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例(12篇)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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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科
计算机及其应用080702
02324离散数学
02318计算机组成原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2326操作系统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325计算机系统结构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0015英语（二）
计算机网络
08070902318计算机组成原理
02335网络操作系统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751计算机网络安全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4741计算机网络原理
04742通信概论
00015英语（二）
建筑工程
08080602439结构力学（二）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198线性代数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
02275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02442钢结构
00015英语（二）
汉语言文学
05010500037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813外国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0819训诂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00537中国现代文学史
00814中国古代文论选读
00015英语（二）
英语语言文学
05020100087英语翻译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31英语语法00832英语词汇学
00016日语00604英美文学选读
会计
02022400058市场营销学
00139西方经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054管理学原理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061国家税收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60审计学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158资产评估
00015英语（二）
工商企业管理
02022201051企业经营战略
00139西方经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4管理学原理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0061国家税收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53质量管理（一）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152组织行为学
00015英语（二）
金融
02010600139西方经济学
00058市场营销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
00054管理学原理
00061国家税收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78银行会计
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79保险学原理
0015英语（二）
市场营销
02022800139西方经济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85商品流通概论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0061国家税收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0150金融理论与实务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184市场营销策划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183消费经济学
00015英语（二）
国际贸易
020110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097外贸英语写作
00051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05844国际商务英语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00096外刊经贸知识选读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99涉外经济法
物流管理
020229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00015英语（二）
法律
03010600264中国法律思想史
00249国际私法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
00265西方法律思想史00258保险法
00167劳动法00226知识产权法
00233税法
00015英语（二）
民商法
03011608957法律逻辑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5561世界贸易组织法00865证劵法05557物权法
05560破产法
公安管理
03040100369警察伦理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370刑事证据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61刑事侦查情报学
00371公安决策学
00859警察组织行为学
00015英语（二）
04729大学语文
监所管理
03010900929劳动教养学00931矫正教育学00934中国监狱史
00930监所法律文书00927中国司法制度
0092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行政管理
030302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18公共政策
00024普通逻辑学00315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1848公务员制度00034社会学概论
0092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
00015英语（二）
教育管理
0401070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455教育管理心理学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45中外教育管理史
00459高等教育管理00453教育法学
00450教育评估与督导
00015英语（二）
教育学
04010800452教育统计与测量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1认知心理00465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68德育原理
00472比较教育00453教育法学
00467课程与教学论
00015英语（二）
小学教育
04011206230小学艺术教育00542文学概论（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72比较教育03329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学前教育
04010200398学前教育原理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24普通逻辑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881学前教育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00885学前教育诊断与咨询
00402学前教育史00467课程与教学论
00015英语（二）
人力资源管理
020228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6092工作分析00054管理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041基础会计学
06088管理思想史00034社会学概论
06090人员素质测评理论与方法00015英语（二）
机电一体化
080307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199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02245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02243计算机软件基础（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200现代设计方法
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02238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00015英语（二）
护理学
10070203202内科护理学（二）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200预防医学（二）
00018计算机应用基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3201护理学导论
04435老年护理学03007急救护理学
03004社区护理学（一）
00015英语（二）
旅游管理
02022006011旅游学概论01868民族文化概论00198旅游企业投资与管理
基础教育
04012000266社会心理学（一）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4578中国小说史
04577中国通史
应用化学
08120902521食品分析与检验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8306环境分析与监测08291环境影响评价
软件工程
08072007028软件测试技术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7172信息安全07169软件开发工具与环境07171项目管理软件
道路与桥梁工程
08080706076结构设计原理
06078交通工程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6082筑路机械及施工06081隧道工程
06080高速公路
汉语言文学教育05011306414汉语言文学教育学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0541语言学概论00538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英语教育
05020600830现代语言学06425中学英语教学研究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0832英语词汇学00600高级英语
地理教育
07070202299经济地理学导论02102遥感概论02105地理教育学00413现代教育技术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02099经济地理学导论02101区域科学原理
00015英语（二）
思想政治教
040202育00481现代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
00033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
00312政治学概论00321中国文化概论00413现代教育技术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79当代资本主义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034社会学概论
00480中国传统道德
历史教育
06010200771中国现（当）代史专题00773世界现（当）代史专题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0768中国古代经济史00413现代教育技术
06427西方文化史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00770中国近代史专题
00775历史教育学
生物教育
07040202284组织胚胎学02088生物教育学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081进化生物学02077中学生物教学法00015英语（二）
02076遗传学（一）
法律教育
03011304336教育法规概论00227公司法00249国际私法
00264中国法制思想史00246国际经济法概论00167劳动法00226知识产权法
信息技术教育08071304345信息技术教育与研究方01141信息技术与当代社会04342多媒体教学软件设计与05181计算机网络与远程教育
计算机科学教育08074502339计算机网络与通信02328面向对象程序设计02326操作系统02336数据库原理00015英语（二）
数学教育
07010202213初等数论02011复变函数02014微分几何00015英语（二）
物理教育
07020222033数学物理方法03218中学物理实验研究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化学教育学
07030202256仪器分析00413现代教育技02059化学教育学
音乐教育
05040800733音乐分析与创作00735音乐教育学00732简明配器法07976音乐欣赏（二）
美术教育
05041000745中国画论00742美术技法理论02200现代设计方法
体育教育
04030200503体育教育学
应用电子技术
080735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5694制冷技术与控制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2358单片机原理及应用02141计算机网络技术
00015英语（二）
06541现代通信技术
英语翻译
05013405350中级英语笔译05384科技英语翻译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5355商务英语翻译05351高级英语笔译
汽车服务工程
08223206904汽车保险与理赔04444汽车鉴定与评估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4447汽车维修工程04946汽车发电机原理与汽车理论
制药科学与工程
08120403031药物分析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29药剂学03026药理学（二）07781药事管理（一）
药学
100805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义务教育
04012509338课程设计与评价00465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09288义务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概论09290初中语文学科基础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视野会计学
在经济时代，会计学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会计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管理活动所期望的预期效果，并为管理活动提供建议，指明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并研究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运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分析的重要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当中，《资本论》主要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主要意图在于批判资本主义。会计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当中的主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会计学之间的关系。从商品货币理论上来看会计本质，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物，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商品本质和会计学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另外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进行交换，这就是价值交换。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演变出了货币，商品的价值也就有了代表性的价格。在经济市场中，会计本质是计算货币计量和控制企业的资金流动的过程。可以说资本都是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而将自身的价值逐渐提升，而作为会计工作人员，首先应明确商品和货币以及资本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并清楚货币在一个企业的发展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更加深入的进行会计理论分析。
（二）资金循环、生产与会计学之间的关系
企业当中资金的循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要经过流通，然后经过生产，最后再流入市场，这个过程中生产是企业经营的决定性因素，也只有生产过程才能为商品提升本身的价值，并创造更多的价值。除此之外，企业的资本运动也无法脱离流通的过程，当企业购买的生产材料无法适应劳动力，那么将不能进行生产。而在最后的销售阶段，如果对商品不进行销售那么生产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企业的资本应按照比例分为三分，一份用来作为生产资本，一份用来做货币资本，剩下的一份则是商品资本。资本是不断循环的，这个过程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周期性规律运动。资金周转的速度快慢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成本的各个部分即是并列存在，优势接踵进行的。在现代社会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周转速度越快就会产生越高的利润。
二、经济学、财政会计概念与实证剖析
最开始的会计体系是有人们经过长久的记账实践和不断的改良而形成的。上个世纪初，会计理论工作人员还将会计工作中的重点放在描述一些不便于观察的会计实务中，并没有形成一套整体的会计理论和准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权的逐渐变化，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障，经过不断的研究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会计原则，以此来规范原本毫无章节的会计实务。到上个世纪20年代时，很多受过专业经济理论教育的博士研究人员逐渐的走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采取了比较规范性的演绎法，来彻底的改变了会计理论中的杂乱现象，形成了会计行业中的焦点概念。后来又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收益”这个概念。并在论证中对收益的概念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分析，但是与传统的会计体系进行比较，其收入实现以及费用配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上个实际70年代以后，西方的财政会计中心逐渐向资产欠债方面转移，资产转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美国的财政会计概念中以一个比较新颖的思绪，也就是资产作为了财政会计的焦点概念，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财政会计和陈述的框架。
三、西方经济学与我国会计学
（一）经济学视野研究
西方经济学主要围绕：.出产何种制品或劳务，出产多少；采纳何种手艺来产出想要的制品和资本怎样分配；为谁出产和分配制品，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经济中的产出、就业、价钱和对外经济四个方面，以此来对财政政策拟和收入政策等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来平衡总供授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的发展当中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比来20年而演变成的一个分支：新轨制经济学中主要对产权、经济组织和轨制变迁等理论进行了分析，这些理论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参考性意见，同时又有着极强的操作性。
（二）西方经济与中国会计关系和发展研究
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履历这异常历史性的轨制变迁，不仅涉及到了根基的规制结构，同时也涉及到了一系列的轨制放置，当中表现出了很多传统会计理论中无法阐述的内容和问题。对于在成长中的中国会计学者来说，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对我国的会计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的水平。
四、结束语
我国的会计学发展，在当前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方向，但仍然需要相关的学者们正确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并积极的学习西方经济学中所包含的优秀的、科学的内容，促使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化，强化我国会计理论的研究。在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会计学占有重要的地位，应当牢牢的把握住经济学理论知识部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从而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田昆儒.会计学研究的新领域企业产权会计学[J].会计之友，2012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话语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中国创造性最强、认同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话语，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原点。当代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原点，应该从什么地方集中突破与提升，才能融通中、西、马话语资源，构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话语体系？用列宁的话来说：“概念是人脑的最高产物”，“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见解、意识。”①语词是话语言说的基本单元，概念以语词的形式相对稳定地凝结了话语的本质规定性，话语体系不外是概念（语词）之间通过判断形成命题（语句），又经过推理得出结论（语段）。
在成熟的话语体系中，概念是不变项，命题、结论等表述方式是概念的组合项。可以说，概念是在中、西、马之间进行跨文化旅行的话语使者，中、西、马之间的话语对接是通过概念完成的。西、马之间语词可以直接对译，不存在概念转换问题，但和汉语无法直接对译，几乎等于概念再造。这种语言张力不仅没有阻碍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反而成为中、西、马融汇的源头活水。中国人不是另造新概念，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利用拼义文字使语词贯通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赋予新含义使之成为中国话语的概念基础。通过词素组义是语词、概念得以流行的绝妙方式，事实上，西方拼音文字词素组义的空间有限，其容纳知识爆炸的基本方式是另造新单词，现代英语基本单词量已逾百万。汉字自甲骨文以来数千年没间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语义，三千到四千个常用字，可以自由组合新词汇新概念，无限量地容纳新鲜经验，同时又贯通历史智慧。
17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出现了上千个新词汇，其中有上百个变成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分析性概念，诸如“国家”、“科学”、“经济”、“实践”、“价值”、“发展”、“生产力”等，现在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广泛使用，成为其中的核心概念。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鲜经验涌现的话语表述，如“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大多是由这些分析性概念组合而来，当然还转用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古典词汇。概念是话语的基石，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就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之间的相互界定和组合，立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丰富的现实经验，提炼科学、准确、包容的“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智慧―中国表述”。
方向：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
历史上每次外部思想文化输入，都伴随着一场话语变革。在中、西、马的对接转换中，传统的经学话语体系不合适，纯粹的西方话语体系不能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承认西学科学性而又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经验存在的理论，改造并沿用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同时又使这些概念有可能容纳东方本土经验。概念不仅包含了静态的语词结构，更体现为动态的语用实践。列宁指出：“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②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认识中国社会的客观真理，必须使之容纳中国的实践经验，从而能够走出书本，在实践意义上“自为”地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的产生并非移花接木，而是投桃报李，以取之中国的语言元素，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概念具体化，形成中国化的概念、范畴，这些概念、范畴已经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和范畴系统，组成了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成熟、最巧妙、最恒久的载体。可见，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由于中西方“话语逆差”，很多分析性概念存在对西方的“话语顺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解释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争论和疑惑，都跟一些概念的话语含义模糊有关。因此，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最实质性的工作，就是沿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具体路径，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话语转换的规律和机制，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概念“哪里来、怎么来、哪里用、怎么用”，通过正本清源，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经验说文解字，对其话语含义做出时代化大众化的界定。
路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过去一般把思想路线看作哲学上的认识路线，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认识路线大家都有，但全世界先后出现过一百多个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形成和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路线。在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思想路线系统化、有序化、操作化了，“十二大”通过的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归结为三个步骤：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志在中央党校“5・16”讲话中，进一步阐发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环节不能减少，次序不能颠倒，组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实际上摸着原典概念的石头过河，这其中有的石头被打磨成中国话语体系的基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社会”、“人民”、“民主”、“劳动”、“生产力”、“公有制”等许多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以及一度被抛出社会主义范畴的原典概念，如“市场”、“资本”、“价值”、“竞争”、“生态”等，重新定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循思想路线，考察这些概念容纳中国新鲜经验发生的意义再生产，从中科学地提炼和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掌握话语权不是直接从概念到概念，打造话语体系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实际出发，方法是从调查研究中探明概念的经验来源，把概念纳入中国语境。1983年春邓小平同志苏南调研，发现不吃计划饭的社队企业反而比国营企业效益好，由此得出了一条重要经验：“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③经验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第二个步骤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方法就是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典型经验做出的科学决策中，发现概念的实践基础。苏南调研一年半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执行一揽子新的经济政策，邓小平同志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④“市场”作为经济学概念，可不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范畴，留待实践检验。第三个步骤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方法是归纳政策执行中反复出现的结果，这种规律性即是最终凝结在概念中的客观真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政策八年后，同志总结出规律：“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⑤这一规律揭示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市场”概念成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表述的基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
结语
理论体系、价值体系都要由特定的话语体系承载并发生作用，打造中国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形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汉语言文字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文字拼义容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原典概念转变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以这些核心概念为基石，打造中国话语体系，就要沿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考察核心概念的意义再生产，运用这些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时代精神―中国表述”、“群众创造―中国表述”的语句、语段。同时，以核心概念为桥梁和中介，实现学术话语和官方话语的概念兼容，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概念对接，对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话语创造进行意义再生产，努力使消极话语转化成积极话语，粗俗话语转化成高雅话语，反面话语转化成正面话语，从而把非主流话语纳入到主流话语系统当中。
【作者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广西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工程人选、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研究”和广西高等教育教改工程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话语创新与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D710032、2013JGB115】
【注释】
①②《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9～149页，第181页。
③④《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第297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4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当中，《资本论》主要侧重于研究生产关系，主要意图在于批判资本主义。会计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当中的主要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会计学之间的关系。从商品货币理论上来看会计本质，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物，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商品本质和会计学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另外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进行交换，这就是价值交换。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演变出了货币，商品的价值也就有了代表性的价格。在经济市场中，会计本质是计算货币计量和控制企业的资金流动的过程。可以说资本都是在不断的运动过程中而将自身的价值逐渐提升，而作为会计工作人员，首先应明确商品和货币以及资本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并清楚货币在一个企业的发展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更加深入的进行会计理论分析。
(二)资金循环、生产与会计学之间的关系企业当中资金的循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首先要经过流通，然后经过生产，最后再流入市场，这个过程中生产是企业经营的决定性因素，也只有生产过程才能为商品提升本身的价值，并创造更多的价值。除此之外，企业的资本运动也无法脱离流通的过程，当企业购买的生产材料无法适应劳动力，那么将不能进行生产。而在最后的销售阶段，如果对商品不进行销售那么生产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因此，企业的资本应按照比例分为三分，一份用来作为生产资本，一份用来做货币资本，剩下的一份则是商品资本。资本是不断循环的，这个过程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周期性规律运动。资金周转的速度快慢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重要的影响。企业成本的各个部分即是并列存在，优势接踵进行的。在现代社会经营是十分重要的，周转速度越快就会产生越高的利润。
二、经济学、财政会计概念与实证剖析
最开始的会计体系是有人们经过长久的记账实践和不断的改良而形成的。上个世纪初，会计理论工作人员还将会计工作中的重点放在描述一些不便于观察的会计实务中，并没有形成一套整体的会计理论和准则。随着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权的逐渐变化，为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为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提供保障，经过不断的研究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会计原则，以此来规范原本毫无章节的会计实务。到上个世纪20年代时，很多受过专业经济理论教育的博士研究人员逐渐的走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采取了比较规范性的演绎法，来彻底的改变了会计理论中的杂乱现象，形成了会计行业中的焦点概念。后来又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收益”这个概念。并在论证中对收益的概念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分析，但是与传统的会计体系进行比较，其收入实现以及费用配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在上个实际70年代以后，西方的财政会计中心逐渐向资产欠债方面转移，资产转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美国的财政会计概念中以一个比较新颖的思绪，也就是资产作为了财政会计的焦点概念，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财政会计和陈述的框架。
三、西方经济学与我国会计学
(一)经济学视野研究西方经济学主要围绕:.出产何种制品或劳务，出产多少；采纳何种手艺来产出想要的制品和资本怎样分配；为谁出产和分配制品，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经济中的产出、就业、价钱和对外经济四个方面，以此来对财政政策拟和收入政策等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来平衡总供授和总需求二者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的发展当中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比来20年而演变成的一个分支：新轨制经济学中主要对产权、经济组织和轨制变迁等理论进行了分析，这些理论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提供了参考性意见，同时又有着极强的操作性。
(二)西方经济与中国会计关系和发展研究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履历这异常历史性的轨制变迁，不仅涉及到了根基的规制结构，同时也涉及到了一系列的轨制放置，当中表现出了很多传统会计理论中无法阐述的内容和问题。对于在成长中的中国会计学者来说，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从根本上对我国的会计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决，同时也提升了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的水平。
四、结束语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5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毛泽东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转贴于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乳交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6
会计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说它古老,因为会计工作的实践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当人类进行共同生产的时候,由于管理经济的需要,它作为生产职能的一个附带工作就开始出现了。说它年轻,因为人们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只不过几十年的历史。但纵观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有关会计理论研究的论文和专着几乎全部集中在财务会计方面,甚至有人认为会计理论就是以认真研究和贯彻公认会计原则(GAAP)。为基本内容的。直到目前为止,还很少看到有关研究管理会计理论方面的专着,在所有西方管理会计教科书中对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也很少涉及。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西方国家一般都把管理会计理解为是各种专门技术的应用。譬如国际会计师联合会(1FAC)将管理会计定义为;“管理会计是对管理当局所应用的信息(财务和经营的)进行鉴定、计量、积累、分析、处理、解释和传播的过程,以便在组织内部进行规划、评价和控制,保证其资源的利用并对它们承担经管责任。”从上述定义来看,似乎管理会计就是利用经济数据通过各种专门方法来帮助企业管理当局作出决策的各项具体工作。即只有技术方法,而没有理论研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众所周知,管理会计是从传统的成本会计中逐渐派生出来的,距今有数十年的历史。它适应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扩大了传统会计原有的事后反映与定期监督的职能,使现代会计科学具有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和灵活的适应能力。就拿我国情况来说,尽管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是在80年代初,起步较晚;但许多大中型企业自从“零敲碎打”地采用了管理会计的一些预测分析,决策分析、责任会计等专门方法以后,在改进经营管理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就尝到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甜头”。所有这些事例充分证明:在管理会计各项工作实践的后面,必然有一定的“哲理”在指导它、影响它、支持它;否则管理会计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把管理会计实务中内含的各种哲理加以归纳、提炼、升华,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认为这就是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研究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目的在于建立一套严密的概念框架,用来指导和发展管理会计的实践。2.什么是管理会计理论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根据逻辑推理首先得弄清什么是“会计理论”?关于什么是会计理论,西方通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1)“会计理论是一套以原则为形式的逻辑推理,其主要目的在于提供能用来评价、开拓和完善会计实务的通用观点所构成的一套前后一致的合理的原则。”根据这种说法必然认为对会计原则的研究就是对会计理论的研究。
(2)“会计理论是一套由前后一致的会计假设、会计概念、会计原则所组成的概念框架”,用来解释会计实务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或者为什么可以用其它办法的理由。这些理由就构成了会计理论。根据这种说法可以看出会计理论是个多层次的结构。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说法,但认为会计理论的概念框架似乎还应加上会计对象、会计职能和会计目标。总之,会计理论是人们在理性的高度上对会计实务的规律性的认识;它一旦形成,必然又会反过来指导和影响会计实务。这就充分证明了:西方的会计原则既是会计实务应遵循的规范和标准r’也是会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人说根据一个国家对会计原则研究的深度就可以对该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水平进行评价,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会计理论的内涵只包括会计原则。另外,还必须指出,以上所述的会计理论实质上都是指的财务会计的理论;那么,作为现代会计的另一领域的管理会计,它的基本理论又将如何表述呢?艾哈默德·贝尔考依(AhamadBelkaoui)教授在其《管理会计概念基础》(1980年版)专着中,曾对管理会计理论作如下的描述:“管理会计理论可定义为运用来自不同的相关学科的一套基本假设和原则的观点来评价管理会计的技术”。这个定义强调丁“运用来自不同的相关学科的一套基本假设和原则的观点”,突出了管理会计是一门边缘学科;但易使人误解管理会计本身并没有一套前后一致、首尾相贯、浑然一体的会计理论体系;同时对其理论的目的只提“用来评价管理会计的技术”,似乎也不够全面。笔者认为管理会计理论可定义为“是一套由前后一致的管理会计对象、管理会计职能、管理会计目标、管理会计基本概念、管理会计基本假设、管理会计原则所组成的概念框架,用来解释;评价、指导、开拓和完善管理会计实务。”
本文拟先对管理会计理论结构(概念框架)中的前三者加以论述,后三者则拟另写论文进行探讨。
3.管理会计的对象问题
会计对象就是会计是什么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西方所有的管理会计专着或教科书中,似乎从来未涉及过这方面的问题。但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或学科,都应有它特定的工作对象和研究对象。管理会计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它不仅是区别管理会计工作和非管理会计工作的界限;也是划分管理会计的理论与方法以及非管理会计的理论与方法的前提。管理会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看法颇不一致:有的认为是“现金流动”。有的说是“价值差量”......等等。笔者均不敢苟同。我认为要探讨管理会计的对象,首先应解决现代会计的对象是什么,现代化管理的对象又是什么?因为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现代会计是现代化经济管理这个大系统的分系统,而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则是现代会计这个分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分系统、子系统与大系统的对象就总体上来说应该基本上一致,但由于分工不同,在某些方面可各有所侧重。我国会计学术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会计对象的讨论已有多年的历史。最流行的说法则是60年代提出的“再生产过程的价值运动”。由于这种描述概括力很强,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价值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为“资金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则表现为“资本运动”),因而一直沿用至今。但应该注意的是:6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历了30个春秋。在这段时期内,客观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技术以惊人的速度飞跃发展。很明显,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创立,新的技术革命的兴起,标志着人类正步入信息社会的高技术时代。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管理已经把总体管理的对象(即客观的经济活动)分成物流(指物质生产的实现过程)与信息流(指对物质生产各种情况的反映)两大系统。这种管理观念的突破,势将对会计的传统理论(包括会计的对象)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正在执行的“会计对象是再生产过程的价值运动”的观点可进一步加以探讨。何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尽管货币计量是现代会计综合计量手段中最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唯一的手段。特别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计量手段兴起了一系列的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综合计量手段,例如质量综合计量、标准实物计量、经管责任综合计量、潜在因素综合计量......等等。它们大大丰富并扩展了会计反映的科学内涵,也有效地提高了会计反映再生产过程的能力。这里还应指出,从理论上讲现代会计可从多方面采用不同的综合计量手段对多样性的客观经济活动进行反映和控制;但在实际工作中会计是否能把客观经济活动都反映出来,还要取决于:(1)管理当局的需要;(2)人们已掌握的计量手段。根据以上的初步分析,笔者认为现代会计的对象似可改为“能反映和控制的经济活动”较为妥切。另外,由于会计的本质是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按照信息论的观点,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经济活动或能反映和控制的经济活动本身并不能直接输入会计信息系统。实践证明首先进入会计反映视野的是客观经济活动的状态和特征的综合表现,即综合的经济信息,而不是经济活动本身。经济信息一经产生和出现,就成为会计人员追踪的对象。可以认为会计工作开始反映的对象是综合信息源(即综合经济信息的原始状态);全部会计处理过程就是综合经济信息的输入、加工、处理、存储、输出,从而形成综合的信道。会计的控制对象是信息的接受者和影响者,即各层次的管理人员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效益。会计的基本特征就在于通过对再生产过程的反映而实现对再生产过程的控制,它实质上就是借助于各种综合的经济信息来对经济活动及其效益来实施控制,是一种信息控制。但必须指出,会计控制实际上不能一次完成。它首先是及时提供各种对管理者有用的、准确的、全面的、综合的经济信息来影响各级管理人员的行为,促使他们接受会计信息的意见;然后通过信息反馈,参与各级管理层次的管理活动,并对其经济活动和效益实施综合控制。综上所述,可见现代会计的对象若描述为:“能反映和控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似乎与其所属的大系统“现代化管理的对象分为物流与信息流”更为合拍。依同理,由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是现代会计分系统的两个子系统,因此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对象从总体上来说也应该是一致的,即能反映和控制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但两者由于分工的不同,在时、空两方面各有所侧重。财务会计的对象在时间上侧重于过去的、已经发生的经济及其发出的信息;在空间上侧重于经济活动主体的全部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而管理会计的对象在时间上则侧重于现在的以及未来的(预期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在空间上则侧重于部分的、可供选择的或特定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出的信息。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7
关键词：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4000105
在时下学术讨论中，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四个概念并存，很多时候被人们不加分辨地互换使用。这四个概念相互间没有区别且可以互换使用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下面，我们根据学术界的讨论情况，拟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四个概念进行一次梳理，揭示它们的本质内涵及相互关系和比较优势。
一、四个概念的由来
大家知道，“北京共识”一词源于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在2004年四五月间所写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于2004年5月11日以题名为《北京共识》发表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杂志上。雷默在这篇文章中回顾性地考察了2004年以前的2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分析了这一成就背后的深层根源，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独特的、成功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在于“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将这种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1]。
我国学者对雷默先生这篇文章作了如下评价：“《北京共识》的发表拉开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自此，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展开了对‘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1]正当国内外学术界热烈争论“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时，有学者又将“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引入这场讨论。一部分学者认真思考了雷默的“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说，提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形成了不少独特的、有价值的经验和方法，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模式，与其用“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倒不如用“中国经验”显得恰当一些；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既不是所谓“北京共识”的功劳，也不是某个固定模式的结果，而是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
这样一来，“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就在当下学术语境中并存了。问题在于，大多数学者往往在同一意义上互换使用它们。难道这四个概念的涵义是一致的吗？实际上，以上四个概念有差异，需要谨慎使用。
“北京共识”一词的确是乔舒亚・雷默在2004年5月率先提出来的。不过，雷默的“北京共识”意在说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区别于“华盛顿共识”，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方法。雷默的“北京共识”是指“中国经验”。
其实，“中国经验”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出现较早。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就提出了“经验”概念，当时指的是中国革命经验与苏联革命经验，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来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又提出要创造性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探索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探索精神，认真总结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经验，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看来，“经验”和“道路”两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语境中存在很久，而且相伴而现。
那么，“中国模式”呢？许多人可能误以为，“中国模式”也是雷默在2004年率先提出的，其实不然。根据学术界考证，“中国模式”一词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2]。邓小平认为，我国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初，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成效不大，根源于中国套用了“苏联模式”，因此必须根除这种模式，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要求的“中国模式”。不过，“中国模式”一词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热议并非自邓小平提出之时，而是自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时，因为他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捆在一起传达给世人，尤其是西方人，从而成为一个“显词”被国际学术界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方式和方法。
与以上三个概念相比，“中国道路”一词的问世要早得多。根据学术界考证，从晚清末年到改革开放前夕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道路”一直是中国精英语境中的显词和主题。自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入侵和侮辱中国，导致中华民族陷入日益深重的生死存亡危境，中华民族中的仁人志士不顾身家性命，勇于探寻拯救民族生存的出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道路”一词出现了，并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性词汇。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潮流，以探索“中国道路”为己任，不仅找到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道路，而且找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并且在建国之初明确将“中国道路”界定为“的道路”[3]。在当代，我们党又明确地将这条现代化发展道路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受此影响，许多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中国道路”而不是“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他们认为，用“模式”和“共识”描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是不准确、不深刻的[4]，唯有使用“道路”（即“中国道路”）一词方能起到“言简意赅”的表达效果。
要言之，在中国话语世界里，虽然四个概念出现时间不同，但时下却并存着，只是“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都没有成为时下中国语境的主导性语词，唯有“中国道路”才是这样的一个主题词，且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二、四个概念的涵义
上述四个概念的涵义也是不一致的，区别它们的涵义有助于人们准确地使用它们。那么，其涵义的差别是什么呢？
第一，“中国模式”。人们对“中国模式”的涵义持有比较复杂的争议，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中国模式”的提法。比如，李慎明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一说容易让人们误以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完成，有了一套成熟的东西可以复制。德国杜伊斯堡艾森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ThomasHeberer）也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因为当前的中国还处于社会转型期[5]。然而，大多数学者仍然持认同态度，尽管如此，他们的认同却有些复杂。其一，高放认为，它的最早提出者――邓小平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是值得关注的。依邓小平之见，“中国模式”理应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2]。这一解释与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解释是一致的。其二，有些中国学者和大多数国外学者都认为，“中国模式”是指当代中国的以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意义包括：（1）它相对于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集中发展模式而被提出来，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发展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新发展模式；（2）它相对于俄罗斯的不成功改革而被提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同于俄罗斯的市场化改革，前者选择了渐进主义市场化改革，后者走了一条“休克疗法”的市场化改革道路。于是，这类学者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模式”是一个合理的、可以成立的概念。
第二，“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概念的涵义并不复杂。不过，李慎明等学者并不承认“北京共识”，他们明确提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说法，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6]。那些认同“北京共识”的学者却支持和沿袭了雷默先生的主张。他们的“北京共识”实际上是指当今中国的发展有一点可以作为共识，即：中国把握住“创新”在发展中的关键作用[7]6。也就是说，其一，“北京共识”是一个用来定义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特征的用词；其二，“北京共识”也是一种用于描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感知方法和思维模式；其三，“北京共识”中的“共识”是指以不断创新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理念、思维模式和发展方法。此外，雷默还强调他的“北京共识”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华盛顿共识’的有用的内容”[7]。这实际上告诉人们，他的“北京共识”并非指一种成型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模式，更多着眼于某种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意义的发展理念、方式及思维模式。依他之见，虽然人们也将“华盛顿共识”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发展道路，但是它并非指真正的社会发展道路，而是某种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意义的发展理念、方式和方法。另外，“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成了正反概念，分别代表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方式、方法及思维模式，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又把它们视为两条不同类型的发展道路或模式。至此，人们可能注意到，雷默先生侧重于“北京共识”，在他的视野里，“北京共识”有时可以取代“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来描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他的北京共识可以与其他三个概念互用。这样看来，雷默的“北京共识”还不是一个涵义明确的概念。
第三，“中国经验”。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讨论并不多见，迄今反倒缺乏明确的定义。目前，有代表性意义的讨论可参阅李克钦和史伟的《“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验”？》一文。两位学者在此文中提出，“中国经验”比较适合描述当今中国成功发展之谜，“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特别是指一些具有独特性的新规则”，以及那些“开放的、包容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中国经验“尊重其他的经验选择，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存在”，同时“也不强调自己的普适性”[8]。另一个代表性观点出自清华大学汪晖教授，他在《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一文中也讨论过“中国经验”问题，不过他从中国和印度发展差异之比较中探索了“中国经验”。根据文章内容来看，汪先生所谈的“中国经验”是指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同于印度的成功做法和举措。不过，汪先生并没有给“中国经验”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他看来，中国经验是指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现象的印象式分析”，也是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做法相比较来说显得不同于其他国家。
与以上两位学者观点有所差异，欧永宁先生在《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系统性辨析》一文中将“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结合起来视为本质一致的概念，但比较起来看，他倾向于“经验”一词。他认为：“中国经验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成功经验的总称，是‘中国模式’的经验形态。”[9]不过，欧先生所说的“中国经验”概念是指抽象性强、概括性强的整体意义的经验。
简言之，经验不同于“共识”、“道路”和“模式”，因此作为经验的“中国经验”也不同于“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自然彼此在概念涵义上会有所差异。中国经验是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具体方式、方法、政策和举措等，重要的是，这类经验性内容恰恰是理解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概念涵义的必备资源。
第四，“中国道路”。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讨论非常多。就目前情况看，学者们要么在同一意义上互换使用“中国道路”及其他三个概念，要么在毋须深究的意义上使用“中国道路”一词。这样一来，中国道路要么被当作中国经验、要么被当作中国模式来理解。根据前文，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概念涵义不可能完全相同。
李慎明等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们提出：“从广义上说，‘中国道路’可以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之路；从狭义上说，‘中国道路’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简称。”[6]
与李慎明先生不同，许建康先生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与中国道路》一文中从历史维度上思考了中国道路的另一种涵义。他认为，中国道路是指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过程[10]，简而言之，它是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总之，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后历经艰难探索而形成的一条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富强之路，在根本上恰恰体现为建国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其中，“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本质内涵、根本方向和原则规范。
三、四个概念的关系
当然，人们要想比较准确地使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北京共识四个概念，从具体层面上讲还需要明辨其相互关系。
第一，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关系。
雷默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报告中用中国模式定义北京共识。雷默为何不用“北京共识”定义“中国模式”？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用“模式”表达，顺应了西方人的话语习惯；用“共识”表达，契合了当代西方人的主流话语品味。也就是说，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差异表现为用词的时代差别。然而，雷默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联系在一起，并非源于时代差别而作出的安排，而是基于轻重之别，他并没有将两个词置于同一层次，而是置于主谓关系之中，“北京共识”是主词，“中国模式”是谓词，“北京共识”高于且统领了“中国模式”（乃至“中国经验”、“中国道路”）。
与雷默先生不同，我国学者庄俊举先生曾提出，“北京共识”不能替代“中国模式”，也不能将它们二者置于同一个层次，而且“中国模式”高于“北京共识”。他说：“我主张用‘中国模式’而非‘北京共识’概括和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共识’一词存在被滥用问题，既不严肃，也不认真……其二，‘北京共识’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不宜作为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所用的术语”，“其三，相比较而言，‘中国模式’这一术语则蕴涵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经济理论基础、社会历史背景、经济运行机制以及财政、金融和社会保障等体制方面丰富的内容，故而更宜用于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基于此，我们主张用‘中国模式’一词比较稳妥。”[11]在他看来，“中国模式”概念着眼于实际层面的表达，“北京共识”概念着眼于理念、观念、认知层面的表达。因而，“中国模式”高于且统领“北京共识”。
第二，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的关系。
从庄俊举先生的上述主张看，“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换言之，它们两者有一致也有不一致。所谓“一致”是指它们的内容，即它们都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做法，包括成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所谓“不一致”是指它们的着眼点，即：中国模式着眼于成形的做法，包括一套成熟的且行之有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中国经验着眼于实践中的做法、想法，包括成功和失误的政策、措施等。进一步讲，中国经验是中国模式的构成基础，没有中国经验就不可能有中国模式；同样，仅仅有中国经验不可能长期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成功地保持快速、稳定、持续发展，中国经验必须被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成为某种完备的感知方法和模式思维，即转化为成熟意义的中国模式。
第三，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关系。
许建康先生认为，“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关系表现为：（1）长时段与短时段的关系；（2）一与多的关系；（3）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认为，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至今我们仍在追寻这条道路，在这百余年中，历经了五大发展模式，即晚清洋务运动的近代化模式、晚清维新变革的模式、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模式、领导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模式。这五种模式“彼此有着内在的承前启后的紧密联系，不可相互割裂和对立”，每一模式都“有具体的特殊目标及其实现所依赖的特殊手段和路径，还有相应的特殊制度安排”。尽管如此，每一“发展阶段模式的特殊性不能掩盖中国道路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离开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只论个性乃至就事论事的模式分析，不能较彻底地认识和解决好其深层矛盾，缺乏揭示中国道路本质的穿透力”。这是因为，每一“发展阶段模式的深层矛盾，是受中国道路发展的基本矛盾制约的，是基本矛盾在该发展阶段的具体存在，构成了某个发展阶段模式现象背后的实质”[10]。也就是说，中国道路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模式是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特殊阶段的内容，且服从于道路，因此中国道路是根本性、规律性和方向性意义的内容，中国模式（乃至“中国经验”、“北京共识”）是特殊性、具体性和操作性意义的内容，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是长时段与中（短）时段、共性与个性关系。
第四，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关系。
中国道路是由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构成的，中国道路离不开中国模式，也离不开中国经验，但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并不等于中国道路。就中国经验来说，它属于实践层面的具体内容，而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规范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和方向性内容。实践中的中国经验很多，但是它们必须转化为中国道路意义的内容，服务于中国道路的发展，才能实现其真正的价值；中国道路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方向性和原则性指导，为判断成功的正确的经验和失败的错误的经验提供可靠、可行的尺度，为选择成功的、正确的经验提供科学指导。中国道路高于且统领中国经验。
以上分析显示，“中国道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高于且统领了其他三个概念，是准确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本质特征、历史价值等内容的恰当概念。
其一，可以全局性、大历史视野地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和规律。在这一维度上，揭示当代中国道路与传统中国道路之间的传承性、差异性及时代的进步性。
其二，可以从中外发展的比较中把握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个性、特色和优势。在这一维度上，揭示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正当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其三，从中国道路角度统合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以及北京共识，将后三者置于中国道路之中考察，启示人们抓住主导性和具有统领意义的中国道路维度来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步性。
一句话，中国道路，作为一个研究视角和思考维度，拥有大视野、大观念、大尺度的分析优势和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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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托马斯・海贝勒.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M]//俞可平，黄平，谢曙光，等.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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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Consensus，ChineseMode，China’sExperienceandChina’sRoad
WUYuanhua
（SchoolofMarxism，HuaqiaoUniversity，Xiamen361021，China）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8
毋庸置疑,中国市民社会话语的建构,本身便是一多个角度、多个层面的论辩过程,而其中最重要的论辩则集中表现在两个题域:一是对市民社会这一源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社会模式能否在中国作为一种社会实体而加以建构的论辩,二是对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所反映出来的“现代与传统”的思维架构及其理论预设中的各种理论问题而进行的论争。应当承认,这些极富学术意义的讨论或论辩在对一些问题加以廓情的同时也拓深了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但是,也正是在这些论辩或讨论中出现了一个妨碍进一步拓深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障碍,即一些论者所持有的一系列因实体社会之建构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否定其作为思维模式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的论点。作为结果,这些论点既阻碍了对中国式市民社会内涵及其实现的道路的研究,也妨碍对市民社会作为解释模式所具有的正面意义的深入分析。
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论题之所以按这种方式提出、讨论也依这种路径展开,是因为一个更为根本的但却被忽略的问题所致,即市民社会对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来讲,无疑具有两大可资运用的资源:一是市民社会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实体社会的资源,另一是市民社会可以作为一种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模式的资源;这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具体研究中便表现为他们在将市民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和某种目的性状况加以建构的同时,也将市民社会作为认识及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加以采用。当然,市民社会对于中国论者之所以具有这两种资源,最主要地是由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与其他研究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学者一样——既关注中国发展的具体道路又承担认识中国发展进程的知识增长的学术使命而规定的。但是,市民社会因这两种取向而凸显的实体社会与思维模式这两种资源,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具体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分殊,也没有得到自觉的探讨,而是处在极度的含混之中。实际上,市民社会之于中国论者的这两种资源,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紧张。正是对这种内在紧张缺乏足够的知识自觉,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研究中的种种问题。
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这两种路径之间所存在的紧张进行分析,可以沿循不同的进路予以展开,然而为了强调这种紧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在中国场域中的具体感,本文将把分析的范围限制在对中国于九十年代提出的各种市民社会观点的检视,从而遵循的是一种[HTH]反思及批判的理路,在某种意义上即是PierreBourdieu所主张的那种对知识界业已形成的学术性常识(scholarlycommensense)进行反思社会学的分析的理路〔4〕:这就是说须对市民社会研究中形成的各种“学术性常识”展开清厘和批判。当然,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进行Bourdieu那种反思社会学的再思考,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5〕,但是,正是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持的检讨和批判的立场,反映出了他所主张的作为一名学者对知识应有的批判立场;毋庸置疑,我们在作为批判者的同时,本身也正在变成研究的对象或者成为我们所批判的对象的一部分〔6〕。我以为,透过对既有的各种市民社会观点的检讨而揭示出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这两条路径的区别以及其间存在的紧张,不仅可以使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对这个问题保有知识上的自觉,而且还有助于对这两个既相关又不尽相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研究策略并做出各自的回答。
本文的具体分析步骤又与中国论者采用市民社会概念并展开其研究过程中的另外两个因素紧密相关: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一般性框架,无论如何都源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西方人对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认识,因此它对于并无此种经验和观念的中国论者而言无疑是一舶来的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论者并不是在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时期,而是在国家变更其职能而逐渐地撤出其不应干预的社会经济领域或者说以一些新形式与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互动〔7〕以及社会体制从基础社会撤出〔8〕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展开市民社会研究的。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要说明中国学者的市民社会观,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很难摆脱中国现代化实际发展境况的规定性以及西方〔9〕思维框架对中国论者的影响。据此,本文根据分析范围的限定以及因社会性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特性,而将分析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中国论者采用并提出市民社会观所针对的现实问题及知识背景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对中国学者所提出的市民社会主张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理论争论进行分疏,第三部分将这些主张和争论与其产生的背景相联系并对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探究和批判,并试图指出这些研究中所可能引发的、值得中国学者进一步思考的一些问题。
一、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背景
1.结构性挑战与“活乱”循环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展开,除了理论资源以外,主要是针对中国自身场域的两项因素为背景的,简单言之,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问题,二是针对这个发展的问题而在知识界形成的相关论争。就前者而言,自鸦片战争始,中国现代化发展便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讲,并不是一客观的自然进程,而是一由国家强施的政治计划或安排;据此逻辑,中国在引入种种并不为其历史文化所知的现代性的变革过程中,就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这种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政治、社会及经济变革引发或导致了既有权威的合法性危机,进而导引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的普遍失范、甚或国家的分裂,作为对这种失序及失范状态的回应和救济,政治结构往往转而诉诸传统文化的、军事的、象征性符号等资源来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又使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变革胎死腹中。
1949年以后,在高度政治化和计划经济安排的架构中,历史上形成的两极徘徊逻辑表现为“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一死再放”(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以及“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政府机构变革方面)的恶性循环〔10〕;而在1978年经济改革以后,这种逻辑在经济领域较为典型的表现是,林毅夫等经济学者所称之为的经济变革中的“活乱”循环:“在宏观政策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应付这种经济周期的办法就是采用旧的治理手段,进而导致传统经济体制复归。‘一收就死’是传统经济体制复归的必然结果;效率与速度的要求便又被突出出来,于是再一次放开”〔11〕。
2.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的论争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展开的另一方面的背景,则是知识界在八十年代为回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困境而展开的一系列的论战,其间最为凸显的则是于八十年代末就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而展开的新权威主义的讨论,此一讨论后因作为反对新权威主义观点的民主先导论的加入,而将论争的焦点极为明确而具体地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这一题域〔12〕。
新权威主义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充满忧虑,故其强调权威的重要性,主张在原有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保证秩序的手段,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新权威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的选择,依据于这样一种逻辑:在中国对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具有共时性需要的改革过程中,必须首先关注市场经济的营建,因为“在市场化的前提下,每个个人的权力都不可能达到独裁的程度,地方的分权也难以造成地方的割据。这就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因此,在市场化之初,实行普选制,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成为各种抗拒市场的传统力量分割权力的‘狂欢聚会’,而只有新权威才有可能从经济生活中拉出政治干预的有形之手,推进市场化的进程”〔13〕。
然而,新权威主义的上述观点首先受到了民主先导论的强烈回应。民主先导论认为,新权威主义立基于任何一个国家要走向经济现代化都必须经过一个集权政治和市场经济相协调发展的“密月期”,而主张中国的改革道路将不是全面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必要的政治权威集中,这种观点显然将中国历史背景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混为一谈了。“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并非庄园式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我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直到慈禧太后以至民国以后的袁世凯等,所有这些统治者都是专制君主,他们不允许有任何发展商品经济的自由,根本谈不上什么‘专制与自由的密月期’。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建立民主政治,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加以配合甚至先行,这已经为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明”〔14〕。可见,民主先导论强调的是原有政治体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面向,因此它主张中国的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
尽管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论战表现出了二者在如何选择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上的巨大差异性,但是,如果我们对其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我们却可以发见他们二者间仍存在着某些相同的地方;此处至少可以简单地概括出如下几点:首先,他们在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问题时,实际上都将这个复杂的问题化约为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换言之,他们乃是在政治(无论是集权制还是民主制)与经济的框架支配下思考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至少在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方面是从政治驱动角度进入的;其次,无论是新权威主义还是民主先导论,在思考和讨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亦即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具体来讲,新权威主义及由此变异出的新保守主义明确信奉“开明权威”、“具有现代化头脑”或“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而民主先导论中的一种观点则主张从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层面考虑问题:呼吁修宪、议会政治、多党角逐等,进而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层面的大众民主政治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3.市民社会理论对上述问题的论辩
正是针对上述发生在中国经验场域中的问题和知识场域中的论辩,一些中国学者经过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于九十年代依旧在现代化的脉络中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理论。因此,上述经验层面的问题和理论层面的论争,不仅构成了中国学者展开市民社会研究的背景,而且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试图回答的问题:从经验的层面来讲,市民社会论者力图根据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解释中国改革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所谓“活乱”或“松收”的恶性循环并陷于其间的现象;而从理论的层面言,市民社会论者则力图对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所共同依据的“政治—经济”框架以及“自上而下”的思维路径进行质疑和论辩。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市民社会论者就上述两个方面的努力,并不是截然分开进行的,而是兼而混合于其讨论之中的。
首先,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者所采用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提出了质疑〔15〕。市民社会论者认为,尽管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先导论所依据的是“政治—经济”架构,但他们的这一框架却与那个为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已具经典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不尽相同,因为一般而言,现代化理论尽管不追究自由民主政治的前因后果,但却往往认定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化的正面的经验性关联〔16〕;然而,不论新权威主义主张的集权制还是民主先导论倡导的民主制,却都认定了政治对经济发展间的正面相关性,或者说预设了政治安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的发展。此处必须指出的是,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这种“政治主义”的政治—经济架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政治安排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简单解读,因为复杂的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安排的选择与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仅就经济发展而言,更为关键的可能是对有效的产权制度的选择〔17〕。与此同样重要的是,在市民社会论者看来,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活乱”或“松收”问题简单地化约成“政治—经济”问题,无疑掩盖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复杂性,至少忽略了国家与社会间良性的结构性安排以及这种安排的制度化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具体场域中对于政治—经济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种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所以他们也未能提出一条使中国改革走出“活乱”或“松收”循环困境的道路。国家与社会间“良性的结构性安排以及这种安排的制度化”,在这里是指,在中国日渐营建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而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整或必要干预与社会自主化进程(或称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建构进程)间确立制度化的关系模式和明确的疆域。
其次,与新权威主义及民主先导论所主张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具有某种内在逻辑关系的是,一如上文所述,他们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路。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路所根据的乃是发展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发展理论认为,在后发或外发型的社会,国家将在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社会动员、资源集中、以及目标实现等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发展理论对国家的强调,从某个方面来讲,实际上是针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类似“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观点而提出的论辩,指出了国家在早发或内发现代化社会与后发或外发社会中所具有的不同的功用。但是不可忽略的是,后发或外发型社会因国家在其间本来承担的角色的不同而一定会产生出不同且复杂的种种类型,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后发或外发型社会一概等而视之,更不应当将国家原本在其间承担的角色想当然地趋同视之。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全权”国家(all-powerfulstate)的基础上出发的,具体的改革进路是国家将部分权力归还社会:放权让利、微观搞活、体制外空间的建构、资源的重新配置等等,都是这一改革向度的表现。然而,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的“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路,对于中国改革的真实而言,却有可能误置国家在其间的运动方向和作用限度;更为重要的是,“自上而下”的思维进路,还将关注视角仅仅局限于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度关系,忽略了中国改革以后社会一面的发展和变化,根本地切割掉了对[HTH]反向的社会对国家的关系以及其间最为重要的社会与国家间“讨价还价”或互动的关系的关注,然而,恰是在这种特有的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正在形成种种新的结构性因素和极富意义的制度创新,例如,产生了农村经济上的有效产权安排〔18〕,产生了体制外整合或协调个体与个体或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半官半民”性质的社团或个体协会〔19〕,产生了国家“社会体制”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而实际上从村一级社会中撤出以后衍化出的新型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家族文化〔20〕,产生了既不同于计划经济又与私有经济相区别的混合型经济〔21〕,等等。因此,一些市民社会论者认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22〕。
二、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展开及其核心问题
中国的市民社会研究,虽说是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层面的问题以及知识界对这些问题所做的理论层面的回应而提出并展开的,但是一如上文所述,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理论资源则取自西方,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学者对源自西方的各种市民社会理论进行分析并对其间所涉及的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经验进行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解释中国本土问题的手段,换言之,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目的是要借用西方的市民社会观对中国的问题加以研究;进而,这种将西方的市民社会观或西方的市民社会模式适用于中国,就必然会产生一些论者对这种适用的质疑,而在这种质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市民社会研究。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具有着很深的内在勾连,而且所涉问题也很多,但是为了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观点及背后所蕴含的基本取向,此一部分的文字将围绕着已有的研究文字都论涉到的“市民社会与国家”问题展开分析,这不仅是因为市民社会观内在含义发展演化的要求,而且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市民社会研究之所以展开或者其赖以为基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然而,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就与市民社会概念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1.市民社会概念及其应用问题综观中国学者的市民社会研究,我们可以发见,就迄今的研究文字而言,中国论者一般都将出自于西方经验及智识传统的civilsociety以及相应的德语词BurgerlicheGesellschaft翻译成“市民社会”〔23〕。然而,一如我们所知,撇开“市民社会”一术语被提出以后的种种变异不论,该术语所具有的极为纷繁复杂的含义,从历时上观之,集中表现为两种观念,一是被今人译成“文明社会”的前近代政治观,另一则被译成“市民社会”的近代政治观。
所谓“文明社会”,是指与自然状态(stateofnature)相区别,亦即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在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civilsociety(即koinoniapolitike)一词,系指一种“城邦”(即polis)〔24〕。后经西塞罗于公元一世纪将其转译成拉丁文societascivilis,不仅意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25〕。这种含义的societascivilis后为人们广为采纳,“霍布斯称由国家保证其和平秩序的社会为civilsociety。……事实上,在卢梭的着作中,civilsociety指的就是国家,因为civilsociety与自然状态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前者包含了雄居社会之上的国家”〔26〕。在这里,“文明社会”显然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所以,civilsociety(societascivilis,societecivile)与thestate(civitas,etat,staat)也就可以互换替用,N.Bobbio曾经对这种状况做过概括:在传统自由主义时代,众所周知的两个相对概念不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而是“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换言之,前国家人文阶段的观念主要不是受“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概念的促进,而是为“自然状态与文明社会”这两个相对概念所提升〔27〕。所谓“市民社会”,则是指在那些源出于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反对政治专制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源出于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而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而这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又形成了市民社会中的两大智识传统,一为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28〕;洛克式的观念,从其自由主义的根源看,隐含有显而易见的但未必截然二分的两种思想导向:其一是透过市民社会前国家(或前政治)的身份或品格(identity)而表现出来的所谓扞卫个人权利或反权威的“反政治”导向,套用杰里米·瓦尔德伦的话说,这种理论“首先是一个反抗的理论”〔29〕。在这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的限度;其二是透过市民社会外于国家(或非政治)的规范框架而显示出来的社会完全可以不需要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的“非政治”导向;这种导向受到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激励,进而在实践层面导致了一个受制于自身规律(“看不见的手”)而毋需国家干预的经济体系的出现。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近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开始从宗教、政治等传统权威式组织原则向自由放任经济的自发性组织原则的演化。
另一市民社会传统则为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30〕的架构;实际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真正分野是由黑格尔完成的〔31〕。其基本内容是:第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相别又相依的关系。“市民社会依靠从国家得到睿智的领导和道德的旨意。……然而,国家也仰仗从市民社会得到实现它所体现的道德宗旨所需的手段”〔32〕;第二,虽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相互依存,但黑格尔指出,它们又处于不同的层次。国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它代表不断发展的理性的理想和文明的真正精神要素,并以此地位高于并区别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安排以及支配市民行为的私人道德规范,一言以蔽之,国家以此地位运用并超越市民社会;第三,由于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所支配,它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因此,对这种不自足的状况的救济甚或干预,只能诉诸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即国家。
“市民社会”传统于本世纪中叶以后在全球的复兴,一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所要复兴者“并不是那个使用了数个世纪的、与‘政治社会’具有相同含义的古老概念,而是体现在黑格尔哲学之中的一个比较性概念。此一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它包括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33〕。但是,需要辨明的是,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台湾地区,所主张的“市民社会”理念并不是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观,相反却主要是根据其实践策略而从洛克式市民社会观那个“社会先于国家”的反政治面相或其后的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观中衍化出来的,论者通常把东欧的市民社会观转译作“公民社会”〔34〕,而台湾论者则自己将此一术语译成所谓符合或诉诸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民间社会”。
论者们之所以将东欧的市民社会观一般译作“公民社会”,主要是因为东欧论者对civilsociety的定义“不仅包括了私域,而且包括了公域;不仅包括了不受国家干预的负面自由,而且包括了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正面自由。这样定义的civilsociety不许国家公共权威涉足,却有权过问国家事务。……它不再是与自然状态相对而言的‘文明社会’,也不是消极保护私域免遭国家权力染指的‘市民社会’。也许只有称它‘公民社会’才恰如其分,因为每一个人作为公民都享受国家无权侵犯的基本人权和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的参与权”〔35〕。而另一方面,台湾论者之所以将civilsociety译作“民间社会”,是因为台湾论者相信台湾70-80年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乃是各种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所致,因此他们认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实现仍须依赖民间社会进一步的自下而上的抗争〔36〕;据此,“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台湾论者处,便更多地被构设为一种由下而上的单向度的反抗威权“国家”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民间社会视作一种抗争“国家”的手段,进而“民间社会对国家”关系的建构也就更侧重于如何有利于实践层面的动员和抗争;这也是台湾论者为什么一开始就将西文civilsociety转译成“民间社会”这个载有中国传统的“民反官”之强烈历史记忆的术语的原因,一如何方所言,台湾民间社会理论的欲求,“当然最明显的是‘反国民党’,因为‘民间对抗国家’很容易简化为官民对抗,(因此把civilsociety翻译成‘民间社会’就非常重要,‘市民社会’的译法就难达此战略效果)在一般人的心中,民间哲学清楚地划出‘统治(国家)—被统治(民间)’的界线,立刻孤立了国民党政权;民间哲学就成了‘造反哲学’”〔37〕。
这两种市民社会观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但在我看来,其基本取向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立基于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分野,寻求社会透过民主参与、社会运动、自治结社以及舆论影响而对国家政治决策进行参与和影响,而正是这些取向决定了东欧论者将civilsociety译成“公民社会”,也决定了台湾论者依据其可获致的传统资源将civilsociety译成“民间社会”。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见,对于civilsociety的不同翻译,表明了此一术语使用者对其已然潜在地注入了主体性的倾向,也明确标示出使用者的取向;就知识论的角度言,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情形。一方面,坦率而言,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展开,也无疑是全球市民社会复兴的一部分,基本上也是在查尔斯·泰勒所言的黑格尔式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的框架下展开的,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是对洛克式传统中“外于国家”的市民社会观的修正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经由对自己所置身于其间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现实的体认而形成的一种强烈的本土关怀及对西方种种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所以中国论者并没有依循上述东欧或台湾论者的“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理路〔38〕,而将civilsociety转译成了“市民社会”。但是,与洛克式“外在于国家”的市民社会观又有不同,中国论者的市民社会观不仅仅只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结构的主张,更是在可欲可行的基础上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39〕。这一点将在下文讨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关于中国市民社会道路选择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型构方面的问题时得到充分阐述。
尽管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实际上是在与国家相关的架构下展开的,但中国论者还是根据他们的视角提出了他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然而,经过我对中国论者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的分梳与研究,发现要准确地给出他们的市民社会概念是极为困难的,部分原因当然在于这项研究还在初始阶段,另一部分原因是当下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早期论者的观点展开的〔40〕;据此,我以为应当从把握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研究特点来展开这方面的论述,而这一方面的最凸显的特点,一如上述,无疑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这一特点以及与此一概念的“舶来”特性紧密相关,前者意味着实践层面的建构,后者标示出某种目的性的示范。正是在这两个特性的笼罩下,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亦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形成他们的市民社会观的:一个方面是将市民社会作为现实层面的对象加以建构,这在具体研究之中就表现为必须将西方市民社会观所内含的从西方社会发展中抽象出来的种种结果性要素视作参照而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出现的体制外因素、空间及机制所进行经验性分梳,以及对新生体制外的社会要素与日渐变革的体制内或国家要素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展开规范性的思考和批判;这一方面的种种观点可以概括为(1)市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41〕为基础的,也是以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分化为基础的〔42〕,立基于其上的便是市民社会的私域;(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既不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垂直指令性的关系,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前提;(4)市民社会内部的活动和管理具有高度但却相对的自治性质,而这种高度性说明了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相对性则表明国家对其不自足的一面进行干预、协调的必要性;(5)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6)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并据此以及通过社会运动来参与和影响国家的活动和政策形成过程,这种在国家政治安排以外的空间就是市民社会的公域〔43〕;(7)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44〕,等等;与此同时,这些关于市民社会的认识起到了一种社会动员、批判现实及精神整合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正是用这些要素对照现实,为社会的发展设定道路〔45〕。
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则是作为认识及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或解释模式而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加以采用的,这在具体的研究中便表现为对知识脉络中业已存在的忽略社会面相或无视自下而上的动力的各种分析架构的研究和批判,结果表现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认识的视角转换。一如上述,这方面的努力表现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互动角度提出并认识中国现代化的种种问题〔46〕。
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援用,直接引发了知识界对此一概念本身效度的讨论,尤其是对此一概念能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种:(1)认为借用西方概念分析文化背景不同的中国社会会产生许多问题,应谨慎且切忌套用,甚至可以采用其他概念来分析现代化中的社会而不必采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47〕;(2)认为“市民社会”概念不仅在不同的语言中、而且在不同的学科和学者中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很难说这样的概念在学术上有什么价值〔48〕;(3)认为许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在现实中不存在它们的对应物,所以“市民社会”概念是否具有描述能力便成为疑问,这也是汉纳·阿伦特(HannahArent)、福科(MichelFoucault)和卢曼(NiklasLuhmann)等人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重要原因〔49〕。
然而,对于上述疑问,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则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们认为,首先,一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概念,“市民社会”概念虽然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经验及知识传统,却具有超地域、跨文化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能为我们所用、也应该采用,尽管这种援用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50〕;至于“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的效度〔51〕;其次,市民社会论者认为,虽然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纷繁,但是那种认为一个概念只有在获得了精确而一致的定义之后才可运用的观点,即使在科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是一个过高的要求;不同学科、不同学者所使用的“市民社会”概念,尽管难以化约、概括,却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家族相似”特性,因而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方面进行讨论和交流〔52〕;最后,一些市民社会论者认为,作为一个事实概念,“市民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于当代已经基本失效,但我们必须把对一个概念的经验-理论的运用与规范-实践的运用区别开来,或者说,把作为事实概念的“市民社会”与作为价值概念的“市民社会”区别开来,这样,作为一个价值概念,“市民社会”就可以用来对现存社会进行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筹划〔53〕。2.市民社会与国家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发见,不论是洛克式或黑格尔式的市民社会观,还是本世纪复兴以后的市民社会观,实际上都没有摆脱其在发生学上与民族国家的紧密关系,因此市民社会论者一般都认为,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实际上更是在与国家的相对关系中获得其自身的规定性的,西文中所谓“civilsocietyvs.state”的论题便体现了市民社会的这一特性。与此相同,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其讨论中所涉及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此一题域中,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方面,一是关于[HTH]国家在建构市民社会中的作用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建构市民社会的道路选择的问题,二是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
(1)市民社会建构或具体发展的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处成为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大致有如下述:一是一些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经过对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及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分析而认识到这二者之间的区别〔54〕;他们认为在西方或者说早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的生成一般是经市民社会由下而上自发地孕育和形成的,[HT]它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体制外抗衡、一体化发展、体制内自治〔55〕。但是他们认为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道路不仅不可能效法西方国家,而且只有根据中国的特定资源和制度安排来确定自己的道路,市民社会的建构才有可能。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市民社会〔56〕;虽然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且中国当下的改革也正在确立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不是市民社会的充分条件,而只是一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确当的道路,即使在市场经济中也不可能建构起市民社会。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市民社会论者才认定建构市民社会的道路在中国当下的经济改革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在关于中国市民社会道路方面的讨论中,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观点主要可以归为两种模式,一是所谓的市民社会建构二阶段论模式:“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具体策略是:采取理性的渐进的分两步走的办法,亦即我们所主张的‘两个阶段发展论’。第一阶段为形成阶段,其间由国家和市民社会成员共举:国家在从上至下策动进一步改革的同时,加速变更政府职能,主动地、逐渐地撤出不应干涉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成员则充分利用改革的有利条件和契机,有意识地、理性地由下至上推动市民社会的营建。这一阶段的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第二阶段为成熟阶段,其间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渐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57〕。其他一些论者则将市民社会建构的“形成阶段”称之为“社会自主领域”,它“指的是传统体制下的社会个体、社会利益集团从国家直接支配和控制下脱离出来并获得相对独立性的阶段”,而将“成熟阶段”称之为“市民社会”〔58〕。
另一种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模式乃是在以上的论点基础上所形成的所谓“滚动式驱动理论”,在此一理论中,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将循着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式驱动的模式发展。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政策驱动”:市民社会生长发育时期。在现代化的这一阶段,社会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政府政策进行,因此在调整它们与社会和公民的关系中自然处于积极主动的支配地位。这一阶段中国的市民社会还只是生长发育、积聚能量,尚未获得独立自治的地位,它还不可能起到对国家和政府监督平衡的作用。第二阶段为“体制驱动”:市民社会成长壮大时期。体制的逐步健全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可能超越政策驱动的某些能量限制,而转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的开发,即体制驱动。体制驱动将自然而然地导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二元化,从而将在政策驱动继续起作用的基础上更持久、更强有力地推进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第三阶段为“市场驱动”:市民社会进入成熟时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推进到这一阶段相伴随,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关系将发生重大转型:市民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将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一体化相互关系的建构。可以说,在三个发展阶段中这三种力量同时存在并互补增益,但在不同阶段,其主体驱动力各有侧重交互更接。市民社会本身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并对现代化进程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59〕。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上述两种模式看,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而最主要的区别可能在于“二阶段发展论”侧重于在国家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和紧张中寻求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道路,这是一种“关系或互动”的角度,而“滚动式驱动理论”的三阶段分析却都将视角置于外部条件对市民社会的作用,这是一种“动力”的角度,它显然忽略了国家与社会间“讨价还价”或竞争本身对市民社会建构的意义。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采用西方早发国家通过“社会对抗国家”来型构市民社会的模式,而是考虑到了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既有条件,认定建构市民社会的目的之于中国在于形成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而使中国步出上文所述的恶性循环逻辑;显而易见,这种良性互动关系不仅不同于“零合博奕”的关系,也很难通过“零合博奕”或你死我活的方式达致;因此,这种所谓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处既是一种欲求达致的结果,同时也是达致这种结果的方式。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一些论者对于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关于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理论构建方面的成功,并不标志着现实操作上的一定可行,而对于背负着沉重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而言,尤其是如此〔60〕。他们就中国不可能建构出市民社会而给出的历史的理由如下:①“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类似于西方历史上的完善的市民阶层”。手工业与农村的广泛结合,以及强大的人口压力,官营手工业和矿禁政策都使中国不可能生成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手工业体系;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使社会团体丧失了独立性等等,因此,现代中国要建立市民社会,决不可能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找到资源;而在这个以经验哲学为主导的国度中,传统力量恰是最具影响力的,其间最主要的是反市民社会的传统,这种传统仍将对中国产生着持续的影响〔61〕;既然中国没有独立的市民阶级,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②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空前发达和长期存在。这种政治体制的模式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基础,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这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重新建构,是一种严重的障碍;尽管1978年改革开放使这种状况得以改观,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根本性变化的条件,因此一个规范而又合理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在近期得到实现〔62〕。当然,这种质疑的观点也遇到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积极回应。一个方面的回应来自于对中国近代史中商会或绅商的研究:这些研究指出,虽说当时的商会和绅商表现出对国家的很强的依附性,然而根据他们的意识、功能、以及与国家的关系,可以说他们已然构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63〕。无疑,仅仅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市民社会或市民社会雏形这一事实,并不能确当地回答上述质疑。我曾撰文指出,这种质疑本身乃是西方市民社会模式架构下的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批判及商榷所依据的标准大多亦是西方论者的市民社会观或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经验,这就意谓着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困难实际上是西方式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的困难”〔64〕;而正是这种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支配,使质疑者忽略了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特点以及由这些特定条件所形成的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就对市民社会建构的影响力而言,中国最主要的特殊状况之一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可能性或基础性空间是由国家通过推进市场经济以及松动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65〕以及户籍制而形成的,而这就产生出两个与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不尽相同的特殊条件:一是在获得、维护和拓展这些空间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或个人及社团表现出对国家的依附性及相对的脆弱性,而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则基本上是私人资本的驱动,因此后者的独立性一开始就成为一大品格;二是在改革的前提下,国家通过变革体制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其原有的“全权性”,正是这种变革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市民社会建构空间的出现,而这一点也不同于西方,因为市民社会在西方的形成过程是与民族国家建构相伴而行的。严格来讲,中国市民社会的依附性是与国家在建构市民社会方面的正功能相关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中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与社会间互动的影响下得到逐渐的建构,它只能启示我们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道路一定与西方社会的道路不同。
(2)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结构性关系问题。
中国市民社会论者除了在建构中国市民社会道路中讨论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外,还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方面论涉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应然性结构的关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学理取向。
一些市民社会论者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很复杂,有许多的方面和层次;就彼此力量的比较而言,存在四种可能的形态:1,强市民社会与弱国家;2,弱市民社会与强国家;3,弱市民社会与弱国家;4,强市民社会与强国家”〔66〕;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根据力量的强弱而排列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形态,并不能反映或揭示出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从上述所论西方市民社会的观念演化来看,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设定也基本上与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传统和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传统相联系,从前者处大致可推演出“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论点,它强调国家对于社会而言只是一种“必要之恶”,因此,对国家进行造反或对抗当是必要之举;而从后者处可导出“国家宰制市民社会”的观点,它强调国家塑造社会的功能,社会处于被支配的关系〔67〕。
然而,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认为,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做单向度的强调,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但却很难适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当下状况,因为一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变革“全权国家本位”的状况,因此“国家宰制社会”的主张是与这种改革相悖的,而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民反官”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私性品格并未能使中国走向良性的民主政治,因此“市民社会对抗国家”的主张也是与包含实现民主政治的中国现代化背道而驰的。立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说”。正如上文所述,“良性互动说”,在中国论者处,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
具体而言,从国家的角度看,它对市民社会的功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并为市民社会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二是国家对市民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为市民社会活动确立对人人适用的普遍法律规则、对市民社会自身无力解决的矛盾或冲突进行协调。而从市民社会的方面看,其对国家的作用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即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第一阶段),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亦即市民社会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扞卫自由,使自己免受国家的超常干预和侵犯;从积极意义上讲(即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第二阶段),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社团,这些社团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表达它们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显而易见,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乃是二者间的一种双向的适度的制衡关系;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扞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68〕。
三、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突破
从上文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分析来看,中国论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无疑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这一特点以及与此一概念的“舶来”特性紧密相关,而这两个特性在某种方面又规定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的市民社会观的基本取向:一个方面将市民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和某种目的性状况加以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其生活于其间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中国论者则是将市民社会作为认识及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析框架而加以采用的,这在具体的研究中又表现为他们对知识传统中研究范式转换的学理关怀。因此,可以说,市民社会在中国既是一种实体的建构,同时又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解释模式的主张。一如上文所述,正是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知识自觉,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在我看来,其间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而存在的。
从解释模式来讲,一如上文所述,中国论者在研究中国现代化尤其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进程时,采用“市民社会”的分析架构,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学理意义。维特根斯坦曾经对思维方式的转换的重大意义做过精辟的讨论,他认为,“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这一变化具有着决定意义,……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意识到这些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69〕。尽管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并不等同于研究范式,然而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因此可以从某种角度说明市民社会作为研究框架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仅从中国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70〕。然而,尽管中国市民社会论者通过理论上的分析而认识到了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意义,但他们却将作为研究范式的诉求仅仅停留在理论主张上或与前此的解释模式的论辩上,而未能根据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亦即“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范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互动关系进行范例性的解释和分析,即使一些研究论涉到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进程,但它们也“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依据,在中国社会之历史中寻求发现或期望发现中国与西方二者间的相似之处”,或“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判准,对中国不符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尽管此一方向的努力所针对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但其间却认定西方式市民社会发展之道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法门。进而,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便在研究过程中演化出个误导:其一是将理论模式设定为研究的出发点,遂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中寻觅一些符合既有理论模式之前提的的事实作为依据;二是依循这种路径或既有模式,对中国多元且多重性的历史现象进行切割,或者说对中国原本可以做两可性解读或解释的经验材料做片面性的解读或做片面性的评论及批判”〔71〕。然而,这种将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仅停留在模式论辩层面以及对它的简单套用,结果却使我们不能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过程中就此一解释模式的效力加以证明,更不可能将其本身作为论辩的对象加以检讨。
从另一向度来看,中国论者对作为解释模式的市民社会的这种强调,在一个方面导致他们忽视了其作为建构的实体对象的方面,或者说掩盖或忽视了其在实体建构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而未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间种种具体的互动关系以及这些互动关系的变化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即无论是一些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对市民社会作为实体在中国建构的问题的简单化处理,还是一些学者因此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所持有的怀疑或质疑,都因此而忽视了对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的探讨,也就是对支配中国论者在将市民社会作为中国发展具体道路加以建构所赖以为基的思想框架及其隐含的预设的探讨。我曾在“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一文中,专门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为分析个案,指出了中国论者关于建构市民社会的道路选择,严重受到了“现代化框架”以及此一框架所具有的预设的影响,具体表现为,“首先,中国市民社会论者认为,西方发展的经验乃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建构市民社会、进而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一认识的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投射,强烈地暗含了对西方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预设”〔72〕,“其次,……我们便会发现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承认西方现代化对中国传统的两分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间最为凸显的方面是,大多研究都否定中国以亲情血缘为基础的文化网络之于整合中国市民社会的正面意义,忽视中国自身发展的经验对于形成中国市民社会品格的可能性”〔73〕。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上述主要问题,严格而言,并非是市民社会观或“市民社会与国家”解释模式本身的问题,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乃主要是因中国论者的研究路径所致。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变革视角或改变具体研究策略,首先当是对实体建构及解释模式两种取向加以分殊,进而通过具体的分析打通这两个层面、消除其间的紧张;而这种努力有可能形成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突破:
(1)如何在根据“市民社会与国家”解释模式对前此种种“国家或政治本位观”的解释模式进行检讨和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原本作为判准或依据的市民社会解释模式本身,转而视作我们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理论研究中的参照框架并作为论辩对象〔74〕;(2)如何把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视作研究出发点的思路,转换成将它视作参照框架的路向,亦即将中国的历史经验或现实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在具体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过程中,便有可能表现为对中国与西方本质性差异的强调,进而在此一基础上建构出相应的并能有效适用于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概念,形成中国本土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性理论模式〔75〕;(3)与前两个问题相关,如何将根据西方市民社会解释模式而展开的对作为实体的国家以及作为实体的社会进行的研究,转换到对那些之于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与社会间具体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及研究上来,进而通过对这些并非同质性的“国家”与“社会”的具体互动关系的范例性的分析和研究,来洞识当代中国从原有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的特有道路,为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提供可能的中国式的方案;(4)如何从上述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中所形成的洞识里抽象出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解释模式和相关的理论命题,一方面为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提供学理的解释模式,另一方面以中国式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解释模式对西方论者于前此提出的种种现代化道路或发展道路的理论模式(包括西方市民社会的模式)形成论辩。
综上所述,市民社会研究于本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学界展开以来,取得了一些严肃而认真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说在为解释和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亦即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视角,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认真检讨和反思的问题。此处需要再一次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因简单地套用西方市民社会模式而不意识其作为实体在中国的建构的种种问题,还是因认为作为实体的市民社会在中国建构存在种种问题而否认市民社会解释模式所具有的可能的正面意义,都不是解决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的路径。
【注释】
〔1〕关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双二元结构”的问题,可以参见时宪民,《体制的突破——北京市西城区个体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4-6;关于这个问题的更早的文献,可以参阅阎肖锋、王汉生、时宪民、林彬,“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页121-130;北京大学“社会分化”课题组,“从城乡分化的新格局看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国农村与经济》,1990年第4期,页2-14。
〔2〕此一归类应感谢现执教于澳大利亚的政治学者BaogangHe,详见TheIdeasofCivilSocietyinMainlandChinaandTaiwan,1986-92,Issues&studies,June1995,pp.27-29.
〔3〕关于市民社会研究的文献还主要见于下述刊物:《现代与传统》、《天津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国书评》、《欧洲》。
〔4〕Bourdieu指出,“要构建一种科学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要与常识划清界限,也就是说,与那些被大家共同持有的见解划清界限,不管它是日常生存状态里的老生常谈,还是一本正经的官方见解。这些常识性东西往往嵌入在制度之中,从而既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客观性上,又反映在社会组织参与者的思想里。预先构建之物无所不在”,见P.BourdieuandL.T.Wacquant,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pp.235-238。
〔5〕Bourdieu所主张的那种“反思社会学”,要求对知识分子和社会学的对象化“观注”方式进行分析,“也许可以首先粗略地把这种反思性定义为将有关学术实践的理论纳入整个社会批判理论,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必要条件。布迪厄与其他倡导反思性的学者不同,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学者,而是根植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其次,他的反思社会学必须成为一项集体事业,……而在第三个方面,他的反思社会学不是力图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去巩固它。布迪厄的反思性远不是要削弱客观性,而是旨在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同上,pp.36-37。
〔6〕Bourdieu认为,“对这样一个对象进行研究,人们必须每时每刻都要提醒自己,客观对象化的主体本身正在变成研究的对象(被对象化),因为在撰写最尖锐严厉、不留情面的客观化分析的同时,必须敏锐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分析也可以应用到那些正在撰写这些分析的人身上”,同上,p.62.
〔7〕参见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页60。
〔8〕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156-159。
〔9〕这里的西方,当然不是指整体的西方,即使在一同质性程度很高的社会中,人们也会采取种种不尽相同、甚至彼此竞争的思维框架。
〔10〕邓正来和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年11月创刊号,页59。〔11〕林毅夫、蔡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七章。林毅夫等人指出,这种“活乱”循环在中国改革中有四种表现,“‘活乱’循环的第一个表现是经济反复出现过热,进而速度与“瓶颈”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活乱’循环的第二种表现是经济中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周期性出现的通货膨胀率。……‘活乱’循环的第三种表现是在经济生活寻租动力的增强和腐败现象的滋生。……‘活乱’循环的第四种表现是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循环往复或改革周期。”
〔12〕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一论战观点的概括,显然只能集中在核心论点上。假如我们将这两方的观点视作一连续谱,那么这些核心论点更可能是此一谱续中的两极,而在这两极中间则存在着种种调和的观点或居间性观点。当然,我们对于这两方的观点是进行了真正的交锋,还是在曲解对方的情况下为自己的主张加以论辩,可以另作更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更为详尽的资料,请参阅刘军和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些市民社会论者,如施雪华,则将中国学者对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观点归结为三论,即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驱动论”、必须进行东方式“新权威”的重塑的“政治驱动论”以及必须改造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以适应现代化的“文化驱动论”;请参阅施雪华,“现代化与中国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总7期,页115-121。
〔13〕刘军和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页28-29。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1篇9
关键词：微观经济思想；马歇尔；无差异曲线；不完全竞争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02
一、从基本假设到无差异曲线理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把新古典学派的市场价格决定理论作为流行的或者说是主流的微观经济学说。市场价格决定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把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假设前提，经济人被假设为具有完全的知识，也就意味着能够完全按照理性人的原则做出经济决策，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因而市场上的供求的基本状况可以通过经济人的解读释放出关于各种资源稀缺性和可替代性之间的所有信息，以便于保证实现当前条件下的资源的最优配置，最终实现经济的一般均衡状态。毫无疑问，这种经济理论融合了完美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的追求，然而现对于经济现实来讲，却使得这些假设前提过分的脱离了实际，尤其是理性人的假设，基本上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概括为机器人，而非有血有肉的现实人。这种状况直接带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不可抗击打力和实际应用的局限性。
因此，随着人类认知世界能力的不断进步，以及各个学科门类的不断发展，从二十年代中期左右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逐渐突破传统经济理论假设前提束缚，采取更加贴合经济现实状况的假定和命题，并且在分析方法和模型工具上更加大胆，采取了很多跨学科的理论，推动了微观经济思想的不断创新。
在这一时期，微观经济理论的重要进步就是引入了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相对于无差异曲线应用到对于市场经济中需求行为的分析而言，以往微观经济理论中对于效用无法确切计量和产品效用比较的难题从而迎刃而解，这对于突破经济人的理性假设的刻板解释，增加理性人假设的人性活力，使之更加符合经济现实，具有重要意义。在马歇尔的价格理论中，需求分析中的一个假设就是效用可以确切计量。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忽略了效用概念本身的主观性，效用这一概念本来使用来解释人的偏好程度的，确没有充分考虑到人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同经济个体之间的效用的比较问题。虽然如此，马歇尔还是尽量对于效用概念给出了尽可能符合现实经济状况的解释，其效用递减的理论就是无差异曲线分析工具的一个理论基础。显然，人性的不确定性是价格理论面临的一大难题，这也是经济理论发展中人类自我认识的一个重要过程。
可以说，这一效用比较的难题由于无差异曲线的发明和运用而获得了暂时性的解决，。无差异曲线最初的概念是用来解释市场竞争中两个相互独立的主体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埃奇沃斯首先在其1881年出版的《数学心理学》中提出来。后来，帕累托进一步把无差异曲线与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用无差异曲线来代表不同的效用水平的产品的组合，以每一条无差异曲线表示能够给经济人带来同样满足程度或者说同等效用水平的两种物品的不同数量组合，同时提出了无差异曲线理论的两个支撑概念序数效用和偏好。帕累托以后的经济学家中，巴罗内、斯拉茨基等人虽然把无差异曲线这一工具结合图形和代数方法运用到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但是他们还是对于这一工具解释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过于迷信，故而在价值理论的发展上没有取得太多进展。直到1934年，《价值理论的重新思考》一文的发表，希克斯和艾伦继续在帕累托的研究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阐释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的内涵，丰富它的经济思想，才使得价值理论更加完善。
希克斯等人强调，效用不是准确给出绝对的基数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基于序数意义上，能够进行比较确定偏好次序即可的概念。因此，希克斯等人用偏好的解释方式替代了马歇尔运用效用函数来解释不同效用之间关系的方法，并且在xoy平面上建立了一种具有一般解释力的无差异曲线模型，依然坚持了不同数量商品的组合可以给经济主体带来相同的效用水平这一观点，通过一条凸向原点的负斜率的曲线来代表某一条无差异曲线，同时体现出不同商品组合在提供相同效用水平过程中对于经济主体而言的替代效用和效用递减性。进而又引入了市场对于不同商品的评价，即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表示市场所反映的对于两种商品的一种偏好，消费者均衡就是建立在消费者个人的偏好与市场表现出来的集体偏好的最终博弈的结果，表现在图形上就是无差异曲线与消费可能线的切点表示消费者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希克斯等人的模型阐述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从而动态的解决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中收入水平不变的假定对于货币边际效用的限制，解放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这样就为边际效用理论进军生产成本分析领域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模型基础，促进了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微观经济思想在生产消费等环节上的全面发展。
二、对基本假设的进一步修正：不完全竞争理论
如果说无差异曲线的运用和推广在完美的古典假设基础上推动了微观经济理论创新，那么这一时期中微观经济思想中的另一重要成就则可以说是引起了整个微观经济理论的革命，这就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出现。
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众多经济学家中，古诺就曾在具体案例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和垄断问题，尤其是著名的古诺模型，指出了在简单的市场竞争中规模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可能会同时出现，这将会导致较大生产规模基础上垄断厂商的出现，垄断厂商之间均衡的条件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本质上来讲边际方法论也是遵循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然而，这些基于不同假设前提的论述在当时并没有吸引到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马歇尔在建立其市场价格理论的时候还是跟古诺的经济理论做过一番争论的，但是最终由于他陷入到完全竞争原则的假设之中，又对收益递增的条件的说明不够充分，最终给自己的经济理论设置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的发展与交流，人们的关注的内容逐渐从完全竞争的理想世界转向不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于是打破马歇尔经济理论的垄断，客服完全竞争市场的约束，拓展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领域就成为了微观经济思想发展的新任务。1926年斯拉法首先在《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一文中对传统价值理论提出了挑战。他通过对日常经验的研究指出：现实经济中往往存在着规模经济的这一效应，这会使得许多厂商可以具备成本递减和收益递增的经营条件，这就意味着厂商可以在生产领域进行无限制的规模扩张和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单个厂商将会对市场的完全竞争性产生影响，因为它有可能面临的是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不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是市场价格的有力影响者。因此他认为传统的供求定价机制不再适用，垄断将会取代自由竞争。其实，反观斯拉法的经济思想也可以发现其中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即对于垄断形成过程的真空假设推断，过分引入了不完全竞争的思想，最终顾此失彼。不过，斯拉法的经济思想还是影响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将他们的研究概括为两大类：其一是以英特马为代表的一派，继续以古诺的经济思想为基础，目标直指垄断的市场，激进的放弃了供给曲线，单纯把市场描绘成单方的市场；其二是以哈罗德为代表的一派，采取了保守主义渐进式的研究方法，通过逐步放松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不断引入经济现实，构建日益贴近现实的经济模型来解释现实经济发展状况。具有戏剧性的是，两派的研究结论最后竟然趋于一致，当然这与经济发展现实的佐证是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理论方法的成功，只能说明现实与理论研究存在着契合。而到了三十年代，这一任务最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完成的。一九三三年，罗宾逊发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第一次用一种严密系统的理论体系阐述了新的价值理论，与此同时，张伯伦独立地在其《垄断竞争理论》中进行了同样的工作。这样，便在英美两个国家同时实现了价值理论的变革。
新的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在生产同种产品的各个厂商的成本状况相同的条件下，单是由于消费者方面偏好的差别便将导致各个厂商面临不同的需求条件，从而厂商的需求曲线不再是弹性无限大的水平线，而是呈现为负斜率的曲线。因此，价值理论逐渐把厂商作为研究的核心，引入了“厂商”这一概念而抛弃了研究中模糊不清的“行业”这一概念。由于厂商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实体，它的均衡原则必然与传统的供求均衡原则具有本质差别，这样以市场清洁为目标的供求曲线定价机制将宣告失效，要解决厂商均衡问题就必须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来建立新的解释模型：边际成本是总成本对产量的导数值，边际收益是总收益对产量的导数值，运用这两个变量便可以求得单个厂商的最大利润均衡条件，这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短期中，供给曲线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了，最大利润的实现基本来源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即从两个变量的均衡点可以直接得出均衡数量，借助于需求曲线则可以推知均衡价格。而在长期中，市场的博弈过程更加趋向于完全竞争，通过厂商数目的变化和每个厂商产量的变化最终会导致净利润等于零，从而单个厂商乃至整个行业达于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长期均衡条件不仅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且有平均收益等于平均成本。至此，一种新的不完全竞争的价值理论便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明确断定不完全竞争是事物的正常状态，这就使微观经济学向现实主义道路迈出了重要一步。不仅如此，它还为随后发生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变革奠定了某种理论基础，并为自由放任政策的终结提供了某种准备。
三、简短的结语
从文章所述可见，所考察的这一时期确实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非同寻常的一段时期，用西方经济学家的说法，叫作“理论发达的年代”。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不仅仅是理论创新的领域中有如此多的经济学家前赴后继，并在其他众多的领域里这些经济学家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这种现象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任何一种理论的创立、突破和发展都是有着现实的诱因的，或者是原有理论的解释能力的危机，或者是现实生活的对于精神支柱的需求。正如文章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统治了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微观经济领域的思想发展，然而由于它的理论体系在现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出了基本假设的解释力危机，并且更新的经济理论研究中对于假设前提的改进也日益凸显，这就自然不能不引起新的一代学者的怀疑和思索。另一方面，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整个西方经济发展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严酷的经济现实既冲击了旧的理论，又要求经济学家去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这样，最终便必然导致一场西方经济思想创新的浪潮。
西方经济学在上述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发展和成就，有重要意义。首先，不完全竞争理论对于完全竞争理论的取代和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出现，使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和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转向垄断或国家垄断的经济学，这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进步。其次，这一时期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转变也是意义非浅的。经济学家在对现实问题的实证分析中，不再热衷于依据空洞的前提假定进行抽象推理，而是注重对实际经济现象的经验式考察和研究，于是对未来的预期和不确定性等因素被引进经济理论，货币的性质及其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得到重新估价，其结果使经济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得到了拯救，经济理论的实用性重又恢复，而原先人们所一味追求的那种理论的统一性、完美性与和谐性却不复存在了。这种方法论的革新既导致了三十年代经济理论的创新浪潮，同时也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对于所有这些是应当给予适当的肯定性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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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1篇10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一、文化及法律文化的概念
在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前我们先来澄清法律文化的概念。法律文化的概念是一个引起争议、分歧最多和最大的问题，因为它是所有法律文化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概念，并且，有关法律文化研究的其他许多理论问题都和这一问题相关。仔细研究，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法律文化概念本身，而在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要了解法律文化的概念，首先要了解文化的概念。只有了解了文化的概念，才能对法律文化的概念有所了解，有所认识。文化概念是法律文化概念的源头和基础。
文化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文化概念的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们很难对文化下一个确切的定义。通过对各种文化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三种文化观：即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
（一）广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完整表述，见之于我国出版的《辞海》中。《辞海》讲道：“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用文化学术语来讲，就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二）中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完整表述也同样见之于我国出版的《辞海》中。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是指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讲，就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这种中义文化观注重的是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或曰精神文化，剔除了物质文化作为文化的构成成分和要素。而对精神文化的内涵又分解为两大块，即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三）狭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认为，文化就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这一观点的最经典的表达者是同志。同志的这一文化观念影响了整整几代中国人的思想，以至于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当人们谈起“文化”这一概念时，很容易认为就是指的思想观念等与人的思维相关的东西。
这三种文化观各有其自身不同于其他种类文化的对应物，也即不同的分类标准。广义文化观的对应物是自然界（或自然物），即凡那些不属于人类创造之事物，不属于文化，这样一个文化的概念之包容是极其广泛的；中义文化观的核心概念是“精神文化”，它的对应物是广义文化观中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即中义文化观不承认“物质文化”是文化，而只承认与人的精神相关之创造物及其表现形态（制度、组织等）；狭义文化观的核心概念是“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它与人类的大脑―――即思想，意识相关连，它的对应物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又具体化为社会经济、社会政治，而后者（社会政治）则又是前者（社会经济）反映。
针对上述三种文化观，我们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文化的概念应取中义。之所以选取中义文化观，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在我们对中义文化观进行描述时，我们会发现，中义文化观所涵盖的文化内容同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把“文化”概念同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联系起来，绝不是一种牵强附会，而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联。理解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就必须从理解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入手。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指上层建筑，文化包括了上层建筑的全部领域。无论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艺术等上层建筑范畴的事物，都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
第二，中义文化观所涵括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机构之间存在的一种天然的、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他们两者都属于人类精神之产物，只不过两者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其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即都同人类的大脑思维相关联，都属于人类精神、思维之派生物，只不过一则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一则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外化物―――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等形态。如果割断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仅从“观念形态”上把握和定义文化概念，那就等于割断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一个完整的体系分割为支离破碎的单元，无助于对人类精神现象之认识。
第三，我们研究的法律文化。法律文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法律现象，而法律现象主要表现为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组织机构及其派生物（历史、行为、活动等等）。这样一个对于法律文化的认识，决定了我们选取中义文化观。因为法律文化的构成内容同中义文化观的构成内容相吻合。
因而，法律文化应看作是人类在漫长的文明进步过程从事法律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是社会法律现象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基础；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上层建筑的总称。即：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组织机构等总和。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制正经历着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历史更替过程，也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在这艰辛求索的过程中，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存活在我们的法律生活中，深刻影响着我国的法制建设。因此，如何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成份，为世界法律文明发展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模式，是当代法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数千年来一脉相传。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品格和特征。关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核。不同学者有不同的概括。有学者认为，它应包含天人合一传统、家族主义传统、伦理本位传统、礼治主义传统、德治主义传统、人治主义传统、大一统的传统、规范合一传统。有学者认为，它应包含八项内容：（1）形式上以刑为中心；（2）法的本质为集团本位；（3）法的文化属性为公法文化；（4）法的伦理化；（5）法的体系的封闭性；（6）法的学术以律为主；（7）法的精神是人治；（8）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无讼。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律传统包括：引礼入法、礼法结合，恭行天理，执法原情，法则公平、权利等差，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家族本位、伦理法治，重刑轻民、律学独秀，以法治官、明职课责，纵向比较、因财定制，立法修律、比附判例，援法定罪、类推裁断，无讼是求、调处息争，诸法并存、民刑有分。这里，我仅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重要的特征作一简要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无讼。这是因为：一方面，“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追求秩序和谐为理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交往讲究的是和解精神与协调一致。这种价值基础下，造就了人们普遍的“无讼”的法律文化心理。对古代中国人来说，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在许多坚持社会理想的人们心目中，对证公堂是鄙下的为君子所不耻。”甚至古人在说道诉讼行为或参加者时，常常使用“滋讼”、“兴讼”、“聚讼”、“讼棍”等贬义词，以示鄙弃。在司法审判中，司法官除了使用刑罚手段外，也极力运用调处手段来达到审判的目的。有更多的案件在报到官府之前，就在宗法家族的多方解劝说教之下化为乌有了。“无讼”成为司法的最高境界，成为理想的社会目标。另一方面，在我国古代“重狱轻讼”的诉讼制度下，法与刑罚同义，古代刑罚又异常残酷，必然使民众产生谈法色变、惧怕法律的情感，加之轻视或抑制民事诉讼、民事审判刑罚化，只要对簿公堂无论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也不论原告还是被告都可以成为刑讯对象，因此，厌讼、惧讼而“非讼”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制度上体现的是人治精神。人治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强调权力大于法律，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古代中国的基本政体形态是君主专制，皇帝处于政治结构的金字塔顶峰，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及个人尊严，树立皇帝的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法律制度的圭臬。不仅如此，在法律与皇权之间，法律成为皇权的附庸而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法律的至高无上性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所代替。君主的统治要通过一系列组织机制实现，这在古代中国就形成了具有严密系统的官制法，促进了吏治的发达。帝王的绝对统治和吏治的发达，必然为法律世界中的人治主义提供现实的基础，人治主义传统之久远也必然为专制帝国的统治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公法文化的生长土壤主要是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自然经济是一种完全封闭的经济形态。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调整其社会关系的规范是一种严格的等级秩序和义务负担的宗法、王法。产品经济是一种政府严格控制和高度垄断的生产和分配形式。产品经济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决定了调整其社会关系的方式，所依靠的是一种进行等级职务安排的行政命令和体现国家行政权威的法律规则。所以，公法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农业自然经济型法律文化，或是计划经济型法律文化。
中国作为东方的泱泱大国，与西方世界一样，均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然于法律文化上两者都迥然相解，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漱在自给自的自然经济状态，货币交换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从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把农业放在重要地位，从而强烈地排斥商品经济，必然导致小农经济的顽固化及商品经济近乎虚无化。以此经济基础相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和宗法制的社会组织结构，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和私法规范极度落后的特征。
按照历史的逻辑，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是商品经济时代的开端和自然经济的终结。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对商品经济这一不可逾越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漠视，我们从新中国成立直至80年代初实际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之否定，因而必然继承自然经济基因，其法律文化以之对接和延续，表现出来的仍是公法文化的特质。改革开放以后，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过十年的较量，我国最终选择了商品经济，并于90年代开始走市场经济。
而以上的论述反映出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是格格不入的，在自然经济与宗社会中成长发育起来的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国家来讲起到的主要是阻碍作用，因而在新的全球化浪潮居烈冲击下，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从整体上走向没落，而为更先进的法律文化所取代。取代的蓝本主要是西方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文化。
下面，我们来分析西方法律文化的精髓。
三、西方法律文化总体特征
在西方，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
西方法文化孕育的是法治精神。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给“法治”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由此，可得出法治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至上性。后来的西方法学家和一些权威的工具书在对“法治”一词的具体表达上虽然也存在着差异，但所理解的精神大意却是一致或相似的。概括起来，有以下方面：（1）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2）法治的核心是国家不仅通过法进行统治，而且本身也为其所支配，即“以法律制约权力”。（3）法治的直接目标是取消专制与特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治要求没有任何权力超越法律之上，即法律至上。（5）法治既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又是一种价值目标。
对正义的追求构成了一条贯穿西方法学发展的红线。通过法律实现正义是西方追求实现正义的一般途径，正义是西方法律的价值取向。
西方的正义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自然法学说，它以非血缘的社会结构和契约化的社会关系为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规则的抽象，它既适合于生成它的那个社会，又促进了那个社会的发展。
西方的法律文化是一种私法文化。从根本上而言，西方发达的私法文化是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之上的。古希腊特别是古罗马的私法，完全是奴隶制商品经济的法律化；中世纪时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表现在法律上是对罗马私法的无知和倒退；中世纪后期，随着地中海重新回到欧洲人手里，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繁荣起来，罗马私法也以复兴和推广。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又急速推动了民法典和商法典的巨大发展。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观念觉醒，故而公法得以迅速发展，但由于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和私法传统力量以及学术上的影响，私法化仍为西方法律运动的主流。
通过以上对中西法律文化的特征及其产生的成因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推出：一定时期的文化植根于当时的经济形态，与经济直接相连的法律文化更脱不了经济形态这一母体的胎记。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铸造公法文化，商品经济孕育私法文化。而我们现今正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经济，那么它应培育什么样的法律文化？怎样才能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
四、实现法制现代化应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体和西方法律文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以取代过去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法律制度。作为一场深刻的法制变革运动，法制现代化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对待本土资源与外来文化，对此，目前存在三种观点：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先中体西用，再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先中体西用，在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
持“中体西用”的学者主张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国传统资源，强调国家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本国情况的特殊性，以本土资源为本体（理论框架），以吸收、借鉴、转化西方资源为辅，来建构我国的法治理论。持上述观点者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他们停留在一重反思上，而未对问题追根求源，阐明本土资源的内涵。因此，在面对一些诸如“本土资源是什么，有哪些，可利用性怎样，能作为“体”吗？”等问题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由此而建的“中体西用”的理论更无法站稳脚跟。
而对于持“先中体西用，再逐步过渡到西体中用”观点的学者，则是在西方资源与本土资源的强弱对比中的妥协，体现了他们吸收、借鉴西方资源的渴望，另一方面又担心在此过程中带来的冲击和动荡。因此，他们并没有正确分析本土资源的真正内涵，因而无法在中西法律资源的对比中作出明确的选择。其二，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建立在中体西用上，试想在“人治”思想框架下，去发展我们所谓的“法治”，那我们的法律规范应体现“人治”还是“法治”呢？其精神实质永远摆脱不了“人治”的束缚。因此，以此建设我国法治也只能在“人治”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更何谈转化到“西体中用”以及法治的建立和现代化？
然而，对于持“西体中用”者，则是在中西法律资源的比较中，充分分析本土资源与西方资源的内涵、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而提出的反映在法治建构模式上的理论。本文赞同此观点，下面对其作一简要分析。
法制现代化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终极目标，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一定意义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这是由于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依法确认市场主体平等、独立的法律人格，建立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的价值机制；需要依法确诊和保市场主体享有广泛自由和权利，注重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与义务的统一；需要建立对国家权力制约机制，依法确立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与制衡关系，使之制度化、法律化；需要建立富有效率的法律调整机制，进而把整个社会生活纳入规范化的法治秩序中。平等、自由、私权神圣、法律至上、权力的制约等也就成为现代法制应有的理念。显而易见，这些理念都是私法文化所固有的特质。从法文化学观之，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构建中国私法文化的过程，即从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的嬗变过程。
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的转换，包括相互联系的两大任务：法律制度的不断更新和法律观念的不断变革。在法律制度更新方面，我们目前已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私法规范，民法作为商品关系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准。但其系统化程度较低，立法较为分散、零乱，至今还没有民法典。可喜得是民法系统化、法典化作为一项紧迫而深远的法制建设工程已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填补私法缺口，更重要的是法律观念的变革。一方面，要以私法精神改造私法规范，确立私法地位，并通过它们的变革、实施来树立和强化人们的私法观念；另一方面，面对我国较为完善的公法体系，应予公法私法化。公法私法化的目标要求：首先，是公法目的的私法化，即公法的目的是保障私法秩序的实现、维护公民的私法利益，而不是维护某一社会集团的统治地位。其次，公法作用私法化，即公法的作用不仅是维护公共秩序，而且主要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
然而，不同民族和国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的传统和社会条件，往往极大地影响着这些国家法制现代化的发展格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人们的法律意识、心理、行为方式及法律实践活动中，因而与中国社会的有机体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这样一个社会历史惯性机制，不仅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法制发展的历史背景，影响着当下社会法制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而与当下社会法制生活交融在一起，而且制约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长期发展进程，有形无形地左右着法制的未来走向。因此，中国法制现代化，必须在充分吸取现代西方法律精神的同时，以超乎前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法律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取和挖掘法律传统中适应现代法制发展之因素。
传统法律文化中可以保留的优秀成分，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在建设新的法律文化中坚持德法并举，可以获得的社会效果。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德法兼治与历史传统上的具有质的区别。中国历史上的德法兼治实际是“德主刑辅”，强调以德为先，重德轻法，它造成的一些思维定势和陈旧观念，对于依法治国是不利的。显然，对于传统文化中“德法兼治”的继承，也存在一个去粗取精、科学梳理的过程。
第二，关注集体（国家、社会），将传统法律文化中对集体的关注同西方法律文化中对个人的关注统一起来，做到个人与集体的统筹兼顾，促进当前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否认，“集体本位”的精神价值中有着鲜明的封建专制的阶级属性和宗法特点，但其表层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却迎合了现代私法的发展趋向。因此，我们应该树立以权利本位为主、社会本位为辅的法制观念，在充分伸张个人权利保护之私法精神的同时，挖掘传统文化中“集体本位”的合理因素并赋予其现代法治的内涵，使个人与社会双重利益在私法中得到平衡和廉顾。
第三，着眼于从严治吏，传统法律文化中完备的职官制度内成功的吏治经验，会给当前的腐败斗争、澄清吏治工作提供有益启示。
第四，注重法律外调解纠纷等优秀成分的保留。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11
关键词葛兰西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
一、葛兰西、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概述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并不属于基础结构领域，而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他把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领域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把权力的形式分为两种方式即强制和同意，从而建立了上层建筑的新理论。他曾指出：“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按照葛兰西的观点，政治社会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机关，即执行暴力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议会等，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进行直接统治。市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的总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此外还包括各种舆论机关及文化学术团体等，统治阶级通过它们传播本阶级意识形态，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市民社会的活动主体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恰恰在市民社会活动”，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的观念，阐明了中世纪公社崩溃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即由一个经济阶级领导的政府的的原因或原因之一，这个阶级不懂得创建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以行使以外的领导权”。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市民社会的主导与灵魂，在这一意义上，对市民社会的争夺也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争夺。
葛兰西在对市民社会的独特理解基础上，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种是文化上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前者对应于“市民社会”，后者则对应于“政治社会”。在东方专制国家，政治领导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西方国家，文化领导权更为重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获取国家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就在于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方式被称为“阵地战”，“阵地战是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
哈贝马斯的前期市民社会理论主要围绕“公共领域”展开论述，并将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都作为“私人自主领域”来看待，其本身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和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即一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系，“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在哈贝马斯看来，第一部分构成了第二部分的基础，但第二部分即公共领域却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它实际上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及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换言之，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而公共领域是它的政治表现形式。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赋予市民社会理论以新的内涵，并据此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更加猛烈的批判。他将市场经济体系独立出来，而主要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并引入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概念来代替原有的“公共领域”概念；政治与经济体系走向融合，构成力量强大的系统世界，整个社会体系被一分为三。具体言之，哈贝马斯将第一阶段中包含的私人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出去，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机制，这是一个理性的领域和由话语交往建构的空间。生活世界相当于市民社会，但两个概念的侧重点又有不同。市民社会侧重于社会组织，指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是经济和国家的功能行为系统之外的交往行为的自主领域；生活世界是指“人们以非对象化的参与态度介入的生活领域”，其意义重于功能分析，它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文化是传统的自我解释和反思系统，社会是规范调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个性承担着社会化功能。
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目的都是试图重建一种理想的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张力场，并以此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二、二者理论之异同
（一）二者理论的共同之处。
葛兰西和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都继承了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同时又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深刻分析。二者的共同或相似之处在于：首先，以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市民社会理论是共有的思想源泉，葛、哈二人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西方社会现实而开创和发展了文化哲学视角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从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意义上来规约市民社会，但葛兰西与哈贝马斯都更侧重于市民社会的文化维度。葛兰西将经济维度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并将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统一。而哈贝马斯的早期理论中，尽管在对市民社会的内涵界定上与黑格尔及马克思相似，但理论重心已由前者所推崇的经济维度转向了文化维度，到了后期，哈贝马斯则完全同葛兰西一样，将经济维度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单纯从文化维度来界定市民社会了。其次，二者都强调市民社会作为社会文化领域所具有的合法化功能与社会整合功能，并认为是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主要策源地。只不过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在葛兰西那里是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实现的，在哈贝马斯那里则是通过论辩与监督达成的。
（二）二者理论的不同之处。
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葛兰西把市民社会界定为国家的组成部分，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部分，它构成了政治国家实施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力量；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后者的对立与批判力量。其次，哈贝马斯与葛兰西都把市民社会看作是政治国家获取合法性依据的主要场域，但在葛兰西那里，其合法性的获得表现为一个主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取得人们的同意；而哈贝马斯由于把市民社会视为某种程度上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力量，因此政治国家合法性的获得表现为一个被动的过程，即政治国家根据公众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而建立统治原则，以维护其合法性。第三，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和改造，并寄希望于重新建立一个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相和谐统一的未来社会制度；而哈贝马斯则是立足于对现有制度的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重建来一方面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更加合理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
三、总结和评析
葛兰西和哈贝马斯开创和继承了新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即在文化意义上描述与概括市民社会的样态与内涵，其本质上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反思。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予以指认和呈现的，正是现代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内在机理。不同时代的理论家在讨论市民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分析思路之所以往往都是异质的，不仅是因为其所处时代的学理传统不一致，更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历史逻辑及相连带的历史问题大相径庭。古典时代的学者之所以在政治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根本原因是在欧洲的古代社会和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国家和社会没有发生分离，社会本质上依附于国家，政治领域之外不存在独立的私人自治空间，人们的经济活动是由政治活动衍生而来，且围绕着政治活动而进行。黑格尔和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市民社会，这是对近代历史即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育和市场交换体系的形成，使得因商品交换关系而联结起来的私人领域形成为一个整体，它要求摆脱封建独裁统治并划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目的是建立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
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由于垄断的形成和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使得市场社会的总体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淡化，而上层建筑领域，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各种问题日渐突出；另一方面，社会的总体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国家开始大规模控制经济、文化活动，为统治阶级服务（又或者说，“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使政治权力领域与私人经济领域趋向融合，共同侵蚀着社会文化领域，特别是生活世界的交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市民社会就不再是一个主要由商品交换关系而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经济交往领域，而成为一个主要由人们的文化交往而构成的社会文化领域。由此可知，对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终究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总体把握，当人们认识到原有的市民社会理论不能解释社会结构的变化时，必然作出新的界定，以适应新的情况。这使“市民社会”成为一个始终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演进的概念，也使它获得了广阔的理论发展空间。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1级硕士生）
注释：
[意]葛兰西，葆煦译.《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意]葛兰西，田时纲译.《狱中书简：1926-1937》，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8-249页。
[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21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概论范文篇12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