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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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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篇1

关键词: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CDA)积极话语分析(PDA)

1.话语分析简述

话语分析在1952年由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Z.S.Harris首次提出,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朱永生曾经对话语分析五十年的发展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回顾和展望,并将其分成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52―1970)、起步阶段(1970―1980)、兴盛阶段(1980―现在),并将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概括为以下几种:(一)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二)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三)会话原则;(四)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五)话语的语义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六)话语的体裁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七)话语活动与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等(朱永生,2006)。

话语分析的出现是人类对语言认识不断发展的必然,体现了语言研究从形式到功能,从静态到动态,从词、句分析到话语、篇章分析,从语言内部到语言外部,从单一领域到跨学科领域的过渡,因此,它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

2.批评话语分析的探讨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简称CDA)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欧洲大陆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作为一种语言研究的方法最早由R.Fowler等人提出。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批评话语分析从初创到发展,受到了国内外语言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一直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语言学家积极投入到该领域中,对话语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剖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是“消除语言中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这决定了它“揭露”和“否定”的立场,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错综复杂,仅凭“批评”或“打倒”是无法解决的。批评话语分析者过于消极的态度既不利于问题解决,也不利于社会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基础上从正面去引导人们,这正是我们需要借用积极话语分析理论去做的事。

3.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与发展

3.1积极话语分析概念的提出

1999年举行的伯明翰批评话语分析国际研讨会上,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J.R.Martin教授在其“PositiveDiscourseAnalysis:SolidarityandChange”一文中首先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DiscourseAnalysis,简称PDA)”这一全新的命题。针对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种种不足,Martin认为语言分析不但要集中精力去解读那些含有不平等的现象的“坏新闻(badnews)”,而且应以积极的态度和视野去观察那些主张和平平等的“好新闻(goodnews)”。此后,Martin,White和Wodak等人发表了许多文章,对积极话语分析的动机、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3.2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共同点

积极话语分析在哲学基础方面与批评话语分析是基本一致的。以Martin为代表的积极话语分析学家们和批评话语分析家们一样,都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不把语言看作是上层建筑,而把它看作是社会基础。此外,从动机来看,积极话语分析并没有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主张用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及各色不平等现象,解决各种社会冲突,并期望通过话语分析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从这两层意义上讲,它又可以被看作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补充与延伸。同时也不难发现,积极话语分析相对于批评话语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具建构性。

3.3积极话语分析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

积极话语分析学者认为,批评话语分析过于侧重政治,过于重视批评与解构,以消极的态度影响社会。朱永生(2006)认为,积极话语分析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反拨。

(1)动机

批评语言分析对所分析的社会事实一般都采取揭露和批评的态度,对权力因素的分析几乎成了话语分析的全部内容,向人们展示的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而Martin等人主张话语分析应该采取积极友好的态度。这个积极友好,不仅适用于自己和自己一方的人,而且适用于自己的对立一方,其目标在于通过这样的分析,朝着“和平语言学”的远大目标努力,最终建成一个宽松、和解、共处的人类社会。这就是说,积极话语分析家们既研究权力因素对话语的影响,更注重社团精神。“和解”(reconciliation)、“一致”(alignment)和“设计”(design)等词语在他们的论述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就是这个原因。

(2)语料的选择和分析

在语料方面,积极话语分析特别重视对“地域”(site)的选择。这里所说的“地域”,不是指某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而是语篇所涉及的领域(localeofdiscourse),除了社会冲突外,积极话语分析还关心外交、斡旋、谈判、会议和咨询等语篇。在这些语篇中,最受重视的是那些政治性强、涉及重大社会问题的语篇,如由种族矛盾引起的人权危机等。

在分析方法上,积极话语分析有“三多”的特点,即“多模式”(multimodal):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系统的意义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多层次”(multistratal):对语言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层面作分析;“多功能”(multifunctional):运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围绕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展开分析。

4.结语

应当看到,到目前为止,积极话语分析的理论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对话语意义起重要作用的许多领域尚未涉及,如隐喻作用、抽象形象作用、礼节和仪式作用等(朱永生,2006)。作为话语分析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它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待进一步阐明和完善。但是由于积极话语分析评价态度友好、分析目标具有建构性,理念积极且与时俱进,更能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它已经开始引起我国国内语言研究学者的普遍重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积极话语分析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将更为广阔。

参考文献:

[1]Martin,J.R.Positivediscourseanalysis:Solidarityandchange[J].英语研究,2006,(4).

[2]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分析[J].外国语,2002,(6).

[3]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黄会健,冷占英,顾月秋.话语分析的建设性转向[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5]刘成科.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从解构走向建构[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6]辛斌.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7]辛斌.批评话语分析:批评与反思[J].外语学刊,2008,(6).

[8]辛斌.批评性语篇分析:问题与讨论[J].外国语,2004,(5).

[9]朱永生.话语分析五十年:回顾与展望[J].外国语,2003,(3).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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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体论语义学的动因、方法与基本范畴

本体论语义学的倡导者尼伦伯格(S.Nirenburg)和拉斯金(V.Raskin)说:“本体论语义学是一种关于自然语言意义的理论,一种关于自然语言加工的方案,它把经构造而成的世界模型或本体论作为提取和表述自然语言文本意义的基本框架,作为从文本中推出知识的前提。这种方案也想根据自然语言的意义形成自然语言的文本。”[1]这就是说,本体语义学有着双重动机。一是应用或工程学层面的动机,二是基础理论层面的动机,而前者就其现实的需要来说更为迫切。尼伦伯格等人认识到:已有的机器智能的最大问题是只能完成句法加工或符号转换,由此所决定,它即使快捷、方便、“多才多艺”,也无法改变其工具角色。因为它离人类智能还差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它没有意向性。所谓有意向性,就是有对外在事态的关于性(aboutness)或指向性,就是有对它物的知道和意识,有对自身的超越性,而不致停留于纯符号的形式转换。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有意向性就是有语义性。所谓有语义性,就是人类智能所涉及到的符号有意义、指称和真值条件等特征。很显然,意向性、语义性和意义等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意向性理论、意义理论、语义学有合流的趋势。但是,迄今为止的机器都没有表现出上述属性。美国著名哲学家、认知科学家塞尔(JohnR.Searle)一针见血地指出:已有计算机所实现的所谓智能“本身所做的”只是“形式符号处理”,它们“没有任何意向性;它们是全然无意义的。……用语言学的行话来说,它们只是句法,而没有意义。那种看来似乎是计算机所具有的意向性,只不过存在于为计算机编程和使用计算机的那些人心里,和那些送进输入和解释输出的人的心里。”[2]如果从意义的角度理解信息,甚至不能说计算机有加工信息的功能。他说,“计算机所做的事不是‘信息加工’,而是处理形式符号。程序编制者和计算机输出解释者使用符号来替代现实中的物体,这个事实完全是在计算机范围之外的事。”[3]尼伦伯格等人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进一步强调:“意义是未来的高端自然语言加工的关键因素,”“有根据说,没有这种利用文本意义的能力,人们就不可能在自然语言加工中取得真正的突破,……而过去在这个领域中的大多数工作都未注意到意义。”[4]他们提出本体论语义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就是要从技术的层面研究计算机如何利用和处理文本意义,如何让机器智能也有意向性。

要完成上述任务,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就是研究人类智能及其运作机理,研究人类意向性的根据和条件,尤其是揭示人类自然语言的加工机制,阐释其根本原则和方法,构建人类语义加工的基本模型。要模拟这样的智能,及其意义接受、理解、完成、输出机制,就必须进到说者与听者或语言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交流的语境,探讨怎样将我们关于语言描述的观念系统化,将计算程序处理意义的观念系统化,怎样形成更符合实际的、更有应用价值的系统的表征理论。由这一任务所决定,本体论语义学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原则。既然它要完成的是应用方面的任务,它当然会设法形成这样的假设,即重构人类加工语言的能力及其所需的知识与过程,也就是要弄清人类的自然语言加工是如何可能的。为此,它有这样的理论预设,即承诺弱人智能观,而非强人工智能观。后者认为,计算机程序不仅应在功能上模拟人脑,而且还应从结构上、物理执行的过程与细节上去模拟。而前者则主张,在模拟人脑的语义能力时只需从功能上加以模拟就行了。判断模拟是否成功,主要看机器处理语义的能力是否与人类的语义能力在功能上等值。其次,本体论语义学的方法论独特之处还在于强调:要让机器对自然语言的加工有语义性,必须以本体论为基础。因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产生意义,根本条件就是人类有一种本体论的图式。正是借助这种本体论图式,任何一个符号语词一旦进入人类视域,都会被归类进入特定的意义域,获得特定的语义值。不过,这里所说的本体论有其独特的含义。

尼伦伯格等人注意到:“本体论”一词具有歧义性。尽管“本体论”用法五花八门,但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纯哲学的用法,二是具体科学和工程学中的用法。尼伦伯格赞成瓜里罗(N.Guarino)对“本体论”的观点,把前一用法称作“大写的本体论”,把后一用法称作“小写的本体论”。小写的本体论又有形式本体论和工程学本体论两种形式。瓜里罗指出:所谓“形式本体论……是关于先验划分的理论,如在世界的实在(物理对象、事件、区域、物质的量……)之中,在用来模拟世界的元层次范畴(概念、属性、质、状态、作用、部分……)之间作出划分”。[5]工程学的本体论与哲学中的本体论有很大的区别。它既不关心形而上学的“是”的意义,又没有关于实在的本体论分类。它关心的是信息系统中的整合因素,同时还涉及到有关概念分析之结果的本体论判定,因此它是名副其实的工程学本体论。[6]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本体论”既不同于形式本体论,又不同于哲学本体论,但从它们那里吸取了有用的东西。尼伦伯格等人说:他们的“本体论建构试图从形式本体论和哲学本体论中得到帮助”[7]在借鉴的基础上,他们对“本体论”提出了新的理解,建立了一种极有个性的本体论。“在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每种语言的词汇都用相同的本体论来说明意义,因为它一定包含了那个本体论中的所有意义。”[8]尼伦伯格等人认为,“一个人要承认表征和处理意义的可能性,就必须找到这样的具体的意义因素,它们是外部世界实在的替代。而本体论语义学中的本体论就是能直接指示外部世界的最合适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世界的模型,是据此而建构的”[9]总之,本体语义学所说的本体论不过是语言加工系统中的一种概念框架,其作用是对输入的语词做本体论定位,为其有语义性创造条件。

二本体论语义学关于语义加工系统的构想

要回答机器的语义加工何以可能,完成机器对人类自然语言加工的模拟,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自然语言加工何以可能?根据本体论语义学家的研究,所以可能的条件不外是:人类有将它与语言关联起来的能力,有别的技能,有情感和意志之类的非理性方面,因为人们赋予语词的意义常带有情感色彩。另外,就是活动的目的、计划及程序,最后就是各种知识资源。

本体论语义学认为,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和产生意义,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类有一种本体论图式。正是借助它,任何语言一进到心灵之中就有了自己的归属,被安放进所属的类别之中,如听到了“红”一词,人们马上有这样的归类:它指的是属性,与“绿”“蓝”等属一类,为物体所具有,因而不是物体,等等而是基本概念与范畴。尼伦伯格等人说:“本体论语义学试图探讨的是人们在内省式和反思式地看待概念时对这些概念的运用。人们常常谈论属性。虚构的实在(独角兽或赫尔墨斯)和抽象的实质,把它们当作存在的。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决定把它们放在本体论之中不是根源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些实在是用自然的语言指称的,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由于人们在他们的宇宙中有这些概念因而语言才指称它们。”[10]因此,在语义机模型中,我们首先要建立的就是这种本体论图式。根据他们的看法,“本体论提供的是描述一种语言的词汇单元的意义所需的原语言,以及说明编码在自然语言表征中的意义所需的原语言。而要提供这些东西,本体论必须包含有对概念的定义,这些概念可理解为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类别的反映。从结构上说,本体论是一系列的构架,或一系列被命令的属性-价值对子。”[11]它为要表征的词项的意义作本体论的定位,即说明它属于哪一类存在,其特点、性质、边界条件是什么。例如当有一词“pay”输入进来,首先就要经过本体论这一环节,换言之,该词首先要被表征为一个本体论概念,要被放进本体论的概念体系之中,一当这样做了,它的属性、值便被规定了。有了本体论概念框架,在这种静态知识资源上就可以不断生成各种含有意义表征的动态知识资源。动态的知识资源是在应用所提出的任务、要求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知识。

有了关于人类加工自然语言所需条件比较清楚和量化的认识,就有可能通过建立相应的网络让计算机也获得这样的条件,进而让机器表现出对意义的敏感,最终具有语义加工能力。本体论语义学相信: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有巨大的开发前景。对此,本体语义学进行大胆地尝试,并建构出典型的语义加工模型。其具体操作就是:先让加工器具备静态和动态的知识知源,然后让其有相应的加工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尼伦伯格等人通过分析公认的自然语言加工Stratified模型,详细说明了机器进行语义加工的基本原理与过程。

在尼伦伯格等人看来,智能主体要理解文本意义离不开至少六个基本环节的加工。第一步是文本分析,即要对输入的文本产生一个表征了文本的意义的正式表达式。由这任务所决定,它必须有分析器和生成器。从文本分析过程来说,文本要输入到系统之中,首先要经过“前加工”将文本加以重新标记,并区别分析不同语言、不同体裁和风格的不同文本,以便让文本能为系统所分析。第二步是对标记过的文本动用生态学、形态学、语法学、词汇学的静态知识资源作形态学分析,形成关于文本单词的引用形式分辨。例如碰到“书”这个词的输入,形态学分析会这样来分析:“book,名词,复数”,“book,动词,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等。第三步就会把它们送给词汇学分析器,并激活这一分析器的入口。这个入口包含有许多类型的知识和信息,如关于句法的信息,关于词汇语义学的信息,其作用是检查、净化形态学分析的结果。例如英文文本中可能夹杂有法、德、意等语言的单词,还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单词,更麻烦的是,有些词在词汇分析器中没有出现过,因此无法予以检查。在这些情况下,就要予以查检、甄别,如对不熟悉的词,它有一些处理的步骤和办法。第四步是句法分析。第五步是决定基本的语义从属关系,例如建立未来的意义表征的命题结构,确定哪些因素将成为这些命题的主题,并决定该命题的属性位置。

在此基础上,本体论语义学提出了语义加工机的完整构想。尼伦伯格认为,机器要完成文本意义表征,必须有加工器和静态知识资源。首先第一步,借助静态知识资源(生态学、句法、形态学、词汇学、词源和本体论及事实材料)对输入文本作出分析,然后又借助这些知识资源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分析模块和语义生成器都离不开静态知识资源。知识资源是如何得到的呢?要靠学习。“本体论语义学必须涉及到学习:它们越起作用,它们储存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就越多,它们可望达到的结果就越好。”[12]除了静态知识之外,计算机要完成语义表征,还必须有动态的知识,它们是关于意义表征的程序方面的知识以及推理类型的知识。另外,加工器还要有这样的动态能力,即把所储存的知识动态地提取出来,运用于知识表征。尼伦伯格等人说“在本体论语义学中,这些目的是通过把文本意义表征、词汇和本体论关联起来而实现的。”[13]“我们关于表征文本意义的方案动用了两种手段,一是本体论概念的例示,二是与本体论无关的参数的例示。前者提供了与任何可能的文本意义表征例示相一致的、抽象的、非索引的命题。这些例示是这样得到的,即提供了基本的本体论陈述,它们有具体的情境的、包含有参数的值,如方面、方式、共指等。”[14]在这里,本体论的概念之所以抽象但又必要,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对存在和语词的分类,如对于要表征的意义,它首先要借助这种本体论范畴确定它是属于物体、属性、方面、方式、过程、活动、数量中的哪一种。简言之,对于任一词的意义或所指,首先要借助本体论概念确定它应包含在哪一类存在范畴之中。在此基础上,再用非本体论参数分析它的具体的、情境方面的值。

三特点与问题

本体论语义学与其他人工智能理论、自然语言加工系统相比有自己的一些鲜明特点。其一,它强调对意义的处理无需通过句法分析,至少主要不是通过句法分析。在它看来,机器对意义的接受、表征、加工、生成和输出,或者说,让机器的句法加工具有语义性或意向性,靠的主要不是原先的关键词匹配,句法转换,而依赖的是对人类智能的全方位模拟。其二,本体论语义学认识到了人类心理状态具有意向性、自然语言具有语义性依赖于复杂的因素,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研究意义的一种综合性方案。在具体的工程学实践中,它关注到了意义处理中的多方面因素,即不仅仅注意到了知识性因素,而且还重视潜藏在人类智能中的非知识因素,并通过特定的方式将它们“内化”到他们所建构的人工智能系统之中。第三,本体语义学非常重视本体论图式在人类心理状态意向性、自然语言语义性中的作用,并在将这一认识成果向工程技术领域转化,进而让自然语言加工系统获得这一语义生成的重要枢纽、机制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取得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初步成果。第四,本体论语义学的确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最重要的应用价值是它能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因为它的语义处理系统可以借助静态知识资源对输入文本作出分析,借助加工器的动态能力将所储存的知识动态地提取出来,并运用于知识表征,然后借助这些知识资源产生文本意义表征,并由特定输出设备完成在意义交流层次的人机对话。

可以说,本体论语义学面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问题,基于工程学实践和哲学反思,不仅在构建现实的语义机方面做出了极富价值的探索,也为揭示人类自然语言处理的基本原理提供了可资借鉴和进一步反思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体论语义学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选择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体语义学就是完备的、无懈可击的人工智能理论,非但如此,它尽管是为了回应塞尔中文屋论证和其他关于人工智能责难而提出的一种方案,但仍会受到这样的责难:它的自然语言系统所处理的意义、所生成的意义,好像仍离不开设计操作人员的解释,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充其量只有派生的意向性、语义性。其次,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理论建立的系统仍没有主动性、自觉性、意识性、目的性,而这些性质恰恰是人类固有的意向性的特征。因此要让机器成为像人类那样的有意向性的自主系统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1][4][6][7][8][9][10][11][12][13][14]S.NuremburgandV.Raskin,OntologicalSemantics,Cambridge,MA:TheMITPress,2004,xiii,xiii,pp.138-139,p.154,p.111,p.88,p.135,p191,p160,p160,p174.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篇3

关键词:语言实践探索问题原因现代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一、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语言实践能力现状

对外汉语专业要学习语言学和语言教育的基本理论,需掌握扎实的汉语言文学及英语语言文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进行中外语言比较、中外文学比较、中外文化比较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应具有从事语言与文化等方面教学、研究和交流的基本能力。这一目标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基础的语言分析方法,具备基本的语言分析能力。而对学生的语言分析能力的培养必须贯穿在整个语言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间断地进行语言分析实践。

对外汉语专业从一年级起就开设各种语言类课程,但针对高年级学生进行追踪却发现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薄弱,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学生缺乏实践意识和实践技能。面对语言现象不知道应该从何处着手,怎样理性地去分析,而是习惯于用“我认为”或“我觉得”之类感性的经验主义的表达方式对具体的、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进行表述,在表述时也习惯于直接套用某些相关的规律,不考虑可能出现的特例情况,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对判断标准缺乏选择,对意义的理解不全面,理性思维意识相对较差。

(二)学生在遇到具体的语言现象时,对语言知识掌握不熟练,无法进行偏误分析,出现随意杜撰语言现象和结论的情况,这种不严谨的态度对学生在专业层面的发展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针对语言要素进行语言对比的能力薄弱,缺乏把语言理论和语言实践相结合的意识。学汉语就是学汉语,学英语就是学英语。缺乏主动进行语言对比的意识和能力,严重影响到教学技巧和教学能力的培养。

二、对外汉语专业结合现代汉语学习进行语言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分析

现代汉语课作为对外汉语专业必修课程,主要讲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词汇、语法及修辞的基本知识,覆盖面大,涉及内容广,细致繁杂。要求学生掌握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等层面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基本规则。

为提升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我们在授课的同时结合具体授课内容对学生进行多次实践尝试。在语法部分的学习中,通过利用语料库语料,以留学生的语法使用偏误作为实践对象,通过对相关语料的筛选、分类、分析,最终给出留学生应该注意的具体意见,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时效性。

针对专业需求,我们选择北京语言大学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语料进行相关专业的语言实践。利用语料库进行相关分析,需要熟悉基本的选择标准,需要对所研究内容进行手动输入并选择所需的标注方式,这不但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分析能力,还需要具备动手操作的能力。在教学中,我们专门做了利用语料库进行趋向动词偏误分析的语言实践,对专业学生在语言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探索学生出现问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强化训练。

我们之所以选择趋向动词作为实践操作对象,主要是因为趋向动词在作为补语入句时除了词汇意义之外还要考虑语法意义,是表现形式较复杂的一类语法现象。

我们要求学生自行组合,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实践操作,通过错词标注找出至少10个涉及到某个具体趋向动词使用的句子并进行分析,总结出现偏误的原因。

学生在接受任务时,教师对语料库的使用进行了示范,在确认学生可以自行操作之后要求学生15天内上交小组报告,共计上交5份小组报告。

通过对小组报告的分析,我们发现学生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中主要有下面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选择错误

我们要求做趋向动词的分析,但有部分小组的选择对象不是趋向动词或者根本就无法在语料库中检索到。例如:

(1)说起来容易办的难……

(2)江涛猛的抬起头。

这两个句子经过教师验证,按照错词标注方法根本检索不到。

(3)他去到北京。

这个句子里的“去到”不属于复合趋向动词范围,只有“到……去”或“到……来”才属于,这说明学生对趋向动词的基本构成不熟悉。

再有,第四小组提供的10个例句中有的是复合趋向动词的混用,有的是简单趋向动词的混用,没有按照要求做某一类趋向动词的分析。

(二)不进行趋向动词对错的标注

在五份小组报告中,仅有1份报告做了对错标注,其余四份报告要么是不做标注,要么是标注了但不确定对错,学生不按要求对趋向动词进行对或错的标注,增加了教师检查的难度,这也说明学生对实践操作的要求没有领会。

(三)对研究对象考虑不全面

学生在分析过程中,只考虑语法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有些趋向动词的使用错误是语言迁移现象的体现。例如:

(4)在日本有个成语“集合三个人就文珠之智慧”,我想这可能是从中国传过来(到)日本的。

(本文所有引用例句中括号内为正确用法)

学生在分析偏误原因时认为这个句子的问题是“到”和“过来”的混用,这个句子是日本留学生写的,是学生对立足点的确定受到自身国籍影响导致的,只是一个理解性错误。

(四)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语法功能意义不熟悉

趋向动词一般都有趋向意义、结果意义和状态意义。出现偏误是其中某个意义还是多个意义出现问题?若是某个意义出现问题,会是什么角度出现问题?若是多个意义出现问题,那么是理解的问题、选择的问题还是搭配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学生对相应的趋向动词进行细致地了解。但从学生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到学生自己对趋向动词的理解是很肤浅的。例如:

(5)过了一个月,雨还没下下来(起来)。

(6)我就大声哭下来(起来)。

这两个句子都是“下来”和“起来”的混用,学生在分析其偏误原因时认为“下来”是状态意义,而“起来”是结果意义,实际上出现偏误是因为“下来”和“起来”在状态意义上表现不同。“下来”是由动到静,“起来“是由静到动,是分析的角度不同导致的偏误。

(7)人们跟我一样慢慢改下来(过来)以后,这个世界是充满爱还有和平。

这里出现的偏误应该是“下来”和“过来”在结果意义上的混淆。“下来”表示的结果意义有分离,而“过来”表示的结果意义是转变到一种好的状态。学生在分析时却认为“下来”表示状态,“过来”表示动作,完全没有从“结果意义的不同”这个角度进行分析。

(8)随着科学的发展,农药也是不断地发展下来(下去)。

这里出现的偏误是“下来”和“下去”在状态意义上的混淆。“下去”表示状态的继续,“下来”表示状态由动态转入静态。学生的解释却是“下去”是从高处到低处。

(9)他们的想法是走出去(走出)树林(去)。

“出去”和“出”在趋向意义上是一致的。这里出现的偏误是“出去”和“出”的混用。“出去”的立足点在处所内部,但学生却认为“走出去”是不及物动词,“走出”是及物动词。

这几个例子都说明学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偏误原因,说明学生对趋向动词的语法意义不熟悉。

(五)规律总结随心所欲

我们要求学生在逐个分析后做规律性总结,但从报告的总结内容来看,很多总结是随心所欲的,完全没有从偏误的实际出发。

如第四小组在规律总结时根据例句中“‘下来’有时表示结果意义有时表示状态意义”得出“趋向动词有不同的语义发展”的规律。实际上趋向动词本身的语法特征就是有多个语法意义,学生的因果推导正好是因果倒置。

对例(9),学生给出的规律是“由词性决定怎么搭配”,认为“走出去”是不及物动词,后面不能跟宾语,而“走出”是及物动词,可以跟宾语,认为动词跟趋向动词的搭配由趋向动词的词性决定,这个所谓的规律毫无理论依据,是对趋向动词语法意义的随意更改。

在教师对小组报告进行具体分析后,很多学生都承认自己的语法知识掌握完全不如自己想象得那么好。缺乏选择判断标准的能力,对语法意义的理解不全面不准确,想当然的东西太多,感性的东西太多,理性思维的意识相对较差。

三、对外汉语专业结合现代汉语学习进行语言实践的启示

现代汉语是一门专业课,其内容涉及到现代汉语的多个方面,特别是语法部分,涉及的规则数量庞大且划分细致,学生在学习中要接触到大量的语言基本理论和判断方法、标准,而这些基本的理论、方法等单凭记忆无法转化成为具体的分析能力,因此通过具体的语言实践进行强化,进而提升学生结合理论分析具体语言现象的能力是可行的。

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的偏误是大范围、大批量出现的,如果不能做分类处理,一个一个地进行分析是不可行的。通过语言实践,学生可以切实地认识到学好语法对实践的积极作用,进而确立必须把学到的语法理论与具体的语法现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意识。这种亲自操作后得到的感受远比老师在课堂上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语法的重要性来的更清晰、准确。通过实践操作,学生学会了针对不同的语法现象如何选择判断标准,既完成了对课本上各种语法规则的再认识,又提升了分析、选择的能力,对教学的促进作用是极为显著的。

对外汉语专业语言类课程的教授过程中引入语言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可行的,是可以切实地提升学生结合理论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的实践能力的。这种课程设置既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也能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对帮助学生掌握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能力是大有裨益的。

(本文系西北民族大学2012年教改项目《对外汉语专业语言类课程引入学生语言实践能力培养的改革与探索》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2JG-16706630]。)

参考文献:

[1]朱志平.汉语双音复合词属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国栓.趋向问题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篇4

目的综合评价rad52rs11226(C>T)与癌症发病风险的关联。方法全面检索文献,对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rad52rs11226与肿瘤关联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进行Meta分析,并进行肿瘤类型和人群的亚组分析。结果共7篇文献纳入Meta分析,累计病例5915例,对照10992例。rad52C等位基因相对于T等位基因导致肿瘤发病的OR值为0.94(95%CI:0.86-1.04,P=0.24),差别无统计学意义。结论尚无证据说明rad52rs11226(C>T)多态与肿瘤易感性有关联,但仍需进一步探讨基因基因和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meta分析(主题);基因;肿瘤;多态性,单核苷酸

ABSTRACT:ObjectiveToevaluatetheassociationbetweengeneticpolymorphismofrad52rs11226andcancerrisk.MethodsAcomprehensivesearchwasconductedtoidentifyallcasecontrolstudie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polymorphismofrad52rs11226andcancerriskbymetaanalysis.Twosubgroupswerestudiedintermsofcancertypeandethnicity.ResultsSeveneligiblereportswereidentified,concerning5915cancercasesand10992controls.ThepooledORofCallelecomparedwiththatofTallelewas0.94(95%CI:0.861.04,P=0.24).Noassociationbetweenrad52rs11226alleleandcancerriskwasfoundinbothsubgroups.Conclusionrad52rs11226allelemaynotbesignificantlyassociatedwithcancer.Furtherstudiesareneededtoexploregenegeneandgeneenvironmentinteractions.

KEYWORDS:metaanalysisastopic;genes;neoplasms;polymorphism,singlenucleotide

目前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危及人类的疾病之一,外界环境因素与自身遗传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癌症发生。人类在长期发展中建立了一套自身DNA损伤修复机制,其中DNA双链断裂修复通路(doublestrandbreaksrepair,DSBR)就是一条修复真核基因组最严重损伤的途径。DSBR有2种主要修复途径:一是非同源末端连接(nonhomologousendjoining,NHEJ);二是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recombinationrepair,HRR)。在HRR的不同阶段,rad52基因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同源互补序列的退火密切相关,适当调节rad52的活性可抑制突变发生[1],如果体内缺失rad52将导致HRR阻断。rad523’端非编码区的NT2259属于同义突变,是一个CT多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rad52基因多态性与肿瘤易感性进行了探索研究。由于肿瘤候选风险基因易感性关联分析往往受人群疾病的异质性、单个研究统计效力的局限性以及不同人群和种族特异性等因素的影响,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方法,对rad52NT2259基因多态性与肿瘤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为进一步研究rad52基因多态与肿瘤易感性的真实关联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检索文献

系统检索Medline、Pubmed、EMCC、Springer、CNKI数据库,检索词为“rad52”,“polymorphism”,“cancer”,“肿瘤”以及“病例对照”,检索式为“rad52polymorphism、cancer”、“rad52、肿瘤”、“rad52、病例对照”等。检索时间为1999年1月-2009年10月,无语种限制。同时运用文献追溯方法辅以手工检索,收集可能的相关文献。

1.2文献纳入标准

制定文献入选标准为:(1)病例对照研究。对同一研究人群所发表的多个文献,按标准择优纳入其中一个研究进入分析。如果一个研究中包含有多个研究人群或多种肿瘤研究,则把每个人群或不同部位的肿瘤视为一个单独研究。(2)从文献中可获取基因多态性对应的基因型频率。(3)对照人群基因型频率符合HardWeinberg平衡(HWE)定律。

1.3提取数据

提取符合标准的文献资料及其中的分型数据,制成表格。提取信息包括:文献的第一作者、发表年份、人群种族、肿瘤类型,病例对照的人群资料和基因分型数据等。

1.4数据分析

HWE检验通过网站ihg.gsf.de/cgibin/hw/hwa1.pl完成。本研究采用统计学分析软件Revman5.0及STATA10.0。统计学分析包括计算效应指标OR值及其95%可信区间以及各研究结果异质性检验等。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选用相应的合并方法:如果研究结果间不存在异质性,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合并,计算合并后OR值和95%可信区间,用Z检验验证;如果研究结果间存在异质性,则采用随机效用模型进行合并数据,并用敏感性分析尽量挖掘异质性来源。所有P值为双侧检验结果。

通过不同模型的分析,探索rad52rs11226多态与肿瘤易感性关联。首先,以2259CC基因型为对照,计算携带突变型等位基因T的各基因型(2259CT和2259TT)同癌症风险的关联程度,即考察显性效应模型。其次,以2259CC+2259CT两种基因型为对照,计算突变纯合基因型TT与癌症风险的关联程度,即考察隐性效应模型。再分别以纯合基因型的2259CC和2259CT为对照,计算2259CT杂合基因型和癌症的关联性,即考察共显性效应模型。随后,以2259T等位基因与2259C等位基因作比较,分析T等位基因和癌症风险的关联。

根据人群种族进行亚组分析,分为亚洲和欧洲人群;对不同部位的肿瘤也进行亚组分析。应用漏斗图评估文章发表偏性,用t检验定量评价漏斗图的对称性。

2结果

2.1研究文献

根据文献检索及纳入标准,本研究最终纳入7篇文献12个研究,包括5915例肿瘤病例和10992例对照。各研究特点及各研究报道的基因型分布见表1。表1入选文献特点(略),Tab1SummaryofthestudiesincludedintheMetaanalysis(略)。

2.2C2259T位点分析

当分别以(CC+TT)vsCC、TTvsCC和CvsT模型分析位点时,各研究间具有异质性。由于随机效应模型考虑了研究间的方差对总方差的影响,因此对这几个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综合效应估计,其余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rad52C等位基因相对于T等位基因导致肿瘤发病的OR值为0.94(95%CI:0.86-1.04),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对各种模型分析结果均显示,rad52基因多态C2259T位点与癌症无显著相关(表2)。表2C2259T位点Meta分析结果(略),Tab2SummaryofORsforvariousgeneticcontrastsoftheassociationofC2259Tpolymorphismsincancers(略)。

2.3亚组分析

2.3.1人群亚组分析

在12项相关研究中,有10项是高加索人群的研究(包括4332个病例和9602个对照)。以(CC+TT)vsCC、TTvs(CT+CC)、TTvsCC,CvsT模型分析位点时,检验结果显示,研究间具有异质性,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其余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项东亚人种的研究(包括1583个病例和1390个对照)之间无显著的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该位点C等位基因在东亚人种对照组中的频率(47.11%),与高加索人种对照组中的频率(54.29%)相似。高加索人群的rad52C等位基因相对于T等位基因导致肿瘤发病的OR值为0.93(95%CI:0.84-1.03),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该结果显示,该位点在不同人种中与癌症发生无显著相关(表2,图1)。

2.3.2乳腺癌亚组分析

在12项相关研究中,有3项是乳腺癌的研究(包括3640个病例和3645个对照),检测结果表明,研究间异质性无显著性。分别用显性、隐性和共显性模型拟合并进行等位基因间的分析比较,结果显示,rad52C等位基因相对于T基因导致乳腺癌发病的OR值为1.00(95%CI:0.92-1.09),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该结果未发现该位点与乳腺癌发病之间存在关联(表2,图2)。

2.3.3上皮性卵巢癌亚组分析

在12项相关研究中,有3项是上皮性卵巢癌的研究(包括925个病例和3059个对照),以(CT+TT)vsCC,CvsT模型分析位点时,检验结果显示,研究间具有异质性,因此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其余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分别用显性、隐性和共显性模型拟合并进行等位基因间的分析比较,结果显示,rad52C等位基因相对于T等位基因导致卵巢癌发病的OR值为0.96(95%CI:0.79-1.17),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该结果未发现该位点与上皮性卵巢癌发病之间存在关联(表2,图3)。

2.4发表偏倚检验

采用Begg’stest检验发表偏倚,结果未发现发表偏倚。Egger线性回归显示t=-1.17,P=0.270(图4)。

2.5敏感性分析

采用逐一排除法对各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Siraj等的研究是导致数据异质性产生的主要原因[2]。当排除该项文献后,异质性消除,但整体评估结果并未改变。

3讨论

本研究综合分析了rad52基因C2259T位点与肿瘤易感性之间的关联。rad52基因C2259T位点是研究该基因文献中选择最多的单核甘酸多态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NP)位点,该位点位于染色体12p13-12.2上,这是一个CT的同义突变,且位于UTR区。在HRR过程中,RAD52与由RAD51、RAD55和RAD57分子形成的一个复合物相结合,共同作用对损伤的DNA链进行替换,该位点乃至该基因可能存在与其他位点和其他基因的相互协同作用,共同作用于肿瘤发生发展过程。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总体研究还是亚组分析均显示,rad52基因多态性与肿瘤易感性无关。在所有肿瘤中,rad52C等位基因相对于T等位基因与肿瘤发病的OR值为0.94(95%CI:0.86-1.04,P=0.24)。对不同部位的肿瘤分别进行分析,结果也显示,rad52rs11226多态与乳腺癌、上皮性卵巢癌无明显关联。

对研究间存在异质性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Siraj等的研究是异质性的主要来源[2]。Siraj等的研究随机抽取相似的对照组,文中对匹配条件的介绍略为简单[2]。在沙特阿拉伯人中,对照组的纯合子变异TT为0,而在病例组中等位基因T频率为10.48%。该研究结果发现,不论是CT(OR=1.53,95%CI=1.03-2.28),还是CT+TT(OR=1.92,95%CI=1.31-2.82)都对乳突性甲状腺癌易感,考虑rad52基因多态可能与环境作用有关。Lee等的研究认为该位点与肿瘤有关联[6]。该研究将妇女分为绝经前(病例组=596,对照组=442)和绝经后(病例组=229,对照组=213)两组人群,在绝经前妇女中,CT(OR=1.61,95%CI=1.13-2.29)或CT+TT(OR=1.47,95%CI=1.06-2.05)均对乳腺癌易感,而在绝经后妇女中该基因多态没有作用。性激素受体表达发现,CT+TT对于ER-/PR-类型的乳腺癌易感(OR=2.03,95%CI=1.24-3.34),rad52基因多态可能与激素作用有关。因此可能在某些特殊人群中出现该基因位点与某种肿瘤存在关联。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总体研究还是分层研究均显示,rad52基因多态性与肿瘤易感性无关。在所有肿瘤中,rad52C等位基因相对于T等位基因肿瘤发病的OR值为0.94(95%CI:0.86-1.04,P=0.24)。对不同部位的肿瘤分别进行分析,结果也显示rad52rs11226多态与乳腺癌、上皮性卵巢癌无明显关联。本研究的结论与目前大多数研究一致,即rad52rs11226基因多态性与肿瘤易感性无关。但目前相关的研究较少,使本研究文献收集量受限,且存在相同肿瘤在不同地区中并无相同报道,相同肿瘤的研究也存在设计和分析的不同等因素。研究所收集资料均来源于已经发表的文献,以及可能存在的混杂因素,对研究结果OR值的估计可产生影响。仅对基因型的信息进行分析也是该文的局限之一。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样本量的增加,需进一步探讨基因-基因和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才能更好地阐明rad52基因多态与癌症风险的关联。

参考文献

[1]LaoJP,OhSD,ShinoharaM,etal.Rad52promotespostinvasionstepsofmeioticdoublestrandbreakrepair[J].MolCell,2008,29(4):517524.

[2]SirajAK,Al-RasheedM,IbrahimM,etal.RAD52polymorphismscontributetothedevelopmentofpapillarythyroidcancersusceptibilityinMiddleEasternpopulation[J].JEndocriolInvest,2008,31(10):893899.

[3]AuranenA,SongH,WaterfallC,etal.PolymorphismsinDNArepairgenesandepithelialovariancancerrisk[J].IntJCancer,2005,117(4):611618.

[4]KuschelB,AuranenA,McBrideS,etal.VariantsinDNAdoublestrandbreakrepairgenesandbreastcancersusceptibility[J].HumMolGenet,2002,11(12):13991407.

[5]MatulloG,DunningAM,GuarreraS,etal.DNArepairpolymorphismsandcancerriskinnonsmokersinacohortstudy[J].Carcinogenesis,2006,27(5):9971007.

[6]LeeKM,ChoiJY,KangC,etal.GeneticpolymorphismsofselectedDNArepairgenes,estrogenandprogesteroneeceptorstatus,andbreastcancerrisk[J].ClinCancerRes,2005,11(12):46204624.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篇5

【关键词】社会性符号学信息价值动态视觉文本视频新闻稿

一、社会性符号学中的信息价值分析维度

在社会性符号学视野中,任何一种视觉文本都通过三项相互关联的系统来进行含义传播:信息价值、显著性与框架。本文仅关注视觉文本的信息价值视角。本文的总结将基于“克里斯-范・莱文”信息价值框架,1同时有效整合其他已有的各种相关的研究成果。视觉文本的信息价值包含三项基本维度:左右,上下,内外。三项基本维度都站在视觉文本观看者的立錾瞎刈⑹泳跷谋镜暮义(受众立场而不是生产者立场)。

当视觉文本基于横轴进行结构组织时,观看者将文本左侧的成分感知为“既有的”,表示观看者已经知道的,将左侧的成分感知为“新近的”,表示观看者并不了解。当视觉文本采用纵轴进行结构组织时,视觉文本上方的成分被赋予“理想的”含义,下方的成分则内含“现实的”的含义。视觉结构同样也可以遵循中心与边缘的组织形式,位于中心位置的成分被暗示为是试图传播的核心意义,位于周围的成分则仅传播屈从性含义。这些都表现出视觉文本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即视觉文本是有意图的。

二、动态视觉文本的结构性分析

目前,视觉文本的结构性分析几乎仅仅聚焦于静态文本,即使涉及视频时,也不得不仅仅分析视频的瞬间静态图像(截屏),因此已有的信息价值分析本质上只属于“静态信息价值”分析。但在现实传播情况中,动态视觉文本也有着广泛的生产和应用。因此,参考以上视觉文本的结构维度,对动态文本的结构性进行分析也是非常有必要。本文试图基于视觉文本的结构维度,通过具体分析沃尔玛的视频新闻稿中某些成分的结构要素,初步探索动态视觉文本的结构性所传达的信息含义。与静态文本相比,动态视觉文本的结构性应体现其动态变化,即动态视觉文本的结构维度具有历时转变这一特征,这也是本文在分析动态视觉文本结构性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地方。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本文使用“节”作为视频动态结构性的分析单元。“节”是视频中从第几秒开始至第几秒结束之间的某一段。每一节都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说明对象。本文试图进行说明的对象均为沃尔玛视频新闻稿中的主导人物,而不是货物等其他对象。

1.沃尔玛视频新闻稿

在该沃尔玛视频新闻稿中,戴安娜・吉从第3秒进入画面至第14秒退出画面,尽管景别发生了变化,在画面内部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她始终位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在内外维度中,位于视觉文本中心位置的成分往往被界定为具备中心性的重要性。因此将安娜・吉始终置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就意味着该人物在该段视频中具有核心传播价值。同样,在该视频中,沃尔玛的发言人塔拉・拉多尔从第19秒进入画面,至第27秒退出画面,位置一直处于画面的中心偏右,几乎没有变化,这同样意味着,蒂娜这个人物具有重要的的核心传播价值,在该段视频中,该人物以及她所说的话都应当受到较大关注。

2.沃尔玛的视频新闻稿

在该视频新闻稿中,沃尔玛储备部的高级副总裁安德里亚・托马斯从第23秒进入画面至第33秒退出画面,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一直处于中心偏左。在左右维度中,观看者容易将左侧成分感知为“既有的”,托马斯处于中心偏左位置意味着该人物具有较大的传播核心价值,这样的安排是试图让观看者感知到该人物拥有较明显的话语权。

在静态视觉文本中,视觉文本通过对特定成分的布置,来赋予该成分特定的信息价值;而在动态视觉文本中,视觉文本生产者还可以通过特定成分位置的历时性变化来突出强调某一种信息价值维度以传达特定的传播含义。一般认为,在同一纬度中,特定成分的终止状态为该文本试图强调的部分。例如,在沃尔玛的视频新闻稿中,菲尔・基恩从第40秒进入画面至第54秒退出画面,位置从边缘逐渐到中心,其终止状态为画面中心位置,且停留时长有8秒之久,这意味着菲尔被赋予中心性的重要性,具有该视觉文本试图传播的核心意义。

3.沃尔玛视频新闻稿

在该视频新闻稿中,戴安娜从第4秒进入画面至第12秒退出画面,该人物从画面左侧较边缘的位置逐渐变为画面中心位置。在左右维度中,观看者容易将左侧成分感知为“既有的”,因此安排戴安娜从画面左侧进入是试图促使观看者将她的说法感知为是已经熟知的和已经确定的,同时也暗示她对接下来试图传播的内容具有较明显的话语权。另外,在内外维度中,位于视觉文本中心位置的成分,往往被界定为具备中心性的重要性,戴安娜的位置由边缘变为中心,意味着该人物具有试图传播的核心意义。

基因多态性分析的意义篇6

【关键词】多模态话语;社会符号学分析;总统竞选海报

1.引言

以往的话语分析,大多都以文本为基础。如今,随着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图像、音乐、动画、声音、图表、颜色、编排等其他符号系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语言系统之中,语篇的形式日趋呈多模态化。胡壮麟指出,“传统的以读写为主的识读能力在多媒体时代已不够用”,并强调多模态话语分析可以“使话语意义的解读更加全面、更加准确,进而发现人类如何综合使用多种模态达到社会交际的目的。可以说,这类话语分析既可以推动我们对语言学的研究,同时也可以加深对符号学的认识”。(胡壮麟2007)。

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竞选海报以其主题的鲜明性,位置的流动性,影响的广泛性成为候选人的重要宣传手段。每一张竞选海报除了有宣传目的外,还能传达政治信息,引起选民的共鸣。时下当选总统奥巴马的竞选海报可以堪称经典典范。美国媒体更是评论奥巴马的这张海报在竞选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引爆作用。

本文通过对奥巴马竞选海报的多模态解读,分析作为社会符号的图像和语言如何共同作用构成意义,达到宣传的最佳效果,希望对于读者多模态识读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

2.多模态话语的定义和社会符号学分析方法

克瑞斯和勒文(2001)认为语篇的多模态性是当今世界人们交际中使用的各种语篇的一个重要特征,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discourse)是一种融合了多种交流模态(如声音、文字、形象等)来传递信息的语篇。李战子(2003)认为“多模态指的是除了文本之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或者说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近年来,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多模态话语分析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海报,广告,影视作品,会徽图标的分析,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语篇,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大热点。

3.基于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对奥巴马竞选海报的解读

在这部分,我们注重研究这则海报图像与文字再现、互动和构图意义。另外,通过分析该海报的功能语法意义,关注图像和文字如何恰当使用来增强宣传效果。

这幅竞选海报(见附图)由图像和文字组成。海报中奥巴马波普风格的头像位于海报的正中间,以红、白、蓝三色渲染,候选人奥巴马目视前方,仿佛正在沉思,专注于美国的未来;图像的右下方为奥巴马的核心标识―日出图形;英文文字“HOPE”在图像的正下方,以加粗字体出现,且均为大写,意为“希望”。这幅色彩醒目、主题鲜明的海报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它所传达的“希望”鼓励了广大的选民,使他们相信奥巴马能够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改变现状,对美国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1海报图像和文字的再现意义

在功能语法的概念意义基础上,克瑞斯和勒文(1996)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多模态话语的再现意义。根据图像的特点,勒文将再现意义区分为叙事的和概念的两大类,在叙事的再现中,区分了行动的和反应的、以及言语和心理这三个过程。这里我们重点解读这幅海报所体现的行动和反应过程。

在行动过程中,动作者(actor)通常是图像中最突出的参与者,“这可以从尺寸、构图中的位置、与背景的对比、色彩饱和度或显著性、聚焦程度,以及心理凸显程度(如人形,尤其是人脸对观看者来说都具有心理凸显性)等方面来判断。”(李战子,2003)叙事的再现中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动作者,另一个是目标,目标就是矢量指向的那个参与者,因此也是动作的对象。

在整个图像中,候选人奥巴马的头像是最突出的参与者,构成了这个作品中的动作者,而观看这幅海报的美国民众则是其目标。图中奥巴马的头像被绘成色彩艳丽,新颖希奇的波普风格,放置在正中间的位置,且占到整幅海报几乎四分之三的版面,非常醒目,有极高的心理凸显性。同时,在图像的右下角,奥巴马的核心标识“日出”的图形中,一个太阳在美国国旗的红色条纹中冉冉升起。这个图形非常形象,象征着希望、变化以及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同时,这个近似“O”的图形还是奥巴马名字的首字母。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改变就是我们的信念”(ChangeWeCanBelieveIn),显然,如果一切都能重新开始,那么初升的红日就是最好的鼓励,一切都顺理成章。另外,海报中红、白、蓝的色彩基调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清晰的展现了奥巴马的肤色特征,下方的英文文字“HOPE”也表达了他要改变现状,给美国民众带来希望的竞选思想。这幅海报中,图像和文字相得益彰,二者共同作用,构成意义,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反应过程是指矢量仅仅是由目光(即一个或多个图中的参与者的眼光)的方向构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两个参与者是“反应者”和“现象”。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海报,图像中某个人向画框外看,但他在看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幅竞选海报中,图像中的奥巴马正凝视远方,构成了一个从目光到物体的矢量的反应过程图像。他目光坚定,仿佛专注于美国的未来,又仿佛在思考怎样给这个国家注入新的活力和希望。这个神态集中体现了美国国民难以言表的心声: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危机下,他们需要这样一位有思想,有魄力,敢承诺,敢作为的领导人,带领他们走出危机,重拾希望。在反应过程中,奥巴马的目光投向画外,像是在质问,又像在思索。这触发了选民们对奥巴马的好感,很容易获得观看者的认同。

3.2海报图像和文字的互动意义

功能语法的人际意义,在多模态话语中对应体现为互动意义。李战子(2003)认为“图像可以造成观看者和图像中的世界之间特定的关系,它们以此和观看者互动,并提示观看者对所再现的景物应持的态度。”这一过程叫做互动意义。在实现这种互动意义时,有四个要素:距离、接触、态度和情态。本文着重分析图像的社会距离和情态要素。

在日常互动中,社会关系的常规决定了我们相互之间保持的社会距离。社会距离要素是指由图像与观看者的距离远近所折射出的社会关系。李战子(2003)认为,“在近景中的人似乎或应该属于“我们的圈子”,观看者也因此被认为是某一类人。而头和肩部的特写可以提示密切的/个人的关系。”

海报中奥巴马的图像在肩部以上,是一个近景,属于特写。这会给人一种亲近感,仿佛在告诉选民:我们是一个团队的。然后是字体:奥巴马既放弃了衬底,也没有用波形曲线收尾,使用了时髦的美国现代字体Gotham,看上去庄重又不失青春活力;英文字母全部大写,看上去更权威。Gotham字体“是充满活力而又忠心耿耿的美国公仆的完美写照”,选民们只需瞥一眼奥巴马横幅上的“Hope”,字体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正义感、责任感以及对“美国往事”的怀旧之情便会散发开来。这就无形之间拉近了奥巴马与选民之间的社会关系。

情态是互动意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感官的编码倾向为出发点,基于色彩的饱和程度,对图像的“现实主义”再现。同在功能语言学中一样,情态被归纳为高、中、低三类。克瑞斯和勒文(Kress&Leeuwen,1996)从色彩饱和度、色彩区分度、色彩调和度、语境化、再现、深度、照明和亮度等八个视觉标记探讨了图像中情态的现实意义量值的高低。

在色彩上,奥巴马团队选择用美国国旗上的红、白、蓝三色渲染,并用其中最为令人放松的蓝色做底色。蓝色象征着深沉宁静,表达一种宽广坦诚的情感意义,具有高情态,能成功地营造出一种心胸如海洋般宽广,心灵似天空般纯静的感受,潜意识中可以消除选民对奥巴马相对缺乏经验的怀疑,增加对他的信任。红色代表庄严、热烈等情感,图像用鲜艳的红色和蓝色描绘奥巴马的脸部特写,巧妙地展现了奥巴马的肤色特征,同时使得图像中的他更有生命力,增添了向上、升腾、明快的动感和意蕴,也充分表达了他一腔热血,要为美国带来希望的强烈愿望。

3.3海报图像和文字的构图意义

对应于功能语法的组篇意义,克瑞斯和勒文提出了多模式语篇的构图意义。构图意义的三种资源是: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

信息值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放置来实现。任何特定的元素在整体中的角色取决于它是被放置在左边还是右边,中间还是边缘,或者图片空间的上方还是下方。在克瑞斯和勒文看来,上方与下方具有不同的信息值。如果某些因素被放置于上方,而其它因素被放置于下方,那么置于上方的是“理想的”,而置于下方的是“真实的”。

这张海报主要由人物的面部特写和英文文字“HOPE”组成。跟据克瑞斯和勒文的理论进行分析,奥巴马的头像特写在海报的中上方,占据显著位置,意为“理想的”候选人,有效地累积了部分民众基础;英文字母“HOPE”出现在海报的正下方,它提供的信息让人感觉真实、可感、可信。显然,这是想向选民传达一种“变革”、“希望”的坚定信念,也表达了奥巴马团队希望自己的领导能给美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强烈愿望。

显著性指的是元素吸引观看者注意力的不同程度,可通过被放置在前景或背景、相对尺寸、色调值的对比(或色彩)、鲜明度的不同等来实现。而取景是通过造成分割线条或实际分割框架的线条,割断或连接图像中的元素。(李战子,2003)

这幅海报以奥巴马的脸部特写作为背景,他的图像被用高饱和度的色彩―热烈的红色、稳重的蓝色加之宁静的米白色渲染成了新奇迥异的波普风格,几乎占了整个画面的四分之三,十分显著。其中奥巴马的思索的眼神和神态特写更是能够向民众传达非常丰富的内涵。在意象的下方,英文字母“HOPE”全部由大写体字母拼写,非常巧妙地使意象和文字构成了一个整体多模态的语篇,传达了奥巴马要同美国民众一起共度危机,寻求新的希望的信念和追求。

4.结语

本文以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基础,对奥巴马的竞选海报进行了解读。通过分析,发现这幅海报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其色彩、图形和字体面面俱到,把“创意、信念、活力、希望”完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幅海报中,图像与文字有机结合,共同构建了意义潜势,实现了意义的再现,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正如胡壮麟(2007:7)所言,随着现代科技飞速发展、多媒体计算机和国际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信息的多媒介化变得更加多样化。传统的以读写为主的识读能力在多媒体时代已不够用。本文力图通过对这则奥巴马竞选海报的解读赏析,对人们的多模式话语识读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和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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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战子.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外语研究,2003(5).

[8]朱永生.多模式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外语学刊,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