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管理策略(6篇)
情绪管理策略篇1
关键词：进化金融进化策略异质情绪
传统金融理论通常假设决策者拥有同质客观情绪，该假设作为金融模型的基础使之得以迅速发展完善。同质预期的依据是市场学习过程，即投资者通常通过观察市场中其他主体的成功投资策略来调整其策略进而与成功投资策略保持一致，最终形成同质预期。理性预期的依据是市场进化过程，即市场中预测不够准确的投资者将被预测较为准确的投资者淘汰出局，最终市场中投资者均保持理性预期[1-3]。这些基于同质客观情绪的模型及其导出的结论经历了一个实证检验过程。然而，该假设非常严格苛刻，不允许主体有模糊观点，且要求主体的看法、认知以及观点非此即彼。显然，这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4、5]。诸如：为何投资者通过总结分析其过去的投资业绩仍保持不同的情绪，为何投资者通过观察分析彼此并总结其相对成功和失败的投资业绩后仍保持不同的观点。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框架模型。模型中情绪过程为动态且服从进化规则。相应地，该规则将导致主体保持可能错误但策略性的情绪，以确保主体能从交易中最大化其效用。作为选择压力的结果，这样的策略性情绪会从全局中涌现，同时，主体可能从一开始就持有某种情绪，抑或通过逐渐学习获得，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称其为进化策略情绪。
本文中的进化方法导致了比标准理性预期均衡更大、更明显的风险溢价。事实上，悲观偏见与风险偏好之间的正相关导致了风险溢价增加的这一关系已被诸多文献阐明[6-8]。然而这些模型中的情绪为外生，本文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构建一个内生情绪模型，并力图使风险偏好与悲观偏见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从市场均衡中得以涌现。
一、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了一个标准的均衡模型，模型的特别之处是包含了主观情绪以及由市场交互和市场学习所驱动的情绪进化过程。首先构造瓦尔拉斯均衡，然后引入学习过程以及动态博弈。市场不确定性由概率空间刻画，其中表示自然状态的集合，表示可观测事件，为概率。市场由两类主体与构成，其效用函数分别为和。市场中可消费物品和风险资产种类单一，每阶段末风险资产回报为随机变量，每单位风险资产价格为。本模型与标准模型的差异为主体拥有不同的情绪。假定与两类主体可能的情绪集合为和，且和均为集合的子集。与表示主体预期，假定主体消费为自由变量，则主体与的主观预期效用分别为和。假定两类主体拥有相同的初始财富，数量为半个标准单位的风险资产，为主体在预算约束条件下风险资产的最优数量，根据瓦尔拉斯均衡定义，其表达式为：
（1）
（2）
因为市场出清，所以。
二、进化框架
进化框架通过博弈过程来构建，与两类主体相互博弈并且与客观环境博弈。与两类主体策略为集合中的以及，客观环境的策略为中的（为的具体值）。与分别表示瓦尔拉斯均衡条件下、两类主体效用水平。对于一对情绪集，类主体在不同客观环境状态下的效用水平为，对应为。
假定的策略为常量，以某一频率随机尝试不同策略，用（为的子集）来刻画频率分布。传统博弈论一般假设所有博弈参数对博弈主体均透明，本模型中主体无须获知所有信息，仅需观察其他主体行为即可。模型假定主体遵循如下行动规则，即主体增大（降低）较好（差）策略的频率。当维持常量时，的效用水平为。事实上，也不断调整其策略，当以某一频率（频率分布为）调整其策略时，因为客观环境状态与的策略相互独立，所以的平均效用水平可以表示为（表示不同客观环境状态及主体不同策略下主体的平均效用水平），相应地，的平均效用水平可以表示为。
与两类主体按照行动规则不断调整及，于是形成动态博弈演化过程。假定（）的初始值为（），阶段时其值为（）。则阶段时，的平均效用水平为，的为。则：
不同群体中不同情绪的自然选择过程如下：每个周期内，用刻画群体分布，两类情绪的平均适用水平为，。模型假设动态选择以平均水平的频率更新，假设分布进化如下：
（5）
（6）
连续增长函数、满足
（7）
（8）
模型假设和满足
且（9）
所以公式（1）与（2）可以写为
（10）
这意味着的增长率由的均值决定，函数满足：
（11）
（12）
考虑博弈，每个主体的策略集为，支付函数为、。博弈为纳什均衡时，情绪集为，并且有：
（13）
（14）
三、假设及定义
主体消费效用函数为：，，其中，表征主体风险接受程度。假定服从正态分布，均值为，方差为，对于给定，主体的最优化需求且，所以风险资产的均衡价格为：
（15）
市场均衡时，主体的最优需求
（16）
效用水平满足如下公式：
（17）
用RP表示本环境下的风险溢价，RPstdd表示标准环境下的风险溢价，因此，
（18）
假设：考虑含有两个主体的模型，效用函数为指数函数，风险资产，假设情绪形式为，其中，对于给定的初始分布和，进化过程收敛于，其中是博弈的唯一的纳什均衡。
四、证明过程
因为支付函数是连续的，所以对于均有。假设由严格决定，这意味着对于所有而言，均有，进而有，并且，所以当时，。考虑包含集合的子集，均有，对于所有，可得：
所以当时，。所以对于每一个策略，必然存在一个开放集使得，进而使得，证毕。
本研究介绍了进化策略情绪的概念和情绪的动态形成过程。同时也解释了进化框架和纳什均衡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进化方法导致了主观和异质情绪。即在一个标准均衡问题中其情绪由进化过程决定，客观情绪不一定是最优的且主体的情绪不尽相同。同时，乐观情绪（过度自信）以及悲观情绪（自信不足）在市场中长期共存。此外，本研究发现了悲观情绪与风险偏好之间的正向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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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管理策略篇2
摘要一般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定的策略和机制，情绪在生理活动、主观体验、表情行为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决策（decision-making）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过程，涉及到对选项间进行比较选择和评估的过程，它既受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又无法避免情绪的影响。在决策过程中情绪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决策:影响决策过程和决策问题的表征性。情绪还可以影响决策问题的结构,也就是,通过影响选项的外表、表象以及选项情节的吸引性来实现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关键词情绪调节决策策略
一、情绪调节的定义
情绪调节是来源于发展心理学的词汇。与其他心理学的定义一样，心理学家使用不同的术语对其进行定义，但是大部分情绪调节的定义都包括以下成分:在监控和评估情绪状态过程中，个体采取行动维持或改变(提高或压抑)情绪的强度，延长或缩短情绪表达的时间。
Gorss和块Levenson(1993，1997)指出，情绪调节的成分不仅包括情绪系统内的主要成份，也包括情绪系统以外的认知、行为等。该观点得到了Cicchetti等人(1992)研究证据的进一步支持。Gross(1998)认为【1】情绪调节(EmotionRegulation)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简单地说，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对情绪发生、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
情绪调节是为了协调情绪与认知、行为的互动，使情绪在生理唤醒、主观体验和表情行为等方面达到良好的、适应的、灵活有效的、可管理的状态，而且情绪调节帮助促进任务定向行为和认知活动，提高作业成绩，使人类功能达到最佳状态(黄敏儿，郭德俊，2000)。
总的来说，情绪调节是指在情绪唤醒时，人们改变思维或行为方式以影响情绪的产生、
体验以及情绪的表达的过程(Richard，2000)。情绪调节与社会交往、社会能力、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等一系列的发展结果相联系。
二、决策的过程
决策（decision-making）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过程【2】，涉及到对选项间进行比较选择和评估的过程，它既受人类信息处理能力的限制，又无法避免情绪的影响。情绪是人一切心理活动的背景，能够驱策个人发生反应，影响人的思维和行动。研究发现情绪是影响决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Svenson认为,决策可以分成四种水平,一般来说,决策水平越高,决策所需的能量资源(由心理和生理能量资源构成)就越多。由于人们想尽量少地使用能量资源,因此,做出决策的条件不变时,人们就会尽量在低水平上做出决策,避免在高水平上做出决策。
三、情绪调节对决策过程的影响
直到决策后情绪(post-decisionemotion)和决策时情绪(decisionprocessemotion)研究的兴起，情绪才“彻底从认知评估中独立出来，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变量直接影响着风险决策的做出。”
首先，有关决策后情绪(post-decisionemotion)的研究显示，情绪与风险决策的影响关系是双向的，风险决策积极或消极的结果能够引发决策的某种情绪，而该种情绪反过来又会影响到随后风险决策的做出，这就涉及到决策后情绪(post-decisionemotion)的研究。
比如，Zeelenberg(1998)通过实验研究，探测了决策者体验到的后悔情绪对随后所做的风险决策的影响，并对消极决策结果产生的后悔情绪和失望情绪进行了区分。当人们得知预期的结果，但后来却意识到另一行为过程产生的结果会更好时，他们将体验到后悔情绪;而当一个选择的结果比预期的要差时，他们会感觉很失望
最近，Ratner探测了风险决策结果的消极情绪反应对随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即使是最好的风险决策也有可能导致令人不快的结果。当一项好的风险决策导致令人不快的结果，由该结果所引发的消极情绪(主要是后悔)将促使人们在下一次风险决策时不去选择最有可能成功的选项，而是选择次之的选项。可见，尽管有关决策后情绪(post-decisionemotion)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研究不多，但已经开始重视情绪对风险决策的直接影响作用，实现了情绪与认知的分离，这是一大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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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管理策略篇3
关键词情绪调节，心理健康，理论。
分类号B842；R395
情绪调节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中国传统医学把情绪调节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如“怒伤肝，忧思伤脾”的观点，反映了朴素的心理免疫思想以及对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关系的认识；西方文化中诸如“保持头脑冷静的人才能成功”，“让你的情绪作你的向导”等古老谚语，反映了西方哲学家们对情绪调节所持的两种相反观点。然而，情绪调节作为心理学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却仅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1]。向前追溯，情绪调节进入心理学的视野要数精神分析理论了，该理论是当代情绪调节研究的先驱，它否定情绪的积极作用，认为情绪如洪水猛兽，而个体情绪调节的任务就是，使自身尽可能少地受消极情绪所左右，通过行为和心理上的控制来降低消极情绪的体验。早期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个体出现精神问题是由于两类焦虑的调节出现困难：一种是基于现实的焦虑，它是由于自我难以达到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个体对焦虑的调节就是尽量避开某种情境或者过分抑制个体的行为。另一种是由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出现矛盾而体验到的焦虑，个体对其的调节就是降低受超我所审视的本我冲动，然而却可能因此导致未来更高水平的焦虑。而自我防御则是基于调节这两类焦虑以及其它消极情绪而提出来的术语[2]，也是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标志性的概念。在这里，情绪调节仅仅作为降低消极情绪体验的防御机制，情绪调节的困难导致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但是，它却难以解释人们有意识地主动调节情绪困难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也不能解释有些人因为积极情绪调节不当，为什么也会产生心理问题？
弗洛伊德的情绪调节理论是基于他治疗精神病人的临床实践而提出的，所以，只重视消极情绪调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后来的研究者[3]基于正常人群经验和有关实证研究，提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均可以通过主动调节，从而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这样，情绪调节不再仅仅作为个体被动防御机制，而强调主动进行情绪调节的积极作用，从而在心理健康中的地位得到肯定。尤其是随着智力或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面对不同情绪刺激，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不仅与心理或精神问题关系密切，尤其对个体的认知活动效果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一共识对情绪调节研究的深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后的研究者对于情绪是否需要调节，如果需要调节，到底该怎样调节，调节多少等问题的展开了争论与探讨，尽管不同的文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所不同，但多多少少是基于其对个体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以及认知决策等的关系而展开的。本文试图从历史角度，把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作为切入口，围绕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由对立到统一，由被当作单纯与个体心理健康相排斥的内容到被看成既可以破坏，也可以建立个体内部情绪环境平衡的一种力量的地位变化。粗略勾勒一条从把情绪调节仅仅看作应对暂时情境的工具，到看作随着情绪的产生而发生的过程，以及把情绪调节过程扩展到情绪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过程观点，再到情绪调节的结构观的大致理论脉络。
1情绪调节的情境观
1.1情绪调节的应对模型
情绪调节正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是源于发展心理学研究[1]。借用压力和应对研究的传统，研究者针对儿童情绪调节发展的计划性和复杂性，提出情绪调节的应对模型：比较有影响的如Lazarus和Folkman提出的应对模型[4]：他们把情绪调节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问题为中心（problem-focusedcoping）――个体通过使用问题解决策略试图改变情境或去除引起紧张的威胁，如重新定义问题，考虑替代解决方案，衡量不同选择的重要性等，这样，个体面对问题情境，如果经过努力，问题获得解决，从而降低个体的情绪紧张程度或压力；一种是情绪为中心（emotion-focusedcoping）――个体为了降低情绪压力采用行为或认知调节策略，如行动上回避，转移注意力，换个角度看问题等，个体主要关注其自身的情绪调节，而不关注实际问题的情况。具体哪种应对类型有助于心理健康呢？研究[5]发现，过多使用以情绪为中心应对的个体，表现出较高的抑郁水平，而过多使用以问题为中心应对的个体，在任务不可控制的情况下，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水平。对依恋的研究发现，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更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应对情绪情境类型，原因是安全依恋个体对外界具有较高的控制感[6]。而且，研究还发现，感知到的应对类型是依恋和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7]，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对自己情绪应对类型的感知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事实上，当知觉到的情绪情境为可控时，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应对，直接解除刺激对情绪的压力，有助于心理健康；而当知觉到的情绪情境为不可控制时，以情绪为中心应对情境，通过改变主体的认识或行为而降低情境对情绪的消极影响，进而有利于心理健康[8]。
该理论尽管采用压力和应对传统，有其精神分析的根源。但是，它的适应性、有意识的主动应对情境是与精神分析有根本区别的，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它把情绪调节的注意力从个体的人格变量转移到所面临的情境变量。但其主要关注的仍是情绪调节对诸如焦虑，抑郁等个体内部心理问题的影响，而对个体情绪调节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则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1.2功能主义的观点
功能主义的基本思想为强调行为或心理成分的适应性、目的性与有用性。对情绪的基本看法为情绪不但能够建立、维持，还能够中断或破坏个体与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关系[9,10]。从该观点出发，情绪调节是通过排除影响个体目标达成的障碍，从而表现出其适应意义。反过来，失调或调节不当的情绪，却可能中断或破坏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个体在面对情绪刺激情境时，使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其心理健康具有不同的影响。有研究者[11]把情绪调节策略归为三类：一类是转移注意。该策略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调节；第二类是搜寻刺激情境信息。即个体在面临情绪刺激情境时，期望获得到较多的解释性信息，个体了解的信息越多，越可能降低情绪的唤醒水平。第三类是寻求情感安慰。对低收入家庭儿童愤怒的研究[11]发现，在面对挫折任务时，从刺激源转移注意力和搜寻挫折情境信息与愤怒情绪降低有关。寻求安慰策略与母亲控制水平和亲子关系的质量共同影响愤怒情绪的变化。使用较多转移注意策略的儿童，其外部心理行为问题较少。即使忽略个体差异，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心理问题仍具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研究还发现，仅使用单一情绪调节策略或者随机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比随着刺激情境的变化而有计划地使用不同调节策略的个体，报告出较高的焦虑水平和表现出较多的身心症状[12]。
该理论强调了情绪调节的适应性，关注了情绪调节与个体内外部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关系，但是把情绪调节等同于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把儿童情绪调节的发展理解为不同年龄阶段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差异有些不妥。
2情绪调节的过程观
2.1情绪调节的两阶段过程模型
不管应对模型还是功能主义的情绪调节观点，主要研究内容是针对消极情绪的调节，而且把情绪调节作为一次性完成的行为。而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两阶段过程模型[3]，则认为情绪调节是在情绪发生过程中展开的，在情绪发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情绪调节。他根据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之前或情绪反应之后，把情绪调节分为先行关注情绪调节（antecedent-focusedemotionregulation）和反应关注情绪调节（response-focusedemotionregulation）。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反应激活之前，称先行关注情绪调节，情绪调节发生在情绪已经形成、情绪反应激活之后，称反应关注情绪调节。Gross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把情绪调节策略归为两大类：即认知重评（cognitivereappraisal）和表达抑制（expressionsuppression）。认知重评从认知上改变个体对情绪事件的理解，从而改变其情绪体验，属于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是指对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进行抑制，该策略调动了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但仅仅控制了情绪的表达，改变了外部情绪表现，情绪体验并没有因此改变，属于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
Gross及其同事就该模型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善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个体其幸福感、抑郁和满意度等反映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较积极。而使用表达抑制的个体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3,13]。这一点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14,15]的证实，研究还发现，抑制消极情绪表达增强了消极情绪体验，抑制积极情绪表达降低了积极情绪体验[16]。同时，由于表达抑制需要耗费认知资源，从而对其它认知活动产生消极影响[17,18]，比如，社会交往目标难以有效达成，可能因此导致人际交往、社会关系的破坏，反过来，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又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内部和外部双重的消极影响使使用表情抑制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而认知重评策略发生在情绪产生之前，不需要持续的调节，从而较少占用认知资源，因此，几乎不影响认知任务的完成。
该模型把情绪调节看作在情绪产生过程不同阶段所进行的，既有消极情绪调节，也有积极情绪调节，强调一般情绪调节过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另外，从调节情绪体验到调节情绪表现，在关注内部环境的同时，强调了情绪调节通过影响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然而，该模型主要强调从行为层面上，降低不良情绪的表达，而没有重视对消极情绪适应性的表达。虽然抑制消极情绪与短期的社会能力呈正相关，然而长期而言，一味地抑制消极情绪表达不但使个体难以理解自己的情绪，还容易导致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而适应性的情绪表达却有利于提高个体的情绪理解能力、社会能力以及心理健康水平[19]。
2.2自动-主动情绪调节的神经科学研究
Davidson从神经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通过对情绪理论的发展历史考察，认为情绪调节包括内隐的、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和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20]。当然，作为广义上的情绪调节过程，这两个阶段具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但这并不能否定二者在时间上的相对先后延续性。
自动的情绪调节过程与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分别激活大脑不同的部位[21]。当个体受到情绪刺激时，先是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该过程更多与边缘神经系统、海马回、杏仁核等神经系统的变化有关，然后涉及到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该过程主要与认知调节以及个体对有关情绪肌的抑制与调节有关。该假设也得到了实验[22]的支持，研究通过先诱发被试产生某种情绪，对反映其有关情绪的指标进行测试，随后施以不同的指导语，目的是使被试进行不同方向的主动情绪调节，然后测试有关情绪指标。结果发现，不同的指导语对反映情绪的有关指标产生了显著的效应。实验还发现，抑制消极情绪的能力与增强消极情绪的能力出现了显著的负相关[22]，表明在调节情绪的方向与效价（valence）上有显著的个体差异。而这种差异有可能导致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同。另外，自动情绪调节过程的长期影响有可能塑造情绪的中央神经系统，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甚至身体健康或免疫系统的功能。
该理论把情绪调节过程分为情绪产生的自动过程与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相当于扩展了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即不管是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还是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之前，都有一个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该过程与随后的调节过程关系密切，理应是情绪调节过程的内容。况且，情绪调节过程的部分目的是使个体适宜的情绪产生于自动的过程，一旦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符合个体的内外环境需要，主动的情绪调节就没有必要再参与进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情绪产生与情绪调节更像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此消彼长的部分。也有人试图通过研究情绪调节过程中诸如注意等认知活动，对自动和主动情绪调节过程做较细致的区分，以考察与情绪调节有关的认知活动对情绪调节质量或心理健康的影响[23]，如焦虑是与情绪调节过程中的注意控制有关。
然而，无论是应对模型还是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只强调了情绪调节内容或情绪调节过程本身，即把情绪调节看作情境性的行为或过程，一旦完成，该情绪调节行为或过程即告结束。它们主要考察个体面对情绪刺激反应的广度（magnitude）或不同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方面：情绪调节所持续的时间（duration），即个体对情绪刺激反应的深度。而情绪调节持续时间理论则弥补了这一缺漏，该理论强调个体恢复到情绪刺激前的正常情绪状态所需的时间，以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相当于从时间维度上扩展了情绪调节的过程。
2.3情绪调节的持续时间理论
研究发现，消极情绪调节持续时间越长，与其消极的健康状况成正相关，研究者用心理恢复力（Psychologicalresilience）来解释这种现象，指个体在面对丧失、困难或厄运时有效的应对与适应，对某些事件的心理恢复力正如金属的弹性，如有的金属质硬，易折断，说明弹性小，而有的金属则质软，柔顺，不易折断，说明其弹性大。人的心理恢复力与此类似，在面对消极事件或情境时，个体在产生消极情绪的同时，也会产生与该消极情绪相对抗的心理恢复力[24]。研究者围绕心理恢复力对个体情绪，认知以及生理影响展开了许多研究，发现积极情绪是心理恢复力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基于此，Fredrickson提出了心理恢复力的形成理论[25]：扩大与积聚理论（broaden-and-buildtheory），与以往情绪调节理论不同，该理论强调积极情绪在消极情绪调节中的积极作用。
该理论认为，积极情绪体验扩大了个体瞬间思维-行动的资源库，反过来，这些可利用的资源又可能帮助个体建立或积累从身体、智力到社会和心理的资源[25]。通过该机制，个体在面对消极情绪情境时，积极情绪能够帮助其较快地恢复到正常情绪状态，包括诸如血压，心率等生理指标以及主观情绪体验等[11]。这也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个体在体验积极情绪时，其思维模式更可能与众不同，灵活，有效且具有创造性，而且更可能使个体采取多种可能行为[25]。消极情绪则使个体思维狭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如果个体在遭遇消极情绪情境时，通过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提高积极情绪体验，积极情绪可以缓冲消极情绪所带来的压力，充当消极情绪延迟效应的“解药”（antidote），使个体尽快从消极情绪体验中恢复到正常水平，Fredrickson及其同事称该效应为“解除效应”（undoinghypothesis），一项对美国9・11前后大学生的研究[26]也支持了该理论。另外，研究者还设计了一个实验[27]，通过不同的任务诱发个体消极，积极和平静的情绪体验，然后再给予所有被试消极情绪刺激，结果发现，积极情绪体验组其心血管指标恢复得最快，悲伤情绪组恢复到正常水平所用的时间最长，平静组次之。因此，常体验到积极情绪的个体或能够较有效地调节自己体验积极情绪的个体，在遭遇消极情绪刺激时，其心理恢复力较高，具有较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心理健康水平也较高。
心理恢复力是个体相对稳定的应对消极情绪的资源，它使个体尽快恢复到正常情绪状态，然而积极情绪并非仅仅反映了心理恢复力的高低，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极情绪通过扩大机制能够提高个体的心理恢复力，二者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28]。情绪调节的主要任务是使个体在面对消极事件时，通过利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尽可能地体验积极情绪，在提高心理恢复力的同时，提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在该理论中，积极情绪作为应对消极情境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与消极情绪相对应的情绪类型。该理论把心理恢复力引入到情绪调节中，从而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从只强调情绪调节知识或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是否合适，到关注情绪调节所延续的时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初步探讨了情绪调节延续时间的机制。
3情绪调节的结构观
不管是情绪调节的情境观还是过程观，认为情绪调节是偏线性的，这也与信息加工过程的主流思潮相呼应，而与这种线性观点理解角度不同的情绪调节结构观，主要从横向角度考察情绪调节的结构，从而探讨其与不同的情绪失调或紊乱的关系。
3.1多维度的情绪调节结构
Kim认为，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的情绪调节概念系统过于强调对情绪体验和表达的控制（control），以及降低情绪唤起的水平等[29]。而实际上，许多情绪失调或情绪问题症状的出现恰是情绪控制的结果，例如，避免体验、尤其是避免消极内部情绪体验促成了部分情绪紊乱的出现，同时，限制情绪表达还会提高个体生理唤醒水平，而且，有研究者[30]干脆把情绪调节等同于情绪控制。显然，情绪调节的概念系统本身就容易出现对情绪调节的误解。用Kim的话[29]来说，适应的情绪调节不是控制、排除（eliminate），而是调节（modulate）情绪体验，他试着提出了自己的情绪调节结构：（1）对情绪的意识和理解。（2）对情绪的接受。（3）控制冲动行为以及按照既定目标行为的能力。（4）根据个体的目标和情境的需要，灵活运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来调整期望情绪反应的能力。情绪调节结构中的全部或任何一种成分的缺乏都可能导致情绪调节困难，进而出现情绪失调。
以该结构作为理论基础，他编制了一个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difficultiesinemotionregulationscale），多种评价方法的数据均获得了较好的质量指标，最后确定了量表的6个分维度，即（1）难以意识自己的情绪反应。（2）缺乏对自己情绪反应清晰度的认识。（3）不能接受自己的情绪反应。（4）较少的有效情绪调节策略。（5）当体验消极情绪的时候，难以控制自己的冲动反应。（6）当体验消极情绪的时候，难以按照目标的指导调节情绪[29]。该实验结果表明区分以下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即情绪意识（awareness）和情绪理解（understanding），以适宜方式实施一定情绪行为的能力和避免以不适宜方式实施一定情绪行为的能力。例如，难以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反应就很难有意识地进行情绪调节，而不能理解自己的情绪即使个体有意识地进行情绪调节，也很难奏效。因此，有关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从而干预或治疗的方法也会有别。
该理论从情绪调节的横向结构进行考察，对情绪调节原有概念系统进行了解构，通过理论探讨与实证支持初步重建了情绪调节的概念结构，然而，由于该结构提出时间尚短，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进行修订与验证，另外，对于各个概念或成分之间的具体关系仍需探讨与研究。
3.2元情绪（meta-emotion）结构模型
元情绪概念是Salovey基于对情绪智力的研究而提出的[31]，指个体对情绪的理解、监控、评价以及对调节过程的反思与监控，并初步提出了元情绪的结构模型，而元即对情绪的反思与调节。后来Gohm做了进一步的工作，从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的角度提出元情绪的三个维度[32]：（1）情绪清晰度（clarity）。指个体区分和描述特定情绪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意识到情绪的好或坏。该维度是元情绪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如果个体对自己的情绪认识不清晰，导致对情绪体验困惑，而且在一些情境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或者不适宜的情绪表现。因此，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结果，导致个体试图削弱情绪以避免不可预料的行为发生。反过来，避免体验情绪又会降低对情绪清晰性的认识，导致出现情绪困扰，表现为难以进行情绪调节或者以一种紊乱的方式调节情绪。（2）情绪注意（attention）。指个体对情绪给予注意和重视的倾向性。对情绪很少给予注意的个体，很难进行情绪调节，因为其认为情绪的产生与任何事件无关。而对情绪注意过多或认为情绪非常重要的个体，也很少进行情绪调节，因为其认为情绪几乎与任何事件都有关而无从调节。而只有在这两个极端区间的个体，即对情绪给予中等注意者最可能对情绪进行有效的调节或管理，也最少出现情绪困扰。（3）情绪强度（intensity）。即个体体验到典型情绪的广度，它与唤醒度，生理或神经的表现相联系。情绪强度太大的个体可能意识到情绪的影响，但进行情绪调节难度显得更大。以新兵为被试的研究[33]发现，情绪清晰度高的个体在实地交火训练时，较少出现诸如大脑一片空白、不能思维等认知困难的情况，而情绪强度与情绪注意则与这些表现无关。显然，元情绪的三个维度对不同的认知活动影响不同。另外，其与个体心理健康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如过度的情绪注意可能与焦虑有关，过高的情绪强度则可能导致攻击等外部行为问题。
该结构模型进一步对三个维度之间具体的关系以及组合做了阐述，并获得了实验[20]的支持。通过聚类分析，Gohm基于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区分出四类人群考察情绪调节的差异以及导致情绪问题的具体机制。例如，在三个分维度上得分均高于平均分的一组人群称为激动型（hot），其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性较强。情绪强度较高，但情绪清晰性较低的群体称为狂暴型（overwhelmed），其情绪调节的方式与其他类型差异很大，甚至是相反的或没有能力进行情绪调节。各个分维度得分均低于平均分的一组人群称为淡漠型（cool），该类型的个体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性较低，因此情绪调节的动机水平也较低。理智型（cerebral）个体情绪清晰性得分很高，但其它两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平均分。各维度的不同结合形成不同元情绪结构特征的人群，其情绪调节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群的特点，这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研究发现，情绪智力对不同元情绪结构特征的人群降低焦虑或压力的贡献差异很大[34]，对有的人群贡献率很高，对另外的人群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人有中等水平的情绪智力，但是却不曾应用，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这种强调个体差异的细致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情绪调节的具体机制，同时为有针对性的情绪干预提供理论支持。另外，元情绪模型在理论取向上既重视了情绪调节的结构，也没有忽视情绪调节的过程，对于理论上整合情绪调节的不同观点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4小结
情绪调节与心理健康的密切关系为情绪调节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基于此，20多年来的情绪调节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个体通过调节影响自己体验到的情绪性质，何时体验，以及怎样体验和表达情绪等内容，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则主要停留在相关范式，将来研究要集中探讨情绪调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相比较而言，机制研究对理论工作和临床意义更深远。另外，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受心理学主流的影响，情绪调节的研究也一直被传统的认知主义方法所统治，而对认知与情绪之间的关系之争，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或方法来解决，该问题的争论实际阻碍了情绪调节理论的发展。未来的研究或许应该放下纷争，采用系统方法结合情绪调节的不同观点，整合情绪调节不同成分以及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因为情绪调节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割裂开研究，往往使得在研究中只抓一点不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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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管理策略篇4
【摘要】首先，大学二年级是进行情绪管理能力干预的关键期。从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各维度和总分的年级变化趋势图来看，大学二年级是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发展的转折期，可塑性较强。因此，在此阶段对大学生情绪管理能力进行干预，必将收到良好的效果。其次，要重视对大学男生的情绪管理能力的培训。在对大学男生进行情绪管理能力辅导的时候，要重点加强他们的理智控制能力和寻求外界帮助能力。再次，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多与同学交往，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同时还要开设相关心理辅导课程，教给大学生应对各类情绪不适的方法与技巧。
情绪管理是每个人一生发展的课题，我们认为在成人期情绪管理也在不断发展。大学生处于成年初期，其情绪管理能力的高低会对其主观幸福感、未来就业、爱情婚姻等人生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人们在成年后更易学会有利健康的情绪调节方式而不采用不利于健康的调节方式，因此对大学生情绪管理策略进行测查和培养对其一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目前关于情绪管理或情绪调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①情绪管理与身心健康。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息息相关，目前已有研究证实，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够促进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相反则会破坏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②情绪管理与家庭。③情绪管理和各种障碍。④情绪管理与生理反应。Demaree等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看令人愉快的录像会表现更多积极情绪表达，而看令人厌恶的录像会表现更多消极情绪表达。即说明可以通过了解生理反应来理解情绪调节。本文拟编制一个以情绪管理策略为主要研究对象，能够测查情绪自我管理策略特征及情绪管理能力的有效问卷。大学生是高压力群体(张林，车文博等，2006;梁宝勇，郝志红，卢国华，2009)。情绪困扰是大学生在压力状态下常见的心理反应，情绪管理策略的构成成分最丰富，采用频率也最高，因此以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在探查大学生情绪管理策略的分类结构基础上初步编制大学生情绪自我管理策略问卷。
一、问卷调查
样本1:青岛地区高校选取了122名有效被试(男生47人，女生75人)，其中一年级36名，二年级30名，三年级33名，四年级23名。(1)为了解所设想的大学生情绪管理策略的理论构想与实际情况的适宜性，本研究首先对23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初步了解大学生在情绪不佳时通常是否主动采取一定的调节措施以及常用的策略有哪些。(2)对样本1实施开放式问卷预备调查。开放式问卷分为三部分:一情绪状态的界定，即指导语;二被试的人口学资料收集;三问题项，包括三方面提问:引发情绪的压力源、主观调节情绪的积极性、常用的情绪管理策略(至少五条)。根据样本1的调查结果，并结合相关文献的分类维度，可以初步整理出大学生在消极情绪状态下通常选取两类策略调节，即认知策略和行为策略。其中，常用认知策略有:寻找压力源(解决问题)、合理化(接受)、和幻想。常用行为策略有:求助(寻找社会支持)、解决问题、退避、宣泄、压抑。样本2:青岛地区高校中随机抽取大学生100人，最终获得有效数据83个(男生37人，女生46人)，其中大一23人，大二29人，大三17人，大四14人。项目筛选主要从两方面进行:(1)项目表述的质量，主要经两位心理学专业教师评阅，对项目和文字进行了相应的修改。(2)项目鉴别力，利用spss13.0统计软件计算两个鉴别力指标:①项目-总分相关:即每个项目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以相关系数>0.3为筛选标准;②极端组差异系数:将被试问卷总分由高到低排序，将其中排在前27%和后27%的被试设定为高分组与低分组，对这两组被试在每一项目的得分上的差异施以独立样本t检验，以t分数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为筛选标准。将没有同时达到上述两项标准的项目删除后，淘汰19个项目，得到48个有效项目。样本3:青岛地区高校抽取308名大学生作为正式测试对象，收回有效问卷277份，有效率为92.3%。大学生情绪管理策略正式问卷，包括指导语、基本信息、问题项三部分。基本信息主要有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类型等，问题项共有48个题目。施测以系别为单位，利用自习课的时间，采取自愿的方式进行，测查时，同学之间不允许讨论。在施测过程中，首先向学生说明施测的目的，并介绍问卷的一些情况，引发被试参与的热情。强调问卷的保密性和匿名性，并许诺在适时的时候向他们反馈调查的结果。
二、大学生情绪自我管理策略的构成
应用SPSS13.0软件对正式施测问卷的回收结果进行因素分析，按照负荷值不小于0.4、有且只在一个因子上有负荷的标准对项目进行筛选，最终留下13个项目，构成5个因子。对各因子所含题目进行语言学分析，根据各因子下题目所描述的内容，将5因子分别命名为宣泄、寻求情感支持、克制/忍耐、解决问题、积极自我暗示。此次研究的结果与肖计划关于应付方式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首先要明确应付方式并不等同与情绪管理策略，应付方式不仅指向情绪，同时也包括解决问题的行为，在这里仅选取指向情绪的部分讨论。肖计划将应付方式分为6个维度: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且他认为每个人的应对行为类型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构成了六种应对方式在个体身上的不同组合形式。如“解决问题-求助”，成熟型;“退避-自责”，不成熟型;“合理化”，混合型。一方面，本研究所得的情绪管理策略在解决问题、求助、幻想3维度上与其相似，尤其解决问题和求助策略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应付方式类型的观点给本研究及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多启发。
三、结语
情绪管理策略篇5
（1.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北京100081；2.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采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北京市4所体育院系的550名体育专业大学生进行了2种情绪调节策略（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和心理健康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表达抑制策略上体育专业大学生使用情况存在性别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少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体育专业大学生表达抑制使用水平比其他大学生更低。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能够有效地预测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运动项目和运动时间影响体育专业大学生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
关键词：认知重评；表达抑制；体育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8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68X（2015）01-0072-04
EmotionAdjustmentStrategyandPsychologicalHealthRelation
ofSportsMajorUniversityStudents
MAQiang1，2，YINHengchan2，LINXiaoqun2，YANZhihui1
（1.SportDept.，CentralNationalityUniv.，Beijing100081，China；
2.SportDept.，BeijingNormalUniv.，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Withtheresearchmethodsofquestionnaireinvestigationandstatistics，thepaperresearchesthetwotypesofemotionadjustmentstrategy，expressionrestrictandcognitivereappraisal，andpsychologicalhealthof550sportsmajoruniversitystudentsinfoursportsinstitutesinBeijing.Thepaperrevealsthatfemalesportsmajoruniversitystudentsuselessexpressionrestrictstrategythanthemalestudents.Theleveloftheexpressionrestrictofthesportsmajoruniversitystudentsislowerthantheordinaryuniversitystudents.Expressionrestrictandcognitivereappraisalareeffectiveinpredictingthepsychologicalhealthofthesportsmajoruniversitystudents.Sportsitemandsportstimeinfluencetheapplicationofexpressionrestrictofsportsmajoruniversitystudents.
Keywords：cognitivereappraisal；expressionrestrict；sportsmajor；universitystudent；psychologicalhealth
情绪调节（emotionregulation，ER）是指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情绪调节与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心理健康、适应性等方面相联系。关于情绪调节概念界定及其含义，过去几十年的情绪研究历史中不同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近十几年来著名学者Gross对情绪调节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同，Gross（1998）提出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影响自己将要产生何种情绪、什么时候出现情绪、同时情绪体验到什么和如何去表达情绪的整个过程”。Gross提出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理论观点认为，在情绪出现的过程里每个人会应用不同的情绪调节的策略。研究发现，最有价值和人们最常用的策略是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认知重评是认知改变的一种形式，它属于先行关注情绪调节策略的一种，是指个体在情绪产生之前改变对引起情绪事件的看法和解释，通过改变情绪事件对于自己的意义和影响尤其是合理化情绪事件来调节情绪。表达抑制是反应调整的一种形式，属于反应关注情绪调节策略，是对于要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进行抑制。已有部分国内外研究发现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个体，其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较高，抑郁水平较低。而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会对心理适应能力产生消极的影响，进而对个体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但是已有研究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研究很少，尤其是实证研究更少，本研究将探讨体育专业大学生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特点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便为体育院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情感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北京市4所高校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专业大学生为样本，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80份，其中有效问卷550份。研究样本中男生373名，女生177名，大一学生321人，大二学生164人，大三学生65人。
1.2研究方法
1.2.1问卷调查法
情绪调节量表（ERQ），由王力等人（2006）在J.JGross（2003）的量表基础上修订，共10道题目，每个题目采用likert7点评价：1是完全不同意，2是很不同意，3是有点不同意，4是中性，5是有点同意，6是很同意，7是完全同意，其中1，3，5，7，8，10题为认知重评，2，4，6，9题为表达抑制。认知重评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2和0?85，表达抑制的重测信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79和0?77。
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表（UPI）是为了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大学生精神卫生、人格健康调查表，在1966年由日本大学的心理咨询专家和精神科医生集体编制。1993年，由樊富珉、王建中主持“全国UPI应用课题研究”，对UPI的有关条目、筛选标准、实施过程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订。目前，国内已有几十所大学的心理咨询机构常备并每年使用。
1.2.2数理统计法
采集到的全部数据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的管理和统计分析。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体育专业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特点
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认知重评策略平均分为4.84±1.02，表达抑制的平均分为3.78±1.04，ERQ问卷采用likert7点记分，每个题项中值是4分，因此可以看出体育专业大学生更加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而较少使用表达抑制策略。进一步分析，以4分中值为标准，高于4分为高使用组，低于4分为低使用组，统计发现，高认知重评使用人数占83.4%，其中男生309人，女生149人，低使用策略占16.6%，其中男64人，女27人。高表达抑制使用人数占46%，其中，男生190人，女生63人；低表达抑制组占54%，其中男生183人，女生114人（见表1）。可见在被调查的体育专业大学生中，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人数最多，而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人数少于总样本的一半。
2.2体育专业大学生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性别差异
对不同性别体育专业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均值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发现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在认知重评上没有显著差异，在表达抑制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男生的表达抑制均值非常显著高于女生（P<0?01）（见表2），可以看出男生比女生使用表达抑制策略频率更高。
2.3不同专项和不同运动年限体育专业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特点
不同运动项目和不同运动年限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情绪调节策略可能存在某种影响。考虑到运动形式的特点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可能影响相同或相似，本研究将运动项目分成两大类，集体项目（本文指足球、篮球和排球）和个人项目（本文指乒乓球、羽毛球、网球、体操、田径和武术）。在运动训练年限方面，考虑到短期的运动经历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可能不太显著，因此本文以受训6年为分界，运动经历6年以下为一组，6年以上为一组进行分析。统计分析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在不同运动项目和运动时限上主效应不显著，交互作用不显著。表达抑制在不同运动项目和运动时限上交互作用显著，主效应不显著（见表3）。
2.4体育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特点
2.4.1体育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情况
本研究将调查所得数据按照问卷评分标准，将体育专业大学生健康水平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可能有心理问题者，第二类是应引起关注者，第三类是心理健康者。结果显示，可能有心理问题者为130人，占总人数的24%；应引起关注者144人，占总人数的26.6%；心理健康者267人，占总人数的49.4%（见表4）。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体育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三个分组赋值为：可能有心理问题者为1分，应引起关注者2分，心理健康者3分，将心理健康的三个水平分值视为连续变量。
2.4.2两种策略不同使用组大学生心理健康差异分析
对不同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高使用组的心理健康非常显著地高于低使用组（P<0.01），表达抑制的高使用组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地低于低使用组（P<0.05）（见表5、表6）。
2.5体育专业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2.5.1体育专业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相关性
对两种情绪调节策略得分与心理健康状况得分进行皮尔逊相关检验，结果发现认知重评策略与心理健康状况得分呈非常显著正相关（P<0.01），表达抑制策略与心理健康状况得分呈显著负相关（P<0.05）（见表7）。
2.5.2体育专业大学生情绪调节两种策略与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以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为自变量，以心理健康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发现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策略都能比较有效地预测心理健康水平。
3讨论
3.1体育专业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特点讨论
体育专业大学生认知重评策略高使用群体占了绝大多数，可以看出，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认知重评策略使用频繁；而表达抑制策略高使用组低于总体的一半，说明体育专业大学生使用表达抑制的策略频率较低。与叶盈（2012）的研究对某学院200名学生的调查相比，认知重评均分4.72相近，但是与表达抑制均分4.09相差较大，本研究的均分是3.87低于中值4分，说明体育专业大学生比其他群体大学生更少使用表达抑制策略。
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认知重评策略使用在性别上没有差异，表达抑制策略男生的使用显著高于女生，这一结果显示男生在处理情绪时，更多的是压抑情绪，这与以往对其他群体研究结果相似。产生这种性别差异的原因是由于男女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不同，父母普遍从小教育男孩要会控制情绪，人们普遍期望男孩能够很好地管理情绪，成年男性的情绪表达经常被看做是不够成熟或是缺乏男子气概，人们普遍认同女性的情绪表达。
研究显示运动年限和运动项目对情绪表达抑制策略具有交互作用，并且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表达抑制均分低于其他群体大学生，也低于均值，说明体育运动，尤其是不同项目和运动时间等因素对学生的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有影响，这提示我们，体育运动，尤其是运动项目和运动时间可能是干预情绪调节策略的一种方法。
3.2体育专业大学生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关系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两种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认知重评策略与心理健康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与以往对不同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回归分析发现，两种情绪调节策略能够有效地预测体育专业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从而提示我们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关注亦可以从情绪调节策略的角度加以预测和干预。
4结论与建议
体育专业大学生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没有性别差异，与其他大学生的使用水平相近；在性别上表达抑制策略使用存在差异，女生比男生更少使用表达抑制策略；体育专业大学生表达抑制使用水平比其他大学生更低。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两种情绪调节策略都能够有效地预测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体育运动尤其是运动项目和运动时间二者影响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能够使表达抑制策略使用水平降低。
建议学校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鼓励和引导学生多参与体育运动，从而降低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学生的心理健康指导过程中，应该引导学生尽量多使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尤其是对于男生，他们的表达抑制策略使用更频繁，应给他们关于认知重评策略使用的更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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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管理策略篇6
关键词：高校教师心理契约情绪劳动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C931.3文献标识码：A
教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职业（Fried，1995）。高校教师工作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劳动，例如课堂教学，科研指导等，它们对高校教师的自我成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Hargreaves，2005）。适当的情绪劳动会增加学生的身心健康、激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学业成就，提升教学和教育效果，同时也会减少高校教师自身的职业倦怠，提高职业满意度（孔冬梅，2009）。而不适当的情绪劳动则会达到反效果。因此，对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心理契约则是一种非正式的、未写成文字的心理性契约，是高校教师对聘用双方在聘用关系中相互付出与回报的主观心理约定（陈虎强，付国秋，周秋蓉，2010）。心理契约的履行可以提高高校教师的工作投入程度、工作满意程度和工作效率，而破坏则会损害高校教师的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张积家，郑炯亮，2005）。由于心理契约履行所具有的激励效果，会使得高校教师有较大的热情从事教学与教育活动，因此，其可能会使得教师的进行更适当的情绪劳动，从而增强教师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但是，心理契约对教师的情绪劳动工作如何产生影响，目前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心理契约影响情绪劳动的机制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情绪劳动的管理策略，希望为此问题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
1.高校教师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一般被定义为一个雇员对其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义务的一系列信念，这些信念建立在对承诺的主观理解的基础上，但并不一定被组织或者其人所意识到[1]。对于与高校教师而言，其心理契约又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高校教师心理契约是指高校教师感知到的关于自身应该对高校组织付出什么的一种主观心理约定。张淑丽（20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心理契约中教师对学校的责任义务包含2个因子：其一作为高校框架基本构成教师所须担负的责任义务，称为“现实责任”，包括圆满完成教学任务、能够承担适当额外工作（如加班）、关心爱护学生、对学生有责任感；其二是高校长远发展教师所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包括不断完善教学科研能力、注意知识结构升级、关心学校发展、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等。林丽华（2005）通过调查问卷发现，教师对高校的心理契约包含三个维度：关系型责任、发展型责任、交易型责任。刘牧（2006）实证发现，高校高水平青年教师在成长过程中对学校的心理契约划分为个人收入、公平公正及价值认同感，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机会三个层次。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高校教师的心理契约结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交易维度，关系维度和发展维度。
2.高校教师情绪劳动
情绪劳动指的是“通过对自己情感的管理来建立一N公众可见的表情和和身体展示，从而获得报酬的一种劳动方式”（Hochschild，1983）。Hochschild（1992）认为包含老师在内的六类工作最需要用到情绪劳动。根据Hochschild的研究，情绪劳动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发生在工作人员与工作对象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这种相互过程包括面对面或声音对声音的交流；其次，通过情绪的表达，工作人员影响着他人的态度、情绪和行为；最后，工作人员的情绪表达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种规则通常是隐藏在各职业规则或规范里。Wingograde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作为情绪劳动者的教师在学校工作过程中，需要遵从以下情绪法则：首先，在对待学生方面，教师要充满爱心和耐心，要爱自己的学生。同时，教师要会包容自己和学生所犯的错误，富有幽默感。其次，在工作方面，教师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对学科知识有热情，在工作中保持冷静并避免消极情绪的流露。
由于情绪劳动主要是员工或教师按照组织的要求对自己的情绪加以控制和表达的过程，情绪劳动策略作为此过程中的手段，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Grandey（2000）把Gross的情绪调节策略引入到情绪劳动范畴中，提出了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两种策略的作用机制。表层行为仅改变外在的情绪表现，而内心感受不变；深层行为则需要个体努力改变自身的感受，以便使得内部感受与外在表现相一致。具体到老师职业，刘迎春、徐长江（2013）从热/冷系统、资源与强度模式和过程模式三种理论模式出发，探讨了教师情绪调节的内在机制，并运用Gross的情绪调节模型分析了教师情绪调节的具体策略。Zhang&Zhu（（2008）分析了中国高校教师的情绪劳动与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高校教师更多地运用深度行为来进行情绪劳动，而高校教师的表面行为对工作倦怠和工作满意度有负向作用，深度加工和真实表现对两者都有正向作用。姬兴华（2009）研究了教师情绪劳动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发现主动深度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组织承诺；主动深度行为与理想承诺、被动深度行为与投入承诺的关系比较复杂。Gosserand&Diefendorff（2005）运用一个包含教师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样本，发现情绪调节策略随着动机的不同而存在不同。Truta（2014）基于一个包含所有层次教师的样本，研究了动机对情绪劳动的影响，发现内在动机只与深度行为有关，而外在动机与任何情绪劳动策略无关。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为高校教师的情绪劳动策略基本上可以分为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两种方式。
3.高校教师心理契约对于情绪劳动的影响模型
在解释高校教师心理契约对于情绪劳动的影响机制时，本研究引入资源保存模型作为理论基础。Brotheridgeetal（2002）首先把Hobfoll的资源保存模型引入到情绪劳动研究中，强调资源的耗费和补充，认为知觉到表达规则的员工进行情绪劳动，无论是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都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耗费资源，如果这些资源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补充（补充源于外在的物质奖励、社会支持或内部的资源，如自尊、自信等），个体就会感到威胁，持续的能量损失将导致工作倦怠。因此，员工倾向于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心理资源的多寡来进行情绪劳动。而心理契约作为一个员工与组织之间的承诺，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可以增加员工的心理资源。因此，心理契约可以作为一个心理资源的来源对情绪劳动发挥作用。
本研究把高校教师的心理契约结构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维度：交易维度，关系维度和发展维度。情绪劳动的策略可以分为两种：表层行为和深层行为。每种行为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不同（张辉华，2006）。也就是说，这两者所需要的心理资源存在不同。一般来说，由于表层行为仅改变外在的情绪表现，而内心感受不变，因此，它需要的心理资源较少；而深层行为则需要个体努力改变自身的感受，以便使得内部感受与外在表现相一致，因此，其需要的心理资源较多。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人们了解不同情绪调节策略所需要的资源，并根据自己所保有的资源来采取合适的行动，保持平衡，避免资源的耗竭。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一个心理契约影响情绪劳动策略的模型，见图1。
3.1交易维度对于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交易维度指的是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具体的和短期的经济利益的交互关系，如薪水、福利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等。一般来说，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如果主要表现为这个维度，那么教师更看重是经济上的收获，而不是看重从教师这个职业中获得成就感。那么，相对来说，他们就会避免对工作有过于大量的投入，只要达到基本的工作要求以便获得符合标准的薪水、福利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就可以了。因此，他们缺乏足够的心理资源来保证他们完成深层行为。根据资源保持理论，他们主要采取表层行为来进行情绪调节，以便符合学校的要求。我们认为：
交易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表层行为采用越多；交易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深层行为采用越少。
3.2关系维度对于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关系维度，指的是高校教师和学校建立广泛、长期的交互关系，如保障工作的长期性和维护学校形象等。一般来说，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如果主要表现为这个维度，高校教师有从长期上维护与学校关系的要求，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收获。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融入到学校的大环境中，努力维持自己的良好形象，希望获得领导和同事的肯定和尊重。根据资源保持理论，他们有足够的心理资源来进行深层行为、因此，我们认为：
关系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表层行为采用越少；关系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深层行为采用越多。
3.3交易维度对于情绪劳动策略的影响
发展维度，指高校教师以更好地适应长期的职业发展和维护高校的长远利益相联系为目的的心理期待。一般来说，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如果主要表现为这个维度，教师倾向于把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和高校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可以鼓励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把学校当做自己人生的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有部分高校教师把自身的职业当做一种使命，不管外在条件如何变化，他们对于事业的热情绝不会降低。根据资源保持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教师有高度的热情去情绪劳动工作，其情绪劳动策略也更多地是采用深层行为，因此，我认为：
发展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表层行为采用越少；发展属性越强，高校教师的深层行为采用越多。
3.4心理契约不同维度对情绪劳动影响的相对强度
同时，我们认为三个维度所激发的心理资源的强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交易维度所激发的强度低于关系属性，关系属性低于发展属性。这是因为，三者对于高校教师来说，意义是不同的。交易属性所带来的只是经济上的满足，关系属性带来的是社会需求上的满足，而发展属性则属于自我实现的满足。其动力是不同的。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自我实现的满足所带来的满足感是经济上的满足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我们认为：
发展属性、关系属性和经济属性对于高校教师深层行为的影响依次递减；发展属性、关系属性和经济属性对于高校教师表层行为的影响依次递增。
4.基于心理契约的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管理策略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要提高高校教师情绪劳动的质量，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4.1构建合理的高校教师心理契约
在人员招聘、培训与选拔上采取一定的方式，构建高校教师与学校之间合理的心理契约。其内容表现为：弱化经济维度，提升关系维度和发展维度。在人员招聘、培训与选拔阶段，跟教师进行坦诚的交流，使教师能够建立合理的预期，从而构建合理的心理契约。还可以通过建立共同愿景来解决（赵欢君，2005）。共同愿景是人们心中一股深受感召的力量。通过“共同愿景”，学校心理契约的构建就有了能量与着力点，“共同愿景”能够使得心理契约构建遭遇阻力时，沿着正确的路径前进。通过尽最大努力扩展心理契约的关系维度和发展维度，来帮助教师采用基于深层行为的情绪调节策略，更好地做好教人育人工作。
4.2保证心理契约的履行
在构建起适当的心理契约后，最重要的是维护心理契约的动态平衡。因此，学校需要在制度上构建起公平合理的管理体系。特别是在绩效管理、薪酬管理以及与组织文化上的体系建设，尽量做到公正合理，可以有力地保证心理契约的履行，进而保证教师能够精神愉悦地进行工作，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因此，通过维护心理契约的稳定性，来帮助教师能够在稳定预期的情况下，无后顾之忧地进行工作，从而具有更多的心理资源进行深度行为，而不是表层行为，提高情绪劳动的质量。
4.3做好心理契约的动态调整
在保证心理契约履行的同时，还需要做好心理契约的动态调整。高校教师的心理契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和工作能力的增强，其心理契约内容和结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学校需要随时了解不同层次教师的心理契约情况，根据契约情况动态地调整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教师的心理契约构建，保持教师的期望张力，激发工作热情。在此基础上，也能够提升教师的心理资源水平，从而鼓励教师把最大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更多地采用深层次行为来提升教学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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