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报告(6篇)
气候变化报告篇1
六年前的“秘密报告”
6年前,英国《观察家报》披露了一份美国五角大楼的“秘密报告”,引起各国科学家的强烈反响。
这份由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简称GBN)提供的题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报告,对21世纪因全球变暖引发的全球气候突变进行了分析,并对这种突变可能带来的气候灾害及其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作出预测:到2022年,欧洲沿海城市将被上升的海平面所淹没,英国气候将像西伯利亚一样寒冷干燥。核战、大旱、饥饿和暴乱等问题将困扰全球各国。今后20年内,全球气候将发生突变,一场全球性灾难就摆在我们面前,成千上万的人将在自然灾害中死亡。
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2010年中国的气候状况――
季风降水可靠性的降低将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南部地区在2010年前后将发生特大干旱,而且有可能持续10年之久。中国现在“南涝北旱”的降水分布型,到时候也可能变成“北涝南旱”的降水分布型。夏季风在为中国带来降水的同时,也会引起负面效应,如洪水可使水土流失更加严重。由于水汽蒸发冷却作用的降低,会引起寒冬延长,夏季气温升高。
这份“预言”性的报告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一位专家表示,“GBN的报告至少提醒我们,气候问题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必须加强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对策的研究,建立国家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机制,强化气象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并纳入国家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系统中。”
专家表示,今年自然灾害频发,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而我国气候异常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孤立的,这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气候变化已深度影响到我国农业和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公共安全,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和加强气候变化应对工作。”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强调。
全球气候变暖之冷
据气象专家介绍,所谓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一般是指超过或严重偏离平均状态,能造成较大社会和经济影响的天气气候异常。降水、干旱、冰雹、雷击、洪涝、沙尘暴等常规气象灾害超过平均状态,都可能造成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中国气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4月以来,我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54.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3.9毫米,是自1974年以来降水最多的一个4月。
今年4月中旬,我国出现大范围降温天气,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低。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的平均气温均为1954年以来同期最低值。
据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陈振林介绍,这次低温天气过程具有影响范围广、强度强、极端气温低、灾害影响重等特点,已导致10多个省(市)的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1300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亿元。
陈振林告诉记者,“从全球角度看,低温也不是孤立的,在我国北方低温的同时期,北半球特别是欧洲、美国等地也同样发生了低温、暴雪天气。从全球战略高度讲,它是全球极端天气分布不均的体现。与此同时,在全球一些地方又极端高温,如巴西、印度、菲律宾等地高温热浪造成人员伤亡。可以说,气候变异加大、气候波动幅度增加,都是在现阶段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我们不能因为今年的低温天气,就马上否定全球变暖了,或者说全球变暖终止了。要看到它是在全球气候背景下发生的极端天气气候现象。但低温给我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影响,要予以高度重视。”陈振林强调说。
气候变暖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极端天气气候灾害。秦大河告诉记者,未来20年全球气温增高的趋势仍在持续,这将使我国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分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灾害也更为严重,经济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复杂难题。
中国真的会“北涝南旱”吗
持续的干旱、持续的低温,GBN报告的“预言”似乎都在得到验证,那么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南涝北旱”的降水分布型,是否真的会变成“北涝南旱”的降水分布型呢?
“从大量的气候、水文数据分析看,我认为,我国现在总体的气候特征还是‘南涝北旱’,南方地区降水整体偏多仍呈持续发展态势。”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水资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严登华表示。
“我更赞同‘南涝北旱’趋势加剧的观点。”严登华说,“因为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不能只看一年的情况,一年不能代表它的总体走势。”
“实际上,尽管今年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发生特大干旱,但南方东部的安徽、江西、江苏、福建西部等地降水量都很大;随着南方整体进入雨季,今年南方的降水量有可能与往年持平。”严登华表示。
严登华强调,“不管是‘南涝北旱’还是‘北涝南旱’,值得重视的是,南方局部地区发生干旱的趋势会越来越严重,旱涝交替会更加频繁。”他解释说,湘江前一阶段干旱,近期又是大水,“就是说,年际间旱涝交替和年内旱涝交替呈现双上升趋势,这种情况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客观上讲,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水利设施方面对我们未来的抗旱、防洪、减灾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严登华告诉记者,相比之下,从抗旱能力、工程设施上看,北方的情况要比南方好。一则北方地区常常是十年九春旱,出现干旱的情况比较多,所以工程设施比较齐全;二则北方是粮食主产区,东北、华北地区的粮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50%以上,抗旱是保证粮食收成的大事,所以各方高度重视。而南方,大多数情况下雨水充沛,所以对防汛更为重视。”
“随着旱涝发生及其影响特征的变化,防汛抗旱观念必须要转变,要有防大旱、抗大涝的思想准备。水利工程的设计理念也要转变,要发挥工程的整体效益,既要防洪又要防旱,要防洪抗旱并举。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做到保一方安澜。”(摘自2010年第18期《望》新闻周刊孙英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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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预言”
气候变化报告篇2
《高温与干旱：气候变化、水与经济》报告指出，人口增多、收入增加和城市扩张的综合影响将会导致对水的需求成倍增长，而水的供应则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
报告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目前水资源丰沛的地区如中非和东亚都会面临缺水，而已经缺水的地区如中东和非洲萨赫勒地区缺水状况会进一步恶化。由于水对农业、人体健康和收入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到2050年可能会下滑6%。
报告还警告说，淡水资源减少和来自其他用途如能源和农业的竞争，到2050年可能会使城市可用水资源比2015年减少2/3。
报告补充说，缺乏水资源，可能会大大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干旱引起的粮价暴涨有可能激发潜在的冲突，迫使人口迁移。在经济增长受降雨量影响的地区，旱灾和水灾在国内引发了移民潮和暴力激增现象。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表示，“缺水是对世界各地经济增长与稳定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气候变化使问题更加严重。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管理好水资源，一些人口多的地区就有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负增长。但各国可以立即着手制定有助于今后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水资源的政策。”
更好的政策决策可以缓解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负面影响，一些地区通过改善水资源管理有可能将增长率提高5%。
报告作者、世行资深经济学家理查德・达玛尼亚说：“希望还是有的，如果政府针对缺水问题提高用水效率，即便把25%的水用于价值更高的用途，损失也会显著减少，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消失。改善水资源管理可以带来高额的经济红利。”
在世界上的极度干旱地区，需要采取影响力更大的政策来防止水资源的低效使用，需要实行更强有力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压力。
报告列举出各种政策和投资，可有助引导各国构建具有水资源安全和气候韧性的经济，这包括改善水资源分配规划、采取提高用水效率的激励措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水的供应量和可用性。
关于前不久10位政府首脑任命的一个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主持的高级别小组的消息，报告认为成立该小组的目的是动员采取有效行动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六，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气候变化报告篇3
减碳会使中国赢得尊重
报告：去年11月11日至2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9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9次缔约方会议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你对此次会议后世界减碳形势如何评价？
薄洋：空气无疑是一个公共产品，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有的地方原来干旱，现在却常常下雨；有的地方原来气候凉爽，现在却夏季炎热。
有外媒抱怨中国东北的空气质量恶劣，且已经影响到韩国和日本，这不仅是中国一国需要应对的挑战，更是一个地区需要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一定要强调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空气质量的努力，这样一定会为我们赢得很多朋友。假如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应对环境变化，将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例如《京都议定书》，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在上面签字。虽然气候变化的谈判还在不断的深入，但是现在应该是达成共识的时候了。所以，各国都应该共同努力，通过区域间合作，使气候变化的谈判得以进行。不仅是在东亚进行合作，更要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一个更广泛的合作。如果说欧盟的方式还不尽完善，东亚还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例子，来向全世界呈现。我们的研究还显示，如果现在不采取任何的措施，今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和费用会非常高。因此，我们应该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空气质量纳入区域合作中，这也是《京都议定书》的初衷。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已于2012年底到期，根据多哈气候大会的决定，2013年到2022年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华沙谈判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开始之后的第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
亚行是作为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其中，气候谈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目前气候变化谈判更多的是基于经济收益或经济成本的考虑，掺杂的东西太多，我对此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关注太多的东西，我们只需要关注几项，比如给气候变化进行一个成本的研究，定一个价。大致知道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多少钱，政府也就可以考虑今后在这个领域进行多少的投资。我们一谈到气候变化，就会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上，我觉得应该把一些重点放在适应气候变化上，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投入，就可降低未来所面临的损失。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需要多少资金，这在制定政策、决策时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谈到气候变化谈判，就要说到领导和领导力的问题。气候变化是需要一个全球领袖的，有了领袖的示范作用，其它国家才会逐渐跟进。
技术转移是关键
报告：控制碳减排，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技术转移是必要的，但也是谈判的难点，你如何看？
薄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国家来说，技术转移就显得尤为重要。发达国家有很多控制碳减排的技术，不用花费太多，就可以切实发挥碳减排的作用。如果中国尽快采用这些技术，就会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假如让我进行决策，我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空气质量和碳排放上取得一个平衡。要想办法做到一举多得，既能保证经济的增长，又能改善空气的质量。做未来的规划时，也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的不同情况。比如在修建道路的时候，就把气候变化的原因考虑进去，未来就不用更大花费来应对。换句话说：现在做就会更加经济，收益颇丰。
报告：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对中国来说，你觉得该如何平衡碳排放？
薄洋：一是将节流作为政策引导重点。比如欧洲的住房隔离性防护就做得很好，可以节约很多能量。中国如能做到这点，就可以少建一些电站，节省一些能源。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好的法律法规，但是更重要的是彻底的切实执行这些法律法规，再就是引入监督机制。
二是要重视数据的收集和。有大量充足的数据为基础来进行研究，才能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我们发现，在发达国家是非常重视数据的，比如能源、能耗等方面的很多数据都是有效的，而且是最新的。而在发展中国家，我们能用的数据都是比较滞后且老旧的，还有些数据是查不到的。假如只有老旧的数据，我们如何提高效率呢？这显然是不行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要及时。
三是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分类也非常重要。中国实际上不需要像其它发达国家一样随时更新自己的分类，根据京都气候变化会议的决议：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些主要的污染国根据工业发展情况，每一年都要更新自己的分类。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完成的。作为研究者而言，我们希望每年都可以更新。在这方面，中国确实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在投资能源行业时，如果数据不准确或者数据过时都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尤其是对当下这种环境而言，更是会耗资巨大。碳减排在能源行业尤其重要，比如像建设一个发电厂，可能需要至少运营三十年，如果这个规划和设计做得非常精确，是可以降低很多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确实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看到中国的发展也是很惊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的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脏乱差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些提法来看，中国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我们相信这可以让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太阳能、风能设备的主要生产国，投资是有很多补贴的，要朝着更经济的方向来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技术转移是特别重要的，转移的速度也要进一步提高。
气候变化报告篇4
怀疑气候变暖也是不无理由的，理由之一是“欧洲、美洲等地这几年冬天都出现了极端严寒”，哪来的气候变暖呢？但是，IPCC有关气候变暖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已经指出：“人们感知到的气候变化，是气候的趋势性变化与年际、年代际波动共同影响的结果。全球气候以变暖为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并不排除在个别区域和个别时段出现气温下降的情况”，同时IPCC也已经预测到欧洲等地区在冬季反而会“变冷”（由于北极冰川融化产生的冷空气南下等原因）。总之，气候变暖并非是全球均匀的，而是有强有弱，加上厄尔尼诺、拉尼娜等因素的影响，世界上一些地方会出现不规则改变和反常的、灾难性的气候现象。然而，48个国家300多名科学家参与的《2009年气候状况》报告证实过去50年来，地球一直在变暖，而近10年是历史上最热的10年。
怀疑气候变暖的理由之二是，2009年底发生的“气候门事件”严重损害了IPCC权威、公正的形象。“气候门事件”发生在2009年11月，在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英国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网络遭黑客入侵，被窃材料显示该研究中心主任、著名气候专家菲尔•琼斯等人的电子邮件涉嫌篡改研究数据，违背了科学家以事实为依据的职业道德。“气候门”事件发生后，认为气候变暖是一场“大骗局”、“大阴谋”的声浪高涨。
然而，以变暖为总体特征的气候变化趋势，是世界各国气候学等学科的专家经过近20年的集体研究所作的科学判断。作为该领域权威机构的IPCC有关气候变暖的评估报告是数百名撰稿专家和评审专家（例如第五次评估报告仅撰稿专家就有831位，其中中国专家有44名）共同的研究成果。参与IPCC评估报告的撰稿、评审活动的专家都是由IPCC各成员国政府推荐的一流专家，再由IPCC专家遴选委员会历时半年进行严格遴选后确定的人选。IPCC评估报告在公布之前，经过了严格的批准、编写、审核步骤。我们不能以“气候门事件”抹杀数以百计的各国科学家将近20年的研究成果，认为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少数人策划的阴谋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参加2010年坎昆会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高级顾问杜祥琬所说，与一年前的哥本哈根会议相比，坎昆会议“对气候变化的规律、变化的程度和后果，还会长期存在不同的认识，这反映了人类（包括科学界）对这一复杂问题认识的局限性。但对‘地球村的气候在变化’这一点，已几乎听不到否定的声音了。在诸多的气候变化现象中，‘变暖’是基本表象之一……引起气候变化的，虽然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各种原因，但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难以否认的。人类除了‘从我做起’，还能有什么招数呢？！”
怀疑气候变暖的理由之三是既然气候变化“与我无关”，那凭什么要我们做出碳减排的承诺？有人质疑说，“全球气候变化……和我们有关系吗？我们是不是‘被气候变化’了？”诸如那四十几个遥远的小岛国眼看着海平面上升，引起生死存亡的危机感；远在北极地区的冰面正以惊人速度消失，这些事儿“和我们有关系吗？”对此，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太大了！因为当那些小岛国消失在海平面以下时，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也会感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压力；至于北极周围国家摩拳擦掌地为准备开发北极资源、利用北极航道而开始展开争夺的现状也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北极点及附近海域不属于任何国家，而属于国际海域。当然，气候变化与我们关系最大的是极端天气和水资源问题，2010年中国经历了从大旱到洪水到暴风雪等气候灾难，可谓“一应俱全”，造成数千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2011年伊始又遭遇了南方出现持续雨雪冰冻天气等灾害，这些灾害提醒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气候变暖对我国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的威胁；与此同时还必须盯住喜马拉雅冰川的融化迹象，因为那是高悬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头上的“水塔”，那里冰川的融化速度稍有加快都将可能带来灾难性影响。
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与我们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低碳技术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机遇的发展战略是完全一致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向广大民众大力普及气候变化的知识，促使人们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地球家园的自觉，真正做到“从我做起”。
气候变化报告篇5
到目前为止，碳交易市场常常忽视一大需要，即公司财务报表中碳排放单位的会计计量的标准化问题。详细制定这些标准，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并且要尽快完成。为碳财务会计建立跨国标准将发挥显著作用，推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最终发展。
成功的种子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前夕，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表示愿意单方面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且宣布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相关政策措施。该会议旨在为2012年以后制定协议，取代京都议定书。尽管主流媒体一致认为该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各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所做的承诺依然被包含在当前协议文本中。根据承诺，未来十年里，一场前所未有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将广泛开展起来。
哥本哈根会议后，各国政府去年11月齐集墨西哥坎昆，继续推动建立国际监管制度，以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大会正努力创造一个国际监管环境，以缓解气候变化成因，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现在，大会离目标的实现又更近了一步。
在坎昆，各国政府同意尽力将全球气温升温值维持在全球平均水平的2C以下。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和所有80个国家)在减排目标与行动上做出承诺。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GHGs)排放的监督。报告及核实工作，目前也产生了大量的新要求。同时，协议还成立了一个绿色气候基金，旨在2022年前每年募集1000亿美元资金，来资助减排与适应措施。
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起草以来，气候政策的发展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新近制定的气候政策正得到讨论与执行，然而，哥本哈根和坎昆的气候谈判大大改变了气候行动的现状，并给予了这些政策新的实施动力。同时，许多政府正在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以给予拥有减排任务的实体或公司更多的灵活度。
欧盟2005年发起的碳排放交易计划(EUETS)是第一个经济层面的市场交易机制，交易对象是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这个市场目前拥有超过1000亿欧元的年度交易价值，并且在过去五年里迅速发展。与其它政策例如指令和调控法规和碳税方案相比，该市场帮助了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
ETS是欧盟气候政策工具的基石，将得到长期实施。然而，在正常的财务报表范围内，该计划涵盖的企业应如何核算欧盟排放配额(EUAs)，并没有确切的规定。
EUAs由欧盟委员会，是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的组成部分，允许排放1公吨二氧化碳到大气层。这是根据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进行交易的基本排放单位。
碳会计业务的两难
ACCA与IETA最近对欧盟ETS主要排放国做了一项调查，并了权威报告《碳会计》。报告指出，碳会计业务的多样化表明，尽管碳排放配额对于公司账目很重要，但大多数公司账目难以直接进行比较。EUAs会计业务的两难境遇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欧洲范围内的企业评估并不能真正反映潜在的温室气体排放风险，缺少可比性。
实行碳排放的财务会计规则将有益于加强EUETS的认知力与影响力。它还将改善运营良好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即根据方案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截至目前，财务会计是EUETS的薄弱环节。在其它碳交易市场问题上，公私领域都积极参与、广泛讨论。与之相比，对于碳财务会计的探讨似乎只在小范围内的专家之间开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c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FASB)的排放权交易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征求意见稿，一些监管机构和专业人士正期待相关结果的公布。该意见稿将为碳财务会计提供国际指导，同时在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财务风险的比较标准问题上，阐明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碳会计业务通过衡量与评估气候变化对经济集团的影响，反映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同时，在实施碳交易机制的其它领域，碳会计也可以充作会计基准。
EUETS的重大变化出现在第三阶段(2013-2022)。最显著的变化是，欧盟决意不再免费分配EUAs，而向拍卖方式转变。该变化将会对碳财务报告造成影响。因为，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会立即在财务报告中反映出来。欧洲委员会目前正在考虑怎样规范EUAs的财务会计业务。它必须决定是更多地依靠欧盟金融市场法规，还是国际会计准则，或者将二者相结合。这些即将采用的规则将对EUETS、其利益相关者以及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全球气候监管机制正在发展之中，实现全球碳交易市场乃至温室气体的全球定价，还有数十年的路要走。然而，目标的长远性不一定意味着当前国家、国家内部和地区的碳定价机制需要受到限制。
碳价格的制定
未来五到十年，碳价格有望成为大部分主要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事实上，多数价格将由碳交易市场决定。碳定价可以通过降低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和低碳能源资源的成本，或提高温室气体密集性资源的成本等措施实现。除此之外，碳定价可以通过建立排放交易机制或征收碳税明确制定。我们需要认识到，清晰而明确的碳定价更容易在财务报告中反映出来。
无论从短期还是中期来看，碳定价或受政府征税意愿的影响，或受基于区域或国家需要的交易机制的影响，抑或其他特殊情况的影响，很难得到统一。然而，如果各碳交易市场是碳定价机制的基础，那么它们可以最终合并为一个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场。拥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国家很可能早已建立市场联系，甚至已经同时建立了多个碳交易市场。与此同时，还可以建立其它联系，旨在推动资本投向某个具体的目标或者某个理想的地区。
气候变化报告篇6
5月16日下午，他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举行新闻会，他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就今年年底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大会的主要目标及进程做了介绍。
保住2摄氏度
在2013年年底的华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九次缔约方会议上，法国被正式指定为2015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的主办国（2015巴黎气候大会）。当时法国是唯一的申办国，从申办成功开始，法国即联合外交部、生态部、财政部、科研部和农业部组建“气候谈判代表团”，并在两年多的时间被举办多场论坛筹备将在今年年底举办的巴黎大会。
“这次会议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类的共同未来。”法比尤斯外长道出法国如此重视气候大会的原因。
法比尤斯强调，与会的196个国家与地区签署一份控温普遍协议，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是巴黎大会的主要目标。他说，自1990年起，政府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GIEC）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又一份无可争议的诊断报告，专家认为，人类现在经历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气候变化期，全球平均气温上升、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现象频繁、病毒疫情爆发，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一切源于人类的活动。如果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话，人类将在20年内耗尽我们的“碳预算”，完全不可控制和不可逆地使全球升温4至5度。
保住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是欧盟率先提出来的观点，即相对于1750年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气温，如果超过了这个阈值，将会带来物种灭绝风险增加、人口贫困化、洪灾风暴危险多发、人类健康受损、地表水与地下水减少等危险。
为了能在年底的大会中达成这个目标，法国正在督促各国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报告”，即各国的减排计划。法比尤斯透露，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96个缔约方中，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公布了自己的自主贡献报告。而根据法国外交系统的初步数据，有90%左右的国家可以在10月底之前公布自己的自主贡献报告，而中国也将于近期公布本国的自主贡献报告。
法比尤斯说，“巴黎大会需要世界主要大国的努力，美国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两大排放国，只有这两大国积极参与进我们的大会来，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1000亿绿色基金
保护环境的口号好说，但钱从哪里来呢？巴黎大会另一个重要目标正式解决融资渠道。
绿色气候基金所管理的1000亿美元是渠道之一。绿色气候基金的提议最早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并于在2010年的坎昆大会上最终确定。按照《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在2013年至2022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法比尤斯说，“我们应该通过这笔资金体现我们对欠发达国家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受最初气候变化伤害最深，却没有足够的实力改变自身状况。”
当然，除了1000亿美元之外，法比尤斯还呼吁所有的经济与金融部门参与进来。他说，“在中国，我首先想到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创立的多边银行。这两家银行可以为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做出贡献。”
“没有B计划了”
在新闻会开始，法比尤斯就笑着做了一个自嘲，“三年前我们在申办巴黎大会时很容易就成功了，因为我们是唯一的申办国，根本没有竞争对手。当时有朋友对我说，‘部长先生，祝你好运。’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好运’两个字的含义。因为气候大会很重要，但也很复杂，如何让196个缔约方取得一致，非常艰难。”
法比尤斯认为，人类在应对气候挑战的过程中仍然没有取得胜利，“我们每前进一步，经常需要后退两步”，因为人类一方面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另一方却在损害气候，如煤炭和非常规碳氢化合物的使用、汽车尾气排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