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例(12篇)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篇1
关键词: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地方财力
一、引言
随着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县级地区间发展水平、政府财力的差距也在加大。同时,分级财政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体制、农业税费改革对县级财力、基础教育投入水平的差距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地方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日趋明显,而这种教育发展差距必将导致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地区基础教育服务水平的均衡已经成为了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财政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区域教育公共投入的均衡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要政策目标,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我国,基础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和其它筹资渠道取得的预算外资金。因而国内学者主要从地方教育经费和教育财政支出两个角度考虑基础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对教育经费地区间差距的研究多数以省级数据为基础。王善迈,杜育红(1998)通过对我国20个省、直辖市1988-1994年的数据进行的聚类分析认为,教育经费的区域性差异呈上升趋势。袁连生和王善迈(2002)对省际间义务教育经费的研究认为我国省际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应加大中央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魏后凯,杨大钊(1997)认为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是引起我国地区间教育投入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其中,人均财政支出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影响教育经费的重要因素。从县级数据出发的研究较少,其中王蓉(2002)对我国县级义务教育经费的不平衡分析后,认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不均等大部分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而非省际差异。沈百福(2003)对省级、地市级、县级地区之间教育投资的差异进行比较,也证明了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全国各省之间的差异,省内各县市之间的差异明显大于各地级市之间的差异。
教育公共投入差距是研究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蒋鸣和(1999)采用1753个县的数据,用基尼系数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县人均教育投资的相对差异以及生均教育支出的城乡差异,发现我国公共财政分配差异是引起财政教育投入差距的因素之一。同时教育经费的来源越来越多地依赖民间教育资金,也引起了区域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中国政府义务教育支出”课题组2005年的研究指出,教育不平等源于政府教育支出的管理级次,以县为主的教育投资体制使经费投入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密切结合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地区教育公共投入的差距。廖楚辉、张吕(2005)在分析我国政府教育财政体制的问题中指出,目前的财政体制中教育财政管理权限的不断下移是财政教育支出总体不足、教育机会不均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教育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教育财政体制加以配合。
在公共教育投入不均等的影响因素分析中,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基础教育投入的影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杜育红(1999)指出教育转移支付是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转移支付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包括税收返还和过渡时期转移支付,对缩小区域间公共教育服务水平的差距没有起到实际作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多用于一次性或临时性的项目,不能从根本上减小地区教育投入差距。王善迈、袁连生(2002)认为,建立规范的、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大财政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关键。李祥云(2002)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类型与不同政策目标组合的研究中指出,在不考虑财政纵向平衡的情况下,配套补助是实现效率目标的最佳选择,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均等地方义务教育财政地位最合适的机制。张光(2006)以浙江、湖北、陕西省为例,研究了县级净转移支付对生均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认为在不同的省区,净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增加基础教育投入的刺激作用是不同的。
这些研究大多从省级数据出发,但是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县级政府是基础教育的主要负担者,也是转移支付的基本单位,基于县级数据的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以往对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并没有进一步划分地方财力结构,缺乏针对各项转移支付对财政教育支出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首先,考虑到地级市辖区和直辖市所属区在一市之内有部分教育投资是共享的,在研究县级教育支出时这一部分教育投资无法体现,有必要将市辖区与一般县级单位区别考虑。因此本文仅包括了一般县级市、县区的样本,考虑一般县级单位教育公共投入的现状。其次,从地方财力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分析它们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尤其是对本级收入、各项转移支付对公共教育投入的不同效应进行了详细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平衡地区财政教育投入的政策建议。
二、数据和方法介绍
本文对教育公共投入不均等的描述运用了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内常用的极差系数、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方法。为了理解总体不平等有多少来源于组间、有多少来源于组内,我们对泰尔指数进行分解。
不平等指标的分解有很多种方法,常见的有基于一定分组标准进行分组的分解(ge熵指数),还有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进行不平等贡献的分解(shorrocks,1982)。本文采用的是划分人口子集的泰尔指数分解办法。
假定总体可以分为j个组成部分,并且假定每个组内各元素的收入都相等,且等于该组均值时的不平等,即满足人口子集的可加可分解性:
其中,i为总体的不平等指数,i(j)为第j部分的不平等指数,pj为第j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sj为第j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表示组内的不平等;代表组间的不平等。同时满足以上性质的不平等指标组成通熵系数类(thegeneralizedentropyclass):
为研究地方可用财力结构、各项转移支付等因素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我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采用弹性和非弹性分析两种手段,令控制变量和虚拟变量进入模型,对教育公共投入与地方财力结构的关系进行分析。
所用数据来自于财政部预算司编写的2003年《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关于农村县级财政的数据。①包括全国27个省、4个直辖市共2056个样本。在进行统计分析前,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删除了辖区内总人口、在校生数据缺失的县区。同时,财力数据缺失的县区共90个,我们在对教育支出统计性描述时保留样本。根据研究需要,我们对所有的县区按照省区、不同区域进行划分。区域划分按照东中西部的划分标准,东部包括北京、河北、福建、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海南、广东11个省区;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12个省区,把湖南的湘西地区、湖北的鄂西地区和吉林的延边地区也划为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添加了区域、省区编码变量。考虑到教育投入的比较关系到一地区的学生规模,我们用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教育支出的地区间差异的指标。
三、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均等描述及分解
我国2052个县级样本的统计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2003年县级地区教育公共投入存在较大差异。全国范围内,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均值为1141.024元,最高的县达到6117.813元,而最低只有人均208.862元,二者相差近30倍。县级人均教育财政支出的基尼系数为0.289。在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中,基尼系数在0.3~0.4是比较理想的,0.4~0.5表示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基础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各地区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水平是理想的财政协调目标。目前地方教育经费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的财政教育投入,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的筹资。我们所比较的是第一种来源。但富裕地区其他筹资渠道获得的资金更多。因此,在包含了其他资金来源后,教育公共投入的基尼系数将会增加,王蓉(2002)的研究显示,我国1999年预算外事业性经费的地区性差异大于预算内事业性经费。
教育公共投入在区域间存在较大差距。表现在东、西部生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明显高于中部。2003年,东、西部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均达到生均1220元以上,而中部地区仅为908.025元。同时,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中部地区则普遍处于较低水平。分析这种问题的可能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水平较高,进而财政教育投入多。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西部得到的政策性财政支持较多,加上人口较少,生均教育支出水平相对较高,但是中部很多不发达省份在政府财力水平低、人口多的双重压力下,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教育公共投入的省际比较见图1,其中第一部分包括11个东部省区,第二部分为8个中部省区,第三部分为西部12省区。由图可以看出,东部的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的生均教育投入远高于其他省区,但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也较大,河北、海南的生均支出与中部省区相当、甚至更低。西部地区西藏得教育投入水平与浙江、山东相当,但重庆、贵州、陕西、广西、甘肃处于较低水平。中部地区除吉林、黑龙江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省区均处于全国财政教育投入水平的较低阶层。
为了理解不同群组内部与群组间的不平等对整体的不平等的贡献,我们对不平等指数进行分解。利用泰尔指数在组群间的可加可分解性,从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省际这两个角度划分人口子集。
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泰尔指数为0.149,西部地区为0.14,均高于中部地区的0.10,这与基尼系数的比较结果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的贡献仅为5.44%,而区域内部对整体不平等的贡献率高达94.56%。我国一般县级生均教育公共投入的不平等主要是由区域内部不平等引起的。同时,对省际之间的泰尔指数分解也有相同的结果,省内部的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贡献较大。
四、地方财力与教育公共投入
基础教育的分级管理体制不可避免地使公共教育投入与地方财力有着紧密的联系。地方可用财力与财力结构如何影响教育财政支出水平、政府间各项转移支付对教育支出的作用是替代、增加还是减少,我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一)地方可用财力总量与教育公共投入水平
我们采用了三个衡量财政教育投入的指标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考虑地方可用财力总量与区域因素对教育投入的影响。
因变量y为衡量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的三种标准,分别是教育公共支出占当年县级财政总支出的比重、②生均财政教育支出、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其中,教育支出比重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参与度、重视程度。随着基础教育筹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这一指标也反映了教育支出对政府财政的依赖性。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反映了该县级单位所提供的教育公共服务水平。
模型中的自变量fp代表地方可用财力,即地方本级财政收入③与得到的净转移支付④之和。x代表加入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东、西部虚拟变量,选择中部地区为参照组。
表3报告了三组模型的主要回归结果,我们看到三组模型都有较好的拟合度,各自变量对教育投入的指标均有显著影响。
模型一中人均可用财力与教育投入相对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即越是贫困的县区,其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反而越高。以前我们用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衡量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但是随着教育经费筹资的多元化发展,越是富裕的地区筹资渠道越多,财政性教育支出所占的比重慢慢降低。而贫困县区的筹资能力低,教育经费严重依赖于政府财政收入,“吃饭”财政的问题越严重。
模型二、三考虑的是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绝对水平与财力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人均可用财力每增加1元,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分别增加0.58元与0.11元。可见财力大的县区,财政教育投入的绝对水平越高。而贫困地区有限的可用财力导致低水平的财政教育投入、高水平的财政教育支出比重,从资金的机会成本角度来看,将财政资金大部分用于教育投入,势必会影响基础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事业的发展,将进一步拉大与富裕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城市化的程度对财政教育投入有显著影响。农业人口比重上升1%,财政教育支出比重增加0.09%,生均财政教育投入水平降低2.57元。可见,人口结构是教育财政投入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其他变量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支出的绝对水平显著较高,财政教育支出的比重也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比重低于其他地区,但生均、人均财政教育支出的绝对水平高于中部地区。
(二)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对教育公共投入的影响
政府的可用财力主要由地方本级收入和政府间转移支付构成,其中本级收入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税收能力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差异是比较大的。净转移支付政府在政府间转移支付中得到的实际可用的收入,政府间转移支付反映了中央政府为平衡地区财力、实现大体一致的公共服务水平而对财力低下地区进行的财政补助。为了研究政府本级财力、净转移支付如何影响财政教育投入水平,我们建立了关于生均财政教育支出双对数回归模型,同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分别回归,可以比较不同地区间那部分财政收入对教育支出的积极作用越大,或者说,地区教育投入的增加更加依赖于那部分财政收入的增加。
模型中lny代表生均公共教育投入的对数,lnlf、lntr分别代表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和净转移支付的对数,x代表农业人口比重。β1、β2反映了本级收入增大的百分比对财政教育投入增加的影响。
全国整体与分区域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本级财政收入与净转移支付对生均财政教育投入的弹性显著为正。即政府本级税收收入与得到的净转移支付的增加都会刺激政府增加财政教育投入,同时,净转移支付的弹性略高于本级财政收入。
在东、中、西部区域间,财力结构的弹性系数有差别,东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增加更依赖于本级税收收入的增加,净转移支付的系数仅为0.25。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更依赖于转移支付的增加,其中西部地区净转移支付的弹性最高,达到0.56,即净转移支付每增加1%生均教育投入增加0.562%。但西部地区本级财力的弹性系数仅为东部地区的一半。可以理解,东部地区的财力雄厚,教育投入的增加可以主要依靠政府财力,而转移支付的作用较小。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财力小,教育投入更加依靠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补助。尤其是西部地区,受到中央政府的很多财政政策的倾斜,转移支付成为教育投入的主要来源。
(三)教育公共投入与各项转移支付的关系
一般来说,转移支付的增加对于地方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可能有三种。一是刺激作用,即转移支付的增加会鼓励地方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即转移支付刺激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教育。二是替代作用,即政府将增加的转移支付直接用于教育事业,原本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用于其他事业的发展。三是减少的作用,即转移支付的增加减小了政府发展教育事业的动力。例如有些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很小,但要求地方政府安排配套资金发展教育,这种情况下,转移支付实际上对财政教育投入的增加具有减少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划分转移支付的结构,理解目前转移支付体制中各项主要转移支付对公共教育投入的作用,我们对上一模型进行了扩展,将净转移支付替换为各项转移支付。⑤
(i=1、2、3、4、5)
其中,为本级财力,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包括五种主要的转移支付类型,分别是税收返还⑥(转移支付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专项转移支付⑦,一般目的转移支付中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包括中小学教师工资补助)。
回归结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在全国样本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平均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增加1元,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减少1.5元。东、中、西部分区域的回归结果也显著为负,尤其是中部地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与公共教育投入的负相关系数达到了-5.321,也就是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对农村基础教育公共投入存在一种“挤出效应”。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是2002年我国免除农业税以后,中央政府为弥补农村县级地区原教育附加费、农村教育集资减免而专门设立的转移支付类型。农业税的免除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农村教育公共投入。很多学者有过理论上的研究。认为在农业税取消以前,很多县级地区(尤其是中部贫困县区)农业税费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大。税费改革以后地方财政面临很大财政缺口,有的县区甚至80%的财力来源于上级补助.而新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并没有规定用于教育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县级政府会将增加的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首先用于行政事业费的补充,勉强维持财政平衡,减少基础教育投入(陈维青2005)。同时,其他的可能原因是上下级政府之间政策执行的不相容。一般来说,教育事业并不能在短期内反映地方政府的“政绩”,对高效益的追求使县级政府在得到转移支付后更多投入那些短期产出高的产业,从而减少了教育投入,对基础教育的努力程度降低(张光2006)。我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样的一种结果。因此,提高县级地区财政能力,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基础教育投入不足的关键。
东部地区税收返还与教育公共投入的正相关作用显著。税收返还增加1元,公共教育投入增加0.29元。但是在中、西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税收返还是中央对地方税收上缴的部分返还。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其税收收入较高,按比例所得到的税收返还也就较多。一般来说,税收返还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地方的既得利益,其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较小。因而,财力充足的东部地区得到的税收返还较多,对公共教育投入的增长作用明显。
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生均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显著为正,同时,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系数大于专向补助。专项转移支付的款项有严格规定的用途,例如针对教育⑧、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专项补助。各省在使用这类资金时不得挪作它用。分区域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项转移支付中、东部地区的系数大于1,对财政教育投入有刺激作用较大。而西部地区的系数仅为0.50。目前专项补助的名目繁杂、分散,很多专项资金的下发缺乏严格有效的管理,地方政府“驻京办”、“跑部钱进”使得有能力的地区获得更多补助,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补贴的效果被限制。同时,专向补助中有部分是要求县级单位有配套资金,因此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如果难以拿出资金与众多名目向配套,专向补贴的作用将被弱化。与之相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根据因素法确定的转移支付,它在规模、数量上的确定更加科学。其回归系数大于专项补助,对教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刺激作用。同时,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东部地区教育投入的对刺激作用大于西部地区,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东部地区增加的生均财政教育投入为3.56元,而西部地区仅为1.91元,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调整工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虽然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同,都属于财力性转移支付,但是,他们都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的某项政策、调整而专门推出的转移支付类别,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始于1998年,直接分配给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模型回归结果与之相适应,东部地区大多为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系数为负,而在中、西部地区,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对于财政教育投入具有刺激作用,中部地区的系数达到了2.88。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第一,我国农村县生均财政教育支出存在区域性、省际间的不平等。表现为东、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水平高于中部。省际生均教育公共投入均值比较中,北京、上海、山东、浙江远远高出其他省区,而中部的河南、安徽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同时,整体不均等主要来源于区域内、省内,组间贡献小。地方财力的不平等是教育投入差距的重要原因。财力越低的地区教育投入水平越低,教育事业对地方财政的依赖性越高。同时农业人口结构也对教育投入有显著影响,农业人口越多的地区生均教育投入水平越低。
第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更依赖于本级财政收入的增加,而西部地区教育支出基本依靠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各项转移支付的作用分析显示,税收返还、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对于财政教育投入的作用为正,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对政府增加教育投入的刺激作用最大。在不同的区域之间各系数略有差别。但是,目的在于缓解农业税费改革为县级政府带来的收入减少压力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并没有使县乡并摆脱财政困难,农村教育经费仍然短缺。
这一结论促使我们对如何缩小地区间教育公共投入差距,完善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尤其是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首先,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解决县级财力不足的问题。农业税的取消使县级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持续、稳定资金来源。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当采取转移支付等手段减少地区间财力的差距,使基础教育公共支出具有稳定的财力保证。同时,要关注中部县级地区财力、财政教育支出较低的问题。目前我们实行的转移支付对于西部优惠,但很多中部的贫困地区被忽略。在地方财政较为困难的中部地区,中央、省级政府更需要采取财政手段保障其财政能力,实现教育财政能力的均等化,促进基础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
其次,完善各项转移支付,提高转移支付资金在教育投入中的使用效率。教育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点,政府间转移支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教育事业的。目前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中,既包含目的在于照顾地区既得利益的税收返还,也包括针对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和因素法转移支付。但是各种转移支付对财政教育支出的作用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具有对教育投入的“挤出作用”。面对巨大的财政缺口,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平衡地区间教育财力差距的作用。应在加大转移支付规模的同时,科学地设定转移支付的项目与额度,设立针对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
最后,基础教育投资主体的重心上移,使中央、省级政府负担部分基础教育发展的责任。分税制改革的进行,是中央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基本摆脱了负担基础教育支出的责任,而县级政府的财力有限,尤其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丧失了大部分的财力来源,但却成为了基础教育的主要负担者。这种财权与事权不相符的现状也是导致财政基础教育投入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应加大中央、省级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责任,形成中央统筹、省级参与管理模式。
注释:
①一般县级单位包括县级市、一般县以及直辖市所属县,不包括地级市以及直辖市所属市区。
②公共教育支出占县级财政收入的比重=县级政府财政教育支出/该县当年财政收入。
③包括县级政府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收入、企业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其他各项收入。
④各地得到的净转移支付=税收返还补助+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过渡期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中小学教师转移支付+增发国债补助+增加工资补助+艰苦边远地区津贴补助+各项结算补助+调整财力任务增或减少补助+其他补助+省补助单列市-原体制上解-专项上解-单列市上解省。
⑤模型采用了水平回归的形式,主要考虑到部分转移支付为负数或零,采用对数形式会影响回归效果。
⑥税收返还。包括消费税、增值税和所得税返还。
⑦专项补助,包括增发国债补助。
⑧2003年中央对地方省政府的专项教育转移支付包括:义务教育补助专款、特殊教育补助专款、民族教育补助专款、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助学金、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款、中小学危房改造专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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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篇2
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西方经济学;问题;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8-0117-03
《西方经济学》是成人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和先修课程。它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研究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及其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方法,是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实践的总结。如何使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学好这门课程,对西方经济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并能准确地将其运用于当前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的分析中,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试图对成人高等教育中《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教学效果的提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特点
《西方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是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总体来看,呈现以下特点:
(一)学科体系完整,流派众多,综合性强
《西方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由众多经济学派中占主流地位的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构成,内容涉及经济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学科体系完整,综合性强。就其教学内容而言,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流派。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均衡价格理论是其基本理论,它以个体经济为研究对象,从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论、成本论、市场结构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论等方面探讨了生产者行为与消费者行为。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利用的问题,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论,研究对象为国民经济整体,分析方法为总体分析,从经济整体运行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增长、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等内容。另外,还需要从总体上把握各个流派的演化、主要观点及政策建议等,比如重商主义、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综合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从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具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在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中,有些理论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也有一些经济理论则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因此需要有鉴别的加以学习和研究。但是对于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说,难于区分差别。这就对成人学生的课后消化吸收和对理论体系的掌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二)抽象化,应用模型和数学分析较多
《西方经济学》主要运用抽象的分析方法解决经济问题,应用模型和数学分析较多。通常先建立假设条件,排除一些非主要因素和现象,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分析框架,如弹性分析、市场结构分析、IS-LM分析、总需求和总供给分析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数学分析在《西方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数学方法和数学推导大量出现在教学内容中,使其呈现出明显的数学化倾向。应用模型和数学分析直观地解释了《西方经济学》中各种经济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但由于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普遍数学基础薄弱,也在一定程度上增添了学生学习的困难。
(三)实用性和客观性较强
《西方经济学》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而产生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其基本理论是从经济实践中得到检验的,或者说每一种理论流派的产生总是建立在对某一种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得出相应的观点,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客观性。
(四)内容不断深化与扩展
《西方经济学》广泛渗透到各个学科,与数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等诸多学科存在紧密联系。并且,随着西方经济学与这些学科的交叉发展,产生了一些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相继出现并发展迅速。如博弈论、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已纳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
二、成人高等教育中《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学生基础普遍较为薄弱,学习主动性缺乏,应试目的明显
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相对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而言,文化基础差,入学成绩普遍偏低,因此学习基础普遍薄弱,实际的知识水平不如普通专科学生的基础扎实,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综合素质较差。另一方面,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大都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使得他们掌握知识方面相对缓慢面对《西方经济学》这种基础学科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因为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在学习中非常吃力。目前,大多数学生应试目的明显,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得文凭,而忽略了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因此对《西方经济学》这类基础学科缺少兴趣,觉得该课程过于枯燥和理论化。由于课程期末考核仍以笔试为主,所以学生往往死记硬背,力求考试过关,缺少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庞杂,缺乏专业针对性,未能体现个性化教学
首先,《西方经济学》涉及的内容庞杂,覆盖面广,较为抽象。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需要通过建立熟悉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说明资源如何才能得到充分利用。随着课程教学的不断深入,内容越来越多,受自身数学基础等因素的限制,成人学生接受起来难度较大。并且《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点讲究前后的连贯性,比如需求曲线、供给曲线的学习没有掌握好,就会影响后面对完全竞争、垄断等市场结构供需分析的理解,成人学生学习时间不多,而又往往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会因为前面知识点的遗漏或理解不好,影响课程后面的学习。
其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缺乏专业针对性。《西方经济学》在成人高等教育的经济管理类专业中是作为许多专业的基础课程,大多数教师各专业的授课只是讲授教材知识点而不注意学生所学专业的实际情况,导致各专业在课程内容选取和教学方法上趋于相同,缺少相应的课程实践训练和成人学生的职业能力训练。
第三,多数情况下,没有体现针对学生的个性化教学。成人学生基础不同,学习时间不固定,能够从头到尾坚持把《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点全部掌握下来的学生不多,往往多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缺课等原因而缺少某一部分知识的学习,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后具有连贯性,这样前面知识点掌握不好就会影响后面内容的学习。另外,成人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知识储备不同,专业需求也不相同,多数情况下,成人高校并没有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相应的教学服务。
(三)成人学生工学矛盾突出,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交流沟通
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分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大多数是在职学习,学习的起点不同,学习基础也不相同。《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学科的基础课程,是各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其知识点存在前后的连贯性。对成人学生来说,学起来较抽象,需要掌握的内容较多,而学习、工作和家庭又面临诸多时间上的矛盾,导致对课程大多数知识点理解不够深入。成人的课程学时有限,教学过程中仍然以教师为主,主要依靠教师课程讲授,虽然中间也可能插入案例、热点经济新闻等内容的讨论,但课上主要还是以老师讲解为主,不能起到很好的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作用,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习兴趣不高,自主学习热情不高,最终造成学习效率低下。
(四)课程考核方式单一,以终结性考核为主
课程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情况的一种检验。《西方经济学》是专业基础课,目前在大多数成人高校中仍然以终结性考核为主,即一般采用期末闭卷考试的形式,这种考核方式侧重于考核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但忽略了对学生日常学习的评价和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能力的考察。学生应付考试,通常依靠老师划定考核范围和重点,常常死记硬背,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不够深入,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三、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
如何提高成人高等教育中《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是一项重要课题,需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积极研究和探讨。本文认为,提高成人高等教育中《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
(一)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开设课程
成人高等教育不同于普通本专科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职业能力训练和实践性教学是《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应符合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的特点,为了培养市场与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和充分优化配置教学资源,应精心组织教学内容,教师在授课中尽量避免占用过多时间用于高深知识的讲授,而应以市场和企业需求为导向,有选择性地讲解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知识与理论,比如供求规律、价格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等等都应重点讲解。在授课过程中侧重于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更注重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需注重和学生的互动交流,由教师单方面举例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因为案例教学的重点在于分析过程,在于让学生学会使用所学理论和工具分析问题,不能忽视师生的互动,只有注重互动过程,才能充分了解学生学习的程度,及时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做出调整。
另一方面,虽然成人高等教育中经济、管理等相关专业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几乎都是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和公共课程设置的,但是各专业有自身的特点,对课程的教学也应该做到因材施教,对课程中有利于本专业学生学习的内容进行重点讲授,例如,财会类专业应该加强运算方面知识的学习和课后训练,营销类专业应该对供求价格机制、市场结构分析等内容进行重点讲授。以专业特点为出发点,因材施教设置课程,才能让成人学生利用除工作、家庭之外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
(二)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合理利用多种媒体
成人学生能够规划自己的学习目标、管理学习过程并对自己的学习负责。成人高等教育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和学习信息的导航者,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讲授理论知识而学生被动听课,容易使学生感到教学内容枯燥,失去兴趣,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能力也得不到锻炼。所以一方面要在有限的课时里采用启发式教学,激起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知识储备和专业需求,确定多层次的教学内容,制定尽可能的灵活和多样面的课程学习目标。
为了解决成人学生工作生活与课程学习的矛盾,应该广泛借助多媒体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综合运用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除了《西方经济学》文字教材以外,还应包括音像教材、网络课堂以及其他教育支持服务体系在内的各种教学资源,课程图形图像较多、数学模型较多,多媒体教学技术可以图文声像并茂,多角度调动学生的情绪、注意力和兴趣。除了课堂讲授以外,应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可以根据成人学生的特点,采用网上预习、自习、自测、答题、讨论、实践活动等多种教学手段。
以成人学生为中心、以媒体学习方式为主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进教学效果、开展个性化教学将大有裨益。
(三)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开设网上课程论坛
网络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媒体的学习资源,包括一些案例、新闻、宏观调控政策等。学生可以超越时空限制进行学习,并通过网络实现与教师、与其他同学进行双向沟通交流,这样学生的学习需求得到了较好地满足,学习主动性不断增强。教师在网络外的面授教学应重点放在方法、思路、重点的辅导上,而学生网上学习重点应放在自学、交流、深化和拓展方面。
开设网上课程论坛,可以最大限度地与学生交流。成人学生学习时间有限,与教师和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较少,很多学生并不能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完全吸收和消化课堂所学的知识,因此,需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最大限度的与学生交流,解答学生疑问。
(四)改革传统考核方式,建立新型考核体系
《西方经济学》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用期末考卷作为评价尺度,不注意对成人学生学习过程投入状态和平时学习效果的考评。单一采用期末考试并不能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全面、真实、公正的评价。对成人学生的考核,应注重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分别占据总成绩的一定比例。形成性考核可以采用平时测试作业的形式呈现,在学习的每一阶段均有考核。终结性考核则可以打破笔试的形式,采用“开放式”案例讨论的形式,结合成人学生在工作中的一些体会,按学习小组分别以论文、报告的形式提交,教师根据学生的论文、报告可以考核出成人学生对《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从而考核出学生通过学习,是否培养了经济思维能力和分析解决社会经济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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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俞培燕.高职《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分析及对策[J].黑龙江对外经贸,2011,(3).
[9]吴松飞,刘宝.高职财经类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2,(4).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西餐烹饪专业工学结合培养模式
实行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应是我国相关餐饮专业院校应当主要改革的方向举措。很多的中职院校的西餐烹饪专业的确立都融入了工学结合的办学理念,在实习制度上也都有了新的突破,整体上形成了与教学相结合、生产的教学双赢体制,保证教学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生产,是教学制度良性循环,并整体上提高教学质量,保证课堂秩序与课堂教学效果。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将在极大程度上提高西餐烹饪专业学生的专业素质,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有力的保障。可以说,虽然这一形式并没有完全得到普及,但总体上来说仍有一定的效果,也广受学生与家长的好评。但目前工学结合的实际含义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索。通过对工学结合的实际探究,也将在最大程度上使我国的西餐烹饪专业的优势得以发挥,让学生在工作岗位中做到学以致用。
1工学结合下的教育优势
1.1资金利用最大化
总体上来讲,工学结合的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学校的资金利用到最大化。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将资金投入在最有必要的环节上。在西餐烹饪专业中,工学结合的教育方式将会在极大程度上降低教育投入成本,使资金得到有效的控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到办学模式中,使教学规模扩大。学生在这一模式下,会严格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西餐的实际制作,无需购买过多的产品制作原材料,接下来可以较高的价格进行销售。可以说利用销售资金作为下一项实习品种购买的资金,将会使整体的资金利用到最大化。通过在这一层面上节省下来的资金,也能将其合理的投入到教学规模的扩建中去,也将会从根本上带动学校的生源。
1.2减轻家长的负担
在工学结合的情况下,学生会自己创造出一部分经济财富。在这样的影响下,学生不仅能够学习到相关的专业型知识,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还能极大程度上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通常来讲,学生的生活费用由家长来提供。但在工学结合的教育体制下,学生能够自己凭专业知识进行财富创造,通过西餐烹饪的售卖来赚取生活费用,进而轻松解决自身的温饱问题。剩余下来的钱也可以购买一些生活与学习的必需品。
1.3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工学结合的教学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尤其在中职教育西餐烹饪专业中。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比较枯燥。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一情况,将枯燥的课堂氛围有效改善,并且让学生了解了西餐烹饪学科的实用性与趣味性。在工学结合教育体制中,也获得了极大程度的成就感,也是绝大多数学生的专业信心得到增强。可以说,目前调动西餐烹饪专业学生积极性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就是使用工学结合的教学方式。
1.4使学生能较早的适应社会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对于人才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而工学结合的方式是学生能够更快的跟上社会的发展步伐,较早的适应社会,为将来真正就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很多情况下,学生真正走向社会时会产生严重的不适应心理,并且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调整。工学结合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更早的感受到社会带来的压力,提前对此有一定的认识,保证真正走向社会时能够从容面对专业的或是非专业的问题。总的来讲,对于学生就业心理压力来说,能起到较好的缓解作用。
2西餐烹饪专业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2.1学校教学规模较小
我国很多的西餐烹饪教育机构,企业整体规模较小,并且缺少较为完善的实习场地。在很多情况中,西餐烹饪专业的车间空间较小,难以承担较大数量的生产制作,工作与学习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并且我国的西餐烹饪专业院校中,硬件设备的质量与数量都达不到应用的标准,技术也处于落后阶段,需要及时的革新保证我国整体的西餐烹饪教学水准。但目前的情况给我过的西餐烹饪专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工与生产水平。
2.2师资力量不足
对于西餐烹饪教育来说师资力量的影响尤为关键。目前我国部分西餐烹饪教职人员缺乏相应的技术素质和创新精神,严重阻碍了学生西餐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进步。目前的西餐烹饪专业中,高级技师数量较少,不能满足学生对教师的知识需要,并且很多的教师缺少实践生产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机会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影响了学生技能水平的提升。
2.3学生缺少自主学习意识
目前的西餐烹饪学生普遍缺少自主学生的能力,自身吃苦耐劳的程度也较弱。此方面的影响较大,在很多用人单位中也都更偏向于能够吃苦的学生群体。在教学过程中,个别学生因身体原因,使整体教学效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在学生群体内,应当适当对学生传输吃苦耐劳精神理论,并整w上提高学生的体制素养,保证在西餐烹饪学习过程中能够满足精神与身体上的要求,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西餐烹饪专业知识。
3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西餐烹饪专业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着明显的教育优势,并且能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同时掌握深层次的专业技能。在社会各方面发展不断进步的背景之下,工学结合模式在西餐烹饪专业中的应用十分必要,可在极大程度上加强西餐烹饪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可以说,西餐烹饪的工学结合教育手段是为了满足学生实际工作需要而产生的必然教学手段,将在极大程度上促进我国西餐烹饪事业的发展,也将使我国的西餐专业教学体制更加完善,将总体上促进我国教育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志辉.中焙烤“英才计划”校企合作职业教育模式创新探究――以福建省侨兴轻工学校西餐烹饪专业与福建复茂食品合作为例[J].福建轻纺,2013(08):45-49.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篇4
关键词: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特点
21世纪是数据时代,伴随着大数据的兴起与渐趋普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逐渐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在这种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推动下,教育格局必然受到波及与影响。打破旧有的教育格局,加快各地区教育区域合作的步伐,以应对数据时代的来临,并适应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需求,势必成为各教育层次共同应对的现实问题。在各种教育层面中,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环节中最高级的阶段,在教育区域合作方面更应该及时做出应对,同时也为其他层面的教育区域合作化提供参考范例。如何加强高等教育之间的区域合作?教育区域合作应该遵循哪些思路与运行模式?如何从国家发展战略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教育发展与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具体到西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域辽阔,人口稀少,资源丰富,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远远不及,因此,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加强教育的区域合作尤其显得重要。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具有不少劣势,如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不高、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等等,如何克服这些负面因素,最大限度地开展西部高等教育的区域合作,以有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关系到西部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乃至于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然而,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区域合作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现有的成果大多集中于探讨国际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经验方面,而对本国教育区域现状关注不多。在这样的研究局面下,李化树教授的学术专著《建设西部高等教育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研究》的出版尤为及时。
《建设西部高等教育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研究》全书共分七部分,该书的研究总体框架是通过对国内外高等教育合作与发展的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同时结合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切实推进提供决策参考。从这一角度而言,该著的学术定位似乎是决策报告。然而,从全书的框架构建、行文措辞、观点推导等都无不彰显出李教授宽泛的治学视野、严谨的研究态度与深厚的学术功力。窃以为该著主要具有如下特色:
一、体系缜密,思路明晰
全书主体共分为七部分:在绪论中作者首先提出推进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必要性,其后就高等教育区域合作这一课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耙梳,最后是研究思路的具体说明。在研究思路部分,作者指出:“本研究的总体思路是,以新功能主义理论、经济增长极理论、集聚溢出效应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为观照,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坚持历史意识与问题意识相结合,深刻揭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的基本动因,深入剖析中外高等教育区域合作的成功实践案例,对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提出构想,并就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支持体系及实施策略提出设想。”作者在广泛查阅中外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具体案例实证分析,以分析法立论,以比较法从横向静态与纵向动态两角度进行切入,研究方法科学合理,研究思路清晰顺畅。在该著主体正文部分五章中,作者先以两章篇幅深入剖析了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动因,接着从比较角度对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美国CIC大学联盟的构建、长三角高等教育区的联动发展的实践案例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第四章模式构建研究是正文的中心,同时也是该书最具参考价值的部分。作者从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基本原则、模式架构、功能、支持系统四方面提出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措施。
二、立论紧扣时政,体现了作者高度自觉的参政议政意识
《建设西部高等教育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研究》的学术定位既是学术专著,又是为构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的实践提供理论参考的研究报告。这就决定了该书在阐述理论的同时必须针对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有的放矢,结合西部区域具体实践进行论述,这样理论才不至于空洞浮华。在全书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处处感受到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及积极建言的参政议政意识。如在“多元驱动”一节中,作者从科教驱动、文化驱动、经济驱动、生态驱动四方面论述了区域合作的多种形式。而每一方面的论述均围绕西部地区发展现状而展开。如在“科教驱动模式”一节中,作者结合成都、重庆、西安、兰州四地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指出在这四个西部特大型中心城市中,已经具备科教驱动模式的基本条件,因此目前的战略发展是“通过优先发展区域高等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构建一批现代大学科技园和大学生创业园区。”(第144页);在“文化驱动模式”一节中,由于新疆地区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作者提出打造成都、重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区域文化中心,以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带动整体区域文化发展的观点。在“经济驱动模式”中,作者提出以川渝经济区与关天经济区为龙头引领西部区域产业发展的规划。在“生态驱动模式”一节,作者结合西部西部地区荒漠化与草地退化问题的日趋严重,提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要秉持生态发展新思想的环境意识等。以上所论,均是立足于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具体实施方面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彰显了作者关注社会民生的学者情怀及高度自觉的参政议政意识。
三、资料翔实可靠,论见新颖独特
我们注意到,该著中作者在论述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动因时,使用了大量列表进行数据统计。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西部地区教育人口的发展分布情况、自然资源储量基本情况、民生投入及财政投入情况、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情况、高校教职工基本情况、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普通高校本科学科分布点、工业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城镇化发展水平、农业发展总体概况、人力资源市场专业供求对比分析、经济发展基本情况、普通高校办学条件、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情况等以列表形式表现,并在数据翔实的基础上展开辨析。这样的写作思路,一方面增强了材料的直观性与系统性,另一方面使得文中的观点推导有理有据,凿凿可信。如作者在列表统计西部各省区高等学校教职工基本情况后得出陕西、四川、重庆、广西教师资源综合素质普遍高于其他省区这一结论,并由该结论进一步得出“西部教师总量仍然是相对不足”的观点,由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失衡,优质教师资源相对集中于少数发达城市,因此有必要通过区域合作与交流改善西部地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又如作者在根据西部各高校专业目录统计整理出《西部地区普通高校本科学科分布点》。数据统计工作是一项极其繁重而单调的劳动,一般学者往往视其为“畏途”,即很少舍得在数据采集上花费大量功夫,而热衷于从理论高度立论。实践证明:没有扎实数据支持的理论大多只是泛泛空谈而已。正因为该著在数据采集、资料辑录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这才使得作者所提见解既富有针对性又极显理论的深度与厚度。此外,在实践上也具有可操作性。
李化树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科研成果丰硕,是享誉国内教育界的知名专家。他之前出版的诸多著述,如《教育强国:目标、方针与战略》(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公平与均衡――中小学薄弱学校改造与发展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美国实证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现代德育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建设欧洲高等教育区(EHEA)――聚焦博洛尼亚进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在学界均有较高评价。《建设西部高等教育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研究》一书是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高等教育区域合作发展战略研究》的前期成果之一,我们期待其后续成果的不断问世,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教育区域合作发展研究这一富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话题。
参考文献:
[1]李化树.建设西部高等教育区――西部高等教育区域合作与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篇5
教育资源是西安的一大优势,高校和科研院所众多,高等教育在全国名列前茅,全市大专以上学历人口82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0.92%,列全国第一。
然而,随着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步伐不断加快,西安基础教育相对薄弱的“短板”被不断放大:全市423所普通中学,综合实力、社会影响力较强的学校不足3%,明显存在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等问题,难以满足老百姓对更普及、高水平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为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西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从2011年下半年起,西安市教育局针对基础教育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启动实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连续打出民办学校“小升初”招生制度改革、大学区管理制改革、创新中小学素质教育、创新教育评价体系等一系列改革创新“组合拳”,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西安市教育局局长李颖科表示:“通过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推动了教育均衡发展,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增强了中小学办学活力,促进了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稳定。我们把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变成了教育工作的亮点、看点。”
民办校“小升初”招生改革:
“孩子再也不用通过‘奥数’择校了”
教育改革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西安市把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选在了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教育突出问题――社会违规举办“奥数”班并与“小升初”择校挂钩上来。
近年来,西安基础教育投入实现突破性增长,教育办学水平全面提升。“十一五”期间,全市教育经费总投入达257.71亿元,比“十五”期间增长115.3%。但同时,基础教育资源的配置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被少数名校“垄断”,形成了一系列的“马太效应”:家长“择校”热情高涨,“小升初”招生秩序混乱,“奥数”成为名校招生考试的主导内容。
“那个时候,一到周末,学校门口车水马龙,都是接孩子上‘奥数’班的家长。”西安市莲湖区西关小学校长丁亚琳告诉记者,“甚至一些老师,也不得不‘随大流儿’给孩子报‘奥数’班。”
“奥数热”、“择校热”是西安基础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集中体现,也是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反映。该市教育局副局长黄新南告诉记者,全市热点初中只有10多所,这些学校或是教育资源优越的高中举办的民办初中;或是大学附中举办的初中分校,也属于民办性质。长期以来,这些热点学校和“奥数”班联手举办“小升初地下考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由此又引发出一系列令人忧虑的教育乱象――“择校拼爹、名校拼钱、‘奥数’拼命”。
面对这样的教育现实,西安市教育局痛下改革决心。2012年3月,西安市教育局正式启动民办学校“小升初”招生制度改革,同时在媒体上公开承诺:“从2012年起,民办学校‘小升初’招生将绝不涉及奥数内容。”
西安市教育局将民办学校“小升初”招生纳入统一测评,每个学生首先有一所就近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为保障,同时可以报名参加民办校组织的综合素质测评,采取网上报名、网上阅卷、统一录取,测评内容以义务教育阶段教学大纲为主。
西安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处处长田征介绍说:“测评以小学生综合素质报告单为主,结合招生学校对学生的全面素质测评,两者分值相加,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以综合素质评价结果招录新生。”
同时,西安市明确表示,凡未参加民办学校综合素质测评或参加未被录取的学生,各区县教育局和招生学校不得为其建立学籍。对于优质学校与社会培训机构、“奥数”班暗箱操作招录学生等违规行为,给予学校通报批评、取消招生资格等处理,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5月26日,全市3.9万名学生参加了民办校“小升初”综合素质测评,实际录取学生1.47万名。“从结果上看,综合测评工作平稳有序,录取招收公平公正。这项改革从根本上斩断了‘奥数’班违规办学的利益链,有力遏制了名校之间的恶性生源竞争和择校乱象。”作为名校校长,西安高新一中初中分校校长王凤进对这项改革连声叫好,年年都为各种“招呼”、“条子”烦恼的他,“今年在招生季第一次敢开手机了”。
校长满意,老百姓更是满意。网友“旦旦妈”说:“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让我看到了希望,孩子们再也不用通过‘奥数’进行择校了。”
更令人欣喜的是,以前火爆异常的“奥数”班如今明显减少。西安市教育局督查室相关负责人说,从2012年6月到现在,以前天天都有的举报违规举办“奥数”班的投诉电话几乎没有了。
大学区管理制改革:
“使弱校变优、让优校变强”
民办学校“小升初”招生改革只是开启了教育公平的大门,但要真正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必须进一步创新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做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蛋糕”。基于这样的改革思路,西安市在新城、碑林、雁塔、莲湖4个城区的283所学校启动了大学区管理制改革试点。
“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立足西安基础教育发展实际,按照先试点、后推开的原则,力争用2至3年的时间,通过学区长学校示范引领,输出办学理念、师资资源、教学与管理方法以及共享教育教学资源,通过以点带面、连面成片的方式,最终实现西安基础教育高水平、高层次的均衡发展,从根子上解决‘择校’难题。”李颖科说。
大学区管理制改革,是指在区县域中小学中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学校,吸纳3至5所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实施“捆绑式”发展。学区长对大学区实施统一管理,并对学区内的人事编制、资金使用和资源调配等有一定管理权限。成员学校校长接受学区长学校的管理指导,具体负责成员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学区内各学校实行“统一管理策略、统一共享设施、师调配、统一师资培训、统一课程规划、研活动、统一组织备课、统一质量监测、统一评价激励”等九个统一。
西安市政府高度重视大学区管理制改革试点工作,副市长李婧多次深入学校调研,并要求加大对改革资金的财政投入,保障改革顺利实施。同时,大学区实行“捆绑式”考核评估,大学区及学区长学校的考核由区县教育部门组织实施,以发展增量为核心指标,同时对共同发展、均衡发展、特色发展等进行综合考评。
坤中巷小学位于西安市火车站附近,80%的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教学质量在新城区位列倒数,附近居民不愿送孩子就读,教师也越来越缺乏干劲儿。
而与坤中巷小学相隔两站地的西安实验小学,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全校90多名教师,一半以上具有小学高级职称,还有6名特级教师;所有教室全部配备多媒体设备。
两所学校的差距在哪里?“主要在于教学质量。”坤中巷小学校长张文霞坦言。今年3月,坤中巷小学等4所薄弱学校加入了西安实验小学大学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两所学校成了一家人。
针对成员校办学水平相对不高的现状,西安实验小学把改革的重心放在师培训和教研活动上:设立成员校帮扶表,33名骨干教师与成员校的相关学科教师一对一结对学习;开展集体研讨,带领各成员校开展高效课堂研讨。
仅仅半年,张文霞就明显感到学校变了:“学生变了,更加自信、阳光,学习更有动力了;老师变了,视野开阔了,责任心更强了,教学越来越有干劲儿了;课堂变了,学生的潜能被进一步激发,课堂气氛更活跃,教学质量明显提高。”
雁塔区教育局副局长徐三雄告诉记者,该区一共成立了19个松散型大学区和4个紧凑型大学区,大学区管理制改革不是把教育资源简均,更不是以降低甚至牺牲优质学校的教育质量和个性特色来达到均衡,“而是要同步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从而‘使弱校变优、让优校变强’。”
在老百姓心目中,西北工业大学附中就是“上大学”的代名词――该校高考一本上线率高达96%。而与之相邻的市82中,却“年年招不到学生”。实施大学区改革后,82中的教师到西工大附中交流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而西工大附中也选派多名特级教师、骨干教师到82中听课评课,共同教研,分析教学质量。
同时,西工大附中实行优质资源开放制度,学区内3所成员校的学生可以到该校的实验室、教学场馆上课。82中高二(5)班学生程诗瑶告诉记者,她的生物、地理、历史等课,都是在西工大附中上的。“生物课上,我用电子显微镜第一次看到了核糖体等细微的细胞器和物质,实在太震撼了。”
感到震撼的不只是学生,很多成员校的教师在参与了学区长学校组织的统一备课后,都感慨良多。82中历史教师李凯说:“就像找到了大本营,以前我们教师少,备课都没人一起讨论,现在大学区的集体教研活动密切了学校间的交流,我们也学到了学区长学校的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
目前,西安市已设立72个大学区,171所小学、112所中学纳入试点;各试点学校进行教科研活动1376次,参与校际交流的教师近3.7万人次,实质性互派交流教师555人,共享教育教学设施1780项,惠及学生18.7万余人。
中小学素质教育改革:
考试制度改革带动素质教育实施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在前两项改革创新的基础上,西安市教育局又瞄向了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工作,把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纳入教育综合改革之中。
2012年10月,西安市教育局召开加强中小学素质教育大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改革目标直指中小学生创新能力、实践水平和人文素养的提升。
市教育局把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作为素质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明确提出,从2013年起,按照“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原则,将综合素质考试列入中考科目,考试成绩计入中招录取总分。
该举措一经推出,立即引发了学校和家长的质疑:综合素质考试会不会增加学生课业负担?会不会又成为新的应试教育?对此,西安市教育局明确回答:“不会!”
“我们实施综合素质考试,将更加注重政策引导和制度约束,通过考试评价,使学校进一步端正办学方向,使教师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使家长更加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探索解决当前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的创新意识不强、动手能力偏弱、人文素养不高的问题。”黄新南介绍说。
“综合素质考试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复习资料可以依据,也不举办任何形式的培训班,不能依靠死记硬背、突击应考的应试教育老套路来应对。考试内容来源于学生平时的知识积累和习惯养成。所得分值按50%计入中考成绩总分并纳入中考录取,使其具有义务教育毕业水平测试和高中阶段录取选拔的双重功能。”西安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二处处长张瑞介绍说。
经过在媒体上的广泛宣传,这项改革很快便赢得了社会理解和学校支持。西安市莲湖区远东一中校长冯云鹏说:“素质教育改革并不是排斥考试,而是要改革考试形式和内容。现在,学校在日常教学中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丰富课堂内涵,增加常识的传授。下一步,我们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开发学生的潜能。”
从2013年起,西安将在全市中小学教师中施行素质教育能力测试。测试内容以师德建设为首位,以教师专业发展为目标,以坚持导向性、全面性、差异性为原则,以考查中小学教师的创新能力、实践水平、人文素养为重点,进一步转变中小学教师的教育观念,强化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为实施素质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中小学教师素质教育能力测试的结果,将作为教师资格动态管理、职务评审、岗位聘任、绩效工资发放、评优奖惩等方面的重要依据。通过这一举措,力争用5年时间,使全市中小学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名师等高端教育人才总数占到全市中小学教师总数的10%。”西安市教育局师资处处长高红说。
教育评价体系改革:
引入第三方机构独立评价教改情况
在西安市教育局接连打出一系列的改革“组合拳”后,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老百姓对这些创新举措的反响又怎么样,这是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教育评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广泛参与,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教育评价体制。”李颖科说。为此,西安又实施了创新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引入社会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全市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情况进行全程跟踪评价,以此构建政府和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的新型教育评价机制。
今年7月,西安市教育局通过社会公开招标、政府统一采购的方式,与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有限公司签约,评价重点是西安在化解基础教育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所推出的改革措施及执行成效,评价结果将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布,并作为西安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参考依据。
这项被媒体戏称为“花钱请人监督自己”的改革,一经启动就引发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西安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钟卫国告诉记者:“实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对于教育部门而言,可以增加工作压力,增强工作动力,激发工作活力,规避工作风险、减少工作偏差;对于社会来说,可以及时让社会各界了解教育改革发展情况,增强社会各界对西安教育改革的信心。”
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有限公司制定完成了一整套教育创新评价方案,包括《评价工作大纲》、《大学区管理制改革评价方案》、《“小升初”招生制度改革评价方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改革评价方案》等。
如今,西安各中小学和区县教育局出现了一支新的队伍:他们或随班听课,或调研访谈,或问卷调查,全面调查了解教育改革情况。然后每周与西安市教育局相关处室会晤沟通,了解一周内的工作情况,并及时对有关问题进行协调,以便推进工作。
陕西高级人才事务所有限公司首席管理顾问林国强介绍说,2012年12月初,第一份26万字的阶段性评价报告出炉。评价报告显示,85%以上的受调查对象知晓并支持西安市推进的教育改革;改革的预期效果比较明显,如对于“奥数”班的调查,2011年近50%的学生参加过,2012年这一比例已降至35%。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篇6
【关键词】绩效导向高等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投入机制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C-0103-03
一、基于绩效导向的投入制度建设有助于广西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一)以绩效为导向的投入制度有助于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教育内涵式发展。以绩效为导向的制度建设,推进广西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机制改革,实现了制度创新,发挥了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导向作用。通过绩效评价,高职院校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得到增强,有利于实现高职院校的转型升级和特色发展,逐步形成以绩效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方式,实施创新发展战略,促进高职院校合理定位,优化教育结构,培养更多高端技能型人才,实现广西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鼓励广西高职院校争创全国重点高职院校,从而带动提升广西高职院校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实现“两个建成”目标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二)以绩效为导向的投入制度有利于提高财政性经费的使用效率。2014年,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完善以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财政经费使用绩效评价机制,防止平均主义问题的出现。2016年广西财政厅、教育厅联合下发了《广西高等学校财政投入机制改革实施方案(试行)通知》,提出要建立以绩效改革为导向的拨款机制。建立“生均定额+专项拨款+绩效奖补”的高等学校财政拨款方式,这为广西高等职业院校改革指明了方向。因此,在增加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同时,以绩效考核为核心,加强对财政资金支出效果进行总体评价,提高财政经费支出的使用效益。一方面以绩效评价的结果导向,将其作为下一次财政投入的重要依据,得分高的高职院校获得的经费投入额度高,得分低的高职院校获得的拨款额度低;另一方面借助绩效评价的反馈信息,如经费投入结构、学生培养质量以及经费管理规范性等方面,调整各类教育资源的配置,并针对各类问题限期整改,以此提高财政经费使用效率。
(三)以绩效为导向的投入制度建设可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我国财政资金都按照预算、执行、结算三个步骤进行,缺少对财政资金支出结果的监督评估。因而,财政资金存在重支出和分配,轻管理、效益评估的问题。以绩效为导向的投入制度建设,通过组织相关专家或独立的第三方对高职院校财政投入的结果进行绩效评价。根据绩效评价结果,从广西教育项目资金中的“强基计划”部分抽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绩效奖励,主要用于高职学科建设和专业调整。对于绩效考核不合格的高职院校,将减少财政资金的投入额度。同时,加强财政经费的管理,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及时淘汰较差的项目,以此促进广西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发展。
二、广西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
(一)多渠道筹措经费投入机制不健全。当前,广西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呈现“二元”主体结构,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和行政事业单位收费(学杂费)。据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显示,2014年,广西34所高职高专中,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和事业单位收入占总投入的83.3%;其中,学费总收入占总办学经费的47.5%;财政经常性补助总收入占总办学经费的24.3%;中央和地方财政专项投入占总投入的11.4%;社会捐赠仅占总投入的1.3%;贷款融资占投资的15.5%。由此可见,广西高等职业教育学杂费比重偏高,说明了家庭和个人承担了较重的职业教育成本,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1.3%的社会捐赠比例足以说明社会投入的力量明显偏弱。从经费来源比重可以看出,广西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渠道比较单一,多渠道筹措经费投入机制不健全。
(二)财政经费投入偏低。教育财政经济投入偏低是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存在的普遍问},广西也不例外。高职院校运营具有自身特点,需要建设大批实训基地,工科院校的投入更大,属于高成本教育,因而需要更大的投入。近年来,广西区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投入所有增加,但与本科院校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职业院校中,国家示范或骨干院校投入多,一般院校投入较少,投入呈现出非均衡性。按照国际标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成本之比为2.48∶1,与国际标准相比,广西高职院校办学经费存在较大缺口。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广西部分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也在逐年扩大,进入了万人大学规模,这使得原本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更加紧张。近几年,很多高职院校都在建设新校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更新设备,要形成具有特色的办学水平也需要大量资金。据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的数据显示,2014年广西高职院校财政经常性补助才接近2000万元,处于较低水平,大部分高职院校经费普遍紧张。
(三)生均拨款培育制度与生源困境相矛盾。2015年广西教育厅和财政厅共同下发了《关于建立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制度的通知》,目的是增强财政投入对高职院校改革的激励和导向作用。然而,按照生均拨款制度的财政投入体系也存在一些诟病,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导致学校无限制地扩张或在学生统计数据上出现虚假冒领情况;二是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按照学生人数为标准增加投入将打乱学校和专业的撤并调整。当前,广西部分高职院校每年仅招几百人,而国家示范或骨干院校每年招生人数能达到六千多人,因此,生均拨款制度在实施过程应根据具体情况做动态修正和完善。
三、构建以绩效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评价体系
(一)财政经费投入绩效评价体系的难点。职业教育的投入的绩效评价有一定的难度,它与一般的经济行为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地根据投入产出方法来确定其效益。一是产出难以衡量。财政投入高职院校的基础建设中,诸如教学楼、图书馆、校内外实训基地以及师资培训等,这些都是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是培养合格的学生,不能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对教职工的培养程度也无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二是对绩效评价指标的选择要求较高。由于各高职院校专业特色、发展规模和方向等都不尽相同,在基础设施、师资队伍以及社会效益等方面也有较大差别,因而难以采用客观统一的指标。三是财政资金的效益难以单独衡量。当前,很多高职院校的资金来源已经逐渐多元化,财政资金仅仅是部分收入,资金在使用过程中往往是混合使用,难以区分哪一部分是财政资金支出,哪一部分是其他资金支出,因而财政资金投入绩效也难以计量。
(二)财政经费投入绩效评价的内容。财政经费投入的绩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等职业院校资金运作能力;二是高等职业院校资金的发展能力。
首先,从高等职业院校资金运作能力来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高等职业院校投入产出评价。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三个方面,人力是指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投入;物力主要是图书馆、教学楼和实训设施、设备等投入;财力是指高职院校事业费和科研经费等支出。产出主要包括培养合格人才、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投入产出比评价能有效促使高职院校利用有限的资金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或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投入最低,较好地体现了财政资金的预算与实际的差距,更能体现出高职教育的产能。二是高等职业院校的生产效益评价。主要是指高职院校提供服务所要支出的成本,能较好地反映高等职业院校投入成本和使用效率。三是高等职业院校资源配置能力的评价。主要是指为实现目标,高职院校各相关部门支配所需资源,满足产出结构的要求。
其次,从高等职业院校自我发展能力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职教育成果质量评价,绩效考核导向下,对高职财政资金投入评价不仅需要从量的角度,更需要有高质量的产出,比如学生就业质量及发展态势、实训基地建设质量和教师素质的提高程度。二是高职院校社会服务效益评价。高职院校最终目标是服务社会,无论是培养合格人才还是提供其他社会服务,最终的目标都是让社会满意、让人民满意。因此要注重对毕业生对母校满意度、毕业生受社会欢迎程度、学生就业率以及学校的社会知名度等指标进行综合考查。
(三)构建财政经费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克服绩效评价指标构建的难点,基于上面指标评价的内容,对财政经费投入绩效评价指标进行分解,构建高职院校财政支出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四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1.高职院校财政经费投入指标。(1)生均拨款,为年财经经费总额与在校生人数之比。(2)教师科研获取能力,主要指校外科研项目经费占总的科研经费的比例或人均教师科研经费数,该指标数越大,f明科研能力越强。(3)创收能力。高职院院校通过为社会提供培训以及相关创新、创业项目所带来的资金收入,该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该高职院校创新、创业能力越强。(4)引资能力。单位财政资金投入带动社会其他投资的倍数,该指标值越大,经费筹措能力越强。
2.高职教育经费产出效益指标。(1)万元财政资金培养学生的能力,该指标反映了财政投入资金在培养学生质和量方面的效益,包括万元财政资金培养学生的数量,主要用在校生人数与年财政经费投入总额来衡量;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数量之比;学生技能系数,即专业认证系数,主要是学生参加各种技能竞赛获得证书或参加社会实践时间。(2)教师科研及运用能力,反映了高职院校的教师在学术上的造诣,即财政投入在学术方面的产出效益以及科研生产应用能力,包括人均数量,其中包括核心期刊的数量;教师出版教材和专著情况;人均教师获得科研奖励数量、科研专利数量及科研成果转化率。(3)就业率,教育厅最终公布的高职院校的就业率。
3.高职院校财政资金利用效率。(1)人员配备情况,该指标反映了高职院校的人力资源利用程度,主要包括师生比,即教师人数与学生人数的比值;专任教师占全体教师的比例。(2)经费配置比例,该指标反映了高职职业经费使用情况,可以促使资金运用到高效产出的地方,主要包括专职教师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业务和设备购置费等占公用经费的比例。
4.发展潜力指标。(1)师资结构,该指标反映出高职院校人才结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师在教师总数中的比重;教师年龄结构及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教师在教师总数的比重;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2)生均固定资产总额。(3)生均建筑面积。
四、基于绩效导向的广西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保障措施
(一)落实生均拨款机制,加大对广西高职院校的投入。加大对高职院校的投入,健全并落实生均拨款机制,按照与办学水平相匹配的原则,确实提高广西财政生均拨款水平,并体现出生均拨款的差异性。生均拨款与办学规模相适应,形成激励相容的绩效考核机制,并实现投入经费与办学规模的同步增长,促进广西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人才质量的提高,争取在2017年,整个广西的高职院校财政拨款水平达到12000元,并根据广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广西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考虑到各类高职院校办学成本的差异,统筹协调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基础上,科学制定生均拨款定额水平,确保投入经费稳定增长,逐步形成生均拨款动态调整机制。拨款经费从广西区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050305高等职业教育”中支出,并按照全区全日制高职学生的人数折算成平均水平,并将拨款水平、档次与“强基创优计划”相关联。按“生均定额+专项拨款+绩效奖补”方式,实现财政拨款的目标。生均拨款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组织专家和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生对均拨款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考核,建立基于绩效导向的补奖机制,直接影响高职院校的招生计划和生均拨款额度。
(二)实行按专业拨款机制,推行专业绩效拨款制度。为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引导作用,广西高职院校应当在推行“强基计划”项目经费的基础上考虑专业结构,实施专业拨款机制,引导广西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和改革,以此提高财政资金的投入绩效。当前,广西高职院校专业重合性比较明显,比如物流管理专业,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此专业,各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有较大区别,导致学生培养水平也参差不齐,造成教学资源浪费和学生就业困难。通过专业设置的变动可以引导教学资源的配置,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对专业设置的绩效考核结果引导广西专业设置调整,发挥财政经费投入的引导作用。在绩效考核导向下建立按专业核定的拨款机制是生均拨款机制改进和有效补充,如果社会经济发展急需该专业,增加生均拨款系数;如果专业已经饱和或不适应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则减少生均拨款额,甚至停止财政经费投入,从而引导广西高等职业教育向内涵式发展。
(三)逐步健全多渠道筹措高职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首先,加快完善并落实广西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性经费的投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引领作用。在财政性经费投入总量增加的同时,以绩效为导向,优化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优先投入到基本建设、专业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中,重点投入到与广西经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专业群中,如电子信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增强广西高等职业教育的创新性。其次,引导社会资本投Y广西高职教育。一直以来,很多企业及社会人士都认为投资职业教育是无利可图,加上政府缺乏有效的激励政策,导致社会力量缺乏对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热情。高等职业教育办得越好,行业企业才会得到更多有优秀人才。发达国家很多行业企业都参与到高等教育办学中,并通过各种形式开办高等职业教育。除了鼓励企业加大对高等职业院校的投入,政府还应当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办学,让政府、企业、社会形成高等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共识。再次,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融资能力。高等职业院校通过准确定位,改善硬软件条件,增加学校吸引力,以此提高录取率、报到率,增加学费收入。高等职业院校还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提高社会服务和接受社会捐赠等措施扩大财源。最后,探索股份合作制,增加高等职业教育的经费。《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发展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等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不同办学体制的联合,吸纳社会资金,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1]唐文忠.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产出的经济学分析与对策思考[J].福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2]刘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与对策选择[J].职教通讯,2014(16)
[3]魏筠.完善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几点思考[J].北京市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5(6)
[4]胡秀锦.职业教育发展经费保障机制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5(31)
[5]王维华.中央财政加大高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若干思考[J].教育财会研究,2014(12)
【基金项目】2016年度广西会计人才小高地课题类项目“基于绩效导向的广西高等职业教育投入机制研究”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1篇7
关键词:公共财政;西部地区;;基础教育;教育均衡
1公共财政中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的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准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伟大工具,也是人类一直追求实现的美好理想。教育公平是公平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教育平等性要素主要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教育权利的平等;二是参与教育活动的机会均等;第三,教育结果均等。
政府必须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基本职能,决定了公共财政必然成为其维持社会公平的有力支柱。在服务型的政府中,公共财政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需要在法律的保障和强制力下,以税收为主要形式将公民让渡的部分私人资源集合为公共资源,而后遵循差异原则,能动地进行公共资源再分配,达到社会均衡、公平。
2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分析
2.1公共财政性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投资结构不均衡
在财政预算内的教育经费支出中,地方财政占绝大部分,而中央财政占比较小,且中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大部分投向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获得的中央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很少,义务教育得到中央财政的资金支持也不多。中央财政预算内经费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投入比例失衡,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由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本就与中部、东部地区有较大差距,再加上中央财政预算经费对高等教育的高比例投入,导致了西部诸多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远远超过了实际财政能力,难以保证实现义务教育"一个也不能少"的目标。
2.2公共财政在基础教育内部的各类型投资中不均衡
根据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通过教育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它物质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国内外诸多学者也研究证明,在发达地区,对高等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收益是各级教育中最大的,与之相反的是,在欠发达地区,对基础教育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收益在各级教育中最大。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通过教育投资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收益具有投资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地方政府受到GDP政绩观的影响,更愿意将有限的基础教育资金投入到投资期短、见效快的学校基础建设施中。加之西部诸多地方财政性收入本身就低,投入到教育中的经费也就更低。
2.3公共财政对城市和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
教育资金投入不均衡的另一个表现是城乡教育经费投资失衡,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极为突出,教育投资的城乡差别甚至达百倍以上。从硬件配套设施来看,有些西部地区的城市重点中学配套设施齐备且豪华,而相当多西部农村中小学则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有些小学甚至连基本的桌椅都配备不齐。从软件的配套设施来看,城乡间的师资差别则更为严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又反过来制约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村教育基础薄弱,投资总量的缺口大是阻碍西部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公平的瓶颈。
3对策及建议
要改变目前西部地区基础教育不公平的现实困境,必须从公共财政角度入手,通过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财政投入出现的偏差进行修正,恢复公共财政应有的天平作用,才能实现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公平。
3.1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总量
教育与经济具有很强的互动性。教育发展水平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又反过来决定教育发展的水平。西部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从而严重制约着基础教育的公平,要改变这种状况,从长远来说是发展经济,通过发展经济为教育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公共财政的支出而言,不仅要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方GDP的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绝对量,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发展的方针政策。
3.2优化教育投资结构
首先,从政府的责任来说,义务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不应存在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差别,这种不应该存在的差别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更体现在软件设施中,这是公共政府的责任;其次,从教育投资的收益来看,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是各级教育中最大的,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基于以上,各级政府要明确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原则,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教育上,努力提高基础教育学生的生均教育经费和教育事业费。
3.3实施转移支付倾斜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低,教育基础薄,底子浅,财政收入能力有限,且支出的需求较高。中央政府需要平衡东、中、西部教育条件,尤其是基础教育条件来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均有平等、同等享有基础教育的权利。为此,一是要加大一般性中央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向向西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弥补西部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的缺口;另一方面,面向西部地区建立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解决办学、教学条件的改善等问题。
参考文献: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篇8
关键词:教育功能;释放;地方高师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2-0041-02
知识经济的今天,国家的竞争就是国家间高端人才的竞争,当前很多国家都通过制订相应的教育计划来促进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功能的释放。尽管我国目前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市场,但是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不断增大,人才资源的浪费,大学生待业的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当然这其中地方高师院校的师范生就业问题就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造成有来自教育本身和当前大环境下的困扰,但来自于教育功能释放所出现的问题仍然是较为主要的因素。
一、教育功能的释义
对于教育功能的解释,有学者认为教育功能是教育在人及周围环境相互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通常指因为教育活动所产生的结果,特别是因为教育而引起的变化。关于教育功能的分类:从作用对象上分,有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从影响层次上看,有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当然也有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等等。
本文将运用教育功能的第二种分类,教育功能分为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即认为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的基本功能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就是教育的衍生功能了。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教育产生的直接结果,而教育衍生功能则是教育产生结果后的衍生和转化,我们也称之为教育功能结果的释放。对于师范院校的教育功能释放则体现在高师院校对学生的教育所带来的促进社会发展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促进师范生本体的发展从而通过师范生的就业、服务社会等形式来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因此,本文主要通过谈如何促进师范生的就业问题来扩展到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功能释放这一主题上来。
二、目前广西地方师范院校教育功能释放存在的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等学校办学自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大,师范院校不再像以往对基础教育师资的培养和培训有着明显的优势,就业竞争已经成为师范院校其教育功能释放最大化的重要手段。目前,广西有师范院校14所,其中本科院校10所,高职高专4所,10所本科院校中,有7所是近年由师范专科学校升格而成。
随着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加快,地方师范院校在校生数迅猛增长,但可供师范生就业的岗位却没能赶上扩招的步伐,这也直接导致了地方高师院校教育功能释放所面临的瓶颈。从整体上看,大学生就业形势是越来越严峻。与学历层次更高的研究生和突出实践的专科生相比,地方师范生就业范围窄的问题在其发挥地方高师院校教育功能释放难的问题上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1.就业意识不足。就业意识的加强、观念的转变是深深制约地方高师教育教学发展的重要瓶颈。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很多地方高师生总想捧上“铁饭碗”思想依然存在,把期望瞄准大城市,瞄准正规的名牌学校,对那些民办学校、乡镇一级的学校等不屑一顾。
2.部分地方师范学院理论与实践不紧密。部分地方师范院校在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训练上有着明显的不足,对师范生的教学,还停留在传统的训练方法上,不注重多媒体技术的掌握,仅仅注重理论知识的简单演绎与阐述上。从师范生就业的契合度上看,很多师范生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说理论的能力强,但是用理论的能力相对较弱。同时,由于仅仅注重理论的教学,师范生的基本功弱化,这也直接导致了师范生在实习与见习过程中教学能力不足被逐渐放大。
三、当前广西地方高师院校教育功能释放存在问题的原因
1.供需不平衡导致教育功能释放困难。从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高校扩招以来,师范生的数量在短期内得到了迅猛的增长,尽管目前我们有“特岗教师”、“三支一扶”等政策,但是教育教学岗位与师范生的增长数量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额。广西师范院校主要是为广西基础教育和中职教育培养合格师资,而师资的需求量又受制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受教育的适龄人口因素。因此,必须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受教育适龄人口的总量和结构进行分析。
从表1可知,广西壮族自治区基础教育学龄人口已逐步减少,将导致从学前教育到中等教育阶段对师资的需求降低,从而影响到广西师范院校教育功能的释放。
2.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就业偏差。当前,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而大多数毕业生的就业首选目的地依然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也造成了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小学师资已趋于饱和,相对偏远的地区师资紧缺的现象。以广西为例,广西核定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数在总量上有相当的空余,但是我们通过比较就会发现,城镇存在严重的超编现象,农村中小学却十分缺乏教师。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
关键词:经济增长;教育投资;人力资本;西部经济;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原因,西部经济的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了实现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开发建设成为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一条重要方针,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自2000年3月国务院西部开发办正式开始运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实施了11年。在这11年里,西部12个省市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并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特色产业、东西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要实现西部经济的全面崛起,除了实行各种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的政策外,发展教育特别是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至关重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裕或资本存量的多寡,而人力资本的形成又离不开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教育才是西部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在西部大开发的11年里,国家西部“两基”攻坚计划实现了西部“普九”的突破: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新增校舍面积近1200万平方米,“两免一补”政策广泛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覆盖中西部36万所农村中小学,这些成就使广大农村学生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在国家实施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二期计划、“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等一系列专项工程中,中央累计投入的360亿元多数投向西部地区,带来了西部办学条件的显著改善。
考虑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政府对西部教育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我们不禁要问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既然教育对西部经济发展这么重要,那么政府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到底能对西部经济增长起到多大作用?二是教育投资属于长期投资,那么在短期内,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是多少?第三是教育基础设施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到底是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发展,还是经济发展后产生了对教育基础设施的需求?回答这些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继续实施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鉴于此,本文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利用贵州省195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有许多经济学家、哲学家及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描述过教育能够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但是真正把教育当作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来分析的经济学家是索洛(solow,1957),他把资本和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作用外无法解释的“残余”贡献归功于技术进步,间接地肯定了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然而在索罗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决定的,这个假定限制了该模型的解释力。[1]随着教育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自此该领域涌现出大量相关文献。schultz(1961)、denison(1962)及becker(1964)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其核心观点是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2][3][4]罗默(romer,1990)和卢卡斯(lucas,1988)通过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明确把教育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并认为教育通过两个主要的途径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5][6]曼昆(mankiw,1992)提出了“扩展索罗模型”,巴罗(barro,1991;1997)提出了“扩展新古典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人力资本作为独立的投入要素被引入到总量生产函数中,通过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导致产出的提高,从而导致经济增长。[7][8][9]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斯宾塞(spencer,1993)成功地将信息不对称的思想引入到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中,提出了“教育甄别假说”[10]。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也被用于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们发现教育具有类似于出口的性质(havemanr.handb.l.wolfe,1984;b.l.wolfeandzuvekas,1997),换句话说,教育除了可以直接增加人力资本外,还能够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其他部门的生产,产生外溢效应。
除了理论研究,许多经济学家也对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舒尔茨(1961)对美国1929—1957年教育投资增量的收益率作了测算,结果发现美国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2]丹尼森(dennison,1962)采用因素分解的方法,计算出美国1922—1957年间的经济增长大约有1/5应归功于教育。[3]乔根森和弗朗梅尼(jorgensonandfraumeni,1992)对美国1948—1986年的增长进行核算表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经济增长的26%。[13]曼金、罗默和韦尔(mankiw、romerandweil,1992)对98个国家1985年每个工人产出的跨国差异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对跨国差异的贡献为49%,每个工人人力资本提高1%将导致产出增长028%。[14]克鲁格(krueger,1998)发现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形关系,平均受教育年数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峰值为7.5年,而1990年这些国家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龄为8.4年,意味着这些国家进一步扩张教育将会得到负的收益。[15]国内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崔玉平,2001;宋华明、王荣,2004;宋华明,2005;李雯,2006;周平、徐晓艳,2007;樊华,2006;刘林,2007;周祥,2007)。[16][17][18][19][20][21][22][23]
分析以上参考文献,不难发现:第一,大部分文献都是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计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该种方法存在着模型设定和参数估计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就会产生“伪回归”现象。第二,大部分文献都没有进一步考察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默认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忽略了经济增长对教育发展的反作用。第三,大部分文献都只是研究一定时期内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平均作用,而忽略了教育的长短期回报率。第四,大部分文献都是以教育支出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无法全面地反映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利用贵州省195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教育对西部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所作的改进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本文将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有效地克服时间序列数据的自相关和伪回归等问题。第二,本文将使用协整理论找出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找出这二者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第三,本文将从政府、学校及学生三个角度描述教育发展水平,从而全面地分析教育对西部经济的增长作用。
三、方法介绍及数据描述
(一)方法介绍
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利用生产函数法实证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该方法存在着模型设定和参数估计等方面的问题,比如由于时间序列共同趋势引起的“伪回归”问题。不仅如此,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也无法确定。向量自回归法(vectorautoregression,var)不过多拘泥于经济理论分析框架,而是以有限数目的当期变量对变量自身和其他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也就是说“让数据自己说话”[24]。换句话说,该方法是依据数据自身的内在特征来探讨数据之间的长短期均衡关系。
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首先会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这些数据都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test)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causalitytest),从而获得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确定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构造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errorcorrectionmodel,vecm),从而得出变量间的短期波动关系。
(二)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贵州省195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所以选择贵州省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第一,贵州省的经济发展程度在西部12个省市区中属于中等水平①①以2007、2008年为例,贵州省的生产总值在西部12个省市区中排第六位。;第二,贵州省的教育水平也大致处于西部12个省市区的中等位置。因此,贵州省的情况基本上能代表西部12个省市区的情况,研究其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上可以反映整个西部的教育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5],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在回归模型中,我们将用贵州省历年的生产总值(y)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并根据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以去除价格因素。教育投入指标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变量。为了更加准确地估计出教育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本文拟从政府、学校及学生三个角度入手衡量教育水平。从政府角度出发,本文用政府教育支出总额(g)来表示政府的教育投入;从学校角度出发,本文用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n1)表示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②②由于没有找到学校数量、教学楼数量等指标,所以本文用高校专任教师数量表示教育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从广义的角度讲,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教师数量本身就是学校软件设施建设的衡量标准之一。;从学生角度出发,本文用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n2)表示该地区居民对教育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总产出不可能仅仅只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还与其他很多经济变量存在联系。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考虑其他经济因素对总产出的影响,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真实关系。但是,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又不能太多,因为过多的变量会使得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待估参数大大增加。鉴于此,本文只添加地区总人口(pop)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i)这两个变量。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额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因素。另外,在进行平稳性检验前,我们会对数据进行对数处理,这样做不仅会使数据的波动幅度变小,而且处理后的数据会具备一些良好的特性,同时还不影响变量之间存在的协整关系。在变量符号前加l表示数据经过了对数处理。
(三)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在构造var模型和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只有当相关变量都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时,才能进行协整分析。为确保结果的准确性,本文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上述变量的平稳性,在滞后期数的选择上,参照赤池信息准则(akaikeinfocriterion,aic)。①①由于该检验过程比较简单,为了节省篇幅,此处省略检验过程。从检验结果来看,时间序列ly、lg、ln1、ln2、lpop、li的水平值均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得平稳,因此它们都是i(1)序列。
四、实证分析结果
协整关系的检验通常有两种方法:engle-granger两步法(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和johansen检验法。engle-granger两步法使用方便,但小样本下协整估计具有实质性偏差,而且该方法只适用于单一协整关系的估计和检验。多变量协整关系检验通常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检验法。[26]一般来说,johansen检验方法具有相对较高检验势。考虑到本文使用的是var模型,下文将采用johansen法进行协整检验。
(一)var模型的确定
为了进行后面一系列实证分析,本文首先构建var模型。var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②②该模型本来包含外生变量列向量,但由于本文中不涉及外生变量,所以在模型中省去了。,p是滞后期,t是样本个数。φ1,…,φp是待估计的系数矩阵。φt是k维扰动列向量,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同期相关,但不与自己的滞后值相关且不与等式右边的变量相关。在建模过程中需要确定两点:(1)内生变量列向量y包含哪些变量;(2)确定滞后期p,使模型能够反映出变量间相互影响的绝大部分。
由于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对这二者可能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因素包括人口总量和固定资产投资额,所以var模型中主要包括教育指标变量(lg,ln1,ln2)与总产出(ly)、总人口(lpop)和固定资产投资额(li),因而建立3组var模型系统。③③这3个var模型系统分别是:y1=(ly,lg,lpop,li)′、y2=(ly,ln1,lpop,li)′、y3=(ly,ln2,lpop,li)′。在建立var模型时,除了确定模型中所包含的变量,确定滞后期p也非常关键。在选择滞后阶数p时,一方面要使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另一方面,滞后阶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会减少。因而通常在进行选择时,需要综合考虑,既要有足够数目的滞后项,又要有足够数目的自由度。[26]根据aic信息准则,本文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
(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模型实际上是对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var模型,该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由于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p,所以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期为p-1。另外,根据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本文假定序列yt没有确定性线性趋势,而且协整方程只有截距。协整检验从检验不存在协整关系这一零假设开始逐步检验,3个var系统johansen协整检验具体结果详见表2至4。从协整检验的结果看,每一个var系统的变量之间都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贵州省的总产出与各类教育指标、总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在样本期间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已经证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那各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么样的呢?由于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各类教育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接下来将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确定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x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变量y的预测,则变量y是由变量x的granger原因引起的。表5为各类教育指标与总产出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根据检验结果,本文发现各类教育指标确实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反之,从长期来看,总产出对类教育指标也有显著影响。
granger因果关系确定后,我们就可以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详见表6)写出各var系统的协整关系式。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则包含全部变量在内的协整关系就为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超过一个,则以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协整向量作为这些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根据表6,各var系统的协整关系式为:
从表6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就长期而言,各类教育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第一,政府教育支出的产出弹性最大,而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经济含义是政府教育支表6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出每增加1%,贵州省总产出将增加1.61%。这和大部分研究结果类似。政府增加教育投入会大大改进教育基础设施,使得各层次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做贡献。第二,高校专任教师数的产出弹性为1.26,但只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才显著。其经济含义是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每增加1%,贵州省总产出将增加1.26%。此产出弹性小于教育支出的产出弹性,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教育支出可以用于很多方面,增加教师数量只是其中一个。第三,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的产出弹性最小,不过非常显著,其经济含义是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每增加1%,贵州省总产出将增加0.86%。学生数的产出弹性不高说明单单依靠增加学生数量,比如说高校扩招,如果相应的教育基础设施无法跟上的话,其效果不一定理想。
另外,在3个var系统中,人口的产出弹性都为负,而且都比较显著。这和西部落后地区的实际情况是相符合的。人口增加,虽然一方面会增加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数量,但是另一方而也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考虑到西部地区经济比较落后,人口增加的综合结果很有可能是总产出下降。3个var系统中的固定资产投资额的产出弹性为正,而且非常显著。这与西部落后地区劳动力丰裕,资本稀缺的现实相吻合。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结果证明了总产出、各类教育指标、总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额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短期波动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下面,本文将借助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建立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波动模型。由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前文确定的所有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期为2,所以对应的vecm滞后期应为1。回归模型时,我们还是假定序列没有确定性线性趋势而且协整方程只有截距(详见表7)。
为了节省篇幅,表7中只列出了3个var系统中以δly和各类教育指标为因变量的误差修正方程。从回归结果来看,以δly为因变量的误差修正方程中,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都很显著,它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其经济含义是,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3个var系统的ecm将以-0.16、-0.15、-0.12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另外,以各类教育指标为因变量的误差修正方程中,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也比较显著。其经济学解释和上面相同,故不再赘述。表7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各类教育指标与总产出在短期内的因果关系。首先,我们看一下各类教育指标对总产出的短期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政府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13,而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就短期而言,政府教育支出增加1%会使得总产出减少0.13%。教育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从长远来看,教育投资的回报率会非常高,方程(2)就是一个佐证。但是由于接受教育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在短期内增加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会太明显。不仅如此,教育支出的增加意味着其他有利可图的投资减少,因此,综合的结果有可能是总产出下降,正如本文的回归结果所示,不过总产出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仅仅下降0.13%)。第二,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和上面分析一样,教育投资具有长期性,因而,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第三,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也不显著。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高校扩招的经济效果不是很理想,特别是在短期。
接着,我们讨论一下总产出对各类教育指标的短期影响。第一,总产出在短期内对教育支出没有影响。西部落后地区经济不发达,政府财政收入不是很宽裕,但政府需要投资的项目非常得多,考虑到教育投资的长期性以及发展经济的急迫性,政府在短期内不急于增加教育支出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总产出在短期内对教育基础设施(用高校教师数表示)也没有影响。正如上面分析的一样,教育基础设施在短期内没有经济效益,所以政府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在短期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中。第三,总产出在短期内对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有正向促进作用。在校学生数反映的是西部地区居民对教育产品的需求程度。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地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当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他们倾向于让自己的子女多接受一些教育,因而高校在校学生数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相关结论
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文利用贵州省195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西部地区教育投入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具体结论有如下两点。
第一,根据johansen协整检验,本文发现经济增长与各类教育指标、总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在样本期间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证实了各类教育指标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具体而言,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1.61%;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每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1.26%;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每增加1%,总产出将增加0.86%。反之,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各类教育指标也有显著影响。
第二,从短期来看(一年以内),只有政府教育支出对总产出有显著影响,不过该影响为负,即政府教育支出增加1%会使得总产出减少0.13%。而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和在校学生数的回归系数在短期内都不显著。就总产出对各类教育指标的短期影响而言,只有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的回归系数比较显著,说明在短期内,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他们增加对教育产品的需求。另外,其他两个教育指标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在短期内总产出对这些教育指标没有显著影响。
(二)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在西部经济崛起中的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根据回归结果,政府教育支出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但在短期内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政府教育支出在短期内产生负向影响主要是因为在短期内政府财力不足。因此,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一定要确保西部欠发达地区拥有足够的教育投入,否则仅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既无法保证正常的教育投入又会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另外,地方政府也应该拓宽渠道,从多方面筹集资金,以保证教育的正常投入。
第二,就西部地区教育基础设施(本文以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表示)而言,虽然从长期来看,它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显著,但在短期内,对其进行投资具有一定的时滞。因此,西部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必须保持适当地超前性以应对未来西部地区居民对教育产品的需求。政府在对教育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时,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硬件设施,包括修建现代化的教学大楼、引进高科技的教学设备等;二是软件设施,包括从国内外引进优秀的教师、先进的教学经验等。
第三,由于接受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短期内增加在校学生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但即使这样,地方政府也应该采取各种政策让更多的人接受到应有的教育,因为一方面这些在校生毕业后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可以提高整个西部地区居民的教育水平。值得庆幸的是,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后会自觉地增加教育消费。因而,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一部分人接受教育——经济增长,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经济更加快速的增长,人们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政府在这个良性循环中,只需要给一个推动力,即采取各种政策让一部分人先接受教育,就可以让这个循环运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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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篇10
【关键词】江西;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人力资源开发是通过投资(包括物质、精神和时间等的投入),利用教育、培训、健康等方式,促进和诱使人本身潜在体力、脑力、知识技能和思想等形成、发展和提高,即促使潜在能力现实化的过程。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牵涉面广、需要长期努力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可以由国家、企事业单位和家庭个人这三个层面的主体实施。主要从宏观层面分析江西省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原因,并提出建议。
一、江西省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1.人力资源数量较高,但质量偏低。从现实的人力资源角度看,2007年江西省总人口数为4368万,劳动力资源数量为3290万人,人力资源率为75.3%,人力资源数量丰富,但人力资源的质量并不高。2008年江西全省人才总量为351.58万人,其中公务员21.53万人,经营管理人才62.32万人,专业技术人才124.81万人,高技能人才45.7万人,农村实用人才26万人,社会挂编人才66.7万人,中央驻赣单位人才11万人。人才资源数量虽比上年增长了9.9%,但是人才密度仍然很低,只有8%。在2008年就业人员构成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比重最高,且小学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远大于全国水平,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素质人员比重低于全国水平。
从整体来看,江西的工人队伍素质整体偏低,技术工人缺乏,特别是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从人力资源的广义角度衡量(即包括潜在人力资源),江西的人力资源状态也不容乐观,能显示人力资源质量(文化、生理等素质)的众多指标往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8年江西的人口文化程度构成同样显示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最高,劣于全国的人口文化程度结构,优势并不突出。
2.教育稳步发展,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教育的水平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力资源的潜力。人杰地灵的江西对教育比较重视,2007年在校研究生1.53万人,比上年增长11.8%,普通高校在校生76.4万人;普通高中、初中、小学在校生分别达82.2万人、174.5万人和423.9万人;特殊教育在校生2.0万人,拥有幼儿园6620所,在园幼儿92.5万人。2008年江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2%,比上年提高0.08个百分点;初中毕业生升高中段的比例为93.0%,提高4.7个百分点;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为97.8%,提高了0.8个百分点;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9%,提高0.1个百分点。整体看,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的层次不断提升,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但是横向比较,江西中等教育能力在中部六省仍处于较低的水平,高中教育在中部六省中列第四,高等教育阶段每十万人口中高等教育阶段人数在中部六省中仅次于湖北。可以发现,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江西省人力资源开发的水平不断提高,但仍需提升,开发的重点也有待于进一步调整。
3.人力资源开发财政投入水平不高。江西省政府对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程度较高,2007年江西财政支出905.1亿元,其中教育事业费174亿元,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了19.2%,占全省GDP的3.08%。无论是教育占GDP还是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江西省都在中部处于领先地位。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江西省人力资源开发投入的绝对水平仍较低,投入力度也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3.08%的比率,仍然远低于7%的世界平均水平。
4.职业培训取得进展,但需进一步加强。2008年江西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取得新进展,技能人才培养进一步加强。2008年全省完成各类职业培训120.6万人次,开展技能鉴定27.6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技校招生达到7.6万人,比上年增长33.35%,创历史最好水平。但从2007年横向比较的情况可以发现,江西省技工学校的数量较少,2007年招生的学校80所,在中部六省中倒数第一,这两个数据说明江西技工学校的办学规模无论是在全国还是中部六省都处于比较低的位置。
从就业训练中心培训情况看,2007年江西就业训练中心个数为118,经费总支出为7.6亿,训练人数781923人次,在中部六省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007年,江西平均每个学员的教学经费支出38.09元,大大低于全国每学员75.31元的平均水平。下岗、失业人员占受训学员的比重为70.22%,远高于全国57.82%的比重,6个月以下训练所占比重为98.68%,培训后获取职业资格的人员比重为69.17%,高于全国44.5%的水平,也远高于中部其他省,说明培训的效果较好。但所获的主要是初级职业资格,所获高级职业资格人员比重为0.01%,大大低于全国0.1%的平均水平。
另外,培训后就业比率为75.20%,高于全国74.80%的平均水平。总的来看,虽然江西就业训练中心人数及劳动预备制度定点培训机构数量在不断增长,但投入的水平、培训的层次仍低于全国水平,在中部地区也处于中等偏后状态。最后从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综合情况看,江西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在每万人口中接纳的培训人数为48.8人,低于全国79.0人/万人的水平。经过培训后获取资格证书的比重主要集中在初、中级证书方面,初、中级证书占71.4%,培训后就业人数占结业人数的比率为53.35%。
从总体看江西省的职业培训特别是技工学校近年来有了飞速发展,成绩喜人,很多指标高于全国水平,在中部地区也起码处于居中的水平。同时依然存在着投入不足,短期为主,系统性、连续性不强,高级职业资格培训缺乏,培训的针对性较弱,培训后就业率低,及职业培训的社会化、市场化低的突出问题。
二、江西省人力资源开发落后的原因
1.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引进等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江西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地理环境不是很优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江西省改革的力度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缺乏对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经济发展的速度大大低于浙江、广东等邻近的沿海省份,人才大量外流(近年来人才流进的比率才略大于流出比),陷入了经济不发达,导致人力资源开发不足,人才外流,人才缺乏又使得经济发展进一步受限的不良循环。虽然近年来,江西省改革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要弥补多年的经济和发展差距,改变经济欠发达的状况,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2.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教育体制不够完善。江西科技活动经费来源渠道狭窄,科技活动经费总量少,人均水平较低。江西省教育经费来源内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占53.27%,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办学经费占11.0%,社会捐资和集资等只占0.54%,事业收入占32.58%,其他教育经费占2.63%。从整体看江西省教育经费来源相对单一,教育投资水平不是很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机制、教育结构、投融资体制、招生就业体制等仍不能适应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的需要。
3.教育层次较低,结构不合理。从2007年江西省各类学校学生占学生总数比重分布中可以发现,江西省教育偏重初等和普通中等教育,其中初等教育及中等教育约占91.3%,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对不足,只占8.7%。江西省教育的层次还不够高,结构不够合理。
三、强化江西省人力资源开发,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的建议
1.进一步完善江西教育体系,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江西要实现中部崛起,必须坚持“科教强省”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将全省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确立政府在高教投融资体制中的主导地位。要以办学体制的“多极化”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增大教育投资,完善教育体制。
2.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保证教育财政资金。在全省建立政府教育投资持续增长机制,发挥财政统筹协调的作用,提高政府财政对教育经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在适当的方面开征新的地方性教育专项税收,专款专用人才投资,扩大人才投资的财政资金来源。积极探索教育储蓄、教育保险、教育贷款等办法,以利于学生毕业后驻留(外地生源)或回流(考到外地的江西生源),促进江西的人才积累。
3.将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确立为江西省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重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面对教育层次教较低,教育结构失衡的情况,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与日俱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重要的,从江西省实现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来考虑,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十二五”规划甚至更长的时间,把人力资源开发的重点放在中等教育特别是其中的职业教育上,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和社会收益率会更高,更能使人力资源结构适应江西省发展的要求。
江西省应注意加快整体的职业培训体系建设,通过完善职业分类与职业技能标准,做大做强职业培训;做快做好职业技能鉴定;全面、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注意采用各类技能竞赛、表彰、晋级增资等方法,完善竞争和激励机制,通过体系的协同发展强化职业培训的系统性。江西省要强化政策引导,通过真正形成培养快、使用好、待遇高的政策导向,尽快形成大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学校以及社会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共同参与的职业培训工作格局。
要指导培训机构特别是技工学校尽快进入市场,适应市场。完善培训市场信息网络建设,加强职业培训机构与用人单位的联系,通过双向沟通,信息交流,采用校企对接,定向培训等多种形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在指导职业培训的方针上,要从以培训资源供给为主导转向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在管理指导职业培训的方式上,要从抓培训的过程转向抓培训的结果,以市场就业的结果为导向促进过程的改造,增强培训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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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篇11
关键词:江西管理教育;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G64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3-0114-04
管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它是培养管理人才的主渠道,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30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推动下,伴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高校办学自的不断扩大,江西高等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据统计,2007年,江西每万人口普通高校平均在校生数为180.15人,位居全国第8位;截至2008年底,江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2%,普通高校在校生数达到76.4万人。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管理教育,也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本文从世界管理教育与中国管理教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管理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江西管理教育的主要成绩,分析了江西管理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一、管理教育的起源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881年,为适应新工业时代对管理人才的需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设立了第一家现代商学院――沃顿管理学院,开启了大学管理教育的序幕。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世界管理教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涌现出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等著名教育机构,出现了美国管理协会、欧洲管理发展协会等著名管理教育组织,培养出大批商界精英,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0世纪初管理教育开始进入中国。1901年,晚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设立了商学科。1921年9月28日上午,上海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自此国内第一所商科大学正式宣告成立。但由于受到连年内战、抗日救国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速度较慢,办学规模较小。自新中国成立至60年代初,为适应计划经济建设与发展需要,我国管理教育按照苏联模式运作,主要培养宏观管理人才。期间,管理教育完全销声匿迹。70年代末,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对管理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大专院校的管理专业及教学课程得以恢复和扩展。自此,我国管理教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991年,国家批准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9所学校进行MBA教育试点,开启了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新历程。1999年,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扩招政策,众多院校根据市场需要,开始大规模兴办管理教育,我国管理教育由此进入大众化时代。在中国管理教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管理教育体系,较好地适应了社会对于各级各类管理人才的需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教育机构在世界管理教育的舞台上的影响与日俱增。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等组织以管理研究为使命,服务于管理教育,在与管理教育互动的过程中也促进了管理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江西管理教育发展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管理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江西管理教育也实现了大发展。回顾江西管理教育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它是在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推动下不断推进的,是与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相伴随的,是与高校办学自的不断扩大相联系的。总的来说,江西管理教育30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是我国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在此期间,我国高等教育主要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由政府统筹安排,按照计划统一招生,统一分配。1978年,经教育部和国家计委批准,原江西财经学院恢复办学,设置了商务会计、财政、工业统计、贸易经济等4个专业,主要任务是为江西省国民经济各部门培养财经管理专门技术人才和研究人才。此后,华东交通大学(1983年)、原江西冶金学院(1983年)、江西农业大学(1984年)等学校也根据计划恢复或创办了工商管理类专业。总体上说,此时的管理教育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原苏联财经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翻版,以部门经济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学科和专业方向,根据主管部门的需要来制定招生、分配和人才的培养计划”,“与现代管理教育存在较大差距”。此时工商管理类专业招生规模还比较小,办学层次主要是专科、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人才还难以满足社会需求。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在此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确立。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和多元化。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需要,国家积极将竞争机制引入高等学校,使学校、学生产生压力、动力和活力,使高校办学自得到加强。1989年,国家在坚持计划分配为主同时,增加了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选择的自由度,正式推出“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这促进了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与市场的逐步接轨。由于市场需求旺盛,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学校也开始兴办管理教育。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开始根据市场需要积极兴办MBA教育。江西财经大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商管理人才培养体系,从学科类别来说,设置了工商管理之下的所有二级学科,从层次上说,拥有了本科、学术学位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等。江西工商管理类专业招生规模稳步增长,较好地适应了人才市场对于管理人才的需要。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为了使人才培养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国家先后推出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扩招政策。90年代末,在中共中央“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方针的指导下,江西高等学校基本完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共管学校的体制转轨,高校办学自得到进一步加强;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高等教育扩招制度,新办专业的准入条件变得更为宽松。与此同时,省内高校与省外高校、省内各高校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在此形势下,江西各高校适时扩大教育规模,兴办管理教育的院校进一步增多,全省高校中绝大多数学校都设置了工商管理类专业。江西财经大学开始招收企业管理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南昌大学则开始招收人力资源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管理教育层次进一步得到提升。部分高校开始实施品牌化、国际化战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如江西财经大学先后与美国纽约理工大
学、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合作培养MBA学生,并兴办了MBA国际企业管理班;南昌大学与法国合作培养中法工商管理硕士等。在教学实践上,各高校一方面根据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要求,逐步革新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新增了ERP沙盘、财经管理信息系统及应用、企业E化管理等课程;一方面不断推进信息化建设,促进教学方法多元化,切实改进教学效果。
三、江西管理教育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十年来,在江西省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在各所高校的共同努力下,江西管理教育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一,为国家尤其是江西培养了大批工商管理类人才。以江西财经大学为例,它培养了包括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用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文京,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科瑞集团总裁郑跃文,上海建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桥学院董事长周星增,美国纽约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贤方,清华大学会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夏冬林,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秦荣生,中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博士导师魏明海教授等在内的一大批企业家、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众多的毕业生已经成为各级各类管理工作岗位的骨干力量。
第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工商管理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各商学院共有从事工商管理学科教学、研究工作的教师1700余人,其中教授近100人,副教授近20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近80人。
第三,工商管理类应用型、研究型人才培养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江西管理教育体系由过去的本科、专科教育发展为包括专科、本科、学术学位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博士教育在内的完整体系。据不完全统计,江西拥有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方向博士培养权的学校为2所,每年可培养博士近20人;拥有MBA主办权的学校有3所,每年可培养MBA学生700人;拥有工商管理学科硕士点的学校增至9所,每年可培养硕士研究生300多人;拥有工商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学校增至16所,每年可培养本科生8000余人。江西绝大多数高校都拥有工商管理类专业。这为江西自主培养各级各类工商管理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一些教师在认真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还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通过主持横向课题、开展管理培训等不同方式推进产学研相结合,为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出谋划策。
江西管理教育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的结构不够合理,培养的高层次人才还比较少,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培养的低层次人才多,在市场上供过于求。二是师资队伍结构还不完善,来自完全学历教育的人多,有实践经验的人少,高层次人才偏少,有的学校师资没有保障。三是闭门教书的人多,开门搞产学研相结合的人少。四是从全国来看,江西管理教育还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缺乏比较优势。
这些问题当中,有些问题可以较快解决,有些问题还必须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改进。而要办好江西的管理教育,我们就必须要认真面对,不辞艰辛,开拓进取,弥补不足。
四、江西管理教育发展趋势展望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企业数量的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的扩大。”对管理教育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需求。在中国,江西是欠发达省份,与沿海省份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全省年生产总值约为广东的18.15%,江苏的21.6%,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江西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全省生产总值连续6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财政总收入连续6年实现20%以上增长,规模以上工业连续6年实现20%以上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对管理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从国内和省内来看,对于经营管理人才的市场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比较旺盛。这为江西管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与此同时,用人单位越来越重视人才质量,从当前的人才市场和就业形势来看,部分工商管理类专业已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这使得各高校之间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在此形势下,只有苦练内功,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才能实现管理教育的更好发展。
第一,要坚持以教学质量为生命线。现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主要是人才质量的竞争,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人才在竞争中方才有立足之地。培养的人才缺乏竞争力,就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办学声誉。因此,要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加强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让高校培养的人才在市场上富有竞争力。
第二,坚持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导向。近年来,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人民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创新创业,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国家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这是重大的战略机遇,作为教育单位,江西各高校有责任、有义务为家乡培养出更多的经营管理人才。要立足于省情搞管理教育,培养学生了解省情和立足省情搞建设的能力。
中西方教育的总结范文1篇12
关键词: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
西部地区是我国三大经济区域中自然生态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同时也是人力资本匮乏的地区。作为少数民族集中的西部,特殊的情况要求其必须以发展求稳定,因此该地区的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在当地企业数量方面所占比重较高。而根据企业发展理论,人力资源是决定企业发展的最终因素。因此,在西部国有企业大力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是西部大开发成功的重要保证。
一、现状: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和投入偏低
如果以是否拥有中级以上职称这一标准来界定国企人才,则西部地区国企的人力资源总量在三大经济区域中是最低的。不仅如此,人才流失还进一步加剧了总量不足的问题,给西部地区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以新疆为例:1950-1980年,国家为新疆选派人才约32万人,而改革开放后这部分人才流失近20万。近年来,平均每年约有1.5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净流出西部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西部地区国企还存在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问题。首先是年龄结构出现断档。据抽样调查显示,西部地区国企中高级人才年龄偏大,没有形成良好的“接力棒”结构。以宁夏自治区为例,截至2004年底,国有企业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近66%已到或接近退休年龄;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人员,46岁以上的占85%,其中56岁以上的占44%。再者是高、中、初三级人才“两少一多”,结构失衡。以西部省份人才非常集中的陕西省为例,截至2004年底,高、中、初三级人才的比例约为1:4:7,远未达到国内外公认的1:3:6的较优状态。最后是人才区域分布不均。这一问题在我国是个普遍现象,但在西部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一个落后经济区域来说,这种不均的负面效应就更为突出:一方面是人才严重不足,愈是需要人才的地方人才越缺;另一方面人才相对过剩,愈是人才密集的地方,人才闲置、学非所用的现象愈严重。
西部地区国企人才总量和结构方面的不足,揭示了该地区国企人力资本的存量上的问题,而对员工的教育投入偏低,则反映了流量上的问题。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尚无法全面统计各地区国企职工教育培训的数量,但由于我国国企职工教育培训工作主要由技工学校和职工技术教育培训学校来承担,所以就根据这两类学校教育培训的职工人数(见表1,表2),来分析地区间国企职工教育培训的差距。
对于经济变量来说,流量是决定经济变量未来状态的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国企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偏低更应引起关注。并且,戴园晨(2001)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外商及股份制等其它企业的人均教育培训经费投入大于国有企业。而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比重较高,这进一步影响了整个西部人力资源的提高。
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的严峻现状,究其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点:首先,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和东中部相比,西部计划体制的影响仍然很大,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导致非技能型劳动力的工资大大高于市场工资率,而技能型劳动力的工资却大大低于市场工资率;又由于国有企业排斥体制外的劳动力进入,使非技能型劳动力部分失去了提高自身技能的压力和动力。其次,西部国有企业自身的技术特点。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上所涉及的技术程度越高对职工技能要求也越高,教育培训投入也就越大。这里,我们用企业的微电子控制设备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件的比重、新产品利税占利税总额的比重、科学家与工程师占企业技术开发人员的比重这三项指标来反映企业在生产上所涉及的技术程度。这三个指标越高,说明企业的技术层次越高。从表3可以看出,西部企业在生产上所涉及的技术含量低于东部地区,从而教育培训需求也弱于东部地区。第三,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滞后。企业产权结构是企业组织中的关键内容,它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国有独资企业相比,国有股份制企业的职工教育培训成本较低,教育培训收益较高,企业的教育培训投资也就较高。在三大经济区域中,西部国有企业的改制明显滞后,国有独资企业比例最高,导致西部国企人力资源投入不足。
二、机遇与挑战:内外环境的剧变
我国西部地区国企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虽然不佳,但是所处内外环境的剧变,也为其提供了人力资源开发的压力和动力。首先是我国国有企业市场地位的增强。主要体现为:第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推进。目前实施的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是国有企业在所有权层面的一个重要推进。其根本目的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摆脱预算软约束和大量的非企业行为。第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变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成立基本改变了原来国有资产多头管理、政企不分、政资合一的局面,国有企业的独立市场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再者是人才竞争的压力与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加快。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趋完善,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加速在行业和地区间流动。这种流动既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也给企业带来人才竞争的巨大压力。自国务院2001年3月下发《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后,全国各省的户籍制度都进行了较大的变革。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完善,劳动力流动的信息约束也得到了有效解决,使流动成本不断降低,劳动力流动变得更加容易。目前,由于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了人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而新一轮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争夺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西部国有企业面临着智力危机和人才短缺危机。面对严峻局面,西部国有企业只有加快自己的人才培养,通过教育培训不断培养和塑造自己的高素质人才群。最后是劳动力市场的深化。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教育投资的外部性很强,单位或个人对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低于社会的边际收益,从而导致教育投资不足。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投资的外部性减弱,从而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已经开始把接受教育作为满足选择职业的必需,把学习作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导致了教育消费需要的增长,从而为国企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机遇。
三、应对的策略:建设完善的制度系统
面对严峻的形式和机遇与挑战,西部国企要想形成人力资本快速增长的内生机制,就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系统。这些制度系统要求:
首先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建设虽然从根本说是企业的事情,但不能忽略政府的作用。这是与我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特点相联系的。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权威地位通过制定正式约束,如政策、法律法规以及非正式约束,如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为解决西部国有企业教育培训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同时,企业更需要规范和完善自身的教育培训制度。要加强制度建设,根据企业发展需要,强化教育培训计划、检查、监督机制,保证企业教育培训步入正规化渠道。企业教育培训制度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和落实。具体包括:先教育后培训上岗制度、教育培训管理制度、考核制度、推荐使用制度等。
西部国有企业要建立严格的评估体系。在传统的企业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大量的重量不重质的现象,表现为企业关心是否完成了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教育培训计划,至于每年的教育培训为企业创造了多少效益,是否让受训员工在合适的时间学到了应该学到的内容,则关注的不够。这部分是因为企业教育培训的质量比数量更难以考核,部分是因为没有完善的评估体系。评估教育培训效果,首先是对受训者反应的评估,可以通过对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水平的评议、学员学习出勤率的高低、对教育培训项目感兴趣的程度等指标来体现。其次是对受训者知识层次的评估,包括知识的学习和行为的学习,可以通过考试成绩、论文水平、考核评价结论等指标来体现。然后是对受训者工作表现的评估,这往往要在教育培训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跟踪进行,可以通过问卷调查、面谈、考察受训者的工作实绩,与非受训者进行能力比较等方式进行。最后是对组织效益层次的评估,可以通过对企业员工学历层次变化、专业技术职称层次变化以及企业管理水平、生产能力、经济效益等各项指标的动态分析结果来体现。
另外,西部国有企业还要从以下几方面积极培育有利于教育培训成果转化的工作环境,以克服阻碍教育培训成果转化的诸因素,从而更好地提高教育培训的效果,达到预期的教育培训目标。首先,要对实践机会进行测量。对实践机会的测量主要针对已应用工作当中的所教育培训内容的数量、频率、难度和重要性。实践机会较少说明工作环境对应用新技术的影响,还可能说明教育培训内容对员工的工作并不重要,在教育培训项目设计与开发环节上有待改进。其次,管理者应关注那些刚刚接受过教育培训的员工,与他们共同讨论如何将教育培训成果应用到工作当中,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商定员工汇报阶段性进展情况的时间。最后,采取激励和强化的手段,对那些刚受过教育培训就将教育培训内容应用于工作中的员工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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