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6篇)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篇1
两个月的组织员培训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让我感慨良多、受益匪浅。今天，我们从党史、新中国史中获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跟学党史、新中国史，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段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历程和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以下是学习党史的几点心得体会。
一、铭记历史
在本次培训的课程中我们学习了知史爱党，跟学党史，以史为师，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捍卫党史，发对历史虚无主义；五四运动，我们党诞生的前奏；红船杨帆，建党伟业的最后完成；井岗烽火，建党建军的伟大实践；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最初实践；伟大长征，人类精神的壮丽史诗；抗战救亡，残酷惨烈的生死搏斗；延安奋斗，光照千秋的精神财富；“赶考”初心，不忘初心与时代使命。
知史爱国，跟学新中国史中这一讲主要学习了中国经历开启新纪元、工业化道路、时代的跨越、历史性决策、关键的一招、春天的故事、创新性理论、坚强的领导、辉煌的成就、走进新时代的历程。
我将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
二、不忘初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精神动力。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共产党员应当而且必须具备的品质。党的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把党的作风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常抓不懈。我们要继续保持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牢记党的初心。
从历史转折看党的初心与使命，是一个重要视角，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多次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最好的营养剂。由历史转折领会到当前的发展成果的来之不易，关键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了解立党的初心和使命。
三、牢记使命
作为高校的一名党员教师，更要培养学生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篇2
根据县委党史学习教育部署和学习安排，我自行研读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等理论文章。通过认真学习党史资料，深刻领悟到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当中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学习、深刻掌握党的光辉历史，就能从中获得砥砺奋进的不竭动力。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学习体会。
一、党的光辉历史能让我们永续红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
说过：“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党的光辉历史上，老一辈革命家以其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典范。时至今日，我们重温党的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就能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时刻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增强为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我们省作为革命老区，更加有必要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方面发挥既有优势，体现新的作为。
二、党的光辉历史能让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明确前进方向
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进行了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从仅五十多人的组织发展壮大成为拥有超过九千万党员的大党;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党的光辉历史充分体现了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历史的必然，是完全正确的选择。熟悉党的光辉历史，就能深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更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就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珍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三、党的光辉历史能让我们强化责任和担当，勇担时代重任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篇3
关键词：中考历史；高效复习；策略
安徽省初中学业水平测试中，历史学科实行开卷考试已经多年。历史中考实行开卷考试打破了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这意味着中考改革已逐渐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体现了中考正渐渐把新课改理念融入其中。这种新形式的测试带给我们许多重要信息和有益启示，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以下是笔者多年来指导学生进行初三复习时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正确发挥《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的指导作用，全面落实和掌握基础知识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是编写历史教材、进行历史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实施的基础。由于教材只是实现《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的途径和形式，而《考试大纲》又是根据《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精神编写的用于指导考试命题和复习的依据，这就意味着中考历史命题的依据不是某一个版本的历史教材，而是《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所以，不管历史教材的版本怎么变，我们都应该仔细阅读《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因为它们是我们取舍、细化历史知识的依据。因此，每一年的《考试大纲》下发后，我们都要把它与上一年的《考试大纲》进行仔细比对，以便在第一轮复习时找准方向，使复习更有针对性，克服盲目性，避免做无用功，减轻负担，提高复习备考效率。以下是我在第一轮复习中的一些常用方法。
1.断代史复习法。在进行初中历史复习的时候，我有时把传统高中历史教材的复习法引进来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在复习中国古代史下册第一单元“繁荣与开放的社会”的时候，我发给学生一个知识网络图，呈现出隋唐的兴亡线索，再带着学生分朝代整理考点，包括：隋朝（兴亡时间、经济繁荣、教育制度），唐朝（兴亡时间、盛世局面、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教育制度）。这样，在复习的时候学生就能把看似零散的知识点整理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便于理解记忆与运用，而且我个人认为这对于做好初高中历史知识的衔接也有一定的好处。
2.“厚今薄古”法。按照安徽中考考纲的规定，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占了15%左右，世界古代史占了5%左右，因此，在进行第一轮复习的时候，我采取了“厚今薄古”的做法，即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古代史用较少的时间复习完，这样就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详细复习赢得了充足的时间。
3.角色体验法。在复习的时候，我还尝试让学生做“命题人”，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例如，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学生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为了让学生将它们区别开来，我让他们假设以判断题的形式命题。
命题一：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
命题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命题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
通过学生对这样一些重要知识点进行多角度的命题，便能比较全面、有针对性、有重点地理解、掌握知识点，使师生互教互学、互动互提升，让学生的主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真正得到开发和提升，从而增强学生的灵活变通能力。
二、注重基础知识的专题化、综合化复习，形成明晰的知识网络
在第一轮复习教材基础知识的过程中，完成了“由薄变厚”，掌握了大量信息，但学生一时难以消化、吸收。要使学生真正掌握基础知识，迫切需要在第二轮复习时将这些知识进行系统化、专题化整理，即“由厚变薄”。在复习时，以历史主干知识为枢纽，以线索为网络，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丰富和敏感的联想、想象能力，及时把相同类型历史知识归纳起来并形成专题，这一方法的运用培养了学生宏观把握历史发展线索和规律的能力。因此，在复习时要注意知识之间的纵横联系。另外，在进行纵横联系的时候，需要教师创设轻松的氛围，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比如，在复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时，我给学生出了这样一个思考题：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但是它仅仅用了20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蚂蚁”到“大象”的过程，你能够整理出这个发展线索吗？然后，我给学生10分钟的时间整理两册书上的知识点，最后我再总结，给学生呈现出一部美国历史，即：“独立战争（赢得民族独立，扫除外部障碍）——南北战争（扫除内部障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罗斯福新政（从危机中恢复）——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大发战争财）——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与美苏争霸同步进行——世界头号强国（充当‘世界警察’，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这种方法，把学生早已学习过的、枯燥的知识点变得形象生动，使学生乐于参与到复习中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高效复习的目标。
三、关注热点问题，正视历史与现实，将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
中考不回避热点。当今社会重大的时政、社会热点问题常被用作中考命题的背景材料，因此要注重时政热点，应用历史知识、观点去解释当代问题。最近几年历史中考中都或多或少地考到了社会热点问题。比如，2012年安徽历史卷第16题以伦敦奥运圣火在希腊点燃的事件引出希腊文明的影响。这种状况说明中考命题的时代气息越来越强，体现了历史新课改的要求：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让学生学会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与现实的问题，发挥历史学科的社会教育功能。因此，在复习中要以热点问题带动历史知识，以历史知识丰富社会热点，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总而言之，初三历史复习如能以新课改理念为指导，认真领会命题思路，并从学生实际出发，讲究复习策略，即：纵横结合、分门别类、点线面结合，充分挖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做到保质保量，这样，历史科复习备考的实效性必将大大提高。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篇4
关键词：告别革命；中国近现代史；理论研究
近几十年来，着眼于“告别革命”思潮的研究并不少见，而其着力点往往在于评判中国近代史、剖析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探究改良与革命的概念以及范式研究方法等等内容。而“告别革命”究竟可不可以在当代实现？这一严肃的问题，着实应该引起今日学人的关注。
我们说，在新的世纪里，保证党的领导地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前提。而“告别革命”这一思潮的出现，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混淆视听、迷惑普罗大众的不良影响。有鉴于此，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我们有必要对于“告别革命”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思潮进行批驳，将“告别革命”的真意公诸于众。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革命先烈们的血不能白流，如何让大众认识到近代以来在神州大地上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的必要性，进而为中华民族复兴事业而共同奋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1949年，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伴随着巨龙的腾飞，一系列新时期的革命和改革随之提上议事日程，中华民族开始在党的领导下向崭新的现代化国家方向迈进。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67年过去了，中国在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再辉煌的成就也无法使所有人满意，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于是中国近代史变成了另一副样子：首先，革命是偶然的，不确定的，是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另外，既然革命不是必然的，那么，如果中国能效法印度一类的国家，在西方国家“提携”之下，消弭革命，采行“非暴力”的改良方式，哪怕成为殖民地，也会有一番光明的前景。简而言之，中国与其如今日一般发展社会主义，莫如当初缴械投降，搞西式资本主义为好。
集此种思潮之大成的，有一本名为《告别革命》的书。书中用相当多的笔墨表达着对近代中国革命历程的不满。这本书认为，所谓“告别革命”就是要向“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告别[1]。面对着这样不可思议的言论，今日之学人没有理由不予以关注。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该国史学界曾经对苏联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十月革命大张挞伐。那么推及今日，持“告别革命”说的人借批评历史之机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次改革与革命，究竟居心何在？对此，我们有必要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加以必要的分析。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在对这一思潮的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之上搞清楚“告别革命”论的真实内涵。表面上看来，“告别革命”论是要否定所有形式的革命，但它并不以“否定革命”为其终极目标。在持有该观点的人的内心深处，无疑是要借尸还魂，以“告别革命”掩人耳目，借此来否定我国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要下大力气进行这项研究，就是要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来正名，在充分肯定中国革命的基础之上，发扬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坚定对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为实现我们国家的繁荣富裕而奋斗。
首先要明确的是，所谓“告别革命”说是刘再复而并非李泽厚的主要观点。最近十几年来，“告别革命”这一思潮的关注度很高，有不少文章研究过这个问题，而着力点以以下诸方面为要：
一、关于改良以及革命的概念问题
我们说，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革命”的意涵。一些学人通过研究之后发现，任何革命的发生都必然要包含两个要素：
1.以武装起义为其主要形式；
2.终极目的落脚于现有政权。
此种说法是为大部分人所认可的，许多当今的学人也是在认可这个观点的前提之下来分析“告别革命论”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观点，一部分人通过分析，指出“告别革命论”中的“革命”二字可以生发出其它的意涵，例如：
1.现政权并非是革命的唯一诉求，革命的规模也能够被缩小到某一个可控的范畴之内；
2.暴力并不是革命的唯一形式，和平的革命并非完全不可能，革命也可以在不爆发冲突的前提之下产生。
但是在我看来，通过这种模糊词语意涵的方式来批驳一种观点，进而将刘李二人在书中对革命二字所进行的定义加以否定的做法，并不值得推广。众所周知，“理不辨不明，事不鉴不清”。面对不同观点，我们应按照革命的标准概念来对“告别革命论”加以解读和批判，而革命最为普遍、最为广为人知的含义，就是指针对现政权采取的以武力摧毁为主要形式的政治活动。
而与革命相对立的，改良则可以说是一种破坏力相对较小的，以渐进方式促使政权自我修复，以臻于完善的一种变革方法。这是在当今学界认同率较高的一种改良的含义。
在笔者看来，对于革命与改良意涵的认真剖析十分必要。模糊化处理二者的直接后果，就是抹杀一切关于“告别革命”论的争议。这样一来，改良亦或是革命方针的取舍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在不弄明白“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差异前探讨要不要“告别革命”，无异于缘木求鱼。迈过这道坎之后，才能够推导出现阶段比较有价值的学术观点。
二、改良与革命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革命与改良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而笔者认为，二者的关系却是唇齿相依的。因为不论是革命抑或是改良，此二者均认为应该对当下的政治格局加以革新，都以更新整个社会制度作为最终目的，只不过同归而殊途，比之于较为温和的改良来说，革命在行动方式上更为激烈，但二者并不相斥，尤其是革命。
我们说，人类社会要不断向前演进，总体的方向是确定的，但方式方法不一，而改良与革命便是其中两种。对于此二者来说，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作为今日之学人，理应多花力气来认真分析二者的不同。
三、关于如何看待中国近百年以来革命史的争论
“灾难是上世纪之暴力革命给中国带来的伤痛”，“告别革命”者如是说，对于此种观点，现今很多学人对此持批评态度。
1.“唯物”或是“虚无”？
部分研究者认为，持“告别革命”观点者是打着历史研究的旗号来“虚化”中国近代历史，在笔者看来，此种论调先入为主的意味过于浓厚，并不是在正视该观点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的批判。在学者赵康太看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没有革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因此“虚化”中国革命，甚或是否定中国革命的做法，最终的结果都将归于对今日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否定。而这样的思潮一旦泛滥开来，则不可避免地会对现行制度构成极大的隐患。学者李捷也对“告别革命论”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所谓“告别革命”并没有立足于反思历史、从历史当中汲取养分，反而陷入对历史的虚妄的假说当中。蒋旭东在其研究论文当中也谈到，在这个意识形态模糊化的时代，所谓“告别革命论”可以称得上为这种论调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3]。
2.关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性的产物之争
循着辛亥革命的视野出发，学者高燕宁在对这场革命进行相当意义上的正面评价的同时，也将百余年前的这场起义之所以无可避免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吴爱萍则另辟蹊径，循着关于康梁变法改革、孙文求见李鸿章痛陈己见等相关的历史叙事，论从史出，从而得出晚近以来神州大地上爆发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结论[2]。除此之外，学者梁柱也通过苏联1991年土崩瓦解的事实说明，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虚化历史的势头必须遏止，对革命历史的虚化必将导致今日的动荡，从而将正视历史的刻不容缓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们说，无论是从何种角度来论证，当今学人们都从各自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晚近以来革命事业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在这里表示认可，革命史近代以来中国的必然抉择，这一点无可辩驳。
四、如果没有革命，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会走向何方？
学者高燕宁在研究文章中提到，刘李二人所谓“告别革命论”当中的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将革命与现代化分别放置在两个完全对立的维度上面，这样一来，革命亦或是现代化，二者必取其一，不利于历史学研究的深入[4]。龚书铎对这一问题也持相似观点。
五、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革命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关于这个问题，当今学界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分别是赞成、反对以及中立。持赞成态度的学者认为，在新的世纪当中，革命已经完全退化成为社会的破坏因子，要实现国家以及民族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坚决向革命“告别”；与之相对立的，在持反对观点的学人看来，革命不容“告别”，告别了革命的中国，无法将现代化推向深入；至于持中立态度的学者，他们认为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也就是说，我国当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解决，关键点并不在于对于革命的态度上。
综上所述，在笔者看来，不秉承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态度，我们就无法对今日我国所遇到的种种发展途中所必然经历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到底应不应该“告别革命”，就无从谈起。
其实，“告别革命”这股不断涌动的暗流，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1991年，苏联这座大厦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但这一切并不是毫无征兆的，早在那以前，就有很多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来为苏俄历史上的很多事件进行翻案。1991年之后，许多俄境内的保守势力此时变本加厉地对苏俄历史大张挞伐。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学人对这种模糊史实的观点加以驳斥。大部分学者认为，决不能将伟大的布尔什维克起义当做是少数反政府主义者主导的事变，相反地，它是发生在21世纪开始阶段的苏俄历史演进的自然而然的产物，毫无疑问的是，虽然在20世纪末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重创，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世纪初，以苏俄革命为首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以及合理性，否认这一点，就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否定，否认这一点，就会危及到党的领导。因此，对于此种思潮，必须加以批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在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居安思危，面对着国际国内一些不友善势力的种种挑衅与渗透，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去提高自己的注意力，而这也是中国革命事业成功的思想前提。在这种情况之下，刘李二人却坚持说，在新的世纪中，革命只能起到破坏的作用。这无疑是与我国利益相违背的。有鉴于此，我认为，今日的一切关于晚近以来中国史的研究都应该与“告别革命”划清界限，只有把“革命”和“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的研究路线，才是符合现阶段我国利益的正确的路线。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M]，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5-21.
[2]吴爱萍：《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兼析“告别革命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S2）：36-38.
[3]蒋旭东：《对“淡化意识形态”思潮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09）：34.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篇5
1．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有关历史规律，分析预测某一事物的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历史预见性。比如，在讲授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出了一个题目：针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结合当前的形势，对战争与和平的前景做一展望。经过引导，学生在讨论的基础上，得出了两点结论：①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世界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2．让学生尝试用现代观念去解决历史问题，在新旧观念的撞击中，深刻地记忆、理解历史，从而确认某种现代观念。比如，在讲授辛亥革命纲领之前，我提出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让你参与制定革命纲领，它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请说明理由。由于这个问题满足了学生运用学过的知识探索、研究、发现问题的强烈愿望，学生们的思维异常活跃。我让学生将自己提出的内容与教材提供的内容相对照，想想产生差异的原因。引导学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妥协性入手进行分析，得出民族资产阶级只能提出一个既有革命性、又具有明显妥协性的革命纲领的结论，进一步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最后，在借鉴中确认，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3．用概括现代事件的思维方法，去分析概括历史上相似的史实，理解历史，认识现实。比如，在谈到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时，一些政治家常常这样概括：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在向多极发展。据此，我向学生提出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由于学生已经从当代政治家的分析概括中理解并初步接受了“政治格局”这一概念，所以，在分析概括时，学生就会在模仿名人的欲望的驱使下，产生学习积极性。由于是让学生从不同于教材叙述的角度去认识把握历史，学生们就会在已经熟悉的“政治格局”所蕴含的思维特征的暗示下，独立自觉地将当代政治家观察、分析现今世界形势的思维方式迁移到对这段历史的分析概括上，完成真正理解的学习过程。
当今大学生的历史使命篇6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临着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空前的民族危机，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先后登台的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并相继发动了和辛亥革命。与此相适应，在史界形成了一股富有生气的新史学思潮。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革命派或进步学者也相继发出“史界革命”和“史学革新”的呐喊，由此中国近代史学发生了激变，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康有为作为“公车上书”的主角，后来成为维新派的领袖。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他二十七岁时就已确认救世的深沉使命，“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1](p.118)，显示其早年的学术取向主要是经世致用。他以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作为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举起“孔子改制立教”的旗帜，号召摧毁传统的“伪经”“新学”，在思想、学术界刮起了一股大飓风。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于1901—1902年先后发表《中国史序论》和《新史学》，在这两篇具有纲领性的史学理论文章中，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等主张。梁启超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2](p.1)认为著书贵有宗旨，史著既不是为若干陈死人作纪念碑，也不是为过去的事实作歌舞剧，“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2](p.3)并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p.7)他从理论上将史学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把史学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认为，史家的职责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着重说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以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将来者焉。”[2](p.11)在理论上为新史学阐明了方向，其中贯彻着鲜明的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
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十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及其经世致用的功能。以革命家而兼学者的章太炎，他自述“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3]认为史学的兴废，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提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4](p.757)“历史的用处，不专在办事。只在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5]并主张“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6](p.557)，为反帝反清斗争服务。留日学生曾鲲化在所撰《中国历史》中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7]。认为史家之职，即在记录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8]辛亥时期的国粹派史家，受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思想的影响，主张经世与学术、义理与考据并重，而以经世应务、“明体达用”为旨归。如陈黻宸在《独史》中指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9]还提出了“史之独权”说，主张赋以史家以独立之权。邓实说：“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10]马叙伦认为：“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11]又说：“推史之体，大以经纬宇宙，小以纲纪一人一物一事一艺，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甚至认为：“史者，群籍之君也。”[12]把史学提到了学术中独尊无二的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史学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极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便是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和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辞，走向极端。如梁启超所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马叙伦所说“史者，群籍之群也”，都典型地表明了过分夸大史学作用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历来有重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但是，把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提到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二
从新史学的理论导向来看，他们不仅把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史学经世的功能和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和阐发。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革命派同样提出：“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13]。大多数史家意识到史学为“国魂”，史学的功用主要在于服务现实，革新政治，唤醒国民，推进社会文明。如果说，龚自珍、魏源的史学经世观，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延续，那么，这一时期的新史学则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建设目标，要求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传统的旧史学，以为本阶级的政治变革服务。从根本上说，他们提出史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为当时的民族独立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已经不是为了维护旧秩序，而是为了催生新制度，因而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特色。这不仅仅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借鉴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观念，也不仅在于其有强烈的目的功利性，而且旗帜鲜明地揭橥写“民史”的口号，提倡为“国民”写史，从而提出了建立为近代国民提供历史借鉴的新的史学课题。
梁启超指出历史“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并以中西史学加以比较说明，西方国家最兴盛的是“民史”，而中国历代的史书，“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14](pp.59-60)，“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2](p.3)。他批评中国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2](p.6)。尖锐地指出：“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2](p.4)邓实在《民史总叙》也指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之史，遂专为君主一人一家永有之物”，而中国的史学也“永厄于专制一人之君主矣”[15]。因而他们激烈地批判封建旧史学，痛斥其锢弊人心、麻木民智的恶劣作用。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他们特别强调要作“民史”，以“民统”代替“君统”，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主张史学应以国民为本位，新史著当“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探讨“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8]并提出历史应“为国民而作”，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国民资治通鉴”，史家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2](p.2)。
从民史、“国民资治通鉴”的角度来肯定史学的认知价值和经世功能，无疑具有新的理论意蕴。从孔子以来，中国古代传统的经世致用，主要是为政资治，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新史学则认为史学不应只是为帝王统治提供“资鉴”和从事封建伦理说教，而应着力探讨整个国家和民族兴衰之故，使之成为“国民资鉴”，以激发民众的爱国心，推进社会文明。其最根本的主张，就是要改变旧史学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状况，把为少数封建帝王服务的旧史学，改造成为广大“国民”服务的新史学。他们所说的“国民”，指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史学的性质和方向。
由“君史”到“民史”，不仅意味着史学内容的转移，而且显示了服务对象的转换。如唐才常强调史学是“四民与知之业”[16](p.41)，是士农工商都需要通晓的学问。梁启超呼吁应将外国史著“悬诸国门，以为我四万万人告”[17](p.34)，也就是说，要让广大的民众都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以启发人们的忧国意识。自失败以后，维新派更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把它作为“新民”的有效工具。正如其所指出的：“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18](p.1)革命派也普遍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发动“下等社会”的广大群众，故把“开通民智”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史学也被视作启迪民智的重要手段。如章太炎主张编写通史，应当一方面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目的在于“开浚民智，激扬士气”[19]，以史来鼓舞民众的革命情绪。《浙江潮》中也有人撰文指出，应当注重历史教育，“而实爱国心之源泉也。而鼓吹之法亦有二：一曰取本民族之英雄而崇拜鼓舞之，以发其自尊之心；一曰取本民族之耻辱历史而刺触警动之，以激其知耻之心”[20]。由于史学服务、接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新史学还注意到史学的普及性、通俗性。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通俗性的史学著作，都不是偶然的。由此，新史学从史学目的到史学内容、服务对象，乃至体裁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改观，经世的内涵与外延也得到初步确定，其视野远较前人开阔，理论深度与力度也均大为提高。
由于当时最大最急迫的现实就是救亡，因此其经世功能的重要特征，又突出地呈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梁启超认为，史学的功用就在于叙述进化相竞之理，推阐爱国思想与民族意识，宣称：“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2](p.7)因此曾设想“欲草-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21](p.19)。革命派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国粹主义的倡导者章太炎，十分重视以史学推阐民族主义的功用，“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22]。他甚至说，“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23]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提倡国粹，“就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24]。曾鲲化编撰《中国历史》，也“以激动爱国精神，孕育种族主义为坚确不拔之宗旨”[25]，并称要“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7]民族主义也是国粹派史学的灵魂，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如布帛菽麦，不能一日绝于天壤。”[26]史学的最大功用，便是阐扬民族主义，提高民族自尊心和促进民族的兴旺发达。总之，他们认为研习历史，是倡导民族爱国主义、振奋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并提倡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复兴民族文化，显然具有现实意义。
三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史学还表现了很强的政治倾向性。因受社会大变动的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具有十分强烈的政治色彩。由于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一时期各家各派的史学，无不烙上政治倾向的印记。当时的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根据政治上的需要，从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或则为维新变法服务，或则为民族革命服务。但两派所理解的政治不同，故决定了其具体主张有质的差异，一则强调立宪，一则鼓吹革命，虽说两者表现不同，但都是为宣传其政治主张服务则是一致的。
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史学实践来看，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史家，都十分注重利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写下了不少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史著。如梁启超所撰《古议院考》，认为中国古代“虽无议院之名”，而有议院之实，有些制度与近代西方国家略同，有的甚至还可以“补西法所未及”[27](pp.95-96)，即是以法先王之意，为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度提供历史依据。其所作《赵武灵王传》、《王荆公》、《管子传》等，分别叙述历史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制、管仲助齐桓公实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等史实，也是借以抒发其改良主义的抱负，为其政治要求服务的。
革命派也撰写了许多宣传和鼓吹革命的史著。如亚卢(柳亚子)的《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传》、《郑成功传》，刘师培的《中国革命家陈涉传》、《中国排外大英雄郑成功传》，署名“汉儿”的《为民族流血史可法传》，署名“复汉种者”的《新国史略》等，以及刊于《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杂志的《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岳飞传》、《宋爱国士岳、文二公传》、《为种流血文天祥传》、《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等，都对陈胜等革命领袖和岳飞、文天祥、郑成功、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做了赞颂，借以鼓吹民族革命，寄托其反清革命的志向。刘成禺并著《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曾为之作序，认为“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28]。章太炎也为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作序，谓“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29](p.223)所谓“复有洪王作”，其意也在激励新的反清革命。此外，他们还搜辑编刊明末遗民的历史文献，以及记载清初清军残暴屠杀汉族同胞的史籍，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将它们广为翻印流传，借以鼓吹排满革命和民族思想。如鲁迅先生在《杂忆》中说：“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中，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30](p.221)事实上，这些著作在革命斗争中确实发挥了其功能。
在外国史的编译、撰述方面，改良派和革命派对立宪史、革命史的编译研究，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早期改良派王韬编撰《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著《日本国志》，或者称道君主立体和西方文明，或则介绍明治维新的历史，其指导思想均是“期于有用”[31](p.284)，如黄遵楷所说：“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其所取法。”[32]在时期，维新派更是自觉地利用介绍外国历史，来作为宣传变法主张的思想武器。
为了宣传变法、立宪，他们先后出版了有关各国的变法史、立宪史，其中尤以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变法及英国立宪的著述为多。如康有为撰有《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书，先后进呈光绪帝。书中还用按语的形式发表议论，将论述外国历史与条呈变法结合在一起，希望他学习明治和彼得大帝，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梁启超、唐才常等也著有《波兰灭亡记》、《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各国种类考》，以及《俄土战记》、《瑞士变政记》等。他们介绍俄国、日本变法自强的史实以为榜样，列举波兰、土耳其、印度引为教训，以避免中华民族成为波兰第二、印度第二，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历史经验。从这些著述来看，其目的性极强，都不是一般地介绍外国的历史，而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有关各国变法和衰亡的史实，讲的是日本、俄国、波兰、土耳其，指的是中国，实际上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都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在20世纪初，当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改良派又积极编译出版了各种立宪史。诸如佩弦生的《欧洲各国立宪史论》、麦孟华译《英国宪法史》、《英国变政小史》、罗普译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日本国会纪原》、汪有龄译《日本议会史》，以及《日本立宪史谭》、《国立宪史论》等等，以配合鼓吹在中国实行立宪制度。
与维新派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变政和各国立宪史不同，革命派编译外国历史著作，则主要是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和独立史。他们编译出版了《泰西革命史鉴》、《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战史》、《法兰西革命史》、《法国革命战史》、《意大利独立史》、《苏格兰独立志》、《希腊独立史》、《葡萄牙革命史》、《俄国革命战史》等，其中尤其是对英、法等国的革命史，美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独立史，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色。其编译目的，就是企图从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历史中吸取精神力量，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浙江潮》在介绍青年会编译的《法国革命史》时即指出：此书“欲鼓吹民族主义，以棒喝我国民，改订再三，始行出版。其中叙法国革命流血之事，慷慨激昂，奕奕欲生，正可为吾国前途之龟鉴云云。”提出“爱国志士不可不各手一编，以自策励”。明确主张编译和阅读外国革命史，是为了从中寻找“救吾国之妙药”[13]。
20世纪初，革命与改良、反满与保皇造成了直接的对垒。围绕着革命与改良这一根本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一斗争也在史学领域中反映出来。在对待革命，尤其是在对法国革命的问题上，两派的立场、态度截然相反，势同水火，将其作一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早在时期，康有为在所编《法国革命记》中，便极力渲染法国流血革命之可怕，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称其“流血遍全国”，伏尸百万，绵祸八十年，“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把法国革命描述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显示了其对爆发革命的恐惧，以为其改良主义政治观点作注脚。在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保皇立场，宣扬中国只可行立宪而不可革命。在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长篇史论《法国革命史论》，以革命恫吓人们。这一时期，梁启超也撰《开明专制论》，引英、法、美、普、俄等国的历史，以“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33](p.49)。又撰《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以便“求其论据于历史，鉴其因果于历史”[34](p.31)，文中将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加以比较，结论是中国革命有七个方面不如西方，以历史上的革命影射当时革命派的学说。
在两派论战中，为驳斥康有为的反革命言论，章太炎写下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借史论政，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用革命手段清政府的必要性。康氏史论出笼后，章氏又立即嘱汪东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对其进行反击。文中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是长期以来王公贵族“骄恣暴戾”、人民反抗的结果，谓法国革命“杀人流血”，也是封建“虐政”所激起的，以具体史实驳斥了康有为诋毁革命的谬论。指出法国革命尽管有种种不足之处，“然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权利，卒达改革之首志，其抑赫然可观哉!”文中并取法国事实，联系“中国之现实，比较论之”[35](pp.635-636)，断言说：“法民既成而去，继其烈者，必吾中国之民矣。”[35](p.645)陈天华也在《民报》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针锋相对地批驳了梁启超。指出比较中西革命，应以中西方同时代的革命相比较，不同时代的革命是无法比较的，梁氏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革命与西方近代革命相比较，是搞错了时代。认为中国自秦以来，革命多起于民间，与平民革命较接近，西方古代的农民革命远不如中国。又以历史事实驳斥革命对人民造成无穷灾祸的谰言，热烈颂扬革命是“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36]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康、梁反对革命的谬论。
综而言之，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把史学领域作为一个重要的阵地，并直接运用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史学为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服务。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更是突出体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种情况的产生，既与当时所处时代及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他们主观上对史学功能的理解密切相联。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的特点，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加上两派在认识上都片面地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观上都将其作为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救亡图存的急迫性和强烈的功利汇在一起，就造成了直接将史学与现实政治、党派斗争挂钩的局面。中国史学一直有着“经世致用”、重视功利的传统，而新史学则把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四
改良派与革命派重视史学的经世功能，主张史学紧密地为现实政治服务，对于当时维新思潮和民族革命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史学毕竟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其没有正确的定位，把其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显然是片面的，也是不恰当的。而且，他们过分夸大史学的社会作用，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也带来了不少弊端。
首先，由于在一开始就设定了经世致用的目的，在这种目的论的引导下，史学只是被用来为政治变革作论证，往往成为其政治主张的注脚。他们把它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说的是史学，关切的是其政治内涵，从而把政治的重要性放到了首位。强调的是史学的政治方向与对思想内容的要求，必须与社会改革紧密配合，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不仅把史学当作推动社会变革的武器，而且直接当作党派斗争的工具，因而于史实也多各取所需，用以阐发各自的政治主张。对历史上的人物与事件，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作了现代化的解释。如梁启超称王安石变法实行免役法是“世界上最名誉之革命”，条例司是“社会主义”；在《管子传》中，说管仲听政于民，“与近代立治合”，管仲重法治和官吏职责是“虚君政治”，“与责任内阁合”。革命派把陈胜、洪秀全推崇为“民族革命英雄”云云，称革命在“中国从前也是很有人实行的。就是独立自由的字面，也不是外国人创造出来的”[37]，等等，显然都是以今铸古，为我所用，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其次，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的政治性、功利性，对史学的求真与学术性未有足够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出于为现实政治变革服务的需要，他们不是把史学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因而缺乏学术上严肃的追求。虽说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章太炎、刘师培等还是比较注意学术本身，讲究求是。但从总的倾向看，不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大都热衷于救国论政，立论往往完全是从报刊宣传效果出发，而不是从史学学术性的角度来展开，其论著往往充斥着议论鼓动，议论多而史实少，甚至喧宾夺主，缺乏学术气息，这也正是当时两派的通病。他们重视的是其政治性与宣传效果，其政治意义显而易见超过了其学术意义。并且往往以政治性取代学术性，为了牵就政治，甚至不惜牺牲学术，以为其构筑现实政治主张的材料，这就严重妨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从其史学成果来看，由于强烈的泛政治化倾向，及对学术本身的不重视，加上一些重要人物多兼学者与政治家的复合身份，是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他们积极投身于维新或革命活动，既缺乏从容的时间，也无法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学术研究，故这一时期史学的特点，除了翻译外国史著，或按照外国史著体例改编中国史书而外，缺少大部头有质量的史学专著，其史学论文也多浮浅粗糙，其中政治宣传多于学术研究，真正有学术意义的作品很少。与改良派史学相比，革命派史学的这种特点更加明显。因其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学术，故没有朝向学科本身的发展而努力，致使学科的独立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
由于以政治性、功利性取代了求真与学术性，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急功近利和学术庸俗化的倾向。在这方面，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他自述其撰述动机，虽然谈到“别白真伪，决定是非”，“舍伪从真”云云[38](p.400)，但其目的则是借攻击“伪经”而“托古改制”，为维新变法服务，并不惜用近代资产阶级的油彩涂抹在孔子的脸上，将他打扮成托古改制的先驱，因而它们不是单纯的学术性著作。他的目标在经世，在学理上则多牵强附会，其中考辨武断、曲解之处不少，甚至说《史记》、《楚辞》经刘歆窜入者数十条，出土的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葬以欺后世，等等。这不仅被同为今文经学的皮锡瑞指为“武断太过”，连其弟子梁启超后来也说：康有为好为依榜，“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39](p.57)改良派的其他一些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说，改良派有此弊端，那么，革命派在这方面更是推波助澜。其对史学内容所作的规定，即是要求紧紧围绕着“革命”两字。具体而论，约有两端：一是反映清朝统治的民族压迫，以激起革命的情绪；二是反映外国的革命传统及经验教训。这在当时对于推动革命，激发国民的革命意气等，还是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在史学内容上未免比较偏狭，缺乏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由于具有鲜明的目的论和强烈的革命倾向，甚至光从其题目，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史学祈向。革命派大力鼓吹民族主义，因而其史著往往都把种族或氏族问题作为首要的问题加以论述，而不少人积极投入反清斗争，其主要的动力是“种族革命”，在政治上带有种族革命的狭隘性，这在史学上也有明显反映。出于迫切的经世心态，其论著都带有忧国救时的使命感，无暇顾及学术上的追求，往往即兴成文，粗陋草率，显得鼓吹革命劲头有余，而学术研究功底不足。即使是像章太炎这样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虽说他认为治学应“合致和与求是二者冶为一炉”[40]强调二者的统一，并指出：“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41]但在实践中也往往抛弃这一原则，以革命的热情投入论战，借史论政，不免有些弊病。
在危难深重的上一世纪之交，以上状况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然不应对其作出过于苛刻的批评。这里较多地论述了其经世致用局限性的一面，或许上述这样的分析已经过于严苛。但问题在于，在以往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对其进步意义已作了较多的肯定，而某些环节尚没有搞清，甚至在基本的资料方面也缺乏掌握，忽视了对其负面影响的分析。多年以来，人们对新史学思潮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对其代表了进步的潮流与方向的方面，或者最多只是指出康有为的“武断曲解”，而对梁启超的新史学及革命派的史学，说其局限也只是强调其历史观唯心云云，而很少对这方面的失误进行认真的反省。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因长期受到政治标准第一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模式影响的缘故。事实上，当时的同时代人已对他们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将其作为对立面而加以讨伐，认为这些议论代表了落后、保守的倾向，对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认识。我们不能回避这些值得探索的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其学术成果为何很少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无法解释此后的求真与非功利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与之相互关系。因此，对于新史学思潮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其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正是学术总结的需要。回顾百年来中国史学经历的曲折历程，深入探讨其经验和教训，将给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以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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