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例(12篇)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篇1
德才兼备
可以确定，《狄仁杰之神都龙王》中的狄仁杰绝非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绝大部分的故事情节系虚构或重构。这是出于影片视觉艺术和票房成绩的考量，同时也是导演徐克个人对狄仁杰的理解。事实上，颠覆历史的又何止徐克一人，近些年久播不衰的《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以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继推出的两部《狄仁杰断案传奇》，莫不如此。
狄仁杰，字怀英，唐贞观四年（630年）生于并州（今太原）的一个官宦之家。显庆元年（656年），26岁的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试及第，出任汴州的判官。满腔热血的狄仁杰开始了他的工作，可现实很快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被胥吏诬告了一把。幸运的是，这一状告到了河南黜陟使阎立本那里。阎立本不仅弄清了真相，而且发现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可能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是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在地方上积累了将近20年的断案经验后，上元二年（675年），他被调当上了大理丞。狄仁杰刚到大理寺上任的时候，积压的案件已经非常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17000人之多，事后竟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当时传为佳话，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神奇。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此官的品级虽不高，和大理丞一样也是从六品，但属于“清望官”。这个官位对日后的仕途有很大帮助，一般来说，它的升迁速度比其他机构要快。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世人的印象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又铁面无私，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就是狄仁杰会被认为是“神探”的重要原因。
曾经再造唐朝
唐高宗在位的晚期，高宗皇后武则天因为干练多才，逐渐掌握了最高权力，于684年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狄仁杰由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宰相生涯。历史上的狄仁杰被“分割”成了两半，唐高宗时他是办事认真的能臣，武则天时是中枢决策的宰相。在小说和电视剧里，当上了丞相的狄仁杰还是每天忙着到处“微服私访”，没事就找案子来查，发挥他超强的推理能力。但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虽也是忙得到处跑，但他忙的不是查案，而是协助武则天处理政事。
狄仁杰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兴复李唐皇室，要实现这一愿望，就必须设法对武则天施加影响，改变她对两个儿子的看法，使李显（唐中宗）与李旦（唐睿宗）兄弟能够摆脱被囚禁的地位。后来，曾被狄仁杰举荐的张柬之，在武则天弥留之际发动“”，复大唐国号，唐朝复国。当然，狄仁杰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就在他力阻武则天大造佛像的那年九月，狄仁杰去世。武则天亲自为他主持丧礼，废朝三日，这是当时人臣的最高待遇。
中国的“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篇2
一理智决定论
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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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骏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篇3
已故香港著名演员张国荣生前曾说过：“徐克导演的电影，包含一些哲学的、政治的思想，即使画面很昏暗，总是在某一个地方存在希望和光明。”
狄仁杰的前世今生
又一个梦幻般的中国历史人物角色从此在大荧幕上被定格，不管他是否完美，也不论今后有多少个版本接踵而至。不可否认的是，它注定会掀起一阵“狄仁杰热”，让我们对这个有着“东方福尔摩斯”美誉的唐朝神探宰相有了更深的探知欲，进而对那个年代的那个帝国有了多一步的认识。但追根溯源后我们难免会略感沮丧，因为这番热潮的最早引领，仍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这正如现如今我们想要了解中国历史，不得不去求助的权威版本却是美国编纂的《剑桥中国史》。把狄仁杰从历史的尘埃中带向世界的是一个荷兰人，他的汉语名字叫做高罗佩。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彼时供职于外交界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正在中国担任荷兰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秘。对中国文化痴迷的他在这期间读到清代的一部无名氏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小说中主人公狄仁杰屡破奇案的情节让他大为折服。对西方侦探小说和中国公案传奇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后，高罗佩认识到书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法官的刑事侦讯本领，无论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侦破奇案的能力方面，还是在犯罪心理学的素养方面，比起福尔摩斯、格雷警长等现代西洋大侦探来，均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不久之后高罗佩便决定，一定要将这些不为人知的东方文化带到西方。他先是将《武则天四大奇案》译为英文。后来，也许是受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高罗佩以狄仁杰为主角用英语创作了《铜钟案》、《迷宫案》、《黄金案》、《铁钉案》、《四漆屏》、《湖中案》等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最终构成了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大全”――《狄公断案大观》（CelebratedCasesofJudgeDee），（即《狄公案》），包括15个中长篇和8个短篇，全书约130万字。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迥异于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青天大老爷”，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他有自己独到的办案风格：重效率而轻缛节，讲操守而又善变通，重调查推理而不主观妄断，被西方读者称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此外，作者对中国文化、艺术、法律及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在《狄公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书中在叙述狄仁杰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任职侦破疑难大案的同时，还广泛展开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民情风习的深入描绘。
《狄公案》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甚至包括瑞典语、芬兰语、克罗地亚语等小语种。“JudgeDee”（狄公）也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接下来的事显然顺利成章，既然狄公是中国的宰相兼神探，那弯弯绕饶的肯定会回到中国来。20世纪80年代，《狄公案》被介绍到中国并译为中文。自此，狄仁杰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潜在艺术形象便于纸面中静待着合适的机会呼之欲出。前些年《神探狄仁杰》等一系列电视剧在荧幕上的流行应该视为这次大荧幕改编的铺垫，真正把这件事从一点一滴的想法到完整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陈国富。
陈国富的创作博弈论
陈国富，中国台湾人，电影导演和监制。他以导演身份创作的作品不多，比较知名的是刘若英主演的《征婚启事》和票房创下台湾十年来开画纪录的《双瞳》。但从电影市场角度来说，他在监制的领域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说起狄仁杰和陈国富的渊源，依然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2000年，在哥伦比亚公司担任监制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外国人的建议：去拍一下那个在西方非常有名的古代中国侦探“JudgeDee”。在看了包括高罗佩的《狄公案》在内的几个人的小说后，陈国富发觉狄仁杰的形象在东西方的不同刻画中总有一些不同程度的缺憾，东方的一些故事更是因为过于强调怪力乱神而丧失了悬疑推理精妙的逻辑美感。最终，他还是决定自己用自己的创作描绘心中那个文武双全的神探宰相，两三年后，他完成了剧本，这个最初以狄仁杰为主角的连环杀人案的故事，是之后所发生的一切故事的起点。
也许在2009年那部机关重重但赚尽口碑的谍战悬疑电影《风声》之前，大家对陈国富这个名字还略显陌生，因为在此前华谊的一系列卖座影片中他担任的是监制，一个幕后推手的重要角色。这一情况在拍摄《风声》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从幕后走到的台前，与高群书一起拿起了执导筒。
这个看似平常的举措，不仅为《风声》的成功在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在我看来，这个合作模式实在是中国电影制作发行的演进过程中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众所周知，中国电影产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工业内部的各个角色专业化分工非常不清晰，很多情况下，导演一人兼着制片、监制甚至是部分发行的工作，这种情况或者使得导演分身乏术以至于艺术创作受影响，或者造成导演权力畸大没有制衡导致影片的成本与质量严重不成正比。总之最终的结果都是作品水准的层次不齐。
陈国富深知这一点，他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同时又非常清楚电影市场运作机制。他了解作为影片艺术保证的导演的创作冲动，也明白作为票房支持的观众的内心期待。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出权衡，从而达到最优的效果，这便是他目前对自己的定位，也是深值当代中国电影人借鉴的可贵之处。
这一点在《风声》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他虽然名为导演，行得却是监制之实。他给了高群书导演充分的创作自由，同时又在故事的整体把握及某些关键细节上给予建议。于是最终完成的作品呈现出了这样一种效果，紧张急凑的节奏和演员们张力十足的互动，贴着醒目的高群书标签；而人性的挣扎和百转千回的悬疑推理，又流露出了典型的陈国富气质。最终，《风声》在两个导演的创作博弈下取得了双赢，这是两种风格碰撞，两种思维激荡之后的优化结果。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创作显然延续了这一模式。
这次身兼编剧与监制两职的陈国富很清楚将心中符合当下审美观念的狄仁杰故事完整地还原在荧幕上的困境：离奇曲折的案情可以设计，逻辑推演的过程可以完善，主演的表演状态可以磨练，但大唐盛世的宏大背景，激烈新奇的动作场面，光怪陆离的视觉效果，这根本不是一般导演能够一同驾驭的。再加上如果想精准表现出狄仁杰的侠义性情，导演最好也是同道中人，因为只有信，才会真。于是综合这一系列考虑，放眼整个华语电影界，有可能胜任这一工作的恐怕也只有一人，被世人封为电影界老怪的徐克。
徐老怪的盛唐电影梦
徐克是华语电影界最值得浓墨重彩述说的导演之一，不仅是因为他拍摄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武侠电影带动了同类型电影成功走向世界，更是因为他在对电影的满腔热忱支持下，对电影技术和电影类型的不断探索和开拓。
从1979年革新武侠概念带动香港电影新浪潮的《蝶变》开始，徐克一直以先锋的思想和电影技法引领着华语武侠动作电影的走向。但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电影市场疲软，香港电影整体式微的前提下，以创新为生存法则的徐克也慢慢进入的创作瓶颈，虽然仍然在尝试不同的类型，但包括《蜀山传》《七剑》《深海寻人》和《女人不坏》在内几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却不再受到市场的认可。对熟悉他的观众来说，徐克仍然是一块招牌，但大家在心里细数的却仍停留在这块招牌早年的那些经典。
“穷则思，思则变，变则通。”也许徐克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本能的感受到形式要不断的变化才能负载他脑中翻腾的想象力，保持创作冲动是保持想象力不枯竭最好的方式。所以他在那些外界看来不甚成功的作品中腾挪转移，尝试着新的技巧，探索着新的方向，积蓄着新的能量。《狄仁杰》在这个时候出现，更像是一个绝佳的契机。
徐克崇尚武侠，也心仪那个年代。所以唐朝自然是能够满足他想象的绝佳背景，不仅仅是因为繁华的经济和恢弘的建筑，更是因为那种万国来朝的包容和气度。这样的时代，空气中都弥散着自由和浪漫，更适合老怪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其中怒放。
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晚年曾试图建巨大佛像，被当时的宰相狄仁杰阻止。为了复原想象中的大唐，徐克坚持将这段史料搬进电影，为片中的武后铸造高66丈的通天浮屠。这是除了构建人来熙往的洛阳城之外，徐克为了表现盛唐和武后气势所贡献的绝佳意象，通天帝国的形象只需一眼便可深潜入心，胜过洋洋洒洒的万言描述。
围绕着这尊象征极致权力的大佛，接二连三发生的人体自燃案让朝野上下惶恐不安但又无计可施。武后只得遵从国师指示放出曾反对她当政的狄仁杰以断奇案。于是引出了西域的一种毒虫赤焰金龟，追随着这条线索他们来到了与通天大佛相对的入地鬼市。在这个牛鬼蛇神躲避人世的地下黑市里，经历万险的狄仁杰一行人最终找到了易容的赤焰金龟主人--前太医“汪驴”。从他身上得到的消息，直接间接地都将矛头指向了一直隐藏在幕后神秘莫测国师，那个借神鹿之口传话的人。
在这桩奇案之中，除了鬼市的概念是陈国富原先的剧本之外，大部分元素都是由徐克后来添加的。他信手拈来的这些情节极大丰富了一个“奇”字，但另一个“案”字同样不可忽略，如何将这些素材用合理的逻辑推理穿插起来，这是避免影片落入清人那些志怪的公案小说窠臼的关键。这个时候，陈国富和他的创作博弈论再次凸显出其重要性来，他时刻铭记着狄仁杰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已经被神化为一个传奇，但他其实仍然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断案如神仍然是将经验和规律有机结合之后的效果。把握着这个原则，即使动作场面天马行空，部分情节匪夷所思，整个故事依旧能丝丝入扣引人入胜不断合理演进。
徐克想通过大佛通天，陈国富想借助鬼市入地，此二人平衡之后的结果是，观众在天上地下纵横驰骋一番之后，最终回到了人间。
神探、女皇与通天帝国
几乎所有的侦探或断案题材小说中，都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料事如神的大侦探左右，必须有一个陪衬。或者是愚笨的警察或者是迟钝的助手，比如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比如东野圭吾小说中伽利略侦探身边的警察，就算是动画片《名侦探柯南》里，也一定会存在一个几乎每次都猜错的毛利小五郎。有些时候这可能是作者对公权力的讥讽，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出神探的才能，只有对比才能表现出真正的深度，也只有互动才能将故事更流畅的演绎。
影片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角色，大理寺的裴东来是代表大唐帝国督查此案的官员，但在技高一筹的狄仁杰面前常常捉襟见肘。心高气傲的他又不服气，动则想将怒气诉诸暴力，却每次都被狄仁杰平静化解。一动一静，平添几分谐趣。但他最后用性命换来破案的关键证据，惨烈地化为灰烬，让人不胜唏嘘。铮铮铁骨，是条汉子。
和裴东来一样，一代女皇武则天也并非是个非黑即白的人，他们身上都充满了某种矛盾的复杂性。为了获取权力，她用了相当残忍的手段消除异己。这也是狄仁杰反对她并因此被关进大牢的原因。但她登基之后显示出不输于男人的治理国家的能力，于是国泰民安，大国气象。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她，才能还原出这个女人的真实内心。我有理由相信，相对于狄仁杰来说，徐克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如果对徐克有一定了解的人会发现，他最好的作品中都有一两个极为出彩的女性角色，《倩女幽魂》中的女鬼聂小倩，《青蛇》中的妖娆的白素贞和小青，《笑傲江湖》中的中性打扮的东方不败，《新龙门客栈》中的市井老板娘金镶玉，《梁祝》中的痴情女子祝英台。这些女子性格各异，身份不同，有得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女性，但她们却将一个“真”字体现的淋漓尽致，她们中也不乏温柔娇媚之人，但确定目标后、面临困境时，无一不冷静、坚韧、决绝。相比之下，影片中很多男人却显得虚伪而渺小。在奉行男权主义的当下，徐克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可能老怪的思想不拘一格，能看到很多常人很难注意的侧面，他心中所憧憬的，正是女子心中那股柔韧的阳刚之气。
如此以来，武则天便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影片中刻画的武则天的状态，已是告别杀戮时刻的平和阶段。她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几百年的封建礼教压力登上了皇位。在这个平台上她终于能够一展内心的抱负，用以回应所有人对她的质疑。效果如何？狄仁杰在焚字库烧掉的八年的奏折里看得异常清晰。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武后的观念开始有了改变。他当年反对他，是因为他认为女人当政社稷江山必定混乱，最后只能是黎民百姓承受苦难；但事实证明，这个女人拥有的内心能量显然足以安抚天下苍生。只要百姓安乐，天下太平，男人女人谁来当政又有何区别呢？
如果单纯作为神探，狄仁杰恐怕无法看到这一层面；但他同时又有将相之才，胸怀社稷与苍生，如何抉择其实早已决定。这也是片中计划刺杀武后，一切案件的元凶沙陀的悲哀之处，他同样拥有过人的智慧，但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忽略了一切身外之事，最终走向了孤注一掷的自我毁灭之路。他是恶人吗？恐怕并非如此。也正是因为他本性向善，狄仁杰知道真相的那一刻才如此痛心。
岿然屹立的通天浮屠最终在轰鸣中倒下，大唐帝国的盛世却迎来了新一轮传承的希望。因为在一片废墟之中，武后答应了狄仁杰将来会将让位于正室，而狄仁杰答应辅佐武后作为回报。在那一刻，他们二人仿佛同时看到了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不可觊越的规律，忤逆者将付出的将是社稷崩坍、生灵涂炭的代价。
尘埃落定，倒坍的大佛残骸，遮不住逐渐透射而来的东方的阳光。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篇4
学习篇：在课余时间背诵《论语》46则。温习五年级全年古诗31首。每天读书，写100字～300字的读书感悟。重读《福尔摩斯》。这次读书重点是读福尔摩斯对案件的推理过程，培养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其次，可以利用周末课余时间参加英语培训班。提高英语口语能力。
实践篇：“一日当家”培养自己的理财能力，体验父母当家的感受。其次，跟同学商讨成立“环保小分队”，利用节假日卖报纸，积攒零花钱，捐助读者林，保护母亲河。在新学年里我要摒弃一些不良的习惯，全身心投入学习之中。
点评：实践很重要，细节待完善
对小学生来说，制订自己的学习计划是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的基础，吴子昕同学在保证常规学习的基础上，能利用课余时间安排丰富多彩的实践内容，既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又提高了阅读理解能力；“一日当家”可积累独立生活的经验，提高了自己的生存技能。另一方面，他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责任进行实践，像“捐助读者林，保护母亲河”的行动。在他的计划中注重了知识的积累和习惯的培养，并融合了科学的方法，这是一则简单、实效的学习计划。
温馨提示：长短计划结合，留有自由时间
智力相同的两个学生有没有学习计划，学习效果是不大相同的。合理利用时间，就要善于定计划。制订学习计划要注意：
1、学习计划要有个性。要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生活习惯来制订；计划要全面。思想、学习、身体是相互影响的。
2、学习计划要有可执行性。制订计划要从实际出发。制订计划时，不要脱离学习的实际。有些同学制订计划时满腔热情，想得很好，可行动起来，寸步难行，这是目标订得过高，计划订得过死，脱离实际的缘故。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1篇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哲学思想演变过程中，就其社会基础而言，有两个重要的分水岭：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八十年代末发生的五大历史事件：(1)全球化和消费文化的洪水般泛滥、(2)苏联东欧国家集团的垮台、(3)欧盟的扩大、(4)基因工程和电子数码化的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5)恐怖活动及突发性社会和自然灾害事件的频繁发生。
如果说，1968年学生运动充分暴露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的总危机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发生的上述五大历史事件，则成为当代哲学理论探讨的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土壤，并把1968年后所显示的西方哲学思想的矛盾及其解决的可能性，具体地在新世纪的人类文化平台上展现出来。
正是在总结1968年学生运动和80年代末的五大社会事件的历史经验之后，西方哲学全面地反省西方传统的根本问题，即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建构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基本原则，使近半个世纪以来，由现代分析哲学、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符号论所集中批判的哲学传统，进一步得到全面的更新，也使之从原有的‘主客二元对立’模式、人本中心主义、逻辑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约束中解脱出来，重新探索新世纪的多元文化模式的创造可能性。
当然，当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探讨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个卓越的哲学家个人的思想创造能力、个人的理论旨趣及其思想风格。在这方面，思想家的个性、才华及其独特性，含有很大的偶然性、神秘性和诱惑力，是无法从社会文化基础的总体角度来分析的。
在当代西方哲学理论探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除了原来属于上一代、并在当前哲学创造中继续发生重要影响的利科(PaulRicoeur，1913-2005)、汉斯·约纳斯(1903-1993)、福柯、德里达、克劳特·勒福特(ClaudeLefort，1924-)、约翰·罗尔斯(JohnRawls，1921-2002)、海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1926-)、艾耶尔(AlfredJulesAyer，1910-1989)、尼克拉斯·鲁曼(NiklasLuhmann，1927-1998)、迦达默(Hans-GeorgGadamer，1900-2002)、保尔·洛朗琛(PaulLorenzen，1915-1994)、卡姆拉(WilhelmKamlah，1905-1976)、伊尔丁(Karl-HeinzIlting，1925-1984)、库诺·洛朗兹(KunoLorenz，1932-1994)、布鲁门贝尔格(HansBlumenberg，1920-1996)、庄·弗朗斯瓦·利欧塔(Jean-Fran?oisLyotard，1924-1998)、姚斯(HansRobertJau?，191-1997)、哈伯马斯、布迪厄(PierreBourdieu，1930-2002)、米歇·昂利(MichelHenry，1922-2002)以外，新冒现出来的思想明星，在法国，有庄·吕克·马里墉(Jean-LucMarion，1946-)、贾克·达敏尼奥(JacquesTaminiaux)、艾丽安·埃斯古巴(ElianeEscoubas)、马克·里希尔(MarcRichir)、庄·弗朗斯瓦·古尔丁(Jean-Fran?oisCourtine)、约斯琳·贝努瓦(JocelynBenoist)、斐利普·索耶(PhilippeSollers，1936-)、阿兰·巴迪乌(AlainBadiou，1937-)、庄·吕克·南西(Jean-LucNancy，1940-)、柯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1941-)、贝尔纳特·亨利·列维(Bernard-HenriLévy，1948-)、阿兰·雷诺(AlainRenaut)、德尼·康布斯纳(DenisKambouchner)及弗朗斯瓦·拉吕尔(Fran?oisLaruelle)等；在德国，有彼得·斯洛德岱克(PeterSloterdijk，1947-)、米凯尔·特尼森(MichaelTheunissen，1932-)、赫尔斯特(DetlefHorster)、马尔登(EkkehardMartens)、曼弗列德·李德尔(ManfredRiedel，1936-)、弗里特里希·卡姆巴尔德(FriedrichKambartel，1935-)、施威默尔(OswaldSchwemmer，1941-)、彼得·雅尼斯(PeterYanich，1942-)、居尔根·密特尔斯特拉斯(JürgenMittelstrass，1936-)、阿瑟尔·荷内克(AxelHonneth)、奥德弗里德·赫弗(OtfriedH?ffe，1943-)、乔治·墨格尔(GeorgMeggle，1944-)、汉斯·约阿斯(HansJoas，1948-)、克罗尔斯·奥弗(KlausOffe，1940-)、阿尔布列斯·维尔默(AlbrechtWellmer，1933-)、巴基斯(GüntherPatzig，1926-)、图根哈特(ErnastTugendhat，1930-)、罗伯特·斯贝曼(RobertSpaemann，1927-)、赫尔曼·吕伯(HermannLübbe，1926-)、奥多·马瓜德(OdoMarquard，1928-)及克劳斯·贡德尔(KlaussGünther)等人，而在英、美、加等英语国家，有阿拉斯代尔·麦凯因戴尔(AlasdairMacIntyre，1929-)、约纳丹·伯内特(JonathanBennett，1930-)、克里普克(SaulA.Kripke，1940-)、罗迪(RichardRorty，1931-)、诺奇克(RobertNozick，1938-)、托马斯·纳吉尔(ThomasNagel，1937-)、理查德·蒙达戈(RichardMontague，1930-)、尼克拉斯·雷舍(NicholasRescher，1928-)、约翰·席尔勒(JohnR.Searle，1932-)、卓姆斯基(NoamChomsky，1928-)、托马斯·麦卡锡(ThomasMcCarthy)、戴维斯·路易斯(DavidLewis，1941-)、泰勒(CharlesTylor，1931-)及达尼尔·德内特(DanielDennett，1942-)等；意大利则有吉亚尼·瓦迪摩(GianniVattimo，1936-)、艾柯(EmbertoEco，1932-)及埃马努尔·舍韦里诺(EmmanuelSeverino，1929-)等。
这一群哲学新秀，大部分可以归纳到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分析哲学、新符号论、新生命哲学及建构主义等派别，但也有一部分，例如德国的斯洛德岱克和法国的弗朗斯瓦·拉吕尔等人，拒绝隶属于特定派别，在理论上，既不坚持固定不变的体系，也不原意限制在传统哲学的范围内，宁愿在多学科的‘无边界’领域中游荡反思。他们的大多数，散布在西方各国各地的大学院校、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学术杂志及学术档案馆。在新的世纪内，正是他们，推动或将推动未来西方哲学的再改造和重建运动。
除了人物方面的不断更新，当代西方哲学界还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带有时代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不仅在哲学界，决定了思想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1年12月，法国哲学会(L’Associationdelaphilosophiefran?aise)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法国哲学会在它所举办的纪念会上，总结和讨论了当代法国哲学的主要成果及其基本经验。会上，本届哲学会主席、巴黎大学哲学教授及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院(Académiedessciencesmoralesetpolitiques)院士布尔乔亚(BernardBourgeois，1929-)，发表了题为〈哲学会的青年时代〉(Jeunessed’unesociété)的学术报告，总结了法国哲学会第一个三十年的基本历程及主要问题，然后，大会主席团，委托哲学会副主席圣舍宁(BertrandSaint-Sernin)教授，向大会提出供大会进行公开争论用的讨论主题草案(problèmesouverts)，建议与会的哲学家们，围绕这些主题，一方面总结法国哲学近一百年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探讨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圣舍宁教授所提出的讨论主题草案，包括二十个子题，按自然哲学(Philosophiedelanature)、精神（心灵）哲学(philosophiedel’esprit)、行动哲学(philosophiedel’action)和宗教哲学(philosophiedelareligion)四大领域进行分类。在展开讨论时，大会更具体地围绕科学哲学、心理学、美学、哲学教育、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宗教哲学、政治哲学、道德等领域的问题。最后，大会围绕“这个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哲学”(Quellephilosophiepourcesiècle?)的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为我们了解法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动向指明了清楚的探测方向。
从法国哲学会所总结的内容来看，当代法国哲学所开展的思想革命，仍然环绕着：（一）人与自然的关系；（二）人的思想心灵的内在逻辑；（三）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创造以及伦理道德行动；（四）宗教与科学的问题。这些论题，大致与西方各国哲学界在最近十年的理论探讨主题相符合。
具体地说，当代西方哲学家们主要关怀(1)人文主义的重建；(2)语言与符号及其与当代知识的关系；(3)社会正义与自由平等的关系；(4)科学技术与自然、社会的关系；(5)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6)哲学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7)日常生活与哲学的生活化。
在2002年的法国哲学会成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许多哲学家提出了对未来哲学发展的深刻意见。他们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是极其复杂，而且也将是高度变动性和灵活性。当代文化对社会整体的干预和改造的效率，达到了令人难于想象的地步；而受到现代文化干扰、改造和破坏的社会与世界本身，也正以不可预测的变化而反过来影响着人的生存；自然也影响着哲学的发展。未来的哲学思想，不仅将同二十世纪的哲学相异质，而且，其变化的速度和变动频率，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说连人本身，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来制造的话，如果说连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意识，也可以通过生命遗传工程加以设计和改造的话，那末，哲学本身也可能遭受生命遗传工程的全面宰制，变成为可以数码化和程序化的东西。
德国的哈伯马斯在他的最新著作《人性的未来》(DieZukunftdermenschlischenNatur.2001)中，也指出：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干预下，未来的所谓人性，将不再是真正属于人的内在本质的东西，而是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发出的疑问，只能是克隆人的哲学思维能力及其效果问题。
首先，当代法国哲学，面对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及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关键地位，特别重视及时地总结科学技术的成果，并在理论上概括出哲学的结论。法国精神与政治科学科学院(L’AcadémiedesSciencesmoralesetpolitiques)主席兼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孟德波利亚(ThierrydeMontbrial)，在他致法国哲学会所作的学术报告中，特别强调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学(l’informatique)的重要性。他认为，不能把当代信息学单纯地当作是一种科学或技术，而是一种远比文字本身更复杂得多、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新事物，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孟德波利亚说，信息不想语言文字那样，只是局限于线性表达方式，同样也不是单靠时间与空间的架构而存在和发生运作。因此，信息学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产生了一种‘超文字’(hyperécriture)，它一方面具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语音和图像的双重关系，另一方面又借助于技术所提供的联结方式，可以在各种文本所构成的‘超文本’(hypertexte)之间，进行穿梭和游行表演。正因为这样，信息的泛滥和传播，就好象以往人类历史上文字的出现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文化、思想及社会组织。严格地说，信息的出现及传播，归根结底，关系到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命运，并由此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本身的性质及表达方式。
更重要的是，哲学还不只是实现了与科学技术的对话，而且还注意到各种社会文化实践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实践，期望通过哲学讨论，将近现代社会所扭曲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复其本来面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运动形式，并在具体实践活动和‘实践智能’中，吸取哲学改造的动力和养料，使哲学的重建获得强大生命力，并由此带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和风格的彻底改造，同时反过来影响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风格和生活实践模式的改造。
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已经不是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相应的，处于社会上层建筑最高层的哲学，也早已被冲刷下来，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哲学必须重新思考社会和文化的基本结构。
许多法国哲学家始终关怀哲学本身的改革，并把哲学的改革事业，当成解决时代危机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埃德加·莫林(EdgarMorin，1921-)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典型。
二十一世纪还刚刚开始。我们的未来仍然、难于预料和不确定。如果说，在二十世纪，我们遭遇到危机与进步、倒退与革命相混合的时期，那末，在经历了各种动荡不定的局面之后，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冷静地思考我们人类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二十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思考模式的无能、缺欠和残缺不全。因此，面对新的世纪，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思考我们自己是否有必要重新调整和重构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各种概念。
另一位对法国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给予重视的哲学家，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庄·吕克·南西(Jean-LucNancy)。这位年青的思想家在艺术、政治和宗教的探索中，试图找到突破传统哲学而进行全新思考的可能性。他首先不拘泥于已经取得成果的哲学思想及其理论，试图根据二十一世纪人类文化创造的新特点，依据新世纪的具体文化条件，创立一种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哲学思考模式。他最近不但试图在多元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哲学思考，而且也走出法国的范围，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进行讲学考查，长期与不同的文化对话。
当代法国哲学家并不打算像预言家那样预测未来。他们相信柏格森所说的话：任何预测，归根结底，只能是限制在经历过的实践经验的范围内。所以，任何预测，只能是立足于人们类似于过去的想法。但是，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哲学家们把重点放在两方面：（一）符号、数码及象征化的未来趋势方面；（二）科学技术的不可预测性本身。
哲学家吉尔博特·霍达在他的《论信号的未来》(GilbertHottois，L’avenirdusigne)的论文中，重点指出了现代信号不同于传统信号的特征。他提醒大家不要继续以对‘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对立关系模式对待现代信号的运作。与吉尔博特·霍达一样，越来越多的西方哲学家注意到信号、象征的新型特征。米歇·巴蒂在他的论现代科学技术的论文中，一方面强调科学的无可预测性，但又指出这种无可预测性的积极意义。
当代西方哲学还特别重视文学、艺术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哲学本身的冲击，以致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未来的哲学，在适应时展的过程中，必定会越出传统哲学的范围，通过与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频繁对话，走上‘非哲学’(non-philosophie)的创新道路。目前，各种各样的‘非哲学’，已经以令人出其不意的逾越途径，在‘非哲学化’的方向上，走得越来越远。里昂大学原哲学教授弗朗斯瓦·拉吕尔创建了‘非哲学国际研究会’，使‘哲学非哲学化’的运动成为了国际性的思想创造活动。
哲学的多元化、跨学科化及非哲学化的过程，也包括哲学从男性文化解脱出来的过程。西方女性主义在上一世纪的发展，已经潜伏了新世纪中的女性哲学的兴盛。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篇6
1、如果可以真实的让你毁灭，为了公众的利益，我很乐意迎接死亡！——福尔摩斯/新一
2、强者不一定是胜者，而胜者一定是强者。——贝肯·鲍尔
3、敢跟正义做对的人，我是绝对不会饶过他的！！！——服部平藏
4、人的心是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哀
5、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新一/柯南
6、不到最后关头，就决不放弃。——兰
7、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感情是看不见的，所以才会十分善变。如果那只是友情或爱情也就罢了，但如果以但因为某种契机，一旦转变成妒忌亦或是憎恨，杀意也随之萌生。——哀
8、杀人是个罪恶的行径，查出真相是我的责任。——新一
9、作为侦探在做推理的时候，心里也有很多地方隐藏着不安，担心可能会疏忽某些地方，而导致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所以说当自己的推理正中靶心的时候，这种成就感就无与伦比！——新一
10、除去不可能的，不管多么不合情理，但那就是真相？？——福尔摩斯/新一
11、虽然我不知道杀人的理由是什么，但是救人肯定是没有理由的！——新一
12、不能慌？？人是不可以逆转时间的？？如果特意去扭转它的话，人类就会受到惩罚。——哀
13、我喜欢你！比地球上任何一个人都喜欢！——毛利小五郎/新一
14、像花那样的娇弱而不坚强，即使能够保持着外表躲避风雨，却依然恋着阳光。而且也会枯萎，暴风雨来临时无论多么华丽的外表都无法遮挡。——哀
15、人死之后，就只能活在别人的回忆当中了。——高木警官
16、世界上有些事，还是让它永远成为谜比较好。——KID
17、Asecretmakesawoman.——Vermouth
18、苹果是禁果。以前亚当和夏娃吃过后，就被逐出了伊甸园。所以它是"明辨是非的知识果实".——哀
19、物品会反映出创作者的心境，你看这些巧克力，虽然脸上带着笑容，可是表情是悲伤的，心里明明很难过，不过还是强忍着泪水，硬挤出一丝笑容，真的是太勉强了？？——哀
20、正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才显得更重要，正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才更应该努力不懈。——平次
21、犯罪手法终究是人类想出来的谜题而已？？只要人类绞尽脑汁，还是可以导出一个逻辑性的答案。——新一
22、人生就是一束无色的线里交缠着名为杀人的血红色的线，而解开那线的工作，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福尔摩斯对柯南
23、正义？？并不是随随便便挂在口边摆样子的东西？？而是秘密的珍藏在自己心中的东西？？——佐藤警官
24、只要被正义感驱使，就不考虑任何后果地追求事情的真相。为了不让别人受到伤害，自己背负一切，你这种像少年一样的天真性格，让人看了之后更加感兴趣。但你知道吗？你这种干净的香味，反而会使她、我还有你自己，被这种既孤独又危险的味道牢牢地束缚住！——哀
25、夕阳，将世界像血一样染红了的，太阳的最终宿命，我还可以看多少次，这种悲哀的天色。——哀
26、我想也差不多该是时候了，我不会再做了，我已经把流言消掉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不过，最近我常常在想？？我到底是谁？我的容身之处又在哪里？哪里都没有可以容纳我的位子？——灰原哀
27、像花那样既脆弱又短暂，即使为了躲避风雨用围栏围起来，但它还是需要阳光，而且也会枯萎，暴风雨来临时根本不能保护它们？？你到底懂不懂啊，工藤君？？——哀
28、勇气这个词是形容人挺身而出的正义字眼，不能用来当作杀人的理由。——兰
29、即使用尽一生也不一定能，登上推理和分析的最高峰！——新一
30、等得越长久，重逢时也就更幸福。——兰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篇7
无论是《神探狄仁杰》这类对刑侦情节的本土化改造，还是《暗黑者》和《心理罪》的猎奇风格、人性探索，到近期《法医秦明》将法医与刑侦的巧妙结合，一桩桩或骇人听闻或令人惊异的罪案背后，隐藏的往往是直窥灵魂的人性纠葛。剧集中主人公们抽丝剥茧、环环相扣的侦破冒险，更是极大的满足着观众内心深处的猎奇心理与解谜。
我们不难察觉，大部分剧集都是由畅销罪案小说改编而成的，而这也正是整个罪案类文化的起点渊源。
自1841年爱伦・坡发表《莫格街谋杀案》以来，罪案题材与侦探小说的组合历经了百年漫长而蓬勃的发展历程，众多优秀的推理小说大家于世界各国纷纷涌现，并分化出诸如本格派、社会派、法庭派、悬疑派和冷酷派等各具特色的推理门类，以出人意料的犯罪手法与令人称绝的侦探逻辑，对人性本质提出耐人寻味的质询，反映着不同国家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彰显的文化魅力与时代困境。诸如阿加莎、柯南道尔等人的罪案推理作品，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兴盛多次被改编为影像作品。
毒舌侦探与现代刑侦科技
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无疑是身经百战的名侦探中的翘楚。其中ITV84版的福尔摩斯，因超高的还原度与细腻的表现力，成为几代人奉为经典的荧幕佳话。
随着BBC新版《神探夏洛克》在全球的热映，一个毒舌自私却智慧卓绝，自诩为人格的另类夏洛克成为青年一代追捧的新偶像。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情节展开都高度还原原著神髓，不同的是英伦街道上的古朴马车变成了高档轿车，侦破的辅助手段从放大镜变成了现代刑侦科技，但不变的是夏洛克惊为天人的分析能力，以及追求真理捍卫正义的决心。
科幻外衣下的“X档案”
随着罪案类文化的兴盛，原创罪案剧也逐渐兴起。美剧《犯罪心理》堪称其中典范，该剧从2005年9月首播至今，随着观众的趣味和时代的变化，不断完善设定，将故事的焦点集中在罪犯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状态上，形成与当下社会现实呼应且极具真实感的风格。由于体量庞大，原创情节如何避免重复也是极大的考验。但《犯罪心理》对此除了增加创新手法外，更加入了对人性的探究深化。
到了《危机边缘》，更多的科幻元素加入，除了平行时空，还有一长串让人好奇的名词：科学、变形、人工智能、心灵感应术……以及在片中提到的“意念控制、心灵传输、灵魂投射、隐形、遗传突变、重生、自我繁殖”等边缘科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似乎所有不靠谱的逻辑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而“怪博士”也将一一为你讲述。当然，“怪博士”父子与御姐的奇妙组合，也让破案的过程变得异常跳跃。
改与创造
罪案类影视发展至今，从恪守原著到适当改变，除了注重推理探案的逻辑性与情节展开的合理性外，依旧具有难以跳脱的模式化。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篇8
不管史学家们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现实给出怎样的理解和判断，对于“转变”二字的确立，他们都拥有共识。对任何一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转变”充满精神挫伤。可以说，是一种“被迫的”突破。新文化先驱完全取道西方，反叛传统，以全新的角度建构新的文明和历史。西方观念和理论成为新型实践的话语资源，成为构建“现代的”民族国家动力。这样，新文学翻译就不能是单纯技术性的传导工作，而是直接参与“破旧立新”这一文化冲突的重要角色，并表现出新旧文化和政治性对抗。翻译活动不能不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行为。
一、名著翻译与新文学生产
随着20世纪30年代上海民族经济的全面崛起，出版业也因排字技术、纸张和印刷术的改善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拥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样的大型印刷企业，而且图书、报刊出版也占全国的90%和80%左右，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印刷出版中心。其中翻译产业占了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据许敏在《上海通史•民国文化》中统计，1912年至1935年，中国350家出版机构、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译著为13300多种，仅商务印书馆就占3350多种，这其中哲学译著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46．3%①。
翻译产业的兴盛，说明随着新文化成果的推广，现代教育培养了层次更高的读者群，他们对现代知识特别是西方的文化形态深感兴趣，而物质条件的发展，又缩短了新思想与接受者之间的传达时间和空间，使新的社会意识一旦被印刷业接受，就能迅速转换成物质成果，进入流通环节，这样翻译就能满足现代知识者对于一个上海之外的“西方世界的”了解。李欧梵教授曾提出:“为什么这么小一群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匮乏的一个时代，却成功地译介了这么丰富的西方文学作品?一个方便的回答是，当时的城市阅读群体显然对此有需求，不管这个群体相对于整个中国的人口而言是多么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大量的翻译和创作文本帮助了营造文化空间，而世界主义的各个方面就应该在这样的文化空间里被考察。”②
另一方面，文化人的南下和上海独特的租界生存环境，造就了上海高质量的译者队伍，他们不仅仅把翻译作为谋生手段，更将之看做是振兴民族文化及与人类进步思想和情感相互交流的桥梁。因此，他们的翻译活动具有主体精神，也更加注重系统性和前瞻性。20世纪20、30年代，西书中译迎来了它灿烂的黄金时代，译作层出不穷，1934年和1935年都有所谓“翻译年”之称。特别是1935年郑振铎主持的《世界文库》由生活书店出版，成为当时翻译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郑振铎先生以他宽阔的文化襟怀和独到认识，阐明了他具有新型意识的翻译追求，他要求《世界文库》在编辑上:一，力求全面而系统，从埃及、希伯莱、印度、中国、希腊、罗马到现代的欧美日本，凡第一流的作品，都被包罗在内，他预计至少将有二百种以上;二，突出计划性，其文库介绍的世界名著，“都是经过了好几次的讨论和商酌，然后才开始翻译的。对于每一个作者，译者都将给以详尽的介绍;译文在必要时并加注释”;三，加强研究的意味，将以前的部分译文(比如林纾的古文)进行复译或整理，并在序中加入对所介绍名著的新的看法③。
《世界文库》的翻译出版得到当时著名翻译家和作家的支持，被认为是“全国作家的总动员”，“1935年的伟大工作”，参加者多达百余人。它对以后翻译文学的体例、编纂方案具有启发性，使翻译纳入到新文学生产机制中。新文学语境中从事翻译的工作者，他们对此工作的态度和观念与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们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清末民初，以那些为西方传教士作口译的笔述者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译者队伍中，翻译的行为常常是被动的，体现出强烈的被殖民色彩，译者他们`既是合作者，又是对峙的一方，“他们有本文化的自尊，又往往会对科学和真理折服，在这种与他们思维方式和人生价值产生激烈冲突的传媒活动中，他们不断地省察传统，回应西学，不仅输出新信息，同时自己也积极地摄取新思想，在文化传播的流程中痛苦地思索、徘徊和前进。就是在这种矛盾交叉与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中，他们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一方面又是向传统提出挑战的特定领域的‘意见领袖’”④。而至二、三十年代，翻译家常常又是作家学者，他们的翻译行为表现出很大的主动参与性，从篇目的选择到印行，时时处处渗透着他们对当下国内文坛及世界文学的关注和理解，对于民族文学发展来说，他们不仅是意见领袖，还是行动领袖。由此可见，面向世界的文学实践已经来临，翻译和创作在相互渗透和共同探索中迈向了“现代性”的指向。
二、新文学翻译的主体性特征
清末民初的西方小说译者，虽然也有“新小说”观念，主张“开启民智，教化社会”，但译者的翻译活动所表现出的文化认同却是要求符合传统文化体系，翻译过来的文化思想和道德风尚也要与传统价值观相吻合，翻译使用的语言或者文言，或者文白相间，其修辞效果满足的是文言文的语感状态，这样，即使西方文学作品所表达的观念和内容与我们的文化有天壤之别，也会被译者以一种迎合市民读者的方式将之纳入到符合传统文化体系的接受习惯之中，使之获得合理性。有学者在研究福尔摩斯在晚清的被译状况时指出，译者对其中女性外貌的描写、书中有关各人物之间的关系和性格的描写，都完全脱离了英国文化环境，而变成符合当时中国市民读者审美趣味的逻辑载体，“并一再强调福尔摩斯故事本身的社会及教育价值，其中最常提到的是科学的查案方法和福尔摩斯重道德、维护法纪的精神。”⑤对于1903年刊于《绣像小说》的《华生包探案》，译者为突出故事大纲，把一些“枝节”全部删掉，比如，把书中六个故事开场时提到有关福尔摩斯的背景、习惯、怪癖及华生追忆二人关系的描写全部删掉，除此以外，译者更删掉了华生作为叙事人的身份，故事由中国传统所没有的第一人称叙事，变成中国读者熟悉的叙事方式⑥。这样，福尔摩斯原本的文化意义被彻底颠覆。《福尔摩斯侦探案》在英国不仅是一个探案故事系列，而且是体现英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本，福尔摩斯这一人物塑造体现了英国传统文化中对绅士风度、智慧和神秘性的向往，其中的人物性格和关系，也与英语文化体系的审美习惯形成密切的映照关系。事实上，正是福尔摩斯典型的英国化塑造和行为方式，他才以英语文化中的典型模式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影响，其独特的外形装扮，幽默的语言风格，诡异的行动方式，成为世界公共艺术的表现，这个人物也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典型形象。不能否认，这个过程中各国的翻译对推动英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具有重要贡献，但福尔摩斯在中国的境遇，却模糊了国人对英国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成为用于“教化”、全然为满足消遣目的的一个简单媒介。可以说，在清末民初的新旧文化交替中，被译成中文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强调了娱乐功能，而刻意削弱了异域文化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降低了本土读者对异域文化了解的渴望程度，这样，翻译活动就体现出面对西方文化的闭塞心理和狭隘性。至林纾翻译热潮出现之后，他的汉语思维和文言叙述，完全把西方叙事纳入到传统“史传”叙事中，忽视了原作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和自由精神，乃至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以儒家道德范畴阐释西方文学与西方风俗人情，使中国人在自我“共性”上认同了素与中国暌隔的西方人伦风俗，暴露出晚清子民“妄自尊大”的遗风，并以这种风气作为救国方式。其翻译与后来的新文学翻译活动具有本质不同，新文学翻译虽然也承担着“开启民智”的作用，但它是借助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工具，发现人性，解放人性，以达到启蒙的目的，新文学先驱摒弃了“教化为先”、“文以载道”的翻译观，在尊重西方文化的前提下，提倡全面、同步地译介西方人道主义、现代主义作品，文学翻译不仅在翻译方式和技术上对以往形成反动，而且树立了全新的反传统、反专制的翻译文化环境，将翻译文学塑造成一种建构新的思想范畴、话语意义和修辞实践的力量。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发生在具有传统文化教养的第一流知识分子身上，他们大都有过留学经历，是学贯中西、思想开放、感情丰富的先进组合，他们拥有外语技能，再也不会像林纾那样献身译著却不谙外文。这一中西合璧的文化知识结构，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担负者具有不受本土文化约束和限制的开放性，同时还表现出他们能将外来思想和话语逐渐改变、吸收，以在本土生成新型话语系统的能力。新文化运动由具有这种知识组合的群体发动、提倡，也是现代知识体系本身进行选择的结果。在白话文思想确立之时，没有胡适对英美意象诗的翻译、思考、模仿和推广，就没有白话文理论的雏形。胡适在西洋文学和中国现代白话文之间找到了对应关系，同时在白话和新思想之间也发现了对应关系，而白话文学在传统文学中却一直处于非中心的位置，要想使它担负起摧毁传统文言系统的责任，必将借助外力激活自身，以获得“反动”的力量。这样，翻译就不仅承担起媒介性的传导力量，更担负着摧毁旧系统、建设新系统的主动性力量。
新文化精英参与翻译活动的自觉性改变了整个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形态，而新的知识话语和思想又塑造出新的译者主体性特征，借助于广泛的新文学媒介，新型翻译所代表的“西方的”文本显示出优越价值;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到新月社、语丝社、浅草－沉钟社，它们都是在外国文学思潮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相应的流派;他们参与文学活动的阵地，即新文学杂志和报刊，也与文学翻译形成紧密关系，新文学杂志除改变创作风格，以示文学之“新”外，还大都面向海外，大量刊载翻译作品，设立诸如“海外文坛”、“海外通信”这样的专栏，同步传达世界文艺消息。对外国文学大规模的译介和对外国文坛的关注，形成新文学媒介区别于旧文学媒介的重要特征。
三、新文学翻译中认识世界和反思自我的方式
新文学翻译改变了读者认识世界和反思自我的方式。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中建立了与世界先进文化和文学的联系，不再以“抱残守缺”、“妄自尊大”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同时，在与世界文化的联系中形成对话契机，虽然这样的对话是单向的，我们主要靠“拿来”而几乎没有“输出”来对话，但这是创造性转化生成的必要前提。
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时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⑦这其实是他在1907年《摩罗诗力说》中“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具体化实践。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所论人道主义文学的依据，是欧洲文学的发展脉络，虽然周作人所说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与欧洲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不能完全划等号，但这已形成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并且这个认识强烈地影响着新文学人道主义观和文学实践，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又与早年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是分不开的，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周作人说:“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幸而现在已不是那时候，这一节，大约也不必虑的。”⑧这里周作人道出了对翻译能打破成见、沟通心思的认识。了解人心，是周作人对人道主义认识的开始。
受具体的翻译实践影响，新文学形成不同的思想倾向和美学方式，比如，对19世纪文学名著的译介，使中国作家们注重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和对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仿效;俄国文学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又是交互渗透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是多种文学观念和审美风格的综合呈现，在翻译界，既有对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富有人道主义理想关怀的作家的翻译，又有对安特列夫这一“奇诡而厚重、怪谲而深邃的”独具姿态作家的关注，特别是后者，曾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重视，他曾将其作品《谩》、《默》翻译成中文，收入《域外小说集》，安特列夫对人们内心世界具有自觉性的关注，超过了一般作家对于人生的关注，他对艺术灵魂的重视，使其作品充满多种艺术形态综合性的尝试，他在新文坛的被译介，显示出创作者对新型文学思想和审美形态的好奇及借鉴的渴望;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盛，更是通过翻译形成文坛主流，从对这种新兴文学的初步认识，到将之作为本土文坛的主流创作思想和方法，翻译行为之迅速与准确，可以说与苏联文学的发生是同步的。对欧洲弱小民族国家作品的翻译是新文学译学中的重要内容。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略例》一开头就说:“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
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⑨这里，鲁迅把“域外”的意义赋予北欧和南欧的弱小民族，除英、美、法、俄等大国外，波兰、波斯尼亚、芬兰等国家的作品也受到重视。鲁迅在晚清时代对域外小说篇目的审慎选择以及其直译方法的学术性，显示出他对异质文明的态度，即“拿来”思想需以求实的科学性为依据，这对晚清“唯我独尊”的译学流弊是一种纠正。说到俄国文学作品，鲁迅说“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说这话的时候，能让我们体会到一个被压迫民族的知识分子所担负的精神重负，一个半殖民地身份的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只能面对西方强有力的文化现实，在“他者”话语中寻找前行的动力和反观自身的途径，他们别无选择地以摆脱民族化的方式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方案。一方面，他们在西方列强的优势文化中实现着现代性的梦想;另一方面，又在被压迫的反抗中找寻着民族自尊，这正是新文学译者和作者沉重的双重命运。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也有类似感慨:“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⑩这种“被压迫感”对中国新文学作家来说，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也是文学翻译中时刻被意识到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诸如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历史与现代之类的词语范畴，不仅仅是对宗主国欧洲理论的翻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是传介的表达形式，而这些形式承担着这些民族在体验一个整体化的西方时，必须忍受的重负。”因此，相对于对西方强国文学的翻译，对于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的译介，更能使本民族文学在一个世界语境中产生“相关性的”体悟与联系。
四、翻译对确立新型审美形式的影响
西方名著翻译对新文学的直接影响是帮助本土作家形成新型审美方式，即具体的文学表现形式。新文坛第一个翻译高潮是对易卜生作品的译介。茅盾曾说:“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总而言之，易卜生在中国是经过一次大吹大擂的介绍的。”瑏瑢易卜生主张“生活中充满戏剧，戏剧中充满生活”，这使他的创作一直保持与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这个实际生活具有当代性，即当代生活中的摩擦、冲突和潮流。他的剧作不仅取材于当代生活中敏感的“问题”，而且人物性格也来自日常生活合乎逻辑的对话与行为;易卜生强调，戏剧创作不只是娱乐，而应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好友勃兰兑斯则把这个想法扩大到对整个文学的认识:即“文学要成为自己时代富有活力和不可或缺的促进推动因素，就必须提出问题，展开辩论。”易卜生从“问题”出发，描写现象真实及突出时代特征的理念，与五四知识分子寻找思想启蒙的途径和“人之发现”的人道主义相一致，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现实主义审美特征的确立，五四时期“问题戏剧”、“问题小说”广为流行，成为现实主义第一个创作高潮。作家对“问题”的捕捉，来自对于社会、家庭、婚姻、伦理等方面的关注，他们建立了问题、人生与文学的联系，在互动关系中生成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体验。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福尔摩斯归来记》引起广泛的欢迎。这就不单单因为故事情节的吸引人，而是通过侦探小说揭示了社会的现实问题，并在艺术上开创了侦探小说的流派。他取得的文学成就。福尔摩斯的正义感使我佩服，他坚持不懈的精神更让我肃然起敬！每接一个案子，福尔摩斯都会倾尽全力去解开谜底。其间不仅有案子本身的离奇，还有作案者的干预和阻止，被邪恶冲昏头脑的他们甚至想要结束福尔摩斯的生命……当我们欣赏福尔摩斯的精神之余，别忘了，要成功，总该从坚持不懈开始，也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带领我们走进胜利的殿堂！
读了《福尔摩斯归来记》感叹之际，我在心的底层也埋下了理想的种子——要当一个坚持不懈为社会伸张正义的人，使世界少一份罪恶，多一份友善……
说到侦探小说，我们脑海里肯定会浮现出神秘的破案过程，离奇的案件，还有侦探们的高深想法。如果问你，你知道什么侦探小说，十有八九会回答《福尔摩斯归来记》。他是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里面的案件也成为了经典。
侦探小说最重要的一点，案件必须符合常理，不能看似神奇却又缺乏实际的依据。而《福尔摩斯归来记》却做到了。如《巴斯克维尔的猎大》的谜底揭穿，是福尔摩斯注重了调查研究；又如《跳舞的人》，福尔摩斯是破译了奇怪的密码；再如《第二血迹》是福尔摩斯从地毯的移动中找到了破案的关键。这些细节看似寻常，其实正是有力地表现了福尔摩斯细致的观察力与丰富的想象力。
书中的一个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个感叹号，既有想象又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案件。如：《空屋》《建筑商》《红发会》等《红发会》的开头，“那位身材矮胖的先生从他坐着的椅子里半站起来欠身向我点头致意，从他厚厚的眼皮下的小眼睛里迅速地掠过一线将信将疑的眼光。”厚厚的眼皮与小眼睛说明了作者描写与在生活中的观察十分仔细。“个客人从外表的特征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商人，肥肥胖胖，样子浮夸，动作迟钝。他穿着一条松垂的灰格裤子，一件不太干净的燕尾服，前面的扣子没有扣上，里面穿着一件土褐色背心，背心上面系有一条艾尔伯特式的粗铜链，还有一小块中间有一个四方窟窿的金属片儿作为装饰品，来回晃动着。在他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顶磨损了的礼帽和一件褪了色的棕色大衣，大衣的线绒领子已经有点皱褶”。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篇10
数学美之一：增强逻辑性，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科目，数学在中小学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其实，学生学好数学，除了学习一定的计算和证明的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高了逻辑思维能力、推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譬如，班中林树等几位学生最近在宿舍中总是丢失财物，就在他们打算去告诉老师的时候，林树灵机一动，说：“两天前我丢了50元，我看小偷应该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一定又在想办法找钱了，我们就来个请君入瓮。”接着，拿出一张一百元和一张纸，将现钞的编号记在纸上，再把现钞放在经常丢钱的位置。然后几个人锁上门，到楼下小卖部附近玩耍。不久，果然看见小东去了宿舍后就到小卖部买零食。当他付款时，林树他们马上上前，从小卖部的阿姨手中借过来较对，正是那一张已登记编号的一百元。林树让小东向阿姨退了货，拿回这张钞票，一起去见老师。真相大白，小东承认了他的过错，向林树他们道歉，并表示愿意悔改，更佩服林树的足智多谋。
听了这件事情后，同事对我感叹道：“没想到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的林树同学思维能力还不错，多亏他观察入微，思维敏捷，才破了案呢！”我微笑地告诉她：“林树同学很喜欢思考问题，逻辑能力很强，别的科目成绩一般，但数学拔尖。他常常说做数学题能锻炼脑力，提高思维能力，他就是要借此提升自己的推理能力，做当代的‘福尔摩斯’呢！”
是的，数学之美，在于它锻炼了思维，强化了逻辑，提升了能力！
数学美之二：高度抽象性，营造了团结和谐的氛围
数学概念是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的空间形式或数量关系的抽象。直线、平面或者球体等的立体图形，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它们的实物原型。如：拉紧的绳子是直线，一池平静的水面可看作平面，地球是个球体……
个子高大的数学迷王炫和同学在课间打闹玩耍，总是让着别人，处于下风，和他要好的同学着急说：“不能白挨打了，快出手啊，你打得过他们的！”王炫总不介意地说：“没事，咱们闹着玩。我怕出手重，伤了同学。再说，同学之间是不能记仇报复的。说白了，咱们都是些不规则的立体图形生活在地球这个大球体之上，人与人之间何必互相结怨或报复呢？”你看，如果大家都像他这样抽象了概念，淡化了恩怨，豁达了人生，世界必定和谐多了。
君不见，课余或自习课上，三五成群讨论问题的小组中，讨论数学问题的小组是最多的。在他们之间，有成绩相当的竞争对手，有竞争激烈的班干候选人，有保密技巧的学习高手，一旦讨论数学问题，他们就会变成一群好友，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只求寻出解决的方案，多方交流，反复探讨，试图找出最佳解法。此时，在这群为讨论某个数学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的同学们心中，数学讨论第一，成绩或其它为次。
所以，数学之美，在于它豁达了人生，促进了交流，和谐了气氛！
数学美之三：绝对严谨性，成就了一丝不苟的态度
数学理论都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才能推导出，这就是数学的严谨性。判断一个数学命题是否成立，需要利用题干提供的条件，再运用相关的知识才能圆满地解决。因此，我总指导学生一定要认真看清题干的要求和所满足的条件，进行严谨的推理，要做到每一步都有根有据，滴水不漏。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1篇11
文学语言研究中的三不管”沉寂局面，一时很难突破，其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循规蹈矩，踏着前人的脚印，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视野越来越狭窄，范围越来越细小，论题越来越陈旧，好多值得令人思索与玩味的宏观现象•，不少文学爱好者需要学习与借鉴的微观侧面，均被学者研人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不敢认真去挖掘与研究或老是旧调重弹，不断重复前人已经发现或解决了的问题，不厌其烦地阐发古人早已论实了的结论。死抱现成的知识不放，不想发现新现象，扩大新视野，自己不能独立思考解决新问题，总结新规律，因而论题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与兴趣，成为滞销的故旧产品而失去了读者市场，原也是不足为怪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语)经济发展如此，文论建设也是如此。墨守成规，固步自封，跟前人洋人邯郸学步，只能自甘落后，难望世界先进之林的项背。创新”往往是科学创造发明的先导，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驱动力，是沟通人们创造性思维的桥梁。一个民族突出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态势;创新思维发达的国家，往往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先进国家。下面想谈谈新近发现的几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国人主要的审美意识及其表现方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审美意识的产物，它肩负着表现国人主要审美意识与审美信息的重任，‘反映国人文化生活与社会风尚的神圣职责。所以首先要深悉国人的审美情怀，要熟识他们惯常使用的主要审美观点及其主要的表现方法。一提到审美观点与表现方法，人们就会想到:眼见之美与耳听之美”，以为这是最主要的美感。人们喜爱欣赏舞蹈、音乐，就是具体的体现。其实这是从外国来的舶来”看法，如其真是这样，那么文学作品中应该大量表现这方面的美感了，但经常看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好像并非如此。中国人的最基本审美情趣”与审美意识”，似乎并不是这样的。根据传统习惯，中国人处处用味甘之美”来表达美感。譬如评论文章，美好的文章用意味深长”、回味无穷”、耐人寻味”来赞美;差的文章用枯燥乏味”、味同嚼蜡”、索然无味”来批评。好的文章，还可用犹食青果，起苦涩而后获清香”来比喻。，如为广大读者欢迎，取得轰动效应的就用脍炙人口”来形容。例如:白乐天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之类的诗在中国的旧社会中，一千多年来都脍炙人口，”•…”(郭沫若《关于白乐天)})由此可见，国人是以味甘之美”作为最基本最主要最权威的美感标准。也不限于评论文章或文艺作品，其他看到的或作者系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名誉会长。听到的美好事物，也拿味美”来评论。譬如听到好听的音乐或歌唱，也用听得津津有味”、歌声甜美”等来表示;最典型的例证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日‘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杨伯峻译注云: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的乐章，很长时间尝不出肉味，于是道:‘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境界”，。(《论语译注)})可见音乐味道”之胜过肉味”，顿使肉味感觉淡化而消失。又如看到美好的风景与形象，也用看得津津有味”秀色可餐”等来表示。例如:韦小宝侧头看去，见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脸蛋微圆，相貌甚甜，一双大大的眼睛漆黑光亮，嘴角也正自带着笑意。”(金庸《鹿鼎记}))形象美好，被写成相貌甚甜”。又如:曾仁祥酷爱山水，寄情自然，认为‘姿三洞之胜闻天下’，因此，在任官期内，特请亲朋好友前来分享饱餐‘三十六洞天’的奇景秀色。”(《金华日报》1998.7.27)对奇景秀色”也可分享饱餐”。由此可知，不管听的”、看的”，都可用味觉”来表示美感。此外，礼仪交际、谈吐对话、鉴赏书画、评论事物等等，不时运用.‘味觉”来表示。因此，味甘”的美感，不仅是国人主要的审美意识，而且也是表现审美意识与信息的主要方法。例如:善于说动听好话的，称为嘴巴很甜”;双方同心之言称作甜言蜜语”;阴谋家表里不一的谈吐，被名为口蜜腹剑”。听了悦耳舒服的话语，会说好像吃了一杯冰淇淋”;描写城市的宁静的夜晚却说:城市的夜，恬静得像一杯冰镇汽酒”(言辉文);少年冠军”小彬彬，认真地在父亲棋摊上学习，也说看得津津有味”(《报刊文摘》97.10.23);描写战争也说:充满着火药味”，甚至有人说:含着药味的月色”(陈耀炳文);生活过得很美满，也可说:看到房东老太太一个人过得有滋有味儿”。(同上《文摘》)现代大作家郭沫若、茅盾等都很长寿。他们认为书笔有味，似美撰佳肴，可滋补养生。宋人李淑就有三味”之论，认为经书味同太羹”(肉汁)，史书味同折姐”(肉食)，子书味同酶酿”(肉酱);周带堂认为，三味”是指经书如米谷，史书如蔬菜，子书如点心”;寿沫邻则把三味”理解成读经味如稻粱，谈史味如肴撰，诸子百家味如酪酶”。坡也认为读书既饱眼福”，又饱口福”。钟嵘在《诗品》里明确提出滋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已经知道美在滋味”，知道文已尽而意有余”(即余味”)更美。因此，羊羔美酒、山珍海味象征着最美好的生活。每逢喜庆节日，人们都以特殊食品宴请家人或客人，作为欢庆方式:如元宵煮汤圆，端午裹粽子，中秋尝月饼，春节吃年饭等等，很少举行舞会”或组织家庭音乐会”，由此可见国人的美感倾向所在。#p#分页标题#e#究其原因，西方在公元前384年，希腊、罗马就有悲剧”(摹仿好人)、喜剧”(摹仿坏人或滑稽可笑的人);酒神颂”利用双管箫乐和竖琴乐摹仿各种声响。因此，柏拉图、亚理斯多德、贺拉斯等美学家，就有条件开始讨论与研究形象之美与声音之美诸问题，从而创导产生了理念”摹仿”等的感性学”，所谓Aestheties”(美学)。中国在同一时期还没有戏剧，要到元、明以后方慢慢兴盛起来;当时可能大部分人还处在游牧时代，以放牧六畜为最关心的对象。所以认为羊是六畜中最可口的美食，使我联想到《说文解字》中关于美”的解释:美”从羊大，羊大则肥美;美，甘也。(见《说文解字》羊部)这也许是中国人美感”的起源，也反映了传统主要的审美观点与审美意识。以后，也可能会向其他方面，如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发展，但味甘之美”(即味觉之美”)，一直雄居首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也许就是与西方美学中心不同的根源，也许就是今后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辞论美学”的基础。第二个问题，面相声气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因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语言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刘禹锡所说: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祝也说: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文心雕龙•夸饰)))要深刻全面地塑造人物的思绪、情怀乃至灵魂，还得仰仗其他许多非语言成份的襄助，才能成功地完成。譬如语境、神色声气等的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前者是外部环境的刺激与影响，当另文叙述，暂且勿论;后者却是人物内心活动的伴随产物，须臾也不能分离。诸如脸色、神情、声气、身势以及一些姿态与动作，均是人物精神世界的直接表露。西方语言学家把一切伴随着人、附着于人的符号，如声气息、面部符号、身势符号伴随的物理符号(物体)，多方面的附着符号，形成了一个与话语同步的符号集合，于是成为符号来。”①声气息是人的生命意识，刻划描摩声气息是创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个理论与卜商的《诗序》所言，略有相似。他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磋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中磋叹之”就是与声气息”有关，永歌之”是朗颂与歌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当是身势动作了。可惜，后来没有人仔细研究下去。塑造人物形象，单纯描写人物的外表与话语，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往往使人物流于单薄平面，缺乏生气。对声气息等非语言符号的描摩，是协助雕塑人物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它不单是语言的一种补充，而且是更加细致真实地刻划人物心态气味的要件，可以多方面帮助作者发掘与表露人物的生命气息。下面仅就三个方面举例说明:首先，它是参与传达人物内心情慷和意图，显示人物各异的性格的重要侧面: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往往被情绪与意图所组成，语言无法表达的地方，可由声气息态协助透露。例如:①李莫愁举拂尘正要击落，见武三娘持剑在侧，微微一笑，说道:既有外人插手，就不便在屋中杀人了!”她话声轻柔婉转，神态娇媚，加之明眸皓齿，肤色白腻，实是个出色的美人，也不见她如何提足抬腿，已经飘飘的上了屋顶。(金庸《神雕侠侣}))李莫愁武功高强，行事毒辣，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平时态度却温文尔雅，遇险不惊，神态自若，从容不迫，一副艺高胆大”的武侠气色。这种内心与外表看似不一致实质上一致的性格，通过微微一笑”、轻柔婉转”、神态娇媚”、飘飘上了屋顶”等表情、声气、神态、动作具体又细致的描写，就逼真传神地表现出来了;光听她不便在屋中杀人”等话语，是无法窥见她的性格的。②韦小宝虽然油腔滑调，言不由衷，但生性极爱朋友，和人结交，倒是一番真心。这一路和众僧谈谈说说，很是相得，陡然说要分手，心中一酸，不禁掉下泪来。(金庸《鹿鼎记》)韦小宝是一个狡猾机灵、又颇重义气的市井无赖式人物。据作者金庸在后记中介绍，只有他的重义气”值得学习。此例通过对他脸色面相、语态神情的论述，既油腔滑调，言不由衷”，又极爱朋友”，颇重义气”，陡然分手，居然掉下泪来”等描写，他的性格的两个方面，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其次，面相声气，还可帮助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秘密，深刻揭示他的真实情感与意图。例如:③过不多时，澄心、澄观、澄光、澄通四僧齐来求见。韦小宝让四人入房，眼见各人脸有惊惶之色，他伸个懒腰，打个呵欠，懒洋洋的问道:各位有什么事?”(金庸《鹿鼎记)))韦小宝见各人惊惶脸色”，知道事态严重，他们都忧心仲忡，便故意装出伸懒腰”、打呵欠”、懒洋洋”、想去睡觉”的样子，通过这些面相动作，显示自己束手无策;其实早已智珠在握”、成竹在胸”，有意戏弄他们以表示自己的高明。除了玉林微微一笑，略有察觉外，其余众僧无不被他装模作样的表面假象蒙蔽。作者这样写，用以揭露他诡计多端、狡诈多谋的个性的一个方面。④玉林接过看了，还给韦小宝，道:原来是御前侍卫副总管韦大人，多有失敬了。”韦小宝心下得意:你可不敢再小觑我了罢?”可是见玉林脸上神色，也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又淡了下来。(金庸《鹿鼎记)})韦小宝给玉林看御札后，听玉林说多有失敬”，心中得意非凡;但看了他脸上神色”，甚是冷淡，就推知没甚么恭敬之意”，心中得意就淡了下来。玉林早已看破红尘，高官厚禄”并不当回事情，因而显出淡漠”的神色”。韦小宝从神色中已窥知了他内心的真情。#p#分页标题#e#可见神色声气”，是一个人‘性命意识”的反映，面相身势也是情绪、情感的表现形式，同时也都是说话的综合信息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人体活动的结果。从生理学讲，与人的肌肉、骨骼、血液、内脏的活动，腺体和内分泌腺的变化，植物性神经的反应，大脑皮层的中枢神经的指挥有关，是取得协调一致的外部反应。②所以，从脸色、声气、身势中可以窥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活动的秘密，可以揭示一个人的真情实意;有时言语”还有虚假”伪造”的成份，而神情声气”无法掩饰内心的真情，可以不听言语”即可推测内心潜在的奥秘。再次，从神情脸色、声气身势中还可推导出内心真实的意图，推导出言语的言外之意”，即潜在的交际隐涵或含义。例如:⑤韦小宝道:你去拿来!”那喇嘛无奈，走到那胖大喇嘛身前，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藏话。那胖大喇嘛以藏语回答，他正在杀猪也似的大叫大嚷，再夹入断断续续的几句藏语，更加难听。韦小宝从他的语气与神情之中，料想他定是不许这喇嘛取信，当即走过去在他脑门上狠狠踢了一脚，那胖大喇嘛登时晕去，另一名喇嘛即从他怀中取出油布小包，战战兢兢的双手递过。(金庸《鹿鼎记》)韦小宝不懂藏语，但从他语气与神情”中推知他不许取信”;果为所料，韦小宝把胖大喇嘛踢晕后，另一喇嘛即从他怀中取出油布小包双手递过。⑥洪教主向他微微点了点头，续道:白龙你到得宫中，这小桂子的事，可得细细查皇帝派他去五台山，到底有什么图谋。”韦小宝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忙道:是，是。”心中十分欢喜，听洪教主口气，果然是派自己去皇宫了;向胖头陀瞧了一眼，心道:你不泄漏我的秘密，算你是好人。”(金庸《鹿鼎记)})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是以为洪教主已经知道自己跟小桂子”的秘密，但听他‘旧气”，又微微点头，还要他到皇宫后把小桂子”的事查一查，并不知道这个秘密”，于是心中十分欢喜”，知道言外之意”是派自己去皇宫”了。由此可见，面相声势、脸色神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面与表现方法。虽然，除话剧舞蹈等艺术门类可以直接表现外，小说等文艺作品，仍须用语言”加以描写，然而一个作家，如果不是有意识地注意这方面的精心刻划，势必忽略这方面生命意识的描摩，那就削弱了人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降低人物形象的生气与活力。金庸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虎虎有活气，他对脸色神情、面相身势细致人微的雕塑刻划，实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个问题，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客观事理逻辑的反映，它是一种形象思维的语言，是一种饱含人物主体情绪的艺术语言，有时甚至是在人物变态心理支配下的一种非理性的语言。以前，分析文学语言的结构与含义，强调以逻辑为基础;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妥当的。这不仅不能对话语含义作出正确完善的解释，有时还会带来困难与偏向。例如，分析并互气移就”、反语”、隐喻”等文学语言实例，往往会显得自相矛盾，有些甚至反映了个别人怪异逻辑(如强盗逻辑”等)，使解释发生了困难。于是有些修辞学家提出有理而妙”与无理而妙”两类的观点，想用来弥补上述分析的缺憾。无独有偶，欧美语用学家研究语言运用二三十年，目前也碰到困难。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首先发明与倡导的语用学，原想用来弥补逻辑学的不足，更加有效地解释交际隐涵”(即含义”)等意义问题，因而称为逻辑语用学”(logieal一pragmatie)。目前，他们也遇到了困难。如斯波伯与威尔逊(Sporher，D，&Wilson，D)就认为反语(irony)、隐喻(mae-taphor)等用逻辑来解释，也觉得无能为力。他们建议可采用一种修辞语用学(yhetorieal一pragmatie)的方法来解释，也许对上述现象解释更有利。③可见中外学者发现问题有共同性，也可知这一问题存在的普遍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我们得从交际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性质谈起。文学语言不是纯粹的客观事理逻辑的反映，它常常伴随着说话人主观的思想与感情，包括说话人的形象思维、情趣爱好、认知方法、语用策略等等非客观成分在内。因此，客观事理”往往已掺杂着种种说话人”的主观因素在内，所以单纯从客观的事理逻辑”上分析，往往只能得到它的近似值;它只反映了语言内容”的一部分，剩余了一部分，而且有时却是相反或相矛盾的一部分，使言语的真实交际意图走了样。举个例子来说，《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中有一段。〔夫人云〕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也!〔旦云〕呀，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按照事理逻辑分析，哥哥妹妹是直系亲属关系，现在老夫人要求女儿称张生为哥哥”，可见她想建立和确定两人兄妹”的亲属关系”。如果单纯作这样的逻辑分析，老夫人言外的真实意图”就不易察觉。事实上三个听话人，并没有完全按照事理逻辑”推测，他们都按照自己经验”推导，张生即从面相声气”上察觉老夫人声息不好”，意欲反脸无情”;莺莺已听出言外之音”，俺娘变了卦”了，违反先前承诺的前提”，想赖婚”了;红娘更已全面觉察老夫人的真实意图”，因而叫苦使查连天，这相思又索害也”。从此实例中可以看出，老夫人叫莺莺与张生兄妹相称”，只是一种语用策略”，真正的意图”是想赖婚”。听话的三人按照经验”，通过声气”、往事前提”、语境”等非语言符号因素的分析，终于获知了老夫人的言外之意”。#p#分页标题#e#第二，交际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是全民性的。交际参与者不可能都是理想的说话者与听话者，都是理性很强的逻辑学家。恰恰相反，其中大部分人是文化水平一般的公民，他们的语言有时很可能是感情用事”或一厢情愿”，言语中掺杂着大量不合理的主观想象与愿望，因此言语显得斑驳不纯，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去分析它们的内涵，往往是格格不人的。举例来说: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鲁迅《且介亭文集•病后杂谈)})这个例子，大家认为用的是修辞中的并互”辞格，其内容就不能用事理逻辑”来分析解释。天下人都死掉”，显然没有这事实，却又剩下三人，前后自相矛盾。其实鲁迅要说的，正是那种不管客观实际，一味主观想象、一厢情愿的人;他说的当然不合逻辑，更经不起事理逻辑的分析。虽然说的既悖于事理，又前后矛盾，但却符合这位极端利己主义者的主观愿望，所以很合乎他的实情”。第三，文学语言不能专门研究人之外的语言”，不能专门研究它的结构与意义。换句话说，不能只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的语法结构规律，或只研究符号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语义规律，还应该重点研究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要研究人与符号”的关系，因此，情况就显得特别复杂。人怎样使用这些语言符号”，很难说就是为了反映客观事理”，有时往往伴随着人的情绪、愿望、想象、策略、主观意图”等，看来并不是单一的反映事理”的动机。例如:辜鸿铭不但纳妾，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他说: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只有一个茶壶四只茶杯，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转引自吴中杰《海上学人漫记》代序)这个比喻，初看是符合事实的，生活中确实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而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但这仅是喻体”部分，他的目的用来说明主体”。主体”是只可以男人有三妻四妾，却没有女人有三男四夫的”，那是非常荒谬的。他使用这个比喻完全是一种语用策略”，想用合理的事实，来证明自己不合理的封建落后的人生观。我们研究文学语言的修辞”，就是要研究比喻”(符号)与使用者”(辜鸿铭)的关系”，一本体”与喻体”是真一致”，还是假一致”，不能草率地认为喻体”符合事理逻辑，本体”也一定符合事理逻辑，否则就会在交际中上当受骗”。此外，在含义”推导过程中获知，各民族的客观事理”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一民族的事理逻辑”，有时并不完全适用另一民族的事理逻辑”。例如中国汽车驾驶员在美国、英国询问什么地方可以加油?”(Couldyoutellmewhere15thenearestpetr。1station?)您能告诉我最近的加油站在哪儿吗?”美国人答:维修站就在拐弯处”。(sor-vieestation15justroundtheeorner.)英国人答:车库正巧就在我们前面。”(Garage15justbeforeus.)这往往使中国驾驶员莫明其妙，以为答非所问。其实美国的维修站业务是以加油为主，维修为辅的;而英国的车库(停车场)是可以加油的。忽略这些文化语境的差别，是推导不出他们答话的含义”的。由此可见，研究语用现象，特别是文学语言的语用研究，是不能单纯依靠事理逻辑”的;换句话说，就得同时运用智力干涉”、语境干涉”和非语言符号来参与”等方法，与逻辑结合起来研究，才有可能解决疑难问题”。因此，迅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汉语修辞语用学》(PragmatiesinChineseRhetoric)，很有必要，文学语言”的研究可以加人《汉语修辞语用学》新学科之内。
福尔摩斯逻辑推理方法范文
导演:河野圭太编剧:三谷幸喜主演:田村正和/西村雅彦/小林隆/中森明菜/堺正章/古手川祐子/笑福亭鹤瓶/坂东三津五郎/木之实奈奈/小林稔侍/鹿贺丈史/石黑贤/小堺一机/桃井薰/菅原文太类型:喜剧/悬疑/犯罪制片国家/地区:日本首播日期:1994-04-13集数:12
喜欢读日本推理小说的读者对“本格派”都不会陌生。所谓“本格”并非指著名的南美物理学家，是为日语，意思是最原味的。本格派不注重写实，而以惊险离奇的情节与耐人寻味的诡计，通过逻辑推理展开情节，且读者与故事中的侦探永远站在一个平面，彼此拥有相同数量线索，在猜测凶手中寻找阅读乐趣。
日剧《古畑任三郎》作为本格派的代表，从悬念的设置、罪犯的动机、侦探发现蛛丝马迹、得到确凿证据，在45分钟内都能够得到丝丝入扣的展示。编剧是日本鼎鼎大名的三谷幸喜，豆瓣里的拥趸喜欢叫他“三谷大神”，地位可见一斑。
前两年人艺大戏《喜剧的忧伤》正是改编自三谷幸喜的电影《笑之大学》。
我曾经在柴门文（《东京爱情故事》的编剧）的随笔集中间接了解到这位编剧的作风：喜欢用图表和坐标的方式写故事大纲，并且用百分比来标注事件的危机含量。这让忠实于灵感写作的柴门文大开眼界，并且自叹弗如。其实在我看来，柴小姐大可不必艳羡，一个善于谈恋爱，一个善于画迷宫，手法迥异，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三谷幸喜的图表和数据确实帮他把繁琐的线索拾掇得干净利索，这有利于观众和剧中的古畑任三郎侦探一起进行“头脑风暴”，继而捉拿真凶；一集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千奇百怪，作案手法也都光怪陆离，但若从剧作结构分析，又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影片的开头，每次都由老帅哥田村正和所饰演的古畑任三郎侦探穿着一身黑衣从一片黑暗中走出，诡异地一笑，然后“突兀”地告诉你一个小常识或小真理，诸如“用旧的丝袜，我教你一个废物利用的方法，把它套到前端比较宽的拖鞋上，然后在家里走走看，你就可以很轻巧的漫游其中。丝袜这东西嘛，呵呵，还真是很方便哩！”当你诧异这可能是“家政女皇”类节目时，耐心往下看，你会发现凶手的谋杀工具正是丝袜——大脑往前倒带，回忆起侦探说“丝袜这东西”时诡异的笑，便有些不寒而栗。
没错，故事一开始便告诉你最重要的信息。你觉得这种处理信息的方式会破坏悬念？不。《古畑任三郎》可不是靠悬念取胜的。这并非我的主观臆测，不信你看每集故事开头的前5分钟，往往都是直接交代杀人凶手是谁，然后侦探出场。
这和通常的侦探故事，大相径庭。想起以前我去图书馆借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刚看开篇却被不知哪个缺德的前读者用钢笔把某个人名圈起来标注：“此人正是凶手！”彼时我恨不得把书砸在“剧透”的那个人脸上，阅读的兴趣败坏大半。
剧透凶手是为了发挥思维的乐趣
《古畑任三郎》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想来是为了把思维的乐趣发挥到极致——这亦是本格派的精髓所在。想想看，一个45分钟的故事，如果关注的重心放在“凶手是谁”的点上，很容易做成一个因为所以式的案情说明文；反过来，如果一开始就剧透凶手是谁，那么关注的重心必然在逻辑和细节上——凶手和观众都已知道谜底，但故事的主角古畑任三郎并不知道，于是，一场40分钟的博弈开始啦。
为了吸引观众，每一集的凶手都是当红明星客串，如唐泽寿明、山下智子、福山雅治、江口洋介、中森明菜等；与此同时，为了故事更有趣味、更丰富，所以每一个故事的主角，其职业和身份都悬殊很大，但合并同类项之后，又总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凶手清一色都是德高望重、有社会地位和行业资历的名人，像是钢琴家、漫画家、名医生、CEO等。在破案的同时，亦能欣赏到关于行业内的一些奇闻异事和八卦囧事，当然，这对编剧的要求更高，不能浮皮潦草，必须深谙每一个细节——新派的落语表演者因为对老段子的不熟悉而露出马脚；教会学校教师恪守规章在杀人时开门使得制造的自杀现场露出破绽……
或许是为了节省时间，凶手多数不幸就在案发现场，让古畑侦探能够很容易锁定盘诘。他们都不是职业惯犯，但毕竟都是知识分子，头脑聪明、做事缜密、反应机敏——我认为这种设置不是俗套，而是对古畑侦探、亦是对观众的一种出于智识上的尊重。此外，他们的杀人动机都比较即兴，都不是因着自己本质上的恶去犯罪，而是机缘巧合，面对上苍的安排，作为一个无助的人不得不铤而走险。有的是误杀后的慌忙，有的是代替法律惩戒恶人。他们都会让观众产生一丝怜悯。
古畑侦探的断案手法其实也可以很轻易地总结：一是先通过一些细节来断定对方撒谎，继而列入“嫌疑名单”；然后再通过“挖沟”或“使诈”的方式，让嫌疑人暴露出更多疑点——这些疑点中，总会有一个会成为呈堂证供个的重要证据——一个足以，再多就是堆砌；好的侦探片一定是减法，而非加法。
但这些疑点并不醒目，它们和真相的关系不是直线，尚有一段“思维连连看”的距离。在正式解答之前，总有一个暗场，虽然只有一秒钟，但这是对观众最后提示的时间。接下来，古畑侦探可要做结案陈词啦！最后的大结局往往是凶手臣服于古畑侦探科学家一般缜密而无懈可击的推理过程，然后认罪伏法。
侦探亦绅士
以上就是《古畑任三郎》的剧作结构。有新鲜的突破，但亦有许多雷同的窠臼。有朋友说，看一两集新鲜，可越往后就越没劲。我想一方面可能因为话剧式的单调场景比较沉闷，其次每集的故事确实有些参差不齐。其实，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也不是每个故事都精彩好看，但是从《血字的研究》开始，柯南道尔就生动刻画了福尔摩斯的形象，所以看到后面的故事，与其说我们关心故事，不如说我们更关心福尔摩斯的反应。《古畑任三郎》亦是深谙此道，主人公个性鲜明，且贯穿始终。本剧还有个译名叫《绅士刑警》，可以说概括了古畑任三郎给人的第一印象：一身风衣，面带微笑，弯腰鞠躬，礼让三分；与办起案来可以趴到桌子底下去的福尔摩斯不同，他总是慢条斯理，动作幅度极小，几乎就是沉思、叉手、踱步等几个经典动作。直到真相水落石出，他对凶手都是一个标准的弯腰，示意“请”的动作收尾。但——古畑侦探并非一以贯之的优雅，他亦有露马脚的时候。
有一集，古畑侦探的推理被证明是错的时候，他显得很尴尬，但拒绝承认，而是不断扯谎，左支右绌，狼狈得很可爱；还有一集，古畑侦探掉起书袋，讲了三支箭的典故，寓意为团结就是力量，可是他手中的三支箭却轻易被折断——这种解构式写法不仅无损人物魅力，反而更显真实更富喜感。当然这种小技巧只能偶尔为之，否则就无厘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