、独立资源的利用，只会使危机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更加不可控，不利于其它利益群体的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抑制了其它治理主体与学校协作的主动性或积极性，甚至导致他们与学校的对立。
2、在目前的高校校园危机治理中，各高校普遍缺乏一个系统、科学与高效的危机管理体制机制。众所周知，当前我国高校危机治理体制机制基本上都是政府危机治理体制的复制品，它特别依赖于行政命令维序。当然这这种体制机制在传统的危机管理中的效果是可见的，但在现代的危机管理中可能弊大于利。如人们更强调即时的反应或被动应对，而缺乏主动出击的动力；具有法律责任的治理主体（部门）间更强调类别管理、部门管理，而轻视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与整合；各治理主体间职责划分不合理、相互协作的基础缺失，导致相互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进而影响治理的效果；常设机构健制不全，使常态管理与危机治理工作脱节严重。
3、在目前的高校校园危机治理中，存在治理手段落后，方法单一等问题。危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牵涉的不是人、财、物以及信息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于采取适当的方法与手段使其有机互动。但在目前的高校危机治理中，则普遍存在关手段落后、方法单一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在应急处置中，强调独立作战而忽视相互协作；在危机决策上，重视感性判断而轻视理性分析；在人文关怀上，注重功利主义后果而缺少人本主义关怀；在动员行动中，偏重思想政治动员，而漠视业务管理激励；在治理理念上，重校园的维稳控制轻协作创新；在治理的方法上，重行政的指挥、控制轻民主的协调、沟通；在治理手段上，重人员编制轻现代科技的综合应用等。
三、贵州高校校园危机治理的方向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家长作主”的传统，特别是当遇到危机时，习惯性将危机决策的主动权寄托在家长身上。但是当危机发生时，其突发性、紧迫性及资源的缺乏性等迫切要求危机管理者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调用各种资源，此时而再庞大的组织也会显无力。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过程之中，各种灾害、风险以及社会冲突和动荡相互交织[7]”。社会公共危机呈常态化发展，校园已不在是寂静的“象牙塔”而独善其身，校园危机治理模式必须作出全新的调整，多中心协同治理成为未来校园危机治理的最佳选择之道。
1、从治理责任主体角度，应建立健全有机互动的校园危机治理多元主体系统，如行政责任主体系统、利益责任主体系统以及道义责任主体系统。所谓校园危机治理的行政责任主体系统主要指在法律上具有行政责任关联的行为主体及其构成集合，如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学校的责任部门和个人、导致危机发生的组织或机构，与危机产生有关联的其它组织与个人。所谓校园危机治理的利益责任主体系统主要指在经济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的行为主体及其构成的集合，如学校师生、政府、校友、学生家长、医院、设备供应与管理企业，以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等。所谓校园危机治理的道义责任主体体系主要指既没有法定责任、又没有经济责任，但道义责任和义务的行为主体，如自愿者组织与个人、新闻媒体、慈善机构、校友等。
2、从治理过程角度，应建立健全系统、有效的全过程危机治理系统，如危机预警、准备、舒缓、应对以及重建评估等有机衔接的系统。危机预警系统指通过监控危机（风险）源，甄别、收集、处理和评价危机（风险）相关资料信息，并向决策层发出预警信息并提前采取预控对策的人机交互系统；准备系统是指为了缩减危机的发生及冲击力，提升危机治理（或应急）能力而做如如制度（预案制定）建设，公共关系的构建，宣传教育的准备，人力、财力、物力及设施（备）的准备，预案的演习，以及其它治理技巧（或能力）训练等方面而做系统性工作；舒缓系统指任何可减少危机产生以及危机产生后造成生命及财产风险（损失）的行动，如危机治理行动计划的管理、潜在危机风险的评估、基础设施的检查维护等；应对系统是指治理主体根据正在发生的危机观察，结合预警系统、准备系统以及舒缓系统建立中的有价信息，作出旨在控制或消除危机事件，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失，以及保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一系列行为或措施，如启动预案、处置危机、开展救援、引导舆论、形象管理等；重建评估系统指危机被控制住后，为使社会经济生活趋于正常并配合减灾而进行的如评估危机造成的损失，总结危机治理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恢复被打乱的社会经济秩序，缝合撕裂的社会心理，重建受损的基础设施等各项活动。
3、从治理技术基础角度，应夯实资源支持与技术保障两大支撑基础系统。正如陈安等说，资源支持与技术保障系统是保障应急处置有效性和稳定性的必要基础和架构。两个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一个交互、联系的有机体。资源支持系统主要是基于一些如危机（风险）源数据库、应急预案库、危化品库、机构治理人员库、专家库、危机救援物资库、案例库、危机治理知识库、空间数据库等多个基础数据库的集成与整合，其主要功能是促进人力、物资、财产、信息等资源的合理布局、配置、调度和补偿等，为危机治理需求提供支持。技术保障系统包括软（硬）件的技术保证与技术维护，它是高效管理与科学技术有机结合，目的是为在危机治理中使各类人、财、物及信息的调配与处理提供技术支持，它是不仅是一个技术平台，还是一个互动平台，它同时还是危机准备和减灾活动的重要手这一。
4、从危机紧急应对的角度，应健全防御避难与救护援助系统。当危机发生时，直接考验人们的主要还是防御避难与救护救助系统的效度，这两大系统是考验危机治理成败的关键。防御避难系统分为防御系统和避难系统。防御系统是危机发生前，预先建设防止危机发生或减缓危机扩大的工程性或其它类型的设施，如消防设施，应急供水、供电系统，危机信息预警系统，心理干预机制等；紧急避难系统指在危机发生的紧急情况下可保障人、财、物及信息安全的工程技术设施，如地震时的学校操场，洪涝灾害时的学校楼宇，中的校园围墙或隔离带等。救护援助系统是危机不可避免的发生并对人们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造成影响后，延缓或消除这种影响的系统。具体而言包括医疗援助、消防援助、心理援助等系统。
参考文献：
[1]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1）
[2]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刘小林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10
[4]曹立春.治理理论与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研究述评[J]理论观察，2014（7）
[5]刘峰，孔新峰.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迪与警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政治学思考[J].行政管理改革，2010（1）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1篇5
3月22日分局根据全区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实施方案的安排，讲解了《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我听了后，深有体会。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思想具有丰富内涵，其中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四位一体”。这为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法治体系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提供了引领、夯实了基础。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法治思想为指导和引领，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统一、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相统一、法治宣传教育与培养法治行为习惯相统一的集中体现。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由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法治知识、法治习惯、法律行为、法治文艺、法治宣传、法治（法学）教育、法治环境、法治氛围等构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公司治理；会计信息系统；构建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6－0034－04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会计是在现代股份公司发展成熟后而逐渐形成的。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经济信息在资产所有者(委托人)与使用者(受托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人以企业法人代表的身份独立自主地对企业资产进行经营活动，人成了企业的“内部人”，而股东则“已没有任何权利与那些已成为公司资产的东西发生联系”。成了“外部人”。在现代企业经济学的理论中，两权分离公司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系统，这种治理系统运作的核心目标是为了控制经营者的行为，使其经营活动自觉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实现经理利益与股东利益的一致。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是否达到信息协调、激励成本最小化。会计是连接公司权力和利益的纽带，是公司治理的一个核心。会计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一方面，财务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在减少信息不对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会计为监督企业合约条款的实施，保障合约的有效执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会计信息是保证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合约以外的剩余控制权相匹配、监督和激励相容的关键变量，完整有效的会计信息有效满足了委托方试图监管方的基本需要。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利益相关者决策的效果，进而影响公司治理的成效。我国很多股份企业治理结构发挥不了作用，除了制度上的缺陷，本身能力差之外，再就是缺少支持有效决策和有效行动的信息。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会计信息系统的要求
现代公司治理的一个核心理念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根据企业相关信息，尤其是会计信息进行决策以制约其他利益主体，防止企业利益受到侵害，从而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会计作为当今公司治理结构的语言，主要体现了公司治理机制和效果。从关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要求来看，企业应提供的信息可分为三部分内容，即：财务会计信息、审计信息和非财务会计信息，其中财务会计信息被列为世界各国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重点，它主要用来评价公司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状况及预测未来的经营前景。是解决会计信息使用者与提供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主要方式，其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资本市场的有效程度和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世界上第一份公司治理研究报告《公司治理财务方面的报告》(TheCadettryReport)的出现与公司治理和会计信息披露有着直接的联系，原因就是会计信息质量问题影响到了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为了实现公司的有效治理，该报告认为真实、公允的财务会计信息必不可少。实践也证明，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成败。
1、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会计信息系统能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从静态的公司治理角度来思考，会计信息系统提供的真实、可靠、及时的会计信息是确保公司治理有效运行的基础。为取得公司治理的良好效果提供了保证。首先，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保证了呈现给各利益相关者的公司经营活动状况的客观性；其次，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还使公司的经营决策建立在可靠的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顺利实现。
2、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会计信息系统为其提供及时的会计信息来支撑。从动态的角度来思考，合约的不完备性决定了公司治理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求公司治理应该紧跟市场的动向做出相应最有利于公司运作的制度安排，因而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必然要求成为治理决策依据的信息必须是及时反映公司正在进行的经营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信息基础上，更使得所有的制度安排均能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迅速地作出相应的调整，真正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促进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
3、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会计信息系统所提供会计信息具有相关性。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思考，公司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整体上对公司的发展进行合理制度安排，使各项制度建设具有系统性，各项制度之间具有相关性是完善公司治理的目标之一。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均首先依赖于作为制度安排决策基础的会计信息具有相关性，这是会计信息系统构建的主要目的之一。会计信息的系统性和相关性从整体上促进了对公司制度进行合理安排，也使得经理层对公司进行管理成为可能，从而避免由于信息缺乏系统相关性而导致的公司治理过程紊乱、盲目现象。
三、现有会计信息系统与公司治理匹配上的缺陷
1、现有会计信息系统业务流程及其缺陷
现有会计信息系统业务流程是建立在劳动分工论下的一种顺序化业务流程。所谓劳动分工论是将一定的过程分解为个别作业的做法，认为管理活动的重点在于努力提高个别作业的效率，如在会计信息系统业务处理中，一般将会计信息系统分解为原材料核算子系统、工资核算子系统、销售核算子系统、固定资产核算子系统、成本核算子系统、财务成果核算子系统、报表编制子系统等。在各个子系统中再进行细分，如将固定资产核算子系统又细分为开工模块、固定资产账册模块、固定资产报表模块等，以上各模块继续进一步细分，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然而，也正是这种过于细分的结构，使各个核算子系统之间，彼此分割，缺乏会计数据传输的实时性、一致性、系统性，各核算模块是彼此独立的“孤岛”。所谓顺序化是指在会计核算中，必须严格按照“填制凭证一登记账簿一编制报表”的顺序、按照从金字塔底端一层层向上的顺序进行，不可跳跃。在分工论的体制中，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标准化的产品或零件，相对稳定的生产；(2)工作的分割细化可以简化工作内容，使其易于操作，便于组织。在分工论产生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市场环境与生产要求、会计环境与企业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是能够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分工论的推行一直表现为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分工论事实上有提高效率的一面(如工作者的熟练程度提高)，也有减低效率的一面(分工引起的合作增加额外的工作量)。顺序化的会计流程带来的结果，虽然在内部牵制方面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会延长相互等候时间、降低会计报告的及时性、单一化会计信息的内容(工作量的限制使财务会计一般只提供以原
始成本表示的货币性信息)。
2、现有会计信息系统不能满足公司治理对信息需求的迅速扩张的要求
(1)信息需求内容的多元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充满风险的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中既要了解企业过去的交易和事项生成的会计信息，更需要把握企业未来的会计信息；既要了解企业的有形资产信息，更需要掌握企业的无形资产、人力资产等方面的信息；既要了解传统的会计收益，还要洞察企业的全面收益；既要了解企业的财务信息，还要知晓企业的非财务信息。唯此，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获取收益。
(2)信息需求时效的快捷化
定期提供财务会计报告是传统会计的基本特征，这一建立在会计分期假设基础上的会计信息披露模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已无法满足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的时效要求。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公司治理者必须随时掌握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和发展动态以及各种外部因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他们需要的是实时化的会计信息。唯此，才能形成预见性的分析判断，作出科学化的决策，进而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3)信息需求对象的个性化
传统的信息披露基本上是通过规范统一的财务报告向所有信息使用者提供几乎完全一致的标准化信息，很少考虑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信息使用者因决策对象和达到的目的不同，所需会计信息之间的差别必然增大，传统的信息披露方式根本无法同时满足公司治理中的个性化需求。
四、适合公司治理要求的会计信息系统构建的建议
会计信息系统构建并不是简单的会计组织结构、会计程序的计算机替代或者简单地将一些原来的会计组织按照电算化的要求改头换面进行重新的堆砌。一个好的会计信息系统，能将责权利三者有机结合，使得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充分发挥其效率，从而促进公司运行的良性循环。会计信息系统应该通过采纳公司治理中所强调的整体观念，使得会计信息系统更好地和公司战略发展相契合，共同达到为企业谋取最大利益的目的。
1、基于企业流程再造(BPR)管理思想进行会计信息系统的构建
流程再造是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企业流程再造(BPR)的核心思想是：在新的企业运营条件下，若企业原来的流程已不再适应新的环境，则需要改造原来的工作流程、管理流程，以提高工作效率和顾客满意度，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使企业能更适应未来的生存发展空间。
业务流程再造下的会计信息系统应该具备强大的信息源，这是公司治理的要求，也是确立新会计信息系统构架的基本前提。因此，必须站在流程的角度，打破部门的界限，对业务流程中的信息流进行深入分析，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会计流程进行再造，将无效或低效的流程最小化，提供更为相关的实时信息，从而为组织增加更多的价值。基于BPR思想的会计信息系统构建方法为：从市场竞争全局出发，通过对产业价值链和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分析，以提高竞争优势、满足顾客需要、实现工作流程的快速响应和敏捷通畅为目的，重构企业的流程运营模式和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再分析流程运行中的信息需求及信息流动。构建支持流程运行的会计信息系统。业务流程重组后的会计信息系统如图1所示。
在此模型下内外界用户均可通过指令直接从DBMS中获取相关数据或信息，或通过在线系统进入企业网业，获取相关的历史信息与预测信息、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定性与定量信息等，并按照各自不同的目的生成适合于各自决策模型所需的特定信息。在此模型下，可以尽量避免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均衡信息分布，瓦解经理人的超级信息地位，阻止其逆向选择，使得会计信息的如实披露有一个内在保障机制。
2、利用事项会计来构建会计信息系统
索特教授在1966年参与编写《基本会计理论》一书时指出“财务会计人员的任务只是提供有关事项信息，而让使用者自己选择适用的事项信息”。根据其观点，通过单一财务报告体系提供的会计信息难以满足所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不同决策需要，那么何不将企业经济活动的主要事项提供给投资者，将根据这些基本事项生成会计信息的任务转移给投资者(投资者个人如何生成会计信息，如何利用会计信息是投资者自己的事情)，以更好地实现信息加工和信息使用的连贯性，避免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不相关无休止的指责。
“事件驱动”是一种计算机术语，是指当某一特定事件要求代码进入工作时程序指令开始执行。也就是说，在平时，对源数据信息不进行进一步的顺序性加工处理，当决策者需要某项专用信息时，只要驱动相关专用信息代码处理，由于计算机的高速度，随时可以满足要求。在事件驱动的方式下，可以把信息使用者所需要的信息按使用动机不同划分为若干种事件，为每一种事件设计相应的“过程程序”模型。当决策者需要某种信息时，根据不同事件驱动相应“过程”处理程序，从而得到相应的信息。这样一个事件驱动的体系结构，既能提供多种视图驱动应所能提供的全部视图，又能避免数据重复存储和数据不一致问题。此外，这种体系结构还集成了信息处理的实时控制。数据库中的处理单元在业务发生时捕捉业务数据，既能执行业务规划和控制，又能校验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过标准编码的源数据信息，可以满足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所有的信息使用者使用，使数据真正做到同出一源，实现共享。更进一步讲，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信息使用者造成的影响。
利用事项会计构建的会计信息系统如图2所示：
以事项作为会计分类的最小单元，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系统，收集、挑选、整理并存储、传递原始信息，形成数据库(DataBase)和数据库管理系统(DBMS)。会计信息系统借助计算机系统与生产经营各系统建立信息联系，实现数据兼容和信息共享。数据的输入、输出不仅更便捷，而且还能够实现历史数据与未来预期数据、原始数据与分析数据、会计数据与其他相关经济活动数据的结合。各信息用户已不再是单纯的被加工数据的使用者，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重组数据结构。
五、结束语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篇7
通过前段时间的学习，自己觉得公安机关作为国家专政机关，必须牢记十六字方针，在涉及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松动。“解决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为解决工作和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目的、没有指导思想，我们的工作就不能干好”。因此，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为统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体做好以下几点：
一、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工作导向，强化政治担当，落实政治责任，全面提升抓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让党的旗帜在行业上下永远高高飘扬。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抵制错误思潮，推动更多党员、干部真正做到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管到了任何时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不管形势如何变幻，都要确保党对行业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不能旁落。
二、坚定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
党的报告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就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始终把统一思想、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理论武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紧紧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旗帜鲜明支持正确思想言论，大力弘扬正能量，密切关注、坚决防范错误思潮和政治谣言传播。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1篇8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转贴于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篇9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第二、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第三、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4]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第四、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5]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的法的现象，都是
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戴维.伊斯顿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6]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7]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引自：《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前言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主要趋势回望》，第6-7页。
[2]《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美，戴维.伊斯顿著，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页。
[3]同前，第557-558页。
[4]同前，7-10页。
[5]同前，第15-19页。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和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我们紧紧围绕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牢牢把握党在新时代的建警治警方针，毫不动摇地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整风的精神，着力解决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不断纯洁公安队伍，努力锻造“四个铁一般”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为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子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下面结合工作实际，谈谈认识和体会。
一、政治建警
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要牢牢把握对党绝对忠诚这一建警之魂，不断强化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着力夯实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服从党中央命令、听从党中央指挥。因此，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增强行动自觉，用一场全面的、坚决的、彻底的自我革命，整肃纪律作风，纯洁公安队伍，锻造一支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
二、从严治警
打一场铁腕治警、正风肃纪的攻坚战。我们要把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一步立起来、严起来，坚决清除公安队伍中的“两面人”，要突出“严”字当头，强化系统指导，常态化组织开展政治督察、警示教育、队伍状况分析研判，做到紀律作风进一步严明，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推动教育管理监督全面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深入落实，管党治警长效机制有效运行、担当作为更加有力，执法公信力不断增强，维护安全稳定的能力水平明显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明显提高，以更加严明的纪律作风和更加优异的工作业绩充分展现公安队伍新形象。要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头雁效应”，坚持刀刃向内，以上率下自我革新，从严从实抓好整改，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努力培育担当意识，发扬实战精神，提振队伍精气神，提升队伍战斗力，不断开创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三、锻造铁军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系统论
[作者简介]陈妮（1965-），女，广西桂平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张俊青（1979-），女，山东定陶人，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广西南宁53002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网络环境下‘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实效性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JGA343，项目主持人：陈妮）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6-0149-02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是高职院校学生的必修课，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明确指出：“高等职业学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代企业优秀文化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加强实践育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学生自信心，满足学生成长需要，促进学生人人成才。”因此，在新形势和新要求下，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是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从系统论的视角，改革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在培养学生成为“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立足于高职院校学生思想实际，从系统论的角度，通过整合优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和建立课程建设机制等维度，探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的改革和实践，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性。
1.提出“四个维度”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创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系统工程。以创新教育理念为先导，从系统性和整体性出发，提出政治的高度、教改的力度、实践的广度和系统的深度“四个维度”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其中，保持政治的高度是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的基本前提，加大教学改革的力度是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的内在要求，拓展实践的广度是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的重要保证，注重系统的深度是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的潜在动力。围绕这“四个维度”，从整合优化教学内容体系，改革教学方法体系，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和建立课程建设机制等方面，系统创建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实效性的工程，构建多维度、开放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体现高职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要求。
2.构建项目化、专题式的教学内容体系，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教学的首要环节是对教材内容的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富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教学内容。我们坚持“内容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把握教材体系的基本脉络，结合高职院校定位和学生特点，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内容体系，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例如，结合自治区区级“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精品课程建设，把行动导向法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以学生成长成才规律为主线，以培养“优秀交通人”为目标，开发8个教学项目，而且每个项目明确了教学的主题和学习的任务，针对不同专业职业素养的需求，采用套餐式教学内容，构建“项目化、套餐式”的教学内容体系。又例如，结合自治区区级“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精品课程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围绕着专题教学目标，把握好“四个点”――教学重点、理论难点、社会热点和学生思想疑点，结合好“四个情”――国情、区情、校情和学情，开展有效性的教学活动，构建了“模块化、专题式”的教学内容体系。
3.构建“教、学、做”合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和方法体系，凸显高职教育特色。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方面，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
首先，构建各具课程特色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一定教学理论或教学思想的反映，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行为规范。基于高职院校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标，根据不同课程的性质特点，构建各具课程特色的教学模式。
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我们按照“项目分析―教学（学习）任务―开展探究―成果交流―理论提升―知行统一”的基本思路，构建“项目为载体、任务为驱动、三课堂联动”的“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新模式。使理论传授与自主探究、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知识习得与行为养成相结合。又例如，我们以“事实的感染力、思考的深刻性、知识的系统性、实践的现实性”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本思路，构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事思识实”的教学新模式。以“三贴切”为原则，设计教学案例，从学生关注和感兴趣的事实、事件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引发学生对“为什么”进行思考，并探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理论本质，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然后在课内和课外组织和策划学生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进一步感知事、深化思，提高识。
其次，构建多样化、互动式的教学方法体系。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教师开展教育活动的依托者，也是教育活动的体现者。然而，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才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与创新能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注重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根据教学内容，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参与式教学。一是通过问题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辩论式教学法等教学形式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即兴反应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案例式教学。通过精心选择中外历史上的经典案例、改革开放过程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典型案例，以及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鲜活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引导学生在比较中思考，在分析中选择，在综合中提高。单纯的理论讲解必然会使学生感觉枯燥、无味，而鲜活的案例会使学生在思考现实问题时，运用所学习的理论，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三是围绕课程主题，开展项目化教学。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共同实施一项完整的项目工作，增强了独立与协调的工作能力，锻炼了掌握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提高了整体认识水平，体现了“做中学”的教学理念。
4.构建“教、研、赛、培”四位一体的课程建设机制，提升教师的教科研水平。良好的课程建设机制，是保证课程教学质量的保障。我们注重教学、科研、竞赛、培训四方面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一是以相关课题的研究为依托，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提供学理支撑，通过开展课题研究、精品课程建设，以研促教，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加理论营养；二是积极参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软件比赛、精彩一课等教学竞赛，以赛促教、以赛促改，切实提高教学水平；三是加大教师培训的力度，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修、学习考察、参加学术研讨会创造条件，逐渐将教师培训工作经常化和制度化。
“教、研、赛、培”四位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机制，培育了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创新型教学团队，为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提供了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参加各类培训及社会考察，使教师进一步提高了理论水平，了解国情，开阔视野，增强感性认识，丰富教学素材，提高了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从开放的视角，构建“四平台、四结合”的多维开放的教学模式
立足于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和优势，从开放的视角，充分整合育人资源，发挥课堂、校园、社会和网络四平台的作用，构建起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网络与现实、知识教育体系与自我教育体系融为一体的多维开放的教学模式，构建多层面、开放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实现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我们以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为载体，拓展实践的广度，加强实践育人。充分发挥课堂、校园、社会和网络四平台的作用，实现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网络与现实、知识教育体系与自我教育体系的有机结合。
1.与课堂教学同步，积极开展第一课堂实践，加强认识性环节，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在课堂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利用课堂讨论、辩论、演讲、角色扮演等方式，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教育教学活动，提高学习积极性和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主动实践、自我教育的目的。
2.与校园文化建设同行，积极开展第二课堂实践，增强体验性环节，成为第一课堂的延伸。通过知行社等社团和协会，举办“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论坛”，营造“政治方向对、学术氛围浓、文化品位高、道德风尚好”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增强消化理论知识的能力，在亲身体验中提高道德实践能力。
3.与社会和专业实习联手，积极开展第三课堂社会实践，深化应用性环节，成为第一课堂的拓展。一是建设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二是利用学生寒、暑期开展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等实践活动；三是在专业实习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将专业实训基地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地群，有针对性地对各个专业的学生开展了解社会和企业的实践活动，架起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协作的桥梁，实现双赢。
4.与网络资源共享，积极开展虚拟实践活动，强化拓展性环节，成为第一课堂的辅助。利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网”，精品课课程网站，通过“网上参观”“网上影院”等颇具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形式，弥补现实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拓宽实践渠道，体现课内课外、网上网下教育教学的开放性。
三、结语
从系统论的视角，改革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通过创新教学理念，整合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手段和建立课程建设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增强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从开放的视角，充分整合育人资源，发挥课堂、校园、社会和网络四平台的作用，构建起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网络与现实、知识教育体系与自我教育体系融为一体的多维开放的教学模式，实现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
系统治理理论范文篇12
【关键词】家庭治疗；社会工作；家庭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家庭在结构、功能、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变迁、家庭变迁为家庭社会工作走向专业化、正规化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核心家庭的大量出现、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离婚率的升高、家庭冲突的增多、青少年问题的凸显等促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家庭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国内外研究人员进行了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家庭治疗的功效。家庭治疗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渗透到了成人精神分裂症、心身症状、障碍、成瘾、抑郁、焦虑、婚姻压力、亲子冲突等许多领域，吸引了具有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已由一种鲜为人知的治疗方法发展成为一门应用广泛的学问。家庭治疗作为一种治疗模式，是以整个家庭作为治疗的单位，着重的焦点在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关系和沟通问题，是处理人际关系系统的一种方法。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都是与家庭、与家庭其他成员互动的结果，个人的问题不单单是个人问题，可能与家庭系统有关。所以家庭治疗的对象不只是病人本人，而是通过在家庭成员内部促进谅解，使每个家庭成员了解家庭中病态情感结构，以纠正其共有的心理病态，改善家庭功能，产生治疗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系统式家庭治疗、结构式家庭治疗和萨提亚的家庭治疗模式已在中国内地被广泛应用和传播。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设，首先介绍到中国的是系统家庭治疗模式。其中以赵旭东为首的研究团队对系统家庭治疗模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研究。在中国，结构家庭治疗以香港大学的李惟容博士为代表，她是米纽庆（Minuchin）唯一的华人弟子，也是著名的结构家庭治疗师。李惟容博士一直致力于结构家庭治疗的研究，香港家庭研究所也在她的努力推动下得以成立。香港家庭研究培养了包括家庭医生、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科医师、社会工作者在内的专业人员，为有需要人士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家庭治疗课程，这也为结构家庭治疗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至于萨提亚家庭治疗近年来在中国内地的兴起，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学者对萨提亚（V.Satir）原著的翻译，如易春丽、叶冬梅合译的《新家庭如何塑造人》（2006）；章晓云等翻译的《萨提亚家庭治疗实录》（2006）；聂晶翻译的《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2007）等。另一方面中国国际萨提亚学院在北京、广州设立了萨提亚中心，大力发展和推广萨提亚模式，这也使得萨提亚家庭治疗很快在中国内地得到广泛认可。还有众多学者对家庭治疗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都为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一、国内学者关于家庭治疗的研究
利用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对“家庭治疗”的搜索结果①进行文献研究得出，中国国内学者对家庭治疗方法的应用和研究多在临床精神病学、心理治疗与咨询中，在教育教学和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才刚刚起步；对搜索结果内的相关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得出，有关家庭治疗的研究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经典家庭治疗方法的介绍研究
家庭治疗模式的出现产生的重大影响被视为继心理动力学、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之后的“第四势力”。它带给社会工作和心理治疗以崭新的视角，把关注的焦点由案主本人转向家庭。
国内一些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术角度从整体上对家庭治疗进行了介绍，以汪新建、韩丽丽、马希权为例。汪新建（2004）从关系的探究和调整的角度，对西方家庭治疗产生的学术背景、基本框架和近期的发展进行了全面介绍。[1]汪新建对家庭治疗的介绍偏重于心理治疗，而韩丽丽（2005）则基于社会工作的立场，从社会变迁引发家庭问题，家庭社会工作运用专业方法对家庭问题的解决来介绍家庭治疗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四个流派：萨提亚（VirginiaStair）的家庭沟通治疗、敏努钦（SalvadorMinuchin）的结构治疗、哈雷（JayHaley）的策略治疗、鲍卓勉伊-纳吉（IvanBoszormenyi-Nagi）的脉络治疗。[2]而马希权和赵旭东（2010）更偏重于从精神病学方面对家庭治疗的起源和发展、现状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作了一个整体介绍。[3]还有一些学者对家庭治疗进行理论综述和研究综述，为以后的研究者理清了思路并提供借鉴。如郑满利（2003）的《家庭心理治疗理论研究综述》；[4]姚建忠（2010）的《国内家庭治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5]于春红、郑洁欢（2011）的《家庭心理治疗的理论及其应用》等。[6]
在具体理论流派的介绍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系统式家庭治疗、结构式家庭治疗和萨提亚的家庭治疗这三个经典家庭治疗流派。1988年，由于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设，系统家庭治疗模式最早介绍到中国内地。其中以赵旭东为首的研究团队对系统家庭治疗模式的治疗理念、具体操作技术和临床实践方面进行了全面又深入的研究。如，赵旭东《系统家庭治疗关于治疗关系的观点――附中德比较》；[7]杨昆和汤宇等人的《系统家庭治疗常用技术的临床运用研究》、[8]《对18岁以下心理问题者进行系统家庭治疗的研究》、[9]《系统家庭治疗技术的临床运用》；[10]还有杨眉的《系统家庭治疗家的提问技术――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心得》；[11]张明廉、袁国桢等人从临床应用方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的系统家庭治疗疗效研究，[12]还有刘爱英、罗锦秀等人对儿童癔症进行系统式家庭治疗等。[13]
国内学者对结构家庭治疗的系统介绍，赵芳（2006）[14]的研究最为全面。她从结构家庭治疗的产生和发展、国外、港台以及中国内地的研究现状等方面对结构家庭治疗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实际运用过程中遇到的文化阻抗进行思考，探讨结构家庭治疗与中国文化之间达到“契合”。还有祝菡（2007）[15]以结构式家庭治疗在实际运用中的实用性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为思考点，对结构式家庭治疗的现实运用做了比较深刻的应用评价。而萨提亚家庭治疗在中国内地的兴起，除了一些学者对萨提亚专著的翻译和中国国际萨提亚学院在中国内地的成立外，还得益于一些学者对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的关注。杨明娟（2008）[16]对萨提亚家庭治疗的理论基础、人性认同模型以及沟通姿态、转化历程、家庭重塑、角色舞会等主要的治疗方法和技术作了简要介绍。王琪、杨帆（2008）[17]则对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中局限性和优越性进行了评析。在实际应用中，吴燕霞（2007）[18]使用萨提亚治疗模式在改善大学生自尊和人际关系方面进行应用性探索；陈海芹（2008）[19]通过团体辅导实验证明了萨提亚治疗模式对初中生亲子冲突进行干预的有效性。
2、关于家庭治疗最新进展的研究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家庭治疗受到后现代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与挑战，在经历发展的黄金期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敏感的把握到这种变化趋势。如茆正洪、赵旭东（2010）对西方家庭治疗的五个新趋向的总结，介绍了建构主义的影响与社会建构主义的治疗模式、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影响及叙事治疗、女性主义的影响及性别敏感性治疗、多元文化主义及文化敏感性治疗、整合的趋势。[20]对家庭治疗新趋向研究的学者还有汪新建、吕小康、赵芳、李洪涛等。汪新建、吕小康（2007）[21]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本流派林立的家庭治疗领域出现了一种整合性的理论思潮和实践取向。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对整合性理论的构建，二是技巧层次上的整合，三是对促成疗效的共同因素的综合。赵芳（2010）[22]也认为整合是当代家庭治疗发展的主要趋势。在整合的同时更加强调治疗过程的系统化与综合性，并致力于对特定情境下特定家庭问题的研究，以响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家庭事实。
在家庭治疗的整合性的主导潮流下，国内学者也看到了女性主义也对家庭治疗提出了质疑。李洪涛（2000）[23]意识到传统大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以及家庭系统长此以来对女性的不平等期待造成的当前女性的矛盾处境。他倡议应将社会性别的理念纳入家庭治疗过程，警觉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范与限制，以治疗促进两性的平等与发展。汪新建（2005）[24]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对传统家庭治疗理论模式和方法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概括为四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强调用政治的眼光看待家庭；二是反对谴责母亲；三是主张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问题；四是正视家庭暴力。
另外，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叙事治疗（尤娜，2005）[25]和聚焦于问题解决的短期治疗（申雯，2007）[26]等家庭治疗的新模式的理论和技术进行梳理和介绍。
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技术，给中国内地的家庭治疗带来了崭新视角，也为家庭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更多可能。
3、关于家庭治疗的实证研究
在家庭治疗的实际运用中，从应用领域来划分可分为：精神卫生、心理咨询、教育、社会工作领域。范围较广且有代表性的的实证调查主要在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领域，如赵旭东、许秀峰等人（2000）对90例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成员实施系统家庭治疗，比较治疗前后精神症状、社会功能和家庭动力学变化。结果显示，与治疗前比较，患者及其家庭成员治疗后在精神症状、社会功能和家庭动力学均有积极变化，证实了系统家庭治疗的疗效与家庭认知、情感模式及交往行为的改变相关。[27]杨昆等人（1999）在1994年4月至1998年2月，共对73个18岁以下有不同诊断的索引病人的家庭进行了系统家庭治疗，认为系统家庭治疗技术适用于中国青少年儿童家庭，可逐渐推广、应用。[28]朱臻雯（2003）选择青少年的视角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家庭三角关系，设计三角问卷，把被试青少年分为控制组，情绪问题组和行为组，得出结论：不同性别的青少年在家庭三角关系中表现没有显著差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卷入家庭三角关系没有影响；有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的青少年较之没有问题的青少年更多涉入家庭三角关系中，有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的青少年在三角关系中的表现没有显著差异。[29]
而家庭治疗在社会工作和教育领域的应用大都是个案介绍。孔芳（2012）把家庭治疗的理念带入家庭教育中。她在西方家庭治疗理论中，依据家庭发展阶段论观点，关注儿童发展的各阶段主要任务，发现家庭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儿童与家庭的逐渐分离，这与传统中国人家庭成员之间过度追求依恋的现象有极大的区别；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家庭各次系统之间保持清晰的界限，避免形成各种三角关系，培养良好的家庭教育互动模式，能更好地保证家庭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30]
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在社会工作领域引入家庭治疗的研究还很少，现存的一些研究主要涉及青少年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如张微（2007）的《结构式家庭治疗在家庭社会工作中的应用―以对一个混合型家庭的治疗为例》；[31]卓彩琴、招锦华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家庭治疗策略分析―基于三个典型家庭治疗案例的质性研究》（2008）；[32]朱孔芳的《家庭治疗模式在社区青少年服务中的应用研究》（2010）；[33]刘学兰、李丽珍等人的《家庭治疗在青少年网络成瘾干预中的应用》（2011）；[34]刘新莉的《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社区矫正个案分析》（2011）等。[35]
由以上家庭治疗的实证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家庭治疗在中国国内虽有发展，但发展缓慢，缺乏理性而有效的实践模式的构建，案例分析报告过于简单，缺乏长期追踪调查和深入研究。
4、关于家庭治疗的本土化问题研究
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家庭治疗在中国二十年多年的发展和实际应用过程中，也遇到了文化阻抗和“水土不服”问题，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思考。李颜苗和梁（2005）[36]通过对中西不同的家庭文化观的比较，探讨家庭心理治疗在国内应用的特色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对国内学者提出建议：家庭心理治疗涉及到诸如文化、历史等范畴，国内学者在应用其方法时不要盲目照搬西方的理论，要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发展中国特色的家庭心理治疗。梁志秀、孙丹等人（2006）[37]在对家庭治疗本土化的思考中指出，中国家庭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注重权威、强调等级，重视亲子关系等，为家庭治疗理论与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和基础；而家庭治疗则进一步发扬了中国文化中人文精神和家庭本位的思想，二者的有机结合将是家庭治疗中国化的真正出路。姚丽（2010）[38]明确指出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对家庭治疗的本土化的阻碍，使得国内社工在运用家庭治疗方法开展工作中面临三个本土化问题：介入、取得信任和改变家庭互动。对家庭治疗本土化的研究还有陈红莉（2006）[39]的《社会工作本土化：文化视角下的家庭治疗》；刘志红、阮曾媛琪（2008）[40]的《系统家庭治疗在中国的适用性分析》等。
社工在具体运用家庭治疗方法开展家庭社会工作时，不应拘泥于某一流派，应博采众长，顺应时代潮流，结合中国文化背景，针对中国家庭的特点和现实需求探索出本土化的家庭治疗服务模式。
二、对国内家庭治疗的评析和展望
国外关于家庭治疗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已十分成熟，这为家庭治疗在中国社会工作领域的应用创造了良好条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国外关于家庭治疗的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西方家庭治疗产生于二战后家庭问题丛生的条件相似，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开展也是社会转型期间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尽管国内许多学者和临床工作者把目光转向家庭治疗，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整体来说，在社会工作领域，国内对家庭治疗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和技术的“引进”阶段，具体的应用工作处于“摸索”阶段。第一，在理论研究中，对家庭治疗缺少系统梳理，对家庭治疗的优缺点的批判性研究不够，在家庭治疗与中国家庭之间、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够深入，对本土化家庭治疗模式的构建几乎是一片空白；第二，很多实证研究只是运用家庭治疗方法对某一问题进行简单干预，而缺少对具体的治疗过程的详细的阐释和深入追踪研究。家庭治疗是一种整合性极高的方法，而家庭社会工作更是囊括了社会工作中的众多群体，在具体应用时，需要社会工作者针对不同家庭、个体不同需要，选取一种或多种合适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致力于恢复个人的重要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改善家庭功能，达致最好的服务效果。
家庭治疗作为一种分析人类行为的新框架，将案主的问题置于更宏观的系统―家庭等群体之中来分析，这种方法不仅为解决个体问题提供了帮助，避免造成对案主的指责，同时也为解决与个体相关的组织系统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家庭治疗这一理念也可以运用在各个系统之中，如学校、企业、机构、小团体等，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推动家庭治疗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检索时间：2012-6-1；检索关键词为“家庭治疗”或“家庭心理治疗”或“萨提亚模式”；检索范围是从1983年到2012年，在全部数据、全部期刊中，匹配度为精确，查询范围为全部目录，搜索结果共有1226条；选择查询目录为医药卫生，其他检索条件不变时，搜索结果为共有记录999条；选择查询目录为教育和社会科学综合，其他检索条件不变时，搜索结果为26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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