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储能市场分析范例(3篇)
海外储能市场分析范文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丸红集团正谋求成为美国嘉吉这样的粮食巨头。近两年来,丸红在全球的粮食采购量增40%以上,并计划在2010年采购量达2000万吨以上。而全球最大粮商嘉吉公司年采购量约为3000万吨。
同时,另一日本贸易巨头――伊藤忠商社计划与美国粮商邦吉和韩国海运公司共同出资,在美国西海岸兴建全球规模最大的粮食出口基地,预计将于2011年秋季投入使用,年处理能力约为800万吨。
虽然日本方面称,这些举动意在保护本国粮食安全。但今年4月,丸红公司与中储粮签订一揽子合作协议,将帮助中储粮在海外采购大豆等粮食产品,双方还将在粮食生产国建设仓储设施。显然,日本粮商的野心更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粮食市场。
出海耕田,日本要保粮食安全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农业官员称,日本正在考虑由一家国家银行向国内公司提供贷款,收购或租赁海外耕地;政府还可能利用海外援助资金,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贮存及港口等基础设施,此举旨在确保“本国粮食安全”。
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拉丁美洲、中亚和东欧地区投资农业发展,确保小麦供应。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哈萨克、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均是可能的投资目标。日本政府正计划于八月份确定海外垦荒战略细节。而丸红集团通过旗下的哥伦比亚种子公司在美国购置了粮食储藏设备,以图加大从当地农民中收购粮食。
日本的官员称,日本的粮食进口非常庞大,没有足够的耕地满足国内需求。近年来美国国内对粮食需求加大(用于生物燃料),日本因此考虑要改变对美国粮食市场过分依赖的现状。
有资料显示,日本近60%的粮食依赖进口,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仅去年就采购了1650万吨玉米,其中99%的玉米来自美国。日本还是全球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号大豆进口国。
日本粮商染指中国市场
但有国内行业分析师则认为“日本贸易巨头在世界粮食领域里的攻城略地,是试图在粮食危机持续的环境下,获得话语权的努力。”
一个有力的证据则是日本丸红集团2009年4月刚刚与中储粮签订了一揽子合作协议:丸红将帮助中储粮在海外采购大豆等粮食产品,双方还将在粮食生产国建设仓储设施。丸红计划在2010年3月前向中国出售400万-500万吨粮食。
丸红集团表示,受益于与中储粮的合作关系,最终销量有可能超过400万-500万吨的计划销售量。据了解,丸红与中国企业的交易自2009年初已出现升温势头。
进入2009年以来,数家国际公司,包括嘉吉投资有限公司和邦吉,都与中储粮展开合作,以50万吨的进口大豆更新后者的大豆储备。
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民称,与丸红公司的合作也可促成中储粮向日本出口大豆。中国一直向日本出口非转基因大豆和豆粕,品质可满足生产豆腐要求。中国每年需向美国及南美国家寻求进口超过3000万吨的大豆。
据悉,丸红将首先从美国、南美采购大豆供给中储粮,合作第一年的采购量估计为400万吨,相当于日本全年的进口量。双方将在粮食生产国产地和港口合作建设仓储物流设施。双方今后还将成立合资公司在中国国内从事粮食买卖,构筑国内物流网络。
据行业分析者认为,丸红可通过合作关系,在消费力10倍于日本的中国市场拓展销售渠道,且其采购规模的扩大可增加对粮食生产国的谈判能力。
根据官方数据,目前中国粮食储备为1.5亿-2亿吨。
1000亿斤,中国面临增产压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程国强日前曾表示,中国粮食产量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波动周期,今后确保粮食供给的任务可能更加艰巨。
为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4月8日,国务院通过《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2年)》,到2022年,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1000亿斤以上,比现有产能增加1000亿斤。据了解,中央财政将支持产量大区2600个万亩示范片建设。
海外储能市场分析范文篇2
【关键词】外汇储备风险分析人民币国际化海外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贸易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外汇储备量不断攀升,从2006年2月以来一直占据全球各国外汇储备的首位,并且数额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体现,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及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再加上中国外汇储备结构的不合理,巨额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诸多的烦恼。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及各国为恢复经济所实施的经济发展政策,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应加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以有效地降低损失,提高中国的金融竞争实力,更好的参与国际经济竞争。
一、中国外汇储备的现状分析
(一)数量上,外汇储备余额巨大且逐年增加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截止201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已高达38430.18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金额的1/3,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外汇储备的3倍,稳居世界第一位。
按照世界通行的惯例,一国的外汇储备的合理金额为该国三个月的进口额,中国的外汇储备额显然大大超过这一标准。以2014年为例:据商务部的统计,全年的进口额约为19602.9亿美元,简单计算的三个月的进口额约为4900.7亿美元,因此2014年外汇储备额可满足中国25个多月的进口资金需求。而且,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顺差,外汇储备额依然在逐月增加。
(二)结构上,无论是外汇储备占海外总资产的比例,还是外汇储备自身结构上都极不合理
首先,中国的外汇储备在国际投资头寸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对外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及其他国际投资头寸的存在形式占比很低。中国海外资产中外汇储备约占67%,而对外直接投资、组合投资各仅占6%和9%,其他投资占18%。其次,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中同样存在着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呈现出明显的高美元化、低黄金化。根据世界黄金协会(WGC)的全球各国黄金储备数据:截止2014年,据估计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高达70%左右,黄金储备3389万盎司(约合1054吨),仅占约1.0%。与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黄金占其储备资产的70.9%、德国为66.0%、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0.3%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严重偏低。
(三)持有者分布上,外汇储备主要由国家持有,进而集中于中国人民银行
由于中国实行资本管制,民间个人及企业不允许持有外汇,因而外汇集中于代表国家的中国人民银行,造成央行外汇资产剧增。
据估算,中国的外汇储备中90%以上由央行持有,进而造成央行资产负债表资产与负债的异币化。这与实行资本开放及自由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国外汇储备分布于国家、企业及个人相比差异巨大。而且,央行作为政府机构,外汇由央行进行投资的投资收益率相较于私人及私人机构较低。
二、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及带来的风险分析
(一)市场风险
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增强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同时风险传导也更加的迅速。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债务危机、中东局势紧张、日本大地震及核辐射危机等事件轮番上演,同时国际间汇率战频发,全球通胀压力越来越大,国际局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波动导致的市场风险更易引起外汇储备资产出现缩水。金融创新在增加规避风险手段的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风险性,而且中国海外资产头寸中外汇储备居多,投资头寸的过于集中,再度增加了风险性,降低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二)汇率风险
中国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储备占比过大,使得外汇储备对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较为敏感。金融危机后,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供给大量美元,从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万多亿美元到第二轮的约6000亿美元,大量美元流动性涌向世界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美元大幅贬值。由于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比例高达2/3,且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美元贬值使中国持有的资产缩水严重。除美元外,欧元的不断贬值的趋势也使中国外汇储备中约26%的欧元面临缩水的风险。
(三)流动性风险
由于中国结汇制度的特殊性使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要求央行向市场投入大量流动性,带来国内流动性增加,增加了国内的通胀压力。从2005年底的8188.72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底的38430.18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年均增长52.13%,与此同时带来的规模巨大的国内货币流动性这与央行控制通胀的目标相悖,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四)资产负债表风险
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以美元的形式存在,而负债项则以人民币形式存在,呈现了资产负债异币化的现象。当美元贬值,相对应人民币升值,一升一降的双向作用,使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呈现资产缩水、负债增值的不合理趋势。从2010年6月19日重启汇改时的6.8349到2015年6月19日的6.1104,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了10.6%,如果从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前的8.2765计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累计升值达26.17%。由此审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缩水约26%、以人民币计价的负债升值约26%,资产负债币种的异质化使央行面临巨大的风险。
(五)币种结构风险
一国外汇储备中各个币种的占比应结合经济相关度、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支付、债务偿还及市场供求等因素来科学配置,保证对外经贸活动顺利开展。据估计,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日元及英镑的比例大约各为65%、26%、4%和5%,但截止2013年底,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41589.8亿美元,其中与美国为5207.49亿美元、欧元区约为4081.95亿美元、日本为3123.78亿美元、英国为700.21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2.5%、9.8%、7.5%和1.68%,由此可看出,外汇储备中各货币的占比与对外贸易依存度极不匹配,储备币种存在结构风险。
三、中国外汇储备风险规避的措施
高额的外汇储备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亦正亦邪,虽然其带来巨大的风险,然而通过高效的管理与有效的利用将会助力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诚然,中国外汇储备的现状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形成的,结构的调整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风险已经显露并逐渐强化,改革势在必行,应该继续坚持稳健的渐进的策略逐步推进外汇储备总额降低、结构优化来降低风险,以增强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
(一)适当的增加持有黄金的比重
黄金长久以来一直作为硬通货,现代经济虽然金融体系、比特币愈发发达,但长久以来作为硬通货的黄金具有高安全性、低风险的特点,作为对冲金融市场风险的工具获得广泛的认同。黄金又是一种投资工具,近年来黄金的投资收益率也有不错的表现。2009年12月31日及2010年12月31日黄金的收盘价格分别为287.7美元、1421.4美元,平均年收益率高达35.82%。虽然从经济体量来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不管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处在较低水平。从绝对量来说,2014年12月美国央行黄金储备存量为8133.5吨、德国3384.2吨、意大利2451.8吨、法国2435.4吨,虽然中国的黄金储备量连年提高,但总量与发达经济体还有一定差距,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总人口不协调;从相对量来说,以上几个国家的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分别为70.9%、66.0%、65.4%、63.6%,另外葡萄牙黄金储备占比77.7%、希腊69.1%,可以说发达经济体的黄金储备占外汇储备的比例都在50%以上,这也凸显了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的不合理。因此,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中国可以利用货币外汇储备购买黄金资源性矿产,通过生产开采即可以增加黄金的储备量,又可以优化外汇储备的机构,降低美元贬值带来的资产缩水风险。
(二)优化外汇储备资产配置,发展多元化储备体系
长期以来的出口型战略、结汇制度等原因使中国外汇储备中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带来了巨大的外汇储备风险。过度的依赖美元,使中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经济政策。如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实施了四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量发行美元增加市场流动性,引起美元大幅贬值,使中国的美元资产大幅缩水。因此,去美元化、降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比例是重要方向。中国应从经济发展战略、对外贸易需求、进出口支付、偿还债务等现实需要的角度,合理配置外汇储备的结构,增加欧元、日元、卢布等货币的持有比例,“把鸡蛋分散在多个篮子里”,以降低风险。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对货币结构中有风险的部分相机抉择,及时调整,如当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开始蔓延之前,中国就应开始立即调整欧元资产的比例,长线与中短线操作相结合,保障外汇资产保值升值,加快实现外汇储备的多元化。
(三)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我国央行的资产负债是不同的货币,是导致其资产负债表异币化,结构风险提高的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结汇制度是因为人民币还不具有广泛的对外结汇功能,尚未实现国际化。因此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不仅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扩充结算手段,增强边境贸易活力,获得铸币税收入,同时还可以实现央行资产负债同币化,降低了汇率风险,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稳步发展,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体现中国的大国地位。我国政府早已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巨大收益,并着手推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下有条件的兑换开启了人民币国际化征程。截止2014年11月,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累计已突破16万亿元,多个离岸人民币市场形成,离岸人民币交易金融产品不断丰富,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结算货币、第九大外汇交易货币,国外持有的外汇储备货币不断增加。{1}人民币超出一国流通范围作为国际货币,并随着对外经济贸易慢慢取代美元的部分国际交易结算角色,从而减低对美元外汇储备的需求,减少美元依赖,降低交易成本和外汇储备风险。当然,人民币国际化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金融资本市场将会完全放开,对我国政府稳定货币金融市场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四)鼓励海外直接投资,扩大外汇储备的使用手段
虽然,大额的外汇储备在保证对外支付、稳定人民币汇率、抵抗国际风险,特别是几次大的金融危机时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从总量上已经超过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合理需求,同时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强制结汇的货币政策导致总量还在不可遏制的攀升。但这部分储备是中国多年来出口所得,也是中国人民的辛苦劳动换来的,其中的艰辛不可言喻。因此,要合理的利用,保持好这部分财富。目前中国外汇的主要投资方向是购买美国国债,2014年持有美国国债1.27万亿美元,占外汇储备的33.25%,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对这部分投资也应进行精细化操作,实时增持减持,提高整体收益。海外直接投资是减少外汇储备的另一方向,自2001年开始进入稳步增长区间,2004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从55亿美元增至123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41.7%,占全球当年流量的9.1%,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仅次于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能够获取资源、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绕开贸易壁垒、增加企业利润,同时在海外投资并购的过程中需要使用美元,也降低了美元外汇储备。因此,政府应从法律法规、审批登记、税收优惠、信息服务等方面助力国内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到海外攫取更大的收益。
注释
①参见http:///rolling/201411/07/t20141107_3868245.s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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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储能市场分析范文
关键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资产组合
中图分类号:F8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2-0047-05
外汇储备的管理可以分为规模管理和结构管理。而就目前国内的外汇管理体制而言,总量管理受制于国际社会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评估:当外界预期人民币汇率上升时,大量资金涌入国内,外汇储备迅速膨胀,而当外界预期人民币汇率下降时,资金外逃则使得外汇储备总量下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央行发挥这方面功能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对外汇储备的结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为核心,据有关学者估算,我国外汇储备中大约有70%以美元保有,这一方面体现了贸易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历史原因。但是,这样就使得储备暴露于较大的外汇风险之中。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随着近年来美元的不断贬值,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缩水,损失惨重。因此,加强币种结构管理成为了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中的最重要一环。
一、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管理理论内容
传统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选择理论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资产组合理论;第二个是海勒――奈特模型;第三个是杜利模型。现分别对这三个理论进行介绍。
(一)资产组合理论
资产组合理论是由托宾(J.Tobin)和马克维兹(H.M.Markowitz)提出的,研究任何通过资产的分散来降低风险的理论。该理论根据不同资产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情况,求出最优资产组合,也就是风险相等的条件下收益最高的资产组合,或者是收益相等的条件下风险最小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理论主要采用“均值一方差分析”法(Mean-VarianceApproach),即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由每一种资产预期收益的加权平均表示;资产组合的风险由预期收益的方差或标准差表示。因此,这有可能使整个资产的风险小于其中每种个别资产的风险。其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四步:第一步是确定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资产对象;第二步是对欲选择的资产前景进行分析,并估计所有资产的收益率、方差和协方差;第三步是确定有效边界,即利用估计出的预期收益率、方差和协方差来确定构成有效边界的有效资产组合的组成部分和位置;第四步是找出最优资产组合,即无差异曲线与有效边界的切点。
求解有效边界的方法主要有风险极小法、收益极大法和二次规划法。由于风险极小法和收益极大法不能解决对投资比例的限制,因为用这两种方法求出的最优投资组合可能会出现负值,其在投资学上的意义即指对该资产的卖空交易。但二次规划法的约束条件中可以包括不等式,因此,对于投资组合中某种或某几种资产的持有比例有所限制时,要用二次规划法才能解决问题。最终资产组和理论得出的二次规划数学模型,即:
其中,是资产组合收益率的极小标准差,代表风险;Xi、Xj为第i种和第j种货币在储备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重;为第i种和第j种储备货币收益率的协方差;Rp为该国外汇储备资产作为一个投资组合的整体预期收益率;Xi为i种货币的投资比例;Ri为i种货币的预期收益率。
(二)海勒――奈特模型
这一模型是出于海勒(Heller)和奈特(Knight)对资产组合理论应用与储备币种分配时产生的质疑,在他们合著的文章《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偏好》(Reserve-currencyPreferencesofCentralBanks)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使用外汇储备时,不但面临着汇率波动的风险,而且还存在交易成本问题。因此,在该模型中,决定储备币种结构问题的关键因素是一国的汇率安排和贸易与收支结构。
1.一国的汇率安排
前述的资产选择理论主张通过分散资产来实现目标,而海勒和奈特则主张强调中央银行的“干预汇率动机”在决定成本币种选择时的重要意义。在不同的汇率安排下,各国所持有的成本币种分配会呈现差异。首先,对于钉住单一货币的汇率安排,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以所钉住货币持有外汇储备,从而消除考虑汇率波动风险。其次,对于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安排,要降低汇率风险,则需按照篮子货币的权数分配其外汇储备的不同币种持有额。最后,对于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要降低汇率风险,则需要按照某种有效性汇率指数(如进口权数)对其外汇储备进行资产组合。
2.贸易与收支结构
在国际收支中,贸易收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贸易收支结构是国际收支机构的一个重要的缩影。外汇储备作为平衡国际收支的资产,其币种结构必然与贸易收支的来源及币种结构有密切联系,这样才能对国际支付不产生影响,才不会因为储备货币的频繁交换产生太大的交易成本。海勒认为,一国持有储备货币与该国同储备货币国家的贸易变量呈正比变化。海勒和奈特两人在其论文中建立了反映汇率安排和贸易结构的计量模型,并回归出了基本结果。其他一些因素如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一国的GNP水平等等,都可能影响该国的储备管理政策。但海勒和奈特在回归分析中发现,这些因素与币种分配的相关都几乎为零,所以舍弃不用。
(三)杜利模型
杜利(Michael.P.Dooley)同海勒和奈特一样,认为在决定外汇储备币种分配时,职能实现过程的交易成本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外汇资产风险和收益率的考虑。他认为,在一国持有的储备中,持有某一种外汇资产是由贸易流量、外债支付流量和汇率安排共同影响的结果。[1]他摈弃了“均值一方差分析”的资产组合理论,而采用回归分析法建立了计算统计模型。
杜利模型的回归方程式如下:
此回归方程的右边分为五大项,第一项为常数项,第二项反映了贸易流量对外汇储备币种分配的影响,第三项反映了外债支付对外汇储备币种分配的影响,第四项反映了汇率安排对外汇储备币种分配的影响,第五项为误差项。杜利模型表明在一国持有的储备中,持有某种外币资产是由贸易流量,外币支付流量和汇率安排共同影响的结果。由于模型加进了对发展中国家外债状况的考虑,因而比海勒――奈特模型更为完善。在进行回归运算时,杜利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不同特点,分别进行了回归,使模型的应用性大大增强。杜利模型是目前较为完善的储备币种决定模型。
二、国内外实证研究综述
基于以上分析方法,国内外学者对外汇储备币种结构进行了研究。
(一)国外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
早期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研究主要是沿用传统的Markowitz资产组合模型,将外汇储备资产看作财富的贮藏手段,中央银行作为投资者,通过资产分散化,尽可能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实现组合资产价值最大化。Ben-Bassat(1980)就利用这种方法估算出了以色列的最优储备结构。
Dooley(1987)认为,资产组合框架主要适用于分析官方的净国外资产,而不适用于总的外汇储备,并用93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主要受交易动机影响。Dooly,Lizondo和Mathieson(1989)用1976-1985期间58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数据估计了交易动机模型,进一步发现:(1)外汇储备币种结构主要受所盯住的货币、主要贸易伙伴和外债结构影响;(2)交易动机在各国外汇储备币种管理中所占的重要程度是不同的。Roger(1993)研究发现,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变化主要与外汇市场公开市场干预有关,而不是资产组合的结果。
Eichengreen(1998)利用数据实证分析了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际贸易相对规模对全球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影响,发现长期内这种影响确实存在,但短期内则不存在。Eichengreen和Mathieson(2000)进一步验证了一国的贸易对象、外债结构、汇率安排、资本账户开放和储备货币之间的利差对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影响,发现各国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具有历史延续性,所有影响因素只能渐进地发生作用。他们通过对1971年到1995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每当一国的对外贸易增长一个百分点,其对外汇储备的贡献度为0.5个百分点。
随着汇率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及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增加,如何在满足流动性和清偿力要求后增加外汇储备的收益性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Srichander(1999)采用模糊决策理论论证了决策外汇储备币种的方法。Elias、Richard、Gregorios(2006)采用动态均值方差模型得出了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的外汇储备的最优币种结构。
(二)国内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
我国学者对外汇储备币种的研究主要是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角度入手的。
1.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定性分析
在定性研究中我国学者主要依据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从汇率制度、贸易和国际收支结构、外债结构等角度对外汇储备币种进行选择。
金艳平与唐国兴分别赋予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外债结构、储备货币国际地位和收益率因素一个权重,估算出我国外汇储备比较合理的币种结构为:美元55%-65%;日元20%-25%;德国马克10%-15%;英镑和法国法郎各自5%左右。[2]
宋铁波、陈建国在综合考虑我国的贸易结构、外债结构以及储备货币的风险收益和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具体情况后,引用SrichanderRamaswamy在其论文中的研究及借用SDR篮子货币的币种组合,计算出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组合比例情况。提出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组合为:美元(58%-63%)、日元(13%-18%)、欧元(13%-18%)、英镑等其他货币(5%-10%)。[3]
朱箴元认为外汇储备的货币结构应当因国而异;由于各国对外支付和储备货币汇率都处于不断变动中,外汇储备的结构应是经营的结果,而不应是事先设定的目标。[4]
张文政、许婕颖介绍了海勒――奈特模型与杜利模型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权重选择中的应用。在海勒――奈特模型与杜利模型中关于一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选择中,作者分别考虑了贸易结构、外债结构、汇率制度以及各国货币的地位等因素对外汇储备选择的影响。[5]指出我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组合为:美元(63%)、日元(15%)、欧元(20%)、其他货币(2%)。
2.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定量分析
在定量分析中我国学者主要是应用Markowitz期望方差模型的思想,建立一个非线性数学模型来确定外汇储备的最佳币种结构。分析的思路是运用资产组合理论,从数量上讨论以风险最小为目标的外汇储备最优结构,利用国际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的若干数据,来说明具体计算的方法和分析相应的不同币种收益率与各国经济相关度对结果的影响。
易江、李楚霖将资产组合风险最小化的理论应用于外汇储备安全增值问题的研究,在允许卖空和不允许卖空两种情景下导出实现外汇储备最优组合的方法,并利用实际数据进行了分析。[6]
陈建国、谭戈运用均值―方差方法推导了储备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然后通过求得反映货币当局偏好的经验函数,确定了使得效用最大化的储备资产结构。[7]
马杰、任若恩、沈沛龙尝试采用Markowitz的证券组合理论的思想,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把外汇储备整体看成一个证券组合,通过分析这个证券组合的最优资产配置比例来确定一国外汇储备资产的构成。[8]
朱淑珍利用Markowitz的组合投资理论,以美元为基准,考察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货币的风险收益情况,分析了中国的外汇储备的风险有效边界曲线,同时给出了理论上最优的外汇储备结构的调整建议。[9]
三、对现有理论的评析
传统外汇储备结构选择的三大理论,即资产组合理论(均值――方差分析)、海勒――奈特模型和杜利模型。这三个模型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外汇储备货币结构选择进行了分析,其中资产组合理论强调了资产中收益与风险在安排外汇储备货币结构中的作用,海勒――奈特模型强调了贸易收支在决定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作用。杜利模型在海勒模型的基础上,将影响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因素扩大为贸易流量、外债支付及汇率安排等三个因素。国外对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理沦基础,这有利于在辅以相关计量工具的前提下,对外汇储备结构的研究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发展。但是这些理论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对资产组合理论的评析
资产选择理论决定储备最佳币种分配的方法,从收益与风险的角度解释了目前储备货币多元化的现状。但根据目前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储备资产币种分配的资料显示,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完全按照资产选择理论的要求分配其外币币种份额,因为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管理机构,不是像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一样以投资获利为首要目的,他们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迅速方便而且有效地实现外汇储备的职能,其次才是如何降低风险和扩大盈利,这就是资产组合理论的内在缺陷。
(二)对海勒――奈特模型的评析
海勒――奈特模型从国际储备的特点和职能去研究各种储备货币的比例,讨论一国的汇率安排与贸易结构对储备币种分配的影响,比纯粹的运用资产组合理论的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该模型具有较为方便的操作性,但它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首先,由于该模型是一种回归模型,它是通过对以往的统计数据来确定模型中的各项参数,能够用来预测将来的惯性发展状况,但却不能解决外汇储备的币种应该怎样分配这一问题。所以海勒――奈特模型的重要性应在阐明汇率安排与一国的贸易收支结构决定储备币种分配的作用上,而非具体比例的选择上。
其次,该模型缺乏对外债这一因素的考察。保证支付外债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外汇储备的重要职能之一,因此外债结构是影响发展中国家储备币种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应把储备币种结构与外债结构有机结合起来,避免到期时的汇率风险和在外汇市场市场上换汇、购汇所带来的手续费等额外的费用。
最后,该模型仅仅从中央银行执行储备职能的偏好上进行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各种储备货币之间的收益率与风险,这正是资产选择理论所考虑的重点。但实际上,中央银行在持有外汇储备时,或多或少总要考虑其风险与收益的变化。
(三)对杜利模型的评析
杜利模型对现实的模拟只是一种近似的估计,一些解释变量的数据都是近似的数据,误差可能极大。比如,在计算贸易流量时,以进出口的地区贸易结构来反映各种外汇资产在贸易中所占份额,是不确切的。因为一国的进出口中的货币组合并不完全与贸易的国家结构相吻合。另外,由于是计算模型,模型不能确切的回答储备币种应该按什么比例分配这一规范性的问题,它只能说明“是什么”的问题,
四、今后的研究方向
国外学者对影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因素的研究,对基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币种结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国内的研究基于我国的具体情况,将传统的研究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模型应用到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研究中,这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面对我国目前高额外汇储备状况,在美元贬值背景下,对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今后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国外学者对研究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模型较少,目前还不能确定哪种模型对确定合理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最为有效。因此,国内学者对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研究的文献就相对较少,且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模型都比较单一,又因国家对币种结构相关方面的数据基本不予公开,数据的可得性较差,故得出的合理币种结构的参考价值较低。
对外汇储备结构的研究除了币种结构研究外,还需对资产的结构进行研究。但是,对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研究很少,当前定量的理论分析模型几乎没有,主要还是一些定性经验规则的阐述。从国际趋势看,对外汇储备结构的研究将会有两大倾向: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合理测算较为精确的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与资产结构,将会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对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研究很少,探寻测算效用最大化的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新方法将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领域。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面对目前高额外汇储备的情况,对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积淀。对币种结构的研究,在相关数据可获得性提高的基础上,运用合理的计量方法测算最优的外汇储备币种结构是今后的重要研究内容。因此,今后的研究应本着注重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探寻优化外汇储备结构的有效途径,并测算出合理的外汇储备资产结构和币种结构,对外汇储备结构管理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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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ReviewandProspectonTheoryofCurrencyStructureinForeignExchangeReserve
KONGLi-ping
(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Dalian116023,China)
Abstract:ThecompositionofourforeignexchangereservescentreuponU.S.dollars.ButwiththedepreciationofU.S.dollarsrecently,thevalueofourforeignexchangereserveshasdecreasedrapidly.Therefore,strengtheningmanagementofcurrencystructureisthemostimportantthinginthemanagementofforeignexchangereserves.Inthispaper,wehaveintroducedthethreetheoriesaboutcurrencystructureofforeignexchangereserves,includingtheoriesofportfoliomanagement,Heller-KnightmodelandDooleymodel.Thenweconcludedtheresearchesaboutcurrencystructureofforeignexchangereservescarriedoutbyscholarsathomeandabroadbasedonthetheories.Wealsopointedouttheshortcomingsofthetheories.Atlastweforecastedtheprospectsoftheresearchesin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