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规(6篇)
地方法规篇1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像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特权要求一样,在我国,商品(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地方权力宪法化的要求。撇开军阀割据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史界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8年)正好与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相契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平衡的必然。“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度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所谓的‘地方主义’。”②作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潮的体现,从192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自1921年12月11日湖南省宪法通过后,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纷纷开始制定省宪,谋求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架构,既然是在以地方权力平衡中央权力,以保障民治之实现,所以联省自治运动的本质,便是在争取较多的地方权力。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虽未能完全成功,而成为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但是地方分权精神之取向,却为社会普遍容纳和吸收甚而民国13年改组后的中国在其一全大会的宣言中,仍强调了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③“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原因复杂,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地方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中央的人,地方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地方利益无处不在,大到立法与政策制定、国计民生,小到造桥修路,都有中央对地方的利益平衡及“何予何取”的问题。尽管在法律层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地方利益,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等。但从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并未在地方权力宪法化方面有任何实际的步骤,修宪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欠缺,它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会人为地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二
我国学界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在宪法中规定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不仅联邦制国家的联邦与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由宪法所规定,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地方权力。“二战”以后制定宪法的单一制国家无不有此规定;在历来将地方视为中央人的法国,于198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剧变后新独立的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一)法国宪法不明确规定地方权力产生了严重误导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由于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再加上其修宪活动频繁,法国宪法对人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法国作为有中央集权的传统的单一制国家,在大革命胜利之后制定的1791年宪法中基本没有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由于以卢梭的人民学说为指导思想,虽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强调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没有规定地方的权力。总的说来,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到1982年,法国地方权力没有得到宪法的保障,民选的地方机构权力十分有限,地方权力一直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派驻地方的人手里。法国的这一做法被许多宪法学者误认为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通用模式,因此将其描绘为单一制国家的重要特点,在论及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往往以“地方是中央的人”加以表述。
1982年,长期恪守不在宪法中规定地方权力的法国也不得不开始了地方分权改革。改革的根本动因是长期的中央集权导致行政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盛行,尤其是其不符合世界潮流,不利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1982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关于市镇和省、大区的权利和自由法》(简称《权力下放法案》)。随后,法国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令,将《权力下放法案》中的地方自治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大区、省、市镇三个层次的地方自治主体资格;中央取消对地方自治主体的监管,只要地方自治主体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其管理地方事务的任何行为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1983年以后,中央政府扩大地方事权,陆续将经济发展与计划、市镇建设、住房、土地整治、职业训练、交通运输、教育、文化、环境保护、警察事务等职权划归地方。
(二)大多数单一制国家宪法明确了地方权限
1.除法国外,“二战”前制定宪法的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只是具体规定各有不同。如1814年公布、1983年重新公布的《荷兰王国宪法》第132条规定,“省、市的设置及其行政机关的组成和权力,均由议会法令规定”“,对省、市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办法由议会法令规定”,“除议会法令另有规定者外,省、市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无须事先请示批准”“,省、市行政机关征课地方税,以及省、市行政机关同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均由议会法令规定”。④1921年公布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宪法》第110条规定:“各行政区之存废组织,及其本身职权范围内以及委办之任务,均由法律规定各区的财产和地方治安实行自治管理,但直接受中央政府监督。”
2.“二战”结束后制定的资本主义宪法均规定了地方权力,或者在宪法中明确地方的具体权力由法律加以规定。如1948年实施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五章规定了“区、省、市(镇)”,第115条规定:“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区为具有自力和职能的自治单位。”第119条规定:“区在共和国法律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享有财政自治权,共和国法律协调区的财政自治权与国家财政、省和市(镇)财政之间的关系。”1967年颁布的《巴拉圭共和国宪法》第14条规定:“为便于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国家领土分为若干个省。由行政机关授权负责行政省的当局和这些当局的职责和义务由法律规定。司法和行政权的方式也由法律规定。”1976年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其中第237条规定:“民主国家组织包括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是拥有为本地区全体居民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代表机关的区域性共同体。”第239条规定:“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与组织及其代表机关的权限,由法律根据行政分权的原则规定。”第240条规定:“地方财政的管理由法律规定,其目的在于经由国家和自治机关公平分配公有资源,并对同级自治机关间的不平等作必要的调节。”
3.剧变后新独立国家的宪法普遍规定了地方权力,不仅明确地方权力由法律规定,而且普遍明确规定“地方自治”。1990年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131条规定:“州是地方管理单位和自治单位。州的区域范围由法律规定州机构的组织和权限由法律规定。大城市可以作为州来调节。”第128条规定:“保障公民们的地方自治权利。地方自治权包括就有关地方意义的公民需要和利益作决定的权利,特别是就有关场地调整和市镇建设规划、村庄和居民区的调整、公用事业、关心儿童、社会保护、文化、体育运动和技术知识以及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作决定的权利。要制定关于地方自治的法律。”第129条规定:“地方自治单位依法可以是区和县或城市。它们的区域范围在事先征求了该地区居民的意见后,由法律规定。地方自治单位的组织和各机构的权限,由它们的章程依法作出规定。”第130条规定:“地方自治单位的机构在完成地方事务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依据法律和章程行事,仅受共和国主管机构的法律监督。为进行工作,国家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法律在区和县或市建立地方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组织和权限,由法律规定。”1991年的《罗马尼亚宪法》第119条规定:“地方行政单位的公共行政工作遵循地方自治原则和公共事业分权原则。”1991年的《马其顿共和国宪法》第114条规定:“保证公民实行地方自治的权利。自治地区是地方自治单位。自治地区按照法律规定从自己的收入来源中以及从共和国的基金中筹集财政资金。地方自治议会由议会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法律规定。”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38条规定:“斯洛文尼亚的居民在区和其他地方共同体中实行地方自治。”第142条规定:“区的财政经费靠本身的来源筹集。凡是经济不够发达不能完全保证任务实施的区,国家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标准保证向它们提供补充资金。”1992年的《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和管理”,其中第119条规定:“赋予国家疆域内法律规定的行政区以自治权。这一权力通过地方政府委员会行使自治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程序由法律规定。”第120条规定:“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自由和独立行使职能。”第121条规定:“地方政府起草和批准其预算。地方政府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范围内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设立地方税,规定由预算负担的税和关税的征收。”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第140条规定:“地方自治是地区群体在
乌克兰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地解决本地的问题。”
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是个纲领性文件,但仍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之间职权的划分由法律加以规定。其第16条就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⑤但此后我国历部正式的宪法均没有地方权力的规定,这既是因苏联1936年宪法的影响,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原因,因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完全没有地方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地方的权力要求。
而“二战”以后,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在地方关系上出现了趋同的状况,单一制国家没有纯粹的集权模式,联邦制国家也不是单纯的分权模式,即“没有纯粹的中央集权模式,也没有纯粹的地方分权模式”⑥。尽管各国的具体规定千差万别,但实行中央(联邦)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是几乎所有国家共同的模式选择。这不仅是一种潮流,更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一种必然。
(一)在我国宪法中规定地方权力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下放”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旋律。首先是从1980年起,中央改变了“统收统支”的政策,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以扩大地方的财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1994年起,更是实行“分税制”,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关系。其次是下放了部分人事权,其中最典型的是确立了干部“下管一级”的原则,并将地厅级干部的任免权下放到省一级。第三是下放了地方的部分事权,在注意地方财政利益的同时,加强了地方对具体事务管理的权力,如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物价管理权、外贸管理权等。第四是下放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原中央企业的下放不仅增强了地方的经济实力,而且使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力得到了加强。第五是切块下放了中央的经济特许管理权,如1982年对经济特区、1984年对14个沿海开放城市赋予了较多的经济特许权力。中央权力的下放,其本质是一种地方分权,这种分权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它不仅减轻了中央的决策与管理负担,而且形成了多层次、多范围的决策机制,初步形成了国家权力运用中的层级管理模式和地方利益驱动机制;使得地方开始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初步形成了地方竞争的格局,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不过,这种纯属政策层面的“权力下放”模式对于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格局,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其一“,权力下放”虽未直接违宪但并无宪法和法律依据。在法治条件下,政府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其二“,权力下放”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在高度集权国家中,这种不平衡却有着明显的人为色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的省份完全扮演着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输出的角色,国家限额以上的工业投资完全不考虑这样的省份,造成这些地方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改革开放以来,在“权力下放”模式下,人为的非法治的因素仍然居决定性地位,最具“含金量”的经济管理放权政策如经济特区政策、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等又完全不考虑这样的省份,甚至自筹资金的工业投资也受到中央的限制,严重影响了这些地方的发展。其三,“权力下放”模式的不确定性给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有的权力该放却没有放,而有的权力不该放却又放得过早;有的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涉及到全国统一的经济市场、农民工保护、教育收费、矿山安全、环境保护、税收减免等诸多方面挑战中央的权威。
既然“权力下放”是一种必然,那么就应该寻求“权力下放”的长效机制。我们认为,要有效地解决“权力下放”模式的问题,必须借鉴其他法治国家的成熟做法,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使地方权力宪法化、法律化,即形成层面的地方分权格局。2000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立法法》,初步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划分作了法律层面的规范,对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地方应行使的国家权力内容
我们认为,将来应通过下位法的邻接,将宪法规定的地方权力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具体内容。
1.在政治权力方面。修改《选举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干部不能轻易调往他处任职,以尊重民意和维护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
2.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将除中央应保留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外的经济管理权限完全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地方政府负责本地的教育文化事业、社会事业、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环境保护等。
3.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分税的财政体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建立起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控制能力。
(三)建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体制
根据法国二十多年来实施《权力下放法案》的经验,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中央必须加强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改原有的“事前监督”为“事后监督”,主要是监督地方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地方“分权而不分离”,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将地方权力宪法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发展潮流使然。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利于真正体现人民原则,有助于持久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一种永续的动力。我们相信,只要在地方权力宪法化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权力监督体制,就不会影响国家的团结统一。
①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③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40～341页。
④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所引各国宪法条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该书。
地方法规篇2
近年来，我镇违法违规占地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有序推进。为认真贯彻执行土地基本国策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深入推进全镇“打非治违”专项整治工作，规范用地秩序，促进镇域经济社会平衡较快发展。经研究，镇人民政府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为期五个月的违法违规占地专项整治行动。为确保该行动取得实效，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坚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规范用地管理秩序为目标，坚持疏堵结合，专项整治与长效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严厉查处非法买卖土地、非法占用耕地建房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一批典型重大违法案件，建立防违、控违、拆违长效机制，切实扭转乱占滥用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不良局面，持续稳定耕地面积与质量，促进镇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整治内容
㈠村（居）民违法占地（特别是占用耕地）建房、乱圈乱占土地修建建（构）筑物的行为；
㈡非法买卖土地行为；
㈢非本村（组）人员违法占用集体土地建房的行为；
㈣以租代征、非法转让土地等违法行为；
㈤其他违法占地建设行为。
三、工作原则
㈠坚持依法整治原则
对已成型的个人违法建房，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查处，对在建一层以下的个人违法违规建房，责令立即停止施工并自行拆除违法建筑，恢复土地原状，否则，采取有效措施制止。
㈡坚持分类处理原则
1、违法用地符合下列情形，可补办用地手续：
⑴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镇（村居）规划，权属合法，无矛盾纠纷，符合个人建房条件，且占用耕地不超过130平方米，占用荒山荒地不超过210平方米，占用其他土地不超过180平方米。
⑵土地如涉及公路、交通、林业、水务、电力等部门管辖范围，经相关部门签字同意的；或违法占用的土地在规划范围以内，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
⑶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补办手续情形的。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律强制拆除在违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⑴在镇规划区内采取改正措施不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
⑵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镇（村居）规划，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
⑶违法占用耕地，且属独立屋场，影响比较恶劣的；
⑷在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区范围内违法建房的；
⑸自本方案下发之日起新出现的违法占用耕地建房的；
⑹属其他应依法强制拆除情形的。
㈢坚持突出重点原则
本次整治坚持对在违法占用土地上修建的建筑物控制一批、处罚一批、拆除一批，重点是农村村民违法占用耕地建房，严厉查处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和独立屋场建房；严厉打击国家公职人员、村（居）干部参与非法买卖土地和违法占地建房行为。
㈣坚持严厉打击原则
对本镇的违法违规建房，需采取强制措施制止的，依法依程序进行，以镇为主组织；对于极个别违法性质严重、占地规模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由县人民政府统一组织依法拆除。
四、组织领导和职责分工
㈠为切实加强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滩头镇违法违规占地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罗运河
副组长：谭邵益钱国强庞祥贵陈高君邓新
钱垂华廖昕炜颜少江（常务）周述忠
周小龙
成员：漆恋恋刘军王晓云彭国顺刘志强
肖华廖秋明文苏龙孙东华刘华云
黄中期刘小定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军兼任办公室主任，秦少辉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从相关职能部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办公地点设国土资源中心所，具体负责做好日常组织实施、综合协调、督促检查工作。
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违法违规占地专项整治工作负总责，镇长为国土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国土工作的副职、国土所长、行政驻村干部、连片驻村的国土员为直接责任人。各村（居）支部书记该村（居）国土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各村（居）主任为直接责任人。
㈢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对辖区内的违法建设逐一摸底排查，登记造册，并上报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完善违法建设巡查、制止、报告和拆除工作机制，确保已发生的违法行为得到有效处置，确保违法建设及时得到发现、制止和依法拆除。
㈣国土、城建、派出所、水务、林业等执法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及时查处违法用地；纪检监察部门要严厉查处国家公职人员非法买卖土地和违法违规建房；公安机关要严禁打击妨碍公务和暴力抗法行为；财政所要做好专项整治经费保障工作；文体卫站要加强对违法建设专项整治工作的宣传报道，加大典型违法案件的曝光力度，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五、工作步骤
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时间为：2014年4月1日至2014年8月31日，共分调查摸底、集中整治和整章建制三个阶段。
㈠调查摸底阶段（4月30日前）
镇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部署、落实村（居）民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开展违法违规用地排查工作，对本辖区内的所有违法用地逐村、逐户进行调查摸底，全面摸清违法用地性质、数量、面积等，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并上报县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集中整治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㈡集中整治阶段（5月1日至6月30日）
在整治工作中，镇人民政府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掌握本辖区内违法违规占地及建房现状，结合实际，明确整治重点，遏制违法用地行为，依法查处一批典型违法案件，持续保持控违高压态势。组建专门工作班子，安排专门工作经费，严厉查处、打击违法用地行为，有效扭转当前农村乱占滥用耕地建房的局面，并妥善处理好违法用地遗留问题，引导用地行为逐步走向规范。
㈢整章建制阶段（7月1日至8月31日）
及时总结本次清理整治工作成效和经验做法，建立完善日常巡查、举报受理、宣传曝光、违法用地监管等机制，严格审批程序，落实监管责任，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整治违法违规占地及建房的长效机制，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对村（居）土地管理工作年终绩效考核。
六、工作要求
㈠加强组织领导。各村（居）要加强组织领导，村（居）主任要切实履行起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的法定责任，有效组织开展本村（居）违法违规用地清理整治各项工作，各部门要加强协调，全力支持配合控建拆违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各项任务。
地方法规篇3
关键词：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不抵触
abstract：duetoth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article15clause1ofadministrativelicensinglaw，therearetworeadingsoflocaldecrees‘powertocreateadministrativelicensingaccordingly.someoneholdthispowershouldbelimited，whileothersargueforexpandingitmodestly.boththeseviewpointshavereceivedcriticism.apossiblesolutionistohaveamoderateandbroadunderstandingoflocaldecrees’powertocreateadministrativelicensing，andcontrolitthroughtheapplicationofnon-contraventionprincipleandtherelatedprovisionsofadministrativelicensinglaw.
keywords：localdecrees，administrativelicensing，powertocreate，non-contravention
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就该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也许因为立法者认为地方立法设定行政许可的空间已经随着《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继出台而明晰，或者是学者们不应有的疏忽，总之在《行政许可法》出台以后的有关立法释义以及理论著述中，大多对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这一话题着墨不多，即使有所论述，也是语焉不详。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地在对地方性法规进行行政许可设定清理的时候，却常常遭遇“地方立法的行政许可设定权究竟有多大”的困惑。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什么？是立法本身的模糊性使然，还是我国立法体制的复杂性使得这一问题扑朔迷离，更或者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就解决问题的层面而言，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究竟如何确定？
一、“设定（权）”词解
“设定”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最早出现在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中，尽管该法未对“设定”作出概念上的界定，但从上下文之间可以判断所谓的“设定”是区别于“具体规定”的一个范畴，简单地说，就是不以任何法律、法规的规定作为其具体存在依据的、制定原创性法律规范的行为。[1]（p123）相应地，所谓的“设定权”是指某个立法主体按照立法配置所享有的制定原创性法律规范的权限。
那么，行政许可的设定概念是否也在该种意义上使用呢？事实上，在《行政许可法》出台之前，甚至在《行政处罚法》之前，就有很多学者对行政许可的设定与规定作出了理论上的区分。《行政许可法》吸收了这些理论成果并借鉴《行政处罚法》，通过字里行间折射出其对“设定”的理解：
首先，行政许可的设定是一种立法行为。第三条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适用本法。可见，行政许可法规范的是两种行为，即行政许可的设定及其实施，前者是立法机关确定必须经过行政机关批准方可从事的行为范围，后者则是行政机关根据立法上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给予行政许可。从整部《行政许可法》来看，其第二章“行政许可的设定”正是规范各立法主体设定行政许可的立法行为，而其后各章则是从实施机关、实施程序、收费、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规范实施行政许可的行为。因此，两者是立法与执行的关系。
其次，行政许可的设定区别于“具体规定”。这一点可以从《行政许可法》第十四、十五条和第十六条之间的关系予以判断。该第十四、十五条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而第十六条则在此基础上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在法律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三个条文比较之下，设定与具体规定的概念也就泾渭分明：设定是首次独立自主地规定何种行为是必须经过行政机关批准方可从事的行为，在此之前实施的有效的法律规范均未认为该种行为是必须经过行政机关批准的；[2]（p35）具体规定则是在已经设定行政许可事项的前提下结合实施需要而作出的解释、细化。从学理上说，“设定”和“具体规定”都是广义的“规定”（“规定”是一个宽泛的上位概念），都属于立法行为的范畴，其区别主要在于是否以已有的法律规范作为存在依据。
本文对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探讨正是在这样的理解框架之下展开的。
二、对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两种解读及其评判
《行政许可法》对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界定主要体现在第十五条第一款：“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许可的领域，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界定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对此，在后文有论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事项”，围绕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出现了对文本意义上的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宽严不等的两种解读。
较为严格的解读认为，如果在某个领域，国家已有法律、法规予以规范的，地方性法规就只能在法律、行政法规创设的行政许可项目范围内进行具体规定，而不能创设新的许可项目。对此，有必要分成三种情况予以探讨：
1、地方性法规具有直接的上位法。这样的情况在地方性法规中非常普遍，因为地方性法规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使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的大政方针在本行政区域得以有效行使。[3]（p417）比如《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办法》（直接上位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直接上位法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等等。在这些情况下，地方性法规有与之严格对应的上位法，换句话说，在这些领域国家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就不能再创设新的许可项目。例如：国务院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设定了四个行政许可项目，即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许可，新建、重建宗教活动场所的许可、宗教活动场所改作他用的许可以及在宗教活动场所设置商业网点的许可。《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在对以上四个行政许可项目予以重申和具体化之外，还另外增设了三个许可项目：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成立须经批准、组织大型宗教活动由市政府予以审批、举办宗教培训班由宗教事务主管部门予以审核。在严格的行政法学者看来，宁波市增设这三种许可项目超越了其立法权限。因为就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这个领域（事项）而言，国家已经制定行政法规予以规范，而非“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并且，该行政法规已经将需要采用事前审批手段予以管理的四个行为设定了行政许可制度，对于其他的行为，比如宗教培训班的举办等，之所以未设定行政许可是因为没有必要设定。所以，下位的地方性法规新设许可是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2、地方性法规虽没有直接的上位法，但是在其他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中有对该领域的规范。例如：《浙江省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规范的是有关房地产开发管理行为，对于这些行为，没有专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第三章即是对房地产开发行为的规范，因此，就房地产开发管理行为而言，应当视为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能就此领域新设许可。再如旨在规范公路路政管理的《宁波市公路路政管理条例》也没有直接的上位法依据，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五章却正是对公路路政管理行为的规范。
3、就地方性法规所规范的领域（事项），既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律、行政法规，也没有在其他相关上位法中作出规范。严格论者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行政许可法》上所谓“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这些领域之所以没有中央统一立法，无非是两种原因：一是属于地方性事务，中央不宜立法；二是统一立法时机尚未成熟，故由地方先行立法。前者如《宁波市限制养犬条例》、《杭州市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条例》；后者如某些省市所制定的社会保障条例。在这些“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领域，根据《行政许可法》，地方性法规可以在必要时设定许可事项，所谓的必要，即指属于《行政许可法》十二条所列的事项范围。
不难发现，在严格的行政法学者看来，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仅仅存在于上述第三种情形。而宽泛的理解则认为在上述第三种情形下地方性法规自然有设定权，但前两种情况也不排除设定权的存在；只要上位法未对某个具体事项作出设定，地方性法规就有权设定。之所以造成两种宽严如此不等的理解，是因为两派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这一语句指向的客体理解不一，即把“事项”理解成“整个领域”还是“具体事项”？严格论者认为“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指向的是整个领域，而宽泛论者则认为指向的是具体事项。以上面列举到的《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为例，在严格论者看来，就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这个领域而言，已经制定行政法规，因此，下位的地方性法规只能在已设许可项目范围内予以具体化，而不能再创设新的许可。但宽泛论者则认为，虽然就整个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这个领域已经制定行政法规，但具体到小的事项，比如举办大型宗教活动，上位法并未对此作出规范，因此，该小事项属于“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地方性法规可以就此设定行政许可。
从表面上看，对语句指向客体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宽严不等的两种解读。但根本地，笔者认为两派观点的实质冲突在于对地方性法规立法空间的不同认识。严格论者从传统的法律保留原则出发，认为设置行政许可的隐含前提是对从事特定行为的限制和普遍禁止，按照现代法治理论，凡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设定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义务，或者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予以限制甚至剥夺，均需通过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或者由立法机关作出明确具体授权，并由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加以规定实施。因此，行政许可应主要由中央统一设定，只是考虑到地方事务的多样性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法律不可能作出全面的规范，才赋予地方性法规有限的设定权。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从一开始就仅仅定位在管理地方性事务这个层面上。[4]（p36）在《行政许可法》出台之前的理论界讨论中，甚至有更激烈的主张认为应当以宪法明文规定行政许可设定权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部门无权设定行政许可，而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设定行政许可。[5]
但是这种把“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指向客体理解为整体领域的严格解读受到了许多的诘难，其中最为致命的攻击来自二个方面：
1、就某一领域，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但这些上位法因为立法年代久远，或者因为立法者的疏忽没有考虑到需要在该领域内就某些具体事项设定许可项目。我国有一些法律、行政法规甚至是五十年代就已制定并生效的，至今没有废止。（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等）。时过境迁，在这些领域，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对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些需要设定新的许可项目。如果这时还恪守“该领域已有上位立法，地方性法规不得增设许可”的严格立场，是否有无视社会发展、任由法律滞后之嫌？再者，我国的国家立法是粗线条的，往往设置禁止条款但没有明确禁止的解除——即许可的设定。另外，立法者并非全知全能，其在对整个领域进行立法的时候，可能对一些具体事项的考虑有所纰漏，地方性法规对此抱熟视无睹无所作为的态度，极可能将使地方性事务的管理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2、与第一个诘难相关的是，地方立法空间在严格立场下是否被限制地过于狭窄？严格论者主张，在已有上位立法的领域，地方性法规不能就上位法未曾规范的具体事项作出许可设定。这样就大大地限缩了地方立法的范围。有人甚至戏称，在严格立场之下，地方立法权几乎只剩下不准随地吐痰、不准放鞭炮、不准养犬了。
于是，大多数人采取了将“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指向客体理解为“具体事项”的态度，即倾向于适度扩大地方性法规的许可设定权。但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彻底的解决。原因在于，一方面，在某些场合，上位法确实已经作出考虑，就某具体事项不予设定行政许可，或者上位法的原则精神已经表明不应设定许可。这个时候，如果机械地按照宽泛论者的理解，地方性法规还是有权设定行政许可，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如此理解是否误解了《行政许可法》确定的设定权配置？甚至对我国的地方立法权限作出了某种“暗渡陈仓”式的超越，从而也破坏了法制统一原则？这里的问题非常类似于《行政处罚法》出台前后开始，直至今天还在进行之中的那场争论。
《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围绕这个条文，也有类似于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的宽严不等的两种理解。宽泛论者认为，上述条文并未明文禁止地方性法规在法律、行政法规的既有规定之外另行设定行政处罚，而是规定“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才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的范围内规定。因此，从逻辑上讲，如果地方性法规认为不需要对法律、行政法规的既有规定作出具体化规定，而需要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既有规定之外另行“设定”，就可以不受必须在既定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的约束。但严格论者认为应将上述条文与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以及《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联系起来考虑，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已有规定的，有关部门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而不能突破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设定新的行政处罚。从法治原则出发，上述严格论者的论点自然让人欢欣鼓舞，而且在理论上，学界也大多认同这样的理解。但事实上，在有关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中并没有统一思想，据浙江省人大内部当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行政处罚法出台后的部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有在法律之外另行设定予以处罚的行为的情况。而在这个过程中，各立法主体在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分配上面还出现互相博弈的迹象。例如1997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对广东《汕头经济特区殡葬管理条例》审查认为，《行政处罚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地方性法规需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规定。”该条例增设了罚款的规定，因而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但汕头市人大常委会复函认为，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对该行为的处罚，更没有规定处罚的种类和幅度，所以，不存在与行政处罚法抵触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坚持严格论调的同时却不得不注意博弈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要注意这样的现实背后有其深刻的原因。
上文之所以大费笔墨阐述看似与本文无关的行政处罚设定权问题，无非是想说明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配置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配置有着与其相类似的境遇。无论将“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指向客体理解为“整个领域”，还是解释成“具体事项”；无论狭义理解地方立法权，还是作出适度的扩大，似乎都面临一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恐怕非朝夕之功，或者根本无法在理论上将之“一清二白”地予以界说，而只能在从事设定行政许可的立法实践时小心翼翼地进行利益的衡量、从而作出伸缩自如的选择。所以，笔者的探讨最多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思维方式。
三、可能的策略——双重约束的基础上宽泛地理解地方设定权
前揭所述，行政许可的设定是立法行为。因此，追本溯源，如何确定地方立法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恐怕还要回到对我国的立法体制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理解上来。建国以来，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到《宪法》、《地方组织法》确定的地方立法权限，都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确定和实践。而2000年实施的《立法法》更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制度化趋势。[6]《立法法》在《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基础上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限进行了配置：其中第八条列举了由中央专属立法的事项，而第六十四条则明确了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概括地说，《立法法》是将所有的事务分成了三块：一块是中央专属立法领域；一块是地方性事务，由地方立法来规范；第三块则属于上述两头之外的，对于这一块，如果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那么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如果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可以先行立法。
地方立法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也应该属于《立法法》确立的立法权限框架之内。因此，地方立法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存在空间首先可以在“两头”上加以确立：对于《立法法》规定的中央专属立法领域，即使中央尚未立法，地方性法规也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另外，根据《立法法》的精神，如果法律、行政法规未规范的事项涉及宏观调控或者市场统一的规则，即使不是基本制度，地方性法规也不能作出规定。[6]（p151）可见，地方性法规在中央专属立法事项和涉及宏观调控、市场统一的事项领域，不管是否有上位法，绝对不能设定行政许可。而在另一头即地方性事务范围内，地方性法规则可以在必要时（是否必要，应当通过《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来予以判断）设定许可。
但如何确定地方性事务的范围又是一个大问题。在某些国家，哪些行政许可由中央设定，哪些由地方设定界定得非常清楚，原因在于联邦制国家有着中央与地方事务的明确分野。我国长期以来受制于单一制的理念，对中央和地方事务的划分比较模糊，特别在立法上，对于“地方性事务”的界定非常混乱：最宽泛的理解甚至认为凡是中央不实行直管和统管的事项，原则上都应划为地方性事务。[8]（p153）最狭义的理解则把“地方性事务”仅仅限于禁放鞭炮、限制养犬两项。[9]笔者认为，就《立法法》的原意来看，目前所谓“地方性事务”大致包括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河流、湖泊的维护、管理，对某些城市在一定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养犬等事项。[10]（p149）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似乎可以在不违反“单一制”的前提下适当地扩大地方性事务的范围，比如将有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管理、具有特殊地域性的自然保护区管理等（比如《浙江省南麂列岛部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大连市蛇岛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纳入地方性事务的范畴。
这样一来，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在“两头”上已经基本明确。（之所以用“基本”，正因为“地方性事务”的范围尚难以界定）而在中央专属立法和地方性事务之外的事务范围内，如何确立地方性法规的许可设定权则涉及到上文的争论。事实上，这一“中间地带”同样可以分成两块，一块是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领域，比如说社会保障领域，对于这些领域，无论对《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第一款中“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指向客体理解为具体事项还是整个领域，地方性法规均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另外一块则是大头：国家就整个领域已经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但就该领域内的某个具体事项，则没有设定行政许可，这时，地方性法规是否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在这里，将第十五条第一款“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指向客体理解为“整个领域”的严格论者和将其理解为“具体事项”的宽泛论者之间出现了前文所论述到的分歧。对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对第十五条第一款“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指向客体应该理解为“具体事项”，但却应当加以双重约束。将其理解为“具体事项”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立法本意来看，第十五条的措辞是“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而第十二条的描述是从具体事项的角度展开的。另外，有地方在清理过程中，曾经向国务院法制办咨询：《行政许可法》第14、15条中规定的“尚未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是指具体事项范畴，还是指整个领域？国务院法制办的解答认为应当是指前者。
第二，如前所述，上位法往往因为立法时间较早或者立法者的疏忽而没有注意到对某些具体事项设定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再者，我国的国家立法往往是粗线条的，有时设置了禁止条款而未设定行政许可，这时候地方性法规在考量多种因素以及受到双重约束的前提下可以设定许可；更为重要的还有，就某些具体事项，或可考虑地方性特点而确定是否需要设定许可。可见，在以上三个方面，赋予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都可以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第三，严格论者对适度扩大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最大担忧是地方性法规权力的增大，有可能在实践中破坏法制统一原则，并可能导致行政许可泛滥的现象继续蔓延。事实证明，大多数（从前面行文中提到被审查的2049件法规中只有65件法规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质疑也可推得这个结论）地方性法规并没有忽视法制统一原则，而是善于利用本身的设定权，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这个担忧也不无道理，事实证明有少部分地方性法规确实发生了滥用设定权的问题。对于后者，从制度的演化来看，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根本的是要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因为经济利益和民主政治，最终会使人们放弃地方保护主义，接受统一的市场并学会尊重私权而约束公权；[11]另一方面，在法律层面上，可以通过对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约束机制而得到基本解决（《行政许可法》即对此作出了重大努力，后文论及。）
不容否认的是，将“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指向客体理解为“具体事项”确实使得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有所扩大。如果不对之加以必要的约束，则佷可能如严格论者所担心的那样破坏法制统一原则。笔者认为，对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约束机制应主要包含如下两大方面：
1.“不抵触”原则的约束（《立法法》和《组织法》的约束）。按照《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方立法应当遵循与上位立法“不抵触”的原则。通常的理解，所谓不抵触，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要求：首先，上位法有明确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相反的；其次，虽然不与上位法的规定相反，但旨在抵销上位法的规定的，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再次，上位法没有明确规定，与上位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相反的；第四，违反了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越权立法的；最后，下位法超出上位法规定的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12]（p310）就地方性法规的行政许可设定而言，特别应注意以下两种不得抵触的情形：
（1）上位法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精神表明，该上位法所设定的行政许可情形具有排他性。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就不得再就上位法设定许可的种类之外就某具体事项再设定许可。
（2）上位法就某一具体事项已经作出考虑，但未设定行政许可。此时，地方性法规不得就该事项设定行政许可。此种情形下，上位立法的“不设定”即是一种规定。换句话说，就该具体事项“已经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再设定许可。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和确认上位法就某一具体事项是否已经作出考虑。笔者认为，这个判断可以通过理解立法原意及目的、查找立法草案说明等途径作出。例如：《浙江省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制造、销售丧葬用品、殡葬设备应当经民政部门审核后才能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民政部提请的国务院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草案）》中也曾有生产、销售丧葬用品必须经民政部门审核批准的规定，而国务院之后公布的《殡葬管理条例》只在其第十七条规定：“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禁止在实行火葬的地区出售棺材等土葬用品”，并没有规定相应的审批程序。这说明，从立法者的本意看，是不允许搞前置审批的。[13]（p15）在这里，就生产、销售丧葬用品这个具体事项而言，上位法已有规范，只是未设定许可。质言之，对于“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不应该作静态的机械理解。由此派生的一个难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准确地知道或者界定立法时有没有考虑过某一具体事项的行政许可问题。
2.《行政许可法》的约束。《行政许可法》在确立地方性法规许可设定权的同时也对其作出了约束，集中体现在其第十五条第二款：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佷明显，为防止地方设定权破坏法制统一，阻碍统一市场的形成，《行政许可法》将有关市场准入的许可、资格资质的许可、市场主体行为规则方面的许可排除于地方设定权限范围之外，其用心足见良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是指有关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而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有关资质、资格的许可”客观上分成两类，一类由国家统一确定资质，另一类则由地方确定。
不能忽视的是，《行政许可法》对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设定权的约束并不限于第十五条第二款。前面探讨的都是地方性法规在哪些情形下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事实上，这些情形的确定只是明确了可以设定的权限范围，至于是否需要设立许可，还要判断设立的必要性问题。而《行政许可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设定原则、第十二条规定的六大事项范围以及第十三条的排除设定四种情形都是判断行政许可设定必要性的标准，地方性法规在设定行政许可项目时当然要受到这些标准的约束。
地方法规篇4
一、专项整治的指导思想
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关于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土地调控、规范用地秩序的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指导，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摸清全省新增建设用地情况，坚决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刹风治乱，坚守耕地保护“红线”，规范土地管理利用秩序，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专项整治的范围和内容
(一)清查范围。20*年*月*日以来全省新增建设用地情况，《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下发以来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建设用地与管理情况，对所有新开工建设项目进行拉网式清查，确保无一遗漏。对〔20*〕71号文件下发前发生的未经处理的非法占用和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的行为，不以上述时间为限，均纳入清查的范围。清查要覆盖市辖区、县(市、区)主城区(含各类开发区)、乡(镇)和村。
(二)整治主要内容。
1.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供地、严重侵害农民利益、单位和个人非法占地特别是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
2.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规避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通过出租、承包等方式非法使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
3.在新农村建设中借迁村并点、村镇改造、农民新村(农民公寓)建设、城中村改造等名义，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建设用地规模行为；违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的法律和政策规定，擅自扩大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范围的行为；
4.借农业园区建设、规模经营等农业开发名义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后，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擅自改变农用地用途进行非农建设的行为；
5.各地出台的与〔20*〕71号文件精神不一致的土地管理方面的规定。
三、专项整治的方法和步骤
(一)自查清理阶段(10月15日至11月5日)。各市要按照本工作方案的要求，立即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内新增建设用地情况和土地违法违规问题的清理工作。清理要运用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等图件，结合实地勘查进行。清理后统一登记填表、汇总(见附表1、2、3)，并于11月5日前将清理结果及阶段性工作总结报省国土资源厅。
(二)查处纠正阶段(11月6日至12月15日)。各市要针对本辖区内自查清理发现的问题，立即立案调查，依法严肃查处。对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实施以来发生的土地违法问题必须依法从快、从严、从重处理。从省直有关部门、各市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对自查清理、查处纠正工作开展市级间互检互查，互检互查要到项目、到乡镇，并对检查工作负责。同时，组织若干暗访组，对查处纠正工作情况进行暗访。各市要于12月15日前将市本级及各县(市、区)查处纠正阶段工作总结报省国土资源厅。
(三)检查验收阶段(12月16日至2009年1月15日)。省国土资源厅会同有关部门组成检查验收组，对各市专项整治行动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对清理自纠工作不认真、处理工作不力的，提出限期整改意见，跟踪督促落实。各市要在2009年1月10日前将违法用地调查处理情况汇总表(见附表4)和工作总结报省国土资源厅，省国土资源厅汇总核实后向省政府写出专题报告。
四、工作要求和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讲政治，讲大局，充分认识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组织实施。各级政府要把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切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协调，合理分工，掌握进度，加强督导检查，及时协调解决专项整治行动中遇到的问题。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严格执法，严格管理，依法办案，切实维护良好的用地秩序；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形成执法合力，共同推动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的有效开展。对查出的涉案人员，有关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给予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属垂直管理部门管理的干部，由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对涉及犯罪的，司法机关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有关部门要组织依法拆除、复耕。
(二)准确把握，确保质量。专项整治行动涉及面广，政策性、技术性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刻领会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任务和各项要求，全面彻底清理，不留死角，尤其要对市辖区、县(市、区)主城区(含各类开发区)、重点乡(镇)新增建设用地以及村民建设宅基地情况进行重点清理，如实填写有关工作表格，确保整治质量。上级政府要对下级政府上报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核查，凡弄虚作假、隐瞒不报、压案不查的，一经第九次利用遥感卫星执法检查发现查实，要严格按照监察部等三部委《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严格落实问责制，严肃追究有关政府及部门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等责任。
(三)严格执法，争取主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法执纪，坚决纠正以罚代法的行为，对依法应当拆除或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坚决予以拆除和没收，确保行政处罚落实到位。对重大违法案件、特别是监察部等三部委《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实施后的违法违纪问题，省监察厅、国土资源厅要会同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并在新闻媒体公开处理结果，以切实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凡因工作原因辖区内没有完成拆除复耕任务、第九次利用遥感卫星执法检查发现违法占用耕地面积高于15%或继续多发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究有关政府负责人的领导责任和工作人员的直接责任。对主动纠正违法行为、积极落实有关部门整改意见、有效保持或者恢复土地原貌的，对违法责任人可依法从轻处分。
地方法规篇5
自1979年以来，我国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活动经历了探索和起步，逐步完善和不断发展、提高的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地方性法规对于保证宪法和法律在地方的实施，对于补充、完善和促进国家立法，以及对于各地因地制宜自主解决本地方的事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地方性法规制定中的一些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越权立法、与国家立法相抵触、立法质量较低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有些地方性法规在制定过程中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存在部门利益倾向，强调部门的职权和利益，在地方性法规制定过程中争要处罚、许可和收费权，对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则规定得很少。
如2007年，由山西省太原市劳动保障部门起草制定的《社会保险条例》草案，在初次提交该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时被要求大范围修改。原来，草案的大部分内容是围绕执法部门如何征收与如何征缴社会保险金，而对群众利益如何维护以及部门对资金使用如何监管则寥寥几笔，显得十分单薄。为此，太原市人大常委会明确要求，草案制定部门应当从社会保险金的征缴、社会保险金征收部门的服务、社会保险金的监管三方面重新加以修订。
又如在2010年，安徽省淮南市出台的地方性法规《淮南市物业管理条例》，要求当地所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售房前必须缴纳每部25万元的“首次电梯更新费”，否则不给颁发房屋预售许可证。而根据国家和安徽省的物业条例及国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包括电梯等在内的住宅公共设施的更新费用将从业主购房时交纳的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中提取。因此，该地方性法规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缴纳电梯更新费属“重复收费”，明显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但由于该条例是由房地产管理部门起草制定，该法于是堂而皇之通过了审议。
这些实践中的地方性法规所存在的部门利益倾向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地方立法质量的突出问题，既有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正当权益，又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服务效率的提高，严重破坏了法律的公平公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亟待我们认真研究解决。
二、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
地方性法规在实践中所存在的“部门利益”倾向问题，并不能否定部门利益存在正当性的一面，从应然性的角度看，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或人民利益是一致的，部门利益在本质上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
（一）“部门”公共利益属性的宪法解读
之所以承认地方性法规中部门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在本质上应当是一致的，首先基于“部门”在宪法法治国家中的特定意义。
从宪法的产生与宪法基本原则的内容看，人民是宪法的灵魂与首要原则，是构成宪法价值共同体的基础，这一原则提供了现代国家构成原理的基础，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具有统一的基础。人民的核心是指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或属于人民。近代首倡人民思想的英国政论家约翰·弥尔顿认为，“一切权力的源泉一向来源于人民。”人民不但有选择自己的政府和官吏、监督政府工作的权利，而且还有立法和司法的权利。法国的卢梭则以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认为人们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国家，其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由人民来行使[1]。
在人民原则之下，人民建立国家之后为了行使国家权力，履行国家职能，而建立起不同的国家机关。马克思指出，“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所没有的。”[2]而法规制定中的“部门”也即这些国家机关的一部分，特别是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国家机关建立的主要目的则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维护社会的稳定秩序等。因此，宪法中的“部门”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它的设立是为实现国家的职能，维护人民的利益，可以说人民原则下的“部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二）我国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的公共利益属性
在宪法法治国家中，基于人民原则的要求，部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与公共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就我国自身而言，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更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是由我国的国体、政体以及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构组织原则决定的。
首先，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的本质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则是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的国家性质与根本政治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国家机关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国家的社会管理机构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3]，国家机关的职能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且要镇压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破坏，保卫祖国、抵抗外来侵略，最终的目的则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国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同样是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维护者，部门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
其次，我国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由此可见，我国的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这一制度的规定，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由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直接体现了人民的宪法原则。因此，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其权力的行使是为维护人民利益，部门利益与人民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
最后，根据宪法第三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可见，在我国，国家权力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以及其他公共权力。而为了行使这些国家权力、实现国家职能，我国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了横、纵两方面的国家机关体系，根据这一原则的要求，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产生；在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权力机关居于主导地位，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而在处理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的关系上，要在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4]。总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所有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的权力统一于人民的授予，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的本质是国家职能的承担者与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三）民主立法——部门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依据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作为者，其管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是实
行代议制民主制，即通过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再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负责执行法律，以此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5]。因此，在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公共职能的履行都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而进行的，而为了实现国家机关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不脱离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意志的要求，体现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人民意志属性，各国都将立法的民主性作为法律法规制定的重要价值原则。
在我国，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其中，对于国家机关而言，在实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更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同时，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要使我国国家机关职权的行使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活动的广泛参与，使制定的法律法规体现人民的意志。而地方性法规作为我国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在制定过程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吸收民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实现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
三、地方性法规中“部门利益”的异化
在我国，地方性法规作为我国法律渊源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权责配置与社会利益分配的重要载体。
一方面，地方性法规是法治国家中部门职权责任进行配置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对于地方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来讲，一些地方性法规是其职权获得的来源之一，也是部门对责任大小承担的法定依据。如行政强制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即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与扣押财物两种强制措施实施权。又如行政许可法第十五条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因此，对于各地方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而言，是否享有一定的强制权或许可权，一定情况下有赖于地方性法规的设定。
另一方面，在立法层面上，地方性法规是包括部门利益在内的各种社会利益主体进行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如前文所述，地方性法规作为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依据，其内容应当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反映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规的实施者对其实施后的最终结果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地方性法规在制定过程中要允许包括各国家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在内社会多元利益主体进行利益的表达和博弈，在利益相关各方经过直接交流后，最终则可达成一种既维护自身权益，又了解对方情况、理解对方理由、谅解对方情绪、尊重对方利益的妥协。而对于法规制定中涉及的部门利益、部门权力等“敏感问题”、“复杂问题”，立法机关应当采取回避的方式或其他具有可行性的方式听取意见，安排利益相关各方特别是利益对立的各方，在同一张桌面上陈述意见和建议，提出立法主张和理由，将立法过程变成一个科学地权衡比较各方面利害得失的过程，最终实现法规对多数人利益的保护[6]。
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机关及其组成部门是由各个机构和具体的公职人员组成的，部门有追求职权行使便利或责任承担较少等的愿望；而人也都有利益的诉求和情感的表达。在利益的驱动下，加之行政管理体制与立法程序上的漏洞，如果政府及其官员缺乏严格的自律，不能有效地控制自身的行为，而公众又没有足够的手段来约束政府，就会催生部门利益发生异化[7]。同时，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掌握着更多的社会资源既得利益集团或强势集团，罗尔斯指出：“利益存在不同的个人很容易强调那些促进他们利益的标准。那些较有技术和受过教育的人趋向于强调技术和训练方面的要求，而那些缺少这方面优势的人们则强调需求的要求[8]。在地方性法规制定过程中，由于利益主体实力的不均等使得较为强势的利益主体就会占主导地位，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影响立法，以求最大化地剥夺社会利益[9]。最终，地方性法规中的“部门利益”发生了异化，其不再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而存在，而是有了自身的特殊利益，反映在地方性法规中，则突出的表现为“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部门利益绑架地方性法规的现象。
四、结语：对地方性法规中两种“部门利益”的不同态度
地方法规篇6
2、地砖对接处对角要一致。如果说地砖本身质量没有问题，就要求铺设的工艺好才行了。主要是看铺好后两块砖的对角应该在一条直线上，检查的时候看对角，如果处于一条直线上，则说明工程质量高。如果对角有明显的差错，则说明铺设的质量有问题，要重新返工才行。
3、地砖拼花要正确。有的地砖上印有拼花，要几块地砖才能拼成一块完整的图案。要求在铺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仔细，不然容易搞错，返工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有的细微图案容易被忽视，有的工人师傅粗心大意，显然地砖拼的质量高，但是拼花没有完全对上，也影响整体美观。
4、客厅地砖要水平，厨房厕所不然。地砖铺设一般应保持水平，这个来说一般的工人师傅都做得到，用专用的工具就可以保证。但不尽都如此，尤其是厨房和厕所，为保持地面干燥，地砖铺设应该有一定的倾斜度，这样不容易趟水。可用专用工具做水平检查，也可用少量的水浇在地上，看是否趟水。
5、地砖要铺实。地砖下面一般都是用河沙水泥填充，但是填充要实，所以在铺设的时候，要先用工具把水泥弄平整，不然容易出现地砖下面的空心。空心的话地砖容易碎裂，以后换起来很麻烦。用一个木槌轻轻敲打地砖，如果空心的话，响声会明显不一样，很容易区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