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策略(6篇)
数字货币策略篇1
尽管美国财政部在隔周就了这一数据的修正数字，表示中国的持有量仍然位居第一，但这仍然从侧面说明了我国外汇储备结构调整的策略正越来越积极。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3月9日在“两会”新闻中心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通过多元化配置等策略，保障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其实，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中国已经开始了相应的准备。要积极参与货币抗争，首先是自己手里要有足够的“子弹”。这段时间，中国除了不断用新增的外汇储备买入美元类金融资产外，中国对持有的美国国债期限结构做了很大调整。
2009年6月份中国持有美国短期国债1585亿美元，是2008年同期的12倍，2009年底的数额可能更高。仅从收益性需求的角度根本不能解释这样异常的增持行为，因为美国短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几乎接近零点，甚至是中国扫货美国短债的行为压低了其到期收益率，因此这极有可能是中国正在囤积弹药的结果。
另外，大量从美国净购入国债的同时，却更大量地对其它实体抛出自己的存量，中国俨然成为了国际市场上美国国债的做市商。
实际上，中国正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储备筹码增强自己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发言权。中国真正需要的是通过积极利用外汇储备参与国际市场，在积累经验的同时积极探索，提高外汇储备的利用层次。
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是非平衡的国际收支结构与特定的外汇管理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以牺牲本国消费，输出国内资源，放弃货币政策部分独立性，甚至是降低经济增长效率为代价换来的重要金融资源和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始积累成果。占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规模，不仅是中国对外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保障，更是中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筹码，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比想象中更大。
中国对美国国债态度的转变，可以说是中国外汇储备在市场参与方式及策略思维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由韬光养晦转入积极布局。目前的背景是：两大储备货币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正处于胶着状态。
奥巴马政府刺激出口拉动就业的政策以及美国高额的负债和政府赤字导致市场对美元长期走低的预期，这也是美政府坚持“劝说”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另一方面，希腊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的不稳定性也为其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美元兑欧元短期走高，长期来看，远期与即期汇率之间的差距很小，两种主要货币走软的趋势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从市场交易上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成了影响这两个货币之间汇率走势的潜在力量，以储备币种结构调整的名义进行大规模外汇资产买卖，可以在欧美汇率之间施加对中国有利的影响。
数字货币策略篇2
关键词:美元,美元陷阱,人民币,政策选择
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美元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美元霸权的确立和维持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起,美国就开始走上一条有意识主导世界经济的道路,美元也开始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长期以来,美国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国国内的债务违约在给美国民众带来福利损失的同时,也使持有美国国债的其他各国受到损失。中国作为美债最大的持有者,在美国转嫁债务危机中受到很大牵连。
一、美国保持美元中心地位的行动方案
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建立的国家信用,通过国会、政界、金融和实业等社会各界,形成一套复杂的行动方案,包括多种政策工具和投资策略,来保证美元的中心地位,并给其他货币挑战美元地位带来很大的困难。
(一)虚置美元的币值基础
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建立在信用本位基础上的全球化货币体系,储备货币发行国承担为全球提供金融流动性的责任。在该体系下的核心货币发行国中,美国独大。
美元币值基础的虚置是美元战略的根本前提。只要没有挂钩对象的限制,而国际贸易又一直主要使用美元结算,理论上,美元就有持续增发和输出的可能,美国就可以自由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而调节实际币值和汇率,同时通过输出通胀等打压其他经济体和货币系统,甚至可能通过大量增发美元用于偿还巨额国债。正如美国遭受标准普尔降级评定之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表示的:由于美国能随时印钞票,因此债务违约的概率是“零”,并强调美债仍属安全投资。而如果量化宽松成为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中国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将持续承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所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外部流动性冲击,以及外汇储备日渐缩水的风险。
二战后,美国一手打造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金融货币运行的基础框架,掌控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在全世界进行货币倾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又表现出彻底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决心,有步骤地罢黜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7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意味着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其他储备货币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放弃与美元间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之后,美国在全球推动建立了一套中央银行制度,使各国货币当局的利率、汇率政策失去独立性,剥夺了其他国家部分货币和金融主权。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美国大大提高了战略机动性,其国际地位和政策自主性得到空前加强。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的币值基础成为一个含糊不清的关键问题。而实际上,美元没有一个固定的币值基础,这使得美元的货币供应变得更有任意性,美联储可以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大量发行美元,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分摊由此带来的通胀效应。自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汇率已下跌至原先的1/8左右,可以侧面反映出美元的实质币值一直在下降。然而,只要新发行的美元随着美国不断增长的逆差主要流向国外,美国就不必承担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成本,而可以坐享收益。
(二)通过贸易逆差回流美元并赢得财富
1982—2010年间,美国只有在1991年实现了微量顺差(约29亿美元),其余各年份美国的国际贸易都保持逆差,2006年更是达到8006亿美元的高位,换作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保持这样的逆差持续时间和规模。美国持续如此长时间保持如此巨大逆差的前提条件:一是顺差国的外贸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为了使所获得的美元保值,顺差国几乎只能在美国有限的领域进行投资,从而使这部分美元又转回美国。二是美国通过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向国际社会举债,借助“债务经济”维持其购买和消费的能力。其中,美国国债以其国家信誉为基础,一直被认为保值性较高,从而成为赚得美元的国家“理想”的美元去向。三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国内产生大量成本低廉的美元。
美国长时间保持贸易巨额逆差的结果是,美国既买进了商品和服务,从而享有世界的财富,增加人们的福利,又回笼了资本,造成美国经济金融持续繁荣,也保证了美元的币值。其他国家投资美国国债越多,就越难以自拔,美元债市的流动性就越高,美国借此也得以为自己的贸易赤字融资。此外,长期的贸易逆差,使得美国几乎无限量地发行美元货币。美国印制一张1美元钞票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只需0.03美元,却能买到价值1美元的商品。由此,美国每年可以得到数百亿美元的巨额铸币税收益。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使其自身面临贸易赤字的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赤字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和就业率。因此,美国需要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使得美元和铸币税的获益空间基本吻合。但是,由于美国长期保持一种透支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政府运作已深陷债务经济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贸易逆差,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美元贬值。2010年美国出口商品1.3万亿美元,而在美元开始贬值的2002年,出口额仅为6970亿美元。分析家认为,这个增量的1/4到1/3可以归因于美元贬值。通过调节美元币值,美国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贸易逆差的规模,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而稳定地获得净利益。
(四)通过政治经济手段打压其他货币
历史地看,为了确保美元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核心地位,当美国发现美元面临或可能面临其他货币竞争时,它会设法打击其直接或潜在的竞争对手,并竭力阻止其他区域的货币合作和一体化进程。美国对其竞争对手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主导形成IMF和其他国际金融行为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对“操纵汇率”的界定,迫使别国货币升值;扶植别国政治人和经济学界的专家,鼓吹其主张的合理性,等等。由此,一面转移其国内经济矛盾,一面打击其竞争对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对欧洲实行利用与打压相结合的政策,遭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不满。戴高乐曾强烈谴责,美元不是公正的国际交易媒介,而只是为美国服务的信贷工具;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美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而可以不必进行调整。20世纪60年代,法美两国分别动用了安全、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进行了货币对抗。法国试图削弱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霸权,而美国不做任何实质性妥协,将维持美元霸权作为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20世纪80年代美元逼迫日元升值,是美国通过政治经济压力逼迫外币升值的一次典型的行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美贸易出现大额不平衡,日本形成大量贸易盈余,开始用获得的美元投资于美国的资产。面对日本的挑战,美国于1985年联合英、法、德,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广场协议”,美元兑日元贬值逾40%,成为之后日本经济长达20年衰退与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由此导致的美元突然大幅贬值,则使美国释放了巨大的国内经济压力。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地区经济达到空前景气之际,美国金融大鳄以泰铢为突破口,沉重打击了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
1999年欧元的诞生,提供了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结算货币选择,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地位,冲击了美元的储备货币霸权。一方面,由于欧元区主要出口商品品种与美国具有竞争性,欧元结算量的上升必然导致美元结算量的下降,美元结算量的比重相对下降意味着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流失。另一方面,欧元诞生之后,其占全球总外汇储备量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美元则持续下降,从2001年底的71.5%降至2010年底的62.1%。国际货币呈现两强格局显然是美国不愿意见到的。因此,美国利用美元的“避险属性”和阶段性强势,定期不定期地制造并利用欧元区债务危机,轮番对欧债制造动荡,打击欧元,对欧元占据绝对主动。
美国通过政治、外交和贸易手段,强压人民币按其要求和标准升值,以减轻自身经济压力的思路一直没有改变。美国财长盖特纳曾表示:中国货币币值“无论如何衡量都遭低估”;“全球经济要想更为稳健就需抑制中国等出口国的贸易盈余并减少美国等进口国的贸易赤字。”由这一表态看来,美国的思路是始终将自己的利益置于核心位置,然后将世界的经济利益与自身经济稳定相挂钩,通过这样一种利益捆绑策略来维持美元的战略地位,反映出赤裸裸的经济霸权思维。实际上,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强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的出口产业,对全世界的经济复苏有着重要帮助;有分析人士早已指出中国经济在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方面的作用,而世界非常需要继续这一趋势……因此,打压人民币汇率不仅是对中国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以牺牲世界经济总体利益为代价的。
(五)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打压别国经济
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衍生产品供给国,并使之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机构投资者与个人理财投资菜单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金融衍生品等金融手段打压其他货币,一般不通过政府活动进行,而是借助其所主导的市场规则和金融概念,由美国的资本家和金融精英着手打击他国货币和金融体系而谋利。其中,借助信用杠杆的各种金融衍生品已经成为必备的工具。
数字货币策略篇3
关键词：次贷危机；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3－0012－04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主要中央银行迅速下调利率，在利用这一常规手段的同时推出了定量宽松等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从利率杠杆和数量杠杆两个角度实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次贷危机时期实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2009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及经济学家讨论的热点。为了摆脱经济下滑的风险，我国也实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也面临着政策退出的问题。本文分析了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原因、次序、时机和方式，退出时与公众沟通、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和国际协调的进行，以及欧元区和美国可能会选择的退出战略。
一、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退出的原因
根据货币主义的观点，从长期来看，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压力有3个来源：超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刺激投资和消费；银行体系过剩的流动性；新的通胀预期。随着经济的复苏，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在特殊时期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必须退出。
除了担心出现通货膨胀以外，过去1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经验使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在全球长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信贷获得过于容易，这反过来又压制利率水平，进而助长投机行为，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严重扭曲。因此，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不仅仅是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还可以保持金融市场稳定。
(二)退出的次序
在提高利率之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最好取消。首先，如果非常规措施依然被认为是必要的，在这种环境下提高利率将通过货币市场破坏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第二，在提高利率的同时仍然保持非常规措施，这会导致向市场传递的货币政策立场的信号比较含混。第三，在非常规措施依然存在的时候，中央银行也很难把利率提升到与政策目标相一致的水平。第四，在市场仍然需要非常规措施的时候提高利率，其传递效应可能会出现梗塞。最后，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经济复苏主要取决于银行体系的健康状况，通胀压力的增加会要求采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但是通胀压力只有当银行重新采取正常的贷款业务时才有可能出现。
然而，在取消购买公司债券这种非常规措施之前，可以提高利率。因为这些措施不受货币市场功能是否恢复和银行贷款的影响，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企业可以直接获得外部融资，通过刺激长期投资进而刺激总需求。但是，这些措施可能会在中长期导致通胀压力。
如果在通胀风险出现之前货币市场功能恢复了，那么非常规的措施在利率提高之前应该取消。但是，如果通胀的风险已经出现了，而货币市场问题依然存在，银行融资仍然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则应该继续保持非常规措施，也就是维持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同时提高利率。
Posen(2009)指出，财政政策的紧缩应早于货币政策的紧缩。认为银行担保和国有化会影响税收，在税收政策改变之前，银行担保和国有化必须取消。但是，只有等到税收政策明确以后，银行私有化才能开启，否则，没有买家来购买银行的国有股份。
Mulya(2009)认为，银行体系内部过多的流动性会阻碍央行提高短期利率，除非大规模减少过多的银行资金，否则提高利率很难实现。Baudchon(2009)也认为，紧缩货币的第一步就是终止非常规的宽松政策。
(三)退出的方式
Betboze(2009)强调，利率政策比非常规措施的退出要简单一些。欧洲央行在提高再融资利率之前，可以将存款利率调整至再融资利率附近。而美联储则是对银行在美联储的准备金支付利息，通过提高该利率的方式来影响货币市场利率。
大部分的非常规措施都是有截止日期的，如果不再延期，将自动终止。比如欧洲央行担保范围扩大的计划将在2010年末取消，债券购买计划预期在2010年6月终止。在美国，银行使用定期拍卖便利0(TermAuctionFacility，TAF)的频率在下降。一级交易商信贷便利(PrimaryDealerCreditFa-cflity，PDCF)是在2008年3月贝尔斯登救援行动中创造的，现已不再使用。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ermSecuritiesLendingFa-cilities，TSLF)现在很少使用。货币市场投资者融资便利(MoneyMarketInvestorFundingFacility，MMIF)在2009年10月30日到期，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互助基金流动性便利(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MoneyMarketMutual，FundLiquidityFacility。AMLF)的获得也变得更加困难，商业票据融资便利(commercialPaperFundingFacility，CPFF)虽然延期到2010年2月1日，但是被使用得越来越少。现在只剩下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TermAsset-BackedSecuritiesLoanFacility，TASLF)和购买长期债券。
央行收缩其资产负债表相对复杂一些，根据央行是否积极干预其资产负债表，可以把退出战略大致分为两类：被动型和主动型。退出信贷宽松政策比退出定量宽松政策要容易一些，信贷宽松政策是内生的，不需要央行特别的干预，随着经济和金融状况的改善，银行会自动减少对央行货币的需求，被动的退出战略会凑效。
主动的退出措施包括：央行停止购买债券；直接在市场或者通过反向回购协议出售先前购买的资产；出售在危机以前获得的公共债券；对各种融资便利施加更严格的申请条件；终止融资便利；提高利率。美联储可以选择发行债券，重新启动美国财政部的附加融资计划(SupplementaryFinanc-ingProgram，SPF)。
(四)退出的时机
退出必须及时，这需要采取渐进方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大规模地收缩流动性将造成巨大的货币政策冲击，在债券市场或者商业票据市场出售证券将引起证券市场动荡，恶
化企业的融资环境。太快或太突然的退出，将使经济复苏终止，给贷款者带来巨大损失。另一方面，超宽松货币政策如果延迟退出，将增加未来通货膨胀的风险，给金融市场播下不稳定的种子。
Escfiv6(2009)指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提前退出的福利损失和通货紧缩的风险非常大，容易促使经济陷入w型衰退。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还没有修复，现在不宜退出，将来出现超级通货膨胀的风险微乎其微。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汇率因素使退出战略的制定比较复杂，最大的挑战就是确定退出的时机。这取决于该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状况。由于全球经济前景依然不确定，经济增长还比较脆弱(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宁可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要匆忙退出。
非常规措施的退出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措施的可逆转性。事实上，很多措施可以自动退出。一旦货币市场功能恢复，市场参与者就会寻求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对央行资金的需求自然会下降，央行资产负债表也会相应收缩。另一方面，收缩速度也取决于央行购买资产的期限。如果央行持有的主要是长期资产，将来这些措施的退出将充满挑战，金融市场功能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也提高了中长期通货膨胀的风险。
(五)退出时与公众的沟通
为了让退出战略有效，必须加强同公众的沟通，引导市场预期。投资者可能会担心政府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这无疑会推高长期利率。出于同样的原因，家庭可能预期未来税率会提高，他们会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这无疑会给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Gonz61ez-P6ramo(2009)指出，市场普遍担心央行不能在恰当的时候解除以前的非常规措施。这种担心是非常合理的。黄金、石油等商品价格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确实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担忧，非常规政策可能是“自我失败”的。退出时实行的一个措施，可能被市场误解为其他所有刺激措施也将马上退出，从而导致市场反应过度。对市场可能会产生过度反应的恐惧，反过来又使央行推迟实行某一具体措施，错过最佳的退出时间。
这些风险意味着央行必须在沟通上多做文章，要详细解释实施每个退出措施的理由。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可理解性对于增强货币政策目标的可信度至关重要，而中央银行的信誉对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有重要影响。一个明确的、容易被理解的退出战略将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但是Tesfaselassie(2009)也强调，在基本面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预先公告政策退出的时间表是很危险的。预先公告退出战略将过早地导致利率上升，使脆弱的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在此情况下，制定一个明确的政策退出时间表是不恰当的。但是，政策当局在作决策时，需要向公众交代面临的各种经济指标和数据，以及政策退出的原则。
(六)退出时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危机爆发以后，很多国家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些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不可持续，这意味着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政策调整。在相同情况下，财政政策退出时间延误越长，货币政策退出的冲击就越大。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债务规模来看，财政政策延迟退出可能会导致市场形成新的通胀预期。因此，将来削减财政支出明确的、可信的承诺是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有效保障。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退出会直接影响政府债券的收益率，还可以间接地通过影响经济活动进而影响税收。提高利率，市场对政府债券的需求会下降，政府融资会变得困难，增加政府融资的成本，提高政府的债务负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和私人部门的救援计划是不能无限继续下去的，政府应该尽早设计财政政策退出战略。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刺激性财政政策的成本更大，也不够灵活，而且，财政政策延迟退出会对债券市场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有效地削减财政赤字将减轻通胀压力，可以使央行继续维持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复苏。因此，最好是刺激性财政政策先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随后退出。
(七)退出时的国际协调
相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退出的国际溢出效应要强得多，也受到更多的关注。DeGrauwe(2009)指出，由于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非常高，主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制定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挑战。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如果没有国际协调，国家间的货币竞争会导致搭便车现象。另外，如果几个国家同时紧缩货币政策，乘数效应会放大这种冲击。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有些应该早退出，有些应该晚退出。早退出的国家只有在相信晚退出的国家会在“恰当晚”的时候退出时，它们才会选择早退出。要使早退出和晚退出的承诺可信，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大国必须考虑他们的行动带来的外部性。
Munchau(2009)对美国和欧元区之间退出政策缺乏协调表示担忧。由于欧元区的通货膨胀预期比较稳定，而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上升，这将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动荡不安。投资者可能会将美元资产转化为欧元资产，导致欧元兑美元汇率继续攀升，使全球经济陷入另一场动荡。
二、欧元区和美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一)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整体来看，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没有技术上的障碍。非常规措施主要有5个，退出战略相对简单。(1)中央银行以固定利率为银行提供充足的流动性。这些措施有内在的退出机制，由于这些操作事先都规定好了到期日，在时机成熟时，只需要通过传统的再融资操作替代这些措施就行。(2)扩大抵押担保资产的范围。欧洲央行已经明确指出，扩大抵押品范围是暂时的，该项措施会在2010年12月终止。(3)将公开业务操作时间延长。该项措施会自动淘汰。(4)提供外币流动性。这个措施已经开始退出，欧洲央行宣布，由于对该项业务需求不足，决定停止提供外币流动性。(5)直接购买有抵押的银行担保债券。由于这些债券并不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没有必要采取专门措施处置这些债券。因此，欧洲央行可能持有这些债券直至到期，让其规模逐渐萎缩。当然，也可以逐步地抛售。
利率政策的退出也不复杂。在提高再融资利率之前，欧洲央行可能轻推货币市场利率上升，有4个直接和间接的措施可供选择。首先，可以将存款利率调整至再融资利率附近；第二，通过反向再融资操作紧缩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第三，发行欧洲央行债务凭证；第四，全部或者部分取消以固定利率提供流动性的计划。
(二)美国的货币政策退出战略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2009年－7月21日披露了美联储的退出战略。他指出，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联储需要紧缩货币政策以防止将来出现通货膨胀。退出战略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管理密切相关。当联储对外提供贷款或者购买资产时，资金进入银行体系，最终会出现在银行和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在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银行在联储持有的准备金会自动收
缩。随着金融状况的改善，银行会减少对联储短期贷款资金的需求，进而导致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即使联储资产负债表短期内不能大规模削减，也有紧缩货币的措施：对准备金支付利息，减少准备金存量。2008年秋季，国会已经授权联储对银行在联储的准备金支付利息。提高对准备金支付的利息，会影响短期市场利率，包括联邦基金利率，货币和信贷的增长会下降。
如果这一招不凑效，还可以减少准备金、紧缩过剩的流动性，有4个措施可供选择，每个措施都可以提高短期利率，限制广义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1)安排大规模的反向回购协议。联储首先将证券组合出售给金融机构，一段时间以后以稍高的价格回购。(2)启动附加融资计划(sPF)。美财政部出售债券，将收益存到联储账户。当投资者购买债券时，财政部在联储的账户存款增加，银行在联储的准备金账户余额下降。(3)利用国会的授权，向银行发行类似定期存单的凭证。(4)如果有必要，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出售一批其持有的长期证券。
三、IMF倡导的政策退出原则
IMF(2009)提出了政策退出原则，虽然这些原则是针对所有刺激政策的，但是对我们单独制定超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战略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些原则分4个方面，共有7条。
(一)一般原则
原则一：退出时机应取决于经济和金融体系状况，对于需求提升和金融体系修复，宁可给予进一步的支持。沟通策略及其应急计划有助于确定预期，缓解市场恐惧。只有在金融体系出现持久稳定和私人需求增长可持续时，刺激政策和其他反危机支持措施才应取消。
原则二：除了一些例外。财政状况的改善是首先要考虑的，因为货币政策更容易调整以达到理想的整体刺激水平。实现财政状况的可持续性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比货币政策正常化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应尽早制定财政政策的退出战略，并与公众进行沟通。一旦私人需求开始复苏，赤字减少和债务管理措施就应该开始实施。
(二)财政政策退出的原则
原则三：财政政策退出战略应该透明、全面，现在就要与公众清晰地沟通，目标是在一个明确的时期内，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审慎水平。
原则四：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政策调整的关键，财政政策调整首先要确保危机时期的财政刺激措施是临时的。一旦经济充分走强，危机时期刺激经济时使用的临时措施就该终止。
(三)货币政策和金融部门支持政策退出的原则
原则五：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在提高利率之前取消。维持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并不一定阻碍利率的提升。事实上，在非常规货币刺激政策完全退出前，可能需要提高利率。
原则六：经济状况、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市场机制将决定何时以及如何取消对金融部门的政策支持。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在系统性金融危机后会存在一段时间，金融部门支持政策的退出步伐应该稳健，以避免市场混乱。
(四)国际政策外溢和跨境合作
原则七：制定可信而且一致的退出政策，强调沟通并考虑政策外溢，这将对所有国家有利。协调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步，但是缺少政策协调将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一般而言，不同国家经济前景和继续实行刺激政策的需求差异非常巨大，这表明不同国家需要选择不同的退出路径。国际间退出计划的信息交流，将大大提高政策退出过程的信誉度。
四、对我国的政策建议
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国务院推出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各部委、省市区都相应地推出了各自的刺激措施。2008年第4季度货币政策开始进入宽松时期，央行迅速、大幅度降低了存贷款利率，2009年M1、M2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高速增长，信贷环境十分宽松。宽松货币政策如何退出也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根据前面的分析，提出以下建议：
1.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退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随着经济的复苏，信贷扩张带动的投资、消费增长会推动将来国内物价上涨。同时，由于全球主要国家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很快，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另一方面，宽松的信贷政策加上境外热钱的流入，导致我国资产价格上涨压力非常大。如果任由这几方面发展，将来必然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和退出是必然的。
2.注重和财政政策退出的协调，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2009年井喷的信贷中，有很多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的项目，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一般比较长，如果突然削减信贷，必然导致许多烂尾工程，进而影响银行贷款的质量和经济增长。
3.货币政策退出不是简单地恢复到危机以前的状态，而是要把货币政策退出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相结合起来。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
4.退出的基本原则应该尽早制定，保持政策的透明度，及时与公众进行沟通。欧元区和美国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正式终结，但是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未雨绸缪，已经着手货币政策退出的各项技术准备，保证渐进、及时、成功地退出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可以借鉴欧美的经验，尽早着手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各项准备。由于经济发展高度的不确定性，退出政策会随时调整，退出战略一定程度的模糊是不可避免的。在制定退出战略时，可以不宣布明确的时间表，只宣布一些退出的原则以及政策当局制定退出战略时考虑的因素。
数字货币策略篇4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数字货币策略篇5
G20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前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以及财长楼继伟对中国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新的解读：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特点是扩大赤字，赤字率达到3%，预计最终执行结果很可能接近4%；货币政策以前用“稳健”做定语，未来一段时间则采取“略微宽松”的政策，该表述与1月信贷投放超过2.5万亿元相呼应。
近日，中国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对有差别的房地产信贷政策做了表述，联想到总理对G20会议发表书面讲话：大规模实施政策刺激的效果在递减，中国不适宜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政策。未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可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需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以及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表现确定伸张力度。总的来看，财政政策将更有力度，货币投放相对宽松，人民币汇率也会配合。
由于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下行通道，为了在未来五年实现有质量的较快发展，当前的宏观调控总基调是维持“稳增长”，中央政府下一步还将提高投资率，主要是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积极财政政策发力
为什么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略微宽松的货币政策？必须看到，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主要矛盾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高库存，导致绝大多数企业利润严重下滑，财政收入急剧下降。今年宏观调控的攻坚战就是“三去”，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还有一去是去僵尸企业），它将进一步导致GDP下滑以及财政收入减少。很显然，今年提高赤字率有被“逼迫”的味道。
在财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还要提高投资率，稳增长，必须扩大赤字。但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地方投资项目必然减少，国家财政不可能加大对地方制度铺摊子、搞建设的支持力度。
1月中国社会融资数据大幅度增长，但各项存款却没有跟进，出现较大背离（社会融资3.42万亿元，银行信贷增量达到2.5万亿元，各项存款只增加不到一半），说明社会融资尤其是银行信贷有空转迹象，社会资本在低效运行。
今年的供给侧改革是坚决的，未来会有一大批僵尸企业不得不关停并转，必须考虑到的后果是：不仅GDP会下滑，财政收入也会下滑。目前解决的办法是：一方面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靠创新经济覆盖被淘汰的落后产能；另一方面是扩大投资，即落实已经批准开工的投资项目，积极地“去库存”，将低效资产提升为有效资产，尽量减少最终形成的无效资产――僵尸企业关停并转后，资产负债表必须调整，隐形债务变成显性债务，隐形巨亏变成银行坏账。
总理在全国“两会”期间到访重庆代表团，专门提及“新业态”，所谓“新业态”，不仅是高科技，还包括具有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比如旅游，尤其是乡村旅游（总理专门提及：不仅要农民进城，还要想办法让城里人到农村去旅游，开发乡村旅游）。为了保增长，各行各业都要挖掘潜力，实质性的财政支持以及信贷支持也必须增加。
2016年，社会融资增量计划为13.5万亿元，这个数据相当于过去GDP增长10%的供给量，因此说，国家政策尤其是财政货币政策对今年的经济增长是给予充分保障的。一方面保障关停并转僵尸企业不出现大范围的职工下岗潮，另一方面要大力支持新兴业态，支持正在崛起的新兴产业，同时要严密防范资金流向“三去”对象。宏观调控要精准实施
3月，是一年中关键的一月，绝大多数地区都春暖花开，进入最佳施工季节。1月社会融资大幅度增长，已经出现补库存迹象，下面将重点关注投资率。为了稳增长，投资率尤其是部级的重点投资项目是必须保证的，比如高铁，即使建设超前一点，恐怕也要上马，也要加紧建设。凡是已经立项的，要尽可能早一点开工建设，钱要跟上，包括财政资金以及信贷资金。
但无论是信贷资金还是财政资金，在保增长中的作用都是“药引子”，大量资金需要依靠民间。国家预算内的资金投入大约只占部级项目总投入的1%左右，其余资金要靠商业银行信贷以及民间投资。于是，如何调动民间资金就成为大问题。
为什么要稳汇率？其实就是稳信心。总理在会见美国财长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坚定承诺不会采取竞争性贬值举动，同时会继续坚持实现经济再平衡，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各项改革，包括通过改革削减过剩产能。”李总理是这样对美国财长保证的――人民币汇率能够稳住，同时以经济转型为标志的深化改革一定成功。
2016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着力点是汇率，不仅全世界都在看，中国自身更需要稳汇率。我们已经看到，人民币汇率与各项宏观经济运行指标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线性关系，人民币汇率暴涨暴跌，实体经济受不了。
股市房市要不要稳住，目前社会上争论很大。毫无疑问，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赤字政策以及略微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股市、楼市都有正面刺激作用。但不少人认为，这是保护少数人利益，是刺激泡沫，是在堆积风险。这种认识是偏颇的。股市已经低迷到快要崩溃的地步，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负面影响很大，我们还要看到国际影响，顾及到热钱流出――中国股市与全球股市的联动性已经非常明显。
房地产市场对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关联度更强，可以这样说：供给侧改革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房地产市场能不能避免硬着陆。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是中国严重产能过剩的最主要原因，而房地产市场一旦硬着陆，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变成僵尸企业。
的确，房价上涨，股市泡沫是必须防范的，尤其要严防炒作。但不能认为稳住股市、稳住房地产市场只是维护少数人利益。当然，依靠政策刺激对股市楼市只有短暂效应，不能认为，赤字财政时代来临了，货币政策宽松了，房价就一定大涨，股市就一定翻倍。比如，春节前后一些一线城市房价暴涨就是对宏观调控的干扰。它更使我们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需要精准实施，需要因地制宜。
稳住股市汇市，包括稳住人民币汇率，很大程度是为了稳住（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宏观经济的信心，同时必须看到，老百姓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十年的财富，绝大多数都在房地产和股市上，而国家的家底，很大一部分是外汇储备。要守住国家、企业、老百姓多年积累的财富，必须守住信心――不仅不能轻言弃守，而且要主动保卫。
适度扩大赤字以及略微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是“国策”，但在实施时一定要掌握方法，比如赤字政策不能完全被动，要看到中国的债券市场还很小，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适度扩大发债。只要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有信心，对中国宏观经济有信心，国债市场的全球化是很可能实现的。
同时，国债走出去，与人民币战略可以相互配合。目前人民币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结算货币，但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相对落后。中国要面向全球市场发行国债，推销企业债、地方债，人民币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当前，西方国家尤其是日本、欧洲、美国，都属于高债务国家，财政赤字主要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我们的财政赤字主要用于稳增长，包括必须施工的部级基本建设项目，包括为供给侧改革服务（维稳），包括刺激需求，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也是这样。
数字货币策略篇6
在金融危机蔓延过程中，传统货币政策的作用被大大削弱。银行在危机中受到重创，功能下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被破坏，货币供应量急剧紧缩，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同时，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传导机制也会失效。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世界各发达经济体为了快速走出危机，在常规货币政策无效的情况下，启用非常规货币政策，最典型的就是采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在为国内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同时，也一步一步将全球带入了量化宽松时代。事实表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使全球经济走出了阴霾，美国经济得到较好恢复;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价格快速上涨、通货膨胀高涨等负面效应。为克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2013年6月20日伯南克首次宣布美联储将逐步缩减购债计划，在2014年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引发了美国国内外广泛的争议。2014年，耶伦成为美联储主席，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有了新的变数。但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日渐明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将是必然的。目前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于何时退出?采用什么样的退出机制、选择何种退出策略?在具体实施时面临哪些困难，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当前各国政府高层及全球投资者讨论的热点。然而，由于全球经济冷暖不一，经济复苏出现了分化的局面，这使得危机背景下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选择变得异常复杂，既要考虑国际间不同经济体货币政策退出时机和力度的平衡，避免单一经济体过早或过晚退出可能带来的溢出效应，又要考虑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效应;既要防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过早而影响经济复苏速度，又要避免退出过晚而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过大。制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估体系是一个充满复杂的不确定性系统工程，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是如此，单独强调某一部分的作用，忽视政策的整体性以及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性，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失误。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机制:分析框架
(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机、目标和工具
1.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
后危机时代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要以平稳退出为原则，以防止蔓生出诸多外部性问题。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存在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常常会导致一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和时滞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是不同的，有可能仅是冲击，也有可能会导致危机。因此，科学把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十分重要。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会使经济体系的流动性下降，资金成本上升，金融机构惜贷，实体经济部门的消费和投资减少，对复苏中的经济十分不利。2013年4月12日纽约黄金期货与伦敦现货金价格全线暴跌，创下2011年7月以来最低水平，同时也宣布金价正式步入熊市，主要原因是美联储会议的多位委员要求在年中缩减并在年终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历史上看，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往往是脆弱的，过早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约束经济增长所需的货币供给，抑制经济复苏，导致经济二次衰退。在应对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时，美联储运用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策略时就曾出现失误。1936年美联储因为担心美国的商业银行会运用存放在美联储的巨额准备金去发放贷款，有可能导致信贷扩张无法控制，美联储开始大幅度提高准备金率来吸收这些准备金，即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的失误断送了美国从1933年开始的经济强劲复苏，并引发了美国在1937-1938年间的经济衰退。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过迟，则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一般来说，经济萧条时，市场缺乏信心使得广义货币增速较低。一旦经济恢复增长，伴随着市场修复和信心恢复，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就会逐渐激活，转化为实际通货。如果经济复苏后量化宽松政策退出过迟，就可能引发大规模通胀。因为经济复苏后，经济体中汹涌的流动性不仅会影响到实体经济，也会进入到一般商品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带动各类资产价格上升，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以美国为例，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从金融危机时最低的6469点涨到了2014年12月26日的18103.45点，创道琼斯指数历史最高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从金融危机时最低的1265点涨到了2014年12月26日的4814.94点。其原因就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联储长时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始终在低位徘徊，使得美国累积了大量的资产泡沫，随着泡沫的破灭，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如果当时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早一些退出，那么资产泡沫累积以及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
2.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宏观经济指标的设定
确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机的关键是对宏观经济状况的科学判断。具体有四个标准:财政赤字率是否已经接近或者达到警戒线;就业状况是否出现好转;通货紧缩的压力是否消除;持续性的需求增长态势是否已经确立。
3.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根据美国的经验，在常规的货币政策环境下，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币值的稳定。但在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衰退时，经济增长和就业就应当取代币值稳定而成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伯南克曾多次表示，是否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取决于两个指标:一是失业率降至6.5%以下;二是通胀率升至2%-2.5%。达到这两个指标的关键因素是要看美国的经济表现。伯南克曾两次表态都指出:我们的政策绝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取决于新的数据和经济前景。换言之，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前提条件是夯实美国经济的复苏基础，即美国经济在没有宽松政策刺激下仍能稳步改善，到失业率降至6.5%以下时，就可以考虑调整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工具选择
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不仅具有不同的成本和风险，而且其宏观经济效应有较大的差异。当确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时，央行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退出时的政策工具选择，工具选择的原则要有利于复苏阶段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使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并且增加的规模超过维持现有利率水平需要的水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有下列特点:一是央行货币投放规模尚未导致通货膨胀时，持续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和较高的储备水平。二是为了达到储备存款目的，央行运用购买政府债券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三是根据市场上对流动性的需求，确定商业银行在央行储备存款的水平，并通过扩大央行负债的方式来实现。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央行主要采取数量宽松与信贷宽松的政策对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进行调整，进行规模扩张。因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也主要体现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该政策的退出而导致经济出现再次衰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收市场过度充裕的流动性。另外，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工具选择上，也应当小心谨慎，通常采用的工具主要是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例，公开市场回购和窗口指导等数量工具来实现回收流动性，降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要尽量避免采用提高利率和再贴现率等价格工具。因为这类货币政策工具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市场主体的负担，导致消费和投资需求减少，使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之中。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践看，由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不会导致通胀上升，美联储既有撤出刺激措施的工具，也有能力回收流动性。因此，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工具主要选用公开市场出售美联储持有国债和证券，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回笼资金再存入美联储，进行逆回购协议、提高超额准备金率和将部分超额准备金转换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联储等。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路径选择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的平稳复苏还是从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现实需要看，在经济复苏阶段，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退出策略应保持及时性和渐进性，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要根据实体经济、金融市场和就业复苏状况分步骤实施。
第一步是自动退出。当金融市场融资功能得到恢复，一部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不断下降趋于停用，金融市场稳定的目标也基本实现，这时自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具备了基本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央行不再继续运用短期流动性工具，随着已投放的短期贷款陆续到期或提前偿还，短期流动性就可以自动收紧。
第二步是主动退出。当明确住房市场见底回升，整体经济状况持续好转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就可以适时转变。因此，房地产市场和消费信贷复苏情况做出准确合理的趋势性判断，是央行确定何时主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关键所在。
第三步是全面退出。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明显体现，实体经济及就业状况进一步改善，公开市场的利率操作目标基本实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可以全面退出。从美国的具体情况看，2013年6月美联储明确发出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信号之后，给予了市场一定的时间加以适应，即采取了缓慢退出的策略。所以在2013年12月美联储发表声明，宣布将从2014年起调低长期债券购买额为750亿美元。同时，美联储在声明中强化了利率政策前瞻指引，暗示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超低利率。美联储的具体退出政策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当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时，美联储采用数量手段，主要方法是减少购买债券的规模，但是升息的可能性较小;第二阶段，当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时，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加速上升，流动性宽松后，美联储使用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收回流动性，开始调高利率水平。升息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最重要标志。
三、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反危机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央行通过购买证券、扩大可接受抵押品范围等方式缓解了金融市场流动性，提振了市场信心，拯救了一些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有效地防范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但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首先，央行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央行过多地承担政府救助职责，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央行不仅购买私人部门发行的证券，而且购买长期国债，从而使财政趋向货币化，加大了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的关联度，形成货币政策被财政政策绑架的局面，最终以通货膨胀来换取经济增长。同时，央行直接干预了市场定价机制，市场利率水平不能反映真实的资金需求和贷款人的风险承受水平，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
其次，整体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监管难度加大。金融机构的资产证券化派生了大量金融衍生品，影子银行体系进一步推进了广义流动性膨胀，成为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创造者。在危机救助过程中，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成为各国央行的主要救助手段。随着危机的逐步缓解，如果大量流动性始终充斥市场，将为未来的通货膨胀埋下隐患。
再次，可能引发各国央行的系统性风险。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经济体央行具有政策出台时间的一致性，政策措施上的趋同性和政策决策间的相关性使救助措施具有前所未有的一致。这虽然有助于增强应对金融危机的力度，但也使主要经济体央行的货币政策互相牵制，对本国货币政策的走向难以把握，增大了各国央行决策中的道德风险和全球央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最后，进一步恶化了相关贸易体的经济形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直接的表现之一是使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这有利于本国的出口行业，但是也导致相关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尤其对于那些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而言，有可能引发贸易摩擦，并传导了通货膨胀。
另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美联储面临内部和外部的双重约束。一方面，美国面临的高额财政赤字和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须步步谨慎;另一方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也会给全球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带来了巨大冲击。
四、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在危机管理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为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注入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创造出了一个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美联储在2013年12月份启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论如何小心翼翼，无论退出的时间持续多久，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其未来相对于过去更加偏紧的货币政策，都会给全球，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带来负面效应。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期以及即将到来的实际退出已经并将继续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一)国际资本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短缺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两大前提是通货紧缩和零利率，这种政策主要通过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方式以刺激流动性的增加，使市场产生通货膨胀的预期，从而刺激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复苏。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作用下，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0-0.25%的水平。随着美国启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消息出台，市场预期就发生转变，美国抵押贷款利率和债券长期收益率便开始大幅上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若完全退出，全球金融利率水平会继续上升，全球流动性会逐渐收紧。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就会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时的过剩转变为退出后的短缺。
(二)资产缩水、泡沫崩溃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的资本，资本的涌入导致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泡沫增加。一旦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资本流动性必将收紧，资产价格泡沫有可能崩溃，高价格的资产有可能暴跌，全球财富会缩水。最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是房产和股票价格，如果这两个价格出现剧烈波动，其影响范围将大大超出其市场本身，而对一国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效果产生严重冲击。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主要以美元标价和结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元贬值和通胀预期上升，推高了金属、粮食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
所以，美联储实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战略，美元汇率走高就会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压制。
(三)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标志是美联储的加息，美联储加息意味着全球货币流动性的收紧。货币流动性的减少会使物价水平下降，导致通货紧缩。物价的持续下跌使得企业获利空间减少甚至亏损，这将导致企业缩小生产经营规模，甚至裁员。同时，企业利润的下降导致员工收入减少，居民收入的减少也抑制了消费。物价下跌、失业率上升、居民总体的收入减少，导致社会个体的财富缩水。最终使社会的经济增长受到抑制，陷入通货紧缩。
(四)全球汇率的波动反转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意味着美元流动性的收紧和美元的走强。同时也意味着降低美国国内货币供给，提升美国债券收益率，导致美元升值进而提高美元资产的吸引力。美元汇率变化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风向标，根据历史经验，美联储升息后往往带来美元的持续走强。因此，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通过美元非美元货币的传导，使得全球其他货币贬值，对全球汇率市场的均衡产生较大影响。
(五)对新兴经济体产生巨大冲击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8年，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的爆发与美国货币政策变动有一定的关系，而且每次新兴经济体危机都爆发于美国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紧缩的转折时期。每当美联储采用宽松政策扩张资产负债表释放美元时，就会导致过剩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首先影响新兴经济体。
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市场不完善，市场规制不健全，常常会导致资本的暴利。这些流动性冲入新兴经济体，导致其金融资产价格上涨，信贷扩张、通货膨胀加剧和经济泡沫;而当美国货币政策转入紧缩，步入加息周期时，原先进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就会回流、导致新兴经济体国内的流动性紧缩、金融资产价格大跌，引发金融市场动荡，甚至产生金融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若退出，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也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加上美元升值的预期，会继续将国际资本大量从新兴经济体撤出，回流到美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金融市场动荡，可能会诱发局部金融危机。此外，自金融危机以来，在超低利率和美国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美元已超越日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套息交易货币，投资者以极低的成本套入美元，然后投资于高利率或高收益的国家，获取高额回报。一旦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美元套利交易平仓，也会引起美元大规模回流，将导致其他国家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这将会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资产价格等产生负面影响，加剧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和宏观经济调控压力。
五、结语
根据理查德.库珀1968年提出的相互依存理论，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正确处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关键是了解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一个国家实施的最优经济政策是一国政策制定者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的，但最终能否实现，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行动，这就是政策上的相互依存，是由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目标上的相互依存所决定的。因此，美国在制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策略时，也必须进行国际间的协调。各国央行如果都运用同种模式调整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放大的溢出效应，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