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例(12篇)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1篇1
关键词：FDI；经济波动；外国直接投资；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022－03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FDI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通过贸易、投资、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多种渠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FDI流入量的不断攀升，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FDI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影响我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借助于研究FDI这一关键渠道和重要变量，探讨世界经济波动影响FDI的区域分布进而影响我国GDP增长的作用机制，拟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
二、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模型
出于研究目的考虑和研究条件所限，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85―2005年的各项统计数据。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来反映世界经济的波动，世界实际GDP增长率的数据来自于《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我国FDI增长率经历了三次明显的高涨期：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以及2001年以后。这三个时期世界实际GDP增长率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下也同时处于下滑之中。而80年代初期（1983―1985年）、90年代初期（1991―1995年）以及最近五年我国GDP增长率则非常之高。与之相反，90年代中后期，FDI流入我国的增长率较低，199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这两个时期世界经济则相对繁荣，我国GDP增长率则处于较低水平，1989、1990年我国GDP增长率只有3.8%和4.1%，1998―2001年则在波动徘徊。样本期内的数据直观显示的结果是，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对许多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发现，系统普遍存在二分岔现象，即系统中某个参数很小的变化会导致整个系统行为的剧烈变化，该参数被称为序参数。客观世界存在许多普适关系，认识了这些关系就可以通过两个问题间的相似性将一个问题的结果用到另一个问题上，这就为借鉴自组织理论模型构建本文研究问题的一般分析框架提供了依据。
增长）由政府的行为这个序参数决定，而FDI作为一般的参数对我国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第一，FDI对发展的影响不平衡，可能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更严重，加剧收入不平等。主要表现为：工资上，使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工资差距加大；生产上，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以满足我国富裕阶层和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区位选择上，投资在沿海富裕城市造成城乡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城乡差距扩大。
第二，从增加就业角度，FDI一般进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无益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
第三，使我国资源无法配置到对社会有益的用途上，进而使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并且形成恶性循环机制。
第四，FDI利用其经济势力影响我国政府制定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例如，过度的保护、税收减免、投资补贴、廉价使用土地等，这样获取相当多的政治、经济特权，使私人利益超过社会利益，使我国最终收益甚至为负，不利于其经济增长。FDI经常利用转移定价手段大量偷税漏税，给我国政府造成严重的税收损失。
第五，FDI企业可能会运用各种手段抑制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从而损害我国的长远经济利益。这些手段包括：抑制我国企业家的成长，运用自身的先进技术、世界范围的联系、广告技巧、关键的支持服务等兼并当地竞争者。
第六，从政治角度，强大的跨国公司会控制国内的资产和工作机会，在各个阶层的政治决策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它们甚至会直接贿赂我国的政府官员，通过政治捐献间接手段颠覆我国正常的政治秩序。
为了更好地验证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利用统计数据，运用一个较为简单的计量模型对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以及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并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以进一步验证它们的相关关系，并大致估测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FDI增长率以及FDI流入增长率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影响。
首先对我国FDI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进行了回归，考虑到FDI国际转移对世界经济波动影响的滞后性，此处选用的数据是滞后一期的世界GDP增长率，回归结果如下：
FDICHN=127.4268-29.2285GDPWORLD
T=（3.7208）（-3.0409）
P值=（0.0017）(0.0074）
R2=0.3523F=9.2472
上面公式中：FDICHN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GDPWORLD表示世界GDP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
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GDPWORLD)的系数能通过T检验(显著性检验)和F检验，并且其P值极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上升1%，我国FDI增长率会减少29%；反之，世界GDP年增长率每下降1%，我国FDI增长率会增加29%，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一结果和前面通过观察数据与是相吻合的。
对我国GDP增长率与FDI增长率进行回归后的结果如下：
GDPCHN=8.4662+0.0451FDICHN
T=（13.8188）（3.7329）
P值=（0.0000）（0.0014）
R2=0.4231F=13.9349
上面公式中GDPCHN表示我国GDP年增长率，FDICHN仍表示我国FDI年增长率，括号内为估计量的T值和P值。回归公式显示，解释变量(FDICHN)的系数通过了T检验和F检验，其P值也很小，表明解释变量系数在99.8%的水平上是显著的。公式结果说明，平均而言，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上升1%，GDP增长率会提高0.045%；反之，我国FDI年增长率每下降1%，GDP增长率会减少0.045%，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这一结果也和前面数据结论相吻合。
三、对FDI相关性模型的分析
相关数据和回归结果都表明：在整个样本期(1984―2006年)内，世界实际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是负相关的，而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是正相关的。其具体表现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FDI增长率越高，我国GDP增长率越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FDI增长率越低，我国GDP增长率越慢。在FDI这一重要经济变量的作用下，我国GDP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同时还看到，尽管在整个样本期内世界经济波动明显，但我国FDI流入的金额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在增长，而我国GDP增长率虽有起伏，但年均增长率在较长时期内仍维持了非常高的水平。上述结果的出现，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
理解世界经济的波动性要注意两点：第一，由于当前发达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在整个世界GDP中占有绝对优势的份额，比如，1992年仅仅美日德三国GDP之和占世界GDP的比重就达到49.4%，因此，世界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所决定的；第二，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波动都是同步的。由于发达国家GDP占有世界GDP的绝对优势份额且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密切，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具有明显的同步性。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市场体系、开放程度、经济实力等原因，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整体波动的同步性并不明显。伴随着世界经济繁荣与衰退不断交替的进行，FDI的国际区域分布就处于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之中。由于世界经济波动主要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影响且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同步，在世界经济波动的过程中，FDI国际分布的动态变化具有以下规律：当世界经济处于繁荣时期，FDI会大量流入发达国家；而当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FDI很大一部分会流出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过程中从发达国家流出的FDI并非规模均匀地流入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只会流入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其原因主要在于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一种稀缺要素，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FDI不可能惠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追求高额利润回报的动机促使FDI只会流入少数发展前景广阔、投资环境优良、能获得高额投资回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一直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少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大量FDI的流入，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创造出新的生产能力，并且会带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配套投资，间接促进我国资本存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FDI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我国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而会极大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而当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会有很大一部分FDI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向发达国家回流，从而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从长期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FDI在发达国家之间流动的同时，发达国家整体经济的持续低迷促使很大一部分FDI从发达国家流出，流入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据统计，整个90年代，非洲吸收的FDI占世界FDI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90年代末甚至跌到了1%以下。而我国吸收外资成绩斐然，特别是1993年后，连续9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FDI的国家，2002年以来，我国吸收FDI更是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源与劳动力成本更低、市场规模更大、经济活力更强、能为FDI带来更高的投资回报，因而我国成为这一时期对FDI最有吸引力的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不仅从数量上推动了我国的资本形成，弥补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资产质量，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FDI的流入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同时，FDI的流入给我国带来了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长期存在的“技术缺口”和“管理缺口”，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了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FDI的大规模流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高速增长，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短期来看，最近2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频繁波动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尽管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样本期间内除1999年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都有所增长，但是FDI年增长率却处于起伏波动的变化之中。我国FDI年增长率的这种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经济的短期波动密切相关。当世界经济步入繁荣时期，我国FDI流入的金额虽然仍在绝对增加，但FDI增长率会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受到抑制甚至出现下滑；当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时期，不仅我国FDI流入的绝对金额在不断增加，而且FDI增长率也会大幅上升，从而推动了我国GDP增长率的提高。
四、我国对FDI的管理建议
将我国FDI作为一重要经济变量，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波动、FDI与我国GDP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FDI流入，并通过FDI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分析显示，世界GDP增长率与我国FDI增长率存在着负相关性，我国FDI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则存在着正相关性。这一结果实际上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的变化以及FDI区位分布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用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波动必然引起FDI空间分布上的变化，影响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根据本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密切跟踪研究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动向。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不仅在短期内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更为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FDI大量流入我国只是世界经济波动引发FDI国际区位分布变化这一机制在历史长河中某一时期的具体体现，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整体上处于低速增长阶段以及我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具有更好投资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从整体上走出萧条步入繁荣，FDI必定会出现回流；而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持续良好并采取了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和更加优惠的吸引FDI的措施，我国的FDI必定会出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分流，从而都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造成冲击。鉴于FDI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必须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波动趋势和FDI区位分布的变化，同时还要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吸引FDI的动向。
2.借鉴拉美和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应该加强对FDI流出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拉美国家、“东亚四小龙”以及东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腾飞与经济高速增长受挫在很大程度上都与FDI区域分布的国际调整有关，而FDI区域分布的调整与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认真总结和吸取。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加强对FDI流出我国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措施的研究，这对避免或减轻FDI大量流出情况发生而给我国经济造成损失是极为必要的。
3.在继续吸引FDI的同时，增强自身资本实力，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从当前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考虑，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不断改善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环境，继续引进FDI使其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上，并加强对FDI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和吸收。同时，从长远考虑，必须努力增强自身的资本实力，加大对本国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减轻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过度依赖。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世界经济波动和FDI国际转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诸多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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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
自从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筹备建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11984.74万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73144.32万亿美元,增加了5.1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6.2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0年的94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1美元,增加了4.7倍。同期,东盟10国的GDP总量由5986.23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1781.48亿美元,增加了2.6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36%,人均GDP由2000年的115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01美元,增加了2.1倍。同期,欧盟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62557.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22001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9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5.72%,人均GDP由2000年的19850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9322美元,仅仅增加了0.98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由2000年的112051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79267亿美元,仅仅增加了0.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3.99%,人均GDP由2000年的21412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55,仅仅增加了0.7倍[1]。
2中国和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影响实证研究
2.1样本数据选取本文采用GDP总量、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三个方面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模型中,用CGDP代表中国GDP、CRGDP代表中国GDP增长率、CPGDP代表中国人均GDP,AGDP代表东盟GDP、ARGDP代表东盟GDP增长率、APGDP代表东盟人均GDP,WGDP代表世界GDP总量、WRGDP代表世界GDP增长率、WPGDP代表世界人均GDP。2.2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相关分析是对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的分析,考察中国、东盟和世界经济的协动性的强弱[1]。从相关分析来看[2~5],自200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逐渐增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性强,其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一致。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东盟以及世界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了经济增长率呈现下滑的趋势。但中国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快速下滑。2000~2011年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88和0.892(图1),比较分析说明东盟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高,经济开放程度较高。2.3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协整关系2000~2011年,根据Eviews中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GDP增长率是世界GDP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着性检验区间获得通过,而东盟则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东盟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正向关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表1)。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的关系的统计描述。协整关系是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根据中国、东盟和世界的ADF检验如下。中国、东盟GDP增长率与世界GDP增长率,由WRGDP对CRGDP、ARGDP作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如下。模型公式表明,中国GDP增长率增长变动0.01,则世界GDP增长同方向变动0.4348;而东盟的GDP增长率变动0.01,世界GDP增长率变动0.9337。东盟的经济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经济的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4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0~2011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均呈现快速增长,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呈逐年增长趋势,中国由2000年的0.35%增加到2011年的1.2%,东盟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化不大。中国和东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受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都略有下降(表2)。
3FDI对中国和东盟经济的影响
图2和图3显示,中国和东盟对自身信息冲击具有正向反应,并且有逐渐加强的趋势。中国GDP对FDI的信息冲击,在第一年没有变化,而在第二年出现负向反应,随后一直为正向效应,且逐年加大。东盟对于自身的信息冲击一直为正向效应,总体呈逐年减少趋势。在中国和东盟,FDI对来自其自身及GDP的信息冲击都即刻做出正向反应,这表明经济的增长与FDI的流入密切相关。VAR模型方差分解显示,如图4和图5,中国GDP对来自自身和FDI的影响逐年减少,趋于稳定趋势,到2011年,仅仅只有40%的变化来自自身因素分解解释,来自FDI因素分解解释的达到60%。同时期,东盟的GDP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自身因素,达到了90%以上,而对来自FDI因素的影响虽然逐年在增加,但仅仅只有10%以下的变化来自FDI的分解解释。对于FDI,中国的FDI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达到60%,剩余的由GDP分解解释。东盟的FDI来自GDP因素的分解解释达到90%以上,其他的来自自身的分解解释。由此得出如下结论:①在中国,FDI的流入重要是靠自身的因素,GDP因素的影响弱于来自FDI自身因素;②在东盟,GDP对于FDI流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FDI自身因素影响很小。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篇3
关键词：全球化反全球化
第一章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及主要表现
1.1经济全球化的内涵
最早是由t•莱维于1985年提出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的，但目前尚无权威统一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全球化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国内一些学者、国外一些有名望的西方学者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类“权威机构”都有不同的看法。
李长久（1997）和陈宝森（1996）等学者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全球化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配置，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包括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扩大、跨国投资的增加、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信息交流日趋快捷和方便、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等等，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是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和空前大发展。俞可平（1998）等学者从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和可能导致的后果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一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融合，并最终向无国界方向转变的一种过程和现实。
法国学者雅克.阿达、里斯本小组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ostry（1997）认为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全球化”一词，在很多人看来，说的是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kennedy（1993）认为全球化发展涉及“主体和客体”两者的流动，即货币、服务、货物、人员的流动和跨国组织的产生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通信技术和媒体扩展正在逐步消除边界的限制，由于移动人口更多地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全球力量的影响使生产地点变得无关紧要，而这一切推动着一个全球秩序的建立。
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过一次题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联合国直属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跨国公司中心等，也有来自联合国体系内各个专门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等，还有来自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独立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可见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文件中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反映了国际上的共识。这个定义可概括如下：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超国家范式相距还很远，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报告接着又列述了促进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关贸总协定8个回合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一系列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惊人的发展。
世贸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它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这是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造成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正如英国全球经济问题专家阿兰•鲁格曼所言，目前“全球化”一词已经被滥用，全球化的概念让人难以有过明确的认识，不过就笔者所阅读的文献认为全球化狭义的说是经济的全球化，即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品、服务和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信息等）的流动更加自由和充分，全球范围那的国际经济联系和合作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全球经济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广义而言，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触及我们每个人，每个地方的概念，包括我们个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也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它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并且瞬息万变，它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一个范畴，一个概念。全球化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全球各种力量融合的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的错综复杂的动态复合系统。本文所阐述的全球化概念指狭义的全球化概念。
1.2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分析
经济全球化可最早溯源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这段时期的地理大发现，极大促进了西欧经济的发展，欧洲殖民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虽然此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基本处于手工劳动阶段，但是，这种掠夺性的殖民扩张，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初步具有了世界性的特点，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手工业生产逐渐转
变为大机器工业生产，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努力开拓世界市场，更多的国家和民族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迅猛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迅猛，各国间的交往更加密切，自由化程度提高，经济全球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这一进程被后来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所打断。
本文主要就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获得的迅猛发展，进行简单归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化技术基础
科技进步为全球化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科技革命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和动力，历史上历次科技革命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世界的融合。20世纪50年代以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使科技日益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先导，成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科技知识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运用，劳动者的智能和技能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各国经济以此为基础紧密相联，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同时，新科技革命使得科技成果积累的速度大大加快，新材料、新产品不断涌现，大量高技术产业不断产生，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新的产业布局开始形成。以信息技术和产业为主导，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部门蓬勃兴起并迅速发展，快速取代了传统产业而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部门推进的重要动力源。成为经济全球化加速此外，新科技革命使整个世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在高新技术领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全面领先，必须进行相互配合与协作，才能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生产试论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对策与销售。这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大大增强，经济发展开始跨越国界，形成全球经济。另外，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极大发展，大大地突破了民族、国家地区的地理、心理和制度障碍，使整个世界经济通过网络连接成为一体，信息传播速度大大提高，大量信息在短时间里即可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正在形成，整个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同时，现代化的交通运输网络的初步形成，加速了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这些为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
（2）全球化的经济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的强势地位不断增强，跨国公司的突飞发展，国际经济组织的不断完善为经济全球化奠定的坚实的经济基础。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首选。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40多年的冷战格局最终结束。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上走上缓和。各国纷纷把发展经济列为首要目标，普遍扩大了对外开放，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在经济理论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他们认为市场是经济运行最根本的机制，鼓吹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及自由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推动了各国、各地区经济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融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先后走上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轨道，改行自由市场经济，并积极致力于融入西方经济体系。中国在长期的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的不足和弊端，自1978年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全面的经济改革，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西方国家交往，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努力实现同世界经济的接轨，目前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了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市场经济。这一切都说明，市场经济体制己成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层次国家的共同选择，市场经济己基本实现了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就谈不上经济全球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绝对优势地位，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增强，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次力量不断壮大的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跨国公司是以本国作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和子公司，从事国际化生产和经营的企业。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灵活的经营战略，以全球为工厂，以它所在的各个国家为车间，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球范围内的流通，通过自己广泛的经营活动，实现了商品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全促进了生产在国家间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密切联系在一起，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主要推动力量和主要载体。把世界各国经济紧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及运输工具和通讯方式的革命性创新，使跨国公司的发展极为迅速。首先，跨国公司的数量不断增加。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试论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对策数字，截止到2002年全球约有6.5万家跨国公司，在全球大约有85万家子公司。2001年这些跨国公司设在国外的分支机构雇员约有5400万，而1990年仅有2400万;2001年销售额19万亿美元，是2001年世界出口额的2倍以上，而在1990年这两个数字大致相等;跨国公司的国外分支机构目前分别占全球gdp的1/10和全球出口的1/3。此外，如果考虑到全世界范围与非产权关系有关的跨国公司活动(如国际分包、特许经营、合同制造商等)，跨国公司在这些全球性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甚至还要大。其次，跨国公司的规模迅速膨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营战略，纷纷推行强强联合，建立战略联9，兼并风潮迭起，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1996年全球企业兼并交易额达，1400万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了32.56%，其中跨国兼并、合并交易额为27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了30%。到2001年，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全球跨国并购总额较2000年下降了一半，但仍然达到了5940亿关元。再次，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有关资料显示，1945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00亿美元左右，1990年为1.7万亿美元，1995年为2.2万亿美元，到2001年达到6.6万亿美元.目前，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其投资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初级产品的行业;20世纪50到60年代主要投向制造业和资源开发: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第三产业成为投资重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服务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全球社会化大生产达到新的阶段，国际技术、人才以及文化交流达到新的水平，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最后国际经济组织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组织保障。二战结束以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的国际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品、资本、劳动进入国际交流，各国的国际分工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联系要求突破原有的国家间的障碍，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这就要求有超脱于国家之外的国际经济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战后，国际经济组织作用日益明显，国际经济协作不断加强。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中，世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世界性经济组织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大，而且还表现出进一步增强的趋势。1993年，关贸总协定的最后一轮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各缔约方以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对部分民族经济主权实施让渡，并成立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世贸组织所制定的关于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制度和规则，成为规范全球经济运行，创造自由公平竟争环境和统一制度和规则.作为世界金融领域的重要国际组织，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也在国际金融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imf为泰国、印尼、韩国筹措了数以百亿美元的贷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的蔓延。这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成立使得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运行有了统一的规则，对成员国的经贸活动和经济行为起着协调和规范作用，这些都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着制度保障作用。
1.3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为基础的没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化也就没有生产要素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二战后相继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也只是上世纪末的事。正如199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联合国日致辞中说的：“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宣告了“两个平行市场”时代的结束。市场经济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和确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从计划经济或混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使得世界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的人口由25％一下子骤增到90％以上，世界市场得到统一。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不同制度和不同层次国家的共同体制，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无所不包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第二，贸易的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全球性贸易是首当其冲的。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1950年世界商品贸易额仅为610亿美元，到1970和1990年则分别为3120亿美元和31870亿美元。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增长趋势更加明显。1998年，全球商品贸易额达到54148亿美元，服务贸易额达到13263亿美元，创下了国际贸易总额为67411亿美元的新纪录。1997～2000年的4年之间，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为6％，而同期的世界gdp平均增长率仅为3.3％，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增长又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正如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于1996年5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发表讲话时说的“经济全球化是被贸易发展推着走的一列高速火车”。在贸易量迅速增大的同时，贸易结构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过去那种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料，经济落后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的状况正在改变。1963～1985年间，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占世界工业品出口比重由83.2％下降到78.8％，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出口所占份额则由4.3％上升到12.4％。此外，国际贸易的种类、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它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还包括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劳务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的领域在迅速发展。
第三，生产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也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际分工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从广度上讲，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和地区已遍及全球；从深度上讲，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已由过去单一的垂直型分工发展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多种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另外，国际分工的形态也呈现出多样化，不仅有生产资源型分工，而且生产工序型和零部件生产专业化型分工日益增多。其次，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深层上的通过投资设厂，在生产领域里、在生产过程中把各国经济联系起来的方式。196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仅680亿美元。到1996年，国际直接投资额发展到32330亿美元。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在各项国际经济指标中是最高的。如90年代的前7年中，国际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11.8％，而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率和世界gdp的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7.7％和3.7％，远不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迅速扩大，成为贸易之外联系世界各国经济的另一重要纽带。
第四，企业的全球化信奉全球化战略的跨国公司既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促成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跨国公司的数量已从90年代初的3.7万家增加到1997年的5.3万家，跨国公司在境外设立的分支机构已从24万家增加到45万家，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到7000多万人，其销售额已突破9.5万亿美元。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直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其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3，内部贸易量占世界贸易的1／3，以及国际技术转让的80％和国外直接投资的70％，均为跨国公司所拥有。跨国公司大大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商品和资本在全球的流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在国家间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全球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的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竞争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兼并的浪潮成为世界经济一道突出的风景线，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规模大，二是兼并数量多，涉及金额巨大。这种企业的兼并浪潮，在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第五，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金融进一步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电子技术和通信手段的飞速发展，尤其是随着各国对资本流动管制的解除和“电子货币”（信用卡）的流行，货币的国际交换和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使经济信息资源在全球迅速、准确地传递，这大大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据统计，目前世界各类资本市场的总规模达35万亿美元，跨国资金流动为7.6万亿美元，全球外汇市场日交易额1.5万亿美元，远高于同时期世界各国银行外汇储备的总额。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信用卡，进一步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
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加速发展，信息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信息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已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支柱产业。信息化对经济的影响，可以从1997年4月美国政府公布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theemergingdigitaleconomy）报告中得到启发。报告中提到截止1997年底，美国和加拿大参与在线购物人数从6个月前的470万人增加到1000万人，到2002年，电子商务将达到3000亿美元的规模，世界信息产业的产值将超过1万亿美元。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也改变了传统制造业、商业、金融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这一切使全球经济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
第六，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和国际经济组织日益健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加快。在欧洲，到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实现了在区内实行商品、劳动、资本、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并于1999年1月1日起发行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在亚洲，东盟已由原来6国扩大为9国，并决定在2003年之前，使全部商品贸易的关税率降至5％以内，从而建立起“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从产业角度来看，一体化组织成员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使跨区域的产业转移加快；从贸易角度来看，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在一定范围内对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抑制，有利于削弱不公平贸易；从金融角度来看，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能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从而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作为协调和监督世界经济运行的国际性组织，其权威性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以上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六个方面的特征，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经济生活的全面概括。它们对现实的经济运行既有着各自不同的影响，发挥着独立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共同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
第二章反全球化的兴起极其时代特色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反全球化”运动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它本身也发展成为一种全球化运动。当前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并未解决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它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一国内和各国间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它兴起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依附理论、比较优势陷阱理论和民族主义理论；它的力量构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某些民族国家，另一类是各种各样对全球化效应严重不满的“反全球化力量”。
2.1反全球化的概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反全球化”的各种力量也在孳生、汇聚、增强，成为一种蓬勃发展的世界现象。从1999年11月30日的wto西雅图会议到2001年的魁北克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哥德堡欧盟峰会和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的“反全球化”游行示威活动，再到2002年12月份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规模空前的百万人“反全球化”大游行，无一不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面对这种现象，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言必称全球化的社会里，是什么力量使“反全球化”运动能够成功地动员如此多群众，将许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色彩乃至不同利益追求的群体集于“反全球化”旗帜之下呢？“反全球化”运动所要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它的行为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它将来的发展趋势又是怎样？这一系列问题对于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反全球化”一词何时出现，现在无从考证，也许是西方主流媒体一种带有偏见的发明，具有相当的讥讽之意，因为它们把那些多少质疑、甚至反对“正统的”全球化意识形态与推动全球化的政策的行为都无端地描绘为反全球化。
但这样界定“反全球化”不是完全准确的。理解“反全球化”的视角很多，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等不同角度去分析，其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无论从哪方面出发，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反全球化”并不是要反对全球化这种趋势，不要全球化，转而寻求传统的发展道路。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选择，是任何反对力量都无法逆转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是人为反对所阻止不了的。况且从本质上讲，“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种全球化的结果，因为它的成员来自世界不同地方、不同行业、不同组织，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如交通、信息传递等，这些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来的。因此说，离开了全球
化，“反全球化”也就不复存在。
2.2反全球化的力量力量来源
自从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后,就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观点和意见虽然一直存在,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还没有演变成有组织性、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这之前,批评甚至批判全球化的观点和意见主要见诸报刊、杂志和书籍,在学界和政界流传e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目前这样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国内外并无定说。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反全球化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国际性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并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让人感到惊诧的是,全球化的中心与动力源自西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中心与动力也源自西方发达国家。
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成分庞杂，从参与者的个人成分看,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反对现存国际秩序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如抵制新经济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左翼力量,担心全球化将导致资本统治的民主派；二是对经济全球化持极端看法的人,如某些要求恢复孤立主义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极端分子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三是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e四是环保主义者，性平等者、人权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从总体上看,人权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性平等者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运动的参与者主要是三部分人：一是在全球化潮流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和群体；二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以及对国际经济组织行动准则不满的人；三是对现存制度和秩序不满的人。目前参与运动的组织主要有以下几类：（1）工会组织，其中“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联合会”（aflcio）由1300多万名工人组成"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地方有广泛的影响!它从多方面参与了在美国和世界许多地区进行的反全球化运动。（2）反对国际会议与国际机构的组织。其中“全球行动”（globeaction）提出要打破旧世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健康的崭新社会，它曾号召人们站出来反对在西雅图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热那亚社会论坛（genoasocialforum）则认为“当今的社会极不公正，国际组织正面临社会正义、团结、公正、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该论坛的宗旨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通过参加国际合作、环境保护、发展多种族社团等活动来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而创建于1993年目前美国惟一全力关注全球化问题的组织“全球贸易观察”(globetradewatch)的主要目标是：反对世贸组织，揭露《国际投资规则》带来的危害，推进全球化的公共利益政策。（3）环保组织，这是反全球化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塞拉俱乐部”（sierraclub）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是世界著名的国际环保组织，其宗旨除排除污染外，还追求一个无核的世界。（4）人权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代表第三世界的组织等其他组织。上述各种组织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和群体的利益，它们并不都代表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势群体”，但在反对全球化的旗帜下它们集合起来，找到了某种利益的结合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0年4月发表《千年报告该报告》的第一部分重点谈及全球化问题。他认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张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人们日益焦虑的是"文化完整性和国家主权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2.3反全球化的深层原因
福布斯集团董事会主席温伯格认为目前反全球化的呼声更大程度上是表明一种态度，认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绝对不能在全球泛滥，反全球化的人只是在反对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进行问题思考的人。
当前的反全球化，已经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并未解决全球化产生的问题，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两大势力还没有交集，而且两者的对立在升高。全球化的主张者没有也不会根本改变其必然性逻辑，而反全球化者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逻辑，双方对立将继续，因此，预料反全球化现象还要深入发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类似西雅图或者布拉格那样的激进街头暴力抗议可能要降温，反全球化力量在重新思考他们的策略与手段，以使抗议取得真正的效果。
由反全球化现象引发的一些思考当今世界经济表面上“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与危机不是只有反全球化力量才看得到的。在曼谷联合国贸发会议上，联合国对全球化作了第一次全面的反省。2000年6月底，日内瓦联合国特别大会指出了贫困与不安全问题正在上升，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5年前的10亿增加到现在的12亿，除亚洲外的所有第三世界的贫困率与收入不平等都在增加。工业化国家与30多个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4倍，世界上三个最富有的人的财富超过60个穷国国民生产总值之和。22在布拉格抗议示威时，imf与世界银行官员极力显示他们对第三世界问题的同情，对抗议者指出的问题并没有异议，会上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财政部长，特别是来自西方七国的，对遏制全球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势头忧心忡忡。虽然草草收场，但布拉格会议谈论最多的是金融危机刚爆发时许多反全球化人士要求的对全球经济的监管、调节与透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对石油价格上扬的深刻担心（但对降低石油税没有松口）。
反全球化是对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流行的至今仍占上风的“历史终结”（theendofhistory）、“美国胜利”（theustriumphalism）的莫大嘲讽。1990年代欧美各国“中左翼”政治势力上台走“第三条道路”，表面上是对1970年代末开始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一种矫正，以确立面向21世纪的新政治，但实际上“第三条道路”的出发点仍然是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其所代表选民与跨国公司的利益，其政策选择，既最大可能地以“市场”的名义所推动的自由贸易，要求劳工与中产阶级为“竞争力”作出最大的让步，压迫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地放松管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不过，虽然做的不好，但欧美“中左翼”毕竟认识到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必然导致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所以才提出协调新劳资、国资的矛盾的“第三条道路”。新的世界矛盾正在这种反全球化运动中孕育。新的全球矛盾不是别的，仍然是穷者与富者的对立。但它新的各种形式，诸如社会抗议、贸易争端、民族冲突、宗教对立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未来世界的危险性是公司（资本）的统治、技术的统治与少数集团、少数国家统治，即全球民主赤字下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withoutglobaldemocracy）。因而新的世界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反全球化的去全球化在说明与预示这一点。我认为，未来世界不是没有冲突与战争，而是将面对新形式的冲突与战争，包括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环境问题与全球化的关系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最近10年加速的全球环境恶化（包括自然资源枯竭）却正好与加速的全球化一致，因此非常值得研究全球化与全球环境变化的关系。如果全球化最后导致的是全球大多数人们没有得到利益，甚而失去家园、失去基本生存保障，那么全球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全球化使得民族认同与民族主义问题空前突出，许多国内冲突（暴力与非暴力的）与民族（文化）认同关系极大。与150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们关注与强调的是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世界现实是：不是工人无祖国，23而是跨国公司与那些不愿意打领带的精英阶层（menwhodon’twearties）则无祖国；那些无法在全球经济中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更需要民族认同与民族国家。多元文化、认同、文明如何与单一经济共存是世界性挑战。
“全球化要具有人性面”，这是目前世界的共同呼吁，但全球化的人性面不是靠联合国呼吁就能产生的，目前制约全球化黑暗面的只有这微弱的“反全球化”力量，这可能迫使政府与公司不得不增加全球化的人性面，特别是善待全球化中的少数者（minorities）问题。所谓少数者，指那些在全球化中最没有竞争力的、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边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与民族（族群、部落）、被排斥的人群、试图保护自己的特性不受影响的团体与个体等等。
第三章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关系
3.1反全球化为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1）反全球化不会阻碍全球化这一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趋势。全
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可抗拒的趋势。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历史的进步。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实际上，反全球化本身也是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大多数“反全球化”势力也都不反对全球化本身，而只是反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
（2）反全球化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辩证地看待全球化，正视全球化带来的
负面影响。在西方国家占有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着许多弊端以及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反全球化揭露了“全球化时代”存在的严重问题，积极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促使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不得不正视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尖锐问题，努力促进国际协调管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近年来在各种国际会议中，都认为反全球化不会阻碍全球化这一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趋势。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不可抗拒的趋势。全球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地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这是历史的进步。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实际上，反全球化本身也是全球化这一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大多数“反全球化”势力也都不反对全球化本身，而只是反对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
（3）反对全球化提醒我们，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美国学者罗伯特•塞缪尔逊承认：“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承认：“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英国《卫报》发表的题为《全球化的受害者》的文章承认：西方国家利用全球化推行“新殖民主义”。甚至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995年7月6日就发表文章承认存在“美国的新帝国主义”。
人们都还记得，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压力下，泰国过早地、过度地开放金融市场，撤掉了所有自我保护的屏障，结果导致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泰国金融危机很快发展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接着发展成为亚洲金融危机，还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这个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正是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对全球化的认识，使几年前曾片面地热中于全球化的人们现在也转向于冷静地全面地看待全球化。我们可以通过全世界的反全球化浪潮，可以谨慎对待全球化。认识到全球化的利弊。
3.2反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延伸
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其影响与规模已经构成另一种全球化。我们看到的反全球化只是围绕着国际经济会议展开的抗议行动，其实反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很多。总体上看，反全球化者的动机多样、言论不一，有的甚至诉诸非理性和极端暴力的手段。但反全球化是全球化触角的延伸的最好证明。
反全球化是让全球化的脚步走向更加公平、公正、自由的方向。反全球化浪潮更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呐喊。应该让大多数人民真正参与全球化，只有广大人民对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有了切身感受，全球化才能获得真正的动力源。就是说，全球化才会有可持续性。
不能听任全球化进程只受市场力量支配，而必须有驾御全球化的相应制度安排，否则全球化的社会成本太高，将在根本上制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要形成三级国际制度。在国内，各国首先要加强适应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在国际，现存国际经济组织要加速机构改革，对各国政府与人民更加负责，增加机构与工作的透明度并接受全球各地公众的监督。地区是沟通全球与国家的中间环节，有关国家应在地区一级积极探讨多边合作、地区一体化的模式，争取使类似欧洲、东亚这样的地区在全球化的制度结构中扮演更大角色。
从长远看，当前反全球化运动提供的最深刻教训应该是：世界各国应尽快探索“全球治理”之道。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为了一个更均衡的、可持续性的全球化，民主、公正与合理的全球治理是非常必要而紧迫的。因为全球治理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各国之间达成一些能付诸实施的全球化问题框架非常困难（如同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谈判一样）。
只要我们客观正确的对待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必将成为全球化的发展的一块最好的磨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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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1篇4
前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简要回顾
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尽管此后长波理论各学派对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作用有不同的观点，但从18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四次经济长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次经济长波上升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795至1825年。在此次上升期中，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纺织业增长最快，成为当时最为成熟的产业。由于生产力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二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至1873年。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钢铁制造业的比重大幅攀升，成为推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产业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次上升期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其经济实力接近并超过英国，世界经济重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不仅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的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垄断财团成为当时企业主要的组织形式，垄断财团的出现标志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国最早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转移，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进入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品向“高、精、尖”和“轻、小、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国家垄断时，世界经济重心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上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根据此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点，适时地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尽管在历次经济长波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上升期的起点不尽相同，但那些在经济长波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适时地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那些对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的国家，才能抓住技术国际移转、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加快本国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经济长波中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利用经济长波中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正逐步形成
尽管学术界对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终点和第五次经济长波起点的时间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第一，从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苏东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20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20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但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逐渐好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起始时期。
第二，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改变，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技术创新，导致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日益加快，与之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跨国垄断集团成为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形式。跨国垄断集团的产生使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基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霸权”，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全球为资源、生产和销售地点，进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从而推动长达近120个月的“新经济”增长，引发了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壁垒不断撤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完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的健全为经济长波的国际传递，特别是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机遇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
第四，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和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已初现端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为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又有所恢复，增长率达到2.8%，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3.8%，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到4.1%，世界银行认为2004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可望达到3.2%，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在逐步形成。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21世纪头20年既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技术国际转移的加速，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布局将会重新调整，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一，为我国引进技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机遇。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处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技术首先在一国发明和应用，但随着技术产业化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这些技术逐步通过国际技术贸易或国际投资转移到其他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技术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成熟而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行业的高利润就会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对我国国内企业利用本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契机。
第三，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示范作用。在历次经济长波中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抓住上升期所提供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在生产关系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保持新生产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这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组织（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第四，为我国进一步利用经济长波上升期所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而带来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就进入了经济持续高涨时期，尤其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中“中国因素”凸现，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随着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出现，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我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发挥区位优势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社会全面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我国面临的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首先，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技术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特别是把国外技术引进与我国生产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我国新兴生产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同时，积极推进我国现有产业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要把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战略性调整与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成果来改造和提升我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篇5
多极时代来了
确认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向世界经济注入1.1万亿美元，大力规范金融业，重建信任，重启多哈回合谈判，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失业，发展绿色经济……这是G20伦敦峰会所取得的显性成果，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有主流媒体甚至用“非同凡响”来予以褒扬。但更富意义的，也许还是世界格局的变化：我们迎来了多极时代。正如英国首相布朗所言，世界新秩序正在显现。
显然，一枝独秀的美国目前已是独木难支。世界，将演变为由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为均衡支撑的多极时代。而在世界经济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后，G20已经成为各方表述利益诉求的新平台。事实上，在此次G20伦敦峰会上，已经清晰浮现这种多极的板块效应，并各自提出了鲜明的主张。
单极时代的主角――美国提出的是“救”字为先，主张“各国政府加大财政投资刺激经济复苏”的优先解决方案；以德、法两国为代表欧洲国家，提出的则是“改”字为先，主张“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出台严格监管措施”的优先解决方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提出的是“争”字为先，主张“加大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发言权”的优先解决方案。三极势力，三种方案，三样诉求。
多极时代显然更具平衡性。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希望世界更加公平和安全，俄罗斯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领域的独断专行，世界不应由一个国家来掌管。”毋庸讳言，多极时代一定会在初期表现出某种“众口难调”的现象，一个时代的过渡，绝不会波澜不惊。当磨合期顺利完成，多极时代必然可以给世界呈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G20伦敦峰会上，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发表自己的独立主张，成为最大亮点。这表明当今世界正在出现更加多元、广泛和公正的局面，体现了全球经济力量的最新变动。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篇6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饥荒。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篇7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力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无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动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问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对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无疑将给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因经济全球化而迅速推进的国际金融（包括国际货币体制与国际投资规则等）和国际贸易制度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总统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乙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困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通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人“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问。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以及潜在的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干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L，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四）
由于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一个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是否需要根本改变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
应当承认，近十年来，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之机，在世界上反复运用软、硬权力，大力构筑全球安全体系，强化在西方的领导地位，极力维护其霸权地位，科索沃战争的发动就是其典型的表现。
以历史和战略的视野审视现在和未来，多极格局虽未形成，多极化趋势却是历史大趋势。美国的战略构想与行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单极霸权是与世界发展所要求的多无化。多极化格局格格不入的。世界经济已经三极化，美国与欧、日的贸易战频发，欧、日要同美国分享权力，享受平等地位，美国经济也不可能永久持续高涨。我们决不能被美国的强势所迷惑。和平与发展确实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格局发展趋势业已到了紧要时刻，但是，美国霸权的一时之得势，并不能改变世界大势。科索沃战争并不表明“冷战后多极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战略判断有误或己经需要改变。它只说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是一个复杂与曲折的进程，多极化格局的最终形成将是漫长的，单极的强烈反弹正说明多极化是历史大趋势。世界大势仍然是一个主题：和平与发展，两个趋势：经济全球化与多极化。
对美国战略的内涵及其推行的客观可能性必须作出切实的评价。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力图在冷战后尤其是21世纪建立单极霸权，但是，美国建立霸权的主要途径并不是准备打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而是运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先发优势和制度化主导优势，确立经济霸权，进而推进军事、政治和文化霸权，其中包括主要对中小国家进行信息化的高科技战争，来达到霸权的目标。为此，美国必然抗衡多极化，尽力推迟多极化。可是，美国的雄心与实力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美国的霸权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构成了另一对难以解开的矛盾。布热津斯基说得十分透彻，美国因缺乏公认的合法性而成不了世界警察，因缺乏偿债能力而成不了世界银行家，因自身不清白而成不了全球道德家。他在《大棋局》一书中声称，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美国不仅是第一个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到2022年美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可能降至1一15％，而欧洲、中固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同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象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他指出，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间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闰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此外，全球化对美国社会凝聚力既有促进作用也有减弱作用。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廉价商品、投资、及跨国犯罪，使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和世界化，更加崇尚享乐主义，更加腐败堕落，难以激发为高代价、高风险的世界霸权所必须的国内政治共识，在信息化时代，任何国际干预造成的低水平伤亡，都会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对。美国在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全球战略力量时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在科索沃危机中要绕过联合国并使用武力，也可以说明美国左右联合国和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美国为了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为了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在其全球战略的设讨中，着力调整同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重点搞好与欧、日、中、俄的关系，承认它们的力量和作用，借重它们。这样，责任和权利的新分配就能应对多极化趋势，美国不仅能把欧日稳定在其战略体系之内，而且能把中俄吸引进广泛的国际机制之中，从容面对极有可能出现的“一代人”之后的尴尬局面：美国必须把自己的“主导地位”移交给共同承担政治责任的全球多极体系核心。因此，目前或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形成主要世界大国或集团间的完全敌对关系，换言之，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基本条件。大国关系调整的客观后果之一是促进多极化发展趋势。总之，就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内涵和作用而言，优势中有困难，霸权中有合作，单极中有多极。
冷战后，欧盟大国几度想独自解决欧洲的热点问题，力有未逮，最终由美国出面收拾局面。这充分说明，欧盟大国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两者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欧洲从实际出发，采取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的形式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不是为美国战略效力的，它们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略高于美国，它们的跨世纪战略是，推动欧盟不断扩大，确立欧盟东扩机制，在欧洲地区机制中增强自己的发言权，把以法德为主体的防务组织西欧联盟并进欧盟，加强欧洲军事联盟的力量，建成欧盟独立的防务体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使欧洲在北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逐步掌握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实现“大欧洲”的计划，同时深化欧盟的一体化，通过发行欧元，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等，与美国争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领导权，在强化自重力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在国际上以“极化”战略来寻求建立大国间的均衡关系，把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提高到欧美、欧加（拿大）、欧俄、欧日关系的水平，使欧中关系从美苏两极关系的派生性关系走向独立性关系，逐渐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真正的世界一极。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重新出现在欧洲中心地区，也使多极化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明确无误地显现出来。在1999年8月召开的法国第七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希拉克总统在反思科索沃战争时，继续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他指出，只有在欧洲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实体后，才能建立起多极世界的体系。在这方面，欧元已经使欧洲跨出了“决定性一步”，而当务之急是开始欧洲建设的“第二大工程”——欧洲的共同防务，以便“共同在安全和外交方面分担责任”。他同时表示，“法国不接受一个地区性组织把自己当作一个‘参战联盟’，到处出面，包揽一切”，而所谓“世界宪兵”的角色，只能由联合国和安理会“授予”。〈世界报〉在报道希拉克讲话时用了这样的大标题：“希拉克勾勒法国抵制‘单极世界’的主线”。
1996年以来，日美关系重新定位，通过了两国防卫合作新指针，日本乘机把防卫范围扩大到“周边地区”，一再声称有权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断提升武器装备，它们拥有的侦察卫星、空中加油机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已经远远超出最低限度的自卫需求。日本向海外派兵以及启动和平宪法的修改表明，“放弃战争”、“不保持军事力量”、“专守防卫”和“不承认集体自卫权”等原则将发生重大变动，再加上努力作出“国际贡献”，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种种迹象说明，日本正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力求成为政治大国。在未来5全10年内，日本走出经济低迷状态，就会加速向世界大国冲刺。
俄罗斯虽然在经济上已跌至谷底，仍不放弃“大国复兴”的雄心，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不断进逼中，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灵活多变的策略周旋于大国之间，以推进多极化和利用欧美间的缝隙，来寻求俄罗斯作为大国的生存空间。目前，俄罗斯仍旧是一个军事和文化大国，仍保有重大的政治影响，以历史的眼光观之，它具有大国意识和大国资源，有良好的教育与科技基础，一旦政治稳定、经济理顺之后，假以时日便能重振大国雄风。英国国际经济问题资深专栏作家哈米什喳克雷断言，“俄罗斯经济起飞的人力、物质和组织资源已万事俱备，因此，在今后25年内的某一时刻，这些资源将保证起飞成功。合理的猜测只能是，在2010年和2022年期间，俄罗斯将再次成为经济大国。无论现在和将来俄罗斯都是积极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家。1999年8月31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强凋，国际社会在进人则世纪之际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多极世界。他指出，建立巩固的多极世界是人类应对前途作出的战略选择。多极世界应以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同时考虑到全球所有国家的利益。他同时指出，俄罗斯在这一领域已提山一些重要倡议，目的是在民主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加强全球稳定和安全，提高联合国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处在改革开放和加速发展中的大网，全世界对于它将成为世界大国并无异议，只是对所需时间的估计有所不同。中国坚持国家根本利益，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坚持自己的既定战略，在国际上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反对霸权，广结善缘，在发展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是最坚定地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国家。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当时正处在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英国）或即将完成（法德美等）的重要历史时期。《宣言》对共产主义必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言至今仍指引着我们努力奋斗。其中关于世界经济及其发展前景的判断和预言，例如，“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已被挖掉；以往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1)等等，越来越被历史进程所证实。在国际分工更加细化、各国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经济全球化广泛推进的今天，我们重温《宣言》，无不为其“透彻鲜明的笔调”（列宁语）和天才的科学预见所震撼。正如《宣言》发表25年后作者在其《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2)但是，《序言》随后也明确指出，由于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由于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3)此后，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不断出现新发展、遇到新问题、面临新形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之出现了新的发展和新的理论突破。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于历史性巨变当中，时代在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突破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新发展。有鉴于此，很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这将使我们在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新的理论信心和实践勇气。二、物换星移，十大变化
《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世界经济历经150年风雨，变化之多，难以尽言。仅就对世界足以产生全局性影响的变化而言，有以下十个方面。
1、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人类历史进入一个以国际分工为基础、以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为纽带的新时期，这也是今日经济全球化的发端。
在工业革命之前虽然也有国际贸易活动，如东西方贸易、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但其性质仅仅是互通有无或自然分工，并非源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这时的国际贸易还没有构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国际分工是由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创的。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4）资本主义的先驱英国于19世纪30年代、法德美于五六十年代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人类历史进入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新时期。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由于国际分工的出现和发展，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形成了囊括全球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如果说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标志着人类全球整体历史观的开端，那末国际分工的出现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拥有一个各个部分有着内在联系、具有整体意义的全球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市场分工体系即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制度成就之一。至今，我们仍然处在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历史时期，仍然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分工使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从过去的人为性和随意性变成了客观和必然。国际分工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生命线，把各国再生产过程紧密而有序地整合在了一起。此外，国际分工使本属国内的某些问题如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强化了国际分工。例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今天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新的粘合剂与动力源。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细化，不断出现新形式的过程。工业革命开始把以往仅限于一国之内的城乡对立与分离扩散到境外。欧美国家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进一步加深了世界范围内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与对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被瓜分完毕后，这种国际分工格局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上。至二次大战前，世界经济体系一直维持着“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分工格局。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次大战后，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逐步削弱，以世界工业分工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分工日益加强和普遍化，其主要表现是：工业国家，包括经济结构、技术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发展迅速；同一工业部门内部的国际分工越来越多地被各国采用；同一产品不同工艺的国际分工广为盛行并日益细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失去传统色彩，更多的是复杂加工与简单加工、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与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工序（及零部件）与劳动密集型工序（及零部件）之间的分工，等等。20世纪90年代，在上述分工格局深入发展的同时，在高层次又出现了部门之间的分工，这就是知识产业与普通产业之间的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形式的多样化和日益深化、细化，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1820年出口还仅仅占世界产量的1％，1973年升至11·2％，而1992年已高达13·5％。(5)这表明，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十大变化
跨国公司把许多国家纳入同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当中，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分工日益具有重要意义，而国与国之间的分工越来越不清晰，出现了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局面。制造业越来越被跨国组装业所取代，“无国籍”产品充斥世界各地。国与国之间的分工模式正在迅速向全球统一的分工体系转变，以开放、相互依赖、彼此交融为特点的新的国际经济关系观正在被广泛认可。
国际分工对人类社会生活乃至人们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即使是今天，这种影响力仍远未穷尽。
2、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使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目前又在走出工业社会，酝酿新的一次社会转型。
在工业革命中建立的工厂制度是大机器和工人相结合的一种新的生产体系。它表明，工业革命既是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又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工业革命的完成为人类走出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提供了制度和技术保证。
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是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工厂制度取代手工业工场。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工业化的开始，但它的完成并不等于实现了工业化，正如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虽已建立起工厂制度但尚未实现工业化一样。工业化是指工业在国民总产值中超过农业、居于支配地位、并具有装备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能力。除英美较早之外，法德等国大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工业化，有的甚至更晚（如意大利、日本）。工业化的完成为人类享受工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论文《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十大变化来自
农业社会是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封闭和凝固的社会，而工业社会则是一个以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开放和流动的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转折，质的飞跃，因此它必然引发一场社会结构大变革。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者，莫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登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成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不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动荡和危机概源于此。至今，依然如旧。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成分、层级分布、福利保障、城乡关系等方面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例如农业劳动者大规模转移，现有的农业生产者大多变成了农业经营者，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几近消失；随着蓝领工人的日益减少，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逐步形成并迅速壮大，成为经济和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广大劳动者的斗争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发展和完善；随着工业化向农村的扩散和农业生产进入工业化阶段，城市化迅速推进，等等。
工业部门各个产业的成熟和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崛起，使人类正在走出工业社会，逐步向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有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也有人称之为“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等。尽管人们视角不同、表述话语各异，但未来社会结构和面貌与工业社会的巨大差异则是毋庸置疑的。
3、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为大众消费时期的到来提供了物质保障。目前人类的生产特别是制造能力几乎达到了无限大的程度，许多产品的生产仅仅受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制约。
社会分工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人类社会进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时期之后，生产力像获得了法力一样迅猛增长，创造了巨大的财富。1820年，世界GDP还只有6950亿美元，而1992年高达279950亿美元，增长近40倍，年均增长2·2％。同期，在世界总人口增长4倍的情况下，世界人均GDP由651美元增至5145美元（以上均按1990年美元计算），增长7倍，年均增长1。2％。二战后，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以前。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率1820－1870年为1·0％，1870－1913年为2·1％，1913－1950年为1·9％，1950－1973年高达4·9％，1973－1992年为3·0％。上述各个时期世界人均GDP年均增速分别为0·6％、1·3％、0·9％、2·9％、1·2％。(6)人的移动速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制造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自人类有史以来到19世纪初，人的移动速度没什麽变化，最快速度为骑马。(7)从历史角度来看，19世纪以后的变化是惊人的，简直可以说是一天等于20年。由此可见，说现在的社会生产力像获得了法力，绝非言过其实。
人类不仅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制造新产品的创造力更是大大增强，陆续问世的创新产品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的自行车、汽车、电灯、电话、电报、传真、电扇、空调、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计算机、各种人造材料等等，在工业革命以前甚至在150年前还根本不存在。今天普通人享用的消费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绝大部分是150年前所没有的。即使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居民耐用消费品的70％也是150年前还不存在的。（8）食品的原料虽然取自于大自然的，但许多国家的食品生产和制作方式与150年前也大不相同。诚然，今天的GDP总量可以量化，以便同150年前相比，但层出不穷的创新产品却没有150年以前的物品作比照，它们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仅就消费品的可享受程度和舒适程度而言，有人说今天的普通人或许超过几百年前的皇帝。在某种意义上，此话并非言过其实。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十大变化
人口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既意味着财富创造者的增多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又反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足。从农业社会到18世纪末期，世界人口大约每1000年翻一番，而19世纪欧洲在不到100年间就翻了一番。目前则平均每25－30年翻一番。(9)据抽样测算，1820年所有国家居民大部分是文盲，(10)而20世纪80年代末先进国家的成人识字率都达到了99％。(11)放眼世界市场，各种消费品（包括耐用消费品）和其他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当然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这表明目前人类的生产和制造能力几乎是无限大的。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制约，许多产品想生产多少就能生产多少。
4、世界经济体系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的主导之下，但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从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和国家垄断资本的转变，目前已进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阶段。国际垄断资本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
《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正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时期。19世纪70年代自由资本发展到顶点，此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过渡到垄断资本阶段。二次大战后，以国家大规模干预、广泛兴办国有企业、国家提供全方位社会福利为特点的国家垄断资本得到了充分发展。20世纪8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的空前扩张使资本主义又逐步进入国际垄断资本阶段，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达到了极高的程度。1998年美国50家最大公司的年收入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上；世界30家最大公司的年收入相当于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9·7%。
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来讲，在自由资本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主要以商品的低廉价格为重炮来征服殖民地；垄断资本居于支配地位后，由于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大动干戈；在国家垄断资本阶段，国家在对外经济扩张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国际垄断资本的特点则是：大垄断资本自身已有足够的实力把全世界作为其运作舞台；地区内超国家性质的权力机构（如欧盟）已经出现；对国际调节的要求日益强烈，国际调节机制得到充分发展。
19世纪中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工业革命刚刚完成或即将完成的时刻，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提上日程。对外直接投资是垄断资本的特征。综观150多年后的今天，建立在对外直接投资基础上的跨国公司母公司已多达6万家，它们控制的海外分支机构有50多万家。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技术贸易的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12）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基础。
由于国际垄断资本把配置资源的地理范围扩大到了全球，所以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以承受一定的剥削为代价来获取短缺资源（如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发展经济。这虽然仍体现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二重性，但国际垄断资本毕竟主要是进行商业运作，不同于以往裸的殖民掠夺。资本主义的这一变化虽然加强了垄断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但同时对世界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正是我们认识和评价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出发点。
5、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以及进步力量的壮大使世界经济体系架构发生历史巨变。
这里所说的世界经济架构是指世界经济体系各个组成部分所处的地位以及彼此间的关系和组合。
1917年以前世界经济体系的架构是一个体系、一种制度、一个市场、两类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的蒸蒸日上同疯狂的殖民扩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至20世纪初，世界被瓜分完毕，世界上几乎已经没有“无主土地”。1900年，大洋洲100％、南洋各岛98。9％、非洲90。4％、亚洲56。6％、美洲27。2％均沦为殖民地。(13)另外，西方列强在亚洲还有1450万平方公里的半殖民地。(14)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和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造成了上述架构，即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一个世界市场，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两类国家。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其经济都属于殖民地性质的经济。所以，它们属于一类国家。
1917年苏俄的诞生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发生的最伟大事件。此后至二战结束，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体系、两种制度、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被打破、三类国家并存的架构，即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不完整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三类国家。
二战后至80年代，由于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世界经济呈现一个体系、两种制度、两个市场、三种力量的架构。战后，民族独立运动掀起新的高潮，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原先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陆续成为民族独立国家。至1980年12月，已有91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它们日益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了阵营规模，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市场，在全球产生了强大而广泛的影响。这样，世界经济体系中便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国家三股力量。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十大变化
8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了崭新的架构，即一个体系、两种制度、一个市场、两种力量。之所以由两个市场变为一个市场，乃是因为，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而使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两个平行市场变为一个全球市场。三种力量之所以变成两种力量，乃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两者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即南北关系已成为当代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核心，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属于同一支力量。
世界经济体系架构的演变从深层反映着人类进步力量的不断壮大。
6、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和机制逐步建立起来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认识、把握和驾驭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能力有了相当的增强，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风险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世界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的特点。
市场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至今它依然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而且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可和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全世界的普遍化。但市场也有其先天缺陷。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中，生产过剩危机屡屡发生，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1857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英法德美同时卷入，这表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进程开始具有同步性。此后至二次大战，又发生了10次世界经济危机（1866、1873、1882、1890、1900、1907、1913、1920、1929－1933、1937），平均不到10年一次。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进程被战争打乱，再加上各国经济在战争中受损不同，二战后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曾一度消失。后来重大而又被公认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过4次（1957－1958、1973－1975、1979－1982、1990）。
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在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国家干预的加强，使经济危机发生变形，危机进程出现了不同的特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各个阶段明显、完整，危机间隔时间均等，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与前相比则持续时间长、破坏性阶段空前严重、周期的各个阶段缺乏典型性。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家大规模过度干预，经济危机波动时段拉长、破坏程度分散化、周期各个阶段的表现更加不规律甚至严重变形（如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扩张，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带有全球性，并往往伴有虚拟经济的剧烈动荡和经济泡沫的瞬间破灭。所谓“新经济”虽然推动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经济的增长，但它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只不过这种周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变形。
生产过剩危机虽然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内在联系，但在它反复发飙之后，人们对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二次大战后建立和形成了一系列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和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七国首脑定期峰会，等等，使人们把握和驾驭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能力日益增强。二战前虽然也成立过某些国际机构用以协调当事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如专门处理一战后德国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1927年专门讨论贸易问题的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专门讨论货币稳定和关税减让问题的伦敦经济会议，等等，但这些机构不具备制度化特点，也没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所以难称国际经济协调机构。今天，令人闻风丧胆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仍不可避免。但是，假如人们仍停留在150年前对危机的认识水平，假如政府在危机面前仍像以前那样束手待毙，那末局面又会怎样呢？不难想象。
7、制度化的经济合作越来越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各个层次、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在全球遍地开花，把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这里所说的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是指在特定组织机构框架内开展的持续性的经济合作活动，而不是一般的经济往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充满了血腥与暴力。在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形成之后，国际经济关系中仍时有武力征服、商品重炮轰击、彼此兵戎相见。至于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更是司空见惯。当时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毫无合作可言。即使是各宗主国之间，至多是彼此利益的暂时协调。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世界经济史上风风雨雨的各种教训，使各国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特别是二次大战后，合作之风越来越吹遍五洲大地。这种制度化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主要是地区或跨地区的经济合作实体，包括：自由贸易区，主要致力于消除内部贸易壁垒，但对非成员国仍保留各自独立的关税政策；关税同盟，主要旨在消除内部关税壁垒，并在对外关税政策上一致行动；共同市场，主要统一对内对外关税政策，并在内部实行商品、资本、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和货币联盟，实行统一的经济政策，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使用统一的货币，并建有超国家性质的立法、司法、行政和监督机构。这是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目前接近这一目标的只有欧盟。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十大变化
目前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主要特点是：首先，与经济全球化相互推进，发展迅速，90年代以几何级数膨胀。目前这类组织众多，即使是权威国际经济机构的统计数字也各不相同：1996年，世贸组织说有144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有68个，日本贸易振兴会给出的数字则是101个。尽管口径与数字不同，但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火爆和加速度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成立的这类组织占将近70%。其次，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势头越高涨。如欧洲和南北美洲共占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总数的78·2%。再次，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不仅数目增加，同时也在追求规模扩张。欧盟东扩，北美自由贸易区力求向泛美自由贸易区演变，东盟不断吸收新成员等等，均为实例。最后，不同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之间开始寻求对话与合作。如欧盟频频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进行对话。另外，有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还具有多层次型和混合型的特点。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使世界经济运行主体除企业和民族国家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超国家机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盛行是世界范围内生产社会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表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把各国引入合作的轨道。众多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再加上国际经济协调机构和星罗棋布的跨国公司，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8、主导产业更替，产业结构升级，就业大军日趋知识化。
主导产业是指在GDP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强大辐射力、对国民经济有着拉动作用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往往成为一个经济时代的标志。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代主导产业是纺织、铸铁、铁路建设等。在英国，这些产业自工业革命开展后（铁路自1830年之后）开始扩展，至19世纪60－80年代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法德美各国，这些产业扩展和居于领先地位的时间大体比英国晚35－50年，但均构成了进入工业社会后的第一代主导产业。(15)第一代主导产业成为把人类推进工业社会大门的决定性力量。
资本主义的第二代主导产业是钢、电、汽车、硫酸等。由于各国工业化阶段不同、各个部门兴起的时间前后有别，这些产业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美德法日相继成为主导产业。(16)与第一代主导产业不同的是，这类产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更具有基础作用和装备能力，成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动力。
二战后，科技和经济发展极为迅速，新兴产业不断崛起，许多部门都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其中石化、电子、电讯、原子能、宇航、高分子合成等工业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但直到80年代之前，无论从影响来看，还是从比重来看，它们还算不上主导产业。80年代之后，随着信息产业的确立以及生物技术、新材料产业的蓬勃兴起，新的主导产业正在形成，并由此引发了众多关于“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话语。有必要指出，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兴起，并不一定意味着传统产业的没落甚至绝迹，往往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老一代主导产业与新一代主导产业并存。在工业化进程中处于赶超地位的国家尤其如此。
与主导产业的更替相适应，世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直接从自然获取产品的第一产业必然逐步萎缩，而对自然界产物进行加工改造的第二产业则急剧膨胀；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出现了第二产业的萎缩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无论在GDP构成中还是在就业结构中，均是如此。每个工业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大体来看，欧美国家在19世纪末出现了第一产业的大萎缩，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从80－90％降到50％以下；20世纪50年代后又出现了二产萎缩、三产扩张的进程。(17)近年来发达国家一产就业人口降到了10％以下（在GDP中的比重更低），有的甚至不到3％；三产就业人口高达70％左右。从三类产业在全球GDP构成中所占比重来看，1869－1879年，一、二、三产业分别为20－12％、38％、54－59％；1950－1962年，分别为10％、37％、50％；1995年分别为5％、33％、63％。(18)
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要求就业队伍中的知识员工不断增加，人员素质不断提高。在发达国家的就业人口中，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已高达80％。
9、大国俱乐部组成保持基本稳定，但内部排序与组合屡有变迁。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酝酿新一轮的排序，绘制新的大国组合版图，出现新的多极均衡。
据有的学者估算，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的1820年，世界大国组合版图还是另外一种模样：在世界GDP总量中法英美分别仅占5。4％、5。2％、1。8％，而中、印则分别占28。7％和16。0％。(19)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和资本主义疯狂的殖民扩张迅速改变了原有的大国组合版图，建构了一个完全由资本主义列强组成的大国俱乐部。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多年间，资本主义大国俱乐部保持基本稳定，但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内部排序与组合则有变迁，经历了英国独领－英法德美群起称雄－美国成为西方的“救世主”－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历史演变。
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和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英国曾长期充当“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市场、世界经济的中心。1850年，它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9%、世界贸易总额的22%。(20)19世纪中叶，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品销往国外，其中，销往国外的棉纺织品高达80%。(21)此后，由于美法德相继完成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分别于19世纪80年代初和20世纪初超过英国。但是，综合国力超过英国并非易事。大国惯性和制度原创者的优势使英国在世界上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1914年英国占领的殖民地多达3350万平方公里，是法国的3倍多，德国的11倍多，美国的111倍多。(22)当时，无论是德国还是美国，尚不具有英国原先那种独尊地位。在经济大国俱乐部中，美德法仅仅成为与英国平起平坐的伙伴和对手。直到二次大战前，这些经济大国仍未形成层级，在综合国力方面一直保持群雄并立的态势。1906-1910年，在世界工业生产中，英美德法分别占15%、35%、16%、6%。(23)美国虽然占比重很高，但它对世界经济的制度影响力和控制力并未达到堪称霸主的地步。
由于德英法在二次大战中深受重创，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骤然提升。1948年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高达53。4%，德英法则分别为3。6%、11。2%、3。9%。(24)此时，滚滚“美援”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救世主”。随着美元成为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国垄断资本大力进行国际扩张等重要新因素的出现，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遂拉开档次，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独一无二的一流强国。但随后经过经济恢复和发展，特别是欧盟的问世和日本的崛起，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俱乐部呈现出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
150年来世界经济大国俱乐部的组成虽然保持基本稳定，但也并非没有新成员入会。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成就姑且不论。在资本主义内部，日本通过自我革新和对外掠夺，由闭关自守的落后封建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加入了大国俱乐部。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案例。此外，还发生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由殖民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的过程。加、澳、新在成为英帝国自治领后其经济虽然仍属殖民地性质，但它们与亚非拉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不同。由于宗主国控制较松、本国民族资本具有较为有利的成长条件，它们逐步走上了自主经济和工业化的道路。
盛衰浮沉，世事变迁，没有永不衰落的帝国。在20、21世纪之交，在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由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猛腾飞，正在酝酿世界经济大国新一轮的排序，绘制新的经济大国组合版图。令人感兴趣的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的版图几乎是向1820年大国组合版图的回归。经济大国的重新排序同世界经济中心的变迁往往是一致的。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必将出现新的地理分布。变局将带来多极化均势。
10、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对世界经济具有全局性影响的主题。虽然道路曲折，但总的趋势是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日益走向对话与合作。但是，对于右翼势力猖獗带来的危险也必须备加防范。
《共产党宣言》虽然预见到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和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但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际分工方式使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必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相互依赖、进行合作。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把共产主义当成了幽灵，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甚至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另一方面，当时的共产党人也开宗明义地宣布，其“最近目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25)共产主义从单纯的运动变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之后，资本主义更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扼死在摇篮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一个阵营之后，资本主义仍念念不忘封锁它、围堵它、演变它。《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150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近100年来，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社会制度的关系如何，一直是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事实证明，在现时代，社会主义想完全取代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想消灭社会主义更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制度衰败后取而代之的，而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却是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共同历史生存空间还十分广阔。
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都有过辉煌，也都有过失误。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不到100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超过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但是在几次大危机中，资本主义几乎全线崩溃，不得不借鉴社会主义的某些调控手段。1917年，俄国是在破烂摊子上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20世纪初旧俄国装备的现代生产工具比德国少4/5，比美国少9/10；(26)文盲占全国人口的3/4以上。十月革命后苏联面临着极其艰难的国际环境，二次大战中又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辉煌成就。同1913年相比，1937年苏联工业增长了7·46倍，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仅为49％；(27)1950年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分别为美国的31％和30％，而1982年分别上升到67％和80％。(28)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主要重工业产品产量和航天工业、军工产品方面，苏联在不长的时间内均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然而，制度的僵化和改革的步入歧途终于使它解体。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使世人再次对社会主义刮目相看。当然，两种制度都有不完善、与形势不适应的地方，所以也都在进行深入全面的改革。在今天的时代，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创造全球经济繁荣方面都表现了旺盛的生命力，都负有重大历史使命，谁也代替不了谁。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国际分工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是和平与发展的要求，是时代的呼声，是历史的必然。这正是处理两种不同制度国家间关系的最佳模式。妥善处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对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只有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中充分表现出无可置疑的优越性，才能赢得历史对自己的选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各国总有些右翼势力时而兴风作浪，对当代和平、发展与合作潮流形成掣肘。对右翼势力的发难首先应力争化解，同时也须备加防范。三、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酝酿、形成和发展
《共产党宣言》不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而且还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经济学的理论经典。至今，其中许多名句仍被广泛引用，并越来越被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乃至经济全球化所证实。
世界经济不是各国国民经济的简单相加，不是各国国民经济运动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的简单延伸，它是一种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体系。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经济不断出现新情况、新形势、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也不断有新的发展和新的建树。列宁、、邓小平都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创新和突破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扩张和社会分工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做出了科学的判断和伟大的预言，这被后人视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等所做的精辟分析和论述，为世界经济学的逐步形成进一步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由于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马恩只能粗线条地勾勒世界经济的大致轮廓和世界经济学的初始原理，当时还不可能创建一门完整、成熟的世界经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当时正值囊括全球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新的形势不仅对世界经济学的创建提出了要求，而且也为之提供了基本条件。列宁完稿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又为研究垄断资本时期的世界经济提供了理论武器。关于帝国主义两重性的理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的分析；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学术界，世界经济体系一形成，就有人提出了与“国民经济”不同的“世界经济”这一概念，有的学者甚至开始对“世界经济学原理”进行研究。30年代日本学者还出版了《世界经济学》专著。以布哈林为先驱，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陆续对世界经济体系开展研究，为这一学科的创建做出了贡献。实行改革开放后，以钱俊瑞为代表的我国学者开始对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推出了多部专门著作，带来了我国世界经济学术界的空前繁荣。其中具有开拓意义或影响较大的作品有：钱俊瑞的《世界经济概论》，褚葆一的《世界经济学原理》，宋则行、樊亢的《世界经济史》，李琮的《世界经济学新编》等。
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在过去的150多年间变化巨大，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依然有效。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重读《共产党宣言》，不仅未有丝毫隔世之感，反而为其分析的精辟和预言的准确而折服。它仍然是我们统览世界经济全局的经典。同时我们从历史发展进程中也确实感悟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经济的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这不仅表现在它对历史空间和时段具有广阔而强大的涵盖能力，而且还表现于它具有难以估量的传承机制与创新力量。在这150年间,《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原则主张被一代一代人传承发扬。今天，仍有千千万万的人把它作为理论旗帜和理想目标。对于这些原则主张，不同时代的继承者往往又都是发展者和创新者，因为任何正确的理论都“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9）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要不得，不随着形势环境的变迁而发展和创新，同样有违马克思主义的要义和精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宝刀不老”，正在于一代一代人在基本原理基础上的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理论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过程。
今天，我们不仅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而且人类历史还翻开了以追求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一章。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正以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契机，处于迅速崛起和伟大复兴进程之中。面临历史性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也要发展。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任何大国的崛起不仅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根基，还要有权威的理论体系做支撑。19世纪的英国如此，20世纪的美国如此，全盛时期的苏联也是如此。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30）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是对世界经济运行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我们有了这一理论武器，就可以科学地认识世界经济，有效地把握其走向。在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直面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它的指导，也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它的发展和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前引书第228页。
（3）前引书第22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Ш，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的278页。
（5）安古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6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6）安古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第1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7）龙多。卡梅伦：《世界经济史》第34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65页。
（9）龙多。卡梅伦：《世界经济史》第19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安古斯。麦迪森：《世界经济200年回顾》第15页，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1）王诵芬：《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国力比较研究》第138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
（12）《王洛林、余永定：《2000－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第216页，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3）《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
（14）《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0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
（15）参见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04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16）米歇尔。博德前引书第173页。
（17）龙多。卡梅伦：《世界经济史》第1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8）见宫崎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世界经济发展报告》1983，1991，1999／2000。
（19）安古斯。麦迪森：前引书第11页。
（20）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第19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
（21）宋则行、樊亢；前引书第214页。
（22）尼古拉。布哈林，转引自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第181页，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23)w.w.罗斯托，见宋则行、樊亢：前引书第238页。
(24)宋则行、樊亢：前引书中卷第37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4、267页。
(26)《列宁全集》第19卷第287页。
(27)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四册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
(28)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第100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7卷第433页。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篇9
【关键词】全球化/当代民族主义/并行相悖
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浪潮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冲击和震撼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就在我们透视全球化，感受凸显人类共性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的同时，体现民族差异性、独特性的民族主义再次形成世界性浪潮，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表现出特有的逆反性功能。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出现特征相悖的两股潮流，这一国际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浪潮本质特征的差异性、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深刻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和分析。
一、发展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
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冲击。
关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问题，已有很多论述见诸于报刊，尽管至今对两者的概念性解释仍众说纷纭，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学术界对此已予以极大关注。这里不准备就概念问题再作讨论，而是首先看一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巨大冲击，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所产生的强烈影响。
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浪潮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到来的。它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使公司企业的经营者能够利用世界范围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各类资源，在所选择的最佳地区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由此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企业经济、一国经济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竞争，实现发展。各国各地区被全球化这条无形的链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间的距离大大缩小，彼此交往和依存的程度迅速增强。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它使国际关系的框架和内容得到调整，其“双刃剑”效应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能不断扩大，对国际及国内事务的影响力增强；区域一体化建设规模扩大、步伐加快；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超越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历史积怨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广的范围和领域展开；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动交融，一国经济的发展及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国内现象，既受到外界国际环境的多层面影响，又向外产生多方位的影响；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日显严重，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两极结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结构也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显著增强，传统主权观念、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利益的内涵受到强烈影响和撞击，谋求多边、全方位的互利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伙伴关系对国际格局的建构亦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内开始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大规模民族主义浪潮，这是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新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范围之广、发展势头之猛烈超乎人们的预料。如果说全球化浪潮对世界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话，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则更多地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裂变是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物，而此后该地区民族问题仍是干扰国家正常社会生活的棘手问题，如俄罗斯车臣战乱、格鲁吉亚内乱、摩尔多瓦民族冲突、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等。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南亚的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东不断激化的巴以冲突，跨越国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恐怖活动，非洲索马里的部族骚乱，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卢旺达的部族仇杀，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不断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等。形态各异的民族主义汇聚成潮，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地区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曾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1](P87)
2.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本质特征的差异性。
具有不同发展趋向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有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起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全球化进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和动力。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世界贸易规模扩大，世界市场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76)而民族主义亦兴起于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效应，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发展起点相近，但其运行轨迹及本质特征却存在较大差异性。
第一，全球化进程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体现西方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往往与西方价值理念相背离。始于近代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为动力，以主动扩展的态势向前运行。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优势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较多地融入西方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民族主义在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整合中，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强调本民族的价值理念。它在发挥民族整合的特殊功效的同时，也与外来文化与价值理念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在碰撞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面则更顽强地体现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因此，与全球化以西方为主导的本质特征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甚至本能地带有抵制“西化”的功能。
第二，全球化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而民族主义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强调共同利益和超国家利益。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传统主权观念受到冲击，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主权国家有时需要以主权的某种让渡为代价，这已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现实。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寻求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发展合作关系，体现一种共存意识、全球意识。而民族主义体现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各异，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别，各自的利益需求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说全球化寻求的是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那么，民族主义呈现的则是差异性和多样性。
第三，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具有兼容性、渗透性和吸纳性，它使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联系更加广泛，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的发展将趋向世界的一体化；而民族主义则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分离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狭隘性。政治民族主义的排他性通过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排外主义展示得很充分。民族排外事件是在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人口变迁背景下出现的，是当地民族为抵御大量外来移民迁入、“净化”本民族生存环境而采取的行动。“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这种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3](P203)此外，以保持、净化、强化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具有固守文化传统和对外来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强行输入、反对霸权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来文化、保持社会孤立性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虽不乏强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常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致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形象的树立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制约。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孤立性往往和分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二、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并行相悖原因分析
当代民族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是与全球化的发展分不开的，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到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并行发展的一些原因。
第一，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借助其主导地位的优势，积极推广体现其利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最大程度地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却处于被动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一现实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4]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对民族主义起了刺激增长的作用。弱势民族国家为抵制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采取自我保护性经济政策，以防范西方霸权的侵袭，追求本民族利益的体现。甚至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以发泄对西方大国意志主导下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
第二，全球化密切了各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由此显现。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与欧盟相抗衡的味道，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必然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更加成熟、更加强大。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经济集团，强调该区域民族国家间的联合，并组建成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某种超民族国家机构，由此形成地区民族主义的国际合作。经济集团“内外有别”的经济政策具有某种封闭色彩，对内放开市场，对外则构筑统一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区域经济集团中得到体现并被强化。因此有学者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由民族国家聚合的地区主义是放大了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地区框架中的发展和延伸。[5]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与美国展开激烈的贸易竞争中发挥了维护民族经济的功效。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国民所表现出的对国货的热情和对外来货的冷淡使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大国难以仿效，只有望洋兴叹。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而市场的激烈竞争唤起了民族主义。
第三，发达国家借助其优势地位，不仅在全球化中大力推广西方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规则，向发展中国家要资源、要市场，同时也输出西方人权、人道等政治理念，加大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力度，使国内问题国际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族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不仅其民族经济的发展遇到压力和挑战，经济自主权受到削弱，而且在民族、宗教与领土等敏感问题上也遇到外来势力的插手。西方大国以其自身利益为基础，对他国的民族问题指手画脚，大大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造成一些地区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其结果不是以国家分裂而告结束，就是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一大难题。在前苏东地区多民族国家裂变的背后，在今天一些国家民族分离势力活跃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西方大国支持“民族自决”、保护“人权”活动的身影。
第四，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领域。对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小国而言，其传统民族意识、民族特性受到无法阻遏的冲击，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经济霸权、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在实力弱小、无法通过相应的经济政治手段抵抗外来冲击和压力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抵抗，使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全民族抗衡外来压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民族国家的时代反映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国际格局的裂变、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沉积的原因等。在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常常是现实问题与历史因素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因素交织、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封闭的现实社会生活交织、精神亢奋与物质贫困交织、合法的宗教信仰与非法的恐怖手段交织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可能发生，但难以构成突发之势，如此迅猛而强烈。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各种矛盾总爆发时期，其中，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又是引发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历史稍作回顾便可看到，时代大变动、格局大变迁，往往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亚非拉国家掀起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东欧地区随着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垮台，也出现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由此形成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格局建立，世界又发生了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这次浪潮中彻底崩溃，一大批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虽然不是在一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之后，但是仍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动。可见，世界格局的裂变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具有规律性的催化作用。
然而说到底，世界格局裂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对抗的两极力量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世界旧格局的崩塌。因此，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强是造成世界政治格局变更、民族主义膨胀的重要原因。
三、两大浪潮下的国际社会及引发的思考
全球化引起了各民族和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与碰撞，融合与冲突，并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带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的加强；另一方面导致民族冲突和战争，地区持续动荡，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趁机活跃。前者谋求有序、和平、互利及合作，后者迈向无序、战争、对峙和分裂；前者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后者需要国际社会携手解决和治理。这两种结果的同时作用，使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充满矛盾，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经济全球化已形成浪潮，但并非一帆风顺，只能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多极化已呈不可改变之势，但仍遇到单极化的阻遏和挑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时代的复杂性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各领域的激烈竞争，但不是一种平等的竞争；提供了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但不是享有均等的机会；促使各国谋求观念、体制和制度的创新以适应发展，但相应的衡量标准和必须遵循的规则并非能够体现公平。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虽然从根本上讲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但却导致同全球化本质相悖事物的发生，造成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
对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不如说更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中改造自己以适应时展的过程，在此过程里必然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和抉择。对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迄今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元格局，相反，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二元格局。全球政治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不安全因素上升，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因这一结构受到一定阻碍。而发达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抑制冲突及缓解贫困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具有这样的观念和意识：
第一，全球化不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6](P48)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一定角度讲，民族主义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与全球化向共存共荣方向发展是不矛盾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这里实际上又涉及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即民族主义是否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我认为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应当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民族主义是复杂因素所产生的复杂结果，其性质绝不是单一性的，其功能和效应具有负面和正面双重性，如果简单地以“反动”或“进步”去定性它是不科学的。[7]王逸舟曾指出：“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1](P128)这说明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能。我们应当促进民族主义良性功能的发挥，抑制其消极作用，并借助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努力消除或弱化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关系。
第二，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增强国际安全因素的重要途径。90年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大多发端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之后迅速向全球辐射和扩展。对此，消除民族主义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改造以不合理的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缩小全球的贫富差距。“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6](P47)极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将被大大弱化。
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倡导和寻求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共赢共存，而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一步扩大不平等关系。从21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看，以同质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为号召力、实现从多民族国家中的分离或跨越国界的民族聚合、谋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大可能大规模地发展下去。而全球化则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其发展不是推进世界政治单元的裂变以实现完全的民族与国家的重合，也不是建构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格局，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并且在地区、民族、国家间深化合作与加强融合的基础上，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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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9—07.
[5]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J].欧洲，1999，(2).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篇10
一、剪不断、理还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分析
我们如果把世界经济看作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便是典型的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复杂多变，并且变化极不均匀，普遍存在着混沌运动。混沌的长期行为不可预测，只要系统处于混沌区，我们就无法对它的长期行为做出预测。①现实表明，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复杂化，许多国家的经济工作者都有同感，即科技愈发展，经济愈发达，经济活动愈难以操作，人们认识事物和控制的能力似乎越来越有限。索罗斯最终把他的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是受到量子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的启示，他深感金融业“毫无量性可言”。美国桑塔非研究所在复杂系统研究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这一自称诞生于秩序和混沌边缘的学科认为，必须改变自牛顿以来主导科学进程的直线与简单化的思想束缚，充分认识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进化的复杂系统，现有科学尚无法解释和驾驭，而复杂系统具有将秩序和混沌趋于平衡的能力。②在世界经济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内部的元素——众多国家、经济集团之间的分化组合、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使世界经济形势经常漂浮不定、动荡不安。尽管可以通过系统各元素或各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使系统暂时稳定下来，而更多的时候则由于系统各元素或子系统间的竞争引致系统的波动，一旦条件成熟，这种波动在关联作用下就会形成巨波，一旦波动得以放大，就会引致系统离开原来相对稳定状态，诱发很多冲突，产生很多矛盾。
首先是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大都选择市场经济，消除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市场经济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带来较高经济效益的功能，但也会出现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市场失灵现象，迫切需要一个“世界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纠正市场失灵。现有的三大世界经济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都难以承担世界政府角色，造成宏观调控的缺位。于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演绎成一系列具体的矛盾，如各国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和可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少调节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各跨国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并导致世界经济的起伏不定、动荡和危机。
其次，民族性与全球性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将变得更复杂，并发展成一个悖论。这个悖论表现在：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世界性逐渐融合、消融了民族性。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顽强扩张力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同时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和扩展，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和边界，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世界性强化了民族意识，增强了民族性。有趣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化态势愈益明朗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却表现得异常活跃起来。不少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出现了民族独立或正在争取独立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由于民族冲突加剧引发的战争，如原苏联的部分地区，原南斯拉夫、中部非洲以及部分西方国家的种族冲突等。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消长、民族主义凸现与困顿，也许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第三，经济全球化与两极分化的矛盾。二战以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水平、经济实力在总体上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了，而且差距极为悬殊。1950年第三世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4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人均为3840美元，相差23倍；1980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总产值为245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达9684美元，差距扩大到39倍；1994年低收入国家人均为2520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则高达23420美元，西方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差距扩大到94倍。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超过最不发达国家中六亿多人口所拥有的财产。全世界20%的富有者消费着6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最贫困人口只消费世界财富的1.3%。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第四，经济全球化与生态危机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愈来愈明显地显露出来，空气、水的污染，森林、植被大规模破坏，土壤沙漠化严重，化学废物遍地都是。科学技术一方面创造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辉煌，另一方面很多技术以疯狂的形式掠夺自然，地球正在失衡，很多动植物正在人类的虎视之下走向毁灭、灭绝。此外，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失业与难民、爱滋病与、债务与粮食危机、跨国犯罪与全球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系统内部元素运动的无序性，相互竞争的复杂性导之系统内部矛盾的多样性。总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矛盾复杂多样，层出不穷，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二、推波助澜、指数式放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危机效应
一个可能发生振动行为的系统，如果其振动频率与环境中某个振动系统的频率一致或接近，系统就会发生共振。由于外部系统的节奏同系统的运动节奏一致，将以最高效率向系统输入能量，若系统阻力很小，就会使其振幅不断放大，俗话所谓推波助澜，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就系统内部看，某个局部的振荡往往会引起其他局部的振荡，因而不同局部被整合为一个系统后，很容易出现共振，发生非线性指数放大的现象，所谓病来如山倒，也是这种情形。
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人为的疆界与藩篱逐渐消失，人类的经济生活逐渐形成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经济活动不再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而是具有十足的跨国性。经济全球化的吸纳与穿透力，将所有可以创造价值的人才、资金、商品与信息整合为无障碍、无疆界与无时差的单一经济体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系统，各国经济可看作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全世界所有国家、地区与群体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福祉，均深受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扩张、收缩与震荡的影响，无法抗拒，无由遁逃。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国家经济子系统的开放性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迫切需要从系统外获取能量，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国际分工的加剧又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子系统对其外部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从而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从系统外获取更多的能量。同时，国家经济子系统为了取得内部的有序，也必须把系统产生的熵排放到外部经济环境之中，以降低自身的熵，这又使国家加快同外部环境在物质和能量上的交换。从外部表现上看，国家经济子系统同外部经济环境相互作用就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贸易合作、跨国投资等。在世界经济这个复杂系统中，有很多元素处于无序状态，比如国际金融，大约有超过100万亿美元的衍生金融品在寻找机会盈利，进行股票交易的投机商们借助高科技，利用许多政府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心态，大肆进行金融炒作，兴风作浪。④而一旦得手，便迅速蔓延，殃及世界，发生“蝴蝶效应”。1960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文兹发现了著名的“蝴蝶效应”，他指出，在一个混浊一体的气象世界里，当各种客观条件具备时，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最佳时间和最佳地点煽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掀起世界另一端的台风或龙卷风。世界经济系统的波动是系统发展或有序化的诱因。系统的波动就是对系统稳定（相对稳定）状态的偏离，这种波动之所以会导致系统的改进是由于世界经济系统的非线性作用。毫无疑问，经济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系统，系统的整体效应不能由系统的部分和求得。在这样的非线性系统中，系统内部元素的相互作用使系统具有了整体，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微小的波动所形成局部的关联得以放大，形成整个系统的波动。1997年夏在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到周围的地区，对亚洲经济造成程度不小的冲击，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场危机很快冲出亚洲，向世界扩散，先是俄罗斯经济形势的急剧动荡，后有巴西的金融危机，还有很多西方国家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由于没有完全开放，中国经济系统作为世界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其振动频率与其他系统不完全相同，这是中国避免发生金融共振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这次危机中顾全大局，保持人民币不贬值，为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无私帮助，但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在外贸和国际投资方面也受到了十分明显的冲击。经过多方努力，系统的波动才慢慢平息下来，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
三、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对称现象
系统都是由很多要素组成的，每个要素由于在系统中的位置、地位不同，在系统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贝塔朗非认为，一般系统常有中心部分或主导因素，它们在整个系统中起闸柄的作用，决定着其他部分和整个系统的行为。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提出支配原理，断言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一个或几个序参量支配所有子系统的演化行为。⑤在世界经济这个大系统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个系统的组成元素，每个国家的经济系统是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同，相互关系排列组合不同，所以在世界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充满了不平衡、不平等。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权利的优劣序列，甚至这种序列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突出——即排序靠前的发达国家以其在资源配置和游戏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来推行，并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先发优势，这种优势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除了体现在物质力量上，更体现在对正在形成的全球规则的主导作用上。现有的主要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信息歧视，没有供发展中国家发表观点的有组织的论坛，更没有让发展中国家发表自己见解的机会，制定出来的规则缺乏透明度，在内容和动作上暗含着对西方国家的倾斜。现在这些规则正在向全球规则转化。仔细分析一下目前对世界影响较大的重要国际组织，可以发现，凡涉及到关键的经济决策和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其决定权完全在大国特别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谁出了钱，谁就有权决定游戏的规则”。例如，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提供的资金占18%。因此，它就拥有五分之一的否决权，而在该组织采取每一个重要措施时，美国还拥有几乎完全的否决权。在世界银行中，迄今为止，行长全是由美国人担任，按规定，一切重大问题应由成员国投票决定，股份越多，表决权越大，美国拥有的表决权超过数十个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表决权。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重大决策必须首先征得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四国的同意。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抱怨说，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只是发达国家的御用工具，是他们推行其价值观念、经济模式乃至政治模式的“代言人”，他们只考虑其自身的利益与需要，很少考虑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与要求，毫无公平可言。例如，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应该向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国际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他们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退一步讲，即使是经济全球化的规则是由那些规则制定者按照世界各国的情况平均加权后制定出来的，也同样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种貌似平等的全球化规则面前，竞争的起点不同，结果不言自明。如果以拳击比赛作比喻：一边是超重量级，一边是最轻量级，它们之间的胜负，不战自定，更不用说规则有利于前者了。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好比是一辆在高速公路奔驰的豪华轿车与一辆在泥泞小道行使的马车进行比赛，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世界经济这个系统中，联结各个子系统的纽带是市场经济。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宏观调控，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犹如霍布斯哲学中的丛林主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规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实践，“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即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由于经济全球化规则的扶强抑弱，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可能公正、平等地往来，发达国家更多的时候是仗势欺人、恃强凌弱。这种不平等、不公正主要表现在资金流向、贸易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以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时，既得利益不公正，也不公平。正如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世界上不存在对任何人都有益的事物，经济全球化并不能均衡地同时对每个人给予某种回报。
收稿日期：2002-06-06
【参考文献】
①②⑤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篇11
【关键词】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格局
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对世界贸易格局乃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成为人们新的关注点。经历了2007年演进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球经济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此过程中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更加明显。一方面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方面则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不禁将两者联系起来：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的贸易格局，抑或是影响了全球经济版图。
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自2005年下半年才真正开始，同时经济政策固有的时滞延缓了针对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效应研究，因此对于汇率制度改革是否带来了全球性经济效应的可参考文献很少，然而不少学者先前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以及进出口比率的研究却为文章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按照传统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汇率变动对实际进出口产生影响的必要条件是Mashall-Lerner条件。然而在国际贸易的实际操作中，经济系统内生性俨然实现了对该理论的颠覆：汇率升值效应、政策时滞效应以及相关的交叠作用使得利率变动直接影响了贸易体系的变化。在实证方面，KenenandRodrik(1986)、Cushman(1988)、戴祖祥(1997)都较早地开展了此方面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的远景规划已然成为世界性问题，汇率制度改革也不例外。作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必然会对原有的世界贸易体系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的不确定性就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关键。时至2011年8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经历了6年的演进，世界经济格局也悄然发生着改变。那么，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是否支撑了当今全球贸易体系？世界贸易格局是否因中国汇率制度的变动而发生了调整？正是对该问题的追索，文章通过收集和整理近十几年中国汇率和进出口状况的基本数据，同时汇总了世界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以及美国)和全球的贸易结构，基于统计分析对该问题进行解答。
一、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后的经济证据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并保持与美元相对固定的兑换比率，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主动地位，并以相对贬值的优势实现贸易顺差。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经济形势催生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拉开帷幕，由此中国结束了与美元固定挂钩的汇率体系，开始走上逐步自由的汇率体系。这一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直接引致了人民币对美元比率的调整，同时间接地促动了其他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兑关系。
图1给出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CNY/USD)和以贸易加权获得的中国实际有效汇率(RealEfficientExchangeRate，EER)变动趋势。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趋势图谱中可以看出，中国在2005年开始汇率调整步伐，在2005年至2011年上半年，人民币一直以升值的姿态调整着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例。相对而言，实际有效汇率(REER)更加全面地展示了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全球变动趋势。在图1中，中国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趋势要明显弱于人民币美元汇率走势，调整趋势并不剧烈，但也同样表现出与以往走势的明显不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趋势和人民币兑美元比率的下降都直接表明了中国人民币在汇率制度改革后的升值现象，这种状况可能并不能阐明任何实质性问题，但是同中国近年来的贸易状况变动一起就能反映出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
注：①“REER”(RealEfficientExchangeRate)为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图谱中分别给出了以“CPI价格指数”和“PPI价格指数”为平减基础的实际有效汇率；“CNY/USD”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比率，图谱中给出的年度汇率值分别为年末值、年平均值和二级市场年末结算值。
②2011年度取值区间为2011年1月至2011年7月末，对应各指标取值要求则给出了2011年的各项数值。
③左侧纵坐标对应REER取值，右侧纵坐标对应人民币/美元汇率值。
数据来源：EIU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及国际清算银行(BIS)
从图2关于中国各项贸易指标的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在1995-2010考察区间内的各项贸易额都呈现增长趋势，且其在世界贸易份额的比例(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以及进出口总额和剔除世界增长后的进出口总额占比)逐年增加，这一点对于平均以10%速度增长的中国而言并不稀奇。然而将这一比例量化为实际的净出口额时，文章发现中国进出口额在2005年开始发生显著的突变，虽然经历了2007年金融风暴的世界性衰退期，但是中国净出口总额规模依然十分庞大，较2005年之前有明显的膨胀，显然在这一增长趋势的背后有着内生因素，而汇率恰恰是一个核心的中介指标，其影响着各国贸易行为。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国汇率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贸易结构的影响，文章在下一小节将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全球的贸易状况进行基本的描述，并对中国汇率改革是否成为当今世界贸易格局背后动因予以解答。
注：①“Im”为中国进口额世界占比；“Ex”为中国出口额世界占比；“Total”为中国贸易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Total-”则为剔除全球贸易总额增长后的中国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即“Total-”=“Total”/全球贸易额增长比例；“Net”为中国进出口贸易净额。
②由于“Total-”取值需进行增长率测算，其原始数据时段为1995-2010，因此“Total-”实际数值区间为1996-2010。
③左侧纵坐标对应“Im”、“Ex”、“Total”和“Total-”取值，右侧纵坐标对应“Net”取值，单位10亿美元。
数据来源：EIU国际宏观经济数据库及笔者处理
二、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动
1995-2010年间世界整体贸易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贸易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发展中国家推移的趋势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而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以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图3中给出了几个代表性发达国家进出口总额之和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10年间，这些国家在世界的总占比下降了接近10%，而这一过程中变动最为明显的时点则出现在2005年。这使得文章确立了以2005年为分界点对世界贸易格局的基本状况进行分析，对汇率改革的世界影响予以解答。
表1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世界占比的数量化比对，平均来看，1995-2004年间发达国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逾50%份额，其中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6%。然而到了2005-2010年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比例降至11%，其他国家如英国(降低1%)、日本(降低1%)、德国(降低1%)等都经历了相应的下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重则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占比从4%上升至8%，实现了占比的翻倍。如果以1999-2004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其结果也基本相近。从这一点来看，世界贸易格局在2005年时点开始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汇率改革拉开帷幕，两者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联系。
在世界主要国家进出口总额调整的背后是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全球性分配，这也是对新的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调整。图4、图5以及表2分别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出口额和进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动趋势。
图4到图5的变动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区间内进口额世界占比的主要趋势，如同进出口总额的占比趋势一样，发达国家份额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移动，其中的美国和中国最具代表性，分别降低了4%和提高了3%的世界占比。
另外从出口额的总体变动状况来看，相对于进口额的大幅调整，发达国家出口额世界占比的变化较微弱，美国在1999-2010年间世界占比仅下降2个百分点，而中国依然实现了4%-5%的份额提升。在中国进口额和出口额世界占比两向提高的同时，是发达国家原有贸易结构的调整，这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汇率改革中人民币升值的内生性效应，一方面提升了发达国家在进口方面的成本，另一方面则被动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力，从而实现了中国在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上面的双重效果。不过从世界主要国家整体变动来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动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但主要是中国。从这一点来看，中国汇率改革背后所引致的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对自身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效果最为明显。
从前面对中国近年来贸易状况的分析中发现，净出口额的变动趋势恰恰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相对应，且表现出与汇率变动近似的路径，由此针对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净出口状况的描述应该能够更好的对中国汇率制度的世界性影响作以解释。图5给出了世界主要国家在1999-2010年度间的净出口额区间平均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传统的逆差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等在这一过程中境况进一步恶化，而中国、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顺差趋势则更加明显。总体而言，如同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中国净出口变动趋势一样，世界贸易格局也发生了变动，无论是进口总额世界占比还是出口总额世界占比，抑或是净出口额的总体分配状况，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正逐步替代部分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这与稳步走强的人民币以及渐趋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3.中国汇率制度改革是否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
以上的分析中，对中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的贸易状况的统计结果表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世界贸易格局确实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发达国家的强势垄断地位进一步削弱，以中国、俄罗斯、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跃升至世界贸易舞台的主要力量，这背后既有现实的经济动因，又有单方面的外部作用。虽然不能说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引致了世界性贸易格局的变化，但逐步自由化的人民币汇率催化了世界格局变动的反应过程，这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逐步开展，弱化了美元结算的主体地位，人民币兑欧元以及人民币兑换日元贸易的扩大加速了对原有贸易体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加强，既改变了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贸易相关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如中国进口额的激增以及美国进口额的相对降低，都不同程度上反映在了世界贸易格局变动中。由此中国汇率改革确实影响了新时期的世界贸易格局，而这种贸易格局的变动也最终会影响世界未来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版图可能要经历一次大的变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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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范文篇12
论文提要世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既对立又统一，既有挑战又有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辨证思想观点，正确认识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全球化是指随着技术革命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各国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世界市场形成跨越国界的融合，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并逐渐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其基本标志是“三化”，即“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跨国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信息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以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巨大成果为先导，引发了社会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使得现在一天生产的价值超过以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产总和。由于世界市场和普遍交往的发展，使得生产、消费、贸易、金融真正成为了世界性的。导致了信息、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在世界范围的大流动，为这些因素的重新配置创造了条件，出现了资本高度集中的趋势。
第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对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带来影响。首先，国家职能部分被削弱，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从而使国家的部分职能被现在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所取代；其次，社会制度的变化愈来愈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渗透性与我国经济主权的排他性发生矛盾，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制度的选择及实施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和制约。
第三，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和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展和运用，突破了原有的地域和国家的限制，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使得民族的、国家的文化愈来愈成为世界性的，使得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愈来愈具有世界的性质。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前国际社会也出现了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显著趋向。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往往导致或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和文化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所谓“政治全球化”更多的体现在强权国家国际干预的扩大和其在全球范围内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设计。“文化全球化”则体现在商业文化、大众文化及后现代的消费主义占领文化市场的世界现象。西方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在政治和文化上表现为政治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属性
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虽然有不同的特点，但就其所体现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来看，有其共同的本质属性，而这种共同属性本身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统一性指它是以新技术为动力，不断开拓的世界市场为依托，是经济、金融、技术的全球化交融的扩展与深化，反映了当前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运动，是现代物质文明和先进文化普及的推动器。
第二，世界经济全球化对立性指它是以技术、资本为手段，以生产基地和市场的占领为依托，有利于技术、经济、金融势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实现其追逐最大限度的垄断超额利润和在经济、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战略目标，实现大国资本方式的全球性扩张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是处于劣势的。
第三，作为资本扩张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它的对立性正在导致当今世界各种矛盾的产生、扩大及深化，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全球性扩展，必将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最终将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使世界不得安宁；另一方面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导致世界范围的以强凌弱，破坏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产生更为严重的灾难和罪恶。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正确把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受世界经济全球化性质对立统一性的制约，作为世界生产力发展客观进程的全球化，它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实现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它又为中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主要推动力，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广泛交往为基本内容，以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发展关系为纽带，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和广阔的世界舞台，使中国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发展中既可以利用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又可以借鉴其经验教训以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力。我们要参与全球化，必须遵守全球范围内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生产、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行为规划，这种规则在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协调各自立场的同时，就为多元的利益主体进入我国市场进行公开化、白热化竞争提供了“通行证”。全球化发展必然要求消除民族国家壁垒，逐渐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甚至交出部分经济管理权，因而使国家经济主权和安全受到挑战。
（二）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毋庸置疑，国际资本的流动及跨国公司的发展，能给一国带来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能够增加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能够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层次和位置。但也不可否认，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侵入，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民族经济，使民族经济带有一定的脆弱性和对外依赖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通常会扮演“魔鬼”和“天使”的双重角色。外资对我国产业控制的主要方式是股权控制和设立独资企业。目前，国内一部分产品的市场明显呈现出被外国企业垄断的趋势。与此同时，国内著名商标品牌并入外企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多。在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一些产业，国内企业面临空前竞争压力，部分企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