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例(12篇)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篇1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篇2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大量研究，集中在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所处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走向等重要方面,取得了新的理论进展,加深了人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
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一方面让人们认识到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进一步说明了马克思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新现象,如全球化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等等,从而使人们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从而客观科学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如何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成为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新自由主义政策引起的。这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的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现阶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狭小、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还出现了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以及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和后果,只能通过危机的强制性来解决。因而,新的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失败,解决危机首先必须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新的金融经济危机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但这种生产过剩不仅仅表现为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还表现为虚拟经济的过剩即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是一种隐蔽的生产过剩。这种观点认为,从现象上看,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不是直接表现为传统的由消费不足而导致生产过剩,而是消费需求过度、贷款消费导致信用链条断裂,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危机不像过去从实体经济波及金融系统，而是相反。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仍然是由实体经济本身存在的危机所引起的。具体而言,实体经济中存在的生产过剩特别是房地产的过剩，通过信用方式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信用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造成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同时虚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更进一步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这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互相推动与刺激，发展到一定的时点，危机不可避免地。
第三种观点主要是通过运用马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论来揭示本次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机理。这种观点认为,本次危机是由于利润率下降导致的结果。有学者指出,从实证角度来看,1975-2008年间，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未得到有效恢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进行了重组，并在这之后出现了“弹性化”，非生产性工人比重上升导致利润份额下降，利润率出现了长期停滞的现象,于是，美国形成了依靠金融活动进行资本积累的新模式和依靠信用的膨胀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局面,同时，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更进一步刺激了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结果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和金融市场的恶性膨胀，最终引发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支配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的矛盾等等，都是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第四种观点认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黄金发展为以美元为代表的各种世界纸币,从而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通过国民收人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正常进行的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高额收益提供了机会和刺激,从而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现象，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开辟新的空间来突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的限制的规律。而本次经济危机则是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在全球化、自由化推动下,发达国家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体现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因过度扩张和积累而引起整个国民经济高度金融化，并最终引发危机。
第五种观点从长波的角度考察了本次金融危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长波理论,认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很可能是新一轮长波的下降期的到来，而这也意味着金融危机要持续10年或更长时间的萧条期。这种观点认为，战后50-60年代的“黄金增长期”不过是长波中出现的短暂繁荣，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也不过是长波中暂时繁荣的表现。此次金融危机预示着长波下降趋势的开始。有的学者还指出长波后期往往会出现金融化的现象，而本次经济危机由金融领域引起正是出现了金融高度金融化的现象，契合长波的特征。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人了严重的“滞胀”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进行了调整，同时通过各种国际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全球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对于1970年代以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国内外学者从以下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
生产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新的技术革命即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是197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并对社会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控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加快了商品的流转速度，并且使劳务的远程及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新的国际分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资本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是随着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以及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促进了股份制的发展和股票持有人的普遍化，使资本的终极所有权高度分散化;但是另一方面，股权的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不仅强化了少数大公司和大机构的控股权，而且也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经营管理权的高级管理阶层的权利。
收人分配两级分化日益加深。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在社会总财富所在比重不断缩小,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美国,近三十年,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普通劳动者家庭的收人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有者的收人却增长了四倍，占人口0.01%的最富阶层的财富更是增加了七倍。
经济全球化和高度金融化。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经济关系得以重组,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所提供的机会,加紧对外投资,一方面消化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获取比国内更高的利润率。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业获得迅速发展,金融资本总量迅速赶超产业资本并占据优势和支配地位。发达国家经济在结构上表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和高度金融化特征。与此相联系，资本积累模式也体现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世界经济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信息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市场，同时，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和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一是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从而有助于美国获取铸币税以及转嫁国内危机;二是发达国家在强调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却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采取严格管制,使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对称的、片面的全球化;三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四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等。
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问题
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最初出现的是商业资本主义，然后是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19一20世纪之交出现了以私人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30~^0年代进一步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0世纪70年初英美等发达国家发生了长达10多年之久的滞胀现象，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相继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而重组了资本主义世界国家与资本、资本与劳动、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新变化。进人新世纪之交,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去产业化、全球化等特征越来越明显,这些现象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理论界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处于何种阶段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1.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金融资本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金融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搜取各国财富、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但金融资本又几乎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和组织所垄断。正是由于上述现象的出现，有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处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如蔡万焕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垄断的发展过程、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劳动和资本之间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所出现的变化等四个方面,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资本已经控制了发达国家经济命脉，并且通过经济全球化、对外扩张将其垄断势力扩张到世界范围，因而当前阶段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金融资本的统治,也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有的学者则指出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度的三个力量分别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明和广泛运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以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资本流动及资本运作的“自由化”和美元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当代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其完成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2.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高峰认为应当从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特征角度来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阶段，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制度特征首先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具有垄断性质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占支配地位;其次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因为垄断资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的国际流动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自由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世界市场;最后垄断资本还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而,可以把当前的资本主义归结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
3.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滞胀”危机,开始放弃长期坚持的以国家管制经济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代之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向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理论基础。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新自由主义才导致了经济危机,因而可以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外学者如大卫?科茨杰拉德?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列维等都持有这种观点。国内也有些学者认同此观点，如刘盾等指出英美国家依照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理论方法,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且导致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因而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阶段。有学者还据此进一步分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后果,即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性以及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
4.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卢森堡、希法亭、列宁等人都对帝国主义进行过深刻的论述。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只是新时代下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并以“新帝国主义”来称谓当代资本主义。如杨承训等通过分析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处于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突出表现是美国拥有的超级金融垄断地位,实质是一种新帝国主义。赵常庆则指出当代新帝国主义除具有传统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掠夺本性外,还具有一些新特点:如倚仗军事和科技实力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成果和金融产品获取垄断利润,延续老牌帝国主义损人肥己的贪婪本性;改变过去侵略扩张的殖民统治方式,代之以抢夺和控制石油等战略性资源作为控制世界和巩固霸权的手段;美国操纵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滥用美元发行权,剥削发展中国家,左右世界经济;充分利用其软实力,向全球推行其价值观,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发展中国家。而蒯正明印则指出与传统的殖民掠夺方式不同,新帝国主义构筑了一套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和剥夺体系,新帝国主义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行渗透和控制，这套体系涉及的范围更大、运行更灵活、成本更低。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以金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信息化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不同的概念来概括当代资本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四、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
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伊始,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曾经乐观地预言危机很快就会过去,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复苏。然而,事实证明资本主义世界陷人了持续的动荡,经济持久萧条低迷，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一波持续一波,而经济危机更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社会危机,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英法等国发生的社会骚乱、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等等。经济停滞和社会的动荡局面不仅构成了对“发达国家经济很快就会复苏”这类预言的有力回击，更引起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反思。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陷人了死胡同,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将发生重大调整。但是，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对此，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1.资本主义制度衰落论。一些学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由盛转衰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从技术、所有制、资本形态、资本运动空间、调节方式等各个方面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日益走向衰落的原因。具体来说，技术方面:信息化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产业空心化和无就业增长；所有制方面:资本社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合法性的丧失;资本形态方面:金融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资本运动方式进人了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空间上: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使得资本运动的空间巳经达到了极限;最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包括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所有手段,仍然无法解决危机,各种干预政策都失去效力。因此，这些迹象表明，资本主义可能陷人长期的停滞状态，资本主义正走向历史性衰落。有的学者指出无论是从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矛盾、同世界人民的矛盾还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都表明资本主义矛盾在不断深化,资本主义正走向衰变。有的学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巳经进人了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所主导的新阶段,因而寄生性、腐朽性更强，更接近于垂死的资本主义。
2.制度调整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金融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并不构成全面性、总体性危机,也没有撼动资本主义的根基，特别是现在英美发达国家的执政党仍然是属于中右翼政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工人阶级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仍然弱小,因此,资本主义为了尽快走出危机会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现在的发展模式，但都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调整，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另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而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在自身调整中走向复苏。至于调整的方向,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瑞典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注重社会平等、充分就业和完善福利,重视阶级合作，突出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以及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社会功能;129157有的学者则认为可能是“新莱茵模式”，是一种基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上的改进,包括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投资社会化、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长期发展以及让社会各阶层分享发展成果、注重各国以合作方式进行全球治理等内容。
3.对外转嫁危机论。有的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危机史表明走出危机的有效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放任危机从而销毁相对过剩资本，缓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为新一轮资本积累创造空间;另一种就是通过贸易冲突、军事手段等打垮竞争对手，为国内资本积累创造外部空间，特别是军事战争还能够带动国内需求。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金融、政治、科技、军事实力，因而向世界分X体系的国家转嫁矛盾、输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解决危机的不可避免的选择。而根据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外转嫁危机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通过金融战争来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政治上加快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和平演变”步伐,为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提供政治保障;军事上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军事遏制甚至发动局部战争。的学者更指出除非发动帝国主义的战争,否则资本主义将会进人长期停滞的局面。
4.社会主义前景说。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经济依然增长强劲，同时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些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无论是从人类的发展趋势还是从现实世界发展情况来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都是必然的。
五、简短的小结
进人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人WTO,中国已经融人世界经济体系,并成为世界经济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联系不断加深。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深受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全世界都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并据此制定科学的对外经济政策。从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对当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特征、所处历史阶段和发展趋势等各方面的研究来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首先，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某一部著作或著作的某个篇章中完整地阐发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之后的学者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危机理论，如生产过剩理论、消费不足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等等。在对新的国际金融资本经济危机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大多数分别沿用上述几种不同的理论进行分析,因而,从总体上来看，理论创新的力度明显不足。在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的现实背景下,如何构建一个系统的金融经济危机理论，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1篇3
关键词：经济危机；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059-02
一、现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状况
1990年日本爆发的经济危机，1998年爆发的亚洲经济危机，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经济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是由点到面，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地区，最后发展到全球。随着经济全球化，每一次爆发的危机都可能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近三十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均始于资本主义中心活动的后果。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中心活动”是造成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法国总统萨科奇谴责说：“重短期利益轻长期利益，重财富标志轻财富本身。因此，纯粹的金融资本主义扭曲了资本主义的正常逻辑，是一种不负责甚至不道德的制度”[1]。
在当今发达国家经济体制中，美国被宣扬是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最成功的国家，华尔街又是其成功的标志。然而，美国次贷危机正是这成功标志的“成果”。贪婪和不负责是华尔街“精英”们的理念，鼓励投机和式的盈利方法，为“精英”们提供了可能和机会，资本主义制度给予“精英”们个人获得巨大财富却引发次贷危机的制度保障。这些“精英”们正像列宁引用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涅尔的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做是全部经济的基础，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就是生产社会化，但是人类所达到的这种社会化的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2]这是列宁在90多年前对资本主义发展出现的丑恶现象作出的深刻批判。可那些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经“过时”的“学者”们不知道面对华尔街的“精英”们的勾当是如何评说的？
此次金融危机是偶然还是必然？是“人为”投机所致？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积累
2008年这场百年规模的经济危机正是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哲学命题即里根――撒切尔宣扬的“新自由主义革命”成果的检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尖锐地批评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主义本已名誉扫地，但到70年代，由于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的推崇而重新翻身，成为经济界的正统。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及其伴生的自由市场至上主义，不过是披着经济哲学外衣的个人贪欲”[3]。新自由主义是在当今经济时代为个人主义重新树立起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为全面私有化，强化个人占有欲，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是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提供动机源泉。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华尔街的“精英”们，用式的方法，以帮助穷人为幌子，通过次贷手段，来榨取最后的利润。这又一次证明了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引证英国工会活动家托・约・邓宁的话：“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4]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到如此地步，就是再一次告诉人们“资本”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是会按照其本性发展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资本的本性是什么？它又是如何运行的？这是我们要搞清楚也应该搞清楚的。当我们翻开马克思早在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他从商品属性分析入手告诉世人：“资本只能在那种地方成立，在那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与当做劳动力的售卖者的自由劳动者相遇。所以，资本从它出现的时候起，就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上，划了一个时期。”[5]这个时期发展至今，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历史的社会体系。“在这个历史体系中，资本的使用（投资）采用了一种特殊方式，自我扩张成为资本使用的首要目标或首要意图。在这个体系中，只有过去的积累被用来进行更多的积累时，它才成为‘资本’[6]。在此也揭示出资本的本性――扩张性和积累性。资本在我们可以知道的历史社会体系发展进程中始终围绕着使万物商品化这个主旋律成长。这种运行要有它发展的冲动和适合它成长的社会基础。资本必须有其存在的必要条件――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和自由劳动力的“自由”提供者，还必须有将产品通过流通或市场卖给买主完成积累。这是其活动的社会基础。
三、经济危机是“人为”所致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困境
假如像奥巴马在就职讲时所说：“这场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自由化和虚拟化的集中反映。”[7]而不是资本已经沿着脱离了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在信息技术作用下，被虚拟（异化）到前所未有的成长速度和规模状况，并依靠资本主义制度将“信用”进行了超极限的扩张和毁灭性的使用所致，才使世界经济走进了信贷繁荣和低利率无休止的借贷推动时期。金融危机如何爆发？欧洲债务危机又怎么会发生?正当“精英和政要”们为这资本主义制度取得的人类历史社会发展以来从没有过的“经济成就”欢欣鼓舞时，事实再一次给信奉资本主义制度是完美制度的膜拜者当头一棒，市场经济的引领者美国经济进入了全面经济衰退和债台高筑状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源地――欧洲进入了债务危机和欧元的存在危机的困境，欧元区的各个“政要”们召开了多次商讨解决“危机”的经济和政治会议，至今未拿出拯救的理想方案。为此，希腊和意大利已经付出了更换政府的成本。以上事实告诉我们，以“新自由主义革命”作为经济哲学的意识形态，以脱离实体经济、用钱生钱、过度负债经营等发展方式为手段的发展模式。从短期看，国家有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必将给国家、民族和个人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这已经被事实证明还将继续被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我国政府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从表面上看是“新自由主义”导致了此次世界经济危机，但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经济危机真的只是在现在才发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正像马克思论述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致的。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至今已有100多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新的变化：在制度方面，建立民主和自由企业制度；在社会方面，建立高福利社会。然而，世界经济危机一爆发，西方各国政府无不以牺牲社会福利和国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为第一选择，进行拯救经济危机带来的国家违约风险。可见高福利社会的建设是在不影响资本积累的前提下，为利润生产者树立的一个“榜样”。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注定是实现不了的，是一个虚幻的、有伪装的“实体”。“人为”的努力在此次经济危机面前再一次暴露了它的无能。既然是人不可为，那一定是其自为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所致。资本主义的困境是由其三个基本矛盾日益增长的压力决定的，即资本积累的困境、政治制度的困境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困境。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使这三种矛盾达到越来越不可控的程度，也就是说，在这个程度上，必将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来取代旧的制度。
（一）资本积累的困境
无休止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中心活动。资本积累最大化取决于在市场上获得生产垄断程度的最大化。但是，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经济垄断，市场在骨子里就是反垄断的。显然，无休止资本积累的需求与其本身的自我破坏性之间的矛盾日显尖锐。依靠市场机制来长期进行大规模的积累是绝不可能的。为此，所有的资本积累者都必定在市场之外寻找使他们成功的路子。国家和文化就成了他们的求助对象。国家不仅可以为资本积累者创造走向销售垄断的条件，而且还可以创造走向独家采购生产要素的条件。国家一般是通过立法和政策推行来达到其目的的。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某些文化的“忽悠”来创造市场。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的资本积累者在提品时就建立了相对的垄断态势。当市场被某些资本积累垄断时，其他资本积累者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就必然采取行动去改变国家现行的法规、政策和某些文化。由于垄断与反垄断、积累最大限度化和市场自由竞争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使其进入了政治的困境。
（二）制度的困境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世界两极分化的事实是当今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困境的客观基础。自冷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对其存在的阶级矛盾采取了一些缓和对策，例如提出的高福利社会，大力发展中产阶层，提高贫困线和大搞慈善活动等。从现象看，资本主义社会在进行改革，但本质上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资本积累这一铁的事实。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出，首先跳出来的是美国政府拯救华尔街的救市计划。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提高国家举债上限等手段来转嫁其经济危机给本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使世界经济增长大幅度降低，使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增长减速，使发展中国家成了“干金融勾当天才们”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减震器，使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两个数量级，国民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民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去承担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困境已经到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缺陷再一次昭示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困境仅靠自身的能力是不可能克服的，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
（三）文化的困境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个人的首创精神，利用自身利益的意识来作为使这个制度繁荣和支撑的动力，鼓励、奖赏和肯定个人的努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力。即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中心作用――个人主义哲学。然而，个人主义同时也助长裸的自我追求和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特别剧烈的竞争，乃至整个人类的竞争。这无疑将会给整个人类社会秩序和社会中的个人造成危害。华尔街的“精英”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个人主义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的最好诠释。个人主义哲学在人权方面的解释同样是自相矛盾的，即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与普遍主义。资本主义的种族主义（性别主义）认为：人是按照生物和文化等级进行排列的，这种等级决定了权利和特权并在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地位。同时，又提出人类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天赋人权，人类的行为存在着普遍原则。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化困境是造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根源。最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对利比亚的武装干涉和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以及政治干涉，都是资本主义自相矛盾意识形态推行的例证。这种武力干涉下的意识形态推广行为，不仅使中东地区国家政权发生了更迭，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还毁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环境，践踏了一个国家的合法权，将人权凌驾于国家之上，毫无理由地破坏了已有的世界政治秩序。这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在世界上推行霸权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困境，是不可能在其文化背景下得到解困的，只有扬弃旧的文化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的困境是以上三大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天生缺陷所致。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
资本主义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它生命周期的秋天阶段，这是由其三个基本矛盾日益增长的压力决定的――资本积累的困境、政治制度的困境和文化的困境。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使这三种矛盾达到越来越不可控的程度。
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它的秋天，秋天是个收获季节，但也是万物凋谢的季节。我们必须作好过冬的准备。为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灭亡和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兴起――完成思想和文化的准备。中国有句老话，冬天到了春天还远吗？在本文的最后再一次回顾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的论述：“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8]。
参考文献：
[1]西方呼吁温情资本主义[N].环球时报,2009-02-02(7).
[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49.
[3]陆克文.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危机祸首[N].参考消息，2009-02-10（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1.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80.
[6]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
[7]奥巴马就职演讲全文[DB/OL].腾讯网，省略/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广义的金融危机，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它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发生了很多次危机，直至21世纪最近的一次大的金融危机。
发端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从美国东海岸开始，蔓延至欧洲、亚太等地区。根据高盛最新估计，全球金融危机的总损失将高达1.4万亿美元。进入2008年9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风云再起，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美洲银行收购美林集团、AIG集团陷入危机，强烈震撼了美国金融市场，并在国际金融市场掀起滔天巨浪，旷日持久的美国次贷危机转化为严峻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已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经济已明显放缓，下行风险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确定。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2%，发达经济体经济2009年将下降0.3%。其中，美国经济将负增长0.7%，欧元区两个主要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将分别负增长0.8%和0.5%，对世界、对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韩政府实施大规模金融救援计划、拉美各国央行将联手应对金融危机、欧元区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助计划、冰岛政府金融监管委员会宣布接管该国最大的商业银行Kaupthing、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10月30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3.87%下调至3.60%，下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6.93%下调至6.66%，下调0.27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各行各业都有失业的工人，物价飞涨。
二、对《资本论》的关注
《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心血写成的一部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这部巨著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以数学般的准确性证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必然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确立。《资本论》武装了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科学研究的成果”，它凝聚着马克思的全部心血和智慧，是他献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最重要的科学文献。它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成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资本主义内部本身无法调和的矛盾，就必然发生经济危机，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马克思认识到了经济过程的动态性，并预见到了经济周期的存在，而且发展了关于经济活动的封闭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是周期的、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让西方人反思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让他们重新翻开被束之高阁的《资本论》，让西方人回想起曾总结说“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马克思。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有着许多新的特点，其本质似乎仍然没有逃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预测。
这么多次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在金融危机的汹汹来势中，这本批判资本主义的巨著重新进入德国人的视野。位于柏林的卡尔-迪茨出版社专门出版学术著作。最近一段时期，此前少人问津的《资本论》骤然热销。出版社经理许埃特伦普夫说，2008年初以来，他们出版的《资本论》已卖出1，500套，是2007年全年销量的3倍，更是1990年销量的100倍。《资本论》重新畅销，折射出许多原东德民众对现状的广泛不满，而发端于美国、如今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强化了这种不满情绪。新近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2%的原东德人对“自由市场经济”抱怀疑态度，43%的原东德人对“资本主义”敬而远之。“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正在死亡，”路透社专栏作者德布斯曼写道，卡尔・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确证。“连银行家和经理们也开始读《资本论》，试图理解他们对我们干的那些事，”许埃特伦普夫说，“马克思现在绝对火。”据《新莱茵报》报道，该国出版商预测，《资本论》将成为圣诞节最佳礼物，其销售量已提高两倍。该报纸援引柏林一家出版社商务经理的话指出：“马克思再次成为时尚。”他指出，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是青年学者代表。
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美国以及欧洲等国政府相继采取“国有化”手段，将银行等金融机构纳入政府掌控。在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和市场人士眼中，这种手法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促使他们反省美式自由市场弊端。路透社专栏作者贝恩德・德布斯曼撰文说，尽管各国采取激进手段挽救金融市场，“但现在有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资本主义需要在21世纪得到全面修正以拯救自身”。金融危机让西方开始重新观察、审视资本主义，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盛行全球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利弊。马克思的《资本论》里也许没有救市良药，但对于认识和理解资本主义定大有裨益，这就使得在西方《资本论》一度脱销。
三、对我们的启示
1、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当年马克思的论断是不是在几百年后会实现，我们可以大胆地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到了那个时候，社会的物质资料将会极大的丰富。至于多少年会达到这样一个状态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这就是，到目前这个阶段内，资本主义还在它发展的中上期，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只是通过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来迫使资产阶级来调整其统治政策，来促使其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在这期间，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定要发挥其作用，创造出更大的财富，只有在经济上发展了，在政治领域才有发展的空间，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我们不得不为马克思在几百年前的预想而感到惊叹。
2、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新自由主义是冷战结束后盛行全球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强调金融与银行的作用，并要求政府在减少管制和加强金融资本力量方面发挥作用。往昔，掌管金融经济界的人物，开口闭口倡导新自由主义，而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美国的国会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解除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后，1997年美国政府又废除了1933年颁布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期蒂格尔法》，用《金融服务现代法案》取而代之，随之就出现了经济危机。我们看到，这种新自由主义弊端重重。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推行到哪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和地区就会遭到巨大的灾难和风险，甚至成重灾区。10多年前，发生金融风险的亚洲国家和近年的拉美国家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而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一场人类空前的灾难。事实已告诉人们，新自由主义行不通，新自由主义令欧美人们大失所望。对我们中国来说，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能放任市场的发展。这就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明，越南金融危机须警惕，中国总会计师，2008.8.
[2]钟健，“和谐金融”构建的设想与措施，浙江金融，2008.8.
[3]赵阳，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商界，2008.4.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由此引发蔓延全世界的金融海啸，重创世界各国的经济。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未来发展。早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便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科学深刻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从1825年开始，会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断激化。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旨在探究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分析
1.辩证的唯物论
（1）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都具有物质性。2007年以来爆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由于美国的房地产商和投资银行一味追求资金的杠杆化，忽视了实际的潜在危险，没有坚持世界物质性这一根本特性，从而成为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2）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和能动作用。意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动。意识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在金融风暴中，银行家们的投机活动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样的意识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2.唯物的辩证法
（1）唯物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万事万物是处在一个直接或间接的系统之内，他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或制约。金融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传递，由美国向全世界的扩散，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科学论断。
（2）对立统一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美国房地产业在过去飞速发展，然而不切实际的炒房必然导致泡沫经济的出现，一旦破灭,过去值钱的东西现在一文不值，这正体现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原理。
（3）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促使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2007年以来的金融风暴是由内因和外因引起的。内因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持续多年的泡沫；外因是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迫使美元贬值，美国经济开始滑坡。
（4）主要矛盾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观点。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应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内部不能调和的主要矛盾,因此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发生经济危机。
（5）量变质变规律。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量变引起质变，应掌握适度原则。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典型的由量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次贷危机是超前消费,人们过度膨胀的消费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次贷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经济危机。
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演变的趋势，并从中寻找解决危机的具体措施和根本途径。因此，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有如下几个原因：
1.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当前全球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刻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暴露无疑。
2.根本原因：生产过剩。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进程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说来，都是由“生产相对过剩”这个根本原因引起的。资本家不断追求高额利润，扩大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使得社会需求的增长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增长，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
3.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经济危机有力地表明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也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奉行新自由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减少，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使得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这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
4.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会使之慢慢脱离实体经济。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经济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才能创造财富，虚拟经济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就会从生产和消费领域掏空资金，经济泡沫就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泡沫破灭后，就会给整个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以上是针对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原因的一些探究。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当前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也是一次严峻挑战，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找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途径。同时，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应对措施得当，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就会迈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大的成就。（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邵传林,张存刚.美国次贷危机成因的深层次思考：述评与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1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篇6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1篇7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逐步成熟，世界经济整体运动规律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共性，各国共同面对宏观调控方面的问题和挑战。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对世界经济整体运动规律的阐述对中国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把握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才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真正摆脱宏观调控困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宏观调控；全球化；世界市场；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10-0057-04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探讨，通过对资本的扩张本性分析，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全球化的历史特征和趋势，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各国经济发展随着世界市场的成熟会越来越具有共性特征。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我们发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经同态震荡，世界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而且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已然不是国内的、孤立的、独有的问题，而是各国都普遍面临的共通的、世界性的问题。要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做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决策，首先就要以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为指导去认知世界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一、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阐释
在马克思建立的经济学体系中，无论是其“五篇计划”还是“六册计划”都把世界市场作为末篇，都把世界市场作为最大的总体，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作为前提，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承担者，世界市场由于范畴的演进已经达到超出原有的整体的程度。［1］马克思在论及世界市场时更多地是强调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世界性），而不是国际经济中各国经济的相互联系（全球性）。通过抽象掉生产劳动者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国与国的差异，马克思论证了世界市场交换的基础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并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基本矛盾在世界市场已经无法转移而最终自我消亡。世界市场理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不断扩张是由资本推动的，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贪婪的本性，当国内狭小的市场限制了资本追逐利润的欲望时，资本就会跨越国界，在世界市场上寻求增殖。他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
2.国际价值是世界市场交换的基础。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讨论的生产者个别价值与国民价值相比，国际价值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3］它不仅抽象掉了生产者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劳动差异，而且还进一步抽象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从而使价值真正地体现为人类社会的一般的、无差异的抽象劳动。“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4］。这里隐藏着一个深层的含义，即只有在“世界总体”或世界市场这一更高层次的商品社会中，商品才真正地表现为人类无差异的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的概念才得到最纯粹的表现并具有普遍意义。国际价值是价值实体运行的最高层次，［5］国际价值是世界市场交换的基础。
3.世界市场的不断成熟会使各国发展越来越具有共性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生动的描述：“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售，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他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资本家受其阶级属性――对利润的无限贪婪的支配，受资本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驱使，在科技革命提供的物质条件的帮助下，凭借机器大工业所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商品，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占领外国市场，日益把全球市场连接起来。资本扩张冲破了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使得生产要素按照效率原则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人们的生产、生活成为世界性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各国经济高度融合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基本上按照同一规律运行，各国经济运行的共性逐渐显现出来。
4.世界经济危机是世界市场不断成熟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加剧的结果。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矛盾运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异化，生产和消费相互背离，直至最后爆发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6］在过去，当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时，资本主义国家可通过向第三世界市场的扩张乃至战争来缓解矛盾。而现在，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组织生产，所以全球范围都出现生产过剩，过剩的产品已经无路可去。所以，马克思说，世界市场一方面可以暂时地、局部地缓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具有扩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7］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市场的成熟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这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因此，世界经济危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其破坏性越来越严重，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这种矛盾不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而缩小，而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尖锐。经济活动空间范围越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也就越强烈。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宏观调控的新挑战
中国宏观调控的问题不只因为中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和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且根源于中国经济中日益增加的世界性。世界性不仅仅意味着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且意味着世界经济整体运动规律成为各国经济运行中越来越显著的共性，世界经济整体内在的矛盾发展成为各国经济运行共同的、无法转嫁的障碍。中国宏观调控所面对的问题已经远不是国内经济问题和国际经济问题了，而是全球市场经济制度下世界经济的整体性问题。
1.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收入悬殊或两极分化正是这一矛盾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虽然马克思的分析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发展多种所有制、实行按要素分配是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那么市场经济固有的内在矛盾就肯定存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由这一矛盾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也就难以避免。目前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以及社会贫富阶层的分化及其形成的所谓“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8］而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不仅对微观经济结构的改革提出挑战，也对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产生巨大影响。
2.产品过剩、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为了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把“保增长”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并匡算出到2010年底，需要投资四万亿人民币。当年11月26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接受媒体针对投资结构的采访时强调，不会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可是，实际情况和预期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偏离。2009年8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会议指出，不光传统产业如钢铁、水泥等产业存在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如风电设备、太阳能等产业也存在盲目扩张问题。事实上，中国的产品过剩、产能过剩问题，从内部来看，是过度生产与内需匮乏之间的矛盾；从外部来看，是世界经济矛盾的延伸，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进行资本扩张和全球联合生产的必然结果。这样的过剩问题，短期内无法解决，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3.世界市场的成熟还加剧了市场垄断问题，中国的市场结构是一个由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垄断的状态。以外资企业为例，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经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已由外资所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如玻璃行业，其中最大的5家企业全部已经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所控制，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于国外品牌。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调查，我国的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而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产品已占1/3以上的市场份额。市场垄断使得中小企业面临发展困境，其中包括融资条件恶化、税收负担过重、技术创新内在动力不足、政策待遇不平衡等等，从而导致无效供给大量增加。但垄断的市场结构并不是中国传统体制所特有的，而是与市场机制自身密切相关，当世界经济充分发展时，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垄断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持续存在。
4.宏观调控导致经济过冷与过热交替出现。不能不看到，从1825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到现在，人类社会已经反复多次出现危机。无论西方宏观调控理论如何发展，总是解决了过热的问题，又出现了过冷的问题，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又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危机的反复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目前主流的宏观调控理论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框架下的反周期式的自我修复，仅仅治标，未能治本。事实上，反周期式的宏观调控政策会为下一轮危机到来埋下伏笔。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许会让经济迅速恢复，但是又会为经济过热埋下伏笔；紧缩的货币政策或许会让过热的经济迅速冷下来，但是又会为经济硬着陆埋下伏笔。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前，美国遭遇网络科技泡沫的破灭，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刺激经济走出低谷。到了2004年，美联储发现由于宽松政策而导致的经济过热又连续加息17次。过于频繁的降息和加息给美国带来的是巨大的经济泡沫以及随后泡沫的迅速破灭。对于中国而言，由于采取的开放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理论较多地沿袭了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方法，宏观调控面临着同样的难题。2007年由于中国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中国连续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连续6次上调存贷款利率，经济逐渐降温，但是在金融危机的袭击下，经济随后出现过冷的迹象，党中央及时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应对，2009年下半经济迅速升温，到了第四季度，GDP增长速度变为10.7%。虽然2009年第四季度的高速反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期的数字较小，但是10.7%的增速多少显示出过热的迹象。经济从过热到过冷再到过热，时间不过三年。中国经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V字反转，一方面说明政府应对危机措施得当，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着中国宏观调控也面临同样的世界性问题，即政策的交替使用会导致经济的冷热反复。
三、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
对未来中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人类逐渐从各国经济的独立发展步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的整体运动规律逐步加强，成为各国经济运行的共性，也成为各国宏观调控共同面临的新环境、新困境。在一个正在到来的成熟世界经济体系中，经济运行的宏观特征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结构而不是国内经济结构，宏观调控的绩效不是取决于既定经济制度下的宏观调控意志，而是取决于世界经济自身的运行趋势。宏观调控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如何利用世界经济整体运行规律，通过改变世界经济运行的局部条件而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对未来中国如何变革和优化宏观调控体系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未来中国宏观调控应在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指导下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坚持和强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建立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危机不论表现形式如何，其本质都是生产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导致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进行。这个相对过剩的表现，一是生产的无序性；二是分配的两极化。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经济条件是美国社会高度的贫富分化，穷人不应该透支消费，却又不得不透支消费［9］。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样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要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条件。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价值目标，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中国宏观经济成为世界经济整体趋势的牺牲品。
2.强化市场规制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市场化改革的目的是要吸收市场机制分散决策的优势。为此，一方面应转变政府职能，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特别是培育有充分竞争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提高价格信号的调节力度以增强宏观调控的效应。但另一方面，还应克服市场分散决策的缺陷，这种缺陷集中表现就是个体决策和社会整体目标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加强市场规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分散决策机制的激励作用，又要形成对行为主体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中国的宏观调控应该突破西方占据主流的凯恩斯宏观有效需求管理模式，将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相结合，建立一套既适合市场经济运行特点，又体现宏观经济整体健康运行要求的经济规则。
3.通过强化劳动者的权益，强化劳动者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只有当劳动者成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的无序性才可能得到经济层面上而不只是规制层面上的遏制，才能真正拓宽宏观调控的渠道。在这个意义上，宏观调控体系不仅涉及经济政策，而且也涉及社会政策，更涉及到世界市场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
4.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决策的民主性。宏观决策民主性是确保宏观决策不屈从于市场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根本途径。随着世界经济的成熟，资本的力量不仅无孔不入，而且一旦侵入行政体系几乎无所不能。克服市场经济无序性、提高市场监督效率的有效办法就是经济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化。老一辈经济学家蒋学模说得好，搞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加优越的民主制度。必须用社会主义民主去抵制世界市场垄断力量在宏观经济决策中的渗透。
5.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分级分权体系。如何优化宏观调控体系的层级关系，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欧盟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欧盟在最高层面上负责制定并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目标限定在维护价格稳定、应对成员国共同面临的外部冲击等方面；二是财政政策由欧盟制定统一规则，由各成员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体内容，各国财政政策的目标是要进行结构改革、平抑经济周期波动，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同时又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三是由各成员国制定并实施的政策，但这些政策通常需要通过一定的对话机制进行协调。对中国而言，货币政策自然归属中央层面管理，但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应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中央财政政策目标应主要定位在公共产品提供、转移支付、结构性调整等方面，以保证最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而地方财政则以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社会经济和谐发展为主要目标。当然，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分级分权体系的前提条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否则反受其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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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国；世界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后，生产力将得到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也不是没有曲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绝不会永远持续的增长，资本主义内部的所固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根本矛盾的存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了资产阶段聚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而无产阶级则愈加贫困，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和购买力的不足；社会购买力不足使实体经济的产品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产品过剩，但这种过剩是相对的过剩，即相对资产阶级的过剩，相对无产阶段的匮乏；随后这种产能相对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而且将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周期性的爆发。历史上无数的金融危机都验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论断。
一、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成因
美国2001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以互联网、新兴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经济泡沫覆灭。随着美国生产力的恢复，房地产、汽车等领域迅猛发展，产量剧增。产能过剩与人民消费水平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开始从金融方面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人们提前消费、预支消费。希望房地产等实体经济领域的产能能够通过金融手段发挥资源重新配置的作用，通过金融信用和债务关系创造的社会需求来解决过剩的产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出现，美国12次调整利率，使得消费者还贷压力加重，最终无力偿还贷款，产生逆向连锁反应，导致金融业出现危机。因此，解决消费需求同产能过剩的矛盾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其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间的矛盾。
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种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国的经济要想发展，就必须广泛参与世界经济合作，这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全世界的实体经济、金融各方面联系愈加紧密，把自由市场经济所拥有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等消极因素扩大到全球范围，哪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便很快会波及全世界各个国家。从实体经济看，2004年至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由30.7%增加到36.8%。而美国、欧盟、日本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国，2001-200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27.5%，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保持在21%。主要产品为建材、纺织类等产品，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房地产业等社会实体经济日益萧条，使中国钢材出口量大幅受阻，中国国内出现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经营形势窘迫。从金融方面看，美元连续多年大幅贬值，自国家2005年4月实行汇率改革后，人民币从2005年汇改前对美元的8.27，变成了今天的6.39。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大量的境外投资涌入中国，在国内通胀大趋势的影响下，推动了整个工业原料、人工、仓储、销售、管理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使着国内生产成本日益增加，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直接使出口产品的结汇收入转化为人民币时遭受损失，利润空间锐减。
二、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显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市场经济的管理，比资本主义更具优越性，针对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要从自身出发，找到缓解金融危机的办法，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降到最小。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动摇。要深刻的认识到市场经济具有的两面性，发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层面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制度，规范经济管理，对经济的宏观与微观、公有与其他所有、实体与虚拟经济进行平衡摆布，遏制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因素。要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即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又要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合理管理的作用，要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调控、监督、预警措施，有效缓减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弊端。
其次，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充分对市场进行引导，大力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要建立和完善的市场经济金融信用体系，促进市场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扬弃单纯追求GDP的做法，实现经济、人口、环境间的和谐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可持续力。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是由其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其周期性是必然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在市场经济的管理上比其他国家更具优越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将有效缓解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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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篇9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然而，与实物经济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照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的急速扩张。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总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际金融交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贸易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实物生产增长迟缓，造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1997年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过剩和回流现象更加突出，过剩资本大量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而造成了西方资本货币市场的虚假繁荣。1998年美国证券工业协会的有关外国经济活动的报告显示：1998年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净资本达1920亿美元。(businessdaily，1998)最后，“泡沫经济”酝酿金融风险，引发范围广泛的经济危机。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日益脱节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金融扩张虽然对西方经济具有短期的有利效应。但是，金融扩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解矛盾的同时又意味着矛盾的进一步的积累与扩张。没有实物经济支撑的“透支经济”迟早会发生信用危机。金融危机又将最终反馈到实物经济领域，造成实物经济的衰退。
2、金融危机对实物经济的反作用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公众消费预期，有效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强。在金融扩张的时代，公众广泛参与各种金融及投资活动，甚至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因此，大量的私人资产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如美国个人净财富的38%是以股票的形式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股票大幅缩水，势必引起公众普遍的资产损失，进而打击公众的消费预期。
第二，企业筹资、融资活动减慢，扩大再生产受阻。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筹措资金必然遇到困难。英国在1987年发生的严重的股市风潮后的一年里，通过发行新债券筹集到的款项比上一年减少25%。70年代经济危机时，英国企业的并购价值在三年中连续从13亿英镑递减至2.91亿英镑。
第三，企业利润率下降。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的自有资金的实际使用费用一般会上升，银行规避风险致使企业要缴付较高的贷款利息。
第四，政府的财政税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计划遇到困难，如俄罗斯在数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不得不修改原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另一方面，投资与金融活动的减少又使政府有关的税收相应减少。
目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金融危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它初步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金融扩张不断加剧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突发性和连带性特点，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极易波及相关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染、蔓延，并迅速达到某一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国家联盟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1997年首先发生于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危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场危机是历史上首次率先发生于“”地带，进而波及“中心”地区的经济危机。自殖民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首先发生，然后再波及到殖民地或作为“”的发展中国家。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沿袭着这一模式。而这个沿袭已久的模式已被这场新的危机所打破。1997年和1998年，西方7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和德国相继发生经济衰退，以及在全球徘徊的金融风潮似乎在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在“”的阻滞将破坏资本的整体国际循环的可能性。
西方资本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意识到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危机，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国际知名的金融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过不了目前的这一关。边缘国家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不经过一番痛苦很难改观。”“在整个亚洲，反美、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外的情绪已经在酝酿，连日本都包括在内。”“直到最近，边缘所发生的问题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亚洲危机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消退，负面开始出现。……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这将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并因而再进一步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这些缺陷，否则一定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发生于各国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公司，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义和团造反的运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1998）
3、后殖民主义初露端倪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停滞还将产生政治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对于西方来说，世界按照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方面：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剧变、“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已不复存在。因此，面对新世纪，世界对于西方来说，主要是南方与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中心”与“”，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带，“中心”与“”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这种格局的界限，在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韩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成员国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国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了。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因为，“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为此，西方在“冷战”结束后，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现在西方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削平，即对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有望“晋升”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施遏制。采用经济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预、军事打击等手段，迫使其继续充当资本国际循环中的积累对象。近年来西方国家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利用人权外交频频敲打第三世界国家，国际资本集团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金融袭击，其目的都在于消平或削弱竞争对手。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利用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之机，加紧了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甚至接管其部分经济，更加直接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这些事实与动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以经济参与和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因此，西方的行动已经表现出更加直接地干涉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事务的倾向。西方战略新调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旧殖民主义的复归。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面临着被再殖民化的威胁。
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
（美）罗宾·布罗德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会再有了》，载《外交》季刊，1988秋季号。
陈雨露：《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美）林登·拉鲁什：《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巨大危险》，载《政治经济述评》，1995年7月28日。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篇10
二战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具有明显时代特征。自冷战格局正式确立后，世界经济体系中就出现了两个相对独立且相互对抗的经济阵营，并延至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期间，中国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脱离了苏联主导的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曾被描绘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立的正面模式，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竞争、无政府主义、经济危机甚至战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观点及设想，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将不可避免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经济将消除商品货币关系，消灭私有制，由国家进行严格计划管理，因而可有效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换言之，经济周期性波动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但事实是，经济周期性波动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面临的严峻问题，成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超越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客观规律。然而，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不仅通过国有化用国家所有制代替私有制，而且用国家配置资源方式取代了市场配置资源方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却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苏联经济几乎到了瘫痪的状态，工业产值仅为1913年的1/7，农业产值仅为国内战争前的2/3。
“铁路一条线一条线地停止运营。许多工厂停产，其中包括一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得以修复的工厂”〔1〕33。列宁由此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会面临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问题〔2〕184，并强调指出，“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3〕570的做法是错误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苏联经济才得以逐步恢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和严重性，认为“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4〕248。在整个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尽管历任政府总在不断地试图改进和完善计划手段，但过高的信息成本和缺乏激励所导致的低效率，使苏联经济始终难以摆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至20世纪6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后劲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降低，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之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基本如此。然而，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却表现各异，相互之间的关联作用较小，因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具有全球性的特征。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从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但都表现为生产与需求的严重背离，只是生产与需求背离的具体表现不同。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突出表现为生产不足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表现形式也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由过去相互排斥发展到同时并存，“滞胀”成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危机阶段的顽症。随着苏联的解体和的剧变，原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越南等原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走上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起初，这些转型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产品生产滞后于需求，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仍表现为生产不足，抢购风盛行;且经济周期性波动通常只同本国经济运行相关，与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完全同步。随着这些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经济已日趋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当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经济的运行不仅受“自身周期性规律”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国际周期性规律”作用，不同经济体或国家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虽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但其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危机现象，由传统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生产不足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并存局面，正逐步演化为当前共同的生产过剩危机问题，包括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和金融产品供给过剩。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货币或金融资本供给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而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表现各异，有的表现为产业资本供给过剩引发的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危机，有的则表现为货币或金融资本供给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
危机期间，由于各国政府采取的反危机政策措施通常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因而由此引发的“滞胀”问题目前也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的传导方式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5〕340如今，经济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张骨牌通常始于金融、不动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然后再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引起全社会的生产过剩危机，甚至进一步演化为包括国家信用危机在内的经济总危机。金融危机主要是金融产品过度供给和投机的结果，而金融产品过度供给和投机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刺激需求，提高购买力，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或产品生产相对过剩问题，因此金融危机的实质仍然是物质产品生产过剩危机。这正好应验了马克思的发现:“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6〕514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否处理好生产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比例关系，避免生产与需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背离现象的发生，就成为化解或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所在。
二、危机根源于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但经济发展模式缺陷渐成主要成因
理论家们不仅关注到了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而且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注意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或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范式，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原因的理论，代表性的观点包括杜岗•巴拉诺夫斯基和鲁道夫•希法亭的供求失衡论，保罗•斯威奇、刘易斯•科里和奥托•鲍威尔的需求不足论，保罗•马蒂克、大卫•耶菲等的供给不足论，西蒙•克拉克和罗伯特•布伦纳的供给过度论，以及多因素决定论。自凯恩斯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周期性波动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其成果主要有卡尔多经济周期模型、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希克斯经济周期模型，70年代后的货币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等。针对二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的原因，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加速增长途径论、再投资周期论、两大部类交替增长论、技术进步波浪式发展论、政治周期论、农业周期论、行为—制度论等。
从中可以看出，学界研究经济周期性波动原因的视角各异，提出的理论观点也不相同，说明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的产生有着极其复杂的成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域中，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或经济危机的原因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基本理论观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成因，通常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产生归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只要消除此两种因素，就不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然而，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证明，无论是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未能避免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关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通常归结为经济政策失误和计划手段不足，开出的药方是有效纠正和解决好计划经济中的“失算”问题。正如斯大林强调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一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一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因此，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具有远见。因此，我们在按计划领导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使失算的情况减少，使我们领导经济的工作极为明智，极为谨慎小心，极其正确无误。”〔4〕248但事实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从来没有摆脱过周期性波动问题。那么，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背后有没有最深层次的原因?经济危机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阶段，因而可以一个经济危机来代表一个经济周期。
如果从1788年发生的英国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算起，经济危机已存在200多年的历史。而如果从1857年发生的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到二战前，总共发生了11次世界经济危机。二战结束后，如果撇开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出现的生产不足的危机，也先后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主要有1957～1958年、1974～1975年、1980～1982年、1997～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无论是个别国家还是世界性、无论是二战前还是二战后、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都根源于利益矛盾和冲突。正如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的破产、贫富之间的鲜明地对照、商业的不景气和由此产生的资本浪费的现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人们的利益彼此背离。”〔7〕605而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又主要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必然引起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从而导致经济周期性波动。当然，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有着不同的表现。当今世界不仅存在资源稀缺性问题，而且某些资源稀缺问题非常突出，因而各种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失衡依然存在，经济周期性波动现象就不可避免。由此可见，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深层次原因或根本原因，仍然是利益关系的矛盾和冲突。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更多地是从直接成因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周期的产生原因。就当代世界发生的每一次具体的经济波动而言，其具体成因比较复杂。
但总体上讲，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时的经济体制模式的内在缺陷，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缺陷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缺陷，是诱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渐成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主要成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和东亚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先后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如拉美债务和经济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与经济社会危机等，在一定程度上讲，危机的发生同这些国家采取政府主导的追赶型经济发展等模式紧密相关。拉美和东亚等国家为解决国内积累不足和实现经济高速发展需要，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进行积极干预，并由政府主导推行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这虽然在一定时期可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因而也必然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东南亚国家推行政府和银行主导的出口导向模式中，政府积极担当为企业投资提供担保角色，致使大量外资涌入和缺乏有效监管的结果。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采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倡导和鼓励消费主义，过度依靠举债，推动经济结构虚拟化和泡沫化的发展模式。因此，化解或缓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而且需要选择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并根据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变化特点和要求进行适时调整。当前，我国紧要的是调整和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坚持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实现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入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力避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三、经济遭受重创程度有增无减，但危害与机遇的叠加效应更加突出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加上美国实施旨在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援助和复兴计划的作用，很快从战争的动荡和废墟中恢复过来。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由于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和朝鲜战争等带来的所谓“战争景气”等因素，缓和了周期性的经济萧条，西方国家先后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期间虽然发生了1957～1958年经济危机，但其影响面和影响程度比较有限。到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奉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巨额赤字，出现比较严重的收支逆差和通货膨胀，加上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冲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因素影响，终于在1974～1975年爆发了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低经济增长、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时期，世界经济进入了比较频繁的周期性动荡之中。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及整个50年代，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进入60年代，由于僵化体制和政策失误等原因影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乏力以至增速下滑。
期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试图尝试改革走出困境，但多数国家经济只获得短暂的复苏，相对而言所经历的衰退期要漫长得多。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不断突破社会制度的藩篱，演化为带有区域性或全球性特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失衡，引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从而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总的来看，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给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作用可谓有增无减。无论是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或社会主义经济阵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还是冷战结束后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都不同程度地扰乱和破坏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给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创。1974～1975年危机是战后第一次波及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不仅使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而且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期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生产，比危机前的高点分别下降了15．2%、20．2%、12．9%、13．2%、4．7%和13．5%，同期消费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7．4%、18．9%、12．7%、43．9%、19．1%和24．6%，平均失业率都超过5%〔8〕289。70年代开始的苏联经济周期性波动，期间只有短暂的小幅度增长，却经历了长达15年的“经济停滞”。有学者计算，1962～1984年间，苏联全要素生产率除了柯西金改革阶段提高1．2%外，其余时间一直在－0．9～0．5%之间徘徊〔9〕28。日趋频发的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给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和经济危机后，经济长期低迷，1980～1990年间，8个核心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3%〔10〕285，这一时期被称为拉美“失去的10年”，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90年代，亚洲国家先后遭遇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1990年日本的泡沫危机，使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都处于停滞状态，被称为“空白的10年”。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则重创了此前获得20年快速发展的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经济，使其陷入严重衰退。东南亚国家的GDP增长从1997年的平均4%降至1998年的－6．9%;“四小龙”的GDP增长从1997年的平均6%降至1998年的－1．4%〔11〕428。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重创了全球经济，200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除中国等少数国家实现正增长率外，大都出现了负增长。伴随国际金融危机作用的进一步发酵，欧债危机深入发展并有越演越烈之势，此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究竟有多深尚难预料。危机反映了“危”和“机”的两个方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虽是无法逃脱的劫难，但每一次危机都会迫使相关国家做出重大政策调整，对缓解危机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积极效果。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呈现出明显的危害与机遇叠加效应〔12〕。当代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呈现的危害与机遇叠加效应，首先表现在不同产业之间发展上。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导致某些产业的衰退，而这恰好又为其他产业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二战结束后，为了满足经济恢复的需要，钢铁、机械制造、化工等重化工业发展迅速。但这些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却潜伏着新的危机，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给这些石油高依赖性重化工业等产业造成严重冲击，迫使美国等国家在将产业发展重点转向高科技军事工业的同时，加大对计算机、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投资，并努力把石油低依赖性的信息、金融服务等产业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使之成为危机后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日本努力通过开发节能技术，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促进了汽车、电子设备、半导体、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等不依赖于石油的产业发展。然而，计算机、网络等IT业的迅猛发展和金融衍生品的毫无节制扩张，又为其发展埋下了新的隐患。高度依赖虚拟资本运动创造利润，必然造成实体经济产业空洞化，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造成经济泡沫，最终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90年代末以来发生的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危机，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IT业、房地产和金融业等产业带来了严重冲击，同时又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了机遇。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危机理论金融危机马克思中产阶级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受到严重的打击，危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实体经济领域。这场危机引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的大量破产以及实体经济的破产或停产，并带来了大量的失业。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开始重新认可和认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虽然马克思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有些绝对化，但是他的危机理论却能够很好的解释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因，可以从根本上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本质及其真实面目。因此，他的危机理论并没有过时，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衰退的整个过程进行的揭示，准确的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命运，让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叹服其准确的判断，那么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会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是什么动摇了他们的社会基础？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历史最具革命性的经济制度，他说资本主义会让中产阶级的生活骤然陷入一种困苦、不稳定的局面，他预料到资本主义的生活会发生一种转变，而如今身处美国，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确正在面对这样的转变。资本主义一直被认为是带有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他的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它潜在的危机不断积累最终导致爆发。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对这一过程做了本质，深入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是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力的高度发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的产生便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一，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由于资本家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获取剩余价值，并通过资本积累来扩大再生产。然而，工人阶级的消费水平不断降低，有效购买力下降，致使社会生产的商品大量堆积。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危机产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并没有改变，因此危机理论并没有过时。伴随经济的发展，危机爆发从有效需求不足变为有效需求过度，但其实质都是由生产相对过剩产生的。二，对于每个企业来说最终目标是获取最大利润，因此，各个企业力求用最科学的管理最先进的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但这个社会企业构成的总体之间是完全分割开的，没有统一的管理，每个企业为了能占取较大的市场份额和获得较多的利润，相互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使得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
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人认为，资本主义给人们提供了相当程度的安全感和舒适感。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资本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大多数人拥有一小部分财产，受资本家的剥削，生活状态很不稳定。但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这种制度下受益。但事实相反，在美英这些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工作并没有稳定可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到了马克思所预测的那种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但是资本主义已经无法控制他们的生活进程，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为了应对危机而制定了政策也会使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种种更加严重的不确定因素。面对零利率的实行以及物价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越发的严重，致使美元贬值，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财富不断缩水。因此，在一个不断被市场力量改变的社会，在劳动力市场变得极具流动性时，谁要是在传统的价值观下生活，无疑将被市场抛弃。马克思曾近预言过“未来的市场将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很多人已经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正生活在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无法预知的，每个人随时都可能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少数的财富掌握在大多数人的手里，社会阶层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矛盾不断积累，潜藏的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下，由于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断进步发达的生产力具有很强的弹性，一旦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条件会极大地促进生产力，与之相应的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转化为现实。从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力进步，因为企业内部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不断得到更新和改进，使得企业所需要的工人减少导致工人失业，并且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结果导致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相对减少。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会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社会消费不足。由此推动了危机的发生。
这种不稳定状态的不断出现也就是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永久性的革命，在可以预想，这样的革命将会永远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发生的种种危机也许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一部分而已，更大的危机也许正在酝酿着，更多的动乱也许将要爆发，这场危机将会颠覆更多的东西。也许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将会崩溃，甚至他们的货币与政府都会垮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剩余价值内在的本质进行剖析，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商品交换领域蕴藏着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与相互碰撞给经济危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诗白.西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范文篇12
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范畴，其影响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广泛而深刻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使用“全球化”这个词语，但全球化思想却早就蕴含于他们发表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有关各国的政论性文章中。这些文章明确提出并深入研究了全球化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世界历史”概念和当前的“全球化”概念虽然在时间上相差百余年，但二者在本质范畴上大致相近。该文本最先论述了全球化的基本思想，探讨了全球化问题的根源核心。这一“世界历史”的思想随后在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随着工业革命的推动和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世界交往日益扩大。“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88他们通过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和前提条件等因素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的发端。
一、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延展细化的背景分析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资本的发展促使世界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1825年自英国发生世界首次经济危机以来，1857年后世界性经济危机时有发生。经济危机爆发促使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为转嫁危机，在国内采取延长工人工作日等方式剥削工人，在世界上则不断扩大殖民地和推行不平等贸易，对殖民地国家进行压榨剥夺，进而引起国内工人要求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的工人运动和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反抗压迫剥削运动。1851年至1862年，正是欧洲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期。这些国内外事件的普遍发生，促使马克思通过经济眼光分析政治问题并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危机的普遍性发生为线索进行深刻分析。当时马克思生活非常拮据，出于谋生的迫切需要和借机向公众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马克思、恩格斯自1851年后的十年间，以《纽约每日论坛报》为阵地，撰写时评和政论文章500多篇（均以马克思的名义寄出，包括部分未被采用稿件）。《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由贺莱士?格里利于1841年创办的以宣扬空想社会主义、开发美国西部和反对奴隶制的宣传等社会改革运动著称的商业性报纸。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所发的系列文章中，其思想内容既具世界眼光的宏大视野，又有对具体事件梳理把握的深刻洞悉，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与殖民地扩张实际的深入探究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和他们对华贸易的压榨行为进行了无情揭露，并声援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讨论国际政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暴力革命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等一系列重大活动或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的延展细化提供了丰富素材。
二、透过经济危机发生的普遍性来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
1857年，西欧和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同时陷入了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大规模的民族反抗战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世界上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以及他们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经验，通过科学分析和严密论证得出，危机的普遍发生势必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进而引起社会革命的发生。1857年11月～1858年2月期间，马克思发表了《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英国的贸易危机》、《法国的经济危机》、《欧洲的金融危机》等文章，分析论述了欧美各国经济危机的性质、特点以及危机的根源，并形成一些理论概括。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马克思通过全面了解世界工业和贸易的状况，深入研究世界出口和进口的比值，仔细考察作为世界金融市场中心的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的变动，经常观察成为欧洲投机狂热中心的巴黎证券交易所的有价证券行情的涨落，探究黄金比白银贬值以及白银在19世纪50年代从欧洲流往亚洲的原因。这一切使马克思能够早在危机前的扩张时期就完全准确地预见到普遍危机的必然性，而且还预见到其发展的特殊性。这次经济危机在欧美各国普遍发生，马克思对一些主要国家经济危机的特点作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英国是这次经济危机的中心，危机的进程是从工业危机发展到商业危机，其《英国的贸易危机》一文就是关于这一危机观点的主要体现。他进而通过考察分析得出：“欧洲危机的中心至今仍然是英国，但是在英国，正如我们所预见到的，危机的性质已有所改变。如果说，大不列颠对我们在美国出现的崩溃的反应最初表现为金融恐慌，随之是产品市场普遍萧条，最后才出现制造业的衰退，如今则最上面是工业危机，最下面才是金融的困境。”[2]501关于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情形，马克思在《法国的危机》中写道：“普遍危机甚至在目前阶段也已经影响了法国，其表现形式是同它与美国、英国和汉撒各城市的贸易关系相适应的，即表现为慢性衰退。”[2]515马克思透过人们认为普遍一致的危机表象，通过科学分析，发现了危机在各国表现的差异性特征。
（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
19世纪中期，随着机器工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运输业革命的带动，促使新兴国家和新兴部门逐渐卷入国际商品流通中来，推动了资本市场不断突破一国或地区向世界市场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世界市场的迅速扩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急剧扩大的世界贸易也由此成为自1850年开始的周期性高涨的最重要特点。这一时期，较之于美国生铁产量的长期停滞徘徊和棉纺织业的慢速增长，英国生铁、铁轨、机车、棉布和其他制成品的进口却突飞猛进。因而在英美两国的贸易中，英国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据优势并阻碍了美国冶金业和棉纺织业等当时重要工业部门的发展。再加上美国的银行、金融公司和工业企业随着危机的爆发而大量倒闭，仅1857年一年就有近5000家企业破产。美国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形势的恶化，归因于粮食生产过剩和粮价、粮食出口下降，以及英国工业品的激烈竞争等诸多因素。与此相关的是，英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美国危机的冲击。由于当时美国银行、铁路、商业公司的资金主要由英国提供，美国这些公司的大量破产也使英国的投资者持有的有价证券急剧贬值，损失惨重。正如马克思在《英国的震荡》一文中指出：“英国人在国外，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美国，都大量参加投机活动，而在本国，他们的过剩资本主要投于工业企业，所以目前这次动荡比以往更加带有工业危机的性质，从而震撼了国家繁荣的根基。”[2]487同时，对于英国自由贸易派以自由贸易原则作为防治危机的万应灵药的观点都有尖锐的批评。马克思阐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妄想找到防治危机的丹方只是白费气力，驳斥了他们关于1857年危机以及一般危机的起因的简单化的庸俗说法，同时做出了关于危机理论的重要结论。马克思指出：任何危机的真正原因都不是像自由贸易派所说的那样在于过度的投机和信贷的滥用，而是在于资本主义本性所固有的社会经济条件。危机“是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像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3]607
（三）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规律
马克思阐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既有一般规律性，又同时带有一些特殊的规律性。马克思在《英国的贸易危机》中指出：“尽管有过去的种种警示，危机仍然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规律的重新出现”。[2]501说明了英国的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特征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还指出了危机的性质：与以往经济危机表现不同的是，大规模投机企业的出现和与之相联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的存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之一。他认为：“它的最后爆发，无论就状况的强度或涉及的范围而言，都将要超过以往的任何一次危机。”[2]4831857年这次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并引发了一阵又一阵的破产浪潮。马克思关于欧美等国1857年经济危机的考察分析可以视为是局部性的全球化，而相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进程而言，这次危机却是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危机。
显然，通过马克思关于上述欧美等国经济危机的对比考察分析和把握梳理可知，马克思关于这一时期的危机论断已经蕴含着全球化思想，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也属于全球化思想范畴。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对他此后的经济危机理论有重要影响，同时也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造提供了重要素材。
三、无情揭露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内政外交政策
在1848年至1849年革命失败后，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蓬勃高涨，另一方面，黑暗的政治反动横行欧洲。这个时期的最重大事件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1857-1858年世界经济危机，它席卷了所有欧洲大国和美国。185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文章，无情地揭露了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反动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关于英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指出，英国的统治集团非常害怕在东方问题上与俄国冲突，因为他们担心这种冲突会转变成欧洲整个大陆的革命，这样就很容易在大不列颠的人民群众中也引起反应。英国的全部外交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尖锐地揭发出英国统治阶级外交的传统特点：两面三刀、借刀杀人、在欧洲的多次危机中恶意挑拨、对同盟国背信弃义。马克思在把帕麦斯顿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客的比较中说明，他是腐朽、反动势力的代表。由于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同时陷入了在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大规模的民族反抗战争，正遭受着危机的英国将带来欧洲革命。这些观点看法主要体现在《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英国的选举》、《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英国的震荡》等文章中。
关于欧洲问题。19世纪中期，欧洲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当时的欧洲犹如一堆干柴，任何一点儿火种都会燃起熊熊烈火。1845年至1846年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1847年遍及欧洲的经济危机，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各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1848年至1849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爆发了民主、民族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自18世纪初以来的欧洲革命经验发现：“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并在此基础上指明：“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4]7-8从而阐明了英国作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富和经济的支撑具有显著的代表性。因而，英国所暴露的危机问题也就成了欧洲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普遍性危机。
关于中国、印度、爱尔兰问题，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如关于中国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不少文章来批判英国对中国的殖民政策和不平等贸易，声援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4]1-2从中表明，鸦片贸易如何掏空中国的国库，破坏国家的经济，并且使人民遭到身心摧残。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对付中国当局对这种贸易的反抗，还挑起了两次鸦片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这两次战争的历史和说明它们的海盗式掠夺性质的时候，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他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上的和平居民横施的暴行。
四、高度评价和支持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在无情揭露英国政府反动的对外政策的同时，深切关注着19世纪四五十年代广泛掀起的以亚洲人民为代表反对西方列强侵略、殖民主义压迫和奴役的解放运动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以“世界历史”眼光看待民族运动
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并促使世界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民族运动所产生的影响亦突破国内向国际发展并呈现出新特点。这些新特点主要体现在：被殖民或被压迫民族国家与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先进的英国有着直接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当时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繁荣上升期的判断，设想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最有条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从印度、中国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可能对英国产生的冲击作用来评价印度、中国解放运动的影响，高度重视民族运动的历史作用，把它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思想。
期间，关于中国的评论思想主要体现在《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俄国的对华贸易》《波斯与中国》等文章中。关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所体现出顽强而积极的斗争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深怀同情和高度赞扬。他们驳斥了那些对中国人采取的特殊斗争方式极尽辱骂之能事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辩护人，认为中国人民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殖民主义者，条件相差悬殊，这些方式是必须采取的。恩格斯写道：“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4]58这些文章谴责了英国等国对中国的殖民主义侵略，深切关注并同情中国人民对外反抗列强，对内反对腐败清政府的英勇顽强的斗争所展现出来的中国独特性。
（二）初步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看待一系列东方事件
19世纪50年代，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和东印度公司特许状期满等一系列东方事件的发生，促使英国国内围绕这一问题的处理善后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印度、中国的社会情况分析，形成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印度起义的爆发，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围绕着土地问题阐述了印度社会各阶层对英国的态度及其变化的原因。他们对这一系列东方事件的看法，是试图对受资本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社会情况，及其阶级结构做历史唯物主义解析的初步尝试。尤其通过对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的观察和认识，推导出东方事件可能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冲突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并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全面危机。这些思想看法为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4]6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思想和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思想，以及这两种因素互相影响，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学说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文章中，所包含的关于无产阶级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方面的基本思想，为后来列宁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供了思想基础。
五、提升并深化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阶级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得出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构想。在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运动的经验时，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武装建立自己的独立军队，才能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无产阶级暴力革命。1851～1852年，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阐述了武装起义的重要性和必须遵守的规律。随后，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1851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等具体战争分析，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军事理论领域内弥漫的英雄史观、宗教迷信、侥幸取胜、投机冒险等唯心主义观点。这些评论立足全球视野，并形成一些重要的理论概括和结论。
（一）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通过暴力手段来促使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在阶级斗争中，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并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费尽心机。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为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只有诉诸于暴力革命才能得以实现。由于革命的主要内容是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的破旧立新过程，就此而言，革命也是一种采取激进形式的政治行为，其后果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所以，这种政治行为又被恩格斯视为政治的最高行动。1857年的文章大多是从各国革命斗争中总结经验，提升革命斗争理论。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资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各国革命的原因、性质、动力等问题，提出了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的思想，以及革命必须充分利用在旧制度下形成的一切有利因素等，进一步为欧洲各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理论和策略。同时，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各种历史实例，在1857年5月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阐发了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认为这种战争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而反抗外国侵略者，具有人民斗争性质特有的战争形式，丰富了革命斗争内容。
（二）阐述了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