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范文大全 > 办公范文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例(3篇)

时间: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中国OIL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支持

(一)概念简介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FDI,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获取原材料、寻求知识、降低成本、规模经济、稳定国内客户等。

(二)理论支持

目前主要形成了垄断优势学说、寡占反应论、内部化理论、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空间偏好论、估计生产综合理论、比较优势论等各种旨在解释并阐述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学术流派。

基于产品周期理论及内部化理论,邓宁提出了产品生产这种理论,后又完善形成投资发展周期论。该理论适用于多类型的国家,具有普遍性,因此成为当代国际投资理论的主流。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OIL分析)

根据邓宁的生产折中理论,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一国的人均直接投资流入量(IDI)和人均直接投资净流出量(NODI)表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2010年我国人均GNP为4283美元,显然我国现在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第三阶段。

(一)所有权特定分析

1.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

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来看,2008年、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最高的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位居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次席的是采矿业,列第三位的则是金融业。值得关注的是尽管金融业的投资净额少于采矿业,但其FDI存量却比采矿业高出两个百分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第三产业,符合边际产业扩张论。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

2010年,地方对外投资持续活跃,西部地区增幅最大。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地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77.5亿美元,同比增长84.8%,浙江、辽宁、山东名列地方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三位。不难看出,境内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仍为沿海城市,然而西部地区的逐渐崛起势必为今后我国的贸易及对外投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3.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

2010年,FDI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6.2%,较09年下降三个百分点;有限责任公司占23.6%,较09年增加了1.6%;而股份有限公司占6.1%。国有企业仍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主体,但是随着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势必下降。

(二)内部化优势

由于市场交易存在竞争壁垒、定价困难、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造成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不完全竞争。此时,为了获取利润,企业选择扩大自己的经营活动,进行对外投资。

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来说,尽管规模较小,资金、资源也相对较为有限,但是经过长期发展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形成产业群,以一个整体形式进行直接对外投,便可以充分利用由于形成产业体系而获得的内部化优势。

(三)区位优势

从覆盖面上来看,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我国FDI在亚洲非洲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地处亚洲,在亚洲区域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省去了交通运输上的诸多不变因素,因此享有在亚洲的绝对领导权。而非洲的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更为便宜,所以也是理想的投资地。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尽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面对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仍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一)抓住机遇,努力寻求发展

尽管企业难免受到世界经济局势不稳的波及,但是通过近年来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资金和经验,因此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资金相当充裕,具有比较优势。当然风险问题不能被忽略,在选择对外投资的东道国时,要考虑到各种商业风险,做好应对市场变化的准备。

(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将为FDI新动力

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已经开始崛起,为对外直接投资做出了很大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继续开展,西部地区未来会逐渐与东部沿海并驾齐驱,增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三)继续扩大投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将逐渐让位给私有企业。现阶段,国内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更多的私有企业将在国家的支持下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获取更大的市场利润。日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涉及到更多领域,同时也会逐步提高在欧美市场上的FDI份额。

四、结论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一定的成就。经过连年增长,2010年末,我国的对外投资流量已位居世界第五位。现在我国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企业也已经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因此,未来我国的对外投资流量仍将处于上升阶段。尽管对外投资流量上已取得一定突破,但我国的政策法规仍不够完善,这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劣势。在未来,政府有必要完善法律法规,为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更为完备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陈泽明,陈晓红.内部化理论评述:兼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趋势[J].

[2]周升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趋势与政策[J].东亚论文,第75期.

[3]桑百川.FDI的未来机会[N].中国经济周刊,2010(1).

[4]齐晓华.中国学者有关FDI理论及模型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5).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础:战略

一、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介评

在讨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以前,很有必要先对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予以简单评价。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外可谓众说纷纭,但从学术渊源或其基础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以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体系;另一个是以产业组织为基础的体系。前者是宏观分析,即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之一是完全竞争;后者是微观分析,即从企业层次出发进行分析,其重要假设是不完全竞争,由于完全竞争假设与经济生活的现实相距太远,同时从微观层次出发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更切合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需要,故后者是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主流。从微观方面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主要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的内部化理论以及费农、约翰逊的区位因素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单纯从某一个方面来说明国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因此,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十世纪70年代末,英国里丁大学经济学教授邓宁在总结了这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成为这些传统理论的集大成者,二十多年来这一理论成了解释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与主流。

邓宁认为,前几种理论都是孤立的研究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因和行为机制,而实际上,直接投资只是跨国企业全部经营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跨国企业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经营形式,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和方式。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垄断优势论、内部化优势论和区位理论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把跨国经营的决定因素概括为三类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并把这三类优势的拥有程度作为垄断企业跨国经营方式选择的依据和条件。按照邓宁的看法,跨国直接投资发生的充分条件是需要三个优势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客观地讲,虽然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内容上只是一种“综合”,没有多少创新,但它吸收了各派理论的精华,运用多种变量来分析解释跨国公司外直接投资能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困此相对其它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具有一定的局限,该理论是根据西方私人对外投资行为提出来的,难以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做出科学的解释。

1、该理论过分强调了跨国经营企业的既有优势,即各种优势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由于跨国企业是在与本国环境不同的东道国内动作,强调企业本身拥有某些优势以抵销跨国竞争的额外成本,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以邓宁为代表的优势论者强调只有三种优势同时具备,一国企业才可能进行跨国投资,并且把这种认识从企业推广到国家,这是不太吻合现实情况的,事实上,并不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已突破主流优势论者的论断,发展对外投资,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还直接向发达国家投资。这种现象给优势论者以沉重的打击,究其根源,优势论者至少忽略了三点:一是企业跨国竞争的优势具有相对性,而非邓宁所说的绝对化;二是跨国经营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中积累;三是这三种优势具有互相替代性。

2、该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来自理论视角来展开分析,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间的利益联系。前面所述的优势理论,基本上以企业作为不受国家任何直接干预的独立主体为前提,这在一些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发达国家中可能是恰当的,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这种抽象并不恰当。在这些国家中,国有制企业的跨国投资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也同国家利益息息有关。国有企业所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通常也是国家贯彻特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分析跨国投资动因时,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追求,是不适当的。

二、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前面的论述表明,西方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过分强调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既有优势,这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是不相符的。作者认为,必须从这一理论的缺陷及其与现实的差异寻找突破口,来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1、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并且优势总是相对于同一市场中同一行业的其它企业而言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不同国家企业的总体实力对比上看,发达国家企业具有明显优势,但如果深入到具体行业看,不同国家的企业则又各有所长,从而各自有自己的相对竞争优势。在对外投资领域,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国家的企业在进入不同东道国市场,企业优势对比的这种相对性就更为明显。我国的某些制造企业在进入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时,其密集使用劳动和规模较小的设备和技术,就可能比发达国家先进但密集使用资金的企业更受欢迎。

2、作者认为,跨国投资企业的优势具有动态性,即优势可以在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对于一国企业而言,只要国外确实存在着可供自己利用的有利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是国内暂时没有或不易取得的,企业就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谋求这种优势,国际上许多知名的公司,如丰田、可口可乐、雀巢等一开始都是在具有相对优势的情况下,通过跨国经营才成长壮大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可以用这些有利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使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实力更为强大,目前我国规模较小的公司也同样可以走出去,获得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实现从小到大的迅速成长,积累自己的优势。

3、前面谈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主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它抽象掉了投资企业同所在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系,这是不适当的。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认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不失为国有企业改革走出困境的一条新思路。

(1)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可以为国有企业提供现成的外部环境。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关键环节之一不在于企业本身,而在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如规范的市场行为、成熟的法律框架、社会保障制度、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等。在国有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本身的经营效益并不差,但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却不能得到真实的体现,从而也压抑了其发展。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可以使国有企业直接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真正地显示其效益,走上良性循环之路。

(2)企业的产品结构可以得到调整。国有企业整体效益较差的一个原因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在国内市场饱和的条件下无法继续生存。海外经营可以使一部分产品向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为国有企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3)创新是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源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搞跨国经营是一种全新的企业经营方式,从企业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供给到生产的工艺,方法和生产的产品以及它所面对的市场和企业生产的组织体系等方面都将面临一次彻底的创新。这必将对我国的企业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选择

目前,我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有外贸公司、生产企业、工贸企业、金融性企业、服务性企业等多种类型。但总的来说,规模少而分散。而国际竞争是规模与实力的竞争,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往往是大型的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为了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应该积极发展具有海外投资实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1、大力发展实业型跨国公司。规模化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之一。目前我国企业的规模化水平普遍很低。为此,我们应该通过政策倾斜、扶持等措施积极鼓励国内企业的强强联合,发展以大型企业为核心,融资本、生产、技术为一体的实力雄厚的企业集团,实现规模化经营,并以之作为我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另外,要鼓励已有的企业集团积极走出国门,开展跨国投资,以便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打开局面,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2、充分发挥综合商社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主体作用。我国旧的统收统购的外贸经济体制使得工业和贸易二者脱节。若用综合商社的形式,将两者联合,使工业企业较强的投资生产能力和外贸企业拥有的国际营销网络及经营经验相结合,再加上跨国银行强大的金融支持,则可大大提高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此,综合商社组织是我国开展跨国经营的理想的投资主体。

(一)投资方式战略

1、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应以合资为主,灵活多样。一个国家的自身经济状况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它对外投资所应采取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自身资金比较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过剩型”对外投资,相对来说,机会成本较大。为了更有效地回避和防范投资风险,更充分地利用东道国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享受更多的东道国投资优势待遇,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较快地占领东道国市场,选择合资的方式对我们比较有利。

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也决定了应以合资方式为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起点较低,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规模方面,还是从体制因素方面来说,都不明显,有的方面甚至还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学习和获取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外资为主。以合资方式进行投资,有利于我们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且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便于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当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是由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三个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以上意见只是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总的看法,具体到每一个投资项目,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相机决策。

2、应该重视以实物出资的方式来发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我国国内正处于一个产业调整、结构转变的时期,前一段时间由于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结构趋同等原因造成的国内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生产能力过剩等现象将得到比较彻底的清理。在这一过程中将释放出许多闲置的生产设备和其他资源,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起来,选择适合的国家和地区,以实物出资的方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这样不但促使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变,减少了浪费,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使其发挥出新的生命力。

3、应重视直接对外投资中的跨国购并方式。目前跨国购并已成为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但我国对这种方式还不太熟悉。跨国购并具有其它投资方式不可比拟的优势,在许多情况下,通过购并进入比新建更为优越。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这一海外投资方式,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有选择地加以灵活动用。

(二)地区选择战略

目前,从投资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但大多数集中在港澳地区,其次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不难看出,投资过于集澳和发达国家,而忽视了最广阔的市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关系较好,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而中国企业又具有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占比较优势的技术、设备、原材料、要素等。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可以充分发挥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创造比较好的经济效益。那么具体选择哪些国家呢?作者认为一般应考虑下列因素:一是本地区、本行业的优势与经济技术条件:二是是否符合东道国规定的优先发展领域,能否享受优惠待遇;三是考虑利用当地资源和带动国内商品出口的程度;四是能否做到投资少,见效快,共同受益;五是分析各国投资环境、考察项目的发展前途。

(三)宏观支持战略

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纯粹的企业行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对待我国的跨国投资工作。

直接对外投资理论范文篇3

概述

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有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内部化理论、弗农(Vernon)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除了邓宁的理论将区位作为重要的子因素考虑外,这些理论的共同缺点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单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颇。理论与实际都需要我们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出发来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至今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有:

一是邓宁(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内含的区位要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说明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若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则可选择许可贸易方式,若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出口方式。但在邓宁基本理论的框架下仍隐含着重要的区位思想,他的理论把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第二,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及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心理距离等。

第三,区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第四,投资环境,包括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的优惠程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及金融货币的稳定性等。2000年,邓宁又在“InternationalBusinessReview”发表了“TheEclecticParadigmasanEnvelopeforEconomicandBusi-nessTheoriesofMNEs’Activity”一文,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二是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et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该类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Kravis等(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国学者鲁明泓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FDI的影响。

例如,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波特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而Luger等(1985)、Braunerhjelm等(1996)对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效应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术产业别明显。

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成为20世纪后期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些理论分别以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与分布、金融制度等经济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为变化因子来检验其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虽然这类统计分析削弱了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内含,但却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

区位分布的新特点及相关解释

200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量达到527亿多美元,超越美国成为该年全球最大的引资国,2003年尽管受SARS的困扰,我国仍然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当年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其比重从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7.91%,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平均额,东部地区占86.37%,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4.76%。从至2004年上半年为止的外资使用的平均额看,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8倍,为中部地区的9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

这说明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潜在的巨大市场份额,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以上区位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缩小,所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与西部地区相比,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市场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落差较小,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所以成为外商渐进式西进的首选地带。

第二,中部地区虽远离沿海,但许多省份都具有长江沿岸的万吨级港口,水路运输便利,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第三,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低的劳动力成本、物美价廉的土地,较好的工业基础,较强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国公司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

其次,在沿海地区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

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资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跨国公司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位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北上行为反映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因为:

第一,我国加入WTO后,全国范围利用外资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而与此同时该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加上高素质人才的相对匮乏,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

第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为提供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交通运输设施等高级要素再加上厚实的产业科研基础,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

第三,以北京、天津为依托的环渤海经济区主要以高质量的研发力量,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2008奥运经济的辐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由此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要素的需求已从低级转向高级、静态转向动态。

第三,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就必将在业务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当地管理中心,即地区总部,这是为适应国际业务扩展需要,加强地区内协调并促进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利途径。UNCTAD认为跨国公司做出设立地区性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慎密的研究和比较,是一个较长的决策过程,尤其在选择地址上,主要考虑所在区域的以下指标:良好的交通条件;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技术队伍;吸引国际职员的高品质生活环境;低水平的公司和个人税收等等。

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这些方面的要素条件,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现在,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了70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30多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极大多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地理分布与地区总部基本一致。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总体经营条件及研发条件的认可,有助于增强这些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分布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趋同,所以集中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设立,会加剧外资在我国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偏好。

欧美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并把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欧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属于市场开发型投资。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所谓市场开拓型的直接投资就是以充分挖掘东道国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产业、产品以大陆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占59%,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占19%,以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分别占15%和17%,可见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在欧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占据了较大的权重。

日韩等国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动的主要动机在于试图把中国大陆变为其产品销往第三国或返销国内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车间”,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即其产品以远销中国以外的市场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2年在华日、韩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数分别占69.9%和70%,而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超过90%的企业数也分别占据日、韩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49.5%和50.91%。这样劳动力工资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韩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权重较大。

港澳台等亚洲跨国公司由于其发展空间的狭小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贫乏,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失去的比较优势或国内不可能生产的产品的进口,其结果是促进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例如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港澳台资本加快向我国西部地区流动,以期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取得国际化经营中的自然资源优势。所以,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是港澳台跨国公司在作出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另外,“市场知识”以及“心理距离”等因素对港奥台跨国公司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不同跨国公司由于其来源地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对外投资时所考虑的区位因子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对策

虽然,近年来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吸收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角度看,许多方面环有待改善。

第一,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差距的长期存在说明纵然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颇大,但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等区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资的“西进运动”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西部地区的引资绩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中部地区区位要素的原有基础及近几年改善的程度要强于西部地区,所以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要上台阶,除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资源及环境基础上的优势产业并以一些重点城市为依托建立优势产业集群形成强大动态累计效应,为跨国公司上下游产业配套创造条件,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环境。

另外,西部人力资源的流失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员本身及东部地区对该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如果人力资源得不到积累,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量的迅速增长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对份额的下降说明在我国引资优惠政策已退居较为次要地位的同时,如果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区位优势在逐步丧失的同时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配套基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等高级区位要素尚未创立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绝对份额或相对份额的下降。

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过程向我们说明了区位要素创新的必要性,不断培育符合当代跨国公司需要的高级区位因素是将来我国引资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重点要做好作为增长极作用的产业集群的建设,通过积累的动态循环关系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另外要在跨国公司重点投资地区努力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科技创业活动,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