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经典理论(6篇)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篇1
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
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和前提的质疑和否定，以及对新的因素如时间、信息、不确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虑，才使得一种更加复杂但却与现实更近的一系列经济思想被提出来。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经济分析的诸多因素中，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正逐渐的提高，人们对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入，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外，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已经被普遍接受，这样一种经济分析在现代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不同除了在假设前提及方法论[2]上背叛作为主流的个体主义、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交易成本、产权、意识形态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论对时间、均衡、价格机制及边际的信仰。
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了使复杂的世界便于认识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场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义者认为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制度行使一种简化识别负担（cognitiondask）的关键功能（制度经济学，史漫飞，142页）来解决问题。因为制度的一个功能就是使复杂的人际关系过程变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预见，从而不同个人之间的协调也就更易于发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成熟和进步。它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变量来约束和简化原来复杂的变量，而不是从复杂的变量中选取几个代表性的变量。如果这一思维方式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所接受，也许会有一场经济学的革命随之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中，由于信息、监督和执行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劳动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约定无法作出，人们相互沦为他人机会主义行为的囚徒而难以自拔。
因此，略为思考一下，我们就能体会到制度对于化解变化莫测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制度使他人的反应更可预见，世界更加有序，从而使一个人更加容易与一个复杂的世界打交道，也使个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负荷识别”（cognitiveoverload）。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个定义已为制度经济学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认为制度是一系列为社会所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和政府以法规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约束的规则网络，它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带来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解决人来面临的合作问题，创造有效组织运行的条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动并排除某几类未来事件时，它们也减少着“远期无知”（forwardignorance）它为人们创造一种信心，使人们感到，生活中的常规很少变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们限定了指向未来的风险。
并且，用制度降低复杂性的效果可以相当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给人们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文明的、有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协调成本很低，风险有限，人们能有在家的感觉，周围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时，制度能增强生产要素—如劳动—在满足人类需求上的效能，这种作用的方式类似于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如资本，资本使劳动更加有效率。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制度视为一种宝贵的生产性资产，制度经济学家因此把制度称为“制度资本”（institutionalcapital）。
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在经济分析中贯彻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产权在市场理论中的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家运用产权作为分析经济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论运用价格机制一样驾轻就熟，左右逢源。
资本主义系统以建立和保护排他性私人产权的制度为基础。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却没有系统的有关产权的理论。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预先假定了产权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确定的，那么就不用考虑它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了。
实际上，产权在经济运转中具有多种功能，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产权，它能使人们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预期，它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损，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教大地内在化的激励（将受益和受损的效应内在化）。
如果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还不能说服新古典经济理论家把产权纳入经济分析的视野，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指出，产权并不想新古典理论所假定的那样，是确定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而且从来没有一个产权是完整的，产权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权利束所组成，它分成不同的权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产权。而且产权功能的发挥并非无条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类型的产权，如私有产权、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经济功能是不一样的。但一般地，竞争的逻辑表明，对一个人产权的更完整的界定减少了不确定性，并会增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费用与原因，产权从来没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过。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的初始界定就不影响交易，正因为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所以经济资源的的有效配置与使用必须以产权界定为前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新古典经济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经济理论对正统理论的否定与背景，而是对其的扩展。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知识，技术，财富，自然资源，和人口的函数，而新制度经济理论的经济函数还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产权、不确定性、意思形态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发展而言，制度经济学尽管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卡尔-马克思或约翰-凯恩斯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义在新的发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马克思在例如经济制度的性质和生产理论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凯恩斯及后凯恩斯主义者在例如不确定性和货币理论方面的成果吸引近来。
二、研究的趋势：是统一，还是并行？
在我们认为正统经济学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换或资源配置，以及有关的决策，忽视社会和经济环境对于个人偏好的塑造，无视生产技术始终是不断变化的时候，新古典经济理论也不是一直毫无进展。实际上远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势，有时候甚至在经济理论领域出现攻城掠地的势态。
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研究的范围上的扩展，必须肯定的是这种发展是积极的。新古典理论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展可以从边际主义分析[3]在公共选择领域的运用和最大化假设在集体行动分析的锋芒中看出来，新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后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理论在公共管理理论嫁接移植的杰出表现。
我们首先要区分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或集团理论）理论，因为他们在当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中常被混作同一理论来看待，因为他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很大的共性，实际上他们是新古典理论中不同分析工具的运用，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两个不同方向。
丹尼斯-谬勒对公共选择作如下定义：“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经济研究，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学。”可见，公共选择研究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政治市场主体依据公共价值和政治规则作决策选择。决策选择实际上是价值选择，而价值问题正是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用武之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决策理论的有用工具。因此，公共选择理论是用边际分析去研究非市场决策行为，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如果说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集体（政治集体）的价值选择，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则是构成集体（政治组织中的政治家和官僚）的成员对于这一价值激励的响应的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可以从个体理性和最大化假设逻辑地推出集团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而事实上由于“塔便车”[4]行为的存在，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手段以便个人按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否则，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是不会采取行动来实际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的。它是新古典理论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最大化假设分析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运用，研究的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区别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公共价值选择。但共同的是他们确实都是新古典理论分析范围的扩展，更不能把他们视为制度经济学所攻下的又一坐城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学派的这些发展，在上述领域的边界上很快悄然停止了。他们既不想也不喜欢把技术的决定因素导入分析系统，再可以与新制度经济学会师与政治学这样的情况下悄然却步，在根本上反对考虑这些塑造或影响个人嗜好与偏好的因素。虽然少数正统经济理论家的路标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跨越这种边界就要求形象、范式和基本意识形态相应地作巨大的变动，这显然是新古典主流派经济学家所不能接受的。
以上两个方面是新古典理论分析的主动出击，同时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扩展还表现在新公共管理学者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原封不动的全盘引进。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行政学发现自己除了一些规范性的概念阐述外，实在没什么分析工具能让人信服它作为科学管理理论一员的地位，于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从人性假设到边际分析、竞争市场理论的全盘引进，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
在不作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以上三种情况都被称作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扩展，这是因为在目前的状态下，制度经济学派的成分混杂不纯。但从研究的方法和所运用的分析工具做深入的区分，不难看出，不管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集体行动理论他们所坚持的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框架，一般认为这是主流派对其反对者制度学派的渗透，他们试图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中去实现制度主义的目的。正如他们正在和已经所做的，如贝克尔对社会组织和习惯的分析，奥尔森的集团理论，不坎南对政治决策的过程的分析，斯蒂格勒对政府管制的分析，以及波斯纳对法律的系统分析等。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甚至已经作出了比制度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制度分析。
而考察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看出它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边际、均衡的分析。塞谬尔斯认为，“制度学派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整体主义和进化主义”（《制度经济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求助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竞争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他们宁可参加现实世界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例如特殊制度的运行，企业——政府关系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他们倾向于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相对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它具有以下特点：
1、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计算，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
2、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结构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把它纳入其制度和文化背景，而预言性模型在解释人类行为时总是仔细地陈述假设和演绎的含义。
3、它所采用的心理学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行为主义把人类行为的根基建立在制度结构（标准，工作规则，用法和习惯）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偏好上，这种个人偏好由于其内省式主观特征而被看做是不可靠的。
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静止的，机械的均衡研究方法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的时候指出，正如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均衡的常态，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变迁与制度的演进，研究由于技术变化所致的社会、文化、心理、法律和组织形态的变迁，研究的应该是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历史的横断面，进而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和他们所适应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预测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等[5]。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的影响
如果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在制度的框架内去实现制度主义目的的尝试和新制度主义经济理论统称为新制度经济学，那么它的研究内容被认为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社会理论层面。从制度的角度看，是指镶嵌在社会制度之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习惯、传统、道德、信仰等，主要体现为一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
第二层面是社会的制度环境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于一个社会的正式的游戏规则，体现在产权制度、政治制度、司法、官僚、行政体制等正式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对组织治理机制的分析。因为社会正常运行是有成本的，而契约治理是通向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有效的治理结构能重新形成激励。
第四个层面就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的范畴所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注重技术创新分析，而忽略了组织创新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寻找组织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方式来纠正它。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心的是前面所说的制度分析四个层面中的前三个层面，即关于意识形态、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的制度问题。而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司法和行政体制等，它们都是国家发展中的关键因素，并且可以就其进行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同时，许多公共政策问题也与制度的第二、第三层面相关。包括意识形态在内，它们都是传统政治科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新度经济理论发展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国家一向作为传统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国家理论也是多数政治思想家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试图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国家作为影响经济绩效和制度变迁的内生变量纳入分析框架，并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国家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的起源、特征与目的，国家与产权制度的形成，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意识形态与国家的相对稳定性等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在把经济分析的研究方法导入国家理论，从而形成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范式的同时，也为政治学研究科学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与途径选择。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到最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较多地关注这一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家则把他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行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作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仰，意识形态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因此，意识形态构成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作用作出道德判定。因为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ideologicalendowment）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个人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具有货币时间价值；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合乎理性的意识形态信念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提醒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思想的科学价值的重新再认识。
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如把经济分析运用与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集体行动理论等，他们被认为是开辟了政治科学研究的微观领域走向科学化的光明途径，建立可验证和可预测的系统化的微观政治科学成为可能。此外，将制度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分析政府机构中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视角，提供了加强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政府结构效率的依据，开辟了政府机构行政改革的新途径与新思路。这些都对政治科学的研究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参考书目：
1.《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林毅夫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douglass.c.north收于《制度变迁与财产权力——产权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柯武刚、史漫飞，商务印书馆，2000
4.《制度经济学派》，傅殷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5.《公共选择理论》，方福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制度经济学》，塞谬尔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第二册，933页
7.《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英）g-m-霍奇逊，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8.《威廉姆森谈新制度经济学》，刘凤义，《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一期
9.《新制度经济学》，彭得琳，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政治科学》（第六版），（美）迈克尔-罗金斯等，华夏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探析》，黄新华，《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信息问题：新古典理论认为个人的完全理性及所掌握信息的全面性、完整性被认为是作出正确的决策选择的前提条件。但现实中不仅信息的获取是困难的，而且个人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理性的。
[2]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个体主义和静止均衡的，而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整体的和演进的。
[3]在接下来的文中将会提到，安东尼·唐斯于1957年在其《民主的经济理论》一文中通过把正统的边际分析运用于政治领域而进行了这种扩展。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篇2
关键词：朱熹;经典;诠释;大学生;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2-0067-02
朱熹不仅是著名的儒学集大成者和理学家，他的解经思想更是让后人十分赞叹，对后世学者解经有着巨大影响。著名西方诠释学研究专家潘德荣非常赞赏朱熹的诠释思想，认为他在中国诠释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于施莱尔马赫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的地位”[1]。朱熹在谈到读书方法的时候涉及他的经典诠释方法论，他说：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2]（《文集》卷五十六《答陈师德》）在这里，朱熹实际上表明了三种经典诠释方法，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是对文本的语言诠释，其目的在于求得文本的本意;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则是对文本的体验诠释和躬行诠释，目的在于求得文本的义理。
一、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论
（一）唯本文本意是求——语言诠释
宋朝初期的文人学士多用义理”去解读经典，丰富和发展了儒学，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弊端，有学者为了彰显新意，不顾儒学经典之本意，仅凭己意解说。朱熹针对此种现象指出：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至于近世，先知先觉之士始发明之，则学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为陋矣。然或乃徒颂其言以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于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辗转相迷”[2]。（《文集》卷七十五《中庸集解序》）朱熹认为，造成这种学风盛行的原因在于不少学者不去反复求证圣人的本意，甚至有人脱离文本的章句结构、不尊重经典本意而凭己意解释，为求新意而高谈阔论、空谈义理，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从他道理上来。”[3]（《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唯本文本意是求”的经典诠释方法，是指通过对文本的语言分析去理解文本的本意。经典文本是由文字语言固定下来的作品，通过对经典的言语和章句结构分析可以了解圣人的思想，因此对经典文本的语言解释便是解释文本的重要环节之一。朱熹认为文本有一个原意、本意，并且通过文本的语言最终可以探寻到文本的原意。但是否真的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本意呢？其实，在对文本的解释活动中，人们追寻着原意”，而得到的往往是不同于原意”的新的意义，或者说在原意中融入了新的意义。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固化或者测定文本作者心理的标准，读者无法回到作者写作当时的状态，在时间上有一个差距，读者在理解文本的时候，只能依靠自身的经验和主观性去揣测文本的本意。朱熹主张唯本文本意是求”，体现了他对文本本意的追寻、尊重文本的客观性，但纯粹意义上的本意是无法达到的，在经典诠释活动中避免不了主观性的发挥。
（二）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体验诠释
朱熹批评脱离章句训诂、以己意解经的做法，注重解经的语言诠释方法，但他同时意识到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面，得到的只能是文本的字面意义和表层意思，而发掘不到圣人的微言大义和内在思想，这样就会影响到文本的义理发挥。在这里，朱熹实际上涉及经典诠释中主观性发挥的问题。从文本来说，其书写出来就是让读者去阅读理解的，因此，无论是文本的字面意思、本意还是更深层次的义”，最后都要作为读者所能领悟到的意义体现出来。
体验诠释是建立在语言诠释基础上的更为有效的诠释方法，仅仅对经典文本的语言进行讲解讨论，固然是求其义理的途径之一，然而在朱子看来，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3]。（《语类》卷一百二十）朱熹在谈及孔孟之道时说过：讲习孔孟书。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3]（《语类》卷一十九）台湾学者林维杰对朱熹的这番话有其独到的见解，后人面对的圣人去今久远，自然不可能跳出来说话，这是‘时间距离’的限制。但口不能言乃是表面现象，实则圣人活泼跳跃的言语已落实成贞定笃实的经典文字（孔孟书）呈现在读者面前，只要读者通过以‘心’（自己心）比‘心’（孔孟心）的体察、对照，便能克服语言的异化与时间的羁绊”[4]。不难看出，他们二人在此都强调了通过语言可以解经，可以知文本本意，但这个过程也需要读者主观性的参与，体验诠释就是针对文本的一种心灵的深入思考过程。
（三）穷理为先力行终之——躬行诠释
对文本的语言诠释是在文本意义层面上进行的，体验诠释是就理解者自身而言，它涉及的是主体自身的心理因素，这两种对经典文本的诠释方法都没有达到以致其用”，即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世界里诠释文本。穷理为先力行终之”是对文本的躬行诠释，这种诠释方法强调日用之道，认为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诠释活动，是朱熹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思想，在朱熹的经典诠释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日用常行，宋代哲学家王阳明在其《别诸生》中曾说过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句话的大意是：那些平常说的大道理，就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就在他们与生俱来的行为习惯里。朱熹这里的日用常行之道”指的就是在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诠释经典，是一种经世致用之道。
朱熹所提倡的躬行诠释方法用一句话概括为，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以力行终之”[2]。（《文集》卷五十四《答郭希吕》）就是说对义理的诠释，最终要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所有对经典的解释和理解，还需读者内化为自己的思想与德性，读者只有在尊重文本本意的基础上切身体悟了圣贤之言，并按照圣人的教导去践行，才能说是真正理解了圣人之言。朱熹对解经之道的理解甚是独到，他在读书目的这一问题上也有过探讨，读书须是晓得文义了，便思量圣贤意指是如何？要将作何用”[3]。（《语类》卷一百二十四）朱熹认为读书不仅仅是增进知识，更需要读者懂得前人的微言大义，秉承其智慧，做到力行”其德性：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2]（《文集》卷五十四《答郭希吕》）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的诠释学思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一种理解，也是强调实践操作的学问，具有经世致用的特点，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二、朱熹经典诠释方法论对大学生阅读经典的启示
（一）尊重文本本意的客观性，不可主观臆造
不论是中国传统经典还是国外经典著作，都是记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代先贤有影响力的著作，它们之所以能够得以传承，根源在于它们内在的生命力，在于记录了前人的思想和观点，后人可观其著作得其智慧。当代大学生是学习和传承经典非常重要的群体，对于中学生来说，大学生有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及充足的时间和自由的环境，因此要特别重视大学生对经典的诠释，在这里，朱熹便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诠释方法论。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时候，要尊重经典文本的客观性，不能脱离文本的本意去理解，亦不可为了凸显自己的新意而随意解释经典文本。同时，朱熹注重从文本的语言文字上把握经典文本的本意，这是求得文本义理的重要途径之一，当代大学生要培养深厚的语言功底，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解释经典文本。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他注重阅读前人经典，并在尊重经典本意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不是随意解说，如果不尊重经典的本意、主观臆造，就会同那些坐谈空妙的文人学者一样，沉浸于自己的解说中，无法达到与前人一致、甚至更高的境界。因此，大学生对经典文本本意的把握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处理不好这方面的问题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进入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理解。
（二）发挥主观性，积极体验文本的深刻含义
经典文本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了圣人的思想观点，更在于后人可以研读经典，并从中寻求到圣人的德性和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又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需要读者在把握了文本本意之后用心体验和领悟，也就是朱熹所说的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当代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热情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觉得经典的文字枯燥无味，阅读经典不如看电影和玩游戏来得直观刺激。其实不然，之所以有这种消极态度是因为大学生没有体验到经典的深层含义以及圣人的智慧所在。倘若大学生能够坚持学习经典并有所感悟的话，他一定会是一个有思想、有德行的人，这对大学生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是有益的，而感悟经典最重要的是发挥主观性、积极体验。举例来说，一个从未去过西藏的人听别人描述西藏是如何的天高云白、风和日丽，那里的人们是多么热情洋溢，如果只是单纯地听，脑海里一点画面都没有，必然体验不到那样的美景。但是我们总是会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经历，发挥自己的主观想象努力地搜寻我们记忆中与之相符合的画面，如此，便能形象地体会到是怎样和谐的景象。阅读经典也是这样，单纯地看语言文字只能理解作者的意思，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体验，我们才能懂得蕴含在文字中的深刻的含义和真挚的情感。总之，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时候要尊重文本本意的客观性，但纯粹意义上的文本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要想更好地理解文本，需要大学生发挥主观性，体验文本的深刻内涵。
（三）注重实践，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真理
在朱熹看来，理解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某种纯粹的客观知识，更是为了提升理解者的整个精神境界与内在德性，诠释主体要想使自己所懂得的义理转化为自己的智慧，除了体验圣人之心，还需要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中践行所明之道。在大学里，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身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而大学生的主要素质包括知识、智力和技能三个方面，学习知识的目的是指导实践，智力和技能更需要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培养和提升。圣人之言载于册，而圣人之言本身也是一种隐藏的知识，其来源乃是日用常行的生活世界，大学生想要求得真正的文本义理，需要用心体验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圣人之言，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穷理为先力行终之”。
总体来说，高校的发展空间相对于中学来说更为自由和个性化，大学生可以根据个体的实本文由WWw.dYlW.net提供，专业和以及教育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际情况自由全面地发展自己，其中，提升自己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就是自觉阅读前人的经典著作。经典著作中有很多思想和方法具有真理性，对大学生为人处世和解决问题仍有借鉴意义，大学生在阅读经典的时候，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意义的解释，更要懂得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最终要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这一思想，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是积极的、有益的思想。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篇3
关键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价值实践价值统一性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依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历程，不仅与形形的唯心史观划清了界限，而且也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彻底批判，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展示于世人面前。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承载马列主义真理内容。
真理的展示性、传承性与传播性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虽然马列主义的展示、传承与传播是多路径的，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其主要载体。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凝聚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领域的艰辛探索和劳动付出，汇聚了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取得的丰硕科学成果。马列主义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考茨基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杜林主义、“左”倾或右倾等错误思潮相互斗争的历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记载了马列主义的诞生、发展和成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矛盾关系，宣告“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把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置于客观的现实基础上，体现了真理的客观性、现实性、实践性以及真理发展的必然性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因为人类历史发展非直线型而是螺旋型趋势，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注定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将会出现各种如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预示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对此我们应保持头脑清醒，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充满坚定的信心。
（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体现马列主义真理属性。
马列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毋庸置疑，但马列主义并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随着时代特别是实践的需要而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主要由其经典著作来承载，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也主要由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提供现成答案的绝对真理，而是一切要以时空为转移，把其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与实际需要紧密结合并加以丰富和发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深刻揭示了马列主义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也强调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的必然性和紧迫性。马列主义著作蕴涵的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要求人们必须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全面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指导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要求人们不能拘泥于马列主义的条条框框，不能搞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而是始终要坚持和发扬实践主义精神，在实践中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蕴涵马列主义真理信仰。
信仰是指在缺乏充分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对它给予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态势。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不主张把他们所创立的理论称之为信仰，也不喜欢别人把他们所创立的理论称之为信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要把所创立的理论区别于信仰，因为他们所创立的理论不是要求人们盲目地信从，所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仰。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传播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逐渐把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向工人广泛传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了工人政党对待信仰的态度，提出“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的异质性，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像以往的信仰一样披着宗教的外衣或打着宗教的幌子，而应该立足现实性与关注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列宁在给波·尼·克尼波维奇的信中说：“我非常满意地读完了你的书，我很高兴地看到您着手写了一部严肃的著作。通过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检验、加深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信念。”俄国十月革命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逐步从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曾说：“在1920年，我开始被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帮我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邓小平则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在访问古巴期间同卡斯特罗会谈时，针对西方国家扬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将在全球消失的谬论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应在全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实践价值
回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马列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深广影响是任何理论、学说和思想所无法比拟的。巴黎公社的伟大壮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表明了马列主义伟大的实践价值。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任何时候只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能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列宁正是熟读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经典著作，创造性地走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在帝国主义发展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道路。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生解体和演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善于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与时代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甚至一些主要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列主义，推崇西方的价值观。历史上的“左”倾、右倾主义路线给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带来的危害，也足以说明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经典的真理性，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经验主义等背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必然会导致失败。
（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击破各种社会思潮的锐利武器。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多样化、利益多元化、意识多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各种意识形态交错激荡，各种舆论粉墨登场，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如果缺乏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就很容易为这些歪论所迷惑，误入思想的迷途。在国际上，面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西方国家为遏制我国发展，大张旗鼓地抛出了“中国”；面对我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西方思想家又开始鼓吹“中国崩溃论”。在“中国”、“中国崩溃论”破产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抛出了所谓的“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富问题等承担国际义务，但所承担的义务远远超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应尽的国际义务。在经济全球化日趋加速的当今时代，涌现的各种思潮会更多，明确和践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实践价值，就能抵挡住各种思潮的侵蚀。
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
（一）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决定了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马列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不是自我加冕的，它具有理论发展的严密逻辑性与严谨论证性。马列主义的诞生和发展，是不断汲取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它承袭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精华，体现了马列主义与人类文明的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王明“左”倾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惨痛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也表明，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马列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则国强民富、勃勃发展，反之则国力衰弱、民族纷争不断。解体前的苏联曾经是世界超级大国，与美国平坐平起，解体后国力大大削弱。毋庸置疑，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颠覆的原因诸多，但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则是最深层次的原因。为此，中国共产党员要“联系国际国内的形势和矛盾斗争，有的放矢地选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以更好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决定了马列主义理论的民族性。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探索人类解放道路、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充分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心血结晶，是人类思想库中的瑰宝。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因其成长经历、教育背景、语言运用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他们无法也不可能单靠自身力量，完成全世界范围内向无产阶级乃至更多的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任。只有既精通马列主义，又精通本民族文化特点、表达方式和利益诉求的马列主义者，才能担当此重任。世界民族因经济基础、地域限制、心理根基、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的不同和差异，决定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统一于民族性而没有固定的模式。例如，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列主义精髓，善于利用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谚语、歇后语、典故等，把让中国人民感觉深奥、晦涩、难懂的马列主义真理表述得栩栩如生、有声有色；邓小平继承、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振兴与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各民族坚持马列主义、探索本民族发展道路树立了光辉榜样，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87；2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742-7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317.
[苏]克鲁普斯卡娅.哲夫译，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0：182.
李锐.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254.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篇4
一、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必要性
在本科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只知道原理及其方法论，却不知道这些原理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社会背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谁提出，也不知道它存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什么？等等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学习原著后，这些疑虑都迎刃而解了。通过对原著的研读，我们才认识到原理与原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理来源于原著，其在忠实于原理的基础上对原著所论述的理论逻辑化、系统化。原理与原著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学习原著能够获得比原理更全面，更深入的知识，利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因此，我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在研读经典著作上，实现原著自身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二、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强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根与梢、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在坚持和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从原著的学习中加深对原理的理解，不能对其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而要做到全方位的认识，扎实理论知识，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之中，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所以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进行拓展和创新。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几代领导人苦心孤诣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寻找到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尤为重要，只有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更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只有通过原原本本、反反复复、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才能深入了解、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才能进一步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才能不断增强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伪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如果没有对原著的研读，我们对原理的理解就会天马行空，曲解其内在的含义，不能正确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果不研读原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将失去深厚的根基，偏离正确的轨道。
三、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增强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对客观事物的把握，不仅依赖经验，更依赖理论思维，只有通过理论思维，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它们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性。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吸取了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令人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可以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一些措手不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对于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及整体联系，培养我们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不要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哪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在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不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不是片面地使用他们的个别词句，而是将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当时俄国经济文化状况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了救国救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灵活地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生活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升华和发展。
四、善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思维，提高践行理论实践的可行性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篇5
在教研室，李思维先生长期耕耘于教学第一线。他善于组织更新教学内容，使之既有理论深度又实效显著，教学方法一向以循循善诱，化艰深为浅显而著称。他授课教态亲切，语言生动，于是，以前被学生称为“苦汉语”的古汉语变得不再“苦”，而是学得有趣，获益显著。为此，他多次获得校级教学优秀奖，并荣获曾宪梓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
李思维先生在教学尽力的同时，又为充实、深化教学内容，而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侧重于历史词汇、语义和普通汉字学。所著《汉字形音学》中，在汉字的发生、汉字体系的形成、汉字的性质等问题上，与郭沫若、周有光、裘锡圭争鸣，提出了更符合汉字实际的独立见解，有着自己的建树。在历史语义的判断上，如先秦的“缉熙”，魏晋的“消息”，唐宗的“向”等，都优于《辞海》的解释。
1997年，李思维先生业已退休。因华中师范大学所承接的《中华大典》项目迟迟未能启动，他又受命牵头，组织《中华大典》编纂组，主持其中的《语言文字典・训诂分典》的编纂。他不辍，将自己退休后的时间和全部精力，无私地投入到这项造福国家、泽被学林的重大文化工程建设之中。先生未曾想到，这项工作一做又是十五年。
《中华大典》是一项由我国以国家的名义和力量来组织编写的一部中华古籍优秀文化资料总汇的大型系列类书，是一部可以和历朝最著名的大型类书相媲美的中国古典文化的集成。
《中华大典》于1990年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启动，被列为部级重点古籍整理项目和《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经费4亿元人民币，参加编纂的专家学者约3000人。《中华大典》编纂工程于1989年开始试典，1992年正式全面铺开，全书一级经目分为24个典，包含100多个分典，规模宏大。这24个典是哲学典、宗教典、政治典、军事典、经济典、法律典、教育体育典、语言文字典、文学典、艺术典、历史典、历史地理典、民俗典、数学典、物理化学典、天文典、地学典、生物典、医药卫生典、农业典、林业典、工业典、交通运输典、文献目录典。
《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在编排上以现代图书分类方法为参照，同时吸取《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类书编纂体系的长处，以古文献资料辑录的形式，对先秦至1911年我国文化典籍进行梳理、汇编，涵纳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及佛道众教文献、方志等书籍中的优秀文献资料。成书后预计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堪称跨世纪的最大文化出版工程，乃华夏泱泱国学之大观。
中国古代编纂的类书约700多种（张涤华《类书流别》），自公元222年《皇览》成书以来，至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古今图书集成》，都是收集典籍文献资料的宏富之作，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无论在资料的赅备和体例的严谨上都是有缺陷的。《中华大典》将弥补以前类书的不足，并尽量收入经过整理的古籍版本以及考古学成果和散见在国外的文献资料，在编纂上要体现出既有现代的学术高度，又尊重传统的学术体系、学科结构的学术面貌。
《中华大典》是惠泽后人的文化建设，是中华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风貌的一次集中展现。它将有利于海内外专家学者考察、研究中国文化，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文化工程。
湖北省承担了《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任务。大典湖北工委约请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分别负责《语言文字典》中三个分典的编纂，我校承接的任务是《训诂分典》的编纂。专家们一起讨论了分典的编纂原则，认为《〈中华大典〉编纂及校点通则》和《〈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编纂总则及校点条例》是编纂《语言文字典》的规范。在体制上以清代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为框架结构参考。分典以经目和纬目两个分类系统统摄整个款目，纵向经目分为分典、总部、部、分部四个级次，横向纬目系统又设立题解、论说、综述、传记、纪事、著录、艺文、杂录、图表等目属。整个体例系统经目、纬目纵横交织，用以网纳、部约所征集的文献资料，体例谨严，条理秩然。例如《训诂分典》就设立训诂理论总部、语义通释总部、经籍注疏总部、方言俗语总部、语法修辞总部等5大总部，下辖16个部，横向纬目则列在总部或部下面。
《训诂分典》始事于1997年。训诂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古人虽然有着极为丰富的训诂实践，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直至近代，由于现代语言学对传统“小学”的影响，训诂学才彻底摆脱古代经典的附属地位，发展成为一门有自己的原理、方法和有专门研究对象和研究术语的学科。古代学者的训诂理论和训诂实例，有的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训诂专书（包括专著体和札记体）如《尔雅》、《广雅》、《经义述闻》、《经籍纂诂》等著作中，但更多的是散见在他们研读、传习经典时随文注疏的实践中。古代文献中，运用这种训诂体式整理过的典籍多不胜数。即以儒家经典《诗经》而言，自汉代毛亨《诗故训传》、郑玄《毛诗笺》始，历代有关《诗经》的训诂的著作不绝如缕，至清代，《四库全书》就著录有146种，这还不包括之后的著作。
摆在李思维先生和他的编纂组面前的繁重任务，首先就是资料普查。古籍浩如烟海，内容良莠互杂，先生于众多的典籍中爬罗剔抉，稽查寻检，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有的重要的书籍，一次普查尚怕有挂漏之处，须派第二位资料员再普查一次。据先生介绍，编纂组先后普查过的书籍超过3000种。为避免有遗珠之憾，一些稀见的抄本、稿本也进入他们的视野，比如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晚明张宗缙抄本《白涯书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清人胡世琦的手稿本《小尔雅义证》等。稽选训诂资料的具体工作也是极其繁杂的。首先，要选择最好的、字迹清晰、字体较大的版本，将选中的资料复印下来，断句、标点，然后附上专门的资料引得卡片，并注明此段内容应放在经目或纬目的某一目类上，字迹不清晰的，尚要用专门的稿纸誊抄一遍。自然，这些资料的取舍及如何编辑，都需主编最终过目。先生坦言，材料的标点、校勘及取舍，是对人的学养和研究能力的严峻考验。几年的编纂工作，他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并且将之上升为类书编纂的方法论认识，比如，在谈到资料的去取原则时，他总结了几点认识：
一、分析材料时，眼力体现着研究者学术能力的高至与浅陋，要能看出材料在哪个方面能显示什么问题。
二、要有正确的判断力，应该知道某一材料应该安放在什么地方，才能最大限度地显示材料的信息功能，材料安放不准，还不如古人的“长编”。
三、无论是字典、辞书抑或是类书的编纂，都要对该种书籍的功用、特点、编排和检索形式有深入的认识，要考虑所有的材料怎样才能构成一个合理的体系。
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前人在古籍校勘领域内，每有将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经验归纳为理论而获得成功的例子，例如，元代岳浚校刻《九经》、《三传》，将其校勘经验总结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后来，他列述的这些校勘条例，成为人们研究、校勘古籍的重要理论。试想，当《大典》编纂工作结束后，如果有人能将各地编纂者的编纂经验加以总结汇合，形成理论，将会极大地推进我国工具书编纂理论的研究，成为惠学后代的有益工作。
谈到是什么机缘促使他从事这项工作时，李思维先生颇以感慨系之：原来，当1992年华师领命编纂《训诂分典》时，先生并非编纂组成员。或许是因为人们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得还不够，或许是因为这项工作我国当代学者以前从未接触过，人们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领命两年来，却未启动。这使得大典湖北工委着急了，来我校和华师摊牌，华师当时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接受还是放弃这项任务。在有关领导的动员下，先生方应允牵头《训诂分典》的编纂工作，当时，他可谓是临阵受命。说及此事，先生一脸肃然，说：“我当时就是想为华师的学人争口气，为华师争口气。”领命之后，先生立即组织纂修班子，研究编纂体例，分嘱有关事宜，不到两年，就拿出了110多万字的送审样稿，且一次通过。
谈到参加《大典》的编纂有何感受和获益时，先生说，“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是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的责任是要通过《训诂分典》，显示这个学科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重要作者，重要论述和他们所达到的高度，以及他们的成败、得失，他们的贡献与局限。《分典》不是简单地再现前人的成绩，而是要达到今天的学术高度，要让研究者从中获得这个领域中的精华和借鉴。他坦言，通过《大典》的编纂，自己才真正深入到训诂学这个学科领域中去了。先生认为，这几年的工作，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带领下，一批年青学者在这里得到了锻炼，他们的业务和研究能力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提升，学养更为厚实。这些青年学者，近年来都逐渐成为各个单位的学科担纲和领头人。
古往今来，学子士人辛勤刻书、著书，名随书行，或可于辛苦中有所慰借，然而先生凌越于这些见识的是：他将推广发扬文化遗产，传延惠学后代视为己任，自觉地承负起繁衍学术文化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尤其令人敬佩。
李思维先生领修《训诂分典》时，已过花甲之年，且患有心脏方面的疾病。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摩挲披览，老而不倦，将全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之中。兄弟院校编纂工作的进度，像滴答作响的钟声，时时敲打着他紧张的内心，呕心沥血的工作不断吞噬着他的健康，2008年8月，他倒在病魔面前，住进了医院。病榻上，常有难以排遣的忧结袭扰着他，他忧虑的是，当《大典》编纂进入关键的收官阶段，他病倒了。他还忧虑，确实有一些年长的学者，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克竟《大典》修纂工作，而不得不惜别他们钟爱的事业。幸得昊天眷顾，一段时间后，先生得以病愈出院，回到了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上。病愈后，先生一如既往，往来于家和编纂工作室之间，夜以继日地披览寻检于古籍文献之中。
李思维先生是一位老党员，他不仅学德高超，而且极为关心国家大事。在2011年开展的创先争优，党员公开承诺活动中，先生庄重承诺：要竭尽全力，做好《训诂分典》最后定稿、出版工作，言辞间显现出这位老人的一腔报国之情。
心理学的经典理论篇6
同志在中央党校20__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其一，有助于从根本上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在新的形势下，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原原本本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二，有助于从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无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我们要学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其三，有助于从纵深层面上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现在我们党已经拥有8000多万名党员，一大批具有高学历、高素质等特点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但不少人没有经过长期严格的党内生活考验和艰苦条件锻炼，党性意识、理论素养相对比较欠缺。中央党校曾有学员反映，听老师讲《费尔巴哈论》原著课后，了解了唯物史观曲折发展的历程，认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有了真正在思想上入党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要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素养，加强经常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要管用
中央党校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育和教学。从教学实践看，领导干部平时工作繁忙，难得静下心来读经典，即使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也不可能把所有经典著作读完。因此，读经典，一要精，二要管用。具体来说：
要选择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篇目来读。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集中概括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再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为撰写“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写的总的导言，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论证了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科学方法。还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用通俗的语言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类似这样的经典著作，一定要重点研读，从中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魅力。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哲学是基础。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掌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作为重点，养成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习惯。
要选择对当代中国实际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篇目来读。比如《资本论》这样的经典著作，虽然是以19世纪初期至中叶的资本主义为背景的，但其中阐发的关于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分配、生产、消费、流通等方面的原理，对今天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类似这样的经典，必须重点研读。要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力求从新的视角读出新意，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认识。
要以《选编》作为基本读本来读。马列著作卷帙浩繁。目前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50卷，约3200万字；列宁全集有38卷，约1600万字。底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共10卷，《列宁专题文集》共5卷。要求一般党员干部自己从中选择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具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读，是不切实际的。《选编》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组织编写，重点遴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具有代表性的著作25篇，还附有6个方面的专题论述摘编，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适应了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实际和理论需求，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实用性，是党员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基本教材。
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在求真务实
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应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既要通过学习经典原汁原味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又要切切实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做到“四个结合、四个着力”：
一是结合坚定理想信念和增强党性修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体现着鲜明的群众立场和党性立场。《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读经典，要深刻体会这样的立场，牢记共产党人的立党宗旨，坚定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坚持真理，增强党性，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二是结合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共同的理论品质，具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点。读经典，要深刻领会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从源头和基础上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观点和体系，以及这一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更好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
三是结合提高战略思维与领导能力，着力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方法论。领导干部读经典，要重点学习经典著作中所阐明和运用的科学方法，并善于运用这些方法，准确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前进道路上的主流和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