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6篇)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篇1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制度上层建筑
在宪法学上,经济制度是一个存在分歧的概念,说法不一,不同的宪法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众说纷纭。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规定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的制度的总和。而前两种观点,把经济制度混同于了经济基础,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法律化了的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而和经济基础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涵看,经济制度应该属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归谁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等三个方面。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艺术、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上层建筑由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及意识形态两部分组成。前者主要包括国家、政权、法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通常被称为政治上层建筑。后者包括政治观点、法律观点、等等。在上层建筑这个庞大的体系当中,政治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包括国家的制度、物质设施、政策、法令等等,是上层建筑中最有力的部分。
宪法学中的经济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认生产关系的制度;一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以及与该经济管理体制有内在联系的基本经济政策。
其次,从宪法学这门学科看,经济制度应属于上层建筑。宪法学是一门以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科学。对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观点,但归根结底,宪法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主要是研究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宪法的本质、特征、形成和作用,宪法的制定和实施,宪法的解释、修改和监督,以及各种宪法规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宪法关系,这些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宪法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宪法的基本理论,宪法的历史发展,国家性质,国家形式,选举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政党制度,宪法的保障与监督等。这些都属于国家政权,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范畴,都是政治上层建筑。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的依据,因而决定了以宪法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在整个法学体系当中举足轻重,决定了宪法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宪法学属于基础理论学科。研究宪法确认的有关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原则、精神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二是宪法学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规范国家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有的学者从宪法学主要以国家政权为研究对象的角度,将宪法学概之为国家政权之学,因此与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相关政策有密切联系。三是宪法学研究的都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宪法规定的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如国家性质,国家形式等。那么,宪法学所研究的必然也是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这些也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因此,宪法学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既然如此,作为宪法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制度自然也应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篇2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生产关系；经济规律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10-0005-12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高到学科高度，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对一年多来学者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进行梳理，以便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和前沿动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学科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②。从发展阶段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特殊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特殊属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将在实践中继续发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因此也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致的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发展的必然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⑥。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当前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必修课。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学者们对此达成了共识。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笼统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贯彻始终⑦，而没有严格区分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加以区分，并强调其中方法论的作用，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其方法论为本，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生矛盾时，应遵循其方法论原则修正其理论，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论原则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都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无疑都十分重要，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十分关键。如果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容易陷入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只有重视方法论，才能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在谈到《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重要的借鉴，是借鉴而不是指导；而其方法论才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⑩。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政治经济现象，探索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具体地讲，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有学者认为其世界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及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另外，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其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世代又各不相同，所以政治经济学从空间来说又具有每个国家的特殊性。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民族性，认为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都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该理论形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其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因此具有中国特色。有学者将其特殊性表述为国家主体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家主体性，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强调的是中国。这里说的“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即历史性、世界性以及中国特色的个性即民族性、国家主体性。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符合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是经济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殊性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全面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又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因此作为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性上讨论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该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学者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辩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历史方位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行讨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践内容的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我国才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其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因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另外，经济实践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从理论的目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既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的学说，是属于建设性的经济学，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寻找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好制度，是批判性经济学。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另有一些学者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存在于中华文明之中而且仍然对当今有着重大正面影响的思想基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重要基础；有学者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特殊的价值模式和伦理模式，认为我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价值模式，集体主义价值模式不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个人主义价值模式有利于企业规模的扩大；伦理模式上，我国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节俭、积累、容忍、传统、追求长期稳定生活的伦理模式，这种伦理模式使人们倾向于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使这种交易可能不是最优，而在短期导向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更关注当前交易的剩余。而基于儒家思想传统的“积累欲和节俭观”对于经济增长也有真实的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历史所赋予的，中国的经济学一定要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这是稳固的根基所在。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篇3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是受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政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描述有很多，首先，它强调商品的价值属性，认为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1]。其次，商品价值是由人类无差别的劳动所形成的，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人类劳动。最后，商品使用价值不等同于商品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还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的特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雇佣劳动力和剥削劳动力为主要生产方式，而共产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产品经济，生产完全社会化。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分析和研究外，它还对人类历史上各个发展时期的经济做了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出人类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式。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形成、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货币的发展与形成、价格的形成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与成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国首次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十月革命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首次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全球再次掀起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潮，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思考分析，并解决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其获得的成就主要有：一是利用数学成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研究[2]。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数学领域有了快速的发展，数学也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利用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理论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出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劳动的剥削，也能够更加精准地论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经济理论。二是经济危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矛盾观，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必将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三是国家关系理论[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资本市场国际化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这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给予正确指导。四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发展理论成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具有时代进步性，马克思是提出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中社会经济调节理论的第一人，这一理论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一）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展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为前提，提出了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理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完全的适用性和先进意义。然而，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任何学科的研究都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反映的政治经济观念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代经济现象，也不能完全地解决现代的经济问题。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不具备完全适用性，我们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具有普适性。例如，劳动价值论中的生产规律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一般原理，依然适用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也有部分观点和原理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不能够完全适用，对于这部分观点和原理应该舍弃。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于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在现代的经济发展中不能够完全适用。如生产劳动包不包括现代企业所谓的管理劳动和监督劳动？这些劳动是否也属于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劳动？能否增加商品的价值？另外，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资料等个别原理知识，都是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修正的理论。
（二）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适应时展的需要，首先要认清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年代，两大阶级具有很深的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而现代社会，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资料，甚至能够成为商品生产者和股权所有者，两大阶级的关系和矛盾日益缩小。并且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福利待遇也更好，工人阶级推翻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基本没有。其次，企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企业生产发展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主要是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分工的细化，各个行业的专业性加强，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的组织计划性更强，同时，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不良竞争将会导致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二者产生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甚至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式，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得到控制，这大大的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第三，市场的扩大发展，与生产无限发展相适应。市场的限制性发展，必然导致发生冲突，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恶性循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开拓了海外市场和国内市场，这极大地扩大了市场的范围，缓解了市场与生产发展的冲突，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三）打破传统教条主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行动指南，并不是教条，坚决不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盲目地认定为教义，犯教条主义错误。所谓教条主义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理论与一般理论一样，都具有时代适应性，反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应用，反对坚持实事求是。教条主义是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相违背的，是不可取的。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应该根据各国、各个时代的具体情况与发展变化，合力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并灵活应用个别原理甚至抛弃个别原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保持时代先进性，以促进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照搬硬套也是教条主义的特征之一，即指完全套用教义内容，不做任何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句话是在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说的，具有时代性特征。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有所缓和，此时如果不管实际情况，仍然坚持“消灭私有制”，必须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稳定不利，这一理论明显不适合当代的发展。因此，要坚决杜绝照搬硬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必须要坚持创新与发展。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必要手段，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共同发展。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篇4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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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2）01009805
一、引言
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2005年曾撰文指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日益上升，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边缘化的状况令人担忧［1］。在这之后，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迅速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现实中，刘老担心的问题确实是存在的。在经济学类专业本科生的教学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是教育部规定的核心课程，但是，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经济学“一枝独秀”,20世纪90年代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平分秋色”，到本世纪初，政治经济学已“黯然失色”。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刘老所说的教育方针、教师和领导权问题外，两门课程教学内容的冲突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课程设置上，财经类高校一般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一学期就开设政治经济学，而在接下来的两个学期则先后开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从以前被批判的对象变为正面讲授的必修课，这种“华丽转身”埋下了两门课程教学冲突的种子，让政治经济学“元气大伤”，也让学生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2］。
两门课程中会分析相同的经济现象，也会出现相同的概念，但是概念的内涵和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异或矛盾。第一学期政治经济学基础比较扎实的学生，往往在第二学期学习微观经济学后发现，自己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断地被微观经济学“侵蚀”，知识体系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对于政治经济学基础不好的学生来说，他们未必能想到对两门课程内容进行比较，没有内心的疑惑，但是在他们的知识模块中，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一块，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另外一块，两套自成体系的理论“互不干涉”，远远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学习效果。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学生之中，甚至也存在于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之中。因而，系统的梳理和整合两门课程中“矛盾”的教学内容，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改变学生“一团糨糊”或“两块铁板”的知识结构，同时提高两门课程教学效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对两门课程中“冲突”教学内容的系统梳理
（一）研究对象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决定，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消费之用。”［4］比较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源都是由一定社会集团或阶级所占有的，这种占有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只有处理好这种关系（即生产关系），才能更好地配置社会资源，发展生产力。而西方经济学并不深入地研究生产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样拥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系统的经济理论。
（二）价值价格理论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认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西方经济学则认为，价值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效用，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心理感受，是由消费的最后一个商品给他带来的边际效用决定的，但是，同样的消费者消费不同的商品数量，边际效用会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马歇尔创立了供求价格理论，根据供给、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认为供求双方相互作用达到均衡则形成均衡价格。瓦尔拉斯又在马歇尔局部均衡的基础上开创了一般均衡价格理论，通过阿罗和德布鲁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构造。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阐释所有要素和商品的价格是怎么达到一般均衡的，而政治经济学除了分析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价格变化的基准。
（三）分配理论和对核心概念理解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建筑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分配的价值是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这部分新价值在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配，两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有着极强的利益冲突。西方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就是其要素价格理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四个要素，按照它们提供给市场的数量和各自价格的乘积分别获得报酬，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下，每种要素获得的报酬都刚好等于该种要素对于产出的贡献。
另外，两门课程中涉及的分配的核心概念，内涵也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认为利息是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报酬，而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息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西方经济学认为工资是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报酬，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工资只是工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西方经济学认为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报酬，而政治经济学认为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的。总之，西方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以边际生产力和均衡分析为主线，充满了利益的和谐；政治经济学的分配理论以价值和剩余价值分析为主线，充满了利益冲突。
（四）失业和危机理论的“冲突”
政治经济学中的失业是与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密切相关的，它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制度性的，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必然是对抗的，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千百万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危机的爆发就是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西方经济学的失业和经济周期理论，极少从制度层面去发掘原因，而是寻找了很多非制度的原因。理论本身丰富多样。一般认为，失业有总需求不足型失业、经济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自然失业，对于其中最为重要的需求不足型失业，西方经济学主要从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入手分析，但是未触及收入分配等更为本质性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周期理论也是如此，仅仅从货币冲击、投资冲击、消费不足以及技术冲击的外生视角来观察，从未考虑经济危机的制度内生性原因。
三、正确引导学生认识教学内容冲突的根本原因，深刻把握问题的本质
两门课程教学内容冲突的根源在于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冲突，而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冲突又植根于它们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产生背景和研究目的。厘清两门学科不同的历史观、产生背景和研究目的，有利于学生从根本上理解教学内容冲突的原因，对掌握教学内容也会更为有利。
（一）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学科的历史观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将社会发展看作一个由客观规律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过程，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不是永恒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终究会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所代替。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将制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中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命运。而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做永恒的，因而它不关注制度的研究，而是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研究资源配置及其运行规律。两种不同的哲学历史观是两门课程教学内容“冲突”的深层次根源。正是哲学历史观的分野决定了两门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以及对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看法。
（二）引导学生从两门学科产生的背景与研究目的来看待教学内容的“冲突”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后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革命的经济学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阶级矛盾，阐明它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研究目的，决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必然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利益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关注阶级矛盾，而工资和利润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的经济根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在不遗余力地揭示利益冲突，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工资和利润都是雇用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工资和利润之间此消彼长。他还从剩余价值分割的具体形态来看待各种资本获得的利润以及利息、股息和地租，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他的资本积累、失业和经济危机理论也都是通过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来印证其必然走向灭亡趋势的判断。总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价值理论、分配理论以及失业和危机理论无一例外地都是服务于它的研究目的――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并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
西方经济学则完全不一样。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为了适应西方国家富国裕民的目标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让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权，这样的制度无疑对于他们是再合理不过的了，因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提倡经济发展和经济和谐，反对揭示利益矛盾和阶级冲突，为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辩护，为完善它出谋划策。这样的研究目标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是生产关系，也不可能再去揭示利益冲突和矛盾，而是要在制度合理的前提下研究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以进一步维持资本主义秩序，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着重关注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另外，为了说明现行制度的合理性，西方经济学更加关注各个阶级的和谐，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就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和产品分配净尽定理强调，各种要素按照自己的边际生产力参与分配，各得其所，没有剥削，没有冲突，资本主义制度是和谐的。至于说失业和危机，西方经济学也大都认为是由外生冲击造成的，与制度没关系，制度是合理的。
四、正确引导学生理顺两门课程的内在联系，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对于同样的经济现象，两门课程提出不同的经济解释，给学生带了一些困扰。从学生的提问来看，他们希望得到一个个标准答案：研究对象到底是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价值理论到底是劳动价值论还是均衡价格论，等等。学生提问的背后其实是把两门课程对立起来的，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非此即彼。虽然笔者在上文中系统梳理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课程相冲突的教学内容，但实际上两门课程只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经济问题，它们不是一种竞争替代和此消彼长的关系，这就要求教师对学生加以正确引导，理顺两门课程的内在联系，以期达到两门课程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一）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课程的学科性质，纠正偏见，端正学习态度
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不佳有多方面原因，除了与西方经济学在教学内容上的冲突外，还由于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存在误解，认为它是政治课，因而提不起精神，缺乏热情。政治经济学的商品货币理论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过，只是那时学习得不够深入和系统，因为当时它是以政治课的面目出现的，所以使很多学生以为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是思想政治课，加之研究生考试的政治理论课中就包括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样就更使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属性产生错误认识。教师要通过教学和宣传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学科性质，让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激发他们的学习欲望和学习兴趣。
政治经济学学科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的。法国重商主义代表蒙克莱田在《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及政治经济学，目的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之后，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广泛使用,表示对整个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因而，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学,也不是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而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教师要纠正学生只有西方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的观念，让学生明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起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要纠正学生“政治经济学政治性强、没什么用”而西方经济学很实用的观念；引导学生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货币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经济学学科的阶级性，提高辨识能力
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教学的过程中，有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教师需要向学生澄清，以增强学生的辨识能力，提高教学效果。阶级性和科学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多数学生喜欢西方经济学甚于政治经济学。学生有学习兴趣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教学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强调该学科的阶级性和辩护性，否则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不仅达不到既定的教学效果，反而适得其反，制造混乱。
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就公开表示：“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6］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7］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会因为其阶级性而大打折扣，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对于西方经济学不要全盘接受，而要批判性地学习。教师要让学生谨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捍卫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反映底层百姓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和渴望,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有者的既得利益服务。
（三）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两门学科的优点和缺点，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既应学好、学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学懂并系统掌握西方经济学，对两门课程应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凡是西方经济学家看到的人与物的关系，政治经济学都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社会经济活动的二重性，让我们要兼收并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长处，不可偏废。
另外，西方经济学强调通过数理逻辑演绎、计量实证方法对各种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并对相关理论进行验证，偏重于定量分析，这样能让学生在定量分析方面得到较好的训练，学生很容易理解，因而在心理上会偏向西方经济学。但是教师同时也要有效地引导学生，使他们认识到政治经济学强调的定性分析方法同样重要。定性分析方法中的科学抽象法指出，在进行理论发现时，由具体到抽象、由现象一步步上升到本质；在进行理论叙述时，又强调从抽象到具体，从最抽象的理论逐步还原到现实中。这种训练对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定性分析问题的能力大有裨益。我们在具体研究经济问题时，要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五、提高两门课程教学效果，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学活动中要同时提高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避免此消彼长，做到相得益彰，这便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教师要同时熟悉两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加强两门课程间的学术交流
政治经济学教师要熟悉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同样西方经济学教师要对政治经济学内容有所研究，后者特别重要。高校中的某些海归教师，没有研究甚至都没有学习过政治经济学就走上了讲台，他们讲授西方经济学时，极少有批判性的评论，对两门课程的冲突内容，往往刻意回避或者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对两门课程特别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因而，加强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素养特别重要。
同时，两门课程的教师要破除观念鸿沟,加强学术交流，通过互相听课、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等一切可能的方式加强联系，以促进教师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从而增大课堂教学的信息量，提高教学内容的学术质量。在教学中，一些教师或者对对方课程不了解，或者是为了强调本学科的重要性，经常贬低对方课程。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师批评西方经济学肤浅、庸俗，也有的西方经济学教师说政治经济学过时、说教，这些言论都不利于同时提高两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两个学科的学者和教师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若涉及对方学科的内容,任课教师应能以客观、科学、谨慎的态度作出点评。
（二）提倡比较教学法，在比较教学中让两门课程相得益彰
为了解决两门课程教学内容此消彼长的问题，笔者提倡教师运用比较教学法，就是在讲授其中一门课程时穿插另一门课程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和见解，进行比较，说明所讲理论或方法的优势和缺陷，这样有助于化解矛盾、澄清问题、深化认识，达到在比较中巩固教学效果的目的。教师尤其要避免教学中“述而不评”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原版教材总是把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作科学真理来传授，初学的学生很容易被它所迷惑，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进行比较述评。述评需要一定的时间，动员学生讨论所需的课时更多，如果课时允许的话，财经类院校完全可以单独开设一门比较经济学课程，系统讲授两门课程的异同，帮助学生融会贯通，真正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
六、结语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篇6
自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世界科技突飞猛进，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亟需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研究对象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把利益（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正是适应政治经济学现代定位需要的科学选择。
（一）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时间定位
1.利益关系反映了人类活动的永恒追求
人类活动是紧紧围绕利益而展开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利益的追求史。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人的交往还是国与国的关系，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离开了利益的创造和获取，人类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经济学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2.利益关系反映了时代主题
当前，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离开了发展，就失去了尊严和地位。因此，各国都把发展作为本国的第一要务。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将是各个国家追求的必然主题。政治经济学要真正确立起自己的王冠地位，首先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对象，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和揭示利益的创造、分配规律，不仅尊重了人类的根本追求，更加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现实要求和发展趋势。
（二）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空间定位
1.从现实国情看，当前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中国所进行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社会改革，目的都是通过利益的重新协调，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焦点也在于利益关系的不协调。构建和谐社会，本质上仍然是构建利益协调的社会。
2.从国际背景看，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发展经济的制度、方法和政策上，各国相互借鉴，表现出了很强的趋同性。现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系列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如空间开发、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等，都需要国与国之间协同研究，携手合作才能得到解决。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求同存异，寻找共同发展。
（三）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定位从根本上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已经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阶段逐步发展到了知识经济阶段。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越来越突出，非物质产品在生活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享受闲暇和服务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现代经济的主体也随之从物质生产领域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扩展，知识产品、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等开始替代物质资源要素而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决定作用，科学、教育、卫生、生态等一大批非物质生产领域的部门逐渐成为主导产业，非物质生产逐渐成为现代经济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对经济关系、经济运行与发展规律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保持传统经济学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研究阵地，又可以把非物质的利益生产纳入到经济学的视野，从而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保证了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和科学性。
（四）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而经济活动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个人。因此，经济学从一开始就与人文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研究，而是涉及到了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正如马歇尔所言，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也是关于人的科学。经济学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关注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兼容并蓄。而能把各个学科联系在一起，能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全面反映政治经济学历史性作用的研究对象只有利益。把利益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符合经济学的发展趋势，而且适应了经济学的学科定位需要。
二、以调整研究对象为契机，重塑现代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
首先，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能够使政治经济学真正变成身边的经济学。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缺乏应有的吸引力，根本原因在于它脱离了社会实际，距离人们的生活太远。在科学研究中，由于经济改革的实际需要，许多人把研究视野转向西方经济学，留下的人则专注于政策、对策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政治经济学被作为单纯的政治课教授，结果教师不愿意教，学生不愿意学。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重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则可以彻底改变政治经济学面临的窘境，使之真正贴近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身边的经济学。
其次，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使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线索贯彻始终，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传统政治经济学或者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或者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几个部分，但始终不能做到同一逻辑线索贯彻全篇，几个组成部分无法实现有机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被简单割裂，大大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用利益的创造、实现和分配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可以极大的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
再次，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彻底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矛盾。长期以来，人们重视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却忽视它们的内在联系，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生产关系的研究和意识形态的教育，西方经济学侧重资源配置和财富的创造，二者是水火不容的两个理论，无法沟通和协调。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既尊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做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包含了资源配置和财富创造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联系基础上分析其个性，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相互促进，彻底解决困惑研究和教学实践多年的矛盾和问题。
最后，把利益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完善政治经济学内容体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利益关系，研究主线是资源配置（包括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各种利益关系得以实现的最佳组织形式和途径，研究的任务是揭示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律。这样，研究的对象、主线、目的、任务的有机联系，便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