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优势(6篇)
人口红利优势篇1
这种“恐高症”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实际经济发展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和危害。我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近10%的增速一路下滑到现在逼近甚至突破7.5%的底线，与这种“恐高症”的影响不无关系。不从根本上认清我国高储蓄的原因、高投资的必要和高增长的由来真正珍惜利用好这种优势，我国经济社会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本文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对我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不是中国问题，而是难得的“中国优势”，应该倍加珍惜和利用。中国的这种优势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永远存在。随着产生这种优势的条件发生变化，这种独特的“中国优势”也会随之减弱，甚至消失。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优势减弱，但尚未完全消失的机遇期。只要能抓住机遇，加快改革，独特的“中国优势”仍有保持和发展的潜力。高储蓄的由来
中国的高增长源于中国的高投资，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的高储蓄。要弄清楚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原因，先要弄清楚高储蓄的由来。
储蓄是消费后的剩余。只有人们的基本消费得到满足后，人们才有可能进行有计划的自愿储蓄。在收入不能完全满足基本消费的情况下，储蓄与消费会始终处于到底是多消费一点还是多储蓄一点的矛盾之中。中华民族虽然有勤俭节约的美德，但在收入还不能满足基本消费的情况下，也不可能饿着肚子进行储蓄。这一点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相当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基本上是储蓄率不够高，国民收入能用于投资建设的比例往往与消费发生矛盾的时期。国民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问题，宏观调控总是在如何控制消费需求、确保最低限度的投资和如何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确保最低消费之间进行两难选择。当时，为了增加储蓄，实践中还存在利用思想政治工作和通货膨胀、凭票供应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强制居民储蓄的现象。所以这个时期我国是处于消费率虽然很高，但消费量却不足，储蓄在挤压消费，储蓄却还远远不够的时期。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处于消费率太高、储蓄不足、储蓄满足不了投资需要的状态。1978年-1989年，中国的消费率最高达66.5%，储蓄率最高仅为37.9%，而投资率最高达38.2%。从1978年到1989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65.0%，储蓄率平均为35.1%，投资率平均为35.5%，储蓄率比投资率平均低0.4个百分点。反映到国际收支方面，经常面临的问题是进出口贸易经常逆差，即需要引进外资补充国内的储蓄不足。
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成功，我国的储蓄率伴随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和居民消费的大幅提高而呈上升趋势。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储蓄率从37.9%上升到50.2%。而同期我国的消费增长也很快。1980年-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8.9%，其中居民最终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8.8%，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消费增长速度。同期美国个人消费年均增长3.0%，日本为2.0%（1981年-2013年），欧元区为1.3%（1996年-2013年），俄罗斯为8.1%（2003年-2013年），印度为7.7%（2005年-2013年）。显然，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不是由于储蓄挤占居民消费的结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高储蓄基本上应看作是居民消费基本满足后的自愿储蓄，而不是强制储蓄。在我国，储蓄率的明显上升和消费率的大幅下降基本发生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即改革开放已经历了20多年的时候。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我国取得连续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民收入迅速提高，中国经济基本进入国民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加，但边际消费下降，消费率下降，储蓄率上升，最终消费和投资同时增加，并表现出消费与投资形成了较强的一致性。在我国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增长较快的年份，如1982年-1985年，1992年-1993年，2006年-2007年，最终消费增长也比较快；固定资本形成增长较慢的年份，如1989年-1990年，1997年-1998年，最终消费增长也比较慢。这说明我国的投资没有挤压消费，中国的储蓄率上升不是由于投资抑制消费造成的。
是什么引起我国国民储蓄快速上升总体水平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根本原因是两个：第一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制度红利。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瓶颈被一个个打破，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不断提高，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居民储蓄率随着边际消费率的下降呈上升趋势，企业和政府储蓄随着企业制度改革和政府财税体制改革的成功而快速增长。
第二个是中国独有的人口红利。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好遇上了我国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期。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可以分为净消费期和净储蓄期。在劳动年龄阶段为净储蓄期，在幼年和老龄时期一般为净消费期。因此随着一国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往往会出现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现象。在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前后，刚好是我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阶段。从1982年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的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从61.5%上升到74.5%，提高了13个百分点。同时，由于我国在80年代前后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带来我国近30年来人口抚养比的快速下降，从1982年到2010年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从62.6%下降到34.2%，下降了28.4个百分点。中国正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上升和抚养比的下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储蓄率。世界银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
中国高储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难以复制。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人口红利，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使得中国的储蓄率真正出现快速上升。应该说，中国是幸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量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从社会包袱（就业压力）变成了人口红利，这一点没有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这种有利变化，制度改革的红利也不可能有实际这么大。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抚养比急剧下降，大大提高了我国人口红利水平，也是中国非常独特，他国难以复制的。
中国高储蓄优势具有偶然性，没有规律性。首先，制度红利是偶发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制度结构会趋于成熟和稳定，它的边际作用会逐渐减弱。其次，人口红利源于改革开放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组合，它要有制度结构的配合和特定人口结构的变化才能存在。因此，我国改革开放这种制度红利和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以及它们的历史性巧合不具有规律性和长久性，由此带来的红利也不可持续，更不会长久存在。所以，中国的高储蓄优势也不是固定不变，永远存在的。高投资的必要性
中国的高投资源于中国高储蓄的有力支撑，它既是中国经济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是实现宏观经济平衡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增长。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农业社会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和土地，但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土地逐渐让位于资本，资本变化是决定经济增长快慢的根本变量。随着技术革命的突破，技术因素受到了重视。根据丹尼森对美国的研究，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8%。但是，技术是具体化在新的工厂、设备和工具中的。技术只有通过投资，才能内化到生产进程中。在这种内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用于真实资本形成（即投资）的份额越大，技术变革的吸收就越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决定技术变革快慢的关键变量也是投资。制度变量也是影响经济增长快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经济学揭示出，不同的制度结构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组织形式，会产生效率明显不同的经济产出。但制度变量是渐进性的变量，一旦制度趋于成熟和稳定，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逐渐趋于常态。因此，在我们研究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时，制度变量往往没有投资变量活跃。因此，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推动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变量就是投资。没有投资，一切都不可能。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在起飞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储蓄率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启动了发展，随后借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高储蓄和高投资助推中国经济步入了加速发展的轨道。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没有中国幸运，没有制度红利的释放，没有中国的人口红利，所以长期存在着储蓄不足、投资上不去的问题，这不仅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往往基于加快发展的内在冲动，容易对外负债过度，形成外债压力，导致经济失衡，引发经济危机，如巴西、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因此，储蓄尤其是高储蓄，对一个国家尤其是处于发展中起飞阶段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难得非常宝贵可用来加快发展的有利资源，应该倍加珍惜和利用，将它充分有效地转化成高投资和发展优势。
对一个高储蓄的经济体来说，保持与高储蓄相对应的高投资也是宏观经济内在平衡的需要。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即I=S）。储蓄率高，投资率就应该高；储蓄率低，投资率也应该低。否则，经济就会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当储蓄率大于投资率时（I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投资率大于储蓄率，国际收支经常出现逆差和外汇短缺的压力。但由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合理利用外资补充国内储蓄不足，外债管理比较成功，所以我国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发展的过程也比较顺利，成功抵御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储蓄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出现了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储蓄持续过剩的状况，结果出现国际收支大额贸易顺差，汇率面临升值压力，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国内出现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压力，宏观调控不得不以放缓经济增长为代价，处在连续对冲和持续紧缩的状态，结果经济产生下行压力，逐步步入收缩性轨道。
我国储蓄率超过消费率发生在2005年前后，储蓄率超过投资率，两者差距的快速拉大也主要发生在2005年以后。从2005年-2013年，我国储蓄率平均大于投资率5个百分点，最大时两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同期贸易顺差从1020亿美元扩大到2590亿美元，外汇储备从8189亿美元增加到38213亿美元，基础货币投放从6.4万亿元增加到27.1万亿元。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上证综指从2005年的998点一度涨至2007年的6124点。房地产价格接替股市也经历了多轮快速上涨，价格平均上涨3-5倍。为此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被迫以收缩为主，并错误地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为主要内容，结果我国的投资率增长总是赶不上储蓄率的上升，两者相差越来越大。在1978年-2005年，我国投资增速（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同比）年均增长11%，投资率平均在37.1%，储蓄率平均在38.2%，储蓄率高于投资率1.1个百分点；但2006年以来储蓄率与投资率之差明显扩大，2006年-2013年投资率平均在45.8%，储蓄率平均在50.7%，储蓄率高于投资率5个百分点。其中虽然由于2009年为应对危机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刺激，使当年资本形成增速上升到了19.1%，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8.1个百分点，但此后投资不断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降低，2013年已降为4.2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主要就是由于投资增长的放缓，内外平衡的压力主要源自投资与储蓄缺口。
中国的高投资也是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平衡的需要，是中国经济实现人口代际平衡的内在要求和最好方式。我们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提供了人口红利，它对应的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负担即人口负债。一般来说，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要实现平衡，平衡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传统平衡方式，即养儿防老。第二种是把人口红利借给外国，形成外汇储备和国外投资。第三种是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即通过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增加未来的供给能力，为人口老龄化做足准备。
人口红利优势篇2
1映霜红桃大田栽培具有四大优势
1.1映霜红桃成熟季节好，具有独占市场的优势成熟期在10月中下旬，此时市场上百桃皆下市，真正做到了人无我有，错开季节，填补市场空白，这是非常宝贵的优势。谁占领这一优势，谁就获得巨大效益。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建设生态园、旅游园、观光园、采摘园的开发商，更应该抓住这一优势！因为南方气温高，映霜红桃开花早，成熟期能提前10～15天，正值国庆旅游旺季，映霜红桃成熟上市，两者相互配合，形成特色，恰到好处。
1.2映霜红桃的储藏优势，可延长货架期2～3个月、667m2增产值3万元人所共知：苹果、梨可冷库贮藏，季产年销。桃果因特殊的组织结构，在低温条件下，果肉发生褐变，变色、变味、无法食用，失去商品价值，这一直是世界上桃果贮藏的难题。映霜红桃的问世就克服了这一难题，实现在冷库贮藏2～3个月，元旦、春节上市，使冬季果品市场桃果供应实现零的突破。由于映霜红桃耐贮藏这一优势，在开发上有2层意义：一是货架期延长，由3～5天延长到2～3个月，这样就具备了大开发的条件，不管面积再大、产量再高，销售不存在问题，可放心开发。二是贮藏增值效益巨大。映霜红桃采收季节入库价6元/kg，出库12元/kg，零售16～20元/kg，通过贮藏增加产值2～3倍。就是说贮藏50万kg桃，可增产值300万元以上，效益巨大。这是果品冷库的一大福音，也是开发商建设冷库，冷藏增值的一大契机，更是农村专业合作社，大面积开发映霜红桃，利用冷库储藏增值壮大自己的好机会。
1.3映霜红桃品质超群，在品质上独具特色优势映霜红桃品质特色具有四最：颜色最红，糖度最高，硬度最大，口感最好。果面着鲜艳美丽的玫瑰红色，成熟季节秋高气爽，红果、绿叶相互映衬，犹如仙子天上来，美不胜收，对消费者第一印象是外观美。含糖量18.1%，比一般桃12%～13%高出5个百分点。硬度大，能承受70kg重压。吃起来脆甜可口，一改桃果软、绵、酸的弱点，达到硬、脆、甜的极佳状态，品尝一口，齿颊留香，回味无穷，食而不忘。按照老百姓的话说：“吃了映霜红桃，什么桃也不想吃了”。这是观光园、采摘园招揽游客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佳节思佳果，到某某观光园吃映霜红桃将成为口头禅。
1.4映霜红桃667m2产量5000kg，收入3万元以上，具备丰产效益高的优势映霜红桃成熟季节批发价3元，零售价5元，667m2产量5000kg，收入3万元以上，比一般品种收入5000～8000元高出3～4倍。也就是说667m2映霜红桃比其它品种多收入2万多元，效益极其显著。如开发栽植66.67hm2，年收入可达3000万元，纯利2000多万元。“绿色工厂”比“冒烟工厂“效益更可观。
2映霜红桃大棚延迟栽培潜力无穷
全国大棚桃早熟栽培已推广20多年，并已形成规模，667m2棚收入在2万元左右。成熟期由于受桃生物学特性影响，只能在4～5月份，就是在东北寒冷地区最早只能3月下旬，无法再提前。用映霜红桃实行延迟栽培可于1～2月份元旦至春节上市，比早熟栽培提早2～3个月，实现了千百年来春节摘鲜桃的梦想。效益也由2万元提升到667m2棚收入20万元，增长10倍，在高效农业上又创新高。此项技术利用映霜红桃晚熟的特点，在冬暖式大棚中安装制冷设备，从而实现延迟开花2个月，冬季保温，延迟成熟，春节上市。欢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辽宁、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的开发商引进这一技术，创造春节摘鲜桃的奇迹。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北部、甘肃北部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可免去在大棚内安装冷风机的费用，利用自然条件，正常开花，冬季再采取保暖措施就可实现春节上市，费用大幅度降低，效益更理想。如利用大棚延迟栽培技术搞盆景栽培，春节带鲜桃的盆景上市，桃上再印制：福、禄、寿、禧、万事如意、开业大吉、事业发达等吉祥如意的字或图案，就会身价倍增，每盆售价500元，667m2棚栽培1500～2000盆，收入就可实现50万元以上，是高效农业顶级发现项目。
人口红利优势篇3
关键词：宜昌红茶；SWOT分析；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S571.1；F32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5）14-3549-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5.14.055
DevelopmentStrategyResearchonBlackTeaIndustryofYichangCity
inHubeiProvinceBasedonSWOTAnalysis
ZHANGZhao-fang1，ZHANGMing-hai2，TIANDan3
（1.CollegeofEconomicandManagement，ChinaThreeGorgesofUniversity，Yichang443002，Hubei，China；2.AgriculturalBureauofYichang，Yichang443002，Hubei，China；3.AriculturalInformationCenterofYichang，Yichang443002，Hubei，China）
Abstract：ThroughanalyzingthecurrentstatusanddevelopmenttrendoftheblackteaindustryinYichangofHubeiprovince，atlastbystudyingandestimatingitsopportunitiesandthreats，applyingtheSWOTanalysismethodtoresearchitsstrategymodel，putforwardthestrategychoicesandcountermeasuresofYichangblackteaindustry’sdevelopmentcountermeasures.
Keywords：YichangBlackTea；SWOTanalysis；developmentstrategy
宜昌市地处长江中上游地区，是湖北省重要的茶叶产区之一。面对全国茶叶产业迅速发展的态势，如何避免产业趋同和相对过剩的压力与风险，走出一条差异化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特色茶叶发展之路，是茶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和竞争战略理论分析，梳理宜昌红茶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会和威胁，探索宜昌红茶产业发展的战略及对策，以期促进该区域茶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宜昌红茶产业发展现状
宜昌市有13个县市区，有8个县市区生产和经营茶叶，其中，夷陵区、五峰县超过12000hm2，宜都市超过6500hm2，长阳县、秭归县超过5000hm2。全市茶园面积达502933hm2，采摘面积达275万hm2。全市无公害茶园面积约2667hm2，约占茶叶总面积的75%，经过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农质量认证中心颁证的有机茶园面积约97hm2。茶园平均产量为1354.8kg/667m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茶叶产值19.93亿元，茶叶平均产值49825.5元/hm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市茶叶面积、产量均在湖北省内排第二位，综合效益居第一位。
全市茶叶布局为江南、江北两大茶区，江南茶区以五峰、宜都、长阳海拔400～1000m的武陵山区与清江河谷地带为主，是名优绿茶、红茶优势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近26667hm2；江北茶区以夷陵、秭归、兴山海拔200～1000m的三峡河谷与巴山地带和荆山（远安、当阳）浅丘地带为主，是名优绿茶、红茶和特种茶的优势生产基地，面积超过23333hm2，其中，三峡河谷早茶基地3333hm2，鹿苑茶、仙人掌茶、乌龙茶等地方特色茶基地6667hm2。全市有30个茶叶专业乡镇，从事茶叶相关人员有近百万人。
2宜昌红茶发展的SWOT战略分析
按照SWOT分析，将宜昌红茶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分成四个方面，S指内部环境的优势（Strengths），W指内部环境的劣势（Weaknesses），O指外部环境的机遇（Opportunities），T指企业外部环境的威胁（Threats）。
2.1优势分析（S）
2.1.1宜昌红茶的产销历史悠久宜昌红茶（宜红）即宜昌工夫红茶，是我国主要工夫红茶品种之一，历史上因由宜昌集散、加工、出口而得名[1]。早在19世纪中叶，宜红茶便已大量出口英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历经150年以上的沉淀，历史传承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2.1.2生态资源独特宜昌茶叶主产区在武陵山脉和秦岭大巴山余脉地区，素有“鄂西天然植物宝库”之称，该地区物种资源十分丰富。茶叶栽培群体种植面积近5300hm2，仅五峰县采花乡就有2660hm2，该乡黄家台村生长一株“茶树王”，有500多年的历史。现有地方品种7个，其中宜昌大叶种、宜红早和鄂茶7号是适合制作绿茶和红茶的优良品种，面积约30000hm2，占茶叶总面积的60%。全市森林覆盖率55%，主产区五峰县高达81%，生态环境优良。
2.1.3区位优势显著宜昌市是世界著名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所在地，是湖北省两个省域副中心之一，该市正在打造世界旅游名城、长江中上游的区域经济中心。在农业部规划的长江中上游特色和出口绿茶重点区域中，是鄂西武陵山和宜昌三峡名优绿茶区。宜昌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的优势为红茶茶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
2.1.4生产加工出口的茶叶企业颇具规模全市现有茶叶加工企业1068家，其中产值亿元以上的企业7家，千万元以上的企业44家，500万元以上的企业103家；部级龙头企业3家，即采花、萧氏、三峡国际旅游茶城，省级龙头企业16家（全省省级龙头企业33家，宜昌企业约占50%），绿色食品认证企业13家。全市现有萎凋槽、发酵池等红茶专用加工设备的企业42家，其中五峰18家，宜都12家，夷陵区、城区（含点军区）各3家，长阳2家，秭归、兴山、远安、当阳各1家。湖北宜红茶叶股份公司年加工出口红茶8000t以上，原料基地辐射湖北恩施州等地。茶叶加工设备和工艺在省内均处于领先水平，全市现有标准化、现代化加工示范厂（园区）18个，清洁化、自动化连续化生产线20余条，进口和国产茶叶色选机50余台。萧氏集团与萧氏农产品加工园区分别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企业、第四批全国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基地，邓村绿茶集团万吨绿茶出口基地被认定为全国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三品源、邓村绿茶等公司已开展自营出口业务，茶叶直接销往国外。
2.1.5市、县（县市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宜昌市委、市政府近年提出了“提升绿茶，振兴红茶”的口号，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红茶做大做强茶产业的实施意见”的重大决策，实施“宜昌红茶”倍增工程，促进农民增收。市级组建了宜昌红茶协会，每年筹集千万元用于推进红茶产业发展，相关主产县市区党委政府每年整合五千万以上的茶叶产业发展资金支持产业发展。
2.2劣势分析（W）
2.2.1特异性品质挖掘不够“宜红茶”汤色红艳透亮，滋味浓醇回甘，香气甜纯悠长，以“冷后浑”闻名茶界。但是，在区别于祁红、金骏眉、坦洋、滇红等差异性特质上科技攻关不够，特别是本地茶树资源在香气、滋味等方面还有很大开发空间。目前出口红茶大量的还是原料茶，没有形成特色和优势。
2.2.2品牌影响力不够虽然现有“采花毛尖”、“萧氏茶叶”、“金香品雪”等3个绿茶品牌荣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15个品牌荣获著名商标称号，获得绿色食品标志认证的有46个，获得有机茶认证的有6个。“采花毛尖”、“五峰绿茶”、“邓村绿茶”、“宜都宜红”、“五峰宜红”等5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是，全市区域没有一个统领的有较大影响力的红茶、绿茶公共品牌，目前“宜红”这一品牌为一家企业独占，品牌整合和培育显得尤为紧迫。
2.2.3市场营销开拓不够茶叶的营销以传统方式为主，茶叶专业市场规模小。公开竞价、规范的产品标准、高效的集散物流缺乏，现代电子商务、体验店、旗舰店等布局运营的企业少，特别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经营理念薄弱。
2.2.4茶文化挖掘不够宜昌市是我国历史悠久的著名茶叶产区，早在公元3世纪西晋时，《荆州土地记》就记有：“武陵七县通出茶”。唐代陆羽《茶经》载：“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山南，以峡州上”。宜红茶、鹿苑黄茶在全国颇负盛名，虽然本身历史悠久，但开发力度不够。
2.3机遇分析（O）
2.3.1国内外对红茶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据联合国预测，世界红茶市场仍有10到20年的不断增长的黄金期，大约有1.7%的年增速[2]。国内红茶消费需求潜力巨大，2012年我国红茶产量达18.4万t，较2005年增长了278%，红茶产量在茶叶总产量的比重为10.3%，比2005年提高了5%。2012年，我国红茶外销3.6万t，占19.9%，内销14.8万t，占红茶总产量的80.1%，是2005年的11倍。
2.3.2经济新常态下新的产业组织特征有利于特色红茶产业主体的培育发展生产经营小型化、职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的新特征，有利于特色红茶品种的开发、品质的提升及品牌的培育。
2.3.3互联网时代市场销售新业态为特色红茶提供了新空间随着互联网的全方位深度融入，产销交易将变得快捷直接，新的业态、商业模式的出现，也为特色红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
2.4威胁分析（T）
2.4.1红茶消费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消费者对红茶质量要求越来越关注，更加重视产品的安全性、养生价值。这将对包括茶园、加工等环节的生态安全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2.4.2黑茶、青砖茶等对资源的竞争近年来，黑茶、青砖茶等也呈增长的趋势，在资源上有一定的竞争性。
2.4.3周边区域产区的产品竞争宜昌周边的湖南红茶、江西宁红、河南信阳红、安徽祁红等国内其他知名红茶品牌将形成一定竞争压力。
3宜昌红茶产业发展战略选择
3.1宜昌红茶产业发展战略组合分析
通过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宜昌市红茶茶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的评估分析，可以将其组合成SO增长型战略，WO扭转型战略，ST多元化战略，WT防御型战略。
3.1.1优势―机遇（SO）增长型战略利用优势和机遇，加大特色工夫红茶的工艺、品种的开发；更加重视打造生态茶园，充分挖掘茶树资源，培育特色品种；着力培育新型产业主体，提高现代红茶企业的竞争力；抓好市场开拓，培育有竞争力影响力的公共品牌和企业个性化品牌；利用主产区茶园优良的生态环境资源推动“茶旅融合”，加快特色红茶产业的发展。
3.1.2优势―威胁（ST）多元化战略积极适应世界经济科技新变化，按照市场多样化需求，特别是对质量的提升，在茶园生态化、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满足消费者对质量的高要求；总体谋划各茶类的发展定位，科学规划布局，在茶园资源、人力资源等方面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度重视科技攻关，提升核心竞争力。
3.1.3劣势―机遇（WO）扭转型战略依靠科技创新产品和技术，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整合新理念打造知名品牌；创新开拓新市场；加大茶文化开发力度。
3.1.4劣势―威胁（WT）防御型战略稳定现有的出口渠道和规模；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创新产品；建设管理好茶园基地，提高茶园的生态化、机械化水平。
3.2宜昌红茶产业发展战略选择
战略选择必须以对内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对外抓住机遇、趋利避害为目标。结合宏观环境、产业背景与优劣势分析，笔者认为应该选择积极的战略即SO组合战略，理由如下：
1）在信息化高度集成的今天，优势与劣势转化更为容易，如果战略不注重发挥优势，主动出击，环境的快速变化会使当前的优势迅速消失，那么宜昌红茶就会在优势消失的过程中走向消亡，更谈不上创造新的竞争优势。表1中内部的优势因素与劣势因素，要更看重优势因素对红茶产业发展提供的支持，况且宜昌红茶的弱势因素正在逐步转化。
2）扬长和避短、趋利和避害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不注重发挥优势，就必然无法避开劣势；如果不注重抓住机遇，也必然难以避开威胁。因此采用SO组合的战略是切合宜昌红茶产业当前的实际情况的。
3）21世纪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机遇在快速变化中产生和消失，威胁和风险在快速变化中转移、消解或以新的形式再生。如果不能充分利用现有优势或有利条件，不主动出击，办任何事情都希望威胁和风险完全消除或者自身的优势有决胜的把握时再行动，那么这时市场机遇可能就荡然无存了。因此，选择SO组合战略，也是为了适应时代环境特征的要求。
综合分析宜昌红茶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后认为，可选择以优势―机遇（SO）为主的多元化发展战略，采取利用好机遇、回避劣势的措施，适度发展宜昌红茶产业，推进红茶产业向特色化、个性化、定制化工夫红茶产销发展。
4宜昌红茶发展战略的实施对策建议
4.1把握宜昌红茶发展的总体定位
打造宜昌工夫红茶的特色、多样化、差异化产品，形成特有价值链[3]。在该区域内总体上保持绿茶的优势地位，红茶与绿茶、黑茶、黄茶等茶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以红茶的发展促进茶业发展。以国内红茶市场为主要目标，主攻宜红茶的名优工夫红茶为主，稳步扩大工夫红茶的出口。
4.2科学规划红茶核心主产区
根据区域的土壤、气候等条件以及品种适应性要求，制定红茶发展区域布局规划，提高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水平。重点建设五峰、宜都、夷陵3个生态红茶大县，五峰采花、渔关、城关，夷陵邓村、太平溪、乐天溪，宜都王畈、潘家湾、聂河等30个红茶专业乡镇，培育200家红茶专业合作社、2000家红茶生产专业大户。合理布局加工企业，原则上每66.7hm2茶园建设一个初制加工厂，每667hm2建设一个精制加工厂；培育150个左右的产地初制加工厂，20个左右的精制加工厂；重点扶持10家精制加工厂、150家初制加工厂。推进“茶旅融合”，各县市区结合各自特点，突出不同功能定位，规划基地建设与旅游线路布局，抓好以茶生态、茶文化、茶民俗旅游为主体的专业村建设。
4.3实施品牌战略工程
充分挖掘宜昌红茶的历史文化，振兴“宜红茶”这一150多年老品牌。整合现有品牌资源，把“宜红茶”打造成区域著名的地理标志公共品牌，实行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的“母子”组合品牌，赋予品牌以特有价值链，以公共品牌引领宜昌红茶产业发展。
4.4突出科技支撑
组织开展红茶产业技术攻关，组建一个团队，聘请知名院士、专家作为全市红茶产业发展顾问，带领宜昌市茶叶科技人才组建红茶科技研发团队。搭建一个平台，采取政府扶持、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机制，建设红茶产品研发平台，重点开展精制加工、提香提质等技术研发。制定一个标准，依托《湖北宜红茶》和《湖北宜红茶加工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制定宜昌红茶地方标准，规范宜红茶的生产区域、质量标准和加工技术。建设一个中心，全力支持“湖北省茶叶质量检测中心”项目在宜昌的建设，为开展茶叶质量安全检测打好基础。鼓励支持红茶龙头企业开展科技创新；鼓励支持茶业龙头企业构建研发体系，推动农业科研、教育部门与企业构建产学研合作机制，推进企校（院、所）共建；鼓励和支持名牌红茶龙头企业在生产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包装、创造市场需求和茶文化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支持名牌红茶生产、加工等重点环节、重点领域的技术改造，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强化技术推广，茶叶主产县市区和主产乡镇要设立茶叶生产管理与技术指导岗位，配备茶叶技术推广人员，为茶农、茶企、茶叶专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服务。开辟多种茶产业的发展新形式，鼓励各级机构以技术承包、技术入股、技术转让推动新技术的产生与转化。对于茶叶的农药使用，要进行严格监控和定向抽检，力保茶叶质量安全。在茶叶生产企业全面推行食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大力推进产地标识、条码制度，加快无公害、绿色和有机茶及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步伐，扩大覆盖面，建立健全茶叶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瞄准国际市场质量标准，加强茶叶质量检测体系建设。
4.5扶持新型市场主体
龙头企业具有带动力强、规模效益高、集聚资本多的优点，因此要对其予以重点扶持。市级重点支持萧氏集团、采花集团、宜红茶业、邓村集团、宜红茶都、三品源茶业、三峡茶业等重点红茶龙头企业，主产县市区、乡镇重点支持一批成长型中小企业，“促小进规”形成产业集群[4]。推动茶叶专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的建设，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充分发挥合作社在生产、管理、质量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运作方式。鼓励龙头企业成立行业协会，深度挖掘茶叶协会的协调、交流、自律、维权等职能作用，加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间的联系与协作。为适应市场化需求，加快培育一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营销主体，扶持成为新型市场主体。支持茶叶专业市场建设，鼓励重点产销区建立各具特色的茶叶购销交流平台。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实现茶叶从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有效连接和高效运转，大幅度提高茶业经济效益。
4.6强化政策支持和保障
在强化组织领导上，成立高规格的市红茶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茶叶主产县市区分别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茶叶办公室，组建工作专班，切实抓好红茶发展。在扶持政策上，制定突破性的红茶发展扶持政策，市级财政设立红茶发展专项资金，重点在基地建设、绿色防控、厂房改造、设备更新、科技创新、品牌创建、市场营销等方面给予扶持。各主产县市区也要安排专项资金，制定扶持政策。在完善考核机制上，制定红茶产业体系考核办法，结合年度发展目标任务，重点围绕基地建设、加工水平、市场营销等环节，对主产县市和重点乡镇加强考核督办，及时通报进展情况。
参考文献：
[1]翁寿楠.宜红茶史略[J].茶叶，2004（3）：173-174.
[2]陈栋，刘军，吴华玲，等.我国红茶产业数百年兴衰的启示试论中国红茶的发展思路[J].广东茶业，2011（3）：5-11.
人口红利优势篇4
从2012年的发展态势来看，一些趋势性拐点正在形成，现阶段要适应趋势性拐点，更好地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关键在于实现转型改革的全面突破。
内需红利与改革
首先，要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尽快制定国家的消费战略，明确消费为主导的基本目标。到2016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到2022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我国的内需潜力是最大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到2022年，城乡居民消费总量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左右，投资需求将达到50万亿左右，因此内需规模可能接近百万亿。巨大的内需潜力如果能够得到有效释放，将有效支撑我国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未来5-8年消费升级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将决定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我国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不仅对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拉动世界经济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释放内需红利需要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来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城镇化红利与改革
其次，要突破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城镇化将拉动消费潜力的释放，并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5-8年，需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具体来讲，要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明确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方向。释放城镇化红利，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尽快实现从规模城镇化的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切实防止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老路。近期看，需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明确人口城镇化转型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关键是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为此需要尽快在八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二是尽快打破二元户籍结构，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是调整人口政策；五是推进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六是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七是以打破行政主导城镇化为目标，调整行政区域体制；八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
第三，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十报告提出，到2022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这个目标的提出，社会各方面予以普遍关注和很高的期盼。我的理解是，2022年的收入倍增不是贫富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这就需要中等收入群体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2年达到40%以上，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从而支撑年均7%―8%的中速增长；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作为一个转型与改革的大国，实现2022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主要取决于未来3―5年转型与改革的进程：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公平有序的社会生态及其制度安排。
实现这一目标是个大战略，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与稳定，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这就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需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
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
第四，要加快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企业尚未成为市场主体的情况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与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及时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国际经验表明，曾经通过政府主导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后政府转型进程却有明显差异：主动转变并且转变比较快的，经济持续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转变得慢的，经济增长受到明显的影响，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我国的情况看，有效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我国市场化潜在的红利远未释放出来，市场领域的改革还远未完成。未来5-10年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于尽快打破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把政府作用建立在市场的有效作用基础上。在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中理顺市场价格关系，打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破题结构性改革。
以优化权利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五，要突破以优化权利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改变增长主义政府，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新阶段政府转型的基本目标。从改革实践看，过去的“民生10年”政府在强化公共服务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由于改革并未真正触及到深层次的权力结构问题，使得政府转型的目标实现难以真正到位。以“放权、分权、限权”为重点优化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转型与改革的新突破。要尽快形成行政体制改革的行动计划。通过3年左右时间，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司法公开。
当下应抓住十后较好的改革形势，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
人口红利优势篇5
[关键词]红酒市场；渠道争夺；红酒商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7-121
从表面上来看，消费群体的选择权因种类的增加正在变得越来越多，而在其背后实则暗藏着一股中外葡萄酒品牌于中国市场中发生的较量，近年来，很多国外葡萄酒都不断地涌进中国，甚至将国内最大的进口葡萄酒产业的大部分股权垄断，成为其控股的股东。而与此同时，国内的红酒品牌更是在努力的寻求突破，例如张裕曾抛出大手笔控股天珠酒业进而开始对红酒产业上游中的原料基地开展争夺，就连那些二、三线的红酒品牌也想凭借资本市场来将自己的品牌做大做强。由于中外葡萄酒产业之间的竞争不断的升级，更多的企业开始进口葡萄酒，而且的机构也在不断地变得完善和专业，这对于本土的红酒品牌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等方面都发生着变化。
1我国的红酒行业
1-1由于优秀品牌的涌入，我国红酒行业也不断完善
最近几十年里，由于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我国红酒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优异的红酒生产商家，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内的红酒生产商，他们不但生产工艺先进，而且对红酒的酝酿方面也是十分专业，规模也比较大，有的厂家都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每年到葡萄丰收时节，他们就会让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采摘，压榨和酿造一系列程序，之后再在自己工厂中进行调配等一系列的工艺。在不断的生产和实践中，他们变得越来越专业，也有了自己特色的红酒品牌，在市场中渐渐地获得了认可与好评，占据了国内市场的一定份额，同时那些大品牌的进步也在不断地推动着我国小型红酒产业快速的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红酒产业走向国际化的市场。
1-2我国红酒市场将面临惨烈的国际竞争
由于我国红酒产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国内的厂家不断地增加，红酒产量也在不断增加，但同时，很多国外的红酒产家也看到了我国红酒市场隐藏的潜力，于是他们开始想要将其销售中心转向我国红酒消费市场，并将自己那些知名的品牌引进中国的市场，在这些国际的红酒品牌中除了有意大利和法国等这些相对传统的红酒生产国，还有澳大利亚跟新西兰等这些新兴起的红酒生产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在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红酒品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之外，同时为我国的消费者群体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种类供他们选择，同时对于提高我国消费者对红酒产业的发展和认识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3我国红酒产业的发展方向
由于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地提升，跟以往相比，我国的红酒文化已经有明显的加强和提高。我国葡萄酒的相关数据网也表明我国的红酒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直到现在而言，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中活跃度最高的葡萄酒市场，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巨大消费市场的发展空间是十分巨大的。
2外国红酒产业进入我国市场的优劣势及趋势
2-1外国红酒产业的优势
现在，我国对于红酒的人均消费量还不是特别高，由于我国加入了国际贸易组织，对于进口的红酒税率也在逐渐减少，这些都为外国的红酒品牌流入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对于他们进入我国市场的优势来说，首先在品牌上来看，他们都有着较好的信誉，而且品牌的形象也良好，比如说那些传统的红酒生产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其次在质量上，他们历史悠久而且一直秉持着“低生产，高质量”的原则，生产出的红酒都有着独特的口感，这在国内的市场上来看更加地吸引那些高端的消费者群体纷至沓来。
2-2外国红酒产业的劣势
从劣势上来看的话，在中国红酒市场中存在的外国品牌实在是太多，这就造成每个单独的品牌都很难在市场中占据主流地位，也就是说其不易形成固定的“粉丝”。大体上来看，进口的红酒在我国市场中占到了15%的市场，而他们的经销商一般没有长久的推广度，因昂贵推广费用的限制，再加上中西方在文化上面也有一定的差异，关于市场上的运作形式也大不相同，这就造成了国外的红酒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中不能够很好地适应其运营模式，上面这几点对于外国的红酒品牌来说想要在中国市场中充分的融入都是其必须应对的挑战。
2-3外国红酒产业趋势
但有挑战就会有机会，由于我国消费群体对红酒的认识度还有待提高，这对于外国的红酒生产者来说看到了光明的希望，我国国内的红酒品牌虽一直在提高生产量，营销手段上也运用了一定的手法，但是总体上来看，我国关于红酒的饮用文化还不是很完善，而且想要营造出一个品牌的文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从这点上来看，国外的红酒生产商正好可以有效运用这个特点，在进行自己产品的推进时，同时把企业文化跟红酒文化等全都加入到产品之中来，把其当作宣传的一大亮点，从而为自己品牌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一定的位置。
3进口的红酒商迅速发展
3-1进口红酒商的崛起
进口红酒的品牌在不断丰富的同时，牵引的是一个个进口红酒商的兴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的海外品牌开始采用跟商携手合作的方式间接的将自己的品牌引进中国市场，给那些对本土了解并且有自己渠道优势的提供发展空间。渐渐地一批批专业的商开始分享进口红酒的利润，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把握了市场的先机，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红酒的进口量仍然由刚开始发展起来的有一定规模的葡萄酒商掌握着。
3-2机构不断完善发展
在众多商中根基最强做得最大的商，其运营模式也主要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对相关产业不断探究而积累的一种比较完备的销售网络，其实，在商准备进口红酒之前，他们都会提前在市场中进行“试探”，之后再运用网络资源进行推广。与此同时在自身的专卖店中也会提供各种类型的进口红酒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相关的实例均表明这种方式得到了很好的社会反映。
3-3红酒产业链条更加宽广
现在，除了大陆商和国内红酒看中中国这一潜在消费群体，相互竞争之外，香港地区的进口红酒商也将其视线转移到了这里，这样一来就让红酒市场中的竞争显得更为激烈。现在，海关方面和香港的经济发展局已经达成一致的意见，为香港红酒品牌发往内地提供便利条件，也就是说只要这项措施真正的实施起来，那么必然就会给香港的红酒贸易商，尤其是那些规模还不是很大的商进入内地红酒市场创造最便利的条件和机会，造成在内地的红酒产业方面激烈的竞争局面。
4国产的红酒改革蓄势待发
4-1影响国产红酒行业开拓渠道的因素
随着进口红酒在内地市场上时间的不断加深，对我国红酒市场可以说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更有甚者想要在中国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此他们已经在慢慢地开始付诸行动中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大部分的进口红酒放下了自己高大的架子，转至价格攻略，也在开始生产和进入到数十元每瓶的中低档的红酒市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更加满足中国的消费者群体，也为他们开拓中国红酒市场带来更大的希望。
4-2国产红酒进行渠道发展
进口红酒的种种做法和商的变化发展，从一方面来看，对于提高我国消费者对红酒的认识度方面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这对行业范围的扩大可以说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进口红酒在我国内的不断运营发展和扎根落户，其对那些国产的红酒生产商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压力。但毕竟国产酒业根基还是比较雄厚的，短时间内对其造成的影响还是有一定限制的，但从长远来看的话，如果进口红酒依然保持这种高涨的气势，在今后造成的影响我们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国产红酒现在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正在不断地提高自身从生产到营销渠道上各方面的实力，使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今后有可能出现的“变幻时局”。
4-3国内红酒产业激烈竞争引发的影响
由于面对各种强烈竞争所导致的国产红酒的不断强化，对红酒行业的发展可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带动了红酒行业的发展，很多的生产商开始通过收购红酒生产基地来大量的生产和研发红酒，但这对于那些二、三线的国内红酒品牌来说还是有一定困难的，资金不是很雄厚，自己的品牌也没有打响，身后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依靠点，因此在未来国产酒业逐渐丧失价格优势，进口红酒开始转向价格方面之时，这些二、三线的红酒产业面临的就将是被整合的局面。
5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红酒产业发展的更加欣欣向荣，进口的红酒越来越突出的转向我国市场。现在由于我国红酒生产的总产量不断升高，在世界总体的红酒产量上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的加大，加之外国的红酒品牌不断加入，使得我国红酒市场上的竞争变得越发的激烈，中国的市场由此也成为了各国红酒商争夺的主要市场，这就相应的要求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红酒品牌随时做出一系列的“战术”来应对这多变的时局。可以说在平静的中国红酒市场下实则暗藏着一股激烈角逐，各国内外开始在营销渠道等方面入手，努力让自己的品牌能够在多变的时局当中占据稳定地位，在以后的发展中，相信就销售渠道方面来说红酒产业的销售渠道会变得更加的多样化。像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专卖店，网络等多个销售渠道，而且对于消费人群来讲，在以后他们会更加了解红酒的产业文化，更加重视红酒的质量以及口感，使得红酒渐渐地成为我国百姓平常生活当中的一种消费习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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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优势篇6
似乎越来越多人担心，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人口红利将消失，中国的好日子将难以为继。考虑到我国人口规模之巨，这种担心显然不无道理。可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充分就业、高消费和有力的社会保障，那么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很可能会加快这些目标的实现。当然，这些改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现在就作出规划和努力。
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会形成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时期，这种有利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被称为“人口红利”。亚当・斯密说，对一个家庭正确的事情，通常也适用于一国。人口红利就好比一家成员大都是青壮劳力，这个家庭的收入自然就多些；而老人小孩多的家庭，负担自然更重些。
中国已享受人口红利多年。有研究显示，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1/4以上得益于人口结构的优势。无独有偶，国际上的研究也表明，1970～1995年间，在东亚超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因素的贡献比例高达1/3到1/2。
毫无疑问，经历人口红利之后，必然遭受随之而来的人口老龄化之苦。并且，人口红利对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它的消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冲击就有多大。中国人口结构的根本性逆转将在2015年左右出现，届时，老年人口比例将达10％，“人口红利”将逐渐转为“人口负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一夜之间青丝变成了白发，这不仅对个人是可怕的事，对整个经济也是灾难。人口红利消失会通过两个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一是劳动的人少了，需要抚养或赡养的人多了；二是消费的多了，储蓄的少了。劳动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两大源泉，源泉一旦枯竭，增长必受影响。
我国的困难还在于未富先老，这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巨大挑战。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但其他国家大都是先富后老，而中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
不过，也不必过于悲观。人口红利固然重要，但绝不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关键。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之后很长时间内似乎并未感受到有什么“红利”，相反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和就业压力。只是最近10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劳动力资源开始充分利用时，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是个好东西。
既然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带来高增长，它的消失会否终止高增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马尔萨斯曾预言，呈算术级数变化的食物增长肯定赶不上呈几何级数变化的人口增长，人类不可避免地走向间歇性自我毁灭。但实际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食物增长甚至超过了人口增长，马尔萨斯的预言并未实现。人口红利的问题也是一样，其他条件的改善很可能会弥补人口红利消失留下的空白。
人口红利的必然消失可能为中国提供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首先，它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现在，一听说人口红利将要失去，就好像劳动力资源会立刻紧缺，而实际上农村仍有超过两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更要紧的，低劳动力成本只是¾¬济增长的条件之一，甚至是不那么重要的条件。现在非洲的劳动力仍远远比中国便宜，为什么经¬济长期停滞呢？与劳动力成本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我们时常抱怨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飞机，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我们就只能陷于低附加值的“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推迟退休年龄等可以弥补劳动力减少造成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先行国家的普遍做法。当前，一些年富力强的职工常常被迫提前离岗，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种浪费劳动力的反常现象也将随之减少。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正储蓄”的劳动人口下降，“负储蓄”的老年人增加，整个社会总的储蓄率下降。也就是说，中国持续多年的40％的高储蓄率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固然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高储蓄的背后却是低消费。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为消费推动的¾¬济，储蓄率的下降也应是题中之义。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将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我们必须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问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等方面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相关讨论还需要警惕走向另一种乐观的极端，即认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上述各项转变也会自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