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工作总结(6篇)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1
关键词：施工企业；资质管理；新标准
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
一、施工企业加强资质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资质管理制度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的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资金数量、业务能力等进行审查，以确认其承担任务的范围并颁发相应资格证书的一种制度。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建筑业企业，若继续维持僵化的经营理念、单一的产权结构和陈旧的运行机制，则无法增强市场竞争力、技术创新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必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北。建筑施工企业通过资质管理，可以更加明确企业的市场竞争战略，确定企业市场竞争地位、产品结构、盈利能力、财务状况、科技进步水平、人力资源开发等。
因此，资质管理有助于企业加快自身结构的调整，推进企业改革。由于建筑业行业特点，产业结构单一，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多数建筑企业都是以相同的组织形式、相似的管理方法、管理水平进行着低层次的竞争。按照资质管理要求，大型企业集团母子公司可以对照资质标准，优化资源配置，促使企业在不同序列、不同等级、不同类别的资质上就位，理顺母子公司关系，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优势互补，从而形成企业自身特色的经营战略，进行多元化、国际化经营。
此外，资质管理有助于企业综合实力的增强。企业的科技进步水平、资信融资能力、专业技术人员、机械设备、工程业绩、信誉等要素，构成了企业的综合实力，而这些也是企业资质要求的条件。企业只有具备了上述条件、满足了标准要求，才能取得较高的资质等级、较宽的资质范围；而资质的等级、类别、范围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建筑市场中的竞争地位、竞争能力，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长远发展。同时，资质管理还有助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建筑企业内部施工生产的不确定性和外部市场需求的多重性，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新的资质管理规定正是结合企业内部管理，对企业应具备的资质管理要素提出了要求，同时强调企业注重外在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市场运作中出现劣迹，将被跟踪备案，并实行动态管理，在企业资质就位、升级、动态考核时将被清出市场、重新核定资质或暂停承接任务等处罚。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内强素质、外适市场，始终如一强化管理，不断打造企业良好形象，竭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二、企业资质新标准承揽范围涵盖得更广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a+blnv+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3
2．万建国：2000年起任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武汉建工从2004年起引进国际战略伙伴，现已明确基本框架，他在主持的国际合作及国际战略方面的业绩有：与法国菲立证券公司合作，引进世界前三大建筑商之一就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进行战略重组，已进入实质操作，拟在2005年底完成；与香港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共同合作，与香港某上市公司就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进行战略重组，进入实质性操作；2004年公司投资1500万元人民币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实施房地产开发；2004年公司完成吉尔吉斯坦造纸厂日的投标建设项目，实现利润300万元；完成了台湾丰群集团投资项目，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3．王大雄：1997年起担任中海集团总会计师和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01年被任命为中海集团副总裁。上海海运学院财务会计专业毕业，高级会计师。王大雄同志凭借二十多年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扎实的财务知识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较好地融合中西方财会理念，努力探求适合国有大型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之路，开创了中海集团财会工作的新局面，上任以来，配合集团发展步伐，创立资金全球监管理念，确保集团资金需要，大力拓展境外融资渠道。通过构建和强化资金集中管理模式，有效防范资金风险，为中国海运集团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与企业共同成长、锐意进取的理财人。
4．王文涛：2001年起任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美国密西根大学计算机工程学士，工商管理学硕士。在企业国际化上发挥了引入国际管理规范、推动管理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及扩大企业合资产品引进及规模的作用。具有丰富的国内及国际大型企业管理经营经验，包括产品开发、国际融资、企业兼并、市场营销、投资者关系、战略规划。同时专长于设计、建立及逐步改进大规模和高度复杂的制造业财务及计划组织以保证财务报表在多种会计准则下的及时及准确性。其主要业绩为：继续扩展与福特的战略伙伴关系，引入新技术、新产品及最新管理办法，把江铃做强做大，在该方面取得以下主要进展；加快产品出口，参与全球汽车业竞争。
5．王光西；2001年起任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他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十分重视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积极参与集团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决策，并在工作中积极推进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使集团公司进出口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他在日常工作中引入国际先进财务管理理念，创造性的开展财务管理工作，先后建立了资金集中管理制度，财务分析制度，向二级单位委派财务总监制度，在工作中大力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提高了企业财务管理水平，为企业的资本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财务基础。
6．王新国：1997年10月起任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引入国际财务管理理念，主导建立了国际化的企业会计规则、内控制度，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立了独特的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集成系统，完成了企业财务管理与财务核算的跨越式变革，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先进的管理工具，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企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以及境内合资合作等业务和发展过程中，大胆创新，发挥了主导者、专业设计等作用。在王新国同志主导带领下，对公司内部的管理流程进行彻底的流程再造，按照公司适应国际化目标的要求，完善制定了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投资融资管理制度等一整套完善的内控制度。
7．孙月英：2000年12月起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会计师。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目前中远集团资产总额超过1300多亿元，境外资产规模已经达到750亿元左右，由于境外企业所处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管理链条的增加，孙月英同志在中远集团负责财务工作期间，狠抓财务基础工作，切实加强财务管理，坚定不移地推行一系列改革和创新举措，采取多种方式，调整集团债务结构，使财务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逐步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她战略性地提出了“建立四个体系，培养一支队伍”的财务管理目标，即建立健全财务集中控制体系、全面预算管理体系、财务风险控制体系和税务筹划管理体系，培养一支高素质的远洋财会人才队伍，为集团今后一段时期的财务工作指明了方向。
8．许奇：2001年起任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硕士。许奇同志作为公司“战略计划管理者”，将公司战略与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结合起来制定，建议并监督实施公司财务战略，以支持公司推行其经营战略。财务管理的目标取决于公司的总目标，并且受财务管理自身特点的制约，要达到公司的财务目标：利润最大化；每股盈余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他的职责是将公司的战略与财务管理融为一体，成为沟通部门主管的战略经营重心，是公司、投资者财务要求的桥梁。作为财务总监，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9．张汉宏：2003年起任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硕士。会计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的工作经历，使其从价值创造的财务视角思考企业的财会问题；证券市场的投资经验，使其在财务工作中时刻不忘风险控制。在担任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期间，着力推进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强化现金流量控制，推动公司业务流程变革。
10．李引泉：2002年3月至2004年3月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4年3月至今任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经济学硕士，意大利菲纳菲克学院金融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作为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在招商局这样的跨国集团企业中的角色与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分管集团财务部。根据跨国企业特点，建立集中财务管控体系，参与把握投资规模和结构，控制债务总量、结构和风险，保证企业的健康持续均衡发展。2.分管集团信息技术部。根据跨境企业特点，选择适当技术路线和架构，建立实施集团有关管理信息系统，服务于集团的经营管理和发展。3.分管招商局金融集团，管理分布于英国、香港及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和业务。
11．李占国：2003年起任海尔集团财务部长，大学本科毕业，高级会计师。在搭建海尔集团全球财务平台和支持海尔全球品牌战略实施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特别是2005年度，在海尔海外业务规模急速扩张和境外上市等领域规避财务运作风险、参与集团预决策方面，充分体现了CFO的价值。其主要业绩为：1.建立海尔全球区域中心财务管理机构。2.建立海尔全球CFO大会制度。3.实现海尔境外上市，加快海尔全球化。4.建立外汇防风险管理体系。5.创建SBU损益制经营模式，推进海尔SBU建设。6.搭建海尔集团产融结合的跨国经营模式。7.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海尔全球网络财务信息平台。
12．刘伟：2005年起任江苏沪宁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积极参与设计并实施宁沪公司融资方案，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化重组，优化股权结构、确定发行方案等，1997年成功地在香港发行并上市，募集资金约40.70亿元。近年来她分阶段组织了对部分财务管理制度的修订和完善。特别是对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的细化和对全面预算管理制度的完善，起到了保证公司资产安全和提升整体管理水平的作用。在公司管理职能方面：参与公司投资决策，主要负责制定企业的各项财务制度和规定，编制公司财务预算、成本控制、财务监督，负责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工作。同时兼任105亿投资规模的沪宁高速公路扩建项目的筹资、投资、财务管理、项目核算、决算的负责工作。
13．孙杰平：1997年起任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高级会计师，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硕士。其主要业绩有：1.公司主要原料药通过美国FDA的认证，主要原料药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不断增加；2.公司正积极在美国创建医药研究所；3.公司正积极争取部分药品制剂通过美国FDA认证，并拓展公司制剂产品在美国的销售市场。
14．刘章民：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毕业于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工业财务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2001年7月起任东风汽车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2005年8月兼任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作为东风汽车公司决策层核心成员之一,分管公司财务工作，以丰富的专业知识、稳健的工作作风、高超的组织和沟通能力、勇于开拓，在参与企业重大决策、推动公司国际合作进程中始终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东风公司战略发展和经营国际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财务管理与国际接轨作出了重大贡献。
15．刘培华：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硕士、高级会计师。在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期间，为解决琼胶事件、筹措资金，以及加强投资、财务、法律监审做了大量管理工作，特别是运用国际财务管理理念，建立健全了先进的会计规则、内控制度、财务管理系统和管理模式以及一系列规章制度。作为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严格抓好定期财务报告的编制，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经审计的、准确的财务数据。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专业进出口公司，面临的客户是国际买家，其经营理念、管理系统本身需要接轨国际惯例。
16．沈翎：2002年起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财务总部总经理、五矿集团总会计师。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全面参与了公司战略计划管理、资源价值管理、流程系统管理、业绩评价管理、公司控制管理。坚持以股东价值创造为基础参与公司战略，通过先进的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念与全球化的视角，积极推动集团公司海外资本市场运作、海外紧缺矿产资源开发、海外企业的整合与管理深化。在五矿收购加拿大最大矿业公司诺兰达，重组整合两家香港上市公司，与智利、巴西等国合作开发矿产资源，梳理并完善五矿众多海外企业财务管控模式等一系列重要海外战略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7．吴术：2001年4月起任吉恩镍业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拥有精湛的专业技能、广阔的知识面、高超的组织和沟通能力以及勇于开拓的精神。其主要业绩为：成功实现了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上市，成为国内首家镍生产企业上市公司；积极引入和应用国际先进的财务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在公司资本运营方面，他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效益观和风险观，紧紧围绕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股权管理得到有效推进，资本市场业务稳步延伸，使资本运营成为吉恩镍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保障；探索大型企业集团有效的资金管理模式，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18．余世勇：1995年起任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美国斯特福德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近年来参与了江西晨鸣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韩国新茂林制纸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南非赛佩(SAPPI)公司等外资巨头合资谈判工作，使江西晨鸣的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人民币将增至17200万美元。2004年10月，晨鸣纸业与*ST江纸、韩国新茂林制纸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南非赛佩(SAPPI)公司四方在南昌签订了《出资意向书》。在此次增资扩股中，晨鸣纸业出资8110.48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67154.8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7.154%。韩国新茂林公司以现金1290万美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7.5%。
19．吴安迪：2000年5月起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2004年12月起兼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会计师。经济学硕士，北京大学EMBA。作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主管财务工作的副总经理，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具体组织、实施和协调公司重组上市和境外融资工作；负责按照国际先进电信企业标准建立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财务管理体制，建立完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和全面预算、绩效考核、财务信息化等先进财务管控手段；主导参与企业海外投资和境外企业财务管理工作。拥有超过20年的电信财务管理经验，熟悉电信行业情况，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20．张晓旺：2001年5月起担任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研究生学历。公司于2004年8月6日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成为福建省第一家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家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公司上市后斥资1000万元港币设立香港七匹狼公司。本人与设计、企划、生产部门先后两次赴港与国际品牌公司洽谈合作事宜，向其介绍公司资本实力、内部控制、财务结构、风险控制等情况。针对民营企业在内部控制程序上的薄弱环节，在各职能部门的配合下，对公司采购、生产、销售各个环节流程进行整合，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21．罗茂生：西安银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全面负责银桥在新加坡的上市子公司在金融市场中的融资业务。不断探索会计工作如何促进公司健康、良性发展，如何完善公司治理，如何提高公司经济效益，如何防范公司经营风险，取得初步成效。勇于实践，积极将科学的管理方法应用到会计工作中。其主要业绩有：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促成了银桥乳业以“反向收购”方式在新加坡上市，成为国内乳制品行业第一家境外上市公司，亦成为新加坡资本市场近年来以“反向收购”方式上市的成功案例，为企业发展打通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台。
22．陈国钢：2000年起任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2003年更名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兼任中化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化公司预算及评价委员会主任。会计学博士，高级会计师。作为中化公司总会计师和两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全面参与中化公司战略制定和重大经济决策，负责公司的风险控制和预算管理。在推动公司实施战略转型，逐步迈向受人尊敬、具有全球地位伟大公司的过程中，始终瞄准国际上先进企业，吸收他人之长，结合中化公司自身实际，领导构建了以全面预算管理为核心、“点、线、面”相结合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国际融资与资本运作平台，为公司获取和合理配置财务资源，控制经营风险，实现公司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23．赵绍林：2001年11月任邯郸钢铁集团公司总会计师，2002年3月任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其主要业绩有；一、建立模拟市场核算机制，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以该机制为核心的邯钢集约经营管理经验荣获1996年第四届国家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二、建章立制规范管理，降低资金运行成本。建立网上银行，通过银企互联的方式，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定时从银行获取公司所有账户余额和交易明细，从而实现对集团公司全部账户的监控。三、实施资本运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企业发展。在现代企业改制中，他是邯钢股份制改造和股票发行上市、进入资本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和直接操作者。四、引进先进管理方式，促进企业管理创新。
24．赵春香：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参与实施了公司股改上市、发行可转换债券、兼并收购等资本运作工作，为公司实施低成本扩张战略铺平了道路。注重公司财务信息平台建设，着力加强完善内部控制管理，建立了资金统一管理体系和各子公司的远程监控体系，组织实施全面预算管理。她致力于全面提高公司财务工作质量，注重诚信守法，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公允的财务报告。作为公司总经理的密切合作伙伴，她积极参与了公司战略规划和所有生产经营重大决策，在追求企业可持续发展和财务稳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25．徐昭：2002年9月起任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硕士。全面参与了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的收购兼并工作。参与了对外合资合作、技术引进决策，负责决定并领导与进出口业务相关的融资安排、规避利率风险、外汇理财、出口保险等工作。具有多年不同类型企业的财务中高层管理经验，有对大型企业进行收购兼并、财务整合的实际操作经历。善于通过战略规划、预算管理、制度建设、价值链管理推动企业的财务工作，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由于拥有企业中技术和生产的实际工作背景，能够对财务报表所揭示的信息有深刻和多角度的理解。
26．徐琳：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自负责公司财务工作以来，全面推行财务预算管理，以目标和利润为出发点，对销售、采购、费用、成本、现金收支等进行全程管理；组织实施“统一财务”信息化改造，统一所有下属企业的会计核算制度，统一财务与业务流程，实现企业价值与财务管理的有机结合；探索建立以内部控制为架构、财务总监为支撑、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监控体系，促进加强了企业经营管理；积极推进岗位责任制和关键岗位轮换制，实行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坚持以资金管理为龙头，严格支付审批程序；推行以产权为纽带的财务总监制度，有效实施监督管理。
27．徐苓苓：1997年起任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公司财务、审计、统计和投资工作。2003年公司境外上市后成为公司的执行董事之一。她领导的财务管理总部始终围绕公司总经理室“发展、转型、提升”六字方针，遵循“财务稳健为基础、利润挖掘为中心、服务支持为己任、资产增值为根本”的部门总目标，着力抓好“内控建设、资本运作、资金结算、流程重组、预算管理、投资管理”等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较好地达到了公司治理规范化、融通渠道多元化，资金成本最小化，财务信息集中化，预算管理合理化、投资管理科学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联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得到公司及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28．倪忠森：2000年起任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经理，会计师。曾负责和操作恒安集团在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工作，每年须配合香港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中报和年报审计工作，熟悉普华永道和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作业流程和工作底稿。近年内具体负责操作和主导恒安集团收购企业、香港银团贷款、国内两个12万吨纸品生产投资项目等多项大型国际化资本运作项目。对COSO、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公司治理结构、IT审计、内部审计、集团化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战略管理、项目管理等在实务中的运用具有自已的专业心得。具有丰富的管理咨询实践经验。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4
一、相关概念
1.业务外包
所谓业务外包，是企业通过与外部其他企业或非自然人签订契约，将一些传统上由公司内部员工负责的业务或机能外包给专业、高效的服务提供商的经营形式。在企业发展的特定阶段，许多企业明确了外包的业务范围，管理、准入机制、外包价格等。而在日常管理和实际操作中，外包的发包方又对区域中心外包工作进行指导甚至对承揽方的员工进行直接的工作辅导和现场管理。基层的管理员兼职外包方的日常管理者。如通常电信外包服务包括基础设施、网络系统、业务平台系统、客服和增值业务及企业管理和营销等五大类业务，有社会代维公司承揽业务，也有公司的关联企业甚至个体工商户承揽代维业务。
2.人力资源成本
人力资源成本是企业成本、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产品的价格和企业的竞争能力。也从另一角度看，人力资源成本直接反映了企业对各种劳动者的全部投入，是员工经济利益之所在，数据的增减对员工的影响很大。20世纪70年代美国会计学者弗兰·霍尔茨将人力资源成本定义为“取得、开发和重置作为组织的资源的人所引起的成本”。按照人们赋予人力资源会计的任务，凡是涉及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使用、保障和离职等投入成本的都应加以反映。
3.全口径人力资源成本
全口径人工成本即包括外包的人力资源成本。即自有用工和外包用工的人力资源的取得、开发、使用、保障和离职等投入成本的总和。要加强全口径人力资源成本使用情况的统计分析，建立全口径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企业经营收入和经济效益的联动机制，根据经营发展情况合理调控全口径人力资源成本规模，推进自有用工人力资源成本与外包成本的统筹管理，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4.全口径人力资源成本规划
全口径人力资源规划是指企业从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出发，根据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预测企业未来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以及为满足这种需要所提供全部的人力资源的活动过程。包括自有用工和外包用工的人力预测、人力增补及人员培训、合理运用并通过对现有的人力结构作一些分析，使人力资源效能充分发挥，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的比占。也就是要加强各单位全口径人力资源总量的统计分析，组织全口径人力资源劳动生产效率的评估和对标，测算全口径人力资源总量标准，提高全口径人力资源使用效率性。
二、全口径人力资源成本规划及双池管理模型
全口径人力资源规划是企业从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出发，根据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自营业务和部份外包业务的预断，并通过业务发展分析预测企业未来发展对整体人力资源的需求，以及为满足这种需要所提供人力资源的活动过程。人力资源成本核算和规划有助于检查和测算出人力资源规划方案的实施成本及其带来的效益。但目前企业中并没有专门从人力资源成本及效率分析角度系统设立会计科目、进行费用规划。可尝试在人力资源成本测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建立一个自营即自有用工和代管外包的双池人力成本管理模型，能够清晰看到核心经营业绩增长与主业人工成本变化之间的关联，以及外包业务与外包人员人工成本的相关性。下面举其中一池来说明成本规划的过程：
第一步，首先基于当年的人员队伍总量、级别及对应薪酬水平进行测算，得到队伍结构及薪酬结构两个金字塔，后续人工成本总额的规划均将以这两个金字塔为基础进行滚动规划。
第二步，测算逐年因人员队伍增长及职业发展带来的薪酬总额变化。
1.预测人员增量带来的成本增幅。在保持一定劳产率的前提下，根据业务发展规划，每年因经营规模扩大，需要新招入多少员工，这些人员的大致的级别分布如何，通常何种水平起薪，持续一年后是否予以调薪等等。由此测算出人员增长带来的年度固定成本增长总额。
2.预测现有人员岗位晋升带来的成本增加。入职超过一年的人员中，每年员工获得岗位晋级的比例有多少，通常岗位晋级带来的平均调薪幅度为多少？仅获得薪酬调级的比例有多少，上调一级的幅度为多少？考虑到该客户业务发展态势良好，在测算中进行了适当放宽的原则，按每年人员晋级比例和调薪幅度进行没算。
3.预测人员流动。每年人员流失率为多少？该部分人员空余出来的成本总额，应扣除掉其经济补偿、以及根据缺口补充新员工的成本，如招聘费用、试用期工资等，即可测算出年度人员流动的成本差额。
4.预测人员储备。因企业规模较大，部分业务岗位人员配置需要规划出一定的余量，招聘优秀的毕业生以实习、在岗培训等方式进行人才储备。该部分人员成熟后可以更快适应岗位要求，但在实习、培训期间，其薪酬额度可单独规划。
5.预测人均工资增幅。考虑该企业处于较好的行业环境，且现阶段员工平均薪酬水平仅处于行业中位，因此每年在薪酬总额规划中单独预留出部份额度，用于适当冲抵CPI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保持企业的薪酬竞争力。
将上述五类数据形成一份堆积图曲线，可以看到客户的薪酬总额逐年上涨趋势明显，但与经营收入规划比较，争取人员队伍配置到位、队伍成熟高效。
第三步，预测每年因经营业绩指标及人均劳产率达成情况，带来的年度全面薪酬总额变化。从而测算出人工成本占经营收入占比，同行业对标数据，人力资源成本规划。
另外，业务外包池的人力资源成本规划要结合外包界面和外包业务成熟度结合分析。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5
（一）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列第一位者为牵头部门，下同）
（二）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的政策措施同等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三）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国土资源部）
（四）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改进并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会同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
（五）鼓励中外企业加强研发合作，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研究机构合作申请国家科技开发项目、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等。（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
申请设立部级技术中心认定。（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六）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结算中心以及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商务部、外汇局、银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商总局）
在去年12月31日以前，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确需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七）落实和完善支持政策，鼓励外商投资服务外包产业，引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我国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商务部）
二、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八）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修订情况，补充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增加劳动密集型项目条目，鼓励外商在中西部地区发展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九）对符合条件的西部地区内外资企业继续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保持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好的发展势头。（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税务总局）
（十）对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大政策开放和技术资金配套支持力度，同时完善行政服务，在办理工商、税务、外汇、社会保险等手续时提供便利。（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税务总局、外汇局）
鼓励和引导外资银行到中西部地区设立机构和开办业务。（银监会）
（十一）鼓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委托管理、投资合作等多种方式，按照优势互补、产业联动、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建开发区。（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三、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十二）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规范外资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和企业并购。（商务部、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依法实施反垄断审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工商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十三）利用好境外资本市场，继续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及自身发展需要到境外上市，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竞争力。（证监会、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十四）加快推进利用外资设立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试点工作。（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鼓励外商投资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积极利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完善退出机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工商总局、证监会、外汇局）
（十五）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企业债和中期票据，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稳步扩大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外主体范围。（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四、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十六）《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之外，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核准。（发展改革委）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外，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将本部门负责的审批事项下放地方政府审批，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金融、电信服务除外）由地方政府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批。（商务部等）
（十七）调整审批内容，简化审批程序，最大限度缩小审批、核准范围，增强审批透明度。全面清理涉及外商投资的审批事项，缩短审批时间。改进审批方式，在试点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推行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格式化审批，大力推行在线行政许可，规范行政行为。（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十八）规范和促进开发区发展，发挥开发区在体制创新、科技引领、产业集聚、土地集约方面的载体和平台作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部、商务部）
支持符合条件的省级开发区升级，支持具备条件的部级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商务部、科技部按职责分别牵头，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参与）
支持具备条件的省级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科技部、商务部）
制定加快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支持政策措施。（商务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十九）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管理，简化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结汇手续。（外汇局）
外资企业工作总结篇6
1.人工成本管理理念有待转变。目前，油田企业普遍存在重人工成本总量控制和工资总额管理，轻人力资源过程管理和人工成本整体调控的现象。人工成本管理工作注重人工成本总量和工资总额与集团总部下达指标的对比控制，缺乏通过对人工成本指标分析查找企业自身管理问题，没有将人工成本管控目标定位在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上。
2.人工成本结构不够合理。油田企业大多为独立工矿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用工总量大、企业包袱重，造成人均人工成本不高，但人工成本含量、人事费用率和劳动分配率偏高，人工成本效率低下问题突出，导致人工成本支出不少，但职工收入并不高,薪酬的激励作用没有充分体现,企业在人才市场缺乏竞争力。以江汉油田2012年人工成本指标分析为例，人均人工成本仅为7.5万元，低于中石化人均水平，但人工成本含量、人事费用率、劳动分配率分别为16.5%、17%、34.15%，分别高于行业平均水平2.74个百分点、5.74个百分点、16.92个百分点,人工成本结构不合理,投入产出效率偏低。
3.人工成本刚性增长压力大。人工成本项目中，除工资总额、福利费、劳动保护费以外，保险、公积金等其他工资附加费用国家和地方都有相关规定，按照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提取）或使用。工资总额及工资附加等费用占到了人工成本总额的80%以上。而油田企业一方面经过大规模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等一系列严格控制用工总量措施后，职工人数持续减少，工资总额仅保持正常增长，没有再压缩空间；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合同法及配套法律、政策的修订完善，劳务派遣工实行同工同酬，劳务费用同步增加，油田企业人工成本费用呈现刚性增长的特点。在油田企业面临深化国企改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完成利润目标任务难度大的情况下，人工成本的刚性增长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企业完成利润目标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
4.考核评价体系尚需完善。现阶段，油田企业基本建立了人工成本年度考核制度，将人工成本总量控制纳入了企业年度考核。但是如果仅从控制总量着手，忽视了人工成本各项目费用的具体调控，不利于人力资源整体规划，不利于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
二、深化人工成本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现阶段，油田企业人工成本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亟需在深化人工成本管理上下功夫，把人工成本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绩效管理紧密融合，要从注重结果控制变为加强过程管理，不仅从人力资源管理各环节着手，同时还要在成本管理上想办法，多措并举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
1.健全人工成本管控模型，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1.1将人工成本管控目标定位于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目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工成本必然不断增加，企业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低工资或者工资不增长等控制总量的单一手段控制人工成本。要从有利于提高企业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升着手，以“一高三低”为原则，即高人均人工成本、低人工成本含量、低人事费用率、低劳动分配率，确保人工成本投入带来效益的增长，引导企业将人工成本管理目标定位于提高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
1.2完善人工成本考核评价体系。在将人工成本总量纳入企业考核内容的同时，试行将人工成本利润率、人事费用率、劳动分配率等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指标纳入企业考核内容，切实引导企业建立人工成本投入与利润、产值挂钩的运行机制。具体作法：一是将油田企业年度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指标进行高低排序，定期公布。二是企业年度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提高的，对企业年度考核和领导班子业绩考核时予以加分，年度人工成本投入产出效率降低的，对企业年度考核和领导班子业绩考核时相应扣减得分。
2.加强人力资源过程管理，增强人工成本的有效性。
2.1优化组织机构，科学定编定员。定编定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工作，是有效控制人工成本的源头。油田企业普遍存在单位职能交叉、机构设置重叠、用工总量结构性富余和结构性缺员并存的问题，要通过理顺管理体制，调整、优化组织结构，压扁管理层；建立规范的岗位目录，明确岗位职责，严格编制定员管理，推进“四化”建设推动管理模式转型和升级，实现机构和人员的精干高效。
2.2严格控制用工，盘活人力资源。油田企业经过大规模协议解除劳动合同，以及多年严格的劳动力流入管控，用工总量持续减少，已经不具备大幅压缩的空间，这就需要努力在“控制总量、盘活存量”上想办法。一方面实行新增人员计划管控，依靠自然减员、业务外包、鼓励富余人员退出工作岗位等方面控制、减少用工总量。另一方面，加大员工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员工技能水平，实行一人多岗，一岗多能，合并工作岗位，显现富余人员；通过政策支持鼓励富余人员对外劳务输出、内部业务承揽等措施实现人员有序流动和统筹配置，提高劳动效率。
2.3完善分配制度，发挥人工成本激励作用。一是实行工资总额与效益挂钩。按照工资总额增长低于企业效益增长、员工平均收入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双控制原则，宏观调控企业工资总额。二是优化人工成本结构。按照注重质量和效益，体现按劳分配、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提高特殊人才、核心骨干和关键岗位人员收入水平，逐步将简单性、辅、替代性岗位收入与劳动力市场价位接轨，优化人工成本结构。三是建立健全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实行职工收入与技能水平、工作业绩、个人贡献挂钩，激发职工的竞争意识和创效积极性，促进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使用。四是充分利用职工教育经费、福利费等企业可控的费用，使其在人力资源开发、使用、创效的良性循环中发挥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