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例(12篇)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1篇1
［关键词］证券投资市盈率净现值动态市盈率
一、引言
证券投资是指投资者购买股票、债券、基金券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以获取红利、利息及资本利得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过程，是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以市盈率的高低来评价证券市场或股票的投资价值，是证券投资分析中重要的方法之一，尤其对长期战略投资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其收益通常是在投资若干年之后，对投资效益进行评价应该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这在投资经济学中被称为动态评价方法。净现值(NPV)是将投资项目在整个分析期内不同时间点上的净现金流量按基准收益率折算到基年的现金之和。净现值大于零，表明收益率超过基准收益率，项目可行；在多个项目进行比选时，净现值最大的项目，其收益率最高，在经济评价中是优先选择的项目。本文将这一方法应用到证券投资市场，提出了基于净现值法的动态市盈率(DPER)概念，建立了计算模型，可作为证券投资的评价指标。
二、静态市盈率概念及其局限性
1.静态市盈率
人们通常所说的市盈率即市价盈利比率（PER或P/E），是指证券市场价格指数（或证券价格）与其上年每股盈利的比值。根据使用对象不同，市盈率又可分为总体市盈率和股票市盈率。
（1）总体市盈率是用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和上市公司的即期总税后利润加权平均的比值，常用总市值与其即期总收益的加权平均。这一指标反映了证券市场总的“资本凭证价格比率”，可对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和所蕴藏风险作出适当的评价。
（2）股票市盈率是股票的市场价格与每股收益的比值。设股票上年的每股收益为E0，市场价格为P，则其静态市盈率为：
（1）
如果年平均每股盈利保持不变，把历年盈利全部用于派发股息，需要20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不考虑公司的成长性和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等因素），即可理解为静态投资回收期。这一指标表明了投资在多长时间内能收回成本，它是衡量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属于经济效益评价的静态评价指标，我们将其称为静态市盈率。市盈率越低，投资回收期越短，说明回报率越高，选择市盈率低的股票进行投资曾一度成为市场的共识。因此，静态市盈率是考察股票投资价值的重要指标。
2.静态市盈率的局限性
静态市盈率计算简单，使用方便。因此，它在证券市场上成为广大投资者使用最普遍的一个指标。但是，静态市盈率概念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由于市盈率概念的每股收益以上年实现的每股税后利润计算，采用的是历史数据，表明的是过去的事实；也有人提出以本年度预期的每股税后利润计算，但通常预测值与实际值有一定的误差，导致市盈率出现误差。
（2）静态市盈率的大小不能正确反映上市公司的发展情况。静态市盈率蕴涵着一个基本假设，即未来若干年内股票的每股收益不变，这是不可能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多数上市公司具有一定的成长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有些企业经营不善，甚至连续3年亏损被摘牌的上市公司也不乏其例。
（3）利率也是影响市盈率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市场利率高，储蓄将吸引大量的资金，必将影响证券市场，反之亦然。由于静态市盈率没有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从投资的角度看没有充分反映资金的使用效益，这就大大降低了投资分析的可靠性。
三、动态市盈率
1.净现值
净现值（NPV）是项目投资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值与投资成本之间的差值。在投资项目评价中，NPV≥0方案可行；NPV＜0方案不可行；净现值均＞0净现值最大的方案为最优方案。由于净现值指标反映了投资项目的获利能力，而且考虑了资金时间价值和全过程的净现金流量，体现了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统一，因此，净现值法是评价投资方案的一种科学方法。
2.动态市盈率
证券投资是狭义的投资，是通过购买有价证券获得收益的行为。对证券市场或股票，充分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建立在企业成长性基础上的投资回收期，我们称为动态市盈率(DPER)。
3.动态市盈率模型
为了计算动态市盈率，本文以股票为例，建立动态市盈率模型，求解模型即得动态市盈率。
（1）年增长率固定的动态市盈率。设股票基年的每股盈利，年平均增长率为，则第t年的预期盈利为，公司盈利的支付比率为，市场价格为P，市场利率为，静态市盈率，至第n年的收益之和的净现值为：
（2）
成熟的证券市场具有有效性，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市场价格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可以得到的信息，有效市场下证券价格是理性的，最终表现为对未来总收益的预期：，则得动态市盈率为：
（3）
（2）年增长率不同的动态市盈率。事实上，企业的成长性与企业所处发展时期有关。不同的发展时期有不同的增长率，设第t年的增长率为，收益为：，至第n年收益的净现值之和为：
（4）
从而有：
（5）
式中：P为股票市场价格；为股票基年的每股盈利；为第t年的增长率；为静态市盈率；为公司盈利支付比率；为市场利率；（5）式解出的n为包含资金的时间价值的动态市盈率。
（3）包含利率的动态市盈率。事实上，企业的净现金流量还与利率有关。设在未来年份各年的利率为，上市公司年增长率为，则有：
（6）
动态市盈率可由下式解出的n确定：
（7）
由于（7）式中的为未来年份的利率，对其进行准确预测是困难的，但该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四、实例分析
假设某股票基年收益E0=0.50元/股，市场价格为p=10元。
（1）静态市盈率为20（倍）。
（2）年增长率固定的动态市盈率。设公司的年平均增长率，设，按（3）式计算的动态市盈率结果如表1所示。
这表明，静态市盈率为20倍的股票，若年平均增长率为10％，其动态市盈率仅为13.9倍；若年平均增长率为20％，其动态市盈率仅为9.4倍；若年平均增长率为50％，其动态市盈率仅为5.5倍；若年平均增长率为100％，其动态市盈率仅为3.65倍。由此也可以解释，在证券市场上缺乏成长性的股票，即使其静态市盈率在20以下也常常无人问津；对于具有高成长性的绩优股，即使静态市盈率达到近百倍的股票，也常受到人们追捧。因此，追求成长性是证券投资的永恒主题。
（2）年增长率不同的动态市盈率。上市公司各年具有不同的成长性，比如发展的初期，前4年的年增长率不断递增，之后趋缓，不妨假设年增长率分别为：10％，20％，50％，50％，20％，10％，0，…，0。如果，可使用（5）式确定动态市盈率，如表2所示。
由表2的最后一行可知，至第9年的静态市盈率已达到20倍，因此动态市盈率仅为9倍。
五、结论
正确理解市盈率是分析证券投资市场和确定投资组合的基础。从投资的角度看，市盈率越小的股票投资价值越大，持股的风险越小，反之亦然。但人们发现，市场并没有按照这一原则行事，有时高市盈率的股票往往会成为市场追捧的热点，低市盈率的股票反而无人问津。这其中固然有些是市场过度投机因素所致，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是影响股票市盈率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市盈率与其成长性成反比，增长速度越快，动态市盈率应越低。动态市盈率揭示了企业业绩增长和发展的动态变化，比静态市盈率更具分析价值。
参考文献：
[1]杨海明，王燕：投资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投资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篇2
一、盈余管理概述
（一）盈余管理概念界定
盈余管理也称利润管理，是近来会计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一直存有诸多不同意见。权威的定义有美国会计学家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曾在著名的“盈余管理的评论”文章中提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该定义突出了盈余管理的出发点是私人利益的满足。美国会计学家斯可特（Scott，2000）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许可范围内，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使经营者自身效用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但该定义是狭义的，将盈余管理限定在公认会计原则的约束范围内，采取的方法仅包括会计政策选择。此外，美国前证监会主席莱维特（ArthurLevitt，1998）对盈余管理现象表示担忧，认为盈余管理已成为美国证券市场参与者之间违背市场原则的游戏，将给美国财务报告系统造成很坏的影响。管理当局滥用“巨额冲销”的方式来调整费用正在威胁着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将盈余管理与财务舞弊之间不易区分的地带称之为“灰色地带”。该定义是广义的盈余管理概念。本研究将盈余管理界定在狭义的盈余管理。
（二）盈余管理方法概述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的方法主要归类为以下几种：
第一，对会计原则的选择与运用。比如:（1）谨慎性原则的运用。即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不得多计资产或收益、少计负债或费用。(2)重要性原则的运用。重要性原则认为，对微不足道的项目则不值得对其进行精确计量和报告。企业可以运用会计职业判断中的重要性原则通过增加或减少认为不重要的会计数据来进行盈余管理。
第二，会计政策和方法的选用。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企业一般要处于盈余管理的角度，站在有利于企业管理当局的角度进行选择，但是会计政策一旦选用不得随意更改。
第三，会计估计的时点和数量以及关联方交易的判断也给盈余管理提供了空间。
实务界在具体操作中，往往结合管理层的意图和公司发展所处的客观环境，从做大盈余、均衡盈余、做小盈余以及除垢之中选择合适的盈余管理方式。
二、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
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根据国内外的各种表述，本文将会计职业判断定义为“具有会计专业技能知识和经验的会计人员，基于客观的、谨慎的、正直的态度，本着为会计信息使用者高度负责并为之提供高质量信息的职业精神，在会计职业标准的框架内或是会计职业标准制定机构的意思指引下，通过识别、计算、分析、比较或是咨询等方法，对不确定性的会计事项所做的裁决与断定的思维过程”。虽然盈余管理与会计职业判断都是对不确定性的会计事项所做的判断，但是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之间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第一，主体不同。盈余管理的主体是企业管理当局，而会计职业判断的主体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会计人员。
第二，目的不同。盈余管理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管理当局的私人利益，但受益者和利益表现非常复杂，通常有报酬计划、债务契约、政治成本三大动机，也有我国现阶段公开上市发行股票、配股、避免处罚、炒作股票等动机。而会计职业判断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如实反映经济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的实际影响，在做判断时，要保持客观中立。
第三，客体不同。盈余管理的客体有两类：一是公认会计原则、会计方法和会计估计；二是交易事项的规划和时点的选择。由于会计职业判断一般是在经济事项发生后进行，因此它只包括前类事项在内。即盈余管理研究将总体应计部分拆分为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非主观应计部分不需要用到太多的会计职业判断，而涉及到主观应计部分就需要会计人员谨慎合理地运用会计职业判断。
第四，研究目的不同。盈余管理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并对其进行解释，研究涉及一系列的管理和经济问题。会计职业判断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规律，目的在于帮助会计人员提高职业判断水平，减少判断偏误，以更好地为合法的盈余管理服务。
财政部在2006年2月实施新准则以来，我国的会计标准体系才真正实现了与国际趋同。施行的新准则给了我国会计实务工作者更大的职业判断空间，同时也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如公允价值的合理计价、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金融工具等都需要会计人员合理运用职业判断。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准则模式完全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模式”，会计职业判断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给会计人员对公司的盈余管理提供了更大的平台。
三、新准则下盈余管理空间研究
会计的不确定性是会计本身所固有的，它使得同一个企业的经济业务或经济事项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或由不同的会计师进行计量，会产生不一致的结果，这就给合法的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在会计标准的框架内，如果企业能够合理地运用会计职业判断进行合法的盈余管理，那么会计监管机构就会鼓励会计人员大胆地进行更多的判断，使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有所提高。反之，如果大部分企业都是出于不合法的盈余管理目的而滥用会计职业判断，那么会计监管机构势必会通过修订会计标准而缩减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以堵住企业管理当局运用会计职业判断进行盈余管理可钻的漏洞。因此，本文结合新准则中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的空间进行以下归纳：
（一）关于会计核算原则、核算条件及时间的判断
1.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1）会计核算原则的要求
①相关性。新准则第13条规定，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相关。对相关性的判断也就是要求企业出于经营决策需要的盈余管理存在。
②实质重于形式。这里要求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在具体准则中的运用。新准则中涉及到经济实质判断的有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中商业实质的判断、融资租赁的判断、债务重组中债务人做出实质性让步、金融资产控制权转移的判断、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的确定、合同的拆分与合并、资产或资产组的划分等等。
③重要性。新准则第17条规定企业的会计信息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至于“重要性的程度”，新准则没有规定，本文认为可以参照注册会计师审计的重要性的量度来判断。
④谨慎性。新准则第18条要求企业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这也是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客观要求。
（2）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各要素的确认
确认为资产或负债要求准确判断三项内容：“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带来企业经济利益流入或者流出的”。确认为收入或费用要求判断以下三项内容：“企业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或减少的”、“会导致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或流出”。
2.企业会计准则——具体准则
（1）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
①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确认和后续支出的确认。新准则规定，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的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租的建筑物，不包括自用或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②投资性房地产转换的确认条件：投资性房地产开始自用；作为存货的房地产开始出租；自用土地使用权停止自用，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自用建筑物停止自用改为出租；这里要求判断的是“时间问题”。
（2）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①无形资产的确认。新准则要求判断的是，无形资产是“没有实物形态的”和“可辨认性标准”，其中“可辨认性标准”要求判断“能够从企业中分离或划分出来用于出售等”或“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
②研究费用和开发费用的不同处理的确认。要进行开发阶段的费用资本化，必须判断是否符合“有技术可行性”、“有使用或出售意图”、“有市场或对企业有用”、“有能力支持完成开发或出售”、“支出能可靠计量”。五个条件要同时符合才能进行资本化。
（3）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关于资产和资产组的认定，以及总部资产的概念。资产和资产组的划分主要是判断“是否独立产生现金流量”，能独立产生现金流的归为一项资产。与其他资产一起产生现金流的，归为一个资产组。判断总部资产主要看其特征“难以脱离其他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独立的现金流，而且其账面价值难以归属于某一资产”。
（4）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租赁分类的判断。租赁分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要求会计人员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来判断“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在判断为“融资租赁”时尤其要谨慎，看是否符合准则所规定的条件（满足一条既可）：所有权转移；承租人拥有低价购买选择权（5%以下）；租赁期占使用寿命大部分（75%以上）；承租人最低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90%以上）；性质特殊，只有承租人可以使用。这为盈余管理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
（5）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会计人员应当比较金融资产转移前后未来现金流量净现值及时间分布的波动使其所面临的风险，判断是否已将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需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要求，通过计算来判断是否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在计算金融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净现值时，应当考虑所有合理、可能的现金流量波动，并采用适当的现行市场利率作为折现率。
（二）关于会计计量和核算方法的判断和选择
1.初始计量及核算方法的选择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明确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一般应当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2.后续计量及核算方法的选择
（1）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母公司对具有控制权的投资由权益法改为成本法，将大大减少母公司尤其是自身没有主营业务的控股型母公司的利润总额。这里要求会计人员判断的是“转换条件”是否满足。
（2）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选择，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必须能够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就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现状来看，企业的会计人员应当判断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来说有持续稳定的增势潜力，执行新准则将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利润增长。
（3）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
①固定资产后续计量。累计折旧计提的范围和方法要求会计人员作出合理判断；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也要求会计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合理判断。②预计弃置费用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其中预计“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也是会计人员判断的内容。
（4）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中需要区分，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企业会计人员应当在判断和复核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时，根据使用寿命是否有限来确定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方法和相应的摊销期。
（5）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分别采用公允价值和摊余成本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采用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摊余成本。
3.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在38项具体准则中涉及到公允价值计量的具体准则有17项之多，为了显示公允价值在新准则体系中的重要性，引起企业会计人员的重视，本文将公允价值从后续计量中分离出来。涉及到的具体会计准则有：存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非货币资产交换、资产减值、股份支付、债务重组、收入、建造合同、政府补助、企业合并、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金融资产转移、套期保值等17个。下面就从上面这些具体准则中选取几个重要的作分析。
（1）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
在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新准则要求企业在行权前的等待期间，以对可行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和资本公积；或者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成本或费用和相应的负债。这里要求判断的还有“最佳估计数”。在保证职工获得相等的对价的条件下，如果企业在以“权益结算”和以“现金结算”这两种支付方式中选择不同的方式，则可以记录不同的成本和费用。前一种方式下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量，这就给企业带来了盈余管理的空间。
（3）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新准则第5条规定，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新准则第6条规定，债务人将债务转为资本的，债务人应当将债权人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或者实收资本，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与股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重组债务账面价值与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4）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
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同时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对按照本准则规定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但以前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企业应当在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改按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与套期保值有关外，按下列规定处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4.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准备由《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进行规范。资产减值，是指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新准则中的资产，除了特别规定之外，包括单项资产和资产组。资产组，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企业会计人员要判断“资产和资产组”、“减值迹象”、“减值金额的估计”。
5.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由《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范。
①应当严格区分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②原来划分为会计政策的，只有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并且重要程度高时，才可以判断为会计政策变更等。
四、新会计准则下盈余管理的具体方法应用研究
（一）新会计准则关于会计确认方面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
1.投资性房地产转换的确认
在成本模式下的会计处理，是将房地产转换前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后的入账价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几乎没有。但在新准则下，投资性房地产一旦选用了公允价值核算模式，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就较大。按新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是不需要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的，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应当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进入当期损益，并且按账面价值计价后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企业的费用就会增加。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需要强调的是，运用投资性房地产转换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转换而调整收益，因为按新准则的要求，房地产转换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必须详细地在报表附注中披露，而是为了追求在公允价值模式下不需要计提折旧与成本模式状态下要计提折旧的区别来进行盈余管理。
2.关于资产和资产组的认定
研究资产和资产组的划分认定是为了能够合理地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适度的盈余管理。新准则规定，有迹象表明一项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应当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企业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应当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的可收回金额。企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时，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而按单项计提和按资产组计提的减值准备的数额显然不一样。也就是说，企业在购建或生产企业的资产时，就应当考虑未来几年内企业的盈余管理要朝什么方向努力。以盈余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为指导，合理地划分资产和资产组。
3.金融资产转移确认：主要风险和报酬、控制权转移的判断
新准则强调判断金融资产转移要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要看所出售的金融资产是否从实质上发生转移，全部转移的要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部分转移的就已转移的部分终止确认；转移部分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而判断金融资产是否发生实质性转移主要是看控制权是否转移，控制权转移的确认在复杂的金融资产转移交易过程中是关键之所在，需要会计人员进行合理的职业判断。企业会计人员在判断是否已放弃对所转移金融资产的控制时，应当注重转入方出售该金融资产的实际能力，从而合理地确定金融资产销售的公允价值以及所确认的利得或损失。需要强调的是，在国外的金融资产转让交易中，交易者通常会设计出复杂的金融合约结构，通过保留部分合约权利与义务来掩盖交易的真实意图或经济实质，从而造成会计确认界限的模糊，以此规避准则所管制的范围，来进行盈余管理。
4.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确定
合并财务报表的确定，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新准则在确定合并范围时不再强调重要性原则，无论是小规模的子公司还是经营业务性质特殊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范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确定留出的盈余管理的空间不仅限于此，更多的是在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安排，将原本应该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转换成不纳入合并报表核算的公司，或将本不应纳入合并报表的公司转换成应该纳入合并报表核算的子公司。根据子公司的盈利情况的不同，编制合并报表的总公司可以决定该“子公司”是去还是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要合理掌握时间，要做到编制合并报表时，这些“子公司”已经在新准则规定的范围内做好了去还是留的问题。
（二）新会计准则关于会计计量方面盈余管理的主要方法
1.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公允价值基本上已经完善化，大部分企业都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新准则下，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而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即入当期损益，将使费用减少，利润增加。为企业进行盈余提供了新的空间。
2.非货币资产交换中的公允价值
新准则规定，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一定的条件下，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入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产生的结果是，这一交换将产生利润，如果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与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差距大，则差额对当期损益的影响也大，对当期资产结构、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及净资产会产生很大影响。也就是说要在非货币资产交换中运用公允价值进行适度盈余管理操作，就必须根据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确定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3.债务重组中的公允价值
新准则对于实物抵债业务，引进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采用了公允价值以后，将产生的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进行债务重组将增加债务人的利润。一些无力清偿债务的公司，一旦获得债务重组，其重组收益可以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表中。
4.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的公允价值
新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方在购买日对作为企业合并对价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根据企业会计制度，按账面价值进行计量不产生损益。在新准则下，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由于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很可能产生商誉，而商誉按照资产减值准备的规定，期末进行减值测试，不允许摊销，这样的做法可使企业的资产增加。但是，我国目前仍未对商誉的会计处理专门的具体准则，也就是说，在商誉会计处理这个点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盈余管理空间的。
（三）新会计准则关于会计政策选择中的盈余管理
1.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选择
新准则规定①能够控制——成本法；②共同控制、重大影响——权益法；③不具有共同控制、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成本法。权益法核算的有关规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这里要求会计人员作出职业判断的是：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概念。基于盈余管理的角度，这里就要求会计人员在判断对其他企业是否就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应该联系每种状态下所要运用的核算方法。一般来说，把其他的关联企业转换成符合权益法核算状态下为宜，因为权益法核算可以按照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计价，存在较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需要看企业进行适度盈余管理的方向，是做大还是做小，以此来决定对联营企业采用的核算方法。但是实务操作中，也不能仅仅只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来考虑，要决定对联营企业是应该控制、共同控制还是有重大影响，一般还要考虑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战略等。
2.投资性房地产等后续计量模式的选择
投资性房地产可以采用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两种。但是，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①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②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要强调的是，凡是涉及到在成本模式与公允价值模式选择、账面价值计价模式和公允价值计价模式选择时，一般来说企业会计人员应会同企业的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为实施或选择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创造条件，因为公允价值模式相对于成本模式给会计人员留下了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间。
（四）新会计准则关于会计估计方面的盈余管理
1.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
新准则明确可收回金额的确认包括公允价值扣减处置费用后的净值及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两种方法；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分别从现金流量、使用寿命和折现率三个角度对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规定，强调企业在预算或者预测基础上的预计现金流量，折现率采用能反映当前活跃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而且是企业购置或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采用第一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由于涉及到公允价值，可以在公允价值运用的范畴内进行盈余管理操作。而第二种方法中，要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对于我国的企业的大部分会计人员来说，要做出准确的预计难度较大，但也是企业可以进行适度盈余管理的空间。
2.按实际利率法摊销的估计数确定
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是新准则的又一亮点。涉及到的具体准则有：①借款费用中涉及折价或溢价的摊销；②融资租赁下，为确认融资费用、收益才用实际利率法进行分摊；③采用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摊余成本。在按实际利率法摊销时，决定摊销额的有市场利率和摊销期限两个因素，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摊销期限越长，前期的摊销金额越少；摊销期限越短，前期的摊销金额越大。我们企业的会计人员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适度的盈余管理的操作。但是要注意，由于实务中碰到的问题会千变万化，顾及到盈余管理的问题而去规划摊销期限，有的时候会得不偿失。这就要求企业会计人员权衡各方面利弊，最后选择最有利于企业的做法。
五、研究结论
由于新准则的实施加大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理所当然也就加大了企业进行适度盈余管理的空间。但是新准则从很多方面来讲也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改变了企业进行适度盈余管理的模式。在施行新准则以后，要求企业的会计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一起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研究掌握新准则尚未明确指出或者模棱两可的地方，往往新准则最薄弱的地方也是我们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最好的地方。企业在这方面要对会计人员加强培训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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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盈余管理绩效评估公司管理
目前，对于盈余管理概念的界定，虽然会计研究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两类学说较为大众所接受：
一类是，美国会计学家斯科特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
另一类是，美国会计学家凯瑟琳·雪珀指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
笔者认为，盈余管理是在公认的会计原则范围内，通过对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会计估计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以在证券市场、银行信贷、税收缴纳、报酬激励等方面寻求有利于己或有利于服务企业的财务结果。盈余管理活动并不会对企业的实际盈余带来过分影响。
1盈余管理产生的动因和条件
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大股东并不实际投身于企业的具体管理事物中，公司各项事务的管理由总经理、部门经理和其他高级主管组成的企业管理层负责。而由此建立起来的“委托—”关系将会产生“道德风险”、“信任危机”等问题。公司股东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公司管理层追求自身薪酬和发展机会的最大化。企业股东和管理层追求目标的差异是产生盈余管理的根本原因。
现行会计所采用的原则与方法是产生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首先，会计准则中权责发生制的固有缺陷为盈余管理的开展提供了机会。在权责发生制下，经济实体发生的交易与其他事项的确认并不是以实际收入或付出现金为准，而是以产生的财务结果在不同期间加以记录。所以，在权责发生制下，会计人员采用预提、待摊、递延等方法，将各期间收入与费用、收益与损失配比，以反映经济实体在某一期间内的业务。其次，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和滞后性也为盈余管理的实施提供漏洞。会计本身即为一项“主观见于客观”的活动，再加上，新经济业务的不断出现，这都使得条文性的会计准则未能及时对经济业务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使得许多会计项目的确认、披露和计量存在准则滞后的现象。
现代会计学家在大量的研究分析后指出，契约摩擦和沟通摩擦是盈余管理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契约摩擦是指契约的不完备性使得已制定的契约会与现实需要之间产生的矛盾；沟通摩擦是指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使得两者间沟通受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为了实现自身对利益的追求，会将对自己不利的部分信息隐藏甚至修改，通过操纵利润，尤其是净利润，以便实现自身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当然，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白热化，来自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生存压力也会迫使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粉饰报表或者操纵目标数字来实现盈余部分的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司高层可以轻松实现计划内的“盈余管理”。
公司管理层掌握着企业经营的各项指标和重要数据，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管理层与股东间的沟通障碍，使得管理层有相当大的权力和自由度来选择与股东沟通的信息，管理层的私人信息或者某些企业信息会由于管理层的认为选择而很难为股东所知，进而不利于股东对公司的了解和控制，影响公司战略的制定。因此，信息不对称也是盈余管理产生的重要条件。
因此，由于外部会计准则、权责发生制等因素的制约，内部管理层与股东间的目标不一致、契约摩擦、沟通摩擦和信息不对称，使得盈余管理在现实中很难消除。不过适度的盈余管理是一个企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学者必须辩证地看待盈余管理，正确地认识盈余管理。
2盈余管理的积极与消极作用
虽然盈余管理从某种意义上体现的负面影响较为明显，但其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对于企业和投资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也是意义重大的。
首先，大量的企业内部信息由公司管理层掌控，当企业管理层以报告的形式将这一类复杂又专业的信息传达给股东和其他投资者的时候，其成本往往较高。但是，通过盈余管理中“利润均衡化”的方法，即可将原本无法传递的一类内部信息传递给投资人，由此可以带动投资者减轻资本市场激烈波动给决策行为带来的影响。除此以外，有效的盈余管理模式对于公司相关利益者的心理波动有积极的作用。一些投资人或供应商由于对公司经营结果的波动反映激烈，有效且必要的盈余管理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心理波动而产生的对公司自身利益的潜在巨大影响。
再次，企业所处的经营环境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使得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契约具有不完全性和刚性。根据有效契约理论，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行为可以灵活有效地处理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从而降低契约成本，增加企业价值。
盈余管理是社会发展中在资本市场里的会普遍存在的一般现象，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制体系和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其产生的消极作用在现代企业中也有广泛显现。
首当其冲，盈余管理会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当盈余管理走得太远，企业管理层极力粉饰和掩盖真实的财务信息、甚至产生不当盈余管理问题时，投资者对于收益质量的感觉将大打折扣，使得企业市场价值下降。同时，有关研究表明，投资者对盈余管理后期转回的失望将可能产生股票业绩下滑的消极作用。
另外，降低企业盈余信息的相关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企业管理层的不当盈余管理行为，使得盈余信息变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从而会使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和可用性大大降低。
同时，盈余管理不利于企业决策及资源利用。企业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将不真实的会计信息传递给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这将误导其做出错误和无效的决策及战略，进而损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影响企业资源配置，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3不当盈余管理行为控制
目前，相关学者指出，盈余管理模式可分为管理层自利型、制度诱发型和组织目标型。管理层自利型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从而做出不利于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结果，这类盈余管理行为动机狭隘，具有一定欺骗性，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制度诱发型盈余管理行为，是由于制度本身缺陷而导致的管理层不当盈余管理行为结果；组织目标型盈余管理行为是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除了依靠会计信息选择而改变财务报告结果外，也会选择利用决策变化、交易十点选择等方法来达成目标。
因此，在控制管理层不当盈余管理行为时，要适度使用组织目标型盈余管理行为，实现企业价值。而针对制度诱发型盈余管理行为，则需要企业外部组织机构：
①制定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加快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
②增强对会计信息及盈余管理的外部监控，加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审计。
③加强市场管理力度，对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不当盈余管理行为严厉处罚。
管理层自利型盈余管理行为是目前最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最容易为企业自身所控制和监管的行为，所以，加快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建设、改进公司管理层绩效评估方式，是治理不当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环节。
4基于企业盈余管理治理对策的管理层绩效评估制度探究
4.1当前企业管理层绩效评估方式弊端
加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的核心在于，加强对管理层的绩效评估。而目前，我国企业对公司管理层的绩效评价及行为监管存在着诸多问题：
①评价指标单一。用单一的投资回报率、利润等财务指标对管理层进行考核，引起企业管理层片面追求自身利益和短期收益的最大化，故而蓄意粉饰财务报表，忽视企业长期利益。
②片面地使用纵向财务指标对比，缺乏横向考评。目前的考评，多以企业本期财务水平较之期初水平的差额来衡量管理层业绩，易使管理层运用盈余管理手段粉饰本期业绩，压低评价基数。
③对评价结果重视不足。多数企业的评价结果没有与奖惩和职位升迁挂钩，即使挂钩，由于奖励和惩戒的力度失效，不能够使评估结果充分发挥其原本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因此，与评价结果直接挂钩且奖惩力度直接有效的内部管理结构和体制急待完善。
④评价缺乏长远性。相比于日本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经营历年而言，我国企业的发展模式在高管任期内呈现出典型的“短、平、快”情况。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由于缺乏安全感和对服务企业薄弱的情感寄托，往往不过分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企业高管在盈余管理的执行过程中一般为表现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偏向大过对企业整体利益的倾向。尤其在企业高管自身利益和企业利益发生冲突时，由于评价指标的脆弱和惩罚体系的不完善，往往会导致企业高管通过牺牲企业利益而换取个人利益的局面。
4.2改善企业绩效评价的措施
企业经营者绩效评估构架模型中应该综合考虑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同时也应该关注除利润等财务指标外的多因素考核。
盈余管理中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管不力等问题的解决，要求企业经营者的绩效评估体系需要有新的视野和角度，改善的举措有：
①为避免单一考量利润等财务指标而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企业应引入经济增加值（EconomicValueAdded,EVA）指标，综合考虑企业管理层创造的实际价值、所应用资产量的大小及使用该资本的成本。
经济增加值（EconomicValueAdded,EVA），是指一定时期的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扣除全部资金成本后的余额，用于衡量企业财富的增加量。其公式为：
EVAt=Et-r*Ct-1
EVAt为公司在第t时间阶段内创造的经济增加值大小，Et为公司在t时间阶段内使用该资产获得的实际收益，r为单位该资产使用成本，Ct-1为t时间阶段初使用的资产净值。
建立在EVA模型基础上的管理者绩效评价体系考虑了权益成本，能减少传统会计指标对经济效率的扭曲，避免了不当盈余管理行为。能够真正反映出企业的经营业绩，避免了会计信息的失真。
②建立有效的长期和短期相结合的管理业务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体系是指由表征评价对象各方面特性及其相互联系的多个指标,所构成的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
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之前，需进行岗位评价，其目的是界定工作本身的要求。岗位评价一般包括四要素原则：即工作责任，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每个要素中划分为若干项目。例如，对管理业务进行评价，对管理人员的工作责任，劳动技能、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进行具体说明，以明确管理人员的职责等。
选择评价指标与测量方法。采用经济增加值、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值等作为核心指标，管理监督会议召开次数、部门工作计划按时完成率、核心员工保有率、员工流失率、员工流动率、员工满意度等等其他指标。
③改革以固定工资为主体的管理层报酬制度。薪酬有五种主要依据，相应地形成当前的五种主流薪酬模式：基于岗位的薪酬模式、基于绩效的薪酬模式、基于技能的薪酬模式、基于市场的薪酬模式、基于年功的薪酬模式。
管理层报酬制度属于基于岗位的薪酬模式。基于岗位的薪酬模式，顾名思义，是以岗位的价值作为支付工资的基础和依据，在岗位价值基础上构建的支付薪酬的方法和依据，即在确定员工的基本工资时，首先对岗位本身的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然后再根据评价结果赋予承担这一岗位工作的人与该岗位价值相当的基本工资。通俗地讲就是在什么岗，拿什么钱。对岗不对人，对于员工而言，岗位更为客观、稳定。
明茨伯格认为，管理人员应当扮演三个方面的角色：人际关系营造者、信息传递者和决策制定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管理层大多会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共性，即对组织的承诺、行为取向和对权利的需求。这种种特殊性决定了管理层报酬制度的特殊性。
与其他职位类似，管理人员的报酬制度主要也同样由固定工资、奖金和福利三部分构成。增加决定定报酬的因素能增加盈余管理行为开展的困难和复杂程度。通常，管理者的报酬由工资、奖金、业绩计划和股票期权计划组成。其中，工资为无风险报酬，奖金、业绩计划和股票期权计划为风险报酬，风险报酬对管理层具有激励和约束作用，如果管理层的报酬中增加了此三项风险报酬，那么管理层开展盈余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将会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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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丽莉，王秀丽.《盈余管理与管理层薪酬间关系的研究述评》，《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盈余波动权益资本成本盈余质量应计波动
一、引言
盈余波动性是会计盈余质量重要维度之一，也是企业经营和财务风险的外在表现方式之一。在评价企业绩效中，忽略盈余风险的评价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客观的。然而在已有公司治理效应的研究中，对稳定公司盈余方面的研究甚少。研究表明公司的董事会规模越大，公司盈余相对越稳定，盈余波动性越不明显的（Chenget.al，2008），而相对于一股独大的治理结构而言，股权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能有效降低公司盈余的波动性（李琳等，2009）。公司治理能体现在稳定盈余波动的效应层面，那么盈余波动对公司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呢？尽管已有研究也表明公司现金流和盈余的波动都会降低投资者所持股票的价值（Allayanniset.al，2003；周敏，2009），公司盈余波动性可能会对公司未来融资成本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盈余波动性会提高企业未来破产风险（Truemanet.al，1988）。但是对研究盈余波动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不多，特别是对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资本市场国家的经验研究就更少了。本文研究的立意就在于研究中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盈余波动以及盈余波动组成中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我国的资本市场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无论是上市公司的数量还是股市市值，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对于盈余波动性的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甚少。本文系从盈余波动入手，结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进行计量，运用盈余波动性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经验模型。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文献Francis等（2005）研究了外部投资者能否对应计质量进行定价，结果发现差的应计质量与大的债务资本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是相关的，作者还将应计质量分为固有应计和任意应计，发现固有应计与资本成本的关系更为显著，研究中同时还发现应计利润中的风险波动性越高，则公司的资本成本就越高，外部投资者所要求最低报酬率也就越高。Lang（1991）发现企业会计盈余波动性越大，其盈余反应系数也就越低。Teoh等（1993）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与降低资本成本、信息不对称和风险相关。Botosan（1997）以美国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则其股权融资成本就越低（Botosan等，2002）。汪炜和蒋高峰（2004）选用了沪市2002年前上市公司的样本，在控制公司规模效益和财务风险的情形下，研究发现提高公司信息披露水平，可以有助于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曾颖和陆正飞（2006）选用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其股权融资成本较低。Howatt等（2009）认为股利政策能传递出企业的盈余波动的风险，也就意味着企业的盈余波动在未来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Allayannis等（2003）研究发现盈余波动和现金流波动与投资者对企业的价值评估呈负向关系，经验数据表明盈余的变化会引起企业价值的变化，而盈余波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主要源于现金流波动。盈余中应计项目与现金流的波动性对盈余预测有着不同的信息含量，而已有对现金流波动的研究也很少从预测的角度进行分析，其大都从资本成本与企业价值的角度研究现金流波动。但会计盈余的波动性相对于现金流的波动性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更具有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Barnes（2001）研究发现企业盈余波动性与市场账面比值呈显著地负向关系。Brennan等（1991）等发现分析家们在选择分析对象时，会极力避开盈余波动大的公司，因为盈余波动性也降低了企业的市场价值。Trueman等（1988）认为公司盈余波动性可能会对公司未来融资成本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盈余波动性会提高企业未来破产风险。Froot等（1993）认为公司平稳现金流量，降低了公司对外部高成本融资的依赖，从而能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Minton等（1999）研究发现现金流波动性与资本性投资支出、研发支出、广告费用等呈显著负相关，发现在外部融资成本高的企业现金波动投资敏感系数较大，同时也发现盈余和现金流的波动成本较高，与外源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
（二）国内文献陈冬华和沈永建（2009）认为公司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司经营和财务活动产生的风险的影响，企业业绩波动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和经营成本的内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来源于企业必须的财务支付，如因债务融资而带来的利息以及职工工资等。周敏等（2009）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研究也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波动性与企业价值负相关，而盈余波动与企业价值无固定关系，但没进一步深入研究其原因是否由于应计现象引起的（Sloan，1996）。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从已有的研究中可见，高质量的盈余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而盈余波动不仅是盈余质量的指标之一，而且盈余波动本身也是企业经营风险的外在表现，它的高低一定程度体现了企业未来的经营和财务风险的高低，从而会影响外部投资者的风险评价和风险溢价要求，最终反映在权益资产成本的高低上。为此，本文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企业盈余波动性会影响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
（二）变量定义本文采用CAPM方法来计算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其计算公式为:权益资本成本率=无风险收益率+β×（市场年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其中，无风险收益率为无风险利息收益率；β为上市公司的综合市场风险系数;市场收益率为2003年至2006年间考虑现金股利再投资的综合月平均市场收益率乘以12。为满足研究设计的要求，本文选用了一些替代变量：盈余（ROAs）为总资产收益率即企业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年初与年末总资产的平均值）。为了进一步研究盈余组成部分的现金流和应计波动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本文还提取了现金流与应计项目的波动指标，现金流（CFOs）为经营现金流量企业经营现金净流量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年初与年末总资产的平均值）；应计项目（Accruals）为企业收益与经营现金流的差额（Dichevetal.，2009）；盈余波动性（Vol（ROAs））是通过样本观察期前5年的总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来替代；其他波动性的指标（Vol（CFOs）、Vol（Accruals））亦采用标准差来代替。
（三）模型建立Gebhardt等（2004）使用行业特性、账面市值比、预测长期增长率以及分析师盈余预测差异解释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发现上述四个变量能在60%的程度上解释权益资本成本的差异。同样叶康涛、陆正飞（2004）研究也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受到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账面市值比、行业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企业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越接近或已经进入成熟期，其承担风险能力就越大，外部投资者所需承担的风险就越低，权益成本越低。企业账面市值比越大，即市场对企业评估值越低，可能企业被市场所低估，权益成本将越高。企业负债率越高，企业破产风险越大，外部投资者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就越高，权益成本就越高。同样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其不确定因素越多，所将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外部投资者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权益成本也就越高。为此本文将研究模型设定为：Re=β0+β1SD_ROA+β2Size+β3B/M+β4LEV+β5Growth+ε（1）
其中，Re为权益融资成本，SD_ROA为盈余的波动性，Size企业的规模，B/M为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值，LEV企业资产负债率，即资本结构，Growth企业的成长率，主营业务年增长率。
（四）样本选取本文选用2003年至2006年在A股上市公司样本2，455个。其中已剔除发行B股以及观察期前7年中数据缺失的样本。每个样本包括观察年在内共需8年数据，前三年为上市初三年，可能存在上市盈余管理的问题，为了避免对盈余的影响均滞后三年，取后五年的盈余计算盈余波动。其中获得2003年440个样本，2004年632个样本，2005年656个样本，2006年727个样本。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为研究样本的初步分析列表，从统计指标可见，所选样本通过进行Winsor处理后，分布较为均匀，适合进行回归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表2）为研究样本的变量间相关系数列表。从（表2）可见，权益成本（Re）与盈余波动性（SD_ROA）和应计波动性（SD_AQ）之间存在正的相关系数，而且相关系数的可信度均超过99%，即说明本文的假设在单变量间的检验是成立的。而在（表2）列示的账面市值比（B/Ma、B/Mb）、企业规模（Size）和资产负债率（LEV）均与理论推导的符号不符，但是这还并能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即为（表2）所示的情形，还需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得到的证据才更可信。（表2）中所列研究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5以下，初步可以认定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但具体还需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
（三）回归分析（表3）为盈余波动性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回归分析表，从（表3）可见，盈余波动性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之间存在显著地正向关系，即企业盈余波动性越大其外部权益资本成本就越高。为更为客观的获得经验证据，本还对模型变量进行了局部变动，首先将行业因素加入模型中，Model（3）和Model（6）显示的结果表明行业因素的控制并没有影响盈余波动性对权益成本的正向关系并没受到影响，其次将其中B/Ma（是用净资产表示非流通股）变换为B/Mb（是用股价表示非流通股），Model（4）―Model（6）显示的结果表明，同样盈余波动性对权益成本的正向关系也没受到影响。本文为了检验模型是否违背共线性、序列相关性以及异方差性，而影响输出结果的准确性，还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其检验结果VIF均小于2，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而（表3）显示DW值也均在2的左右，也不不存在自相关性，为了检验异方差性，本文进行了异方差调整检验Model（2）和Model（4），结果显示异常差性也并没有影响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但控制变量中与相关系数表的结果一样，存在与本文假设推导有偏差。其中账面市值比（B/Ma、B/Mb）越高，则股权成本越低，而企业规模越大，股权成本反而越高。这样结果与叶康涛和陆正飞（2004）的研究结果相同。其可能的解释为：市场并非低估账面市值比高企业的股票价值，而是有可能高估了这些企业的股票价值，即表示账面市值比高的企业其风险较低，此外，可能我国股市还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小盘股效应”，即股民较热衷于小盘股，从而导致大企业的股票价格被低估。会计盈余是可以分为现金盈余与应计盈余，而现金盈余与应计盈余有着不同信息含量和持续性（Sloan，1996）。为了进一步研究盈余波动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原因，本文对现金波动性和应计波动性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运用模型（1）进行了回归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见，现金流波动性对权益资本成本并没有存在显著地关系，而应计波动在控制行业因素下对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显著地正向关系。可见盈余中应计项目的质量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是相关的（Francis，2005），即盈余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计质量的高低。这也符合“应计现象”的解释，即应计项目的持续性会低于现金流的持续性，盈余波动性取决于应计项目的波动性。同样对（表4）所列的结果也检验模型是否违背共线性、序列相关性以及异方差性。结果与表3中的结果相同，同时控制变量的情况也与（表3）相同。
五、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盈余质量维度中盈余波动性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盈余波动会影响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即企业的盈余波动性越大，其权益资本成本就越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控制了行业因素的情形下，应计项目的波动性也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企业盈余中应计项目波动性越大，权益资本成本越高，而没有证据表明现金流波动会影响到权益资本成本。这样的结论与Sloan（1996）提出的“应计现象”中现金流的持续性高于应计项目的持续性，即外部投资可能更会关注应计项目的质量。而在其他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中，本文还发现账面市值比（B/Ma、B/Mb）越高，则股权成本越低，而企业规模越大，股权成本反而越高，其可能的解释为：市场并非低估账面市值比高企业的股票价值，而是有可能高估了这些企业的股票价值，即表示账面市值比高的企业其风险较低，此外，可能我国股市还仍存在较为严重的“小盘股效应”，即股民较热衷于小盘股，从而导致大企业的股票价格被低估（叶康涛和陆正飞，2004）。尽管本文在理论和经验证据两个方面证明了盈余波动性对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但是经验研究在权益资本成本本身的计量上存在的分歧较大，而且数据资料的限制使得更好的计量方法很难实现。为此，这将是今后研究权益资本成本的重点。此外，出于文章研究目的的考虑，本文尚未对应计再细分研究，或许从可操纵应计和非可操纵应计能得到更深入的研究结论，这也是今后可研究的内容。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社会责任会计体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7087211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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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篇5
盈余管理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另一种是真实盈余管理方式。
（一）应计盈余管理方式
应计盈余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这种方式来实现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是通过利用资产减值准备、发出存货计价方法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来进行盈余调节。
1.利用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计入当期损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或者增加利润，所以很多上市公司会选择利用计提减值准备这一方法来对本公司的利润进行管理。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目前有十三项资产可以计提减值准备，虽然其中有些资产一经计提就不再转回，但是大多数资产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是可以转回的，例如存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消耗性生物资产、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未担保余值、金融资产等。因此，很多上市公司可以利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对公司的盈余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
2.利用发出存货计价方法
现在很多公司在通过改变存货的计价方法来调整盈余。如果原材料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不断上涨，如果采用先进先出法，那么结转的成本与加权平均法相比较低，所以当期的经营利润就会高；然而，如果采用加权平均法，当期的经营利润就会比较低。如果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下降，则采用先进先出法下成本就比较高，利润就较低。
3.利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公允价值通常指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所确定的价格。但是，我国目前由于对公允价值计价的监管不严格，并且公允价值评价体制不完善，造成很多公司滥用公允价值。公司进行非货币易时，公允价值和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因此，很多公司利用这一点进行盈余管理。
（二）真实盈余管理方式
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主要侧重利用真实交易对企业盈余进行一定的调整，主要通过关联交易和非经常性损益来进行调整。
1.利用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交易主要是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者义务的事项。利用关联关系进行一些不公允的交易来进行盈余的调整。关联方通常采用关联方之间的协议定价来进行交易。
所以，关联交易双方通常是根据自己所需要的价格来进行交易，并可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虽然，目前有关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进行关联交易的时候，当交易价格高于或低于一般的市场交易价格时要对其进行公允性的说明和解释，但是公允价格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去衡量，除非价格是明显与公允价格相差甚远的，不然，监管部门一般较难找到比较有力的证据来否定关联交易双方的价格的公允性。上市公司往往以较低的协定价格进行关联交易，从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资产成本，然后以市场公允价值将资产出售给非关联方，这样就可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2.利用非经常性损益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上市公司利用偶然发生的，与正常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的损益，例如，政府补贴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等。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和稳定当地的经济，往往会对当地的上市公司进行直接的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等，从而增加企业的盈余。
二、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比较
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影响各期盈余的同时，又影响各期实际的现金流量真实活动。应计盈余管理只影响会计盈余在各期的利润分布，而不会对实际的现金流量产生影响。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真实的交易来进行盈余调整，因此，会影响现金流量。不过，真实盈余管理方式操作相对灵活和隐蔽。相对而言，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只是调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并且操纵的空间和范围比较明确。而且，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实施的成本较小。但是，应计盈余管理方式只能在期末进行盈余调整，并容易被审计师或者监管者、投资者发现增加了诉讼风险。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篇6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从历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检查的结果看，盈余管理始终是影响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盈余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实现短期盈余目标，许多上市公司不惜利用各种手段调节会计利润，大大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不仅会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甚至导致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严重干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所以，如何治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一直是资本市场监管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者运用会计手段或者安排交易操纵财务报告结果，以误导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业绩的理解或者影响以报告数据为基础的合约的结果[1]，其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产生的道德风险[2]。在信息不对称的掩护下，拥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管理者为了个人私利或组织局部利益而产生道德风险，违背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原则，利用盈余管理手段操纵会计盈余水平，误导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甚至导致其利益受到损害，所以，盈余管理不仅是一种会计违规行为，也是一种不符合企业合法诚信道德伦理的行为。从产生根源出发，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降低信息不对称，弱化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信息环境优势；二是促进企业提高商业伦理道德，依法诚信经营，降低道德风险，从主观上约束盈余管理行为。
一直以来，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治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如何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现有文献多从独立审计、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方面来研究盈余管理治理机制[3]，同时，为提高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中国的监管层也一直致力于各种制度建设来促进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虽然这些研究和实践对降低中国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会计盈余指标在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发行、再融资等重要决策中的政策刚性，许多上市公司还是会在制度监管的空隙中，想法设法利用各种盈余管理手段来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所以，企业盈余管理仍然是干扰中国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的增多，人们普遍认同关注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并且以符合社会道德伦理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4-5]，因此，注重社会责任的企业会诚信守法经营，减少企业及其管理层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机会主义倾向，那么，从降低其道德风险的角度看，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应该能够发挥治理作用。诸多实证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中的企业伦理会引导经营者遵守更高的行为标准，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约束管理层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减少利润操纵，提高会计盈余质量[6-8]。但是，也有学者从信号传递理论出发，认为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企业形象，分散利益相关者的注意力，因此当企业进行盈余管理之后，可能会利用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其掩饰工具，如McWilliams等[9]、Prior等[10]、邓学衷等[11]的实证研究均发现，企业经理人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为公司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减少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可能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庇护工具。由此可见，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能够发挥治理作用，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而在中国当前的经营环境下，一方面，在监管层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下，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实践不断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为谋求资本市场的各种利益，企业往往有较强的盈余管理动机，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能够对管理者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吗？还是仅仅作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掩饰工具呢？
本文结合中国企业的盈余管理动机，对当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且考虑到以往文献较多关注了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而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考虑较少，本文就企业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进行综合考虑。研究发现：当前中国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其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并且对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资本市场动机时，社会责任的这种治理作用并不会减弱，依然能够较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不同，本文综合考虑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以及总盈余管理水平，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细化和拓宽了关于盈余管理治理机制的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社会责任依然能很好地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为监管层有效解决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学术界普遍认同Carroll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的理论框架[4]，经济责任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法律责任和道德伦理责任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12-13]。此外，《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中也明确将信息透明，遵守诚信、公平和正直的行为道德标准，尊重法治和规范等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基本原则[14]。所以，杨萍指出企业不仅是经济主体，而且是道德主体[15]，要以符合法规和诚实守信道德伦理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利益。而盈余管理行为是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为了个人私利或组织局部利益，违背会计信息的中立性原则，人为调节会计盈余水平，违背企业诚信道德伦理的一种欺骗行为，会误导包括投资者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甚至导致利益相关者的重大损失，所以盈余管理是企业社会责任所不支持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会减少或抵制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此外，在社会责任框架下，人们评价企业的指标更加多元化，经济表现和社会道德表现都是评价企业绩效的重要内容，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赢得声誉资本[16]。盈余管理等欺骗手段也许能够为企业谋取短期经济利益，但这种不诚信的行为一旦暴露，将会大大降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道德表现的评价，损害企业的声誉，甚至导致严重的声誉资本和企业价值的损失。Davison等的研究就表明企业财务报告违规等不负责任的行为一旦曝光，资本市场会作出强烈的负面反应，从而导致企业股价发生显著的负面异常变动[17]。所以，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为企业积累的声誉资本增加了企业从事诸如盈余管理等不诚信行为的道德成本，可以降低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而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但是，有学者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视角的分析认为，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也可能会庇护和掩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根据信号传递理论，企业会基于特定目的积极自愿地向市场传递利好信息，进而争夺有限的资源，提升企业价值。而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多边契约关系，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不仅会损害股东的利益，而且也会造成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损失，因此盈余管理作为一种负面信号，一旦被利益相关者发现，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来惩罚管理层，包括顾客的流失和忠诚度下降、政府的行政处罚、债权人的借款限制等，这会使企业声誉受损，企业价值降低。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减少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企业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其积极为他们谋求利益的正面信号，努力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从而得到股东的认可，同时也会赢得债权人的信任，加强顾客的忠诚度，提高公司的吸引力，降低社会公众与政府的监管等，这些积极效应会提高企业的声誉，掩饰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或者缓冲企业盈余管理负面信号的影响。McWilliams等的研究就表明企业管理者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所树立的良好社会形象，可以减少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进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9]；Prior等也发现管理层为了降低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警惕性，会通过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赢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缓冲利益相关者对其盈余管理的激进性惩罚行为[10]。由此，企业社会责任也可能会成为企业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的庇护手段和掩饰工具。
基于上述分析，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既有可能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对其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也可能会充当管理层庇护和掩饰盈余管理行为的工具，故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A：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水平负相关。
假设B：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庇护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其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深沪A股主板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样本数据做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的公司；（2）剔除变量值缺失的公司；（3）对连续变量在上下1%分位上进行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形成一个包含7798个有效观测值的数据样本。
文中所需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社会成本支出从公司年报及相关科目附注中手工搜集。
（二）主要变量定义
1.盈余管理（EM）
由于采用方式不同，企业盈余管理包括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式各有利弊，企业会结合自身特点权衡这些利弊，综合或替代性地使用这两种方式进行利润操纵[18]，使不同企业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分别采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总盈余管理水平三种方式来度量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1）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
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估计采用Dechow等提出的修正的Jones模型[19]，通过分离出操纵性应计利润而得到。具体模型为：
其中，NIt为第t年净利润，CFOt为第t年经营现金净流量，At-1为第t-1年总资产，ΔSt为相比于上一年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额，ΔARt为本期比上期应收账款的变化，PPEt为第t年固定资产净额。通过对模型（1）分年度分行业（制造业按二级行业分类回归，其他行业按一级行业分类）截面数据混合回归得出的残差即为操纵性应计利润，用Z-score方法标准化后作为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度量。
（2）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的估计利用Roychowdhury的方法，通过计算企业的异常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期间费用后加总而得到[20]。该方法分为三步。
①估计正常生产成本。具体模型为：
其中，PRODt代表正常生产成本，为第t年主营业务成本与第t年相对上年存货增加额之和，At-1为第t-1年总资产，St为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ΔSt为相比于上一年本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化额。利用模型（2）通过分年度和行业进行回归估计出的残差ε即为非正常生产成本（AbPROD）。
②估计正常费用支出。具体模型为：
其中，DISXt代表企业的正常费用支出，为第t年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At-1为第t-1年总资产，St-1为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利用模型（3）通过分年度和行业进行回归估计出的残差ε即为非正常费用（AbDISX）。
③计算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一般来说，具有真实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表现为较高水平的非正常生产成本AbPROD和较低水平的非正常费用AbDISX，因此，构造一个综合变量：
RM=AbPROD+（-1）×AbDISX（4）
经Z-score标准化后作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的度量。
（3）总体盈余管理水平（TM）
由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分别反映两种方式下各自的盈余管理水平，而实践中公司管理层会结合自身特点综合或替代运用这两种方式[18]，所以为全面反映企业的盈余管理总体水平，本文定义总体盈余管理水平TM为标准化后的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之和。
2.企业社会责任（CSR）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目前国外学者主要采用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声誉评级法、KLD指数法等，而国内学者受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的局限，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方法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朱松[8]和翟华云[21]选用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得分进行度量，而潘妙丽[22]、沈洪涛等[23]和张川等[24]则选用每股社会贡献值等指标。考虑到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倾向于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形式完整性进行评价，而每股贡献值的概念与Carroll[4]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自愿责任四个方面的内容框架相一致，并且也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相契合，所以本文选用每股贡献值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标准。
每股贡献值的概念出自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该指标用来反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计算方法为：
每股社会贡献值=每股收益+每股增值额
考虑到由于增发、配股、股票股利等因素导致的企业股票数量变动会造成不同期间的每股社会贡献值可比性较差，本文采用研究期间内（2008-2012）的年度平均股票数量（即2008-2012各年年末股票数量之和/5）作为分母，对每股贡献值指标的计算方法进行修正，即：
修正后每股社会贡献值=[净利润+（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偿付利息支付现金+公益捐赠支出+赞助费-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研究期间内年度平均普通股数量（5）
3.盈余管理动机（Motivation）
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主要包括薪酬动机、资本市场动机和监管动机等[1]。在中国，由于上市资源的稀缺性，满足资本市场关于取得上市和再融资资格、避免亏损退市等监管文件中的盈余指标要求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25-26]。刘颖和陈小悦等的研究均发现处于亏损边缘和净资产收益率再融资阈值（6%）附近的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盈余管理行为[27-28]。所以本文研究的盈余管理动机主要考虑避免亏损、再融资这两种在中国较为典型和普遍的资本市场动机。
为研究较强盈余管理动机下社会责任对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借鉴陈小悦等[28]和肖成民等[29]的研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分布变化的方法，对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进行区分：净资产收益率处于0～2%范围内的公司属于避免亏损动机较强样本；2008-2012年5年内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在6%～8%之间的公司属于再融资动机较强样本。然后，将这两类样本作为强盈余管理动机样本，定义盈余管理动机虚拟变量Motivation取值1，其他样本Motivation取值0。
4.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Kim等[6]、饶茜等[30]的研究，本文又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成长性、财务风险能力、公司治理、审计质量等指标进行了控制。相关控制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选择
为检验前述假设，本文借鉴Kim等[6]、万寿义等[31]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上述模型的回归分析中，通过设置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对行业和年份的影响进行了控制。为减小异方差的影响，回归方法采用普通OLS稳健性回归。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是按照全样本和依盈余管理动机强弱将样本分组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全样本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最小值为-0.682，最大值为9.447，表明现阶段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很不均衡。大部分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均值，说明离散系数相对较小，数据的稳定性较好。进一步按盈余管理动机强弱将样本分组后的统计结果显示，具有盈余管理资本市场动机的公司（避免亏损、再融资）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RM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其他公司，但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与其他公司没有明显差异，初步说明当公司具有避免亏损、再融资等资本市场强盈余管理动机时，会倾向于较多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此外，具有资本市场动机的公司在获利能力、成长性、现金获取能力、股权集中度等方面均显著低于其他公司，而其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却比较高。
（二）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表3是主要变量的pearson（左下部分）和spearman（右上部分）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与企业的总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初步表明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此外，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比较低，在模型回归中不会出现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是针对模型（6）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CSR与企业的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具有良好社会责任表现的公司总体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较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够增强管理层的道德伦理意识，合法诚信经营，降低道德风险，从而减少盈余管理行为。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提升，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积极实践能够约束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倾向，减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假设A得到验证。虽然列②中显示社会责任表现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所以假设B中的庇护作用并不明显。综合看，中国当前环境下，良好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主要是发挥治理作用。
此外，综合列②和列③针对不同盈余管理方式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责任与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显著负相关，而与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没有显著关系，说明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约束管理层从事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对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主要是企业为实现特定期间的盈余目标，利用会计法规的灵活性来调整会计盈余在各期的分布，并没有改变企业的整体经营结果，对企业业绩的扭曲较小；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往往违背正常经营原则，通过操纵交易活动来达到盈余目标，是以牺牲企业的长期价值为代价来满足当前盈余需求的短视行为，将对企业未来的经营现金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导致企业价值降低[20，32]。所以，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相比，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对企业自身经营以及利益相关者决策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其对利益相关方的危害较大，一经发现对企业声誉和价值的损害也比较大。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对道德伦理和声誉的重视会更好地约束管理者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对企业应计项目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并不明显。
（四）拓展性分析
王亚平等[25]和张昕等[26]的研究表明，满足资本市场监管要求是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历年来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的检查结果也显示，濒临亏损和有再融资要求的公司盈余管理问题较为突出，所以，如何约束这类有强动机的公司减少盈余管理行为，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提高投资者利益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前文分析可知，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治理作用，那么，在强盈余管理动机下这种约束作用是否还会存在？本文又针对强盈余管理动机下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及其治理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1.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
Cohen等认为仅仅依靠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存在着隐蔽性差、调节范围有限的风险，当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不能满足需求时，管理者会进行基于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32]。刘启亮等的研究也表明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不同时，会灵活地使用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来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33]。由此可见，随着盈余管理动机的增强，企业的盈余管理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并且前述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初步显示强盈余动机下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与其他企业有显著差异。为全面了解这种变化，本文构建模型（7）如下：
针对模型（7）的普通OLS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盈余管理动机Motivation与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和总盈余管理水平TM显著正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的关系不显著，说明当具有避免亏损、再融资等强资本市场动机时，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较为普遍，并且由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受到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限制而对会计盈余的调整幅度有限，再加上其隐蔽性较差会导致其风险较大，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更具隐蔽性[20]，调整范围较大，所以，当企业盈余管理动机较强、盈余需求更迫切时，会更多地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这与张俊瑞等[34]和李彬[35]的研究结论一致。
2.盈余管理动机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关系的影响
根据前述结论，当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企业会更多使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手段，虽然社会责任对企业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发挥治理作用，但其治理机制主要是出于道德约束，企业是否遵从具有弹性，所以当企业面临避免亏损、再融资达标等重大经济利益决策时，社会责任的道德约束是否还能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发挥治理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因此本文构建模型（8）作进一步的分析。
上述模型中，Motivation与CSR的交乘项系数η3反映盈余管理动机对社会责任与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关系的影响[36]。表6是针对模型（8）的回归结果。
从表6可以看出，与表4、表5结果一致，社会责任CSR与企业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显著负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关系不显著；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总盈余管理水平TM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水平RM均显著正相关，而与应计项目盈余管理水平AM关系不显著；盈余管理动机与社会责任的交乘项Motivation*CSR的系数η3在三种盈余管理度量方法下均为负值，但都不具有显著性，表明盈余管理动机不会影响社会责任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强盈余管理动机下，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作用没有减弱。这说明社会责任的道德约束虽然不具有强制性，但良好社会责任所形成的较高企业道德标准对道德风险的防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即使在面临亏损、再融资限制而产生较强盈余管理动机时，社会责任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依然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表7）
考虑到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度量还没有较为准确和一致的方法，为减小变量度量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其他方法来度量社会责任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Carroll[4]的社会责任结构金字塔模型，慈善捐赠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最高层级，属于自愿性责任，积极从事慈善捐赠活动表示企业具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意识。所以，本文借鉴孔东民[37]的研究，用企业是否有捐赠行为来度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CSR_d）：当企业当年度有捐赠支出时，CSR_d取值1，否则取0，针对模型（6）和（8）的回归结果见表7中PanelA所示；同时，借鉴贾兴平等[38]的研究，本文又以财经专业网站和讯网社会责任评价系统中对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综合评分作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度量（CSR_hx），但由于和讯网的评价数据始于2010年，所以稳健性检验中只针对2010-2012年的样本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中PanelB所示。
由表7可以看出，无论是以捐赠指标还是以和讯网社会责任评级来度量社会责任表现，回归结果均与前述结论一致，社会责任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特别是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发挥治理作用，并且，当盈余管理动机较强时，社会责任的治理作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篇7
Abstract：Economiccalculationasthepre-designresearchtoolintherealestatemodel.hasbeenstressedbymoreandmoredevelopersanddesignconsultingbodies.Theprofit-drivennatureofrealestatefallsthedesireofdesignteamsforacompletedesigntaskbook.Challengesis，personnelshortagesandfastprojectprogresspromptthedevelopmentagenciestoincreasinglyrelyonprofessionaldesignagenciestomastercomputingtoolstoprovidereasonabledataestimatesforthedesignanddevelopment.
关键词：房地产开发；设计技术结合；经济测算
Keywords：Realestatedevelopment；Combinationofdesigntechnology；Economiccalculation
经济测算的重点在于通过业态产品的比选及合理安排，使得成果在经济层面与设计层面达到共赢。规划有4个层面：（1）城际区位分析及人文概况；（2）周边产业状况及物业分布；（3）目标地块四界资源；（4）目标地块技术条件。市场有4个层面：（1）宏观趋势；（2）容户群分析；（3）周边类型产品分析；4、产品线选择。研究以上几个层面在规划条件下才可能得出充分的产品组合方案。最终目标为：通过详细的基地信息，规划信息分析，运用技术手段，提供可供业主进行前期测算与决策的方案，强调土地价值最大化和最优化，强调理性测算和文本清晰度。以下说明测算的要点：
1测算目标功能
在地产项目的前期研究中，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结合开发商的价值取向，进行合理的项目价值、盈利模式设计、项目定位研究，以及进行功能业态比例分析，并最终确定项目产品，测算将成为研究中的重要工具。
1.1用于项目价值研究
在开发商拿地之前，需确定待拍卖土地的收益状况，从而确定可以出的地价高限；或者在土地取得之后，是用来理性的指导产品选取及配比。一般程序是，先进行规划分析以及市场信息，之后详尽罗列出待开发地块上可能出现的产品种类，再对每一种产品就地块进行单一产品的强排分析，得出每种产品的大致容积率，并与目标容积率进行比照，从而推导出几种具备可行性的产品组合方案，进一步对若干种产品进行组合和强排，关注每种方案中不同产品的占比，在得出这些关键数据之后，就可以进行详细测算，综合考虑各个方案的销售总额、土建成本、地库成本、销售去化速度等等因素，进行理性的比价、分析，最终得到最优的产品组合方案。设计技术结合经济测算后的成果，会比营销策划公司提的营销策划报告更具现实操作性和可靠依据。通常情况下，最优方案都是以测算数据为依据的，但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例如一块楼板价不高的地块，要求2.8的容积率，选定产品为高层和联排别墅，售价差一倍以上。如果以通常的测算步骤来做，做足2.8的容积率其实并不是收益最高的方案，而牺牲一些容积率让优势产品联排别墅多一些，因低层产品更容易实现较快的销售速度，总体收益反而更高。因此，设计师还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判断测算结果的准确性，以更有效的帮助开发商作出判断。
1.2用于项目盈利模式设计
有差异化的盈利模式将使得项目产生定位乃至业态的差异。如项目是持有还是销售，项目利益产生于近期还是远期，项目利益空间产生于何环节，这些因素都是可以通过定性设计加定量测算进行分析。在有的项目中，我们就分析了项目价值，并进行了权重排序，论证了项目的核心利益，为项目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1.3用于项目功能业态比例设置
不同项目财务效益、社会效益目标的树立，将对项目功能业态配比产生很大影响。在与上海一著名设计公司的一场项目前期研究中，我们通过设定项目投资回报年限、投资强度、收益方式等多元参数，完成了不同利益目标下的业态组合方案，也为建筑形态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1.4用于产品研发
产品是地产项目的生命力所在，不同产品的盈利能力各不相同，并与项目风险、市场去化速度，甚至对投资方的资金供给都很有关联。同样在与上海一著名设计公司一场项目中，通过对公益性、经营性、半经营性项目的定义，分解了股东方的目标，迎合了项目定位，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差异化的产品组合，并确保了项目的总体收益，促进了综合效益的平衡。
2测算的要素
2.1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将直接影响测算结果。首先数据需要符合市场实际情况。如与上海一著名设计公司一场项目中的参数设定，其工作量完全不亚于后续的测算，我们从投资规模、业态类型、租赁单价、运营因素、融资成本等多元化的角度，描绘了项目未来的经济边界条件。参数条件中，主要包括弹性因素和刚性因素两大类。其中，弹性因素很多元化，如功能业态组合方案、政策因素、项目形态品质等因素都属于此；弹性因素主要由经验、知识结构、价值观决定的；刚性因素则可包括收入指标、成本指标，其中，建设成本、销售价格、租赁价格等是最常见的参数条件。
2.2收益摄式
收益模式主要由项目的定位决定，收益模式的基础是市场需求，收益棋式直接影响测算方案。一般居住地产的收益模式比较简单，主要是销售收入。在文化商业地产中，则会比较复杂。如与上海一著名设计公司一场中，其持有性决定了项目收益只能来自于租金收益；而且其公益性、经营性、半经营性项目的分类，也决定了经济效益只能来自于经营性项目；社会效益将主要通过公益性的设计博物馆、设计图书馆等项目产生。在最终的效益平衡中，具体数据将是权衡比选的重要基础。
2.3测算方案
测算主要有几种用途，一是用于项目盈利模式设计的经济测算，这类测算主要是针对项目定位算大账，通过定量测算，设定项目持有或销售，价位分配权益，项目本体与外圈项目的利益关系；二是用于项目功能业态比例设置，同样在与上海一著名设计公司一场的多元化分析中，我们知道了业态配比将严重影响项目的定位以及相应财务指标。此外，在产品研发中的经济测算，也能很直观对比分析出产品的盈利能力，进而影响产品组合。
2.4测算流程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轨道交通建设；投融资模式；战略规划；造价控制；地铁工程；PPP模式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U212文章编号：1009-2374（2017）07-0258-02DOI：10.13535/ki.11-4406/n.2017.07.123
济南市市域总面积8177平方公里，2014年市域常住人口706.69万人，社会生产总值5770.6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43亿元。济南市中心城区空间结构为“一城两区”。“一城”为主城区，“两区”为东部城区和西部城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汽车数量日益增多，道路交通压力逐年增加，早、晚高峰时间道路拥堵现象加剧，交通问题日益显著，发展轨道交通迫在眉捷。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单位造价高昂，多数大城市地铁每公里造价已超过5亿元，单条线路投资多在100亿元以上，整个城市全部规划线网总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投融资问题成为轨道交通首要解决的问题，须进行认真研究探讨。
1城市轨道交通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政府是初始主导投资者
城市轨道交通具备以下经济属性：一是显著的正外部效应；二是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三是具备天然的成本劣势。
轨道交通的正外部效应是指地铁的建设和运营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使其在未付出对应成本的情况下获得了额外的收益，如地铁运营减少了汽车尾气污染、缓解了交通拥堵、优化了城市结构、提升了沿线居民的生活质量。更重要的是，地铁建设通过带动沿线周边区域经济发展而提升了土地和房产的价值。
轨道交通的规模经济效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总体线网规模，轨道交通网络建设越完善、通达性越高，越能吸引客流、提高网络满载率；二是在单条线路层面，因轨道交通几乎全部成本为固定成本，新增一个乘客而增加的电力成本微乎其微，边际成本极低，在载客上限到达之前，每新增一个乘客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成本，也就是乘客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高。
轨道交通天然的成本劣势是指与公交汽车、出租车等其他公共交通领域的竞争对手相比成本高昂，轨道交通因同时承担车辆、轨道及地下洞体的投资及相应成本，与只承担车辆购置及车辆运行费用而免费使用市政道路的公交汽车、出租车相比在全部成本方面居于明显劣势。根据北京市发改委确认，2013年北京地铁运营全部成本为乘客每人次8.56元，公交汽车运营全部成本为每人次3.46元，地铁每人次运输成本约为公交汽车的2.5倍。地铁乘客付出了较低的成本而获得较多的收益，从而使轨道交通具备了准公共产品的属性。
2轨道交通建设经营的动态变化特征
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轨道交通的经济属性也是随着时间而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以下按照地铁建设项目资本金40%、债务融资60%进行相关测算。
第一阶段：在地铁建设运营的前15年（建设期5年，运营期10年），正外部效应显著，因地铁建O和运营造成沿线土地增值，当地政府是正外部效应的最大受益者；同时天然成本劣势显著，其中负债利息支出占总成本的50%以上，因客流量处于逐步增长的初期，规模效应未得到有效发挥；地铁运营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来维持资金链运转，在该阶段难以吸引逐利的社会资本来投资，需要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将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方式，即将土地增值收益转为地铁建设和运营资金的方式筹集资本。政府筹集的资本中仅有少量是从既有财政收入中拨入的，绝大部分资本实际是因建设地铁而获得土地增值收益，是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的外部效应内部化的结果，实际并未大幅增加地方财政负担。换言之，如果不建地铁，这些土地增值收益政府也是无法得到的。在建设期，最优投融资模式就是政府通过制度安排将正外部效应转化为项目资本金，逐步拨补到位，达到40%的资本金比例，并设立真正的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项目贷款低成本融资。第一阶段的运营期，可以由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等手段融资，将项目未来现金流提前实现，以达到自身现金流平衡的目的。在这一阶段，轨道交通可以视为准公共产品。
第二阶段：地铁建设运营的第16年至25年，即地铁运营的第二个十年。因沿线土地增值基本到位，正外部效应基本消失，从理论上讲已无理由要求政府继续按外部效应内部化的制度安排提供资金补贴。这时因贷款规模逐步下降，债务利息负担下降，原本具有的天然成本劣势有所缓解；同时，规模经济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客流量已超过盈亏平衡点，现金流已经做到能够自身平衡，不再需要政府资金补贴，运营本身已经开始盈利，但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仍没有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本阶段的投融资工作主要是继续使用经营净现金流偿还项目贷款，利用中短期银行贷款、短期融资券、承兑汇票等中短期融资工具平衡中短期现金流。
第三阶段：地铁建设运营的第26年至35年，即地铁运营的第三个十年，因贷款偿还完毕，成本劣势得到进一步缓解；规模经济效应得到进一步发挥，客流量逐步达到运输能力上限，盈利能力逐步达到自身上限，但弥补亏损后可供分配的利润很少。
第四阶段：地铁运营三十年后，自身盈利能力将长期处于稳定的上限水平，无法持续增长（以上测算均包含广告、物业等综合开发收益，剔除通货膨胀影响），资本回报率将长期处于低水平的稳定状态。该阶段轨道交通成为稳定盈利的经营性项目，公益性仅体现在价格受到政府管制。
3PPP模式在轨道交通领域的适用性分析
目前全国各地正大力推广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但真正落地的项目却不多。事实上，PPP模式诞生之初是英国政府为促进原有国有资产私有化进程、通过政府补贴协助私人资本介入公共事业的运营，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向私人资本融资。
从国内外的实践看，PPP模式最适用于业务单一、收入成本结构简单、盈利水平稳定、满负荷运行多年以上的已建成项目，如收费公路、桥梁、污水处理厂等。这些项目不需要额外融资，收入成本历史数据充分、盈利或亏损数据准确稳定，可极大地消除PPP合作基础的不确定性，提高PPP操作效率。对于资本回报率水平低的项目，政府可以通过定额补贴的形式使社会资本能够获得必要回报。引进社会资金的主要目的应是政府通过盘活现有资产募集新建项目的资本金，由政府承担准经营性项目的孵化器责任，并借助社会资本接管已经转变为经营性项目的股权，通过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来提升现有项目的盈利能力。
PPP模式并不适宜在新建地铁项目推广，也解决不了地铁建设规避政府债务的需求。从国内目前已有的典型实例来看，北京地铁4号线是国内首条采用PPP模式进行融资的地铁线路。操作模式是将工程的所有投资以7∶3的比例划分为A、B两部分，A部分包括洞体、车站等土建工程的投资建设，由政府投资负责；B部分包括车辆、信号等设备资产的投资以及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该部分由社会投资人与政府公共部门共同组建的PPP项目公司来完成。在项目成长期，政府将其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以象征性的价格租赁给PPP项目公司，为其实现投资收益提供保障。北京4号线总投资153亿元，分割为营利性资产的机电设备为46亿元，采用PPP模式共引进香港地铁资本金7.5亿元，港资占比不足5%。杭州地铁一号线总投资220亿元，参照北京四号线的PPP模式，与香港地铁进行合资经营，其中土建部分145亿元全部由杭州地铁集团负责，该部分财政资本金出资比例达到55%，机电设备和车辆部分75亿元由PPP公司出资建设，资本金比例亦为55%，由杭州地铁集团和港铁按照51∶49的比例出资，共引入港铁资本金20亿元，约定的资本金基准回报率为10%。为保证社会资本获得投资回报，杭州地铁将总投资145亿元的土建部分资产以象征性的每年6000万元的租金出租给PPP公司，同时市财政还要给予运营补贴，由于利润分配需要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后方才符合法律规定，市财政还需要承担额外1.3亿元的企业所得税，整个PPP项目为引进20亿元的外部资本金25年共增加财政支出75亿元。新建地铁项目只能通过资产分拆，人为组合出盈利资产来吸引社会资本，70%的投资及债务仍完全由政府承担，地方政府为融入的少量社会资本在未来25年将付出3.5倍的代价。
综上所述，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轨道交通项目PPP模式并不适合，只有对处于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轨道交通项目可以有选择的采用PPP模式。
4市场化运作是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最佳出路
实行PPP模式运作的项目和交由市场运作的项目相比，其重大区别是，对于市场化运作的项目，政府只需要制定普适性的市场规则，以便各市场主体能够通过平等竞争来参与项目建设；而PPP项目需要政府深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个细节，存在着利益输送和寻租空间的漏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项目投资决策效率和经营效率。
具体来讲，轨道交通应由政府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将部分正外部效应内部化后作为企业的资本金。据测算地铁资本金比例达到40%就可以基本保证项目具备自求现金流平衡的生存能力，剩余的正外部效应由政府和社会享有。政府仅以投入的资本金为限承担有限责任，由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对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轨道交通项目，因需要政府主导解决外部性问题，投资主体只能是政府出资设立的国有企业。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整合高盈利资产上市等面向资本市场引进多元化投资者。
通过政府采购方式择优选择若干家金融机构作项目出资人，共同出资设立轨道交通发展基金，轨道交通发展基金代表社会资本向项目公司进行股权投资，持有项目公司股权。该方式优势明显：一是引入社会资本，拓宽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减少轨道交通初期建设资金支出，降低政府压力；二是资金使用灵活，满足项目资本金出资需求，进一步发挥融资杠杆优势；三是充分发挥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为持续融资打造了统一的融资平台，降低项目公司融资成本。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理论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一、引言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Contract），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个人（即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在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其中，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是最典型的一种契约。委托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利益冲突（InterestConflict）和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作为委托方的投资者和作为方的经理人都是经济理性人，都是效用最大化者，至于双方所追求的效用，投资者关注企业价值增值而经理人则侧重于能够得到的补偿问题，因此导致投资者和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问题。当双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处于信息强势的管理当局为了自身利益有可能采取违背投资者的行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操控利润的行为。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冲突提供人盈余管理的动机，信息不对称给人提供盈余管理的空间及可能性。盈余管理按照其调整利润是否影响现金流可以分为两种，利用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和利用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Schipper，1989）。这里所指的利用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是指通过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及资产减值准备等方法来调整利润，不改变公司的现金流和经济活动的行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则通过改变企业的经济活动来调整利润，如期末异常促销、提供宽松的信用政策、削减研发支出及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等。对上述两种盈余管理模式学术界和实务之间稍有分歧，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应计项目的利润调整，而实践当中发现企业管理层不仅用应计项目，而且还会利用真实活动操控利润。学术界之所以侧重于研究应计利润的调整，原因归于以下方面：首先会计准则本身要求从业人员做出职业判断，而对制约不当职业判断的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完整，监管力度也不足，提供更多利用应计项目调整利润的空间。但是随着会计准则和内部控制体系的不断完善，调整应计项目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少。Cohen等（2008）研究验证了这一事实，发现萨班斯（SOX）法案前后企业盈余管理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由应计项目调整方式转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其次，实证会计研究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计量可操纵应计利润（discretionaryaccrual）的计量模型，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计量发展缓慢，等到Roychowdhury（2006）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并得到验证之后，才开始研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角度出发，研究委托关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如前所述，企业管理当局可以选择应计项目或真实活动调整利润。相对于应计项目，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可在全年度任何时间进行，风险较少，但是因其通过实际经营活动进行操控，会削弱企业的竞争能力，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的减少，比起应计项目调整，更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及信息不对称性大的时候，经理人通过真实活动操控利润的动机及空间也越大，会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企业长期的价值。委托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无完美的计量方法，为此，本文利用高管持股比例衡量利益冲突，以证券分析师数量衡量信息不对称。对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借鉴Roychowdhury（2006）提出的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通过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和异常可操控费用来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投资者与经理人的利益冲突越大，信息不对称越大，即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其管理当局的生产操控以及费用操控行为更严重。本研究从理论出发，利用应计项目来计量盈余管理，引入了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模式，应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委托关系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文献根据会计理论，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一致与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张翔建等（2004）运用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探讨了盈余管理产生的本质原因，分析了“契约摩擦”与“沟通阻滞”共同造成盈余管理现象的内在机理。王新汉和王威（2005）用规范研究方法分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后所引发的委托关系，指出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是两个基本的委托问题，主张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公司管理当局提供盈余管理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至于问题与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因企业的成本不容易测量，一般从减少成本的约束机制出发，认为好的治理结构或高的治理水平减少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实证结果均得出好的治理结构遏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结论（Jensen，1993；Dechow等，1996；Beasley，1996等）。
（二）实证文献实证会计研究上，有关盈余管理研究侧重在基于应计项目的调整，但是企业也可以用真实活动进行利润操纵。Schipper（1989）是最早提出真实盈余管理的学者，把盈余管理定义为“为了谋取私人利益，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的行为”，主张盈余管理不仅包括基于应计项目的调整（Accrualbasedearningsmanagement），还包括真实盈余管理（Realearningsmanagement）。Bruns和Merchant（1990）和Graham等（2005）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大部分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真实活动操控利润。Dechow和Sloan（1991）、Bushee（1998）、Bens等（2002）研究表明，CEO任期、股权结构与股票期权均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有关。Bartov（1993）的研究表明，利润下降幅度大或负债比率高时，企业会适当的处置固定资产达到平滑利润或调整负债比率的目标。Zang（2005）发现企业管理者优先使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尤其是企业面临诉讼时，盈余管理手段由应计项目的调整转换为真实活动盈余管理。Roychowdhury（2006）根据Dechow（1998）等的各项会计指标与销售收入和销售收入的变化相关的主张，推导出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得出公司更有可能利用真实活动来实现保盈目的的结论。Cohen等（2008）根据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盈余管理评价模型，研究了萨班斯（SOX）法案对盈余管理手段的影响，发现法案前后美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由应计项目调整方式转为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方式。张俊瑞等（2008）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作了类似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发现我国微盈上市公司利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等真实活动来实现保盈目标。李彬和张俊瑞（2008）的研究发现进行生产操控的公司的后三期经营业绩水平普遍低于非生产操控公司，得出生产操控盈余管理是牺牲公司未来经营能力为代价的结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Jensen和Meckling（1976）的理论，企业在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时会引发成本。首先，作为委托方的所有者和作为方的经理人都是经济理性人，是效用最大化者，所有者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经理人追求个人报酬的最大化。因双方目标不一致，经理人不会总以所有者的最大利益而行动。这种利益冲突越大，企业管理当局通过机会主义行为维护自身利益动机就越大。其次，由于分工和高昂的监督成本，作为委托方的股东（或债权人）无法观察到方的经理人员的具体行动，导致委托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正因为这种信息不对称给企业管理当局提供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其一，因企业管理当局拥有外部投资者所不拥有的内部信息，而且企业外部人一般通过企业管理当局向外部披露的信息来了解企业的经营业绩或运作情况，管理当局有条件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其二，企业的委托方（所有者）一般以盈利指标来衡量受托方（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并给予相应补偿，因此管理当局必然会为了自身利益调整利润，不惜牺牲委托人的利益。因此，信息不对称提供盈余管理的机会。基于以上逻辑，当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冲突大，信息不对称性大时，企业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的动机及可能性越大，管理当局会为自身利益而不顾投资者的利益，甚至牺牲投资者的利益，通过真实经营活动调整利润。借鉴Roychowdhury（2006），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从销售、生产和费用等三个方面解释：销售操控，是指为了增加利润适时地推行异常促销活动来提高利润。当边际收益仍然大于零时，降低商品价格或加大价格折扣，放宽信用政策，会使企业的销售数量增加，总的利润也随之增加，而单位利润下降，发生坏账的概率也会增加，并且经营活动现金流将会减少；生产操控，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当期销售成本也随之减少，而盲目的生产操控会带来以后年度存货的大量积压，增加以后年度的资产减值损失；费用操控，主要表现在削减研究开发支出、广告费用支出或日常的支出来提高当期的盈余，而此举会削弱企业的长期竞争力。综合上述分析，真实盈余管理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减少，生产成本的增加和可操控费用的减少等方面。根据上述逻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经营现金流量越小
假设1-2：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生产成本越大
假设1-3：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越大，可操控费用越小
假设2-1：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经营现金流量越小
假设2-2：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生产成本越大
假设2-3：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越大，可操控费用越小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03年至2007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企业，并进行了如下剔除：剔除金融、保险和银行业；剔除适用Roychowdhury的真实盈余管理评价模型时，行业年度样本企业数不足30个的企业；剔除从国泰安的CSMAR数据库中收集不到有关财务数据的企业。根据以上标准，2003年至2007年度各选取1069个、1129个、1181个、1305个、1310个，最终共选取5994个研究样本。本研究所需的财务数据是从国泰安信息研究所开发的GTA-CSMAR数据库，证券分析师数据是从权威性机构I/B/E/S（InstitutionalBrokers’EstimateSystem）数据库中获取的。
（三）研究方法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文采用以下研究方法。（1）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的计量方法。现代的公司制（Corporation）企业，尽管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存在契约关系，但是有一部分所有者参与经营，企业管理层通过各种方式取得或拥有一部分股权。根据Watts和Zimmerman（1986），经营者持股比例越小，越容易怠慢和谋取私人利益，这将引发投资者和管理当局的目标不一致，即利益冲突。因此，本文通过高管持股比例（MANAGER）来衡量投资者和经理人的利益冲突程度。MANAGER=高管持股数/企业总股数。高管持股比例越小，利益冲突就越大。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企业进行预测和分析的证券分析师越多，企业内部与外部共享的资源越多，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小。本文利用证券分析师数量（NUM）来计量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证券分析师数量越小，信息不对称性越大。NUM=对企业利润进行预测的证券分析师数量。（2）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方法。根据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盈余管理的评价模型，本文将通过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计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这三种真实盈余管理的代表值（Proxy）的推算过程如下：首先，利用以下回归方程，对沪深A股上市公司分年度、行业作回归分析。
（四）变量选取与模型建立为了检验本研究的假设，即委托关系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用以下回归模型：
DEP=β0+β1MANAGER+β2NUM+β3SIZE+β4LEV+β5ROA+β6GROWTH+ε
其中，DEP为因变量，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MANAGER为高管人员持股比例；NUM为对企业利润进行预测的证券分析师数量（NUM）；SIZE为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EV为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ROA为收益率，税后利润/总资产；GROWTH为成长率，税后利润变动额/总资产。上述模型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收益率（ROA）和成长率（GROWTH）为控制变量，因为Becker等（1998）研究发现企业规模代表各种被省略的变量（Omittedvariables）；DeFondandJiambalvo（1994），Ashbaugh等（2002）研究发现资产负债率与盈余管理也有显著负相关；Dechow等（1995）和McNichols（2000）发现企业的盈利水平及成长能力均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表1）提供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量。因推算经营活动盈余管理的各项指标的过程利用OLS方法，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生产成本（APROD）和异常可操控费用（ADE）平均值都为0。样本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最高值为13.439%，平均值和中位数为0.04%河0%，反映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较少，半数以上企业的高管人员不持有公司股份。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平均值为1.148，反映每个上市公司平均存在1名证券分析师对其进行分析。另外，企业规模的平均值为21.282，样本企业的平均资产总额相当于17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的中间值与平均值都超过0.5，说明负债融资比股份融资多。
（二）相关性分析（表2）反映各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样本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都与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呈正相关，与异常生产成本（APROD）呈显著的负相关，与异常可操控费用（ADE）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反映高管人员持股比例越大，证券分析师数量越多，即投资者与企业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性越小，其经营现金流量越多，生产成本越低，为企业长期发展投入的支出越大，与本文假设的方向一致。
（三）回归分析（表3）表示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根据PanelA，以异常经营现金流量（ACFO）为因变量时，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回归系数各为正数和负数，但不显著。以异常生产成本（APROD）为因变量时，企业的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的回归系数为负数，并在10%有意水平显著，证券分析师数量（NUM）的回归系数也是负数，在1%有意水平显著，反映高管持股比例低，证券分析师少，即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大的企业，其异常生产投入越大，生产操控行为大（PanelB）。从PanelC的结果得知，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的回归系数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均为显著的正数，反映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越大的企业，为企业长期发展投入的支出越小。综上，本论文的假设1-2和假设2-2，假设1-3和假设2-3得到支持，企业投资者与管理当局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性大的企业，其生产操控和费用操控行为越严重；而假设1-1和2-1没得到有效的支持。回归结果反映，委托人和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信息不对称时，管理当局通过调整经营方针及经营决策来操纵利润，以谋求私人利益。但是，管理当局还会选择不改变正常经营活动的应计项目来调整利润。为此，本文以修正后的横截面Jones（1995）模型计算可操纵应计利润（DA）为因变量，分析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对应计利润操控的影响。从分析结果得出，高管人员持股比例（MANAGER）和证券分析师数量（NUM）对可操纵应计利润（DA）无显著影响见（表4）。问题严重的公司不选择用应计项目，而是通过改变真实经营活动来调整利润，这将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五、结论
众所周知，盈余管理（EarningsManagement）已不是会计术语，研究人员，会计实践者及投资者普遍关注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研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防范公司利润操纵，保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对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结构的提高及资本市场的完善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从理论出发，分析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与经理人的利益冲突越大，信息不对称越大，即问题越严重的公司，其管理当局生产操控以及费用操控行为更严重。通过生产操控和费用操控等真实经营活动操控利润，将会导致大量存货的积压和以后年度的资产减值损失，由于削减广告费用支出和研发支出来提高利润，会削减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最终会减少企业价值，损害股东的利益。由此可见，投资者和管理层的问题，不利于企业长期稳健的发展，我国上市企业应加强对经理人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完善资本市场。为此，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治理结构，适当实行经理人股份支付等奖励计划，缩小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冲突及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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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篇10
关键词：盈利能力综合评价层次分析法权重
一、问题的提出
盈利能力是指企业获取利润的能力，是衡量上市公司业绩的基本指标，直接关系到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因此，如何合理分析、评价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传统的盈利能力分析主要以利润表为基本依据，通过计算一系列财务比率指标进行。这些指标虽能从一定角度提供公司盈利能力的信息，但不论是评价指标还是评价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没有考虑盈利的现金流保障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的盈利状况以及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盈利如果没有现金流入，不仅无法进行分配，而且还会影响到资产质量，误导投资决策。传统的评价指标都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会计利润进行计算分析，因而不能反映公司现金流入的盈利状况。二是没有考虑盈利的持续稳定性。从公司持续经营的角度看，盈利能力不能仅仅反映公司某个时期的获利情况，而且还要能反映公司动态的、连续若干期的盈利状况的变动趋势及规律。三是分析方法综合性差，不能确定各指标对盈利能力的重要程度。这些比率指标虽能够提供公司盈利能力的财务信息，但当各指标反映的情况不一致时，分析者就难以对公司的盈利能力做出全面合理的评价，而且单项比率指标也难以对不同的上市公司盈利状况进行比较排序，不利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建立科学、合理的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模型，以提高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水平。
二、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一)设计的一般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整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元素到构成整体都必须科学、合理，能有效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构造的各指标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对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等有关规定要求。二是全面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能够反映盈利能力的各侧面，并且各侧面都有若干个代表性指标来解释。三是层次性原则。设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能为进一步分析盈利能力因素提供必要的条件。四是可操作性原则。设计的指标体系中的每个指标都必须是可操作的，能够从上市公司提供的财务报告信息中搜集到准确的数据，并能够有效测度或统计。
(二)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单项评价指标的设计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够反映上市公司基于权责发生的获利能力、基于收付实现的获利能力和盈利的持续稳定性等方面。根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理，遵循前述构建原则，将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造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层结构。其中目标层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准则层由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上述三方面构成；指标层为与准则层相对应的单项评价指标，本文共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指标。(1)基于权责发生的获利能力指标包括销售净利率、资产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指标。销售净利率反映销售收入的收益水平；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净利率分别反映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投资报酬率和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2)基于收付实现的获利能力指标包括销售现金比率、盈利现金比率和全部资产现金回收率指标。销售现金比率和盈利现金比率分别反映公司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销售收入及净利润之问的比率关系；净资产现金回收率是经营现金净流量与平均净资产的比值，反映公司所有者权益获取现金的能力。(3)盈利的持续稳定性指标包括主营业务利润比率增长率、营业利润比率增长率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这些增长率指标一般可以取公司三年或以上的数据，通过几何平均法计算得到。其中主营业务利润比率=主营业务利润，净利润；营业利润比率=营业利润，净利润。以上各项指标都属于正指标，各项指标值越大，说明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好。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三)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间权重的确定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由于不同的指标所包含的评价信息量不尽相同，因此需要根据评价目标与指标特点给每一指标确定权重。一般与评价目标关系越密切的指标，应该赋予更大的权重。因此，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对能否客观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权重的确定方法很多，如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在此采用层次分析法，该方法是目前综合评价实践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确定权重的方法。层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简称AHP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萨蒂教授(T．L．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实用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它是把复杂的决策问题表示为一个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通过人们的比较判断，计算各种决策方案在不同准则及总准则之下的相对重要性程度，从而据之对决策方案的优劣进行排序。这个过程的核心问题是计算各决策方案对于决策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系数，而评价指标权重也正是一种重要性的量度。所以，将层次分析法这一决策分析方法引入到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是可行的。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对盈利能力重要性权重的具体过程为：首先，建立评估对象的递阶层次结构(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图1)的层次结构。其次，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记为M)。根据所建立的递阶层次结构体系，以上一层元素为准则，将下一层受其支配的各元素按其对上一层准则的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并赋予一定分值，构成一个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以便从判断矩阵导出这些元素从上层支配元素分配到的权重。通常采用的标度准则为T．L．Saaty教授提出的比例九标度法，如(表1)所示。根据九标度法，笔者广泛咨询有关财务专家，综合大量专家的经验判断，分别构造出各指标间的比较判断矩阵。如(表2)～(表5)所示(注：各表中符号表示的内容与(图1)中的对应)。第三，计算单一准则下元素相对排序的权重W。求解权值的方法很多，本文采用方根法，其计算步骤是：逐行计算矩阵(M)的几何平均值即为所计算的权重向量；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式中，MW表示判断矩阵M与权重向量w相乘后得到的新向量，(MW)i为MW的第i个元素。第四，进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在构造判断矩阵时，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和人的判断能力的局限性，人们在对各元素重要性的判断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矛盾。如在判断元素的同时，可能会出现判断元素的矛盾状况。为此，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以检查所构判断矩阵及由此导出的权重向量的合理性。一般是利用一致性比率CR进行检验，计算公式为：CR=CиRI。式中，CI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是通过大量试验确定的。部分随
机一致性指标RI的数值见(表6)。当CR
根据方根法，求得上述构造的四个判断矩阵的权重向量及一致性检验的结果如下：。由CR的计算结果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即可以认为前面所构的四个判断矩阵及由之导出的权重向量均合理。最后，计算多准则下指标层各指标对目标层的合成权重。上述判断矩阵在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即可利用指标层各指标对准则层的权重及其对应的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计算出各指标对目标层的合成权重。计算公式为：某个具体指标在目标层中的合成权重=该指标对准则层的权重×该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
(一)评价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不同的指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纲单位和数量级别。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评价指标的不可公度性，需对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此采用广义指数法计算评价指标的无量纲化值。因为前述评价指标都为正指标，所以其采用百分制形式的无量纲化值计算公式为：Kxi=100×xi／XiB(i=1,2…，P)，式中，Kxi为第i指标的无量纲化值，xi、xiB分别为第i指标的实际值与标准值。其中标准值有多种取法，本文的模型可采用极值化法、均值化法和理想法。极值化法：当XiB取全部参评单元(n个)该指标的最优值时，即第i指标的标准值：XiB=。均值化法：当xiB取全部参评单元(n个)该指标的统计平均值时，即第i指标的标准值：。理想法：可以根据行业标准或根据历史最优值(如前三年的先进平均值、前三年的历史最优值)来确定每一指标的标准值。
(二)评价模型的建立评价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后，根据上述构造的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结构和层次分析法所得到的权重分配结果，建立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综合评价的基本模型。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构建了两个评价模型用于不同的评价要求。
模型一：利用层次分析法单一准则下的排序权重，先建立准则层B1、B2、B3的评价模型，然后再建立总目标层评价模型。
式中，F为某一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综合评价值，B1、B2、B3分别为该上市公司基于权责发生的获利能力、基于收付实现的获利能力和盈利的持续稳定性的综合评价值，KX1～KX9分别为上述9个评价指标(X1～X9)的具体无量纲化值。该模型一方面可以计算每个准则层的具体评价值，便于投资者在各上市公司之间进行三个子目标的比较，确定各上市公司的优势和劣势。另一方面也可以较直观地看出每一个具体指标对某一准则的影响程度。从该模型可以看出，评价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最主要的依据是基于权责发生的获利能力，其次是基于收付实现的获利能力、再次是盈利的持续稳定性，而影响这三个子目标的最主要因素分别是销售净利率、销售现金比率和主营业务贡献增长率。
模型二：直接利用层次分析法多准则下指标层各指标对总目标层的合成权重建立评价模型。
该模型计算方法简单，投资者可以直接利用最终评价值对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行分析比较，直观地看出每一个具体指标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从该模型可以看出，影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最主要因素是销售净利率，其次是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现金比率，其它几个指标的重要性相对低一些。模型的局限性：一是虽然综合考虑了影响盈利能力的三个侧面，但每个侧面只选取了一部分评价指标，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虽然各判断矩阵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但在构造各判断矩阵时由于受主观因素的影响，确定的指标权重可能不够精确。
四、结论
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价能合理反映评估目标的综合水平，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的盈利能力综合评价模型，综合考虑了影响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各个侧面，并确定各评价指标对公司盈利能力影响的重要程度，克服了传统比率分析法只考虑单一侧面及单一指标的局限，具有较好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投资者可以利用上述评价模型进行公司纵向和横向的盈利能力比较分析，一是将公司多年的F值进行动态分析以评价公司的财务发展状况，并可以进行前景预测；二是将公司某一年的F值与同行业其他公司、行业平均F值进行比较，F值越高说明公司的盈利状况越好，投资的有效性越高，反之亦然。构建的评价模型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不失其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为投资者、债权人和其他利益关系人进行公司盈利状况评价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作者简介：
莫生红(1970-)，女，浙江杭州人，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讲师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篇11
关键词：地铁;多元化融资;PPP(公私合作)
Abstract:Inthispaper,thebasicpropertyofthesubwayprojectstart,explorediversifiedmodeof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andtriestosolvethefinancingproblemsofsubwayconstruction.Inthispaper,combinedwiththepresentsituationanddevelopmentdirectionofTianjinMetro,andanalyzesthenecessityofresearchofTianjinmetroprojectfinancing,onthebasisoftheTianjinMetro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constructionfinancingmode.
Keywords:Subway;diversifiedfinancing;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中图分类号：U2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随着天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地铁在公共交通系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十二五”期间天津的地铁建设面临着6条新建地铁线路同时开工建设的局面，建设规模达到216km，投资规模约1600亿元人民币。如何在向公众提供便利交通的同时，探索有效、多元化的地铁融资建设模式，缓解巨大的资金压力已经成为天津地铁发展必须面临的课题。
2.天津地铁项目多元化融资的必要性
2.1缓解天津地铁建设的资金压力
地铁建设阶段需要投入的资金是巨大的，天津地铁建设资金主要由财政拨款和商业银行贷款组成。从目前形势来看，财政资金不能满足地铁建设的巨额资金需要，而且政府目前更多的从以往的财政补贴逐步转向政策支持，政府财政投入地铁建设资金的比例会逐步降低。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较高，每年企业要向银行支付高额财务费用，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在天津地铁建设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积极探索有效的地铁建设融资模式是迫切的。
2.2符合地铁融资发展趋势
地铁融资的发展模式和市场化参与程度依赖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意愿、企业效率高低以及外部环境（如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结合国内外地铁建设运营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地铁建设的最终发展方向就是减少政府管制，提高融资市场化程度，从完全的政府财政投入到融资渠道多元化以及运营模式多元化阶段，是国内外地铁建设融资模式发展的必然规律。
2.3引入外部资本可以有效提升企业融资效率和经营效益
通过引入外部资本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对提升企业融资效率和经营效益是有巨大推动作用的。首先，可以解决地铁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同时提高融资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其次，引入外部资本可以为企业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提高地铁公司自身的管理水平与盈利能力。在天津地铁建设中，引入外部资本开展PPP（公私合作）融资模式成为一种有效的地铁融资建设途径。
3.天津地铁项目PPP融资模式构建方案
本文构建天津地铁项目融资模式主要是从投资主体多元化及企业经营多元化两方面入手。通过PPP项目（公私合作）吸引外部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将地铁建设与周边物业开发相结合，实现企业经营多元化，拓宽天津地铁建设融资来源。
3.1从地铁准公共产品的经济属性入手，建立公私合作方式的盈利模式
地下轨道交通的属性:地铁是准公共产品。地铁项目属于大型公益性项目,他所提供的服务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1]地铁项目的票款收入无法弥补全部的建设投资实现盈利，整个地铁项目由社会投资者投资并不具备经济的可行性，但地铁项目以公益性为主，兼具一定的盈利性的经济属性，是使得合理区分项目属性，实现公私合作的成为可能。可以从界定项目的经济价值入手，将整个地铁项目分为A、B两部分，A部分为公益性部分，不具备经营条件，需由政府投资，B部分为具备经营条件的盈利性部分，可由社会投资，并通过项目建成运营后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收入实现合理回报，建立起地铁项目的财务盈利模式。
3.2引入地铁影子票价，建立科学灵活的票价机制
票价问题是地铁项目市场化运作的核心问题。地铁作为准公共物品实行政府定价，使得投资者很难通过价格来消化成本。在票价的制定上引入影子价格的概念，即在基期计程票价基础上，结合客流结构，确定平均人次票价，综合考虑电价、工资、消费价格指数等与地铁运营成本紧密相关的因素，建立联动机制，量化票价公式，对票价进行及时调整。由政府与社会投资共同承担按政府定价计算的平均人次票价与按影子票价计算的平均人次票价的差额。这一价格机制成为地铁项目政府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的桥梁。
3.3用非经营性资产租赁的方式，实现非经营性资产与经营性资产的结合
地铁项目在投资上分为非经营性性与经营性两部分，分别由政府投资方和社会投资者负责建设，但在资产的管理运营上两者又是统一不可割裂的，因此社会投资者可以通过租赁非经营性资产的方式，向政府投资方缴纳租金获得非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
3.4设计合理保障机制，妥善处理好公共产品持续经营与经营性风险关系
PPP模式下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共同参与公共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共同分担风险,发挥各自的优势以便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2]由于地铁作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其首先要服务于公众利益。综观国内外地铁项目市场化运作的案例，合理分配项目的收益与风险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如果项目的产生超额利润，迫于公众压力，政府只得向社会投资者收回项目的经营权；如果项目实际收益过低，甚至出现连续亏损，投资者也会失去投资的动力，从而退出。为此构建适度盈利、合理风险的保障机制对地铁融资实现公私合作至关重要。
3.4.1租金调整机制
以特许公司租赁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资产所缴纳的租金为蓄水池，地铁运营过程中如果实际的客流量低于预测的客流量一定比例，特许经营公司无法获得正常运行，经营困难，将危机地铁正常运营影响公共出行，地铁公司则适当的减免租金，增强项目抗风险能力；如果实际客流量超出预测可流量一定比例，则地铁公司适当的增加租金，以收回部分政府投资，避免项目产生超额利润。
3.4.2合理的社会投资退出机制
地铁运营公益性的特征，要求政府有义务保证公众利益不受损害。当不可预见事件发生并产生严重影响时，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投资者需退出，政府有义务介入接管地铁运营。如果因投资者自身经营不善、违约导致地铁不能正常运营，地铁公司将折价甚至无偿接管其投资资产；若是因为不可抗力、政策调整及其他非经营性因素导致退出，地铁公司给予投资者公允价格补偿。
4.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天津地铁发展的现状，结合PPP(公私合作)多元化经营融资特点，构建了天津地铁项目公私合作融资模式，但地铁同时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在融资过程中要同时兼顾公共利益，以利于更加顺利的推进天津地铁建设。
参考文献：
公益项目盈利模式范文1篇12
在新的管理时代企业管理必须有有效的预算体系、内控和风险管理体系以及合理的成本分摊体系来支撑，使得财务和会计支持更加科学的管理决策，告别模糊管理，实现高效管理。阿米巴经营与日航重建的案例印象深刻。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一、阿米巴经营概述
1.阿米巴模式概述。
阿米巴经营模式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独创的经营模式，稻盛和夫创建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第二电信（KDDI），正是阿米巴经营模式让这两家企业长盛不衰，京瓷更是创造了神话一般的业绩50余年从不亏损，越是经济危机越是大发展，逐渐成长为世界500强；2010年2月1日稻盛和夫出任破产重建的日航董事长，尝试把阿米巴经营模式导入日航，带领日航创造了公司历史上空前的利润，是阿米巴经营让日航获得重生。日航特别顾问长森田直行说：“阿米巴经营是非常优秀的管理会计，也是非常好的经营系统，其核心要素有：非常细小的组织、独特的收支结算、及时的经营信息。不管公司高层也好，事业部领导也好，阿米巴领导也好，都可以以管理会计为中心进行经营。对公司高层最重要的利润，也可以成为阿米巴领导最重要的目标。”见图（1）。
从图（1）看出，企业的总体损益表联动管理会计核算表，将企业的全部业务通过多层分解到N个阿米巴核算单位中，让每个员工都有存在的价值，最终实现全员参与企业经营。
2.阿米巴模式条件。
阿米巴经营模式的本质是一种量化的赋权管理模式。推行时应该遵循基本的规律，由上到下，由大到小，分层逐步推进。根据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三矢裕《创造高收益的阿米巴模式》书中的介绍，阿米巴经营模式需要一些必要条件，如足够的内部信任、严谨的数据核算、及时的信息反馈等等，特别重要的是必须时常检查阿米巴是否符合工作特性（尤其是工作流程），这是因为现代企业经营越来越重视灵活性和速度，如果阿米巴的分割和工作特性不符，就有可能在某些环节出现差错或无法灵活处理发生的问题。这时，阿米巴领导人将责无旁贷。
二、基于阿米巴管理会计案例实践
1.案例简介。
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于2003年在上海成立。公司主要业务是计算机软件研发和销售，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发卡处理、主机托管、灾备服务等）及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作为专业的金融数据处理服务商，公司竭诚为客户提供安全、稳定的系统平台和优质、高效、规范的金融数据服务，如贷记卡、借记卡、预付卡、IC卡、准贷记卡、虚拟卡、复合卡等多种产品的发卡数据处理等多项服务。公司秉承“客户第一”的企业理念，积极进取，勇于开拓，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和尊重，在国内发卡数据处理外包服务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一个公司的长期健康稳健的发展与其严谨的内控管理体系是息息相关的，公司在持续关注各类业务发展的同时，也一直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持续进行管理会计实践。其管理会计的实践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利用相同维度的项目收入与项目成本的配比研究，客观地反映公司盈利在各类产品、服务上的实际分布情况，反映各客户对公司盈利的贡献情况。二是通过项目盈利分析倒推公司各项成本实际投入分布,以加强项目成本管理。三是通过对公司现有各类资源的投入分布及形成的项目盈利分布情况分析，为公司及各级管理部门在了解并利用现有资源，继续推动业务转型，拓展服务领域，丰富产品线等方面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2.管理会计实践。
（1）划分作业管理单元。即以项目为作业管理单位，推进项目管理，将公司的全部业务根据不同服务大类、不同工作状态、不同客户对象划分成不同的项目单位，并设置项目负责人。如公司专业提供外包服务有发卡服务和服务等，区分销售阶段、实施阶段和运维阶段，不同的项目管理阶段分别设置了销售经理、项目经理和客户经理分别负责不同的项目管理。
（2）推进全面成本管理。依据企业成本运动规律，以优化成本投入、改善成本结构、规避成本风险为主要目的，鼓励全员参与，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实行全过程、广义性、动态性、多维性成本控制。固化项目成本核算流程，让项目成本核算工作流程化、数据科学化、结果系统化。见图（2）。
公司将项目成本分成项目直接成本、人力资源成本、生产资源成本及经营管理成本等四个部分，当每部分成本发生时或直接认定到项目成本，或根据不同的作业动因按照既定的规则分配到相关项目，图（3）是全面成本管理下的项目成本分解。同时，单一项目成本也可以对项目成本报告有多层次的解读，以便分析项目盈利能力或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
（3）建立管理会计核算体系。分别核算每一个项目的收入和成本支出，并计算出该项目的盈利状况或估计新项目的盈利能力。设置不同层级的管理会计报表报告系统，及时反馈各项目、各服务、甚至全公司的管理会计信息，让项目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和公司经营层及时了解业务现状。根据项目负责人的管理水平，适时推进项目预算管理，让项目负责人对所管理的项目进度、收支状况均有了解，并对异常项目提出对应决策方案，最终达到提高整体项目管理水平。图（4）是从制度基础、操作模型、报告体系层面的管理会计体系。
（4）比较公司损益表与管理会计核算表。分析其差异程度和差异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下一步的优化措施。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损益表和管理会计核算表间的差异越来越小，管理会计核算的准确性也越来越高。上述特点与阿米巴经营模式的核心要素有相似之处，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的管理会计实践较好地诠释了阿米巴经营模式，是阿米巴经营与中国企业管理会计实践结合的案例。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