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论文(6篇)
海外利益论文篇1
[关键词]南海问题；南海价值；地缘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4）04-0042-07
南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的价值决定了南海地区是国际关系中竞争、冲突和合作的焦点地区之一。冷战后，经济安全在国家外交中分量的提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并生效和中国崛起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促使南海的价值更加凸显。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性。近年，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当事国的理论依据或批驳或评析、对争端国采取的政策进行分析以及各国对解决南海问题模式的设想等几个方面，而对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的论述还较鲜见，本文就着重论述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关系问题。
一、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
南海在中国地缘安全的战略地位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近代以前，南海是中国地缘安全的屏障。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南海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南海成了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作为一种天赋的和恒定的因素，地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面貌。”[1]1法国年鉴史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地理要素恒定地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南海不仅仅作为一个地理位置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超越纯自然层面而上升到安全层面，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地缘政治的重要问题。由于地缘政治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把国家的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一国的地缘位置、战略疆域对国家安全有直接的战略意义。善邻能够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增，安全感上升；恶邻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减，安全感下降。
地缘安全是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其内涵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包括其过程及其结果；第二，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中的存在及其运动；第三，国家等行为体利用地理要素或在地理空间中维护其安全。[3]所以，地缘安全就是运用地缘政治理论评估、衡量和预测一国的安全情势。由于地理位置和邻国的非自由选择性，地缘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界定地缘安全：一是一国的安全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二是一国有能力保护本国不受外来力量的威胁。因此，地缘安全可以具体化为：国土完整、运输通道的畅通无阻以及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所以，中国要保证南部地缘安全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中国保护自己国土安全的能力、中国维护南海海上通道安全的能力和中国持续改善地缘环境的能力。
著名学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认为，在战略中，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4]107著名的海权论代表人物马汉认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位置、军事力量和资源。在这三个条件中，地缘位置是最重要的，因为另外两个条件可依赖人力予以补充或增进。一个地方若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5]127129
地缘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南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豪斯浩弗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曾大胆地预言：“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会是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注定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支配者。[6]由此推断，作为“印度洋―太平洋空间”的南海应该成为未来的权力中心，只不过当时的南海没有足够的魅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战略地位已被地缘政治学家所关注。虽然斯皮克曼不同意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而独创“边缘地带说”，但二者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即都着眼于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的争夺。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中最受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他说：“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泛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7]显而易见，南海处在斯氏所说的边缘地带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命题：控制南海的国家将控制东南亚。这是因为控制了南海就控制了南海众多的周边海峡；控制了这些海峡，就能控制南海上的多国赖以生存的国际航道；控制了这些国际航道，就成为南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就能控制东南亚。[8]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第30卷第4期李国选：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对中国而言，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有三：一是南海的石油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二是南海对中国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具有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9]三是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运输通道和领土安全的标志。进一步来讲，南海是中国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和华南大陆的海上战略屏障，是中国走出近海、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理想地区。南海有中国260多万平方公里的可管辖海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之地，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空间。
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亚洲大陆和大洋洲的交通要冲，被称为“亚洲的地中海”。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要道，[10]并且是大国较量的场所。所以，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突出：一是南海中属于中国的领海是中国陆地国土的延伸；二是它是中国南部重要的运输通道；三是它是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关节点。充分而合理地开发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南海问题削弱了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南海和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联系。
二、南海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多种因素导致南海问题的产生：一是经济因素。南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对南海争议各方的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二是法律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促使南海价值凸显。三是中国自身的因素。中国淡薄的海洋意识和战略的轻重缓急顺序使中国忽略了对南海的管理与经营。
一般而言，南海问题主要是指某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归属上的争议。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沙群岛归属；二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如何划分。第一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决定着第二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可以划分南海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11]所以，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沙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12]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南海争议国之间的与海洋划界争端，而且背后有美国、日本与印度等国的介入，多种国际政治力量汇集于南海地区。南海问题不但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且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问题。
目前，南海问题日趋复杂，主要表现为：第一，多方占领。与中国存在南沙争议的周边国家处于事实上的有利地位。它们在南沙群岛海域控制的岛礁数量要比中国多得多，其中越南控制了29个岛礁、菲律宾侵占了9个、马来西亚占据了5个、文莱宣称对南通礁拥有但并未占领，但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仅控制着8个岛礁。[13]第二，扩充军备。近年来，南海争议国为巩固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加快了海军建设步伐，不断更新武器装备，不惜重金购买军舰，提高立体作战能力。南海地区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逆裁军”现象。第三，法律宣示。近年来，有关争端国企图把其占领中国的南沙岛礁合法化。一是利用国内法的形式将其攫取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如菲律宾国会就在2009年2月17日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二是利用国际法主张其在南沙区域的“权利”，如越南在2011年5月就再次向联合国重申了其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全部。2013年菲律宾准备仲裁与中国的南海争议。第四，大国插手。南海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引起区外大国的关注。美国、日本和印度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计量，利用各种手段不同程度地干涉南海问题。
美国的“积极关注”、印度的“东进”、日本的“南下”以及有关争端国的“背信弃义”，使南海问题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海洋争端。南海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很明显，中国求解南海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是中国根本解决南海问题与发展睦邻关系的悖论；二是中国恢复南海和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的悖论。
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南海问题的基本表现形式由南沙争议逐渐演变为南海海域实际管辖争议；第二，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扩大化态势进一步凸显；第三，南海问题将成为中国多边外交法理斗争的新热点；第四，南海问题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将是中国今后不得不长期应对的重大外交课题。[14]
南海问题争议的多元化、力量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它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更为严重的是，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这些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政治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军事合作国际化、南海问题中舆论因素的国际化。所以，南海问题外在环境恶劣，内在结构复杂。
三、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南海问题危及中国南部领土的完整性
领土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依托和基础。所谓领土安全，其内涵是指领土与领土不受侵犯和威胁，领土不被占领、不被分裂、不被分割或兼并；其外延包括国际法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与管辖权不受侵犯和威胁。[15]南海问题使中国的国家主体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管辖的国土。但目前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土并没有得到合理与切实有效的维护。周边国家也通过非法的军事占领和无序开发南海资源以造成“实际控制”的事实，这是对中国领土安全的严重威胁。随着争端国对南海资源单方面开发的力度加大，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将提出新的挑战。
中国解决不好南海问题，就意味着中国不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南海中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土地的丧失或获得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保障问题。土地的基本作用表现在：第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土地是战略要地，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第二，退一步来说，尽管这块土地不是战略要地，但至少可作为与别国的缓冲地带；第三，土地的多寡本身就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基本标准之一；第四，这块土地上的产品能增强国家的经济总量。[16]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个适宜人居的小岛，以12海里领海计算，可获得1500平方公里面积的领海区。再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距离计算，可获得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南沙海域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岛，实际价值却不可小觑。
虽然现在科技十分发达，但土地的作用没有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所增强，土地依然是人们的生活保障。因此，领土的丧失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南海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国资源的宝库，是中国蓝色国土扩展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空间。南海问题的存在，削弱甚至抵消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既不能武力收复被南海争议国占领的中国的岛礁，又不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中国的南沙被占岛屿的。很显然，中国南海领土安全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这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极其不利。[17]
（二）南海问题制约着中国向外发展的战略航道
一般而言，接近海上通道的程度决定地区的战略价值。如果地区的位置处在两条航道之上，或者说，接近于它们的交叉点，那么该地区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大增加。交叉口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中央位置，以此为基地，到各个方向进行活动都十分便利。[5]129
南海与周边六个海峡相联系，这六个海峡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吕宋海峡、巴拉巴克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因此，控制南海的制海权，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重要航道，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经济命脉。
南海是多个国家的“海上生命线”。南海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是西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重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的海上必经之路。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4万艘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经过南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这条供应线对中国最为重要，是中国海上的交通大动脉。
南海问题的存在使南海通道的状况日益复杂化。南海问题的存在使中国管控南海通道的能力削弱，而且中国与相关争端国很难就南海问题进行长期而有效的合作。涉及到南海争议的国家，都想方设法谋取更多的南海资源区域，并使之最大化，并且这些国家都表示不惜使用武力来保卫它们的近海利益。“最要命的是，世界上三个主要军事大国――美国、中国和日本――都在该地区占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来保卫这些利益。”[14]141南海问题的存在使有关国家在维护南海通道安全方面缺乏真正有效的合作，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海上袭击比以前具有组织性与协调性；南海地区水域的海盗、有组织犯罪和潜在的海上恐怖主义存在着合流的可能；武装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密切。[18]所以，中国现在还不能完全维护南海通道的安全。这对当代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中国不能掌握自己在南海航道上的命运，而是要依托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南海海上世界。[19]293南海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南部战略通道安全，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
（三）南海问题影响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
地缘环境是指“国家这一主体和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各种空间背景和条件的总和。”[1]40地缘环境受到经济、军事等权力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如国界的变动、联盟的形成、势力范围的划分和缓冲地带的建立等。地缘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地缘安全。
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程度可以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比值来衡量。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19]7由此很容易地就得出结论：安全边界线离边界安全线越远，国家就越安全。如果比值大于1，国家就安全；如果等于1，国家就有安全的隐患；如果小于1，国家就极不安全。任何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因此，国家的地缘安全程度不能用是否受到外敌的入侵来衡量，而应该看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内推延的广度和深度。
南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空间，中国的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几乎到了重合的地步。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和多边化不利于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改善。南海争议国为了保持其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和利益，借用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国不得不与这些国家打交道，防止它们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进一步联合。“岛链”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为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而构建的岛屿基地圈，冷战后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的“无瑕号”事件，都是美国利用岛链战略，窥探中国的“远程军事投射能力”的尝试。南海问题的存在使美国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岛链战略仍然有效。2009年以来，南海风云再起，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影响明显加大，中国南部地缘环境低频度震荡增加，严重恶化了中国南部的地缘安全环境。
蕴藏丰富资源的南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力量，为它们可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国际社会对石油的争夺在21世纪显得更加激烈，很有可能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冲突。南沙群岛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鱼类资源，这些是周边国家冲突的主要原因……”[20]显而易见，这对中国南海地缘安全的影响既是潜在的，又是现实的。
四、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负面效应的基本路径
研究理论是为了分析现实，分析形势是为了解决问题。分析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是为了寻求中国解决南海问题之道。笔者认为，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改善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地缘环境
安全合作有利于解决南海争端。争端是一种零和博弈，由于的特殊性，以及南海各方利益的交叉性，因此在解决争端时，传统的军事解决手段已经不合时宜，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争端，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激化，而通过安全合作，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兼顾各相关方的利益，这样才能为真正解决南海争端提供前提条件。[21]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依靠良好的地缘环境，或与周边国家结为利益共同体；或建成战略缓冲区，避免与现有大国直接碰撞；或将周边国家建成自家后院。南海地区是中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地区。在该地区，以各国或集团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为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中国，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要尽可能享有南海原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内的利益；二是东盟及其相关争端国，它们是既得利益者，一方面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尽可能扩大和巩固已占岛礁海域的控制权；三是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它们介入南海问题的基本目的是分享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印度和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格局日趋明显。所以，中国要“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破解美国安全网的围堵。”[22]中国防止后两个层次战略力量的进一步联手，就抓住了改善南海地缘环境的关键。
博弈论认为，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任何国际事件的演化，都是相关各方对潜在风险和预期收益进行理性博弈的产物。根据不同的战略结构，博弈者采取不同的策略，目的是用集体行动取代个体行动，使个体在集体行动下的利益大于单干时的利益，最终实现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该战略理论指导下，共同合作的战略是最优的。[23]
所以，中国必须积极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坚持与有关争端国共同开发南海的有争议的区域，防止南海争端失控。中国必须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与美国、日本和印度打交道，处理好双边与多边关系。中国应主动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增长点，扩大交流与对话的渠道，增信释疑，着力培育在南海地区的共同利益。中国要力所能及地承担起提供南海地区公共产品的责任：如保持南海的航行自由，保持南海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打击南海地区的海盗和恐怖主义，防止南海地区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等等。
（二）保持军事威慑力，增强解决南海问题的硬实力
实力对等的国家间才会产生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丛林法则仍是国家间政治的铁的法则。实力孱弱者有权利但没有能力分享国际社会中的文明。[19]11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更需要中国加强自己的实力。长期的和平生活使很多中国人忽视了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巨大负面影响。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如果这些物质财富没有强大的力量基础，只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物，很可能会在残酷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失去。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基本结论。
力量远胜于财富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国家力量是开发新的生产资源的动力，可以创造出巨额的物质财富；二是没有强大的力量，国家不但不能获取新的物质、信息和能量来发展自己，而且会失去自己拥有的一切，不但财富难以保持，而且国家的生产力、文化、自由，甚至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失去，这种情况已被历史一再证明。[24]4647
当然，国家财富的增长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注意将财富适当地转化为武力，因为国家强盛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积累，还在于财富在国家政治中转化为武力的数量、质量及有效运用。[24]102在南海问题上，正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不足，才导致南海争议国大肆掠夺原属于中国的财富。军事力量的提升不仅可以保障中国维护南沙群岛完整的物质基础，而且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也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重视海洋意识，提升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软实力
现代海洋意识应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要求人们把属于自己的海洋当作国土的有机组成部分。海洋经济意识就是有利用海洋资源为国家谋利益的意识。海洋的安全意识就是通过海洋来保障陆地安全，同时保卫自己的海上权益的意识。[25]
中国现在的海洋意识淡薄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通过多年，生效也有一段时间了，但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26]更谈不上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利用海洋保障自身的安全了，也不能看到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造成的潜在与现实的危害。
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间。“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27]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善待海洋。可以说，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在南海。但是，南海问题限制了中国开发南海，限制了中国向太平洋与印度洋拓展发展的空间。早在50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者地密斯多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历史也反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美国一著名学者指出：“一国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在于战略力量和经济力量，而且还在于它的价值观和思想方面的‘软力量’。”[4]22中国海洋意识的淡薄，是南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维护南海权益的物质力量，而且还要增强捍卫南海权益的精神力量。拿破仑曾说过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剑与精神，从长远看，精神总能降服剑。”[28]
因此，我们回应南海问题的消极影响不能一味地依靠武力之“剑”，更重要的是具备海洋意识之“精神”。海洋意识是我们认真对待南海问题的逻辑前提。
中国首先要加强区域合作，改善解决南海争端的地缘环境。同时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一是硬实力，主要是海军实力；二是软实力，主要是海洋意识。中国应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完美结合的力量和平地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最优选项，也是考验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五、结论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利益，主要是国土完整、贸易与运输通道及地缘环境。南海问题拖得越久，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面临的威胁就越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影响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南海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显著的变量之一，其解决得好坏决定着中国能否持续、快速、健康与和平地发展。走向海洋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选择，东海和黄海由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存在，使中国走向海洋的难度极大，因此南海就成了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选择。但南海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所以，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第一步。中国需要提高南海问题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应把解决南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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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利益论文篇2
缅甸政府军大举进攻缅北的克钦武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资产和人员安全的担忧。虽然战争离中国的边境很近，但是中国却不能干涉，这是缅甸的内政问题。有时候，他国的某些内政问题，确实会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应该更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中国应该如何防范别国内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保障中国的海外利益。其中，公共外交的功能应该得到重新审视和重视。
首先，政府外交未必能充分保障国家海外利益。随着“一带一路”、对外基础设施援助、企业“走出去”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问题愈加突出。随着国家对外经济合作链条的延伸，国家的海外利益的分布也将到达世界各地，从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到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从驻外使领馆可以方便照顾到的外国首都和大中城市，到远离政治中心的社会基层。国家的利益分布越是扩展到广阔而偏远的地区，其经济利益和人员安全保护越是困难和复杂，很多情况下既不完全决定于两国政府间关系的好坏，也不是靠强大国力就必然能够得以保障。就拿缅甸问题来说，中国和缅甸数十年来保持着良好的政府间关系，中国在缅甸有石油、矿产、水电等重大战略性投资，也拉动了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克钦武装和缅甸政府的矛盾关系，中国在缅甸北部建设的大型水电站项目一直得不到安全保障。近年来，随着缅甸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缅甸政府突然宣布暂停建设密松电站，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相比之下，美国近些年在伊拉克的困境更加极端。伊拉克政府是2003年美国萨达姆政权以后帮助成立的，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可以说，美国和伊拉克政府有特殊关系。但是十多年来，美国的财产和人员安全在伊拉克绝大多数地区得不到基本保障。在类似上述的情况下，由于他国内部政治波动、失调甚至失控带来的本国利益损失，政府几乎没法通过传统的外交手段来加以充分保护――无论是采取外交交涉、照会甚至是军事干涉。很多海外利益危机的来源和危机的处理，都可能不在政府层面，而在外国社会力量之中。
第二，公共外交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接触功能。传统的政府间外交，都是政府官员之间按照规范的外交程序、在一定的外交场合，实现国家利益的博弈、交换或者共赢。公共外交的兴起则是政治民主化、全球化等发展的结果，强调外交要同外国社会和民众沟通、传递信息、影响看法，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因而，公共外交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手段，实际上在政府间关系之外，实现了对外国社会的直接接触――无论这种接触的方式是信息传递、对外援助还是文化交流。甚至可以说，公共外交要产生效果，就是要着眼在有效作用于他国内政。当然，公共外交影响他国内政的方式更加间接和柔性，人文交流等活动还会夯实双边关系的社会基础，产生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果，不能等同于刚性和对抗性的“内政干涉”。如果中国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运用公共外交的社会接触功能，就能够解决一个近年来越来越困扰中国外交的问题：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对其他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接触和影响，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第三，公共外交在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方面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公共外交的社会接触，是要和外国的社会力量交朋友，这既有利于双边外交关系的大局，也可以服务于国家在当地的利益发展和保护。从利益发展来看，公共外交可以为双边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在宏观上提高当地市场对中国公司和产品的认可度，以良好国家形象为企业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从利益保护来看，公共外交可以通过沟通、援助等手段，在当地社会和民众中营造对本国利益有利的安全小环境，在局部排除反华舆论的干扰;和当地社会力量交朋友，还可以在危机发生时动员这些力量协助保护本国利益;公共外交从对方社会组织、地方团体等基层了解到的信息，可以补充上层的信息沟通，帮助国家和企业提前预判安全风险。
因此，为了发挥公共外交的社会接触功能，协助保护国家的海外利益，应该加强以下工作：一是要让公共外交实现充分的社会间接触，为民间机构特别是专业机构搭建更丰富的对接平台，淡化政治刚性特征，在不“干涉内政”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利益。二是要把对外援助落实到外国社会基层，让当地人感受到切实好处，推动建立对华友好的舆论氛围。三是针对分布有国家海外利益的地区，进行专门的社会结构和风险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性公共外交方案。四是加强政府和企业外派人员的公共外交能力的提升，这涉及转化思维和表达方式，应当有专门的培训体系和规范性要求。
海外利益论文篇3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制定是经过海商法器材委员会和社会各阶层讨论辩证的跨时代性法律结晶，其颁布后的社会影响、实质作用及对我国海运事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都彰显了它的独特品性，值得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和推敲。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品性历史意义现实作用
我国海商法制定奠定海洋运输发展转折
海商法,是商品交换和航海贸易共同作用的产物。它兴起于中世纪至近代,到本世纪后,海商法日益趋向国际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分别出现过宣统元年的《海船法》（草稿）、北洋政府颁布的《海船法案》,及政府的颁布的《海商法》,但均没有真正推动海洋运输业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1952年成立了海商法起草委员会。1963年,委员会完成了海商法草案第九稿。1992年11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并于1993年7月1日起施行。至此，正式出台了规范海上运送关系和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利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发展的《海商法》。以上制定背景分反映了其以下三重品性：《海商法》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增长,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的形势下制定的,是一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海商法》的制定为了适应融入国际大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而制定颁行的，是一部条款新颖具有前瞻性且与国际接轨的新时代法律；《海商法》的不仅吸收企业界、法律界专家学者及其他社会各阶层人员情况下组成了起草委员会，并且在起草后进行了大范围的充分讨论与论证，以集思广益，认真辩论，可谓是一部真正贯彻了群众路线的法律。
海商法所贯穿的法律思维
已成熟的西方航海法律经验，同时因地制宜具有我国自身民法思想，其商法性质尤其贯穿了合同法相关内容。故海商法具有双重法律思维的品性。
1.英美法律思维之借鉴
由于制定海商法时我国海上运输法律制定经验并不健全，故借鉴了已有的海上法律运输制度及国际惯例及国际合同制度。而对于航海运输的英美法律思维，主要是将英美商事法律经验和制度加以提炼，根据海上实践，划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这一法律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商事思维，一种针对海上实践的需要进行调整了的商事思维。而这种商事法律思维的运用不可避免的体现了其渊源处，及英美法系国家自身在商事活动及海上法律实践引用中对于国家意志和特定群体利益的倾向与保护。
2、我国民法思维之适用
我国民法思维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一是对于英美法律思维的借鉴用民法思维进行选择，而对已选择的借鉴也会用民法思维进行理解、阐释和调整。二是直接运用民法思维对海商法相关内容进行开创性规定。这主要指运用不同于英美法律思维的形式正义与效率，直接从民法传统的实质正义和公平角度，将民法理论运用于实践经验，从而达到我国民法思维之适用效果。
3、两种思维之相互作用
由于海商法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得英美法律思维和中国传统民法法律思维贯穿其中，相互作用。英美更加注重商业思维的运用，而我国因历史原因，商法长久被认为为民法的特别法，故商法独立性思维发展历程短。这两种法律思维的相互作用造就了《海商法》守持根本前提下西体中用的新时代品性。
三、《海商法》制定后的现实作用
1.规范行业准则，刺激海运企业发展，带动其他相关行业
海商法首先规定了海运市场的行业准则，为其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规则。其关于海上运输企业组织、海上运输合同等一系列行为规则调整着海上运输中海运企业及其他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如船舶租赞、旅客和货物的承运、海上救助等。在合理分配海运合作双方权利义务的前提下，激发了海商企业购置船舶,扩大船队,改善运输条件,增强运输的积极性、主动性,开展多家经营,大力参与国际海运市场竞争,实现更大的海运利益,进而求得海运企业发展。而海商法的出台与落实有力带动了造船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在进出口大宗型原材料和货物的过程中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及相关服务型企业参与进相关市场，从而合理优化了资源配置;海上保险作为海运的重要部分也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真正检验了《海商法》一举多得，多行业带动性的独特品性。
2.维护了航运运输中的国家利益
清末以来,我国海关港口完全落入西方列强之手,海运及江运基本上受外国公司控制,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侵犯。而一般发达国家海运业法更加侧重保护本国海运事业与相关行业、企业利益，体现了不同于、甚至相悖于我国的国家意志倾向性，我国急需一部结合我国国情，维护我国自身利益的海商法。据此,《海商法》作为最具国际性和国家利益的国内法，确立了保留内河及沿海航运权是现在各国海商立法通例。我国海商法也将国内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船业务保留给悬挂我国国旗的船舶经营，不经我国交通部门批准外国籍船舶不得经营。切实维护了我国的和国家的航运权,并保证了从船舶上征取相当数的税收,排除了国外势力对国内及沿海航运市场的控制,提高经济独立能力,并为海运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3、开拓我国国际市场，提高国际海运地位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闭关自守的自给自足型经济以不复存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艰苦的入世之路等一列政策和举动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融入国际市场的信心和决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商品交换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守着多方面的制约，而交换空间则直接决定了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交换空间则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重中之重。实践证明，在我国对外进出口的运输方式中，航海运输占了90%以上。航海运输加大了我国商业对外发展的范围，并且加强了其能力加快了其范围。而《海商法》在其颁布后在海运业和商业国家市场的开拓领域一直起着法律的保障功能，增强了商品的实质性流通，从而顺利推动了我国商品经济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换。以中国《海商法》为支柱的中国海运事业被国际冠以巨大潜力，显著提高了我国国际海运地位。
参考文献：
[1]韩立新,王秀芬.各国（地区）海商法汇编(中英文对照)》上卷[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年
[2]司玉琢.海商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期
海外利益论文篇4
关键词：南海问题；政策；配合；崛起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是“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关于政策的提出、发展等与本文关系不大的地方不再论述）。这一政策使争议双方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到经济的优先发展上来从而有利于将双方引向和平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共同开发”也可以避免南海问题被美日等国利用。为此，中国在经济、外交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签订了中、菲、越《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发表了中越双方《联合新闻公报》，但从目前南海各国所发生的事端来看，这些条约、公报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其原因在于：
1.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各相关国家为造成既成事实，加紧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借助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抗衡中国；其次，南海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各国（美、日、印、欧）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不稳定、中国的崛起，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纠缠，国际形势复杂。[1]
2.南海争端复杂。南海的争端，不仅仅在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更在于对我的侵犯，使“在我”的前提形同虚设。各国在所占的岛屿上修筑机场、跑道、灯塔，并通过各种海基法案，无视本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
3.南海各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合作，抗击中国，使中国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外交上十分被动。
显然，要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排除或者最大可能减少美、日等国的干预，加强军事建设，分化瓦解东南亚各相关国家，争取各个击破。
三、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经济政策
通过发展对东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东盟各国对我之经济依赖。
历史上，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用经济手段达到加紧联系德意志诸邦、孤立奥地利的目的，并最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联邦。今天的欧盟，也正走着通过市场的统一走向政治的统一的进程中。古今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的统一使双方休戚相关、产生共同利益，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值得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借鉴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达到与南海各相关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标，但通过发展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大大加强南海各相关国的在华利益，从而增强其对华的经济依赖。这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较为不明显的时代，可以随时约束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不轻易作出冒进的政策举措。而日后在南海争端激化的情况下，则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份筹码，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南海各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制裁，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相关国家来说，将造成极大打击。
但是增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不如东盟与美国那么明显，中国于东盟处于同一国际市场梯次，传统经济领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对东盟吸引力不大。在国际社会，我国生产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等）甚至与东盟相关国家存在竞争的局面。因而中国政府应在非传统经济领域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中国应当积极与东南亚努力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以“海洋开发为例，如果各国能够从海域管辖权划分、油气田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产品加工等多个层面探讨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那么在外部环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问题争议各方将很可能在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形成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2]一旦这种合作形成，经济的力量将把东盟与中国紧紧捆绑。而随着南海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经济利益不断扩张，它将很难离开南海。而中国根据现有的南海开发状况，保持对南海资源的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国在南海争端激化时游刃有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其次，中国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较纯粹军事行动的政策而言，使用长久而渐进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损国力，不伤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国际舆论对华的指控和世界大国对华的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外交政策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
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我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在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影响下，出于对海上贸易通道、南海油气资源等的考虑，美国积极干预南海问题。美国通过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争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导权，以南海问题为契机打压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展开的军事演习更显频繁，“肩并肩”、“金色眼镜蛇”、“卡特尔”等的展开，使中国南海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构成东南亚-台湾-朝鲜半岛三位一体的“环形岛屿链”，从而达到压缩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但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无法遏制的，美国急需中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对其予以支持。因此，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由如下构成：1.尽可能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如召开“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发展“东盟10+3”等经济合作，排挤美国在此区域的势力；2.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对美国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的支持。
此外，因尽量发展海军，弱化美国在此区域的军事优势。
对于日本，则首要应在外交上承诺保证其南海贸易航线的安全，以此力争其对南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明治时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在实力相当时，外交就是力量；在实力悬殊时，力量就是外交。”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从这一点说，我们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航母的确已是燃眉之急。军事上的支持对于此类事关国家、领土完整的外交谈判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我们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对南海资源的开发为诱饵，逐一展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尤其是南沙诸岛）归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之所以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东盟相关国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达成外交一致，这对于中国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形势将极为不利，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其信息之不对称不言而喻。毕竟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少一个分蛋糕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
谈判期间可派遣渔民和渔政船在有争议的海域展开大规模捕猎、巡逻行动，力求制造事端，如造成对我军民伤亡，则可借此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压力，并博得国际舆论之同情，减少国际舆论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在历史和法理两个维度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取得国际舆论对华支持。
待问题解决后，亦可如上制造事端，借机收回部分开发权，或者真正实现“共同开发”的既定政策，其底线是中国必须在南海拥有大部分利益。
3.军事政策
首先，应加快建设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舰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综观二战以来海战经验，以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中国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尚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严格来说，打击海盗并不算是远洋作战），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一旦美国介入南海事端，则中国将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中国海军之所长仅在近海作战（有沿海空军、陆军和二炮部队的支援），而远洋作战，非有航母不可。中国一日无航母，则一日不可轻易与日美交恶。
其次，中国若对东南亚相关国家中的某一国发动战争，考虑到唇亡齿寒，相关国家极有可能相互联合，共同抗击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印度等国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考虑，日本出于对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极有可能出兵干预，届时中国将处于极端恶劣的军事环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海军发展将是一场灾难。战争只因当是政治的延续，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可以说是下策。
第三，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促进军事互信，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展示中国海军实力，对南海各相关国家产生威慑作用。
当前中国所能采取的仅仅是一些“准军事”手段，比如，海洋渔政船巡航等，这样能在目前能力范围内既不引起外交事件也能有效维护我国，并且比较经济的手段。
4.政治策略
首先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领域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友好关系。
第三次“陈江会”签署三协议、发表一个共识，宣布将开通两岸定期航班、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致共识，两岸“三通”已经全面实现。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友好发展，可以逐渐打破美国对华的军事遏制，而且，两岸的友好发展将大大有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大陆应力求与台湾达成共识，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甚至共同在太平岛驻军，这对于南海相关国家的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加强全国人民的海权意识，保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减少在非正常时期的舆论压力和政策执行难度。
以上4个政策，当然是不能割裂来实施的，其中经济合作和军事建设将贯穿整个南海问题解决的过程，外交斡旋以求突破是其重点，造成敌我军民冲突、获取国际舆论同情是外交辅助，排除或减少美日压力是关键，与台湾达成政治和解与合作、唤起民众的海权意识是前提，4方面的政策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渊：《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载《学术探索》，2008年1月，第一期
[2]刘中民：《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论述》，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9月，第五期
[3]王秀英：《南海权益与中国崛起》，载《理论界》，2005年6月
海外利益论文篇5
关键词：国际战略学；中菲冲突；南海问题；黄岩岛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行为，总是受到其国际战略影响。国际战略学者李景治教授认为国际战略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利益、国家实力、战略目标、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中菲最近的南海冲突引起了各国的关注，笔者希望能够从国际战略学的角度来对这次南海冲突进行分析，并得出一个战略学角度的预测。
一、中菲南海冲突的事实概述。
中菲南海冲突是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历史问题。两国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屡生冲突，菲不断强化对南海的要求。09年时任总统阿罗约不顾中国反对，签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海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律宾范围。并试图把南海问题列入东盟内部讨论，但没有取得成效。中国南海问题的战略始终是：立场绝不改变（始于邓小平时期），在保证基础上和东盟、美国处理好关系。
此次中菲南海冲突与以往的冲突不同，不仅对峙时间长而且对峙规格高。可见此次冲突具有重大意义，如何审慎处理南海问题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重点和难点①。
二、中菲南海冲突中的战略分析。
第一，战略中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核心。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因在其著作《国家利益的概念》中提出了四大利益：生存利益、紧要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南海问题对于菲律宾属于国家的重要利益，是国家战略所考虑的核心内容之一，体现在其国家战略实施中是会全力争取的内容。对于中国而言，南海是紧要利益，关系到国家，必然全力进行维护。
第二，战略中的国家实力。菲律宾前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洛克·阿布兰(RoqueAblan)认为，菲律宾没有理由对抗中国，因为"和中国相比，菲律宾就像是一只蚂蚁，中国则是一头大象。"阿基诺三世在竞选时的口号之一是减少贫困。然而两年多来，贫困依然是摆在菲律宾人面前的难题。2011年，菲律宾的GDP增长3.7%，较之前一年的数字几乎放缓了一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看，菲律宾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导致的经济往来中更易受到打击，敏感性更高，更脆弱；军事上，中国军力远远超过菲律宾。国家制定国际战略的依据是自身的利益和实力。战略的实现根本而言还是由国家实力所决定的，忽略国家实力制定战略，必然要失败。中菲实力对比中，中国明显占据优势。
第三，战略中的国家目标。战略制定必然有目标，国家根据与目标制定战略规划。评价战略的成功与否，就看战略目标是否实现。在南海问题中，菲方战略目标是不清晰的，也因此导致了这次的冲突中其国内的言论不统一，进退不断变化。5月18日原定在当天登上黄岩岛插旗的菲律宾前海军陆战队上尉尼坎诺·菲尔多宣布，由于受到总统的劝阻，他将推迟原定的计划。可见阿基诺政府的对华政策飘忽不定。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中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涉及紧要利益，中国不会在拥有上做出让步，战略目标就是获取南海岛屿的。可供博弈的内容，只是享有基础上的共同开发和资源共享。菲应意识到中国基本的战略目标是不可调整的、没有商量余地的。
第四，不同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的形成和作用是历史性的，两国不同的历史之路造就了不同的战略思维。中国历史上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加之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富强的经历，形成了中国的战略思维：坚持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南海问题中，中国的原则没有余地，一旦涉及到，必然斗争到底；只要不涉及，南海利益可以协调。而菲律宾特殊的殖民历史，造就了依赖性和投机性的战略思维：容易采取冒险主义，但坚定性和持续能力不强，易退缩。在南海冲突中，往往是菲律宾先采取激进主义，刺激和挑战中国的底线，以美国为靠山谋取利益。一旦靠山的态度迟疑或者是遇到顽强的抵抗，就会全线退缩争取和解，这次也不例外。
第五，不同的战略决策模式。中国的战略决策根据国家利益做出，不受任何国家的直接影响。而菲律宾不同，美国44年殖民留给菲律宾了深远影响，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文化都深深地打下了美国印记。美国与独立后的菲律宾是盟友关系，长期向菲提供军事援助。2012年，美国已经承诺把今年对菲的军事援助金额翻倍，从1500万美元提高到3000万美元。②俄罗斯地缘政治研究院专家康斯坦丁·希沃特科夫认为"美国不反对在这个地方浑水摸鱼。"可以说菲律宾在南海冲突中的决策模式中，美国必然存在而且是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存在。
三、从国际战略学的视角探究中菲南海冲突的未来。
中菲在南海问题中采取怎样的行动或者行为模式都取决于两国的南海战略。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认为从国家战略学的角度而言中菲南海冲突的未来是可预见的：首先，大不会发生，但小范围的摩擦会一直存在。其次，中国的立场坚定，采取的是积极防御战略，一旦菲律宾越过底线，必然予以强烈反击。但是美国重返东亚，中国的战略空间也将不断被压缩。最后，从历史上看，由于菲律宾对南海问题的误判，其冒险行为必将"玩火自焚"。美国的介入和干预加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③，但是，黄岩岛属于争议领土，黄岩岛海域内的中菲冲突不满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条件，美国不可能为菲出手。菲律宾企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意图也不见得能够实现它的目的。
四、结语。
从当前的形势看，南海问题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彻底解决的，④内部因素包括东南亚各国的政策、东盟的态度、中国国力的发展以及与东南亚的关系;外部因素包括美国、日本、印度等区域外大国对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⑤综上所诉，从国际战略学的视角出发，解决中菲南海冲突只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其他国家应秉承和平发展的理念，为两国营造出有利于冲突缓和的国际环境。这才是符合各国长期发展目标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选择。
注释:
①孙建，《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与中国的应对原则和策略》，载于《东南亚之窗》，2011年第3期。
②参见《21世纪经济报》，2912年5月19日，《中菲南海争端反映出菲政府过于依赖美国》。
③龙兴刚、梁东兴，《论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载于《东南亚纵横》，2010/09。
④曾凡传，《新形势下南海问题解决方式的探讨》，载于《学理论》，2011年10月。
⑤邓帆，《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的政策趋势》，载于《太平洋学报》2011年10月。
参考文献：
[1]李少军著：《国际战略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李景治、罗天虹等著：《国际战略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门洪华著：《中国国际战略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4]阎学通、孙学峰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海外利益论文篇6
关键词：Arcgis海域使用论证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
中图分类号：P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2（b）-0000-00
在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其核心部分之一。在海洋资源开发中，一种资源的开发可能影响到另外一种或多种海洋开发活动，另外新建项目也可能会引起与周边原有和已经规划的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产生[1]。因此，明确界定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并分析项目用海对其影响，是整个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海域使用论证可行性结论。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能较为明确、清晰地显示项目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对其影响范围和程度，进而能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可信度。
目前，笔者已主持并参与多项省、市海域使用论证项目，在以往对海域使用论证利益相关者叠置图绘制过程中，仅仅用Autocad软件依据海岸线图层、宗海图图层，对照卫星图片显示构筑物，勾绘出利益相关者，由此，只能显示利益相关者的大致位置和关系，对于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只是定性分析，未能在图上显示。
Arcgis具有强大的地理空间分析、图形配准、线性定义、面积量算、地图表达、制图输出等功能。利用Arcgis这些功能可以比较直观、快捷地获取项目用海区域位置信息、利益相关者地理信息、彼此之间的关系距离、影响范围程度等，通过这些关键信息分析，可以方便地界定利益相关者，从而能强化利益相关者分析内容。
1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要素分析
底图可采用本地的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如1：50000数字底图），或采用项目所在区域的海图。
开发利用现状可采用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中显示的用海现状，并从项目用海区当地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借阅周边最新的用海现状材料（海域使用权证），同时参考所在地卫星图片显示的构筑物现状。
宗海图直接引用宗海图绘制人员所绘制的宗海图。
资源环境影响范围引用数模专项人员针对项目用海所做的数模扩散范围（悬沙扩散、溢油扩散等）进行叠加。
关系标识项目用海与周边用海现状的距离，影响范围。
2Arcgis在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中应用
针对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所需的组成要素，arcgis能利用配准功能、空间分析功能、线性定义等完成该图的制作。
2.1底图的形成
底图如果是采用本地的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arcgis能直接导入使用，并显示相关地名信息。如果是要采用区域海图，可利用arcgis的“Georeferencing”工具结合“四点法”（四个已知坐标的控制点）对海图进行配准[3]，一般配准海图都采用该方法，但如果要求是WGS-84坐标系的话，就需要对控制点坐标转换。而现在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所涉及的图件一般都是WGS-84坐标系的[2]，由此笔者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利用arcgis先导入数字底图中的岸线图层，结合“Layer”工具条中的“Shift”、“Scale”命令，将岸线图层与海图重合，再使用“AddControlPoints”命令将岸线图层与海图中的岸线重叠，最后用“Georeferencing”进行校正完成配准。
2.2开发利用现状的导入
首先，Arcgis导入的数字地图中已经显示部分的开发利用现状；其次根据收集到的最新的周边用海现状（海域使用权证），将海域使用权证上的宗海图坐标点导入arcgis中后绘制出用海范围，如果坐标不是WGS-84坐标系的，同样需要先进行坐标转换；最后如果参考所在地卫星图片显示海区还有其他构筑用用海现状，可同样采用上述“岸线配准法”配准卫星图片，再绘制出构筑物用海范围。
2.3宗海图及资源环境影响范围的显示
项目用海的宗海图图层由海域使用论证宗海图绘制人员绘制形成，arcgis直接导入宗海图图层。资源环境影响范围包括项目用海产生的悬浮物扩散范围、溢油范围等，根据数模计算人员所做的悬浮物、溢油数模扩散模型范围数据点，利用acrgis的空间分析功能“SpatialAnalyst”中的“Kriging”形成悬浮物、溢油等扩散范围。
2.4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显示
经过上述步骤，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中已经显示了项目用海范围、周边开发利用现状位置及范围、项目产生的资源环境影响范围、区域地理位置信息（数字底图或海图）等。现利用arcgis中的“ArcCatalog”功能建立“linefeatures”，绘制标识项目用海与周边开发利用现状距离。最后利用arcgis形成图例、指北针、比例尺、坐标系等最终形成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
3结论
利用arcgis的地理空间分析、配准功能、地图表达等功能准确、完整地绘制了海域使用论证的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清晰地显示了用海项目与周边开发利用现状的关系、影响范围和程度，能较为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增加了利益相关者的分析的可信度，最终也提高了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Z].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