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盈利模式研究(6篇)
公司盈利模式研究篇1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盈余质量
一、引言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指管理当局将公司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包括内部控制的设计、实施、运行、监督、评价等相关信息以一定的报告形式向外部信息使用者公开，从而有助于使用者做出正确的决策。2000年，证监会颁布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该规定要求金融企业在招股说明书中专设一部分对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说明，且会计师事务所应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式对上述情况作出报告，并呈报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于2006年和2006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入了强制披露阶段。2008年，五部委联合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鼓励有条件的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出具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鉴证报告。2010年，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强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以单独报告的形式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本文基于沪市A股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探讨随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改善是否伴随着高质量的盈余质量。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所选样本均来自沪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筛选中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根据证监会2013年行业分类，剔除每年上市公司不足20家的行业。经过筛选，共选取2979个样本。本文所用的财务报告和财务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和国泰安数据库，对样本中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查阅和统计由作者手工翻阅上市公司年报完成。
2.研究假设。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限制对外报告信息的故意操纵，降低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中无意的程序和估计差错风险，减轻可能影响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企业经营和战略的内在风险。由此提出假设1：
H1：公司内部控制披露质量与盈余质量正相关。
内部控制内嵌于企业管理，是一个需要持续调整的过程，随着企业自身的发展与外界环境的变化，原本有效的内部控制可能变得不合理。因此，当企业对内部控制持续关注、持续评估时，这类企业的盈余质量可能更高。由此提出假设2：
H2：持续进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公司盈余质量更高。
3.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将盈余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可操控性应计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变量。用基于年度、行业的修正琼斯模型，来预计上市公司的可操纵利润额DA，即下述模型中的残差项ξi，t，
TAi，t，第t年第i家公司的应计利润总额；TA，经营利润减经营现金净流量；Ai，t-1，第i家公司第t-1年总资产；ΔREVi，t，第t期销售收入和t-1期销售收入的差额；ΔRECi，t，第t期应收账款和第t-1期应收账款的差额；PPEi，t，第t期末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TA、（ΔREV-ΔREC）、PPE都除以上期期末总资产为公分母，以减轻异方差的影响。通过计算上述模型的残差，取绝对值即得到盈余质量的度量指标EQ（DA）。其中，EQ值越大，盈余质量越低。
2）解释变量。为支持研究假设，本文共设立个两解释变量，“是否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用ICID表示；“是否连续三年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是则为1，否则为0，用CD表示。
3）控制变量。公司某些经营特征对盈余质量也产生影响，主要包括业务经营发展、财务状况、会计谨慎性、审计质量和公司治理等。本文将公司规模、总资产净利润率、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ABC（总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占总资产的比重）、实质控制人性质是否为国有、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总资产净利润率为净利润与资产总额之，用ROA表示；资产负债率为总负债与资产总额之比，用LEVERAGE表示；公司规模取公司资产总额自然对数，用SIZE表示；实质控制人若为国有则赋值为1，否则为0，用OWNER表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是则为1，否则为0用TOGETHER表示。
三、模型设定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对盈余质量影响的回归模型
为检验假设1，本文构建模型：
为检验假设2，本文构建模型：
四、实证分析
1.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盈余质量影响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1。
从表4.1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盈余质量的均值为0.07560056，极小值为0.00004036，极大值为2.03064113，盈余质量的变化区间较大，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正常应计利润，即有调高利润的动机，同时也说明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分布不均，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均值为0.21，说明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同时披露两份报告的比例较低，连续三年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均值为0.11，说明现阶段我国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连续性披露较差。
限于篇幅限制，相关性检验表格不予列示。同时披露自评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连续三年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盈余质量在0.01的水平（双侧）上显著负相关，相关分析结果支持假设1、假设2。在多元回归分析中，计算了各个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所有的VIF都小于2，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2.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盈余质量影响的回归分析。本文对模型（1）、模型（2）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4.2。
由表4.2可以看出，ICID系数为负，与假设相符，说明公司同时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有效降低应计盈余项目，使公司的盈余质量得到改善。CD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连续三年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能够改善公司的盈余质量，与假设一致。控制变量中，公司规模与假设不一致。可能由于公司规模大，其公司治理越完善，其可操纵盈余的空间越小。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披露的信息为研究对象，从盈余质量的角度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效果进行了验证。检验发现：公司当年度同时披露内控自评报告与内控审计报告，可以有效降低应计盈余操纵，使盈余质量得到提升；连续三年披露内控审计报告的公司其盈余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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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国清，赵景文.资产负债项目可靠性、盈余持续性及其市场反应[J].会计研究，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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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文娟.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J].财会月刊，2011（15）：3-7.
[4]张龙平，王军只等.内部控制鉴证对会计盈余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沪市A股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研究，2010（2）：83-89.
作者简介：
公司盈利模式研究篇2
关键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资本市场使资本从资金富余者快捷地流向需要资金的生产性投资者，即能提供资金最高回报的企业，既满足企业生产需要，同时资本得到最大化增值，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市场中存在着众多的资金需求者，资金富余者如何分辨有价值的生产性投资者成为一个问题，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但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盈利能力较差的生产性投资者也期盼获得资金，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些生产者可以通过某种操作改变企业的盈余信息以获得资金，从而产生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研究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如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些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与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可，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做一些概括性的总结。盈余管理是有目的地干预财务报表对外报告的过程，以达到私人目的而进行的对盈余的披露管理。HealyandWahlen(1999)定义盈余管理是管理层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或通过规划交易改变财务报告，旨在误导利益相关者对公司业绩的理解，从而影响其决策和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
二、盈余管理动机
已有盈余管理文献对盈余管理动机的研究，得出了具有相当证明力的证据。总体上，研究结论表明，公司管理层为了避免亏损、提高管理者报酬、降低违背贷款合同的可能性、避免退市、避免监管部门干预、影响股票市场对公司的理解、少交税，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盈余管理行为是一种有害行为，它使得投资者无法区分优秀企业与盈利差的企业，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经济发展，所以盈余管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监管部门的研究热点。
三、盈余管理方式
具有盈余管理的动机，必定采用一定的盈余管理方式才能达到目的。学者们对盈余管理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许多经验证据。盈余管理的方式：
(一)利润“大洗澡”。即如果亏损已成事实，那么管理者将倾向于报出更大的亏损额。因为此时亏损多少已经不重要，不如多确认点应计提的损失，为以后的经营甩掉包袱。
(二)调低利润。具体方法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资产减值的计提，以少缴纳税款或避免监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公司通过调低利润来避免《反垄断法》的。
(三)调高利润。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盈余管理方式，包括提高管理者薪酬、避免亏损、避免违背贷款合同等多种情况都会看到这种方式的痕迹。
(四)利润平滑。经济学假设人是厌恶风险的，人们不希望看到波动剧烈的经营业绩，因此利润平滑企业的股票将比利润波动企业的股票更受到投资者的欢迎。在国外，这一方式的盈余管理更为普遍。
四、盈余管理的测度
盈余管理行为将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如何来测度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是一个重要课题，针对这一问题，学者们主要提出了三种估计盈余管理程度的方法：应计利润分离模型、特定应计利润模型和盈余频率分布模型。现介绍如下：
(一)应计利润分离模型。此模型将应计利润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分析盈余管理的困难在于其不可直接观测和计量，应计利润分离模型主要通过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来检验选定样本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存在盈余管理。Kaplan指出，应计利润随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一个适当的模型应能从总应计利润中分离出由外生经济环境决定的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其余的部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并以此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应计利润分离模型在实证中应用非常广泛，通常将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看作总应计利润的数学期望，总应计利润与非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差额作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应计利润分离模型能估计出单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但是它要求用大量没有进行盈余管理公司的数据来估计某一具体公司的正常应计利润，这种估计的主观性太强，可靠性值得怀疑。
(二)特定应计利润模型。这种方法通常用来研究某些特定行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因此能够有效识别是否存在了盈余管理行为。由于特定应计利润法是针对具体行业中的某一具体应计项目，因此区分操控性和非操控性部分所依据的假设更切合实际。其优点是，非操控性应计利润比较容易得到，因为研究者可依据会计准则来判断，在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哪些会计项目应该得到如何的反映，能得到准确的证据。但具体的应计利润研究往往局限于小样本或具体行业，增加了应用的难度。
(三)盈余频率分布模型。以上两种方法研究了单个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而盈余分布模型揭示了盈余管理对整体经济的影响。这种方法集中于研究管理后盈余分布的特征，而不需要将盈余分为操控性和非操控性两部分。假设在无盈余管理时，企业盈余服从混合正态分布，而且密度函数是光滑的；而当某一阀值处存在盈余管理时，在盈余分布直方图中阀值左(右)侧相邻间隔内的观察数会出现不寻常的低值，右(左)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数会出现不寻常的高值，从而造成在阀值处密度函数不光滑或不连续，因此判断阀值处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便转化为判断阀值处盈余分布函数的光滑与否。盈余频率分布模型能够较准确地识别短期内为了某一目标盈余数字而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没有去衡量单个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而是考察具有相同经济背景公司的总体结果，通过使用大量样本数据来检验盈余的分布特征。
关于盈余管理的测度问题，这三种方法各有利弊。各种实证研究结果至今仍然存在争议，尚未找到一个完善的计量盈余管理的方法，实践中根据研究重点不同各有取舍。
公司盈利模式研究篇3
内容摘要：盈余管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利益影响日益彰显，使其成为目前会计领域研究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但目前我国对披露式盈余管理的研究相对集中，而对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还未起步，本文旨在对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方法和相应的经验证据进行探讨，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真实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计量模型经验证据
研究概述
（一）真实盈余管理
Healy&wahlen（1999）和Schipper（1989）认为披露盈余管理主要是指通过公认会计准则中利用会计准则来控制盈余，而真实盈余管理包括改变以后商业活动的时间和规模来达到控制盈余的目的。这样可以理解为披露盈余管理仅影响公司账面盈余，既不会增加公司价值也不会减少公司价值。而真实盈余管理通常既影响各期盈余，也影响各期实际的现金流量。并且它通常不会增加公司价值，反而在一些情况下会损害公司价值。
Bensetal.（2002，2003）在报告中指出经理通过回购股票来避免由于公司职工期权的到期而导致的每股收益率降低。Dechow和Sloan（1991）发现了通过减少研究开发费用来满足盈余标准的证据。无论怎样，这里很多的证据主要集中研究的是研究开发费用的减少而没有关于真实盈余管理控制的系统研究。
Grahametal.s（2005）通过减少期间费用和资本投资的方法也可以达到控制真实盈余管理的目的。Bartov（1993）指出盈利负向变化的公司通过资产销售产生更高的收益。Thomas和Zhang（2002）提供了扩大产量的证据但并没有对经济环境繁荣时期扩大产量提供解释。这些证据都没有对真实盈余管理提供有效证据也没有对这些真实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进行研究。直到2006年，Roychowdhury才系统化的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计量进行了分析与阐释，并为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我国，盈余管理的研究一般集中在披露盈余管理领域，而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国外以研究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并对其思路进行探讨，这对我国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
Grahametal（2005）通过研究指出，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当中最主要的原因集中在三个动机：满足和达到上一年的盈利目标；满足和达到分析家的预测；避免财务报告上的损失。很显然，真实盈余管理动机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分析公司是否发生真实盈余管理以及公司在哪种情况下以怎么样的方式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仅仅研究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无法揭示投资者利益在多大程度上受了损害。因此，要在经济意义上了解真实盈余管理，就要提前估计出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
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计量模型分析
对于盈余管理程度的估计模型，如修正的Jones模型，盈余分布法等，国内外已有广泛的研究。但是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模型研究却很少。目前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盈余程度估计模型得到了普遍运用。他认为真实盈余管理可以通过提高产量，延迟信贷期限和减少期间费用支出（研究开发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等）这三种手段来达到预期利润，避免财务报告损失和满足专家预测。
Roychowdhury（2006）认为考虑非正常经营现金流量（CFO），期间费用和产量成本可以研究真实盈余管理控制程度。在文中他认为真实盈余管理主要有三种控制方式：
销售控制：通过价格折扣和延迟信贷期限累计销售量。这样的折扣和延迟信贷期限可以暂时性的增加销售量。但是当公司转为以前的价格时，这种优势就会消失。在假设边际增长率为正数的情况下，额外的销售增加量会刺激短期盈利。无论怎样，价格折扣和延迟信贷期限将会导致目前现金流量的减少。
扩大产量：报告中通过增加产量而减少单位产品成本。企业所生产产品的成本由企业在生产该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各项生产耗费构成。在这些生产耗费中，有一些费用属于固定费用，当产量在一定范围内变动时，固定费用总额不变。因此，当产量增加时，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会下降，管理者为了增加盈利而增加产量，从而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因为减少的单位固定成本并不能弥补增加的单位边际成本，因此总成本会减少。销售成本的减少（COGS）将会导致更高的经营利润。无论怎样，在销售水平和固定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企业增加产量，将会导致更高的销售成本，从而导致更低的现金流量。
减少期间费用：广告费用、研究开发费用和管理费用等这些费用的减少将刺激当前利润的增加。如果这些费用是以现金支付的话，将会导致现金流量的增加。
以上三种控制都会导致现金流量的异常波动。他们的变动将会间接的测量真实盈余的管理程度，因此将他们三种变量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
Roychowdhury（2006）使用的Dechowetai.（1998）发展的模型来假设正常的CFO，期间费用和产量成本。CFO与销量和销量变化量呈线性关系，为了使样本的离散程度降低，将模型中的各变量的数值，由绝对量转换为相对量，比较不同规模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因此分母使用上期总资产。这个多元回归模型可以表述为：
（1）
通过等式（1），可以知道非正常CFO的计算是由实际CFO减去正常的CFO。
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知道非正常的销售成本，存货增长量，生产成本及期间费用。在这里，在扩大产量必然带来的销售收入增加的假设下，COGS的模型可以表述为：
（2）
因为销售收入的增加必然意味着有相应增加的存货储备量。因此存货增长量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3）
我们可以知道正常的生产成本等于销售成本和存货增加量之和，利用等式（2）和（3），因此生产成本可以表示为：
（4）
正常的期间费用模型可以表示为：
（5）
在以上等式中，CFO代表t时刻的现金流量，Prod代表t时刻的生产成本，其为COGS和存货变量的总和。DiscExp代表t时段的期间费用，包括广告费用，研究与开发费用和销售与管理费用。
但Roychowdhury认为这样计算的期间费用可能存在着以下的一些问题：如果企业控制销售量，即通过折扣来增加当年的盈余，那么财务费用会异常增大，那么这样将有可能导致以上回归中出现异常低的残差系数。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期间费用通过滞后销售收入来表示。因此，正常的期间费用估计模型可以表述为：
Roychowdhury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估计模型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他能够单个的估计出真实盈余的管理程度。但是他也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影响真实盈余管理的因素很多，除了提高产量，延迟信贷期限和减少期间费用支出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比如通过将负债转为所有者权益，减少财务费用开支和现金流出，从而提高企业盈利水平；通过股票回购减少发行在外的股票规模，以提高每股收益水平，从而达到或超过证券分析师的预期；通过选择资产处置时点使利润达到预期水平，当公司经营业绩没有达到预期时，可通过转让持有的无形资产、已经增值的有价证券或某个经营部门等获取收益。仅从三个控制变量来探讨真实盈余管理，可能低估真实盈余管理程度。
提高产量，延长信贷周期忽略了经济周期，企业自身发展，扩展业务等影响。企业促销手段，延长应收账款信用期有可能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正当手段，因此如何区分是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还是正大发展手段都值得我们思考。
而笔者认为可以应用短期负债程度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区别。一般而言，一个发展壮大的企业，为了获得充足的现金流来扩展企业，其短期负债比率应该相应增加，借款应该有所增加，而对于一个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而言，为了达到利息费用降低实现短期盈余增加的目的，其短期负债比率应该显著下降。
真实盈余管理的模型运用：经验数据与方法运用
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出台意在避免美国公司再次出现类似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丑闻。也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研究。通过运用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DanielA.Cohen,AiyeshaDey,ThomasZ.Lys（2008）在报告中指出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披露盈余管理水平下降，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上升。DanielA.cohen,PaulZarowin（2010）通过研究发现增发股票的企业都参与了真实盈余管理，在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由于真实盈余管理的程度远远大于披露式盈余的管理程度，从而导致业绩出现显著下降。Taylor,XuZhao（2010）通过盈余达标，满足专家盈利预测和避免财务报告损失三个假设条件来推测企业也许都参与了真实盈余管理。他们通过调查发现参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企业并没有在后续的经营业绩表现上显著下降。这符合了他们关于真实盈余管理成本和收入的假设，即在萨班斯法案颁布之后，真实盈余管理成本上升。
此外，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也运用于动机问题的探讨。NicholasSeybert（2010）认为研究开发费用的资本化和造成的声誉影响驱使公司进行真实盈余管理，即指上市公司研发项目资本化的程度越大，相对而言公司的声誉影响越大，其进行真实盈余管理的动机就越明显。
贡献与未来发展
Roychowdhury（2006）的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为真实盈余的管理测量提供了有力的测量工具，弥补了此前这一领域的空白。虽然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发展只有仅仅的五年时间，但是在外国这一领域上已经开始广泛的运用研究。中国版萨班斯（SOX）法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于2008年6月28日颁布，远胜于美国萨班斯法案；2010年4月26日，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标志着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法制化体系已初步形成。那么，在法律法规颁布以后，我国企业是否同美国企业一样，将报表盈余管理转化为真实盈余管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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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NicholasSeybert(2010)R&DCapitalizationandReputation-drivenRealEaringsManagement,TheAccountingReview
作者简介：
公司盈利模式研究篇4
IPO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大量的中西方研究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IPO公司机会主义地管理盈余，以提高发行价格，正的盈余管理误导投资者过分乐观，它不仅会误导投资者，而且会损害企业未来价值，因此必须有一定的机制来约束它。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本文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即“审批制”转向“核准制”，以及核准制下，由“通道制”向“保荐制”的转移，能否加强市场力量对于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水平的约束，显著降低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即随着市场监管力量的加强，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是否会从日益引起关注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为了具体考察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动态影响，本文根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演变，将研究期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审批制（2001年3月之前）、通道制（2001年4月至2004年12月）、保荐制（2005年1月之后），利用应计利润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影响。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研究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为中国IPO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藉由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动态比较，为证券发行制度的完善提供检验的手段。
二、文献综述
（一）西方文献
西方IPO主要采用市场化发行，中介机构承担着“信息生产”和“认证中介”重要作用，因此大量的研究分析承销商、审计师、律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将承销商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外在治理机制的理论源自于Booth和Smith（1986）提出的承销商认证中介理论。CarterandManaste（r1990）以及Carteretal（.1998）的研究文献证实声誉机制是有效的，高声誉的承销商是与较低的IPO折价和较好的未来长期回报相联系的。BrauandJohnson（2009）的研究则进一步直接证明承销商声誉能有效抑制IPO企业盈余管理水平，承销商声誉与IPO盈余管理水平之间负相关。探讨审计师在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中的治理作用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两个：一是TitmanandTrueman（1986）提出的审计师信号显示理论；二是源自于Dye（1993）审计质量模型。Beatty（1989）的实证研究证明雇佣有声誉的审计师的IPO企业的抑价要显著更低，而MichaelyandShaw（1994）的实证结果则进一步表明，有声望的审计师是相关于较少风险的IPO，同时IPO长期业绩与企业所雇佣的审计师的声誉正相关。除了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可以作为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一种有效治理机制以外，Barryetal（.1990）还检验了风险资本家对于IPO企业的监管作用，实证证据表明在所投资企业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时，风险资本家监管投资方面的专才和经验可以作为企业价值的重要信号传递给投资者，导致有风险资本支持企业IPO的折价较低，说明监管服务的质量被资本市场认可，支持了风险资本家监管理论。
（二）国内文献
刘江会等（2005）检验了我国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承销商的“认证中介”职能严重缺位，承销商声誉与IPO企业质量之间正相关的关系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中被扭曲，投资者通过承销商的声誉等级来区分发行企业质量的信息甄别机制在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基本上不存在。在审计质量的检验上，李仙和聂丽洁（2006）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IPO市场上经过“十大”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低于“非十大”审计的公司；专业审计师能够有效抑制IPO中盈余管理动机，降低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结果支持了审计质量治理机制。在风险资本家监管作用的检测上，陈祥有（2010）以我国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199家IPO公司为样本，对风险投资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与没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相比，有风险投资背景的IPO公司上市前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研究结果揭示风险投资可以约束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另外潘越等（2010）的研究还发现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是IPO盈余管理的两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上市公司更不可能进行IPO盈余管理，而且社会资本与法律保护的约束机制是可替代的，即在我国法律保护比较薄弱的地区，社会资本对IPO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作用更加显著。
这一研究结果拓展了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机制。中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与传统的成熟资本市场不同，中国资本市场处于“行政市”向“市场市”转变完善的进程中，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上市公司行为影响极其强烈，忽略制度偏差以及制度变迁，单纯研究承销商、审计师、风险资本家等第三方对于IPO盈余管理的约束是有失偏颇的。从本人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只有徐浩萍和陈超（2009）的研究涉及了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没有证据支持IPO公司在发行前普遍存在运用会计手段进行的盈余管理。但研究是以核准制实施以后的IPO研究样本（2002年至2005年）为研究对象，没有直接比较审批制向核准制、保荐制变迁的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同时对于IPO盈余管理的计量主要是运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本文的研究范围扩大到1998年至2006年的IPO公司，并且还运用实质盈余管理计量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试图全面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水平和方式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中国证券制度改革的历程凸显了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与方向，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市场力量对于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的约束。审批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实行指标额度的行政分配，各级政府是上市资源的分配主体，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主要是争夺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企业能否上市不在于本身质量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公关能力以及“包装企业”的能力，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缺乏对于企业盈余管理的有效约束。与审批制相比，核准制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管理，证监会的职能由审批上市额度指标转为核准发行资格，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对股票发行进行实质性审查，加强对发行公司质量的审核力度；推荐发行公司的权力也由行政主体（政府）转移到市场主体（承销商），承销商的项目负责人对发行披露的真实性负有责任，若发生虚假陈述，将受到最高5年监禁的刑事处罚，承销商和审计师等专业机构出于自身的职业压力风险，有动机监督发行人的盈余质量。但是在核准制实行初期，通道制阶段，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原理在发挥作用，中介机构的推荐责任仍处于软约束状态，表现为推荐责任并未落实到到人，责任追究机制并未真正建立。2005年开始全面实施的保荐制是新股发行制度的重大变革，将保荐代表人的职业生涯和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及发行前后业绩紧密地联系起来，突出了“个人具体负责”和“事后责任监管”，有助于强化证券公司的推荐责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H1：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从审批准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以有效约束IPO公司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监管制度的改革不仅可以约束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引起IPO机会主义盈余管理方式的转变。盈余管理的工具有两类：一类是应计管理，即在GAAP范围内，通过会计方法、会计估计和会计时点的选择来管理盈余；另一类是实质性盈余管理，即通过次优商业决策，如通过削减研发支出，过量生产，以及给予较大的商业折扣，达到盈余管理目的。这两类工具相比，最大的差异的是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不同。前者不改变企业现金流量，只是影响企业应计利润，因此实施成本相对较小，但由于应计利润的反转特征，以及会计规范弹性所限，应计管理效果是有限的；后者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实施效果明显，而且隐蔽性强，但由于次优决策会损害企业价值，实施成本高。在审批制下，审核发行相关信息的责任主要在政府和各级部委。由于自身利益和公司发行利益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部委不仅不能有效监督发行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甚至还可能成为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共谋”，随着核准制的实施，特别是保荐人制度的运用，发行公司盈余管理的约束由单一的政府行政监管，转向包括证监会的发行审核、市场机构专业辅导和监督，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的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发行监督力量的加强提高了IPO公司应计管理的成本，可能会导致中国IPO公司的盈余管理方式从透明度较高的应计利润管理转向隐蔽性更强的实质盈余管理。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H2：证券发行制度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通道制转向保荐制，可能导致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由应计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在1998年1月1日到2006年12月31日期间在上交所和深交所A股市场上市的A股IPO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上述期间在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公司共有723家，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IPO公司8家，剔除在计算盈余管理指标时，运用分年度分行业回归，未达到回归所需要的10个非首发上市公司所在行业的IPO公司42家，共673家IPO公司作为最终研究样本。研究样本的选择过程如（表1）所示。同时，本文研究目的是检测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依据中国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历程，本文划分了三个研究阶段，如（图1）所示。本文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证券发行制度变迁对于IPO盈余管理行为和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有的研究数据都取自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数据处理运用的是STATA和EXCEL软件。
（三）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计量
本文研究的是IPO公司在首发阶段的盈余管理行为，衡量的指标是IPO当年的盈余管理水平。运用应计模型和实质盈余管理模型来计量盈余管理水平。（1）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应计利润法是西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类方法，该类方法目的是从应计利润总额中分离出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的指标，该方法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盈余管理的程度。考虑到Dechow（1995）研究证明修正琼斯模型忽略了企业业绩对应计的影响，可能导致对于业绩水平异常的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错误估计。
由于IPO公司相对于已上市公司，在业绩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本文选择收益匹配的琼斯模型（Kotharietal.2005）来计量应计利润管理。模型如下：TAtAt-1=α0+α1×1At-1+α2×REVt-ARtAt-1+α3×PPEtAt-1+α4×ROAt+εt（1）其中，TAt：企业第t年总应计，用第t年营业利润减去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ARt：企业第t年应收账款变化，用第t年应计账款减去第t-1年应收账款；PPEt：企业第t年固定资产账面原值；ROAt：企业第t年的资产收益率，用第t年净利润除以第t年期末总资产；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具体的计量中，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1）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计算各样本的非操纵应计，从总应计中扣除非操纵性应计，得到各IPO公司当年的操纵性应计DA，作为IPO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稳健性测试中，也运用基本琼斯模型（Jones，1989）和修正琼斯模型（Dechow，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利润。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2）实质盈余管理。本文借鉴Roychowdhury（2006）实质盈余管理模型，计算了IPO公司发行当年异常现金流量、过量的生产成本，以及异常的操控性费用支出，模型如下：CFOtAt-1=β0+β11At-1+β2REVtAt-1+β3REVtAt-1+εt（2）；PRODtAt-1=β0+β11At-1+β2REVtAt-1+β3REVtAt-1+β4REVt-1At-1+εt（3）；EXPENSEtAt-1=β0+β11At-1+β2REVt-1At-1+εt（4）其中：CFOt：企业第t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PRODt：企业第t年的生产成本，为t年已销产品成本加上t年存货的变化；EXPENSEt：企业第t年操控性费用，为t年销售费用、财务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合计；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企业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REVt-1：企业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化，用第t-1年主营业务收入减去第t-2年主营业务收入；At-1：企业第t-1年总资产，为了消除规模效应，除常数项以上所有变量都用上一年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一样，实质盈余管理的计量也分两步：首先运用分年度分行业非首发上市公司数据，按照模型（2）、（3）、（4）要求进行回归，计算行业特征参数。然后再运用IPO公司的数据，利用行业特征参数分别计算各IPO公司正常现金流量、正常生产成本、正常操控性费用，从总经营现金流量、总生产成本、以及总的费用中扣除得到异常现金流量（R_CFO），异常生产成本（R_PROD）和异常操控性费用（R_DISXB），作为本文实质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在给定的销售水平上，向上管理盈余的企业可能有以下特征：异常低的CFO，异常低的操控性费用，和异常高的生产成本。为了抓住实质盈余管理的总体效应，借鉴CohenandZarowin（2010）在研究围绕SEO时的实质性盈余管理的做法，结合以上三个单独计量指标去计算两个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综合指标，REM_1和REM_2值越高，表明企业进行实质盈余管理活动的可能性越大。计量如下：REM_1=（-1）×R_CFO+（-1）×R_EXPENSE（5）；REM_2=（-1）×R_EXPENSE+R_PROD（6）
（四）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
由于IPO盈余管理水平除了受证券发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外，也会受到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为了验证假设1，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以盈余管理水平作为因变量，以证券发行制度演变为自变量，并引入定价方法、承销商声誉、审计师质量等其他治理变量，以及企业规模、销售增长率以及财务杠杆等控制变量，构建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DEP=a0+a1×TDZ+a2×BJZ+a3×PRICE+a4×TIME+a5×TENUNW+a6×BIG4+a7×STATE+a8×SIZE+a9×LEV+a10×GROWTH+3011Σan×INDUSTRY+ε（7）根据Zang（2007）的研究发现，管理人员优先决策实质盈余管理在应计操纵决策之前，并且实质盈余管理和应计操纵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Cohen，etal（.2008）在研究2002年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对于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为的影响也发现，萨班斯法案的通过导致公司从应计为基础的盈余管理转向实质盈余管理。另外CohenandZarowin（2010）通过研究再融资活动的盈余管理行为，进一步证明，企业应计还是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是应计管理成本以及应计管理能力的函数，应计管理的成本包括监管者、审计师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应计管理的潜在法律诉讼，而应计管理能力是指企业应计管理的弹性。因此本文在模型（7）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M_PROXY）作为DA的解释变量，模型如下：DA=a0+a1×TDZ+a2×BJZ+a3×TDZ×RM_PROXY+a4×BJZ×RM_PROXY+a5×PRICE+a6×TIME+a7×TENUNW+a8×BIG4+a9×STATE+a10×SIZE+a11×LEV+a12×GROWTH+3213Σam×INDUSTRY+ε（8）RM_PROXY是指实质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分别用REM_1和REM_2来代替。与模型（7）相比，模型（8）主要的变化是引入了证券发行制度和实质盈余管理的交叉项（TDZ×RM_PROXY和BJZ×RM_PROXY），目的是为了检验是否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方式的影响。根据假设2，其系数预期为“-”。其他变量的符号预期同模型（7）。模型相关指标定义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623家IPO样本公司的分阶段发行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反映发行公司特征的指标，如总资产、销售收入、销售增长率、筹资额等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IPO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司盈利能力越来越强；而反映发行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指标，总应计（TA），操纵性应计（DA），以及实质盈余管理计量中的REM_1呈下降趋势，表明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公司盈余管理有约束效应。
（二）IPO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证券发行制度约束效应的检验
为了检测证券发行制度市场化进程对于IPO盈余管理程度的约束，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从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PRI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在相对固定市盈率定价方法下，IPO公司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将人为操纵应计利润，支持了Aharoneyetal（.2000）的研究结论；BIG4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IPO公司操纵性应计的约束效应，与李仙和聂丽洁（2006）的研究结论一致；但TUNNUW的系数为正，不符合预期，并且不显著，表明我国IPO市场审计师声誉机制并没有形成，支持刘江会等（2005）的研究结论。从REM_1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和BJ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和保荐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实质盈余管理水平隐蔽性较强，较难被发现，因此并没有引起审计师、承销商足够的重视，也可能是由于REM_1综合了R_CFO和R_EXPENSE的共同影响，所以导致系数被稀释。从REM_2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TDZ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通道制的实施，使IPO公司的实质盈余管理水平显著下降，支持了假设1；BIG4、TUNNUW、STATE的系数均不显著，不符合预期，原因同上。综合DA、REM_1、REM_2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假设1，表明随着证券发行制度的市场化进程，由审批制向通道制、保荐制的演变，会约束IPO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提高IPO公司盈余质量。
（三）IPO公司操纵性应计利润和实质盈余管理手段的相互替代效应的检验
从（表5）的相关系数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证券发行制度阶段，IPO公司的操纵性应计水平与实质盈余管理水平均呈正相关性，没有出现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随监管加强，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效应，不支持假设2。在模型估计中，本文对模型（8）标准误进行异方差调整和公司观察值自相关调整，以获得较准确的t统计量。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以REM_1和REM_2作为实质盈余管理替代变量（REM_PROXY）的回归一、二的结果来看，TDZ×REM_PROXY和BJZ×REM_PROXY的系数显著为正，不符合假设2预期。表明在通道制和保荐制下，IPO公司在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上，实质盈余管理和操纵性应计管理共同存在，也即随着监管力量加强，操纵性应计与实质盈余管理并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相互替代的趋势，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
另外，与第三部分没有考虑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替代效应的DA回归结果相比，TDZ和BJZ的系数仍为负，但显著性在下降，这可能是由于RM_PROXY与TDZ、BJZ之间存在相关性，稀释了TDZ、BJZ对于DA的影响所致。同样在引入RM_PROXY变量以后，PRICE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证明了IPO公司操纵应计目的是为了追求较高的发行价格，BIG4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支持了审计师质量对于应计操纵的约束。
综合上述的回归结果，不支持假设2，表明在IPO市场上应计盈余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管是显著正相关，并没有发现Cohenetal（.2008）等西方研究文献所证明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加强，应计管理和实质盈余管理方式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趋势。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另外运用了基本琼斯模型（Jone，1991）、修正琼斯模型（Kothari，1995）来计量操纵性应计，研究发现，这些盈余管理水平的计量指标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所做的检验均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另外BallandShivakumar（2006）的研究指出，估计IPO当年操纵性应计用IPO前一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会由于换算指数在数额上偏小，导致所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偏大。因此本文在计算各IPO公司操纵性应计时，运用的是上市当年平均总资产进行换算。在稳健性性测试中，也运用IPO上年总资产作换算指数，研究主要结论并不改变。
公司盈利模式研究篇5
[关键词]股权激励盈余管理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后,上市公司的各类股东的价值趋于一致,控股股东有充分的动机激励管理层将其市场价值最大化。2006年初中国证监会实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方法(试行)》,证明实行股权激励的制度缺陷和政策障碍已经消除,市场人士和学术界对股权激励在解决问题上的作用给予很高的期待。然而,我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保持更谨慎的态度。首先,我国上市公司中大部分是国有控股企业,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现象比较严重,市场监管环境和公司治理水平相对薄弱,上市公司存在普遍的盈余管理行为(孙铮、王跃堂,1999)。其次,市场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或散户的比重过大,信息收集、分析上的局限使他们难以理性预期到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程度,这使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来操纵股价成为可能。
本文以下结构为:第二部分为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方法介绍,第三部分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
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按总体来估计总体特征参数。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是经过上期期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i的正常应计利润,是公司i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和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是公司i当期期末应收账款余额与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差额,是公司i当期固定资产价值,是公司i上期末总资产,以上指标均可以直接取自样本公司的年度报表或通过简单的数学运算取得。是总体特征参数,这些参数的估计值在本文是依据基本Jones模型,使用总体数据进行回归取得。
其中,分别表示总应计利润、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这样,公司i的操控性应计项目。
三、实证研究
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部分选择2002年年报披露已经实行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2002年～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鉴于本部分的研究目的,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了高管人员以自然人方式作为发起人持有公司股票的上市公司。(2)剔除了ST、PT公司。(3)剔除了B股公司。(4)剔除了数据不全的公司。最后得到89家样本公司,共356个样本。股权激励模式及高管人员持股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其余数据来源于国泰安公司的CSMAR数据库。本部分使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9.0。
2.模型设计
运用面板数据方法,在综合已有研究文献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设计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的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
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盈余管理的均值(中值)为-0.002(0.003);股权激励的均值(中值)为0.067(0);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中值)为0.490(0.505);总资产自然对数的均值(中值)为21.761(21.648);管理费用自然对数的均值(中值)为18.523(18.410)。
4.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3给出了回归模型的混合ols估计、FE(固定效应模型)和RE(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及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
注:表3中***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SR的计量单位为千万元。括号内混合OLS及FE为t值。其中F值为多元回归总体显著性检验,而F检验值则为选择FE模型或混合OLS模型的检验值。
由于使用的是面板数据,首先需要对模型的设定形式进行判断,对于回归模型,在混合OLS与FE之间进行选择时,F检验值在1%水平下显著,应该选择FE模型;在混合OLS与RE之间进行选择时,通过LM检验,卡方值为74.02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应选择RE模型;在FE与RE间进行选择时,Hausman检验的卡方值为23.56,在1%水平下显著,所以应该选择FE模型。综合F检验,LM检验与Hausman检验的结果,回归模型应该选择FE模型。
从FE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当前我国的股权激励强度不大,不仅没有让管理层站在股东的角度思考问题,反而使管理层为谋取自身利益增加了损害股东利益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随着各项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盈余管理的空间已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的系数高度显著,说明上市公司规模,管理费用,资产负债率,对于盈余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高管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发现,高管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
1.当务之急是要加强高管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
一方面我们缺乏对管理层的有效激励,我国上市公司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总体程度不高,而且股权激励制度以绩效股为主,未能发挥其长效激励作用,致使管理层工作积极性不高,反而刺激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依据短期业绩来制定管理层薪酬会导致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我国上市公司设计的管理层激励制度要改变管理层报酬契约的结构,把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短期激励与以市场价值信息为基础的长期激励相结合。要健全管理层薪酬激励制度,对管理层经营业绩要进行公正客观地评价,考核指标体系不仅要包括利润总额、净资产收益率、销售收入增长率等指标,还要考虑市场占有率等指标,实行管理层报酬与公司价值增加程度挂钩的激励方式,从而使企业管理层的行为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一致,以防止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
2.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形成往往是由于会计准则未明确规定或规定不清而发生的,会计政策赋予企业的会计选择权和自过大,有关规定不具体明晰,缺乏可操作性,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因此,在对已有会计准则不断修订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并建立评估机制,定期加以改进,这对于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孙铮王跃堂:盈余操纵与资源配置之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1999,(4):3～9
[2]夏立军: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研究[J].中国会计与财务究,2003,(2),94～122
公司盈利模式研究篇6
关键词：盈余管理；资本市场；市场反应
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盈余管理（EarningManagement）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早期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的度量、方式、动机等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盈余管理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
目前，已有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然而，学术界对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能被投资者和监管当局识别尚无统一认识。随着盈余管理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人员也开始集中讨论盈余管理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后，对国内外已有的部分盈余管理和市场反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一、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
（一）盈余管理概念的界定
盈余管理（EarningManagement）最早出现在Schipper（1989）发表的《盈余管理评述》一文中，强调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基于个人利益动机，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William.K.Scott（1997）认为盈余管理行为不会超出会计准则规定的范围且具有经济后果。即界定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在GAAP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自身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Healy、Wahlen（1991）认为盈余管理应该既包括编制财务报告时对报表项目的管理，也应该包括对真实经济交易的构建来误导投资者等相关信息使用者对于公司收益的理解。陆建桥（1999）定义盈余管理为企业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做出的会计选择。
（二）盈余管理动机
1.资本市场动机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资本市场的动机主要有：实现IPO、配股、增发、避免摘帽等；达成收购目的；达到证券分析师或投资者的预期。上市公司为了能顺利实现在资本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即首发（InitialPubicOfferings，IPO），在首发前报告了非预期应计项目（Teoh、Welch&Wong，1998；Teoh、Wong&Rao，1998），股票初始发行之后，公司转回了非预期的应计项目。Perry、Williams（1994）研究了企业收购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在收购发生前，上市公司的操纵应计利润项目为负。当企业预期的实际盈余无法达到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时，企业管理层会选择向上的盈余管理来进行弥补（Burgstahler&Eames，1998）。陈小悦（2000）、黄新建（2004）、陆正飞（2006）等对配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了A股公司为了满足证监会的配股资格要求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王跃堂、王亮亮、贡彩萍（2009）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发现由于市场对税率降低的公司有正面反应，税率降低的公司存在明显的避税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
2.契约动机
契约动机主要包括基于管理报酬契约的盈余管理和基于债务契约的盈余管理。Healy（1985）研究发现，当限定了经理人员的奖金上限和下限时，经理人员更倾向于应用可操控性应计来降低当期收入，但奖金没有上下限时，他们更倾向于应用可操纵的应计项目来增加当期收入，从而使得自己当期能够获得最大化的报酬。当企业面临违反债务契约的风险，临近债务契约临界点时，管理层会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可能会利用会计计量变更或者会计估计来增加盈余，以推迟技术性的违规罚款（Sweeney，1994）。
3.政治成本动机
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是为了规避政府的反托拉斯法规或避免特定的行业监管（Healy&Wahlen，1999；Watts&Zimmererman，1986）。Cahan（1992）考察了1970-1983年间受到反垄断调查的48家企业，指出受到反托拉斯监管调查的公司在被调查当年报告了使收益减少的非预计应计项目。Zimerman（1983）发现避免监管，降低政治成本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因，他研究了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发现规模大的公司比规模小的公司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三）盈余管理方式
1.应计盈余管理
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指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的可选择性进行盈余操纵。如销售收入与费用确认时点的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残值的估计、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资产减值准备与预计负债的估计等。这种方法造成的结果会影响会计盈余在各个期间的分布情况，但不会影响公司各期的盈余之和。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很低，但更易受到审计师和监管部门的关注，更容易被察觉，审计风险比较高。李增泉（2001）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有扭亏、配股动机时，公司往往会通过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来增加当期收益，而当上市公司有亏损、利润平滑动机时，公司则一般会通过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来减少当期收益，增加未来收益。
2.真实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通过改变销售、生产、投资和融资的时间或规模等进行利润操控。如为提高当期利润而进行期末降价促销，提供更宽松的信用政策，削减当期广告费用、维修费用和研发支出等，或者过度生产以降低单位销售成本。真实盈余管理既影响会计盈余在各期的分布，也会影响各期的盈余之和，甚至还会损害公司的长期价值，所以真实盈余管理成本较高。
管理层利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一是因为操纵应计项目易引起审计师和监管者的注意，而真实盈余管理与企业的真实经营活动难以区分，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面临的法律风险较小；二是因为应计盈余管理通常会受制于企业的商业运营模式及前期的应计利润操控量（Barton&Simko，2002），如果公司只是利用应计项目操纵盈余，可能会导致公司期末面临盈余不能达标的风险，此时再进行真实活动操控已晚。Graham、Harvey和Rajgopal（2005）通过对401位财务高管进行调查发现，约有80%的调查者承认，为了达到盈余目标，他们会降低可操控性费用的支出水平，如广告费用、研发费用和维修费用等，有55.3%的调查者指出，为了达到盈余目标，他们会推迟新项目的启动时间，即使这样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价值损失。
二、盈余管理的市场反应内容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较早的研究证实，资本市场投资者能识别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如投资者似乎能够辨认进价上升期间那些为了税收利益而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并且对相应的报告盈余的下降反应温和（Hand，1992）。对银行贷款减值准备的研究发现，市场对过于乐观的贷款减值准备计提表现出厌烦，说明市场对通过贷款减值准备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能够察觉（Wahlen，1994、Liu，1997）等。
有部分学者对投资者能够完全识别盈余管理行为提出质疑。如对股份发行期间的盈余管理的研究证明，在新股发行年份拥有导致收益增加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公司的股票随后会有明显欠佳的业绩表现。Teoh、WelchWong（1998a；1998b）以及Teoh，、Wong和Rao（1998）的研究发现在初始上市发行前，一些管理者虚报盈余，试图增加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和提高股票发行价格，之后，公司盈余管理的转变使投资者大失所望。ChenandRees（2010）实证检验了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与未来公司表现的关系，以及市场对当期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反应情况。发现为了迎合分析师盈利预期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公司，比起使用应计盈余管理达到其目标的公司，其未来业绩表现更好，且与不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未来业绩相比没有显著差别
还有一些研究了当盈余管理被指认或被发现之后的市场反应。如Dechow、Sloan和Sweeney（1996）指出，证监会调查一些因为盈余管理问题的公司被初次宣布有盈余管理行为时股价平均下降了9%。Foster（1979）发现，那些被AbrahamBriloff的文章批评有误导财务报告实务的公司在消息日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8%。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投资者是否能够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很少，主要集中在研究一些特殊公司（IPO、配股、亏损等）盈余管理行为造成的市场反应，通过研究可操控应计利润与非正常报酬率，探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还有一些研究从交易量的视角检验超常交易量与盈余信息直接的相关关系。
张祥建和徐晋（2006）对上市公司配股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盈余管理扭曲了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判断，误导其投资决策，投资者无法识别公司配股融资中的盈余管理，大股东在配股过程中获得了额外利益。张鹏（2009）通过研究年报公布日及其后一段时间的股票非正常报酬率，发现调高盈余的上市公司会产生正的非正常报酬率，而调低盈余的上市公司有负的非正常报酬率，投资者无法完全识别出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陈汉文、郑鑫成（2004）证明中国上市公司平均而言通过操纵应计项目进行了正的盈余管理，而且证券市场对可操纵应计作出了价格反映。而有研究发现投资者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并与上市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追求超额收益（邵毅平、张健，2011）。杨秀艳、郑少锋（2007）研究证明，投资者能够识别通过非主营业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的盈余管理。这可能是由于分开列出了损益表中主营业务利润与非主营业务利润，便于投资者识别。
评述
对于学术研究领域，现有的关于盈余管理的市场反应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多数都是基于国外资本市场背景的研究，国内关于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的关系的经验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IPO、配股、亏损等特殊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引起的资本市场反应、盈余管理动机的市场反应以及检验市场对不同盈余管理手段的反应有何区别等方面的研究。以我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研究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的关系，投资者是否能够识别不同模式的盈余管理行为，若能识别盈余管理行为，市场对于不同模式的盈余管理反应如何，这可能有别于国外的研究，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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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nnox.DoCompanysuccessfullyengageinopinion-shopping？EvidencefromtheU.K.[J].JournalofAccountingandEconomics，2000（29）：321-327
[3]蔡春，朱荣，和辉，谢柳芳.盈余管理方式选择、行为隐性化与濒死企业状况改善——来自A股特别处理公司的经验数据[J].会计研究，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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