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的重要性(6篇)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风险预警风险防控
一、引言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产生移民问题，作为“天下第一难事”，移民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直接影响着工程进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区域社会的稳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大，而水库移民问题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稳定风险系数，因此，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识别、预警和防控机制，及时发现潜在社会风险并进行控制，是维护社会稳定、水库移民稳定的必要步骤。目前，国内对于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识别的常用方法有专家法、故障树分析法、情景分析法和对比法，但国内外学者尚未形成对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发生和结果等过程的调查和分析，对风险动态与发展趋势做出事先的判断、评估，并发出风险预警信号作为决策的依据而形成的一系列有机工作体系。本文对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预警系统的设计框架、功能及运行机制，最后结合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发生的不同阶段，提出风险的防控措施。
二、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的内涵及特点
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主要是指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水库淹没移民在补偿和搬迁安置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些风险有些是政策原因引起的，有些是自然环境造成的，有些则是人为因素引起的。对于水库移民搬迁安置中的风险问题要极早预防并加以控制，否则不仅会影响工程的进度，还会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如引发群体性冲突事件、移民上访事件、移民自杀事件等[1]。
水库移民具有非自愿性和不确定性。水库移民问题始终是过去、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是社会稳定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水库移民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政策法规以及工程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都密切相关，与其它风险因素相比，其可控性差。
三、基于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识别的预警系统构建
（一）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机制的涵义
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机制，是指在水库移民补偿及安置过程中，通过对可能影响水库移民社会稳定的因素、影响过程和结果的分析研究，对可能导致的风险和风险的发展趋势做出事先的分析、判断和评估，并通过反馈机制来提醒决策者的一系列工作体系。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机制具有动态性、复杂性、系统性和可预测性等特点。
（二）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
1.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系统目标
水库移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目标是通过构建风险预警系统，用以分析、识别、预测、警示和防范各种可能导致移民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确保水库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和区域社会处于相对的动态稳定状态。对水库移民社会风险的预警预控，就是通过对水库移民外部和内部、现有的和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行预测、估计、推断及监控来确定水库移民活动的运行状态，并由此做出相应的对策反应[2]。
2.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指标的选择
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可以通过建立具体的指标体系来反映，通过归纳和总结我国水库移民安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将移民社会稳定预警指标分为政策指标、规划指标、实施和管理指标、资金指标和其它隐性风险识别指标五大类（详见图1所示）。
①政策风险指标
政策的稳定是社会稳定和移民安置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关键，这主要是从国家水库移民政策方面来进行分析。这一方面的指标主要有政策的连续性、严密性、合规性和可操作性等。
②规划风险指标
科学合理的移民安置规划是水库移民补偿和安置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这一指标主要是从移民安置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规划深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具体指标包括：规划的设计深度、规划的系统性、规划的可操作性、规划的合理性、规划的可接受性、规划的合理性和规划的合法性等。
③实施和管理风险预警指标
实施和管理的风险预警指标主要是从移民安置规划实施和移民管理保障措施方面进行考虑。实物指标调查是水库移民安置规划编制和移民补偿安置的基础，移民管理保障措施是移民安置工作顺利进行的保证。实施和管理的风险预警指标主要包括：实物指标调查范围、实物指标调查精度、移民抱怨申诉渠道、移民管理机构能力、维稳机构建设、危机处理能力等。
④移民资金风险预警指标
水库移民资金的及时到位和有效使用是移民安置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移民资金使用不当会造成资金的浪费，可能导致移民安置工作因资金不足而无法继续推进，影响移民安置工作的进度。移民资金风险预警指标主要包括：移民资金的拨付、移民资金的使用效果和移民资金使用的合理程度。
⑤其它隐性风险识别指标
其它隐性风险识别指标是指在移民搬迁和安置过程中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但是可能会引起移民安置社会稳定风险的因素。主要指标包括：移民经济贫困风险、民族融合风险和移民社会网络重构等。
3.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系统框架
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预警系统包括：警讯搜集――警情分析――预警指示――危机处理等重要环节。因此，为保证社会稳定预警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建立健全预警警讯搜集机制、分析机制、指示机制和危机处置机制。
①预警警讯搜集机制
警讯搜集是发现和掌握影响社会运行的不安全、不稳定的各种不同信息和讯号，这是社会风险预警的基础环节。警讯的搜集，不仅要求寻找警源，还要发现警兆。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的警源一般包括四类：一是自然环境带来的外生性警源，如各种天灾人祸等；二是自然环境产生的内生性警源，如各种环境污染、瘟疫等；三是社会外生性警源，如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等；四是社会产生的内生性警源，如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及人口结构等[3]。
为保证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警讯搜集工作的需要，需要建立并完善：一，预警警讯搜集机制，并把搜集任务分解到相关职能部门，从而实现警讯搜集范围的最大化；二，建立警讯汇集、梳理和反馈机制，建立统一的警讯中心，促进社会稳定预警警讯的集中掌握；三，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各部门间的警讯搜集协作与沟通机制，以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
②预警警情分析机制
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警情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个是对警情发生的可能性进行分析；另一个是对警情可能发生的程度或者等级进行剖析。分析警情发生的可能性，一般可以将警情分为五个不同的等级：非常可能（Ⅰ级）、比较可能（Ⅱ级）、可能（Ⅲ级）、不太可能（Ⅳ级）和不可能（Ⅴ级）；确定警情发生的等级，主要是判断出可能发生的事件对社会的危害等级和发生时间的紧迫程度。一般也可以分为五个等级，即：非常严重（Ⅰ级）、比较严重（Ⅱ级）、一般（Ⅲ级）、不太严重（Ⅳ级）和没有危害（Ⅴ级）。
③预警信号机制
发出预警信号的目的是让接受警示方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以期避免或者降低危害发生的可能性，这也是水库移民社会风险预警的基本目标和价值所在。
预警信号的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明确并规范预警信号的范围、内容、时间、方式和对象；二，信号需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三，只有当警情达到非常可能（Ⅰ级）、比较可能（Ⅱ级）、可能（Ⅲ级）三级，紧迫程度也达到非常严重（Ⅰ级）、比较严重（Ⅱ级）、一般（Ⅲ级）三级时，才需要发出预警信号。警情的常见的方式有：专门的情报、内部的通报、媒体和告示等。
④危机处理机制
危机的处理是指预警信号发出后，相关危情处理部门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合理的控制措施，这是水库移民社会风险预警机制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环节。常用的措施包括：监督和管制、安全防范知识教育、矛盾疏导和调节、社会舆论引导等。
危机处理机制需坚持以人为本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将遵纪守法与社会稳定相结合，努力实现合理与合法的平衡与统一[4]。水库移民危机管理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应急机制建设与完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人力和资金配置、使用、保障制度，法律保障制度，动员与协作制度，危机防范教育制度，矛盾排查和调解制度以及多方协作制度等。
4.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系统运行机制
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系统是一种信息反馈控制系统，运行机制如下：对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对象进行监测；若有警情发生则利用诊断模块对警源进行辨析；对警源向外界发出的警兆进行分析，根据需要做出预警指示，并结合警情发生的程度，做出警度预报，对于原来不完善或错误的方针及时纠正，争取实现移民社会稳定风险最小化；最后通过调控模块对危机事件进行处理，即排警调控，并将处理和调控的结果通过反馈模块反馈到系统监测模块，不断的进行循环监测。
四、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的防控
对于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的防控，可以根据风险发生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阶段：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的预范、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的过程控制和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的后果控制。
（一）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的预范
预范即预先防范，是指在移民发生之前采取防止其发生的措施。对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预先防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通过建立科学的水库移民社会稳定观来维护区域社会的稳定。坚持“移民工作无小事”，着力解决涉及移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和各种实际问题，以人为本，深入移民中了解其实际困难，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2.加强移民安置法规的宣传力度，完善移民安置政策。对广大移民关注的热点，如涉及移民人口鉴定、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实物补偿等容易引发的问题，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宣传；强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完善移民安置政策，切实保护移民合法权益并确保移民工作依法依规进行[5]。
3.不断完善移民社会稳定风险预警机制。应根据移民工作具体情况，建立可以充分反映移民贫困和生活情况、估量移民社会性损失和痛苦程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并监测可能出现的移民社会风险严重程度，为各级政府及时、有效的干预提供决策的依据，以防患于未然。
4.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畅通有效的移民申诉渠道。建构移民维权的绿色通道是预防和减少发生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发挥、调解、仲裁、诉讼等救济制度的作用，对可能影响本地区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要及早发现、及早掌握，认真研究处理的途径和办法，妥善解决。
5.进一步完善移民监督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监督检查是确保移民风险有效避免的一个重要手段。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督办时效，对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时限处理已经发生的移民矛盾的，要通过监督检查，使之得到妥善处置。
（二）水库移民社会稳定风险过程控制
这是指当社会稳定风险发生时所应采取的防止事态扩大、迅速平息混乱、最大程度减少损失的各种措施。为了顺利实施移民社会稳定风险过程控制，可以根据预警信号显示的信息，将风险按照严重程度的不同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社会稳定风险。根据风险严重程度，分别采取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轻度社会风险的风险控制
针对已发生的轻度社会风险如就业风险等，应拓宽就业渠道，对移民进行实用技能培训，加大劳动力转移工作力度，提高移民就业率；轻度风险发生时，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充分重视，迅速及时有效的进行处理，防止风险扩大。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2
摘要：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深刻认识与把握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稳定是硬任务”的时代诉求，需要科学开启稳定的理性视界，正确把握稳定的价值取向，辩证拓展稳定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稳定；硬任务；价值
中图分类号：D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8/09-0005-05
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突出强调了稳定的极端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1］25。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深刻认识与辩证把握“硬任务”的崭新诉求，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科学发展，有重要价值。
一、科学开启稳定的理性视界
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积极维护社会稳定，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实现我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多次阐述了这个问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面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和新的变化，同志强调：“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1］25
近些年来，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维稳”这个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无论是我们党和各级政府对于“维稳”的理解与贯彻，还是理论界学术界对于“维稳”的评判与解析，抑或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维稳”的认识与企盼，都凸显出稳定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应看到，在维稳问题上也出现了三个值得超越的“误区”：一是简单化误区。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以为“稳定”就是“不出事”，对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问青红皂白照搬上级文件，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对下压制意见、对上隐瞒真相，将人民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置若罔闻，导致盛行。二是片面化误区。有些人缺少全面性，孤立看待社会稳定，常常将改革、发展与稳定完全对立起来，随意割裂其内在有机联系，忽视稳定所需的具体时间、地点与条件，对诸如“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等，一概采取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态度，少数人甚至推波助澜破坏稳定局面，导致主观主义盛行。三是情绪化误区。还有些人站在个人立场，从局部利益受损看待当前的稳定工作，对“蜗居”、“看病难”、“楼歪歪”等具体问题采取某些偏激态度，一定程度干扰了社会稳定，导致利己主义盛行。概括起来，在稳定上往往非理性意识占上风，忽视了理性思维的正确引领作用。因此，张开“理性的眼睛”，科学认识和把握稳定的内涵、功能及理论基础，实有必要。
辩证唯物论认为，任何事物都在不停运动着，但运动的绝对性并不意味着某种特定运动形式的唯一性，而是包含着各种具体运动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过渡与转化的无限性。因此，在承认运动绝对性的同时，辩证唯物论还肯定了相对的静止及其意义。这里的相对静止，是指没有发生某一特定形式的运动而言，诸如一个物体没有位移，一种社会形态没有变革等。比照未出现的重大变化而言，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表征出任何事物都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运动是永恒的、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静止（平衡、稳定）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这都是由事物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况决定的。”［2］显然，绝对运动和变化是事物发展的源泉，相对静止和稳定则是事物运动的特殊形式与量度，也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及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只承认事物的显著变化状态（即质变）而否认了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即量变），那么，就会割裂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无法把握事物质的规定性和存在的现实性，从理论上陷入相对主义和诡辩论，思想上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出现片面性误区。可见，稳定是事物在保持自己质的规定性基础上，不断进行量变以达到良性更新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稳定指系统在受到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干扰以后能够自动回到原来状态；不稳定指不能回复到原来状态。任何事物的稳定都是相对的，即相对于一定方面，存在于一定的范围中”［3］。平常人们讲稳定，一般指所处环境或心境在一定量的时间之内，不会轻易发生根本改变。
就社会发展来说，稳定是某种相对平衡状态，但并非绝对的“死寂”，只是社会进一步积聚能量、进行量变，从而为推动其永恒发展创造条件的过程。人类发展史表明，没有一定的社会稳定，就不能为其继续前进准备必要基础与条件，也无法区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与时期性。一般来说，社会稳定最直接的保证及现实基础是政治稳定，即社会稳定的现象必然有着政治稳定的本质在起作用，核心是政权稳定。马列主义一贯认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1996年3月，曾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并讲得很清楚的。搞经济建设、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并讲得很清楚的。”［4］这里强调的“最大的政治”，表明了政治稳定对我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需要我们高度重视。事实上，政治稳定也是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系指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连续性与有序性，表现在实践上就是社会和平安宁，经济文化繁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政治不稳定系指一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紊乱和无序状态，表现在实践上就会造成社会动乱。在世界历史上，法国自1947年1月到1958年5月，短短11年就接连更换了22届内阁，平均约半年1次，国家权力结构长期处在不正常状态中，但政权性质并没改变，政治稳定仍促进了该国的发展；反之，1989年以后，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尽管没有出现大规模政治骚乱，但政权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也因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发展的停滞和一定程度的倒退。
稳定对当代中国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无论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建设和谐社会，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条件保证，这包括稳定的政权、有序的政治过程、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稳定等诸方面内容。因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5］这里所讲的安定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就是指政治和社会稳定。、同志也多次重申了这一点，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才能搞建设，稳定也才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应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二、正确把握稳定的价值取向
保持稳定，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浸润着唯物史观基本原则――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努力造福人民的科学价值取向。同志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抓好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1］24-25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利益需要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利益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关系范畴，标示着主体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之间关系。利益源于需要，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一种东西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这种东西对人就是有利的，因而它是人的利益所在，也是人的价值追求。不需要的东西不会成为人的利益，对人也无价值可言。在实践上，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的。人类历史是由人们的活动构成的，每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都有着不同的思想动机，隐藏在这种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因就是人的利益，特别是物质经济利益在起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谋取一定的利益，取得和改善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这种与利益相关的实践，也就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价值活动。因此，人类的实践就是人们不断创造价值、检验价值和享用价值的价值过程。在这个永恒过程中，人们才与自然界、社会群体、个体之间产生种种关系，才能实际地创造与享用着一定的物质与精神价值，并在处理和协调这些社会关系及价值追求中，显现出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进一步衍生出一定群体乃至社会大力提倡和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导向。显然，为人类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生成及发展的内在动因，实践指向的明确性与价值取向的科学性，凸显出共产党人鲜明的党性原则。
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重要特征，回答人们“应该怎样”，直接决定人们的利益选择，为其在实践上提供行动方向。党的价值取向是衡量一个政党价值观是否科学的重要尺度，是立党宗旨的直接依据。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政党总是阶级的一翼，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共产党宣言》明确揭示，共产党人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也就是根本利益；无产阶级与全人类根本利益一致，共产党人必然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其核心必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是立党之本，唯一宗旨，也是共产党人始终恪守的科学价值取向。从“一大”通过的党纲内容，到、邓小平、、等一系列论述，尽管随时代变化其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着，但始终如一表明了我们党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同时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恪守着科学价值取向。一轴90年可歌可泣的奋斗画卷，2000万革命志士的英勇献身，映照着我们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利益无私奉献的实践史。无论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其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即最低纲领呈现出特殊性，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科学价值取向，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即最高纲领的实现不懈奋斗的努力，始终没有丢弃，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则。正是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联结中，着力升华着党的科学价值取向与时俱进，具体表征出党的先进性。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更鲜明体现了这一特征。同志反复指出：“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这不仅阐明了以人为本的理论内涵，也彰显了我们党价值取向与立党宗旨的一致性，升华着执政党把稳定作为硬任务的深刻理论底蕴。
我们党把稳定作为当代中国硬任务明确提出来，其价值取向完全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部中国社会90年发展进步的历史雄辩证明，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诉求，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新中国的成立，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社会发展迅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维护和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坚决排除一切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因素，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动乱的国际大环境下，我们党清醒而坚定地保持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我国从总体上看有着稳定的政治局面，但也要看到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我们要在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相差很大的国度里，继续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定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可能会更为突出，保持稳定更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否则，失去了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无法进行，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必定成为空中楼阁。因此，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拓展稳定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促进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使稳定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根本保障。为此，同志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1］25
三、辩证拓展稳定的实现路径
无论是理性认识稳定，还是正确把握其价值取向，都是为了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条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当代中国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提供良好的基本前提，有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努力奋斗，辩证拓展实现稳定的多维路径。
一是实现稳定同改革、发展的统一。唯物辩证法揭示，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并非孤立，而与其他事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种联系的普遍性在实践中的现实化，是必须把稳定同改革、发展统一起来，邓小平、多次阐明了这一点。同志进一步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要指导方针。”［1］25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定同改革、发展的统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重大问题。从总体上说，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一方面，稳定是推进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条件。社会动乱，恐怖猖獗，人心浮动，根本无法进行建设，也无法推进改革与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实践证明，要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必须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在改革和发展的有力推进中才能不断实现。另一方面，改革和发展又是稳定的物质条件，从内在力量与价值目标上促进、牵引和建构着稳定。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着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同时，发展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发展死路一条，这是当今世界潮流和国内形势下我国人民应作出的唯一正确选择。因此，同志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1］19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自觉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在不断推动社会前进中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坚持正视矛盾与化解矛盾的统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它在对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同志指出：“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1］25-26搞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保持社会稳定，需要我们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确立矛盾性思维，即坚持用矛盾的观点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要切实承认矛盾、认识矛盾。同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一样，任何社会也必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基本矛盾作用下，我国社会必定存在着大量的现实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加之由于某些环节的失误、某些制度的缺陷、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国内外诸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引起某些矛盾冲突的升级和激化。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矛盾、正视矛盾、不回避矛盾，才能为进一步解决矛盾锻造锐利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妥善化解矛盾、处理矛盾，即从实践上正确解决矛盾，包括坚持以人为本，搞好统筹兼顾，注重利益协调，打击恐怖活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方面平衡发展，整体推进。只有坚持客观地正视矛盾与科学地化解矛盾的统一，才能切实搞好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保持国家稳定发展。
三是加强社会管理与从严治党的统一。社会管理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项实践活动，它通过相应的机构、系统和人员，对人们进行有效的组织、协调与整合，以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目标。社会管理不仅内容纷繁复杂，其手段、路径及方法载体也多种多样。同志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1］26显然，社会管理离不开执政党的核心领导与各级干部的有效运筹，特别需要从严治党，下大力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提高我们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当前，我们党已是一个拥有400多万个基层组织、8026万多名党员的执政党。总体说，广大党员、干部能够自觉保持先进性要求，但因世情、国情的多样化存在，党的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既有长期而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也有复杂而现实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加之一些地方及部门对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和软，导致一些人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出现，不仅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影响了执政地位，直接干扰了社会稳定工作的有效进行。近些年来，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加强先进性建设、加强作风建设、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以及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为保持和弘扬党的先进性奠定了牢固思想基础。同志强调：“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1］14-15这不仅为所有党员、干部恪守科学价值取向，自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为搞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保持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思想与组织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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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作者简介]沈克慧（1972—），女，管理学博士，江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公司战略、风险预警。（江西南昌330077）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2012年重点课题“构建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研究”（主持人：高玫，编号：1222）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政府在政策制定和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对政策出台后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先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政府进行决策和实施政策的主要依据。通过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政策实施的前置程序，做到重大政策出台前有风险评估、实施后有责任追究，以实现从被动求稳到主动维稳的转变。作为当前一个新的加强社会管理的载体，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还存在若干法律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本文借助于风险评估的基本理论试图对重大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系统进行理论研究，期望能为政策决策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供理论支持。
一、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意义和基本程序
（一）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目的
当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地开发力度不断加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现代风险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关系，不再是过去决定现在，而是未来的风险决定我们今天的选择[1]。政府必须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也加大了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因此重大政策出台，应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适当评估。同时，重大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人为因素很多，具有难以估计的复杂性，因此在对重大政策研究过程中进行分类应当区分可控和不可控风险，本文研究所探讨的是可控的重大政策风险。
（二）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意义
重大政策要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这就需要通过建立一整套科学有序的评估方法，从源头上规避、预防、降低以及控制和应对可能产生的不稳定因素，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防范能力。从而及时预警因考虑不周全而侵害部分公民或集团的合法权益，获得群众对重大政策的理解与支持，降低改革中的阻力，确保改革稳定发展。
本文试图运用风险评估模型，通过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构，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使得风险评估法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以及评估，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为确保重大政策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有序的轨道上，进而防止严重危及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
（三）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基本程序
重大政策风险评估系统研究程序是基于管理学中的风险管理理论，包括以下几个过程：
1.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将对重大政策所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进行分类、判断以及归类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
2、制定风险评估方案
由评估责任主体（重大决策拟定部门、政策起草部门、项目申报部门、改革牵头部门以及工作实施部门）负责制定评估方案，包括具体组织形式、时间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具体措施。
3、广泛征求意见
评估主体按照评估方案，就拟定重大政策进行公告、公示或者发放征求意见表、召开听证会、论证会等多种形式来征求各方意见。并将意见进行归纳、整理作为进行风险评估的第一手资料。
4、风险估测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邀请主管理部门、执行部门、相关专家等组成风险评估小组，对所收集的风险资料加以分析。同时，根据风险成因、潜在威胁以及如何化解矛盾等问题，进行风险规避。经过严格的审查报批程序和周密的判断以及科学研究论证，运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方法，估计和预测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的大小，这是风险的定量过程。
5、风险评价
用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去衡量风险的程度，以便确定风险是否需要处理和处理的程度。衡量是否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否可能引发较大的不稳定事件，以及是否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
二、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系统研究
风险研究最早运用于项目工程管理。受20世纪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安全进行评估预警思潮的启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逐步形成。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预警系统侦测经济安全，比如美国的“美国商情指数”（哈佛指数）、法国的“景气政策信号制度”、日本的“日本景气警告指数”等。
国内学者对社会稳定风险指标的研究源于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成立的社会指标预警课题组，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出包括经济指标、生活质量指标、社会问题指标、主观指标四大类，40多个主客观具体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宋林飞（1989）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为包括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等7大类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监测与报警指标体系”[2]。朱庆芳（1992）提出由40多个指标构成的“社会综合报警指标体系”。仇立平（2002）负责的上海课题组提出由17个方面70多个具体指标构成的“社会稳定指标体系”。阎耀军（2004）提出6大类55个指标构成的预警系统。陈远章（2008）设计了一套涵盖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社会安全和社会舆情四个方面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综合国内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得出几点结论。其一，目前在重大政策中有涉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但其研究侧重于经济和社会效益、生态环境方面影响的研究，对重大政策引发民众冲突的社会风险因素研究方面不够深入和系统（童星，2010），重大政策拟定部门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包括“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四个方面[3]。其二，重大政策社会风险的发生往往是由于缺乏相应的管理（杨琳等，2010），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应急制度不完善[4]”导致的社会风险发生后恶性循环，引发出更大的社会风险；“技术支撑体系”没有或者较少建立，导致缺乏理论指导和媒体监督，致使相关管理人员不够重视潜在社会风险的发生。其三，指标体系的建立具有广泛和全面的特点。但条目过多，却导致社会监测困难。评价指标体系适用性差，缺乏普遍性，操作实施困难，不具备常规性和抽样性的特点，不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归纳已有的研究，笔者认为可以从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和相应的管理状态来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见图1）。
（一）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
为使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综合评估更加直观、更易于操作，应先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甄选出来的敏感指标组成的一种测量社会危机现象及其运行过程的指标体系”。一般来说，指标通常是用该地区公众对政治形势、社会发展不平、经济发展速度、社会经济政策等影响和制约个体行为的因素的估计、推测和判断为基础综合编制而成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包含“政策执行偏差”、“合法利益受侵害”、“较大规模的失业”、“社区解体”、“弱势群体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五个定性指标之下，根据陈远章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又分别建立了18个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测量指标（见表1），着力于从全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考察重大政策的存在对社会带来的贡献与影响，从而降低社会风险，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探索重大政策前置评估，进行科学、系统地研究，使其具有有效的操作性，同时，也改变了以往的评估指标不够科学性和系统性，在事实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建立相应的管理状态测量指标
政府部门相应的管理状态构成，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各级部门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意识，并因为重视民意而及时化解矛盾。这部分内容包括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应急机制、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为二级指标。根据陈伟珂等“执行过程风险指标”建立了6个三级管理状态测量指标（见表2）。
三、建立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模型
通过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将上述的各级指标赋予权重值后起先无量纲化后得到社会稳定风险程度指标，并根据指标大小来进行适度控制。根据图1和表1，建立下列社会风险预警评估模型：
ESRij=X1W1+X2W2+……+XnWn（1）
ESDi=ESR1jW1j（2）
ESRij为二级指标评价值，ESDi为一级指标评价值，X代表无量纲值，W代表社会风险预期各级指标权重，n为各级指标序号。通过上述公式测量出各级指标权重，并予以社会风险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比风险等级予以相对应的风险识别。
上述指标权重是信息化水平评价的重要指标。为了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权重采用既反映决策者主观意志的主观权重，又反映决策客观数据的客观权重的组合权重。各层次的评价指标确定后，采用了在专家咨询法（Delphi），请有关专家对每个定性指标打分，并对不同等级的得分系数求加权平均数。定性指标在不同等级上的分值系数分别为：强1.0、较强0.8、中0.6、较弱0.4、弱0.2。定性指标则是通过对熟悉重大政策对社会风险影响的专家、政府官员等的调查得到的统计结果。在此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AHP），对不同层次的各个指标进行赋权。在建立判断矩阵时运用专家咨询法对进行两量指标进行比较并赋值，权重的确定采用了层次分析法的计算思路。通过对每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单因素评价可以得到隶属关系矩阵，它反映了某一、二级指标在各个指标上对各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情况，某一级指标的隶属情况分析就需要对二级指标的单因素评价结果进行综合。
四、应用前景
重大政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建立在与之相类似的科学理论、方法及技术手段基础之上，通过事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程度进行分析预测、研判评估，及时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及早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防范化解，为确保重大事项顺利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安全保障，保证社会运行在稳定与秩序的轨道上，从而防止严重危及社会稳定的局面出现。盲目决策，制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科学、不合理、不符合群众的期待等此类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为决策设置一道“刚性门槛”，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尽可能减少因决策失误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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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高校；文化维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稳定；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41-03
作为一个社会组织，高校社会环境有它的特殊性。其人群来源构成的四面八方与五湖四海特征，以及其“传授知识、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功能价值取向，决定了它的稳定既关乎万千家庭，更关乎社会稳定与国家民族发展。因此，历史的看，高校的社会稳定问题一直备受党和政府、教育界以及学术界的关注。但梳理已有实践和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意无意地淡化或者是忽视了高校的文化维稳视角。基于此，本文从文化的社会功能出发，以“高校文化——高校社会关系秩序”为分析框架，在“高校文化建设加强—社会稳定度提高”的假设前提下，对高校文化维稳的可能性——维稳的根据、必要性——维稳的困境、体制机制——与维稳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做一理论上的探索。
一、高校文化维稳何以可能
所谓社会稳定，从表象看，是整个社会处于稳固、安定、和谐的状态，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人类活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1]从内源动力看，是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个人行为思想与社会规范或社会期待趋于一致，表现为自我特性的一致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利的遵从等等，是实现政治社会稳定的非强制性力量，是团体增加凝聚力的价值基础。[2]从维系手段看，一是道德建设、道德整合，从国家、社会和组织层面构建基础性社会认同；二是制度整合和机制重建，基于社会认同用制度规制社会生活，不断增进社会活力，保持社会必要的张力，实现社会内在的有机联系与协调。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认同基础上的，而社会认同的价值基础的核心要素，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力量。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以及长期的自我认知、自我实现过程中产生形成的一系列“知天、知人、知己”的思想观点和生活习俗的总和。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看，文化产生的基础和反映的深层次的存在，是人的利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但从文化形成的社会机制看，它却也是人所特有的社会属性——使人类能够在多样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上形成群体行动与目标认同，在观念层面的反映。所以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既通过个体表达，也由人际横向传播、代际纵向传递，在社会与历史中保持着继承与弘扬，指导着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是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
而文化在维护高校社会稳定方面之所以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缘由：
其一，文化是一所高校的灵魂和旗帜。从文化社会学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高校文化，[3]包括人文文化、学术文化和管理文化，是高校人群在高校这个特殊的社会环境、地理环境中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思维行为方式以及各种制度等。任何一所大学，由于其语言的民族性，与知识关系密切的生活方式，功能价值取向的人本性目的及其成员对真善美的追求等，其文化从产生形成之初，它就有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强烈的道德功能和社会功能。同时，高校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其文化人才和文化成果富集的巨大优势，追求真理、崇尚学术、善于独立思考的精神气质，始终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重的育人目标，使它始终能够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高校文化生长土壤和内生机制的这一特殊性，也使它成为了新思想、新文化滋生发育的沃土，所以即便时代变迁，文化总能为其提供维护社会稳定所需的价值系统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二，高校是历史文化传承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强烈的和谐倾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涵的凝聚社会的价值系统，决定了它们对高校维稳的不可或缺性。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稳定和谐的精神资源和人生智慧，对解决当前高校的社会冲突、社会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知天、知人、知己”之道，“仁者爱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以及“执两用中”、“致中和”的处世哲学，主张通过自我完善、和谐处事，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更多价值的人文精神和人生智慧，对于维护高校社会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论启示。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和目标导向功能，对于高校的社会稳定更是意义非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和国家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探索出的一套有效的凝聚社会的价值体系。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总结经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4]作为涵盖面极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关照了、协调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包容了不同社会群体多方面的价值取向，对于形塑高校社会认同，维护高校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文化维稳议题历来为党和政府以及高校和社会所关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维稳一直是高校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二、高校文化维稳何以必要
历史的看，高校的文化维稳活动是一个历时性的维护高校社会稳定的社会管理活动。既有承前启后、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活动主线、活动内容，不同时期也重点分明。但整体来看，既有的活动是后来活动的基础，给后来的活动提供着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与变化，可以说是处在社会大变动时期。这一社会大变动，在给高校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的同时，也使高校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繁重。社会大变动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文化价值层面，随着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并且带有明显的功利化倾向，社会面临新的整合的困境，出现了信仰缺少、精神迷茫和社会生活秩序的一定程度的混乱，将是高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如何积极应对这一严峻形势，特别是在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应对不充分的条件下，如何首先对这些变化及其后果作出文化方面的回应，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当前，高校文化维稳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是：第一，随着“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以及彰显个性，追求丰富多彩生活方式的个人生活理念的出现，高校社会生活的自主性开始张扬，这种自主性在带给高校社会生活活力的同时，也解构着原有的高校社会关系秩序，不同的个人在追求自主性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利益与认知格局，高校文化开始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化，校园内个体认同与群体认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开始日益突出，高校“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关系之间出现矛盾，文化维稳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第二，在全球化、市场化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高校社会开放性程度的不断加深，校园外的社会文化对校园社会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刻。当前，随着校园内外社会文化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深层次的交流、碰撞，两种文化对接的缝隙，“外来”文化与“校园”文化之间的矛盾，尤其是校园外消极社会文化对校园文化的侵蚀乃至破坏作用，引起了校园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秩序的内在紧张，客观上要求校园文化要创新发展，为校园内的人群提供新的社会认同，以建构校园社会生活、社会关系新秩序；第三，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维稳方面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使当前高校文化维稳定面临一系列挑战。如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由于重自然科学知识传授、重科学研究、重工具理性培养，轻文化传承、轻人文社会知识教育、轻价值理性培养的人才培养理念的严重存在，一些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无论是在政策、经费、管理等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尤其是政治理论课建设方面，都投入不足，导致高校稳定缺少了文化这个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如在校园维稳方面，由于片面强调制度力量、片面强调教师主体作用、片面强调学生自觉性，忽视文化的稳定作用、忽视学生自组织作用，尤其是忽视校园文化对校园内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忽视校园文化对校园稳定的价值这样一些错误思想的存在，导致了一些高校在文化建设、文化维稳方面，既重视程度不够，方法、手段、主体、内容形式也比较单一，不能适应现实要求。
但在看到矛盾与问题、困难与挑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高校文化维稳进一步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指导，而当前文化维稳新思想、新理念的出现，也为高校文化维稳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二是当前国家、社会以及高校文化建设与社会管理总体部署和新格局的确立，已经开启了高校文化维稳历史与现实解读和阐发的研究路向；三是当前高校文化维稳的现实与理想的反差以及文化维稳的现实实践，正在为高校文化维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着新的问题与新鲜的经验；四是当前高校文化维稳客观条件的改善，为其文化维稳进一步发展，实现实践创新和方法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上述这些矛盾与问题、机遇与挑战，反映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高校文化维稳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而这些矛盾与问题、机遇与挑战以及这些变化，一方面要求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维稳思想、理论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文化维稳实践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文化维稳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基础、物质基础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已经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抓住机遇，推动文化维稳创新发展，对维护高校社会稳定来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重要性。
三、高校文化维稳的实践取向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高校文化维稳面临多样的矛盾和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总体来看，需要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外来”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关系问题、校园文化与校园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及校园文化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等。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我们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加强对文化维稳的理论支持。高校文化维稳活动需要理论的支持，目前的校园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社会稳定、文化维稳理论研究需要高度关注这一课题。近些年来，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虽然已经成为了理论研究的重点，然而从已有成果来看，基础理论研究部分还比较薄弱，对于涉及到的高校文化维稳的概念、特征，以及文化维稳的原则和要求等问题，缺乏透彻的阐述。另外，已有研究对文化维稳活动的一般规律揭示的也还很不够。这就要求今后的研究要转变思维、调整视角，扎扎实实从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尤其要加强对文化维稳活动规律的研究。既要从对经常的、重复的文化维稳活动事实的分析中揭示出活动的各种规律，把握这些规律之间的相互联系，也要在阐发规律的同时，揭示出运用这些规律的方法。
2.加强道德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现价值的重建与社会的整合。在我国，与快速的社会转型同步，高校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处在快速变动过程中。当前在我国社会同时并存的三种价值观形态，即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集体为本位的价值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形成的重功利、重才能的价值观，以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极端个人主义、绝对功利主义价值观，也存在于各个高校。[5]其中，后两种价值观对前一种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由此，高校部分个人与组织出现了“价值虚无、无所适从”的状况，造成了价值失范、价值观之间相互冲突和信仰危机的现象，价值观冲突和信仰危机甚至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需要我们加强道德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实现价值的重建与社会的系统整合。而建设的实质，是在高校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背景下，从学校、组织和个人层面重建基础性认同的社会核心价值，以此重新整合高校社会、凝聚社会力量。基本的做法，就是按照党和国家以及高校关于加强道德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精神的要求，如按照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按照十六大以来党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相关要求、按照2006年全国“两会”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等，加强“三德”建设，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养文明道德风尚。
3.建立健全文化维稳的长效机制。体制机制是关系高校文化维稳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工作程序。高校文化维稳工作的开展，不仅涉及到与维稳相关的一系列理论、思想和方法等，而且涉及到了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这些制度既是活动开展的土壤，也是活动创新发展的保障。在制度设计上，我们需要重点考量三个问题：一是要依据党和国家以及高校关于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总体部署的要求，确定活动的内容；二是要确定活动的程序、方法和步骤等；三是要建立活动的保障与支持体系。从相对直接一些的角度考察，推动高校文化维稳活动有效开展，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下体制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文化维稳领导机制。各级党组织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度介入文化维稳活动，强化对文化维稳活动的领导。而介入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和放大“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正面作用，抑制和弱化其负面作用，防止“领导失灵”、“组织失灵”与“社会失灵”，促进道德建设、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健康发展。
第二，建立健全文化维稳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机制。从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看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高校社会管理改革，制度变动释放社会活力是改革的目标之一。如今，高校社会生活逐渐走出了制度约束，个人的自主性开始不断增强，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个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思想领域，人们的自由选择空间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健全文化维稳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机制，加强高校个体和各种社会组织自我约束与自我管理，把文化维稳的要求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遵循，不断增强“自我文化”、“自我稳定”意识与能力，就成为了必然。
第三，建立健全文化维稳支持和帮扶机制。对文化维稳活动的支持和帮扶是高校各级党政机关对校园里的个人与组织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活动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的活动，其注意力集中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上：既关注校园里的个人与组织文化建设、社会管理、文化维稳的能力问题，又关注其能力提高所需要的支持和帮助的问题。目前，进一步加大这一工作的力度，变革和创新支持和帮扶的体制机制，实现支持与帮扶的制度化，[6]积极帮助解决相关的政策问题、经费问题、人员问题、场地问题等实际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必要。
第四，建立健全文化维稳的监督机制。严格的监督是校园文化维稳健康发展的保障。主动接受监督和依法依规保护监督，自觉把自己置于各种法律法规的监督之下，是高校内的组织与个人的义务。就当前校园文化维稳监督机制的构建来说，关键要建立和完善学校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监督、个人与社会组织参与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多层次的监督制度体系。同时，为了使监督有法可依和监督切实发挥作用，还要完善相关的监督法规、监督条例，并建立有效的监督责任追究制度。
第五，建立健全文化维稳的评估机制。文化维稳评估是文化维稳政策制定和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其要义是对校园文化维稳真实情况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以做到各种评估标准出台前有依据，实施后有明确的责任追究。考察现实，当前校园文化维稳评估机制还存在若干问题，需要完善。一是要加强评估沟通反馈与监督机制建设，既密切评估双方联系，又撇开评估主体与评估项目与评估者之间存在的特殊利益关系。二是要扩大评估参与主体的内涵，并保障各方力量对比的相对平衡。此外，还要科学合理的设置评估对象内容，并把评估结果作为校园文化维稳支持和帮扶的重要依据。
第六，建立健全文化维稳的奖惩机制。校园文化维稳活动顺利开展，不能光靠所谓主动性、自觉性，还需要从配套政策和激励、奖惩机制上下功夫。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要按照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对文化维稳的先进组织和个人进行表彰，激发其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对那些无视文化维稳的组织，尤其是那些道德理想目标丧失、道德失范、道德情感麻木，一切以自我为中心，无视社会公德的个人，则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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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5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主动维护稳定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总体思路，对全县交通运输系统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可能出现的稳定风险先期预知、先期评估、先期化解，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稳定因素的发生，确保系统社会稳定。社会风险评估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第一责任意识，坚持科学发展，稳定为重，切实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的必经程序，切实做到科学评估在前，有效预防在先。
二、范围和内容
本实施方案所指的社会稳定风险是指局属各单位（科室）在交通运输工作中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措施等。
（一）风险评估范围
1、交通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设中涉及群众利益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方面的有关事项决策；
2、涉及公路、工程建设等重点建设项目方面的有关决策；
3、涉及重大国有资产处置；
4、涉及系统内企业组织结构、产权结构调整等；
5、其他涉及群众利益方面的有关事项决策。
（二）风险评估的内容
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内容逐一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一是合法性。主要分析评估事项决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所涉及政策调整、利益调节的对象和范围是否界定准确，调整、调节的政策、法律依据是否充分；二是合理性。主要测评是否适应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是否超越了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是否得到大多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可行性。主要测评事项决策或政策出台的条件是否具备，是否经过严格的审查报批程序和周密的可行性论证，时机是否成熟；四是可控性。主要分析评价是否存在引发的苗头性问题，是否存在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是否有相应的预测预警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是否有化解矛盾的对策措施等。
三、风险评估的责任主体
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实施单位（科室）是稳定风险评估和维护稳定的责任主体。
四、评估程序和步骤
（一）全面掌握情况
对拟出台的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交通各责任单位、机关各科室要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研究，通过走访群众、民意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全面真实了解所评事项的基本情况，为预测评估提供全面准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二）准确评估风险
根据掌握的情况，按照评估内容，对重大事项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和重大问题，逐项进行科学分析，准确预测、客观公正地开展评估。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相关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与决策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众代表参加论证会、听证会，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会后形成明确的论证意见。
（三）制定化解方案
针对分析研判的具体问题，制定有效化解的方案和处置不稳定因素及重大问题的预案，做到解决问题与重大事项推进工作同步安排到位、同步开展工作。
（四）编写评估报告
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各责任主体要根据评估情况编制稳定风险评估报告。主要内容：1、基本情况和相关政策法规简要说明；2稳定风险预测评估情况；3、预防和化解工作预案；4评估结论。实行四级预警机制：即存在重大风险的为一级风险，作出不予实施结论；存在较大风险、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为二级风险，作出暂缓实施的结论；存在一定风险但可以控制的为三级风险，作出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后实施的结论；风险较小的为四级风险，作出准予实施的结论。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及按规定必须填写的走访、座谈、论证等有关的表格、资料，由各责任单位（科室）在实施前报局社会稳定评估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五、工作要求
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实施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各责任主体单位要充分认识实行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成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班子，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确保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顺利实施。局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系统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督促、检查和指导。
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人生观价值观社会稳定观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社会和谐的前提和条件，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左右，这一庞大群体的稳定与否，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否可以成功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对当前社会稳定提出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呈现，如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公平缺失越发凸显、和侵害群众利益事件易发高发、安全生产事故和突发事件仍然频发。社会转型表现出复合性、非规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外部客观环境条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深刻变化、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以及切身利益问题的日益突出，特别是市场经济趋利性和社会亚文化的驱使，使当前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因素逐渐显现和增多。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中务工、经营，形成独特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①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53亿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在维护、保持和促进社会的稳定中也不容小觑。
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大熔炉的锻造下呈现出新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亦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是指90年代以后初次外出的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具活力激情，更具崇高理想，教育文化程度更高，思想价值观念更新，消费意识、市民化意识、自我发展意识更强，注重个性的发展和人格受到尊重的诉求，注重追求身份、地位和文化的提升，对未来有着更高的预期，他们权利意识日渐觉醒和增强，希望取得与城市市民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权益保障权和政治参与权。当权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们就会宣泄自身价值得不到肯定、人格得不到尊重的不满情绪。
四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昭示着社会稳定并非水到渠成。新生代农民工在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隐含着冲突和矛盾的暗流。他们在城市中干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付出自己的汗水。但现存的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度，使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等方面无法平等享受并融入城市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客心理和对城市的冷漠和疏离感，存在相对剥离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混乱的身份认同和不满情绪。②对这一问题如不能给予正确的看待和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步伐。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的必要性
首先，人生观、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稳定。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空间日趋扩大，拥有的自由和主体性日趋增多，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和形成日趋多元。在今年针对日本“国有化”，我国国内所发生的西安“9·15事件”、深圳打砸事件中，一些人出现了极不冷静和不理性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发生，既有受到别有用心者的煽动起哄、失去理性的原因，亦有个别人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的影响。因此，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既需要诸如经济的繁荣发展、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社会管理的科学有力等显性因素，更需要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隐性因素。
其次，社会稳定需要社会稳定观的培育。社会稳定既需要社会管理者强制性、权威性的规范和约束，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科学合理的教育和引导，还需要社会成员的社会稳定观培育和主体自觉。特别是目前我国社会领域问题日益复杂多样，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日趋增多，群体突发等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时有发生。因而，在大力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科学规范的管理和制约的同时，更要积极有效地教育引导社会成员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稳定观。
最后，社会稳定需要科学社会稳定观的指导。社会稳定是当代中国的利益问题，属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范畴。应当看到，在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之前，我们多年来在“GDP崇拜”发展模式中所呈现的社会稳定，主要是依靠国家政治权利形成的，是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意义上的“社会稳定”。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③社会稳定是人的最基本的利益需要之一，社会稳定不是机械地控制人、操纵人、约束人，而是科学地管理人、规范人、发展人。动态发展是科学社会稳定观的根本指针。恩格斯指出：“平衡与运动是分不开的。”④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⑤真正的社会稳定，不是静止不动的稳定，而是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各种社会稳定因素不断增添、各种不稳定因素不断克服的过程中的稳定，是各种社会要素在社会动态发展中相互协调平衡中实现的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的环境要良好。当前，我国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积极稳妥地改革户籍制度、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制度，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权益保障制度，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共享社会财富、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从而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浓厚氛围。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的主体要多样。一是作为宏观管理者的政府，要转变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融入城市的制度规定，要加大政策倾斜、财政扶持，加大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生活安居、权益保障、社会救济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公平供给，逐步转变其弱势地位；二是作为微观管理者的社区，要注重创新管理理念和服务内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稳定就业，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吸纳他们参与到社区管理，把他们纳入到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范围中，促进他们与城市居民的沟通交流、良性互动；三是作为自我服务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组织，要逐步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以便更好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自身利益的维护，努力引导、吸收他们参加到社会组织中来，以便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最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的措施要扎实。一是要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探索试行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稳定观培育的有效举措。如广泛倡导、创办一些适宜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情绪疏导、发泄、放松的活动或场所，建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预警和干预机制，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培训和疏导；二是注重培育方式方法创新。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程度、成长发展规律的实际等，尊重不同个体需求的层次性、差异性。在提高其收入水平、打牢其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加强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心理承受能力，提高其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能力，促使其形成良好的城市认同感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他们的文化素养和法制意识的提升，增强其整体素质，促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基地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JD-004）
注释
①《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②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科学》，2007年第Z1期，第1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