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史范例(12篇)
农业科技史范文篇1
关键词农耕文化；现代农业；措施；湖南衡阳
中图分类号F3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739（2017）08-0272-02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将农业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来抓，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农谚历久弥新，是历史上始终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真实写照。农业的发展、粮食的丰收关系到国家的稳定。衡阳市历史悠久，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挖掘衡阳市农耕文化的精髓，并应用现代农耕技术，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
1弘扬衡阳历史文化，挖掘农耕文化精髓
“回雁峰头声断处，青杉翠竹是衡州”。衡阳是历史文化名城，以“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闻名于世，历史悠久，潇湘八景中“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均在衡阳。这里不仅有唐尧虞舜巡狩祭祀的文明遗迹，传颂祝融播火、韩愈开云的美丽传说，而且有朱熹、王夫之等古圣先哲的探索足音。相传炎帝登上衡山之巅，极目远眺，发现一段首尾欲接而未接的河流，当地人称之为“金线吊葫芦”，此处土地肥沃，炎帝喜出望外，在此掘地翻土，称之为“耒”，史称“神农创耒”。“神农创耒”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衡阳也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另外，衡南泉湖二月八是衡阳的一张风情独特的历史文化名片。“赶泉湖二月八”成了湖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这个节日泉湖街上人山人海，农民选购农具。随着时代变迁，传统农具被新型农具代替，渐渐成为艺术收藏品，但这些也在挽救人们的记忆，勾起人们的乡愁。农耕文化作为农业第一产业的精神力量，从神农氏到袁隆平，以独特的魅力从未在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农耕文化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它体现和反映了传统农业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以及中华文明的内涵。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强调做到“顺天时，量地利，用力少而成功多”，并一直秉承协调和谐的“三才”观、趋时避害的农时观、辨土肥田的地力观、种养“三宜”（物宜、时宜、地宜）的物性观、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和御欲尚俭的节用观，体现了古代农耕文化的精髓。这些文化遗产和文体瑰宝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2融合农机农艺技术，创新现代农耕文化
昨天和今天一脉相承，农耕文化所形成的理念、思想是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的精神内核。随着社会的进步，衡阳市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的提高，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农机农艺的协调融合，为农耕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并创造了崭新的现代农耕文化。
一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农机补贴政策的实施，为农业机械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近年来，衡阳市各项农机化指标快速增长，农业机械推广与应用工作位居全省前列。并自主研l了“MC自动化育秧苗床”，有效解决了水稻机械化插秧中的育秧质量瓶颈，填补了国内空白，该产品被评为“湖南省2013年度十大农机科技创新产品”。二是农艺技术发展前景多元化。在农业生产中，农业信息技术、生态农业技术、可持续发展农业技术、生物技术与农业机械化技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推动农艺学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多元化，也促使农艺学的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三是农机农艺技术融合科学发展。衡阳市加快推进农机农艺技术融合，把发展机械化作为基本方向，以标准化作为基本要求，以制度创新作为根本保障，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作为主要示范力量，不断推进农机农艺融合，从而加快发展农业机械化，支撑和引领农业现代化。
农业机械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标志，革命性地改变了传统的耕作方式，极大地节省了劳动力，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机化新农具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保证总产量增长的前提下，将大部分人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而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农村二、三产业，促进了农业节本增效。理念的创新，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提倡商业文化，更新了观念，促进了社会进步和乡风文明[1-2]。
3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助力农耕文化发展
在浙江省和贵州省的2次考察中，均强调了农业现代化是“新四化”中的薄弱环节，要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步伐，走出一条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衡阳市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应秉承传统农耕文化精髓，结合衡阳市实际，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注入“四节”理念（即节水、节地、节能、节肥），着力改变水资源浪费、高能耗消费、低效益扩张的现状，推动现代农耕文化发展[3-4]。
3.1强化水利设施以节水
水沛则粮丰，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对粮食生产的保障作用在旱灾中尤为凸显。衡阳是全省三大少雨区之一，常有“先洪后旱、洪旱交错”的自然灾害出现，素有“衡邵干旱走廊”之称。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老化、损毁现象十分严重，渠系不通，淤塞严重。因此，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力度，提高保障水平，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重点加大城区、灌区、库区等水利设施建设力度。
3.2实施综合开发以节地
衡阳市人口已突破了700万人，但总耕地面积只有37.07万hm2，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05hm2的警戒线。因此，应珍惜土地资源，加快实施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大力改造中低产田，推进国土整治，大力提高农业用地的利用率。
3.3提高农机水平以节能
衡阳市属丘陵地区，种粮大户受地形影响，机械化作业不便，种植规模化程度也受到制约。因此，要实行农机购机补贴政策，加大对农业机械化的财政投入，增加购机补贴规模，大力推广节水、节能、节肥等新型农具，加速淘汰落后农具，大力推广先进实用农业机械，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减少农业耕作成本。
3.4开展测土配方施肥以节肥
衡阳市是一个紫色页岩地区，在降雨径流作用下极易导致水土流失。为促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能够落实到田间，既要解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市场化运作的难题，又要让广大农民亲眼看到实际效果，这是限制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的“瓶颈”。因此，要建立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区，为农民创建窗口、树立样板，全面展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效果。同时，加强技术创新，保证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长效性的科技支撑。重点开展田间试验方法、土壤养分测试技术、肥料配制方法、数据处理方法等方面的创新研究工作，不断提升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平[5-6]。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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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衡阳市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纪实[N].衡阳日报，2007-11-16.
[4]邓秀新.现代农业与农业发展[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4.
农业科技史范文篇2
稻菽千层浪，谷粟映暖阳，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九连增”，让我国粮食产量牢牢地站在1万多亿斤台阶上，打破了“两丰一歉”的传统周期波动。这一历史性突破证明，我国传统农业正加速向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现代化，这句话对今天的农业不再是口号和方向，而是紧迫的现实任务。在大市场环境下，每年农时的种子、化肥等农资水涨船高，人工成本、土地流转成本、流通成本跟着上涨，高价位运行态势很难扭转，面对“双高”，只有通过集约节约用地、精准精确的现代农业耕作方式，提高科技支撑程度才能有效化解；许多工业园区占地扩建使得耕地和农业用水双双趋紧，限制了许多农户的发展，要解决“双紧”的现状只有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才能针对性地解决。因此，只有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才能彻底走出“低效农业”的困境。
粮食的九连增告诉我们，是科技打开了连年增收的大门。据统计，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由2003年的45.97%提高到2012年的53.5%，不难看出科技贡献率对粮食增收的重要影响。相较之下，荷兰作为地少人多国家发展高效农业的典型，科技进步对其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了80%。可见农业生产水平越高，科学技术在农业产值中的比例就越大，农业生产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也越明显。
“十二五”是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攻坚阶段。随着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新型种植养殖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逐步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新主体，将对关键生产环节的技术服务产生巨大需求。新的历史阶段需要培育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以农业生产经营为主业，在农民中起骨干示范作用，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现代职业农民队伍来支撑。他们掌握现代农业科技、能够操作使用现代农业物质装备，是农业尖端科技成果的实践验收者。
农业兴，基础牢；农村稳，天下安。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事关农业农村发展全局和方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更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农业的现代化始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现代农业的未来。
农业科技史范文
为了全面评价我国传统农业，还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对它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水者，把传统农业作为它的土壤或基础，作了多方面的探讨。在农史界，从文化角度审视农业史的，已故石声汉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许多论断，至今仍是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近年来，注意研究农业文化史的人多了起来。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概述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农业文化史研究的层次和功能，并能中国农业文化作了宏观的评估。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对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各方面的特点和影响，作了相当全面的论述，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着。[32d]李根蟠《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一文，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等的专门研究，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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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史范文篇4
一、平安县农村经济垂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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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和发展思路
第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也是由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做到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针，充分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农业经济工作面临的新变化、新特点，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身其中，才能正确地引导和教育全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实际出发，增强开发创新能力，积极探索谋求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以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促进全县经济振兴。因此，一要发展种植业生产力。要突出以优化粮食生产结构为目标，按照川、浅、脑不同类型的地域特点和气候条件，提倡科学种田，培育主导品种并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加快农业生产新技术引进，大力发展以大棚蔬菜为主的特色基地建设，如蔬菜生产基地、花卉生产基地、药材生产基地、脱毒洋芋制种生产基地，杂交油菜生产和制种基地等，形成具有平安特色的生态农业生产新格局;二要大力发展畜牧业生产力。结合退耕还林和生态建设工程，发展舍饲圈养畜牧业，逐步形成规模经营、效益稳定的产业格局，主要通过增加牧业投入、加快基地建设，优化品种结构、防治疫病等措施提高养殖效益，把“西繁东育”和“自繁自育”工程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千家万户的养殖业进程。三要发展林业生产力。把生态建设和发展特色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起来，要组织和引导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特别要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顺利实施创造良好条件。有效利用雨水集流工程，发挥六台水库的经济效益，同时要加大对农村“四荒”资源的治理开发力度，采取承包、拍卖、租赁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全社会的力量进行开发治理。四要加快特色旅游资源开发。在依法保护旅游资源的前提下，充分依托我县现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如平安县寺台乡的夏宗寺、沙沟乡的拉干寺、三合镇的冰岭山药水泉，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民俗风情、民间体育等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形成集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民族风情为一体，行、游、住、吃、购、娱乐相配套，具有高原特色的旅游体系。五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面向市场，适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要求，发展有竞争优势的支柱企业，用政策和市场引导农民自主调整农业结构。
第二，始终以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带来了生产力的新飞跃和生产结构的深刻变化。现代财富的增长，不再是依赖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而是依赖于科技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人类创造的优秀科学文化成果。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整体素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也是当代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义务。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做到始终代表农村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这就要求我们:
一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农村人口素质成为农村环境承载力和农业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与农业生产力，才有可能拓宽农业自然资源系统，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财富。所以，我们一定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不懈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教育农村干部群众，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断真正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
二要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传播思想文化的新阵地和开展舆论斗争的新舞台，时代内容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是要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要搞好经济建设，只有良好的主观愿望是不行的，单靠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也不够，还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强化新知识的学习，掌握运用科学技术的本领，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开发人才资源，加速培养科技创新的乡村领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一要加大对各种劳动岗位技术技能的培训，不断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二要通过走出去培训，请进来开发等方式，实施乡村农民换脑工程，努力改变落后封闭的保守观念，提高村民创新能力和劳动技能，把智力转化为能力，从总体上带动农民增加收入。
三要努力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农村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教育广大群众，抵制各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开展以村民自治为主的农村文化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倡导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以星级文明农户评比活动为主线，引导农民踊跃参与，不断推动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第三，实事求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改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是一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历史。所以、我们必须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一切为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更好地调动和发挥出来，把全县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干劲凝聚到开发平安、建设平安的伟大事业上来。为此:
一要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近年来，由于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和不合理、不公平的农民负担屡见不鲜，特别是公共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增加，集体资金既难管又混乱有些乡镇为了超标准收取统筹费，虚报农民收入，变相加重农民负担，令农民不堪重负。党的宗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对农民负担问题我们要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转变职能，提高基层政权的办事效率，惩治腐败，实行农民负担规范化管理，取消农村各种乱收费现象，牢牢把握“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二要千方百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政府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加强及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城镇，开始出现下岗现象，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大幅减少，大批的劳动力返回家乡。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各行各业的兴起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呈下降趋势，而农业人口逐年增加，耕地逐年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又逐年增加。所以要特别重视调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切实解决外出打工中走道不正、报酬兑现难、甚至出力不挣钱等实实在在的难题。使那些富余劳动力，大显身手，为自家创造财富，为国家贡献力量。
三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要因地制宜，发展集约农业和产业化经营。采取政策、经济、行政等综合手段，引导村级集体经济既要适度可行地发展二、三产业，又要发展“两高一优”集约农业，逐步形成农工贸一体化、种养加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实现靠农致富。
四要引导农民转变现念，珍惜时间。.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妇孺皆知的哲理，但是在西部大开发日益深入的今天，在偏辟的浅脑山地区，仍有不少农民迫于致富无门，脱贫无方，整天聚在一起笼着袖筒在阳坡里晒太阳、闲逛荡，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说说家常或打打牌，让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陷入越闲越穷、越穷越闲的怪圈难以自拔.
农业科技史范文篇5
【关键字】现代农业技术；传统农业技术；变革
我国农业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文明的发展就来源于我国传统农业，其在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具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时代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推进农业技术的转变，以进一步实现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稳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各自具有哪些特点呢？其又如何实现向现代农业变革呢？
一、现代农业技术
现代农业同我国传统农业相比来说，其是“知识物化的价值在农业产品中所占比重较大的农业”，现代农业在装备上、技术上、管理上都实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农业技术也在不断更新。
1.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的应用
首先，生物技术的应用。生物技术“能突破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界限作为基因转移”，这种技术的应用大大发挥了各种物质的优势资源，提高了育种的实际效率。其次，化学技术的应用。化学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了化肥的研制上，在过去的化肥使用上由于方式不正确导致了环境污染、土壤生产能力下降，但是，化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我国化肥正在向着“复合化、专用化、控释化”的方向延伸，这样就减小了现代农业对土地和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实现了现代农业的长远发展。
2.机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
现代科技的进步也推动了我国农业在朝着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方向发展，农业机械也会逐渐实现智能化、多功能操作，在农业生产的“耕地、施肥、地膜覆盖、种植、除草、喷药以及收获”全过程中进行应用；信息技术的应用主要是指“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智能化、网络化、实用化和国际化农业信息系统。”该系统的出现，为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这种先进信息系统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能够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能够对农业生产环境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自动检测和预报，从而对生产状况进行预判，提高了生产上的科学性。
二、中国传统农业技术
我国传统农业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过程，同时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存在着自身的特点，正是这一发展过程和农业特点的存在，造就了我们现代幸福生活。
1.我国传统农业发展历史
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承载着我国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在我国传统农业的起始应该追溯到先秦时期，而结束时间段应该是在明清时期，这一历史阶段内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和技术都属于传统农业范畴当中的。而到民国时期我国农业发展就进入到了现代农业历史阶段了，但是，这一时期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发展程度并不能够真正称之为现代农业，真正的现代农业应该是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因此，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业打破了封建统治的枷锁，“它在科学理论和科学试验基础上”，并不断进行着技术的更新，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供需均衡，故此，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业。
2.我国传统农业技术
我国传统农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因地制宜、以地理和气候条件为基础，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的使用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为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古代人民的民族繁荣和正常生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现今为止，我国传统农业对于现代农业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我国传统农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对土地的利用实现了集约化。第二，操作技术实现了人工精作。第三，在位置选择实现了因地制宜。第四，在生产方式上实现了“以谷物种植为主，畜牧与种植相结合。”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农业技术显然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其在发展过程中导致了自给自足经济形式的形成，并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发展，最终导致了我国固步自封，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说，在现今情况下，传统农业技术向现代农业技术转变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需求。
三、现代农业技术背景下的传统农业技术变革方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传统农业技术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转变已经成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那在农业技术变革过程中，该如何把控主要的变革方向呢？
1.以农业技术的传承为基础
我国传统农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总结出了很多农业技术发展规律，所以说，在农业技术转变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传统农业技术为基础。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域，在广阔的领域中有很多种不同的地理环境类型，相对应的农业技术就会有所不同，同时，这种不同的因素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中已经有所体现，因此，在现今条件下，要进行农业技术的创新改变也需要以不同地理环境为基础，这就体现了我国农业技术转变需要内部历史传承。由于到近现代我国农业技术已经有所落后，相对应的西方国家农业技术有所提升，所以，我们也应该积极主动的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为我国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动力，这体现的是我国农业技术的横向传承。
2.以农业技术的创新改造为条件
虽然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在历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发展水平也比较高，但是，到近现代社会中，传统农业技术并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的改变，这就导致了我国农业生产效率持续低下，同我国人民的生活需求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为此，在传承传统农业技术中基本精神性内容外，对于实际技术是需要进行创新改造的。
3.把农业技术的提升作为根本
在现代农业技术背景下，之所以对传统农业技术进行变革主要是为了实现现代农业，所以说，在进行变革过程中，技术的提升应该是根本，根据世界农业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来看，“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生产必须满足目标消费的追求数量转化为商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
农业科技史范文1篇6
关键词：现代农业文化；建设；思考；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3）19-09-02
农业文化是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1]，是以农业为载体，以农民为主体。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农村、农民内涵得到进一步充实，以农耕文化为标志的原始农业文化随之向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过渡与发展。现代农业文化是现代农业与传统文化、新兴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的，它融入了资本、技术和市场，具有教育、示范、观光、旅游、生态、文明、园林、艺术和科技等多种文化内涵。目前，现代农业文化按空间地域可分为乡村农业文化与都市农业文化；按农业及其产业与文化结合形成的作用与功能可分为旅游农业文化、生态农业文化、创意农业文化等[2]。
目前，安徽省现代农业文化对社会主义农村的建设及地方经济发展、农民的增收乃至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通过对安徽省部分地区现代农业文化建设的境况了解来看，目前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人们对其重要性认识不清，农业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农业文化产业规模小，效益不高等。如何把安徽现代农业文化建设好，下面就此提出几点看法。
1大力开发与利用优质文化资源
文化资源是现代文化建设的基础。文化资源指具有文化特征和人类进步痕迹的，人文和传统价值的资源，包括历史遗迹、民俗文化、乡土风情、文化历史、民族曲艺、宗教文化等[3]。2012年，农业部下发《农业部关于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各地把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丰富休闲农业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来开发利用，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1.1发掘保护已有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有皖南的徽文化等；历史文化名城有安庆、亳州、池州、黟县、寿县、绩溪等；历史名人文化有寿春楚文化、帝王文化、三国文化、三子（管子、老子、庄子）文化、曹魏文化等、还有皖西的红军文化、巢湖的淮军文化、有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地方曲艺文化资源有黄梅戏、花鼓灯、庐剧、徽剧等；旅游文化资源有黄山、九华山、天柱山3大名山、皖南古村落、巢湖等；宗教文化资源有九华山佛教圣地与齐云山道教圣地等；农业园区与文化园区资源有南陵大浦农业园、宿州农业科技园区和芜湖方特文化园等；农业特产文化资源有淮南豆腐文化、砀山梨文化、怀远石榴文化、合肥大圩葡萄文化、长丰草莓文化、旌德灵芝文化，还有徽菜饮食文化、亳州药文化、徽茶文化、宣州酒文化等。
1.2充分利用和开发现有文化资源对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合肥源泉徽文化博物馆，应发挥其已有的资源功能。积极发掘文化资源，拓展利用徽文化旅游元素功能，把徽文化产业做强，如依托“铜”元素，铜陵将矿山公园建成彰显文化创意的世界铜文化旅游的制高点；芜湖镜湖区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建筑风貌积极打造“雨耕山文化创意产业园”，皖北地区正在积极挖掘形成道家文化园。着力拓展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如合肥三河古镇把历史文化、名人文化与农业特产文化结合起来，使其影响力不断提升。淮南豆腐文化节，融招商推介，文化传承、民俗风情、休闲旅游于一体，其影响力越来越强。
2积极发展农业园区与文化园区建设
2.1现代农业园区与文化产业园区中农业与文化元素有机结合现代农业园区与文化产业园区是现代农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形成完善有效的现代农业文化园区，必须使现代农业园区与文化产业园区中农业与文化元素有机结合。目前，我省部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有安徽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芜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铜陵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颖上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涡阳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庐江县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6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2012-2013年度省农委授予148个，这些示范园区都展示了现代农业生产新品种、新技术、新产品。但不少农业示范园缺少了文化元素，影响了其休闲观光、旅游的功能。文化产业园区是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水平的重要载体。《安徽省“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着眼错位发展、提升品位、有序竞争，进一步优化了文化产业布局，目前，全省已有40多家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4]。重点扶持的10大文化产业园区有芜湖方特非遗文化游乐园、九华山大愿文化园、黄山徽文化艺术长廊、宣城中国宣纸文化产业园、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安徽出版集团数字印刷文化产业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滁州中国文具产业示范园、合肥部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以及芜湖部级动漫产业基地。这些园区整体呈现出地域文化元素，注重文化科技创新，注重文化与生态、旅游、教育等领域融合发展等特点。但这10大文化产业园区很多与现代农业结合不紧密。因此，现代农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加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中更多文化内涵的融入，在文化产业园区中融入更多的农业元素。目前，农业园区和文化园区结合的比较好的是芜湖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该示范园大浦乡村世界属国家AAAA级景区，中国国家首个自然灾害体验主题公园。该示范园以“政府引导、企业运作、村企共建、政策创新、产业推动”的思路为指导；以打造农业生产、旅游度假、生态人居3大功能为核心，集农业科技展示、农产品生产、农业观光、农业休闲、亲水休闲、户外运动、商务会议、养生居住为一体的复合型生态休闲旅游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区，已建成的项目有农业自然灾害教育主题公园、农业驯化中心、农业文化广场、生态美食园、葡萄广场、科普植物园等，在现代农业园区中融入了自然灾害体验文化，农业文化和饮食文化的元素，使其观光旅游的作用大大增加。
2.2发挥科技引领作用一是大力引进农业新技术，包括园林技术，生态保护技术、相关作物栽培技术等。如宿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自办宿州种苗研究所、宿州市农业生物工程开发中心，承担国家、黄淮海和省玉米、小麦、油菜、旱稻等品种区试，参试品种300多个，已筛选出一大批优新品种。合肥大圩葡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推广引进农业新技术20多项，引进了农业新品种100多个，为园区发展注入了活力；二是大力发展信息化技术，如农业物联网技术，文化产业网络技术等；三是积极引入部级科技项目，加强科技创新。
3强力扩大现代农业文化品牌效应
总的来说，当前现代农业文化发展还处在初步阶段，各地区发展均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发展比经济相对落后或欠发达地区发展要好一些，如合肥地区发展速度较快。现代农业文化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民增收和社会进步，因此首要任务是要进行科学规划，做好顶层设计。要做强做大休闲旅游农业文化和创意农业文化必须实施农业文化品牌战略。
3.1通过“文化节”大力推介如淮南豆腐文化节、砀山梨花节、怀远石榴文化节、大圩葡萄旅游文化节；长丰草莓文化节等。长丰草莓目前已形成了特色草莓品牌，2012年全县草莓种植面积已突破1.23万hm2，均产值1.5万元/667m2以上，拥有7万多种植户，从业人员12.6万人，总产值超过25亿元，受益人员30万人，“长丰草莓”品牌价值已超过10亿元。“长丰草莓”已经成为长丰的农业产业名片。长丰草莓文化节已举办了11届，对外推介长丰草莓起到巨大的作用。淮南豆腐文化节已举办了20届，把淮南豆腐推介到全国各地，享誉全球。
3.2政府着力打造农业文化产业是一个投入大见效慢的产业，政府支持尤为重要。如合肥大圩葡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集中流转、产业升级转型等方面经过多年的打造，探索出了一条从传统农业向城郊农业，进而向现代农业跨越转型的科学发展之路。2012年争取农发项目、水利建设、绿化造林资金1670万元，积极引导农民和种植小户将土地进一步向种植大户和农业龙头企业集中和流转，促进农业生产区域化和规模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形成“万亩菜园”、“万亩果园”、“万亩荷园”和“万亩林园”“四个万亩”的特色农业产业。经过多年努力成功实现了农业一产与旅游三产的有效结合，还被国家旅游评审委员会评定为“国家生态农业AAAA级旅游景区”。
3.3加强创意农业文化建设创意农业文化是创意农业与文化的融合产物。创意农业是指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过程、形式、工具、方法与产品进行创意和设计，从而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活动的总称[5]。发展创意农业，对于促进农业资源再生、转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培育特色鲜明的新型农产品、旅游产品，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生态资源的文化特色，突出文化品牌的民族特征和区域特色进行创意和设计，营造出更多的“雨耕山文化创意产业园”。
4结语
现代农业文化是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文化传承的融入而赋予活力。现代农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大力开发与利用优质文化资源、积极加强农业园区与文化园区建设、强力扩大农业文化品牌效应，而且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需要培养一支专业队伍，更需要引入市场体制和竞争激励机制等。目前，安徽省现代农业文化发展还是在起步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做强做大现代农业产业与文化产业，把安徽省从农业大省、文化大省发展成农业强省、文化强省。只有如此，现代农业文化才能得到更好更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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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玲燕.社会主义新农村视阈下的现代农业文化建设[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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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语圣.皖北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建设[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0-12.
农业科技史范文篇7
中国古代十大著名文化典籍
1.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这个由明成祖朱棣命姚广孝和解缙主持编撰而成，全书共22877卷，约3.7亿字的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类书，编撰队伍累计多达3000多人，于永乐六年才抄写完毕，最终因惨遭浩劫使得目前仅存800余卷。
2.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这本由清高宗乾隆帝主持编修而成的大型丛书，是由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写而成的大型丛书，是覆盖了文、史、理、工、农、医等个门类学科的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并手抄有7部，乾隆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
3.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这部由北宋科学家沈恬于1031至1095年撰写而成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是有着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美誉，涉及到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等各个门类学科，在世界范围中有着极大影响的典籍。
4.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这本共三卷十八篇的著作，是由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创作于1637年的世界上首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也是收录有农业、手工业、机械、陶瓷、采煤等生产技术的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技术著作，有着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美誉。
5.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这本由贾思邈创作于北魏末年的综合性农学著作，是共10卷92篇，系统总结了食品加工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治荒、黄河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的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有着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的美誉。
6.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这本由徐光启创作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农书，是囊括了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各个方面，总结了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的大型纯技术性农书，书中遗留下来的各种有用植物的栽培方法，至今也是农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7.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这本由张苍和耿寿昌增补和整理于公元一世纪的数学专注，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总结了从春秋战国至汉朝时期数学成就的数学专注，其中首次阐述了世界数学史上的负数及加减运算法则，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8.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这部共52卷的本草著作，是由李时珍撰写于嘉靖三十一年至万里流年，是集几千年的食物、药材的种植、收采、调制和一样供销于一体，内部设计饮食烹饪学、食物养疗学、医药学、动物学等多个领域，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的世界科技史上最宏大的中医百科全书。
9.千金要方
千金要方是由孙思邈撰写在唐朝永徽三年的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也是共计30篇的综合性临床医著，有着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的美誉，并对后世的中医疗法，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0.史记
农业科技史范文1篇8
一、独立学院重视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忽视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根据《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通常在高考招生时在第三批次本科录取。独立学院是指由普通本科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进行本科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长期以来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近些年来，独立学院不断涌现，学院规模与在校学生数均得到迅猛发展，但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独立学院很少涉及到广大农村经济，本文以2011年湖北省独立学院三本经济管理类招生情况为例，2011年湖北省独立学院三本经济管理类在招生中占有较大的比重：32所独立学院共设置理工类本科专业总数641个，其中经济管理类专业213个，占33%；文史类类本科专业总数360个，经济管理类专业206个，占57%。显而易见，三本院校为国家培养经济管理应用型人才做出了大量贡献，对于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能力，但是独立学院却忽视了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表12011年湖北省独立学院三本经济管理类专业设置(理工类)资料来源：湖北招生考试高考资料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8-004X国内统一刊号：CN42-1431/G4注释：
(1)本表序号1-32代表32所独立学院1.武汉东湖学院2.武汉大学珞珈学院3.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4.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5.汉口学院6.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8.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9.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10.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11.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12.武昌理工学院13.湖北大学知行学院14.武汉长江工商学院15.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16.长江大学文理学院17.三峡大学科技学院18.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19.江汉大学文理学院20.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21.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22.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23.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24.襄樊学院理工学院25.孝感学院新技术学院26.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27.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28.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29.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30.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31.湖北师范学院文理学院32.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2)本表中“2”、“3”、“4”表示同一专业若干方向或不同招生对象等；序号14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旅游管理为“3”，表示旅游管理(涉外、中加合作办学)、旅游管理(民族班)、旅游管理。
(3)文史类经济管理类专业大体相同。仅没有资源管理与城市规划管理。此处略。从上表可见，2011年湖北省独立学院三本经济管理类在招生中理工类经济管理类专业主要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资源管理与城市规划管理、财政学、金融学、保险、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投资学工程管理、工商管理、酒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社会学、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旅游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行政管理构成。文史类经济管理类专业大体相同，仅没有资源管理与城市规划管理。由此可见，独立学院虽然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研究，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创新人才，但很少涉及广大农村，针对性不强。以湖北省2011年招生专业设置为例，理工类32个第三批本科院校、文史类32个第三批本科院校中，均未设置相关专业培养农村经济管理相关人才培养。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在独立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专业的设置也很全面，但是唯独忽视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二、现行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目前，湖北省只有少数公办一本学院与二本学院开设了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以湖北省2011年招生专业设置为例，理工类13个第一批本科院校、文史类10个第一批本科院校中，仅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开设了农林经济管理，理工类23个第二批本科院校、文史类24个第二批本科院校中，仅有长江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开设了农林经济管理(财务管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独立学院尚未开展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
1.现行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是基层农村建设者
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该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具备系统的农林经济管理、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基础知识，掌握现代农林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能在各类农业及涉农公司(企业)、政府部门及教学、科研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政策研究和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该专业立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的农业经济学科点，依托该校经、法、管、文、理综合发展的优势，把学生培养成为以农林经济管理为核心，具有较宽厚的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相融通的学科背景的农林经济管理人才。从该院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来看，其目的是在各类农业及涉农公司(企业)、政府部门及教学、科研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政策研究和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侧重理论研究。
2.现行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不完善
主干学科有农林经济管理、经济学；主要课程有经济学通论、农业经济学、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农业概论、农业项目评估、农业投资学、农业政策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村金融、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土地资源管理、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法学通论等。可以看出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侧重宏观管理而无法解决农村实经济、管理、决策、营销、融资等遇见的实际问题。
3.缺乏具有大量农村管理经验和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师资队伍
主要原因目前各大高校中缺乏具有大量农村管理经验和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高校教师和教材等。
农业科技史范文篇9
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西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浙江大学则是内迁高校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浙大内迁遵义办学，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了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浙江大学；内迁；遵义；经济现代化
抗战初期，我国高校向西南、西北等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迁移”。一时间，西部省份高校云集，文化教育达一时之盛。1940年，浙江大学内迁遵义后，竺可桢及浙大师生以“求是”为校训，百折不挠，克难攻坚，使浙江大学从一个只有3个学院的地方性大学，逐步发展成为拥有7个学院、10个研究所、30个学系的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并取得了许多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同时，浙大内迁也使遵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最具忧患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及意义深远的现代化因子，使遵义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促进遵义多层面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达到“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与黔省”[1](P.115)。本文以浙大内迁为楔入点，透视其对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以求欠发达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规律。
一、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新型农业的发展
浙大迁遵后，充分利用其较先进的科技、文化资源优势，结合遵义经济现状，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对遵义进行了多层面、卓有成效的开发，促进了遵义新型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1.自然地理环境研究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战前的遵义，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经济，对土地的依存度很高。浙大内迁后，史地研究所师生在张其昀主任的带领下，完成《遵义新志》编写，旨在为指导社会实践服务，“张其昀和他的师生们到达了这一目的……各章的结论，基本都有使用价值，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土地利用的结论部分，完全是改善遵义农业耕作制度、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建议，还有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具体措施”[2]，《新志》特别重视地图测绘作用，其倡导与实践“将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的分布填绘成图，并加以解释和建议”的土地利用图绘制，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3](P.41）同时，浙大师生也十分重视气象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在气象学家涂长望指导，在遵义老城协台坝子弹库建立了测候所，负责气象气候的日常观测。其中，1945级高材生史以恒利用观测资料研究著述了《遵义的气候》，发现遵义地区多夜雨的气候特征，为农作物品种的选配、地区分布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2.农作物良种化培育为新型农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浙大迁遵后，农学院师生积极开展农作物良种化的科研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农艺系育成水稻良种5个，使当地的良种增产10%以上；小麦良种2个，扩大小麦栽种面积，改变鸦片种植的严重情况；育成油菜良种1个；试验并推广水稻作为杂种势利用；密植栽培与棉花早熟品种栽培，受到农民欢迎。[3](P.221）园艺系试种洋葱、番茄、甜瓜成功，选育优良果树品种9个，其栽种的甘薯，比当地品种增加3―4倍。[4](P.366）同时，病虫危害也是改良农作物品种的手段之一。浙江大学病虫害系蔡邦华教授主持的五倍子研究，陈鸿逵教授主持的除虫菊枯萎病研究等课题均取得突出成果，特别是五倍子寄虫研究，明确了我国五倍子寄虫有两种，而蚜虫种类达九种之多，这一成果在西南、两湖、广西、陕西普遍推广。[3]（P.259）
3.经济作物推广为农产品商业化发展提供核心动力。一是蚕业发展。贵州囿于交通梗阻、环境闭塞、科学文化落后等因素制约，养蚕业显得很不景气。柞蚕丝是遵义的特产，但桑蚕的饲养量很少，其蚕业发展十分有限。浙大内迁后，将家蚕留种饲养和当地的柞蚕饲养法结合，养蚕业取得了较大丰收。通过对桑树品种选育、柘叶饲蚕的试验研究及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改进贵州省蚕业生产的初步设想。同时，还制成了一代杂种，并设想通过蚕业技术改革，架构一个专业集中养蚕网络，以期提高蚕业养殖经济价值的目的。尽管由于战后浙大返杭，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但却给贵州桑蚕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二是茶业兴起。湄潭县地处大娄山南麓，乌江北岸，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土地肥沃，为茶叶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1939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曾在湄潭筹建实验茶场，湄潭茶业实现了一定发展。浙大迁遵后，浙大师生在对湄潭土壤、气候及茶业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栽培、采摘、加工等先进科技融入湄潭茶树种植，培育了湄江茶（原名湄潭龙井）新品牌。随着湄潭茶业的持续发展，已构成湄潭的支柱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之一。三是刺梨利用。我国著名的农业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和农业教育家罗登义先生随浙大迁遵后，在科学研究中发现野果刺梨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丙，其中维生素丙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可给率达70%，因此前后发表有关论文近10篇，受到科技界重视，使刺梨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富含维生素丙的蔬果之王，刺梨也因此被谓为“罗登义果”。以刺梨为原料制成的系列食品和饮料，如今已远销中外各地。
二、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现代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前的贵州工业甚为落后，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经济会，近代工业仅是稀罕的新兴事物。[5](P.8)浙大迁遵后，一边坚持教学工作不放松，一边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搞工业生产研究，推进了遵义现代工业的出现与发展。
1.柞蚕的研究培育间接推动了遵义丝织业的兴起。1939年底，中国蚕桑研究所在遵义成立，研究任务主要由浙大生物系承担，其培育的“华临白号”优良蚕种和出版的《中国蚕桑研究所汇报》，对黔北蚕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浙大迁遵后，加强蚕桑育种、桑树栽培、柘叶养蚕等领域的研究实践，推动了遵义丝织业的发展。1939年10月，贵州丝织公司在遵义由贵州企业公司等合资10万设厂，主要推广贵州的柞蚕丝种（据载柞蚕丝织品是时制造飞机的重要原料），为缫丝、织绸、制种三类，是抗战时期贵州两大纺织工厂之一。[5](P.20）
2.五倍子的研究为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奠定了科学基础。浙大农学院蔡邦华、唐觉两教授对五倍子的研究，促进了遵义倍酸的生产和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以五倍子为原料生产的工业没食子酸、医药用鞣酸、焦性没食子酸、试剂食子酸、试剂鞣酸和工业单宁酸等6个主要产品，全部实现优质化，并远销美国、日本、巴西及东南亚各国。
3.锰矿的勘定和开发直接推动了遵义锰矿企业的建立。锰是近代重要的国防资源，是新式合金钢炼制的必需原料。浙大在遵期间，史地系刘之远副教授进行了多次野外地质调查，于1941年春将团溪乡民发现的“土铁矿”样品送化工系化验，结果为优良锰矿，其后他在团溪发现多处锰矿资源，将之写成《遵义县团溪锰矿》，并于1946年5月在《贵州经济建设（月刊）》发表了《遵义团溪锰矿概述》，为团溪锰矿研究作了重要记述。[3]（P.413）此后，重庆方面就近取材，在团溪成立采运处，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生产所需锰砂，全部采自遵义，对抗战时所需国防资源，乃一大贡献。[5]（P.115）与此同时，团溪锰矿的发现还直接推动了遵义锰矿企业的建立。1950年遵义的锰矿企业（即遵义铁合金厂）建立，很快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生产战略金属钛合金的企业，其生产的金属锰是全国独家生产的短线产品，结束了中国当时必须全部进口金属锰和低中炭锰钢用于生产高级合金钢的历史。[3]（P.40）同时，浙江遵义化工厂利用锰粉成功研制了针状高锰酸钾，填补了我国高锰酸钾生产的空白。
三、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科技人才的培养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浙江大学迁遵后，结合遵义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在“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坚持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并重，为遵义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
浙大在文理、工、化3学院的基础上，先后增设了师范学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工科研究所化工部、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部和法学院等，开设了国文、史地、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农艺、园艺、农艺、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及财政金融等课程，加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通过茶蚕职业学校、教师进修班、星期讲习所、贵州教师函授学校等职业教育、短期培训的方式，为遵义培养近百余人的科技人才。此外，还有以罗登义教授为代表的许多外地专家及学生战后长期留在贵州、遵义，构成了遵义经济现代化最根本的人才推动资源，为遵义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作了积极贡献。
“教育是打开现代化大门的锁匙，是促进社会改造的最好媒介”。[6]抗战时期，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7]。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正是竺可桢校长及他的浙大师生步阳明先生之后尘，以“竭尽知能当有裨于黔省”之勇气和精神，发挥其文化、科技之资源优势，对遵义进行多层面、卓有成效的开发与建设，推动了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当时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制约，遵义经济现代化变迁呈现了突发性、暂时性、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等历史性缺陷。但缺陷与局部仅属于历史、时代的，我们不能忽视战时遵义现代化发展这一特殊的历史性事件，更不能忽视浙大内迁在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浙江大学立足地方，立足遵义社会实际和产业特点，促进自身人才科技优势与遵义资源优势的有效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当地发展，人民拥护爱戴的双重效果。抗战时期浙大内迁对遵义及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深远的影响，是应该值得今日国人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巧借外力实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及推进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去思考、总结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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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史范文篇10
关键词：清末《农学丛书》农业科技罗振玉
清末由上海农学会负责人罗振玉主持编辑出版的《农学丛书》，不仅汇辑了中国古代的重要农学典籍，而且译述了当时英、美、日、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关近代农业的最新成果，其内容涉及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法规等诸多方面，堪称近代中国一套较为系统的传播与普及农业科技知识的百科全书。本文就其成书的背景与经过、主要内容以及历史价值做一初步探讨。
《农学丛书》的成书背景及其经过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面对民族危机的加深与农业生产的衰微，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谋求自强富国之路。他们认识到单纯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决不能救亡图存，必须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以及教育事业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改革，而“万事之源皆出于土”，农业才是富国的基础。譬如，早在1890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致郑藻如书》一文中就曾经指出：“今天下农桑不振”，为害“亦已甚矣”，亟宜谋求改良之策，“道在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①。翌年，他在《农功》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其不仅得益于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而且还在于“农部有专官，农功有专学”。因此他认为，在发展农业与发展工商业的关系上，应“以农为经，经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②。又如，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康有为在1895年4月8日著名的“公车上书”中亦提出：“养民之法：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择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弃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③
正是在兴农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势下，1896年，罗振玉和徐树兰、蒋黼、朱祖容等人，在上海集会研究农业科学和从事农业科学实验，并在该年夏秋之际，正式成立了农学会，并定名为“务农会”。在其制订的《章程》中明确规定，务农会的根本宗旨就在于“整顿农务”。④
综观上海农学会成立后所开展的活动，其主要表现为编印农学刊物和翻译外国农书。1897年5月25日，该会创办了《农学》报刊，从第15期起又易名为《农学报》。维新人士梁启超曾为其专门作序誉曰：务农会“志愿宏大，条理万端，经费绵薄，未克具举。既念发端经始，在开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⑤《农学报》为石印线装本，在第18期以前为半月刊，自第19期起改为旬刊。至1906年1月15日~24日停刊，《农学报》共出版315期。⑥其刊载的栏目内容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各省农政类，即国内各级地方官员关于农业方面的奏折、公牍以及官厅拟订的有关农业的章程规划等；二是农事类，即各地的农事消息以及务农会的办事情形等；三是译文类，即从东西洋农业报刊上选取翻译的文章，该类可谓《农学报》的主体部分。在《农学报》的每期后面，均附有外国农书译文。其内容甚为庞杂，文章长短不一，既有分成几期才能登完的十余万字的长篇译著，也有一两千字的短文。后来，罗振玉等又将这些附文分别抽出，单独汇编装订成册为《农学丛书》。
《农学丛书》的主要内容
《农学丛书》从1898年5月2日~21日创刊至1906年1月15日~24日停刊，共刊出文章235篇，约600余万字，共计7集。其中译自外国农书的文章为152篇，占总数的64.6%。⑦从其反映的农业科技内容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物栽培技术。丛书中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可以说几乎包括了一切与农业相关的稻、麦、粟、菽、番薯、马铃薯、棉、茶等作物。如在其初集中即有《美国植棉书》、《日本制茶书》、《植稻改良法》、《甘薯试验成绩》、《茶事试验报告》等；在其第2集的46篇译文中，介绍优良栽培品种的就有《农用种子学》2卷、《植物选种新说》、《种木番薯法》、《木棉谱》、《秋蚕秘书》等15篇。书中不仅对农作物的形状、产地、特性、功用等进行了详细介绍，而且还以图表的形式进行了营养成分的分析。同时，对于农作物的播种、灌溉、施肥、除虫等栽培技术给予了介绍，对于每一个耕作环节都以当时的化学、生物学等知识进行了简明易懂的原理分析。⑧
第二，土壤肥料学。关于土壤学方面的介绍，在丛书初集和第4集中分别有《土壤学》和《农务土质论》3卷等专书。另在其他书中亦有论及，如在《农学初级》第18章~30章和《农学入门》第5章中，分别专门讲述了泥土和土壤。书中以化学方法对土质予以成分分析，阐释了土能生物方面的原理。关于肥料学方面的译介，主要集中于丛书的初集之中，分别为《肥料篇》、《厩肥篇》、《肥料保护篇》、《农学肥料初编》上下卷、《农学肥料续编》上下卷等。另在其他集中亦有《人造肥料品目效用及用法》、《肥料销用篇》等。
第三，畜牧兽医学。丛书对于国外优良的畜牧品种及其饲养方法给予了大量介绍。如在第1集中的《山羊全书》、《牧羊指引》、《家禽饲养法》等；第2集中的《牛乳新书》上下卷、《台湾人工孵化鸭卵法》、《蚕蜂饲养法》、《养鱼人工孵化术》等；第4集中的《养畜篇》、《殖鸡秘法》等；第6集中的《美国养鸡法》等。尤其是在第3集《农雅》7卷、《日本农业书》上下卷和《特用作物论》4卷等书中，分专章介绍了牲畜、家禽的品种特性及饲养要领。丛书关于兽医方面的介绍，既有兽医的基本理论译书，如初集中的《畜疫治法》等，又有具有实用技术的畜禽病防治译书，如初集中的《家禽疾病篇》、第4集中的《治鸡秘法》等。
第四，农业生产工具。丛书对于各国农业生产工具的系统介绍主要体现于第6集的《农用器具学》一书，既有畜力工具如“马耙”，又有人力工具如“侠克行芟草器”，还有风力工具如“奇埃哀安摩太风车”，更有蒸汽动力机如“哈华德捆柴机器”等。其介绍方法首先是分析其原理，然后再介绍其如何使用，并配以图形辨其优劣。综观全书之介绍，基本上介于传统农具和近代农具之间，而重点介绍的则是反映工业革命蒸汽动力的农具，如在初集《农学初阶》中所描述的“哈华德之双机汽犁”，其特征为“双机汽犁，置于田之首尾，两机之中有链，首端放而尾端收，尾端放则首端收，互相循环”⑨。
第五，果树林木。丛书对于果树林木理论上的译文在各集中均有介绍，如初集中的《果树栽培总论》、《种树学》、《林业篇》、《森林保护学》、《植三娅树法》等；第2集中的《接木法》、《森林学》、《落叶松栽培法》、《金松树栽培法》、《蒲葵栽制法》、《橘录》、《水蜜桃谱》等；第3集中的《果树栽培全书》3卷、《造林学各论》上下卷等；第4集中的《学校造林法》等。同时，在某些具体林学技术书中，对于林业病虫害的防治还进行了有关介绍。
第六，园艺花卉。对于该方面的介绍，其不仅译书量多且每一叙述详尽，如在初集中就有《蒲葵栽制法》、《谈芭蕉栽制法》、《种蓝略法》、《吴苑栽桑记》、《薄荷栽培制造法》、《人参考》、《炼樟图说》、《月季花谱》、《植漆法》、《甜菜栽培法》、《甘薯试验成绩》、《日本制茶书》、《家菌长养法》、《葡萄新书》上下卷等；第2集中有《谈芭蕉栽制法》、《山蓝新说》、《覃栽培法》、《蔷薇栽培法》、《种木番薯法》、《缸荷谱》、《木棉谱》、《牡丹八书》等；第3集中有《蔬菜栽培法》；第4集中有《除虫菊栽培制造法》；第6集中有《种菊书》、《种菊法》、《农艺化学试验法》、《竹谱节要》5卷及《日本竹谱卷》3卷等。书中所述花卉，均为牡丹、荷花、月季、等传统名花的新品种。
另在丛书中还有其他农业科技的介绍，如关于糖、茶、葡萄酒、蚕丝、薄荷、樟脑等农产品加工制作的译书；以实验调查分析法对于物产和市场行情的介绍等。
《农学丛书》的历史价值
诚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农学丛书》所译载的文章在当时未曾能够向农村推广并直接在生产上发挥作用，但该丛书的出版则标志着我国准备用近代科学改进农业跨出的第一步，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它增强了国人对近代农业科技的了解和认识。不可否认，对于外国有关农业方面书籍的翻译，早在19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譬如李善兰曾于1858年翻译出版过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列的《植物学基础》；在梁启超于1896年编撰的《西学书目》和蔡元培于1899年编撰的《东西学书目》中亦曾编入了一些有关农业的译作等，但这些译作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不如《农学丛书》“多而系统，与当时的国情结合得更为密切”⑩。
其次，它弘扬了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农学丛书》不仅译载了当时英、美、日、德、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有关近代农业的最新成果，而且还汇辑了中国古代的重要农学典籍，如曾分期连载了《陈农书》等。尤其是将传统农书和农民的实践经验进行有机结合，或提炼为摘要，或加工成综述分别刊出，如摄取杨的《豳风广义之精华》摘编成的《人工孵卵法》等。时任杭州知府林迪臣曾有评价：“用中国之成法，参东西洋之新理，互相考证，以擅众长”。???由此可见，《农学丛书》在注重引进国外农业技术的同时，对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亦未偏废。
再次，它促进了我国实业建设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农学报》在其“条陈录要”专栏中，曾收录了很多这方面的建议，诸如：请开北方利源总公司、组织自来水灌田公司、创设湖中水利公司、建立农工商矿各学堂、创办酿酒公司等。反映出了其从农业着手以改良经济，发展实业和商品生产的愿望和要求。这对于我国清末新政之后实业的兴办和商品生产的活跃，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0J01）
注释：
①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②孙中山：《农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页。
③杨家骆主编：《文献汇编（第二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版，第143~144页。
④李永芳：《近代开农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学术团体》，《读书》，2009（8）。
⑤梁启超：《农会报序》，《时务报（第23册）》，第4~5页，光绪二十三年三月。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58页。
⑥⑦林更生：《〈农学丛书〉的特点与价值》，《中国农史》，1989（1）。
⑧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院：《中国农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8~73页。
⑨贾玮：《从〈农学丛书〉看近代西方农业科技的传入》，《安徽农业科学》，2007（19）。
⑩李永芳：《近代中国农会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林迪臣手订《浙江蚕学馆试办章程》。转引自章楷《务农会、〈农学报〉、〈农学丛书〉及其罗振玉其人》，《中国农史》，1985（1）。
农业科技史范文篇11
中国有句古话，叫“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是说正确的筹划和决策可以保证千里以外战场上的胜利，而决策的制定，需要在帷幄中掌握丰富、翔实、准确、便捷的信息。快捷、便利的信息从那里来?还是找图书馆。图书馆农业馆藏文献中，蕴藏极为丰富的传统农耕技艺和农耕文化资源，从而体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相生相克”等农业哲学思想;不仅具有中国都市型生态农业和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参照和示范蓝本，而且具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的资料和条件。图书馆高品质、人文内涵丰富的资源，不仅与所依托的大学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折射着母体大学的学术文化特色;而且是人类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通过农业历史文献传播服务来推动知识，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以及协助农业产业管理者正确决策，给他们提供引经据典的资源保障。
但是一直以来，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的推广不力、传播不远，除了历史传承中“秘不示人”的古代藏书楼思想影响、原生性保护问题，主要是农业高校图书馆专业研究人员的人文学术视野仅限于本专业技术的狭窄视域，没有广阔的人文视野和担当，不能承担都市农业文化传播推广的使命，更无法胜任对都市农业文化历史文献进行科学的评价、公正推荐的作为。因此很多都市农业文化历史文献尚不为人知或为人初识但因未深人引导推荐阅读，无法让读者了解并感受优秀历史文献的思想内涵与文化魅力。对于农业历史文献藏量丰富的农业高校图书馆来说，应该思考如何在开展农业历史文献保护工作的基础上，充分揭示馆藏农业历史文献特色，积极搭建农业历史文献阅读推广平台，大力推广优秀农业历史文献的阅读与感悟，带动社会形成“走近农业历史文献，亲近都市农业经典阅读”的良好文化氛围，以更好地提升读者对优秀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2都市农业资源阅读推广内容趋同化
无庸置疑，图书馆在倡导构建“全民阅读”的学风中理应先行先为，社会三百六十行都是都市农业阅读推广活动的服务对象，要尽量尽力地对都市农业各个品种的读物进行导读和推送，使一切都市农业图书资源尽可能多和快地实现阅读接受，向社会知识力转化。但是传统图书馆的纸质图书阅读推广采用的是一种由点到面的推广模式，一般根据经验和想象来判断读者的需求，这种错误判断往往会造成读者需求定位不准确的情况。因此，无论是读者活动月、名家书目推荐，还是图书漂流、好书评选活动，参加者寥寥无几，那么多读者根本不可能完全了解每个图书馆究竟有多少满足其需求的图书和资源，读者表现出的阅读激情也在日见消退。
科学技术研究具有继承和创造两重性，科学技术研究的两重性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多地占有相关资料、情报。从实践经验看，科研中出现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通过查找科技文献得到启发甚至得到解决。另外，一项科研成果中9}%是别人创造的，因此研究人员在开始着手研究一项课题前，必须借助于图书情报部门了解相关信息。这就需要图书馆不仅要拥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都市农业“基础性藏书”，还要事先了解前人在某个课题方向做过哪些工作，还存在什么问题以及相邻学科的发展对这项课题提供了哪些新的有利的条件等与研究课题有关的科技信息，建构图书馆自己的都市农业特色的“研究性读物结构”，即对都市农业文化学术文献开展资源深度挖掘知识服务，尽可能体现专业的深度和水平，着力反映不同主题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突出主要人物、事件、学术成果，引导读者对历史文献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研究着力避免都市农业资源阅读推广内容陈旧、趋同。
农业科技史范文
中国古代是否有农学，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难道研究中国农学史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不就是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农学存在为前提的吗？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自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一争论最近又在学术界重新展开。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学者，当然也不会承认中国古代有农学。即使在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学者中，中国古代的"农"是否有"学"，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如果中国古代不存在农业科学，那么人们所习称的"中国古代农学"或"中国传统农学"，就只是农业技术的代名词而已。在当前的研究论著中，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浑然不分的情况比比皆是。
农学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中真正形成体系的少数几个学科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总结农业生产管理和技术经验的专门著作--农书和以农业生产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农家。农学和农家的出现，标志着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所积累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已经脱离了散在的状态而系統化了。从战国到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人中国以前，中国尚存和已佚的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其卷帙之浩繁、内容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流传之广远，在同时代的世界中是独一无二的。按照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奠基者萨顿的定义，科学是"系統化了的实证知识"；中国农书所反映的中国古代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体系是如此的博大和丰富，难道还称不上科学吗？
反对者可能会说：中国农书诚然繁多，但所记载的只是实用的技术知识，因此还是不能称之为科学。中国农书的内容可以用"技术"两个字一言以蔽之吗？不能。
兹以现存最早的一组农学论文--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例予以说明。这四篇中，《上农》是讲农业政策的，《任地》诸篇是讲科学技术的。《任地》以"后稷曰"开始，提出了当时农业生产中的十大问题（中心是如何把涝洼地改造为可耕良田，还有杂草防除，庄稼地通风透光，对农作物产量质量的要求等），以后各篇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论述，其中的确广泛记述农业生产中的各项具体操作技术，如畎亩制农田的规格等，但也有不少论述属于统率技术的原则、原理。如《任地》说∶"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讲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土壤中五对相互矛盾的性状的原则，其中蕴涵着土壤肥力诸性状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前提，已经超越具体的操作技术的范围了。同篇还提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土壤肥力可变论表述得更为明确，其属于学理的范畴更加明显了。后来《氾胜之书》的"和土"理论和陈旉《农书》"地力常新壮"的命题，就是在这基础上提出来的。《审时》论述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时，对比了"得时之稼"和"失时之稼"的不同生产效果：等量的植株，产量不一样；等量的谷物，出米率不一样；等量的米粒，食用后对人体健康的作用不一样。这完全是对农业生产原理的一种论证，并不涉及具体的操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农》等篇的这些理论、原理、原则不是散在的，而是以"天地人"的"三才"理论为核心串联起来：《上农》主要是讲如何调动、组织和管理农业劳动力，《任地》《辩土》主要讲土地利用，《审时》则主要讲天时掌握，而在土地利用和农时掌握中也体现了人的主导作用；四篇构成一个结构严密、相当完整的的知识体系。这是战国时代和战国以前农业生产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晶，其理论之正确和论述之精彩，至今仍然令人赞叹。
我们赞成把科学和技术适当区分开来。传统的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是紧密相连的，但两者毕竟不能划等号。技术是具体的操作方法与技能，科学则是指导这种操作的原理和知识体系，并且是经过了总结并多见于文字记载的。有农业就有相应的农业技术，它已经有了近万年的历史，而农业科学知识体系即传统农学的形成距今还不到三千年。严复说过："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原富》序）这话讲得不错。用这种标准来衡量，决不能说《吕氏春秋·上农》等篇有"术"无"学"，也决不能说中国古代农书有"术"无"学"。中国古代农书把"自在"形态的农业技术加以总结，对其机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把它提高到"自为"的形态，形成相当完整、而且不断丰富的知识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农学的主要载体。因而，说中国古代只有农业技术而无农业科学是不正确的。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近代形态的农业科学，但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传统农业科学。
二、中国传统农学发生发展的阶段性与中国农学史的分编
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由于内在矛盾和外部关系的制约，传统农学在不同的时代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它所包含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或迟或速、或显或晦，从而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划分农学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农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主要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农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受到社会生产、经济政治的制度及其发展状况、文化思想、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在本书的导论中已有阐述。在制约农学发展的诸因素中，农业生产的因素最为重要，是农学发展的基础。农学总是在解决农业生产新问题，总结农业生产新经验中向前发展的。各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时期农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面貌。因此，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阶段与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有颇高的一致性。但传统农学是以农书为主要载体的，农业生产中的经验需要经过农书的总结，才能以农学的形态出现。而作为农学载体的农书的创作，又有其不同于一般生产发展的特殊规律。在古代条件下，表现为农书创作的农学总结一般是相对滞后的；也就是说，生产发展在前，农学总结在后。而且这种总结有赖于一定社会需要的催生或一定社会氛围的助产。所以农学总结，尤其是重要农书的创作与社会生产的发展往往并不同步。例如，《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王桢《农书》不是出现在两汉、唐宋农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而是出现在北朝和元初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而亟待恢复的时代。《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以沟洫农业有关的生产技术的总结为中心，但它的产生不是在沟洫农业最为盛行的西周春秋时代，而是在沟洫农业走向衰落的战国时代；因为这种总结只有在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百家争鸣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问世。重要农书的产生，是一个长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不但丰富了传统农学的内容，而且往往代表了农学发展的一个时代，从而成为农学发展阶段划分的重要因素和标帜。
为了凸显中国传统农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呈现的阶段性，本书打破主要反映各种政治力量兴衰嬗代的王朝体系，按长时段把全书分为四编；这种分编与传统农学阶段性的划分是一致的。
第一编是"先秦时期农学"。先秦是中国农学萌芽和形成的时期。它包括两个阶段：从农业起源到春秋以前是农业科学知识积累和传统农学的酝酿阶段；春秋战国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阶段。中国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前后，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广大地区逐渐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中心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结构，并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农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为世所罕见，为农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农业发展到西周春秋时期，已经在沟洫农业的形态下出现了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萌芽，但日益丰富的农业技术还没有获得全面的总结。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代，以铁农具的普及和大规模农田灌溉水利工程的兴建为标志，农业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不但导致了地主制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统一帝国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在当时社会的激烈变动中，"学在官府"的格局被打破，思想文化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长期积累的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知识遂由此获得总结，终于导致了中国传统农学的诞生。本时期传统农学形成的主要标志和特点：一是农家、农书和有关农学文献的出现。以《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农学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水平相当高，综合性强，理论色彩浓。二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雏形及其初步总结。三是作为传统农学基础的传统农时学、土壤学等的建立。在传统农学的形成发展中，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是一马当先的，先秦时代，传统农学的指时手段和指时体系已基本完备，并出现了后世所无的高水平土壤学专著。四是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的形成。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农学的成就是辉煌的，传统农学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为传统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编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学"。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时期。本时期农业经济的重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农业相对落后，长城以北则形成骑马民族统治的牧区。秦汉时期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封建地主阶级政权重视农业的发展。牛耕耦犁在黄河流域的普及，农田水利建设高潮的形成，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给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逐步形成。魏晋南北朝国家陷于分裂，原北方游牧族纷纷进入中原，中原人口则大量南迁，加速了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汇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农学发展的基础更加宽阔。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虽一度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农业生产力并没有倒退，黄河流域下游地区有进一步的开发，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并成为当时克服经济困难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后期，已经出现恢复被长期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社会要求，在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配合下，孕育出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精耕细作经验，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传统农学经典--《齐民要术》。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以《氾胜之书》、《齐民要术》为代表的传统农学经典的出现，成为本时期传统农学臻于成熟的两大标志。本时期农学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先秦农学建立在耒耜耕作的基础上，本时期农学建立在牛耕技术的基础上；先秦农学主要解决防洪排涝的问题，本时期农学主要解决防旱保墒的问题；先秦农学只有作物栽培总论，本时期农学与农业生产全方位的发展相适应，不但有总论，而且有各种分论，传统农学的范围及其所包含的精耕细作的基本原则已扩展和贯彻到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蚕桑、畜牧、渔业等领域中去了；先秦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指时系统、土壤分类和土壤学理论，本时期农学基础学科的突出成就是土壤耕作学，同时，农业生物学知识及其运用也比前代有长足进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与改善农业环境条件被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先秦农学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三才"理论，本时期农学则把这种理论具体贯彻到农业生产的所有环节中，反映了农学指导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但本时期农学偏于实用，基础学科的发展，基础理论的探索逊于前代。又缺少对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这当然是与南方农业生产的相对滞后有关。
第三编是"隋唐宋元时期农学"。隋唐宋元是中国传统农学向广度和深度扩展的时期。这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由前期进入后期，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契约租佃制逐渐普遍，商品经济重新活跃，城镇兴起，这些变化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前提，又反过来给农业生产提出了新问题和提供了新动力。在农业生产扩展基础上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本时期农业史上最突出的事件。汉末以来已获长足的进步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的经济，本时期又有持续的发展，而黄河流域的经济在安史之乱和女真人、蒙古人入主过程中屡遭战乱破坏，发展滞缓，终于导致了农业优势的南北易位。这种格局，形成于安史乱后，巩固于宋元之时。与此同时，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北方牧区的农业经济因素有所增长。以南方农业发展为中心，本时期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均有很大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生产门类显著增多。我国传统农学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南北农业技术的的交流融汇，是这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南方泽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在南北农业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吸收了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精粹而有所发展，在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尤有特色，成就更高；不但创造了多种充分利用水土资源的形式，而且初步建立了多熟种植制度，育秧移栽、细致的整地、耘耨和排灌、重视施肥、培育良种等各项精巧的农业技术都是围绕着用地养地这个中心发展起来的。生物技术有明显进步。农学理论也有不少创新；提出了"盗天地之时利"、掌握农时要灵活处理"时"与"气"的矛盾，通过合理安排，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地力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不唯"风土论"等重要思想。农学发展新阶段的另一标志和特点是农书创作的新格局，这一时期的重要农书有第一次总结南方精耕农业技术体系的陈旉《农书》，有反映北方旱农技术新经验和囊括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精华的《农桑辑要》、王桢《农书》等，又产生了一批反映农具、育种、经济作物、园艺作物、经济林木、花卉、蚕桑、畜牧兽医等方面农学成就的专谱、专科农书。
第四编是"明清时期农学"。明清是中国传统农学继续发展但其局限性已经逐渐暴露的时期；也是中西农学开始了相互交汇的时期。本时期的农业既有较大的发展，又受到严重的制约。国家长期和平统一的局面，几种重要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促进土地大量垦辟，农区不断扩大，南北差距缩小，粮食增产和在这基础上商品性农业的兴起。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封建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但地主制经济仍然有自我调节的能力，继续容纳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又束缚着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生产力的更大发展。宋代开始的人口长期增长的趋势到清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人口激增导致全国性的耕地紧缺，成为本时期农业面临突出的新问题。为了解决民食问题，除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和引进推广高产作物以外，还努力提高复种指数。在农业生产继续发展的同时，农具没有改进，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增多，劳动生产率渐呈下降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本时期农学的特点是农艺的精细化和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粪大力勤"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本时期农学的最大成就仍然在土地利用方面，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逼近传统农业的极限；意义最为深远的则是"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雏形的出现。与此相联系，本时期农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关系的"余气相培"论的提出。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品，如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力"与"知"的关系，"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都有新的总结和阐述。由于各种条件的汇合，本时期的农书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农政全书》系统而有鉴别地收集了前代的农学成果和当代农学的新成果，首次把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纳入综合性农书中，首次在农学研究中应用了"象数之学"，还收录了西方近代水利著作--《泰西水法》，是传统农学中体大思精、内容宏富、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的著作。地方性农书大量涌现，反映了精耕细作的农艺和农学知识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并在一些地方获得适应该地区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具体表现形式。其中有的（如《补农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专业性农书数量更多、门类更广，其中包括有关新兴作物（烟草、番薯、棉花等）种植、提倡发展双季稻、发展海洋渔业、放养柞蚕、治蝗、荒政、区田法试验等前代所无的新内容。本时期的农学在继续扩展和细化的同时，也提出了进一步予以综合的要求，并出现象《农说》、《知本提纲·农则篇》等从理论上总结传统农学的著作，从而使传统农学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由于当时进行这种总结所能使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笼统而模糊的阴阳五行思想，缺乏实验的科学手段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精确的理论，传统农学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相对落伍。与此同时，中西农学交汇的漫长过程也在这个时期开始了。
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关系和中国农学史的结构
既然科学与技术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农学史的撰写就应该区别于农业技术史和一般的农业科技史（这种科技史的重心仍然是技术史），它虽然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农业技术孤立地描述农业科学的发展，但必须突出"科学"的内容，形成不同于农业技术史的农学史体系与结构。
八十年代梁家勉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是以农业生产的要素和部门为纲分章编写的。这种写法适合农业技术史的特点，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如果我们蹈袭这种编写方法，就不但不可避免与该书雷同重复，而且难以反映作为农学史区别于农业科学技术史的特点。
五十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是以骨干农书为纲分章编写的。上面说过，农书是我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不但是我们发掘和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依据，而且其本身的发展就是中国农学史的重要内容。按照骨干农书编写农学史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农书的发展只是农学发展的一个侧面，较多反映了传统农学内容逐渐丰富、规模逐渐扩大等外在的表现和特征，却难以反映中国农学史发展的全貌及其体系的内在特征。
那么，新编的《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究竟应该如何安排？
要想合理安排中国农学史的体系结构，首先要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
从中国传统农学的内容看，它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l、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中的原理、原则；2、作为农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如土壤学、农时学、农业生物学等）的理论和知识；3、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农学思想或农学理论。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自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发挥其有利因素而创造的一种巧妙的农艺。精耕细作首先在以粮食为中心的大田种植业中发生，并逐步推广到农业的其它领域中。它在不同的农业领域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基本上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前者又包括了对"天时"的认识和掌握，对土地的利用和改造。可见，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建立在对"天""地""稼"（或"物"）诸因素认识的基础上的；而这些认识最后归结为"三才"理论。"三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种宇宙模式，它把天、地，人看成是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这三大要素的功能和本质，人们习惯用天时、地利（或地宜）、人力（或人和）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它，并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应用到各个领域。它是中国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结晶，首先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理论概括，又反过来成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指导思想。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气候、季节等）、"地"（土壤、地形等）、"稼"（农业生物）、"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包括人的劳动和经营等）等因素，中国传统农学正是通过长期的农业实践，在逐步加深对上述诸因素认识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对"天"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时学和农业气象学的知识和理论，对"地"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土壤学的知识和理论，对"稼"的认识逐渐积累和发展了农业生物学的知识和理论。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各种农业技术的原理、原则大都可以归属到这些学科之中；而"三才"理论则是对"天"、"地"、"人"、"稼"等因素及其关系的总体认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可以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八个字来概括，而"三才"理论是它的灵魂和总纲。抓住"三才"理论这个"纲"，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和内在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根据以上认识，这次编写的《中国农学史》按长时段分编以后，每编基本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这是因为农学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对此必须有一个交代，才能正确説明当时农学发展及其特点的依据。第二部分是该时期的农书。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主要载体，它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内容，需要单独地予以介绍。说明各个时代农书的概貌，重要农书的作者、基本内容、特点、历史地位以及流传和研究情况。第三部分是该时期以基本学科为中心的农学的发展。这是全书重心所在，它以"三才"理论为纲，基本上按"天"（对农时的认识和农业气象知等）、"地"（土壤学和土地利用等等）、"稼"（农业生物学理论知识及相关技术等）、农学思想等次序安排章节，庶几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传统农学体系自身的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四、中国传统农学对天、地、稼、人诸因素的认识
中国传统农学中关于"天、地、人"关系的经典性论述见之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在这里，"稼"是指农作物，扩大一些，也不妨理解为农业生物；"天"指气候、季节等因素，"地"指土壤、地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而"人"则是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上述引文把农业生产中视为农作物（或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和人类劳动等因素组成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反映了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统一的农业生产的本质。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学和农艺的各个方面。
我国古代，在农业生产的"天"、"地"、"稼"诸因素中，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天时"的因素，人们对天时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有深刻的论述，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并摸索出一整套掌握农时的方法。它包括了农业气象学的内容，又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农业气象学，我们称之为"农时学"。对农时的掌握，人们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的体系。保留了夏代历法内容的《夏小正》，已列出每月的物候、星象、气象和农事，这就把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草木鸟兽和人间的生产活动，以季节变化为轴，联结起来，具备后世"三才"理论整体观的雏形。发展到战国秦汉，传统指时系统已趋完备。它以二十四节气和物候的结合和相互补充为重要特色。二十四节气的制定以标准时体系为核心，并考虑了多方面的因素。而物候指时本身即以对天上、地下、人间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认识为前提。即王充所说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战国秦汉以后发展变化虽然不大，但这个指时系统一直在指导着农业生产。
对"地"的因素的认识利用也发生得很早，且贯彻始终，历久不衰。在作物生长的外界条件中，气候是人们难以控制和改变的，但土壤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可以改变的，地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我国古代人民总是把改善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成为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基础；"尽地利"或"尽地力"成为传统农学的基本要求。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晶并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正是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有丰富的内涵，它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对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这些分类并非孤立进行的，而是十分注意不同土壤、不同地类与不同的动植物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传统土壤学本质上是一种土壤生态学。"土脉论"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这种思想西周末年即已出现，为后世农学家所继承，并把它和"土宜论"结合起来。所谓"土脉"，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农学对土壤肥力的一种表述。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益可损，那么，土壤肥力的状况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发生变化的，后世"地力常新壮"的光辉理论，就是在这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人民不但把许多原来条件恶劣、难以利用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而且自战国以来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并在连种制基础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套复种方式，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都是很高的。但从总体看，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农学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途径，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来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人们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能体现传统农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精神。注意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是中国古代选育种技术的重要特点。如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矮秆作物早熟丰产，高秆作物晚熟低产。又产生了根据家畜外形特征来鉴别其优劣的的相畜学。在这过程中，人们加深了对生物遗传性和变异性的认识，如北魏的贾思勰已观察到，不但生物的"性"能遗传，在环境改变时会发生变异；而且这些变异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固定化而形成新的特性。元明时代的农书对"唯风土论"进行批判，其意义就是指出了农业生物的特性、农业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都是可变的。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因物制宜"，这是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的。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长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人们很注意建构合理的农业生物群体。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通过垄作、条播、中耕等方法，使农田作物行列整齐、通风透光，变无序为有序。以后又有轮作倒茬、间套复种、生态农业雏形等等的创造，都是对农业生物群体中互养互抑关系的认识与利用。中国古代选种和对生物特性的认识虽然发生很早，但比较系统的记载开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而且偏重于应用，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农业生物学。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调控者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是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从而很早就产生了充满睿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的生长离不开自然环境，更离不开作为农业生产主导者的人，但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才有主动权，不但可以趋利避害，而且可以"人定胜天"。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是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守的原则。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认为农业的环境条件不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物的特性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就展示了人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广阔空间。土壤环境的改造，优良品种的选育，都与这种思想的指导有关。即使人们无法左右的"天时"，人们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很早就直觉地认识到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从而有"人力"概念的出现。但农业生产不能光靠拼体力，更需要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于是又提出了"知"。明代马一龙论述了农业生产中"力"与"知"的关系："故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用其不可为，力足以胜天矣。知不逾力者，劳而无功。"反映了对"人"的因素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需要群体的协调，这就是所谓"人和"。"人和"概念的形成，是传统农学整体观在人的因素中的体现。在传统农学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但表现在各种技术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而且表现在"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上，包括国家对农业的宏观管理和地主、农民对其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这也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以上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是有其鲜明特色的，是有其独特的自然哲学基础的。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指出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学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
五、"三才"与"气"论
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所讲"天"、"地"、"人"、"稼"等因素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是"气"。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主要是指一种流动着的、可以有各种不同表现形态的精微物质。"三才"理论的形成本身就有赖于"气"的概念的介入。甲骨文中的"天"字是大脑袋的人形，意指人头顶上的苍天，在当时宗教神学观念的支配下，天被认为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帝"的处所，所以"天"又成为"帝"的代称。甲骨文中的"时"，从"日"从"止"（足形之下加一横），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太阳的运行的意思，是一种唯物的观念。但商代和西周初年，人们并没有把"天"和"时"联系起来。到了春秋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年，人们开始把"气"视为"天"的本质，把"时"视为"气"运行的秩序，从而逐渐形成"天时"的观念；同时，人们又提出"地气"的概念，把土地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形成了所谓"气脉论"。这样就把"天"和"地"物质化，为"三才"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础；加上当时在铁农具推广以后的农业实践中，人们对自身在利用和改造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形成了"人"与天地并列的"三才"理论。
古人认为天和地统一在"气"之上，地气的运动受天气的影响；大地上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活动都要受到它们的制约，农业活动必须依循天气和地气的这种变化来行事。这种观念在《礼记·月令》和《氾胜之书》等著作中已表现得十分清楚，而且一直延续至后世。元代王桢说："风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各随气化，所以远近彼此之间，风土各有别也。"就是对"天"和"地"在"气"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万物生长也是由于禀受了天地之"气"，陈旉说："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就是对天地和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物候之所以能够指时，就是由于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存在着"动"和"应"的关系。不但如此，在古人看来，人和天地万物都是由于"气"的流动和转化所形成的不同形态。例如清人杨屾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由"五行之气"组成，人以动植物为食，就是吸收利用其中的五行之气，而人类的排泄物和废弃物仍然包含了没有利用完的五行之气，它们返回土壤，又可以供农作物生长发育之用。这种"余气相培"论，正是对人和天地万物在"气"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解。它是对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的一种朴素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对农业生物、自然坏境和人类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由此看来，在我国传统农学中，"三才"和"气"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或者说，"三才"理论是建立在"气"一元沦的基础之上的，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虽然立足于"气"论，但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它与我国的传统医学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我国传统医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在阴阳五行说（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气"论，或"气"论的一种形态）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中国传统农学在很长时期内只是停留在一般地以阴阳之气解释时令变化的范围内，没有运用"气"论对农业生产的过程作出系统的说明。直到明清时才出现就方面的尝试；而其达到的理论深度和实用效果都远逊了传统医学。"气"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魔物"。它与中国传统农学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六、中国传统农学的优缺点及其近代落伍的原因
如前所述，以"三才"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人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它的指导下，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艺水平、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中国传统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曲折，但这些困难和曲折从来不是由于技术指导的失误所引起的。相反，由于灾害、战乱等原因而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往往依靠坚持和发扬精耕细作的传统而得以克服。中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繁荣和几千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得力于发达的传统农业作为其物质基础；而传统农业之所以富于生命力，重要原因之一是有一个由先进的自然哲学指导的优秀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的祖先留给世界文化的珍贵遗产。但中国传统农学的不足也是明显的。
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外部表现而轻内部结构，重彼此关系而轻自身要素。在农业气象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形成了综合的指时系统，善于观察自然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以把握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始终未能对各种气象因素及其变化作定量分析。在农业土壤学方面，虽然很早对各种土壤作出细致的分类，敏锐地揭示了不同土壤与不同植物、动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创造了改造和培肥土壤的光辉理论和有效方法，但始终没有对土壤本身的成分和结构作深入的理化分析。在农业生物学方面，虽然很早就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性状作出细致的观察和分类，尤善掌握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同一物种外部形态与内部性状之间的关系，并巧妙利用以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但始终未能深入农业生物内部探索其组织结构和生命过程的奥秘。
它重功能而轻机理；重实用而轻基础。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关于土壤学、地植物学等的专门著作（如《尚书·禹贡》、《管子·地员》等），但秦汉以后向实用技术发展，有关基础学科的专门著作反而没有了。象《齐民要术》这样光辉的农学著作，的确包含了丰富的农业土壤学和农业生物学知识，但都是附着在各种实用技术应用的说解中，这些知识是分散的，尚缺乏系统化，更没有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总结和提高。毋庸讳言，秦汉以后的中国传统农学，确实是过分地粘着于实用技术，独立于实用技术之外的以单纯的"求知"为目的的科学探索，是相当的缺乏。甚至那种哲理性的农学理论，在很长时期内。只是以只言片语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它的精神被贯彻到各方面实际技术之中，但它本身并没有经过系统化的总结。总的说来，基础学科和以求知为目的的探索落后于生产技术的发展，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发展的这种滞后，后来成为我国农业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传统农学的向现代农学转变的严重障碍。
中国传统农学以特有的自然哲学为其指导思想，其优点已如上述；但它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严密的精确的概念体系，只能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可以涵容丰富的内容，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用"气脉"表示土壤肥力性状的可变动性，在先秦时代是一种天才的发现，两千年后仍然是这种解释，就远远不够了。与此相联系，传统农学往往停止在对事物性状的一段的论述，缺乏计量分析和可以计量研究手段，因而也难以有精确的把握。中国古代人民善于观察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明清时代有些农学家已经注意到农学研究中的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提高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而传统农学也就不可能获得精确的表现形式。
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也经历过"合一分一合"的过程。如先秦的《吕氏春秋·辩土》诸篇是综合性的作物栽培概论，秦汉以后出现了专业性农书，综合性农书也包含了作物栽培和动物饲养的分论，这也是从合到分的过程。但这种"分"，是按生产对象和生产项目的细分，而不是对各种生产因素的深入分析；这种"分"，仍然没有摆脱对实用技术的粘着，在研究手段和理论形态上并没有创新。到了明清时代，传统农学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提高，这时出现了象明代马一龙《农说》和清代杨灿《知本提纲·农则》这样的农学理论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对传统的"三才"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并使传统农业技术的原则原理更加条理化和系统化。但从马一龙到杨屾，他们所能运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传统的阴阳五行说。如马一龙试图用阴阳消长解释气候季节的变化，解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成熟、死亡，以至解释各种农业技术。这种理论强调了农作物生长和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存在相互依存的矛盾的两个方面，一定程度反映作物的生长规律，但它毕竟是一种抽象、笼统的原则，完全没有深入到生物体内部，完全没有涉及农作物从开花到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因而不可能对农作物的生命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面对着复杂的农业生态系统和丰富多彩的农业技术，这种抽象的、只反映宇宙事物间某些共性的阴阳学说显得无能为力。当马一龙用它解释具体生产技术时，有时难免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甚至用主观臆想代替客观事实。不能说马一龙和杨屾用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业生产原理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重大的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七、农业现代化与中国农学史研究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关于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中，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和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从美国引进了成套大型农业机械化设备，在东北的三江平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化的试验，在一些同志中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以为中国的农业问题依靠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就可以解决，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科学技术已经过时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在农业现代化中还有没有它的地位，一时成了问题。在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农史研究者都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八十年代中期，党中央明确指出，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相结合。在中央这一方针制定的过程中，农史工作者的研究和论辩是起了作用的。
事情其实是很明白的。农业科学技术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根据不同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在世代传承中创造出来的，包含了该民族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和民族性，是不可能轻易地被抛弃或割断的。我们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和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但这种引进必须考虑本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必须与民族传统相结合。我国传统农学精耕细作的传统，不但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上文说过，中国历史上长期农业实践中所形成的"三才"理论及其所体现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是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质的，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农业发展的方向。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因此，西方现代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把中国传统农学中的优良传统与西方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建设更新、更高的现代农学。
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次大讨论以来，形势的发展给农业工作者和农史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要不要继承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优良传统，而是在农业现代化中如何保存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价值的东西？现在，现代化的浪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这个浪潮面前，许多传统的东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严重变形，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形势。应该指出，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些东西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消失或发生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例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重视中耕，讲求"锄不厌数"，为此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现在农民劳动的门路多了，劳动力值钱了，不少地方采用了除草剂，传统的中耕技术就不可能按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又如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有一套整理秧田，培育壮秧的精细技术和理论，但现在推广抛秧技术，这一套就派不上用场了。大体说来，凡是与多劳集约相联系的技术，或迟或早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消失或改变形态。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现代化浪潮中把传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掉，这些东西一旦毁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样的大形势之下，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农学史学科将如何发展？中国农学史研究者应该怎么办？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起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
第一，认真开展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相结合的农学史研究。当前，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在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因此，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日益为人类所关注。凡此种种，使得综合性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交叉融合的趋向。例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已经迅速成为一个新兴的专门研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农学史研究更应注意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诸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长期发展趋势的考察，而不能孤立进行。所谓农学史的"外史"，就是从农学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外史"的研究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如何把"外史"与"内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仍然需要继续努力。而农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学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等，仍然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专门领域。例如，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抵；过去，无论是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或是研究农学史的学者，对这个问题是注意不够的。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特点是以富于哲理的思想为其统率，这种农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关系非常密切；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只有把传统农学的研究与社会文化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深刻揭示农学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才能进一步弄清在现代化条件下，传统农学中哪些东西应予继承，哪些东西必需改变；而继承的依据、改变的方向又是什么。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农学史，还有一个应予重视的课题，这就是国内各民族各地区农业文化的交流、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近现代中西农学的交汇；这些问题的研究，迄今仍然是比较初步的。
第二，认真开展传统农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研究。传统农业科学技术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必须用现代科学加以总结和改造，才能使它们得到继承和发扬。首先是需要现代科学去论证其科学性、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其次是需要用现代科学去改造和提高它，使之具备现代科学所要求的精确性，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只有这样，它才会被人们所承认，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农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现代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现在大学课堂中的农学体系，基本上是搬西方的，如何与中国传统农学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农学体系，仍然是需要探索的；在这方面，农史工作者应该是有工作可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