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制(6篇)
世界经济体制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6-0001-05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世界经济体制篇2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A.麦格鲁对全球化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全球化的简单定义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超越国家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全方位的沟通、互动和合作，并日益加强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二战以后全球的由物资、劳务、资本和技术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
随着以信息革命为特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以势不可挡的气魄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品质，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经济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延伸；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目前，在18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因此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2）国际经济活动活跃。目前的国际经济活动实质上是资本、技术、通讯、管理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劳动力之间的自由结合，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上各国、各社会之间多方位互相联系而形成了现代世界系统。首先，国际资本市场有了空前的发展，在金融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贸易领域，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占世界生产的28%.此外，国际经济活动不仅在数量上不断扩展，而且在质量上也在日益提升。
（3）国际经济组织作用显著。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作用于经济全球化活动。1995年WTO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构成的全球经济的宏观制度和调控体系已经基本构筑完成。同时，世界经济规则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世界市场的运行秩序。
（4）国际信息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使规模空前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使经济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使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促使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5）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形式，它直接组织公司内部的全球生产配置和贸易交换。跨国公司本身也在迅速地全球化，即它们在海外的利益正在超过其母国的利益，甚至将其重心和总部移到母国以外的地区。
经济全球化整合了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实现了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由于世界市场的高度关联性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影响尤存，“9.11”事件的冲击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或抗拒。因此，任何一个不想被世界抛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使本国的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战略，最终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
二、政府职能概述
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是政府职能的问题；政府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政府职能是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管理方式主要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手段和方法，通过管理方式政府职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职能，它主要强调市场优先，政府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提出，政府应该有七项基本职能：提供经济基础；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保持经济稳定。萨缪尔森指出：在一个现代的混合经济中，政府执行的经济职能主要有四种：确立法律体制、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建立影响分配收入的方案。
凯恩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后深刻反思了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即：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时，市场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主张通过政府干预防止国家经济的崩溃。但针对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的全球化和主导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之间将发生分裂，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导致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导致国家政府管理的弱化，以至终结。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抛弃。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市场全球化、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加强及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等并未真正损害政府的权力，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未减少，这些因素反过来强化了政府管理，促进了政府作用加强。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生活越复杂，越需要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
三、我国政府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要求确立政府职能市场化的地位。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效地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根据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职能的重构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由单元取向向多元取向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功能性向结构性的转变；政府职能的创新———建构与再造。政府职能结构性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职能要从传统的、单一的、整体的政府职能向分散的、多元的政府职能转化，打破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结构模式。
第一，要建立责任型政府。各级政府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大环境下的经济变化都会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这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维护经济安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加强对于金融风险和冲击的防范和抵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的扩大要求政府相关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要相应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传递效
应也要求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因此，政府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准确运用其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地位，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进行扬弃，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实施政策，确定经济增长的切入点，促进本国发展战略的完成。
第二，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在美国，政府为企业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建设，给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企业社会成本，使企业低成本扩张，刺激经济发展。在我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政府充分认识自己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中承担职能的时机、领域、方式，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认识清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命令式管理向协调、监督与服务方面转变，有效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快速形成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搞好宏观调控，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为内资和外资企业、为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发展创造良好、平等的政策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保证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化解经济与社会矛盾，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为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扶植民族企业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行政运转效率。
第三，建立法制型政府。政府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约束自己行为的机制，在治理国内市场失灵和世界市场失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自身的“政府失灵”，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这就要求首先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客体和市场经济载体的法律法规，兑现开放市场对现行涉外法律、规章与政策提出改革的承诺与时间表，努力构建并实施符合国际规则，透明、统
一、公正的法律体系。建立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依据市场竞争的法制体系，培育和发展有序竞争的市场。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建立相互协调的有权威的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第四，建立科技型政府。重视、鼓励、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长久活力。培养和稳定人才队伍，发挥人才作用，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在政府机构中培养一支精干高效、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世界经济体制篇3
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将导致世界经济的重大调整，世界经济可能将经历3～5年的调整期，如果不发生第二波、第三波金融海啸，世界经济、贸易可能进入一个较低速增长期。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危机后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二战后，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产业链，国际分工日益变成部门内分工、产品内分工，要彻底改变这种分工格局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是谁也不愿意的。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金融体制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在国际协调上仍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多边贸易体制总体上维持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大势，危机以来这种势头没有发生根本逆转。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及互联网技术确实已经把世界变成地球村，成为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和改善全球福利的重要手段，世界各国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危机中，都已经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互利共赢关系，大家都是全球化的利益攸关者，终结全球化对谁都没有好处。
因此，危机中经济全球化可能会经历一些局部调整和挫折，但长期来看难以发生根本逆转。
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若干长期趋势
在世界经济调整期，金融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得到推动，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会受到各方面重视。经济全球化在一些方面会出现调整、重组趋势，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无规律可循的，战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基本趋势不会改变：一是生产全球化将会进一步发展。在生产全球化带动下，战后出现了四次重大国际产业转移，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IT业为主导的国际生产要素重组与产业转移，极大地扩充了全球工业生产网络。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在各国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制造业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超过一半以上。战后几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使制造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贸易链条从美欧向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中国、中东欧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新兴市场延伸，形成了各国制造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融合局面，成为拉动世界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动力。危机中和危机后一段时间内，全球制造业分工链条会出现局部调整；但从长期看，由于成本和竞争压力，生产全球化还会进一步向前推进，并带动产业水平分工和部门内、产品内贸易的新发展。
二是贸易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战后世界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反映了各国经济外向度和全球经济融合度大幅提升的长期趋势。特别是跨国公司间贸易的发展代表了贸易全球化的新趋势。据联合国跨国公司数据，2007年全球跨国公司总数达78817家，共有海外分支机构近80万家，在全球贸易、投资、研发中占有日益重要的支配地位，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70％。
由于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形形的保护主义不断冒出，局部贸易战不能完全排除。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掀起全面的贸易战，世界多边贸易体系陷入崩溃的可能性极小。同样，危机过去之后，贸易全球化航船也将重新启程。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掀起新高潮。区域一体化是与经济全球化并行的两大趋势，并与经济全球化有着一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同样也会对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但同时区域一体化也面临新机遇：由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遇到种种阻碍和压力，各国推动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的动机反而会趋于加强，以达到规避外部危机冲击、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目的；危机时期稳定和恢复经济成为共同的任务，区域内成员之间加强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会减少；危机后为了寻求经济持续繁荣的动力、防范外部冲击，区域经济合作会率先蓬勃发展。因此，此轮危机发生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没有停止，而且还呈现出许多新动向，东亚金融货币领域合作和拉美区域合作等都出现新的亮点。
四是服务全球化将再现蓬勃发展势头。金融危机短期内对服务业跨国投资和贸易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基本情况明显好于制造业。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显著上升，其服务外包的意愿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进一步强化，服务外包业务仍保持发展势头，尤其是对中国市场的兴趣进一步增加。
五是科技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
六是从制造业到服务业整体产业链的全球化难以动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聚集优势生产要素，搭建了覆盖全过程的产业链，特别是牢牢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占据高端位置，占领了微笑曲线的制高点。跨国公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投入和成本，也取得了巨大收益，局部的调整与优化重组在危机中不可避免，但整体生产服务网络和供应链体系不会崩溃；更重要的是，各国都成为这种全球化链条的参与者，不同程度获得了“全球化红利”，谁都不愿意彻底放弃。因此，危机后全球整体产业链的分工、合作与贸易体系在优化重组之后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期。
经济全球化重新启动将推动新一轮增长
世界贸易与世界经济及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互动关系。战后，长期内世界消费保持同步或略高于世界GDP的增长速度，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同时，世界消费投资需求与经济全球化共同推动了世界贸易的更快增长，使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因此，世界贸易总体上形成了与世界经济、世界消费的良性互动关系。战后，长期内世界贸易额总体上保持了两倍于世界GDP的增长，进入新世纪更接近世界GDP的三倍。
世界经济体制篇4
【关键词】国际经济秩序国际政治格局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是指在某一时期内，国际行为主体以国际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国家之间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力量对比关系或权力均衡状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和出发点。国际经济秩序从产生到建立，历来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西方大国的利益。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是一个渐进和复杂的过程，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根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不同的决定因素来划分的，它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重商主义是近代为了适应商业资产阶级成长和强化民族国家权力而出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其实质就是经济民族主义。17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制衡而形成的权力均势体系。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重商主义思想
重商主义思想萌芽于14世纪，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国库和王室成员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是衡量国家繁荣与否的最重要标志。从这一观点出发，一国只有对外贸易出超才能增加该国的社会财富。因此，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必须干预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保护贸易政策，以保证本国的对外贸易出超，增加国民财富。这一思想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家对货币或贵金属的认识。
2、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决定因素
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建立起源于欧洲。17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反映的是欧洲国家的商业发展和掠夺殖民地的需求，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西欧诸国对亚洲和美洲的资源进行掠夺的基础上。西欧的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五国为争夺亚洲、美洲的财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最后，英国和法国在战争中获胜，法国取得了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英国则占据了海上的统治地位。英国是拉美世界最早迈入重商主义时代的国家。
德国历史学派认为，重商主义代表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施穆勒认为重商主义的实质在于社会和制度的整体转型，由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代替地方和领地的经济政策。18世纪在大卫・休谟（DavidHume）的经济学著作中，他认为相对收益对经济行为者和各国统计具有的重要性。与休谟同时代的重商主义者认为，每个国家应当设法做到有贸易盈余和国际收支盈余，他们的论点是以只有相对收益这个假设为基础的。从博弈理论分析，重商主义时期的国际贸易属于零和博弈，一方所得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休谟利用其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首先对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提出质疑。休谟认为，一国不可能永远保持贸易盈余，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会自动调整，实现贸易的均衡。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肯定了贸易是双赢的经济行为，从而否定了重商主义对国际贸易是零和博弈的观点。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
19世纪到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英国缔造的开放的、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
二战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残酷掠夺、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英法战争中，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大败法国是国际经济秩序形成的第二个阶段。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由生产力变革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和英镑体系的确立
19世纪末，英国凭借其海上霸权，占领了大面积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经济处于有史以来的全盛时期，处于国际分工中的核心地位。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确立了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它通过英镑与黄金比值的稳定来实现国际货币比值的稳定。英镑的国际地位是与英国的国力相匹配的，英镑体系的确立标志着英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从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镑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
英国维持着国际货币秩序是因为它有能力对国际收支逆差国的出口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英国的霸权体系诞生后，一直到19世纪后期，英国仍掌握着世界经济和军事霸权。国际经济秩序的总体结构是由英国缔造的，它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
“大英帝国时代”的英国是个自我中心论者，这个时期的国际经济关系是中心国与卫星国之间的关系（英国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英国一统天下的统一的国际经济秩序，帝国主义国家直接对其殖民地及其附属国进行统治和剥削。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形成了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
1946―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规则霸权体系。这种规则霸权体系出现于冷战期间，主要是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崛起而形成的。
二战期间，国际经济秩序陷入混乱，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庞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又通过“凯恩斯计划”主宰了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建立起由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作为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因其自身存在的制度缺陷而陷入“特里芬两难”的困境。
1、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霸权稳定论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提出“霸权稳定论”，他认为在国际竞争中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于一个或两个国家，国家就拥有了支配国际体系的垄断权力，那么这种霸权体系就形成了。霸权国家必须控制原料、资本的来源、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上具有竞争优势。霸权稳定论的中心命题是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持需要霸权国家的存在。
2、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美元霸权
（1）经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生产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资本流动性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而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给各国带来利益的同时，又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凭借其有利地位，利用冷战后许多国家处于经济转轨的有利时机，向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力图通过维持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他们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2）区域经济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显著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享有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不断消除市场和体制障碍，减少国家之间的经济矛盾和贸易摩擦。然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或不利地位。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其消极后果是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边缘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3）美元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金融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第一，由于美元是全球外汇储备、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要货币，美国通过输出美元向其他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第二，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通过无限制发行美元来弥补其巨额贸易赤字。美国通过增发美元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将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转嫁给其他国家，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第三，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美国政府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国际融资。总之，美元霸权战略已经渗透到世界各国，美元霸权已经成为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四、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际经济秩序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欧元、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了由多种强势国家的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角色的时代――牙买加体系（又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实质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霸权并未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美元仍作为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储备货币。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元大幅贬值，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严重依赖美国经济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损失惨重。美国虽然在金融危机中遭受巨大损失，但它通过美元的大幅贬值从全球攫取了大量财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对国际政治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的经济运行体制和发展模式，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性。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暴露出美元本位制的弊端及其调节功能的失灵。
五、总结
从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它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基础上。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限制和阻碍了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既是时展的要求，也是实现全球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各国要加强金融、粮食、能源方面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加强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趋势，就是被掠夺者提出改变规则，积极增加参与规则的制定，实行多边参与管理，倡导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调整与协调，充分发挥国际经济协调机制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路径应当由强权型秩序向多国互动协商的民主型秩序的方向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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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体制篇5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820）摘要：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接踵而至，使得世界经济失衡原因与再平衡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首先，本文回顾了世界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两方面的文献，并通过引入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造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其次，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传导机制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最后，欧债危机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再平衡增添了巨大不确定性，当前再平衡进程受阻的必然结果是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主题。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再平衡;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5000308
一、文献综述
2001年随着新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束，美国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均开始出现了节节攀高的赤字，并最终形成“双赤字”的局面；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EMEs），则出现了经常项目盈余和资本项目盈余并存的“双顺差”局面。由此，学术界界定了世界经济失衡的范畴。由于对该问题认识程度的深浅直接关系着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把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问题作为今后国际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核心。
首先，梳理对世界经济失衡的研究。目前，大部分国外学者比较偏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一是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提出人民币低估导致了中美经常账户失衡，人民币应至少升值40%以上以解决当前的美国贸易赤字困境［1-2］。二是从国内储蓄率的角度指出东亚地区高储蓄的传统文化对美国经济失衡负有相当的责任，从而得出东亚国家应当迅速扩大对美进口以消除美国储蓄缺口的政策结论［3-4］。三是从失衡可持续性的角度通过分析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探讨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国别来源，并指出基于国际分工（如：资源出口国、产品出口国、服务出口国和消费国的划分）的世界经济失衡是难以避免的，赤字国和顺差国均应对世界经济再平衡承担义务［5-6-7］。总体来看，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考察世界经济失衡的文献相对较少。
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大体与国外学者相似，但更偏重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判。绝大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8-9］；美国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歧视政策［10］和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的内部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11］；再平衡的责任应主要由赤字国承担［12］。国内现有文献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分析大致可分为三种流派，并且均存在明显不足。第一种流派的绝大多数文献致力于描述中美经常项目的变化情况，并从货物贸易层面和外生冲击（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层面简单地解释失衡原因，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更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观点［13］。第二种流派多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利用霸权稳定论、中心―等理论解释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14］。尽管相对深刻，但仍然缺乏基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论据与严格的逻辑（如：政策的供给与需求，比较优势动态化理论等）。第三种流派尝试运用国际货币体系视角探讨世界经济失衡，但均缺乏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的证明［15］。其中，王道平和范小云通过建立两个数量模型，提出了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关系的因果逻辑讨论，并且采用计量检验的方法验证了三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16］。但二人并未对世界经济失衡的传导机制进行说明，并因此导致三者的关系只具有数学上的量化关系而明显缺乏严格的经济学逻辑基础，从而使文章政策建议部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其次，梳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这部分文献大致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1978―2000年的文献大多是讨论国际汇率协调机制的选择及选择的原因［17］。（2）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出现，更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其原因［18］，但大都偏重于经济史范畴的解释，缺乏对国际经济传导机制的考察。（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促进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的研究，出现了许多对扩大SDR的功能、设立超货币或以储备货币多元化来取代美元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地位的讨论［19］。（4）2009年G20峰会之后，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特别是对“特里芬两难”的成因及其必然性张明认为，但凡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均不能克服特里芬两难，因为储备货币发行国不能平衡国内稳定政策的需要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讨论尤为众多。
然而以上研究都忽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造成“特里芬两难”的同时，还引起了其他严重后果――世界经济失衡。牙买加体系通过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制度继承下来，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本文将着重论述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是如何分别通过国际贸易渠道（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国际资本渠道（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和各国国内经济平衡的，并进而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从而为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和再平衡路径提供更深刻的视角，以使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协调政策的制定更加严谨、有效。
二、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研究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涵十分丰富，学术界对其定义莫衷一是。目前，陈彪如、Eichengreen和Mundell的三种定义基本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陈彪如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与惯例。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目标是：（1）调节各国的国际收支，维持收支平衡与实现外部经济均衡；（2）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共同稳定增长。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则包括：（1）汇率关系的规定和变动准则；（2）世界货币或储备资产的确定与供应［20］。Eichengreen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将各国经济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其主要作用是为了维持外汇市场的有序与稳定、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为遭遇破坏性冲击的国家提供获得国际信用［21］。Mundell的定义重点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制度的范畴进行了辨析：国际货币制度相对僵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相对灵活［22］。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与世界经济失衡的逻辑关系，而非外汇市场稳定性或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实行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故采取陈彪如的观点来界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
（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缺陷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又被称作“牙买加体系”或“布雷顿森林体系II”。其区别于国际货币史上其他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如金本位制、英镑本位制等的核心特征是以美元为中心，提供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即为国际交易提供计价单位）、国际流通与支付职能（即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职能（即为各国央行提供外汇储备），因此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尽管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却因牙买加体系对其继续履行世界货币三大职能的确认而得以延续。
然而，这一制度与其他所有制度一样，自诞生日起便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内生性缺陷。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已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特里芬两难”，即国际清偿力与信心两难，不过是国际货币体系制度缺陷这枚硬币的一面，而另一面却鲜为人知，即“谨慎动机与信心悖论”（简称“谨慎动机悖论”）。这一悖论的逻辑是：开放条件下，各国央行出于本币汇率稳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谨慎动机而积累一定数量的美元，并且随着国际贸易量的增加而不断扩大外汇储备存量，引起对美元需求的增加，故美国应扩张其货币供给；而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只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逆差，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来提供国际清偿力和国际储备，但鉴于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将引起美元汇率贬值的预期，故美国为维持其国际货币信心则必须紧缩其货币供给。这就出现了与“特里芬两难”对应的悖论――“谨慎动机悖论”。
乍看，该悖论似乎只是特里芬两难的另一种描述，但究其逻辑基础、传导机制和政策结果却大相径庭。首先，比较两个悖论的逻辑基础。特里芬两难是从国际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角度出发，认为将引起美元扩张；而谨慎动机悖论则强调国家层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需求导致了对美元需求的增长，是有组织的行为，而非特里芬两难下市场经济调节的自发行为。其目的在于解决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外部性问题――一国对外部门的产出与就业波动。因此，基于该悖论的政策模拟将更符合实际，特别是当考察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国家，如，日本、韩国和中国等EMEs（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史时尤为明显。同时，在谨慎动机悖论的另一个逻辑基础中，从世界货币供给国的国家层面来看，美元的国际铸币税特权，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美元的超发，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程度和再平衡的难度。其次，从世界货币职能与货币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特氏悖论描述的是世界货币的流通与支付职能，而谨慎动机悖论刻画的则是世界货币的储备职能。最后，从传导机制的角度来看，特里芬两难并未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如何引起对美元需求增长的，既缺乏传导机制研究，也没有说明这种需求增长将带来什么后果；而谨慎动机悖论不仅提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两种传导机制，更证明了世界经济失衡是当期国际货币体系制度设计的逻辑必然，即内生性缺陷。这一点将在下文着重分析。
（二）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两种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前者的逻辑基础是：各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而美元以经常账户赤字对国家进行输出的方式又导致了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主的国家纷纷走上了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道路。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国家出口刺激的内在激励机制的特征。后者的逻辑基础是：中心国家凭借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本币的世界货币地位，进行全球风险―收益匹配，即通过压低利率发行各类金融工具，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融资，并以FDI的形式将资本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分享其经济增长的高收益。投资过程中的巨大利差又为中心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这就导致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增强中心国扩张货币供给的内在冲动的特征。
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元为世界货币，履行国际价值尺度职能、国际流通与支付手段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中心国家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只能以经常从账户逆差或资本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流动性。其中经常账户的逆差是最主要的形式，并导致了失衡在内的一系列世界经济问题。
其传导机制如下：战后，国家出于平滑国内经济周期的需要纷纷发展对外部门，参与国际分工，并由此产生了国内经济危机的国际传导可能性。为规避国际经济风险，特别是外汇收支风险，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未崩溃时，国家便产生了增加外汇储备对冲央行外汇头寸的强烈需求。因而在世界货币美元，可以以经常账户逆差的形式对外输送的制度约束下，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家走上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道路。这样一方面可以解决本国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增加外汇储备维持经济稳定。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等为国家对外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优势，使原有的贸易平衡被打破。中心国经常账户顺差不断减少，并于1971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逆差。随后，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
图11950―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变化趋势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22292535:82/scorpio/aspx/mainaspx?width=1430&height=840
在此基础上，伴随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以FDI为载体的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大大加快，从而导致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贸易品部门的几乎全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具有较高劳动―资本替代弹性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更是从中心国家转移到了国家，中心国则呈现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空心化并存的局面。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更使部分国具备了原本没有的比较优势，即产生了比较优势动态化效应。该效应又被随之而来的国家产业聚集效应、规模效应等因素不断放大，从而形成了由国际分工直接导致的以“中心国经常账户赤字与国经常账户顺差并存”为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局面。该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图1经常账户传导机制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
国际货币体系除了通过经常账户传导机制造成世界经济失衡外，为完成资本国际循环周转的全过程，必存在对偶的另一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具体来说，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大显著特点是：以美国金融市场为全球金融资产进行风险―收益匹配的核心，执行交易中心和结算清算中心功能。通常，国家的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实现保值目的，而私人部门的美元则通过购买风险和收益均高于国债的各类以美元计价证券及其衍生产品实现资本向美国的回流，使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处于扩张阶段。美国金融机构则通过国际贷款和购买证券资产的方式，将募集到的资本投向收益率较高的实体经济领域或海外资本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期分享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
其跨期交易的具体操作策略是：（1）掉期交易，即在美国国内存在长期正通胀预期下，采取卖出短期金融工具，获得美元的短期长头寸，并以跨期交易覆盖长期项目中的美元短头寸。（2）货币互换交易，即做头寸匹配，以规避长期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优化资产负债表结构。反映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就是短期资本项目为美元长头寸，外币短头寸；长期资本项目为外币长头寸，美元短头寸。这样就实现了通过跨期压轧对冲风险，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套利交易的目的。
由于美联储公布的联邦基准利率是所有金融资产进行定价的基本参数，故通过再贴现工具或量化宽松的货币工具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以减少美国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估算，中国外汇资产国外收益率（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或存放于外国银行）一般只有35%左右。是有助于金融市场扩张的。同时，公共部门的债务成本也将因此得到消减，即产生国际铸币税效应。受益于金融部门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效应，中心国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支持其私人部门较高的消费水平及公共部门较高的赤字水平。因而私人部门对贸易品的需求也将进一步被放大，造成中心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持续增长以及国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加剧。该传导机制如图2所示。
图2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三、世界经济失衡的真正根源――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既然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失衡的直接原因，那么要探究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必须回答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设计，从而最终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局面。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过程，“怀特方案”与“凯恩斯方案”的激烈交锋，充分反映出美英政府各自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都是出于服务各自国内政治目标的。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绝不是独立于世界经济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一系列变量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寻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的内在逻辑的框架。
由于一国经济政策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此也可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民主国家的选民通过选票（成本）交换政府的经济政策（收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支付政策（成本）获得选票，从而合法执政――实现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收益）。在此交易结构中，选民与政治家的博弈（讨价还价），决定了政策供给曲线与政策需求曲线的交点，即政策市场出清点的位置。
美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带来了“选票至上”的政策供给逻辑。由于提供有利于选举得票的经济政策的成本不需要有政治家个人支付，而收益却可由政治家和选民共享，故此制度具有内生的公共物品供给冲动。这正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选民倾向于选出有利于自己钱包的政治家，而不管政策的成本（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由谁承担。因此，在各政党的选举博弈中，提供有利于得票的经济政策才是占优策略。具体而言，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人均收入是政府最关注的两个政策目标。为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在对内经济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之间进行权衡。除了遵循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基本逻辑，在国内采取“对内实施增支不增税”的赤字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外，在对外政策方面，建立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美国各政党占优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以美元为世界货币和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为中心国美国带来了两方面的巨大收益：其一是国际铸币税收益。尽管该体系逐渐衰变为牙买加体系，但仍然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即拥有征收国际铸币税的特权。美国通过一轮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货币供给，以压低国内利率，但却通过国际资本的外溢效应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了通胀预期，造成国家外汇储备贬值，从而攫取世界财富，即征收国际铸币税。其二是财富与就业效应。通过压低利率为本国财政赤字降低债务成本，并为本国处于世界资本市场中心地位的金融部门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利润率，进而以财富效应支撑国内消费的快速增长，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促进以金融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就业。这样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其产业高度化的发展趋势，也通过增强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而加快了制造业的产业转移，造成了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正是由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两大好处及其造成的选举占优策略，美国政府才不愿、不敢放弃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这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会造成“特里芬两难”和由“谨慎动机悖论”导致的世界经济失衡的后果。因此，通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逻辑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就在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设计，而美国当前政治制度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基本逻辑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结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四、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困局与展望
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范畴是指，通过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磋商、协调与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以促进世界经济以一种相对均衡的方式平稳持续增长的过程。
虽然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后，各国已经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前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进程，但再平衡之路却并不平坦。当前制约再平衡的根本难题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内生性缺陷――“选票至上”导致的政治家的短视行为，如贸易保护措施和干预国家汇率调整节奏等等。次贷危机爆发后，特别是2009年以来，美国以对中国轮胎、铜版纸制品、钢管和钢板材施加了贸易制裁；欧盟也对包括钢盘条、无缝钢管、钢缆、葡萄糖酸钠和铝合金轮毂在内的多种中国商品采取了同样措施。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再平衡，更为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增添了额外难度。由此可见，只要中心国家不能改变“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制定逻辑，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就难以达成。
在次贷危机影响远未消除的后危机时代，各国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风险，因此再平衡道路上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更是大为增加。前文基于公共选择理论对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失衡因果逻辑的证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过程的框架。
首先，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枯竭使其宏观经济的再平衡面临极大挑战。美国经济的失衡主要表现为财政和经常账户的“双赤字”特征。对于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应通过减少公共开支，增加税收来缓解。由于直接增税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故极难实行。如果美国增加当期国债的发行量，并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则一方面根据李嘉图等价，将产生中长期增税的预期，进而提高中长期资金面的紧张和经济下滑的预期，引发加息预期，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内部经济目标；另一方面，将直接刺激当期资金需求上升，降低国债价格，抬高即期市场利率，同样不利于投资和经济增长，并产生基于选票的政治压力。因此，为维持低利率，美联储势必通过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平抑利率的上升势头，从而造成财政赤字货币化，即引发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财政赤字基本无法通过财政手段予以再平衡，只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进行跨期稀释，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征收的铸币税进行补偿。另外，由于美国已经处在债务上限的边缘，其财政政策工具实际也已基本枯竭，因此，可以预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成为美国未来的必然选择。
对于经常账户的再平衡，美国主要寄希望于汇率政策，即通过美元贬值来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以修复国际收支平衡表。然而，由于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利率工具联邦基准利率已接近零而枯竭，即汇率的利率评价机制失效，因而只能寄希望于旨在调节货币供应量的量化宽松工具――QuantitativeEaseI和II。通过货币供给的扩张增加贸易品部门的国内投资和生产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进行“再工业化”式的再平衡。故在后危机时代，只要临近2012年总统大选时美国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则“QEIII”恐怕就会呼之欲出。届时，新一轮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将冲击国家的资本市场，也会对欧洲金融市场及汇率的稳定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进而威胁到再平衡进程。
其次，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为再平衡增添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难以真正协调各国修复自身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财政去杠杆化由于缺乏国内独立货币政策的配合而在希腊引发了大规模罢工和抗议游行等政治问题。同时，“欧猪五国”财政负债率过高的问题不仅降低了在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乘数，也影响了欧元汇率的稳定。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欧元区，也为独立性较强的欧洲央行在控制通胀问题上的僵化付出了更大的财政代价，从而降低了未来政策协调的余地与政策工具的弹性。正是在此逻辑下，为了避免美国式的财政工具的枯竭，欧盟通过IMF向EMEs发出了特别融资的救援请求。因此，未来欧盟的再平衡道路必将十分曲折，在缺乏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的情况下，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进一步抬头，并且将在汇率问题上继续对中国施压。
最后，中国等EMEs短期难以通过启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且产业结构调整也尚需时日。可以预见，美欧为寻找新的增长点，将操纵今后的谈判气候产生更多不利于国家的结果，并造成这些国家财政负担加大、转型成本提高的困境。同时，由于受多种因素作用（如：亚元因历史问题难产，导致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将进展缓慢。因此，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变量与格局仍将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继续产生失衡的结果，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纠正。
综上所述，可以展望在后危机时代，当面临各自再平衡困境的时候，美、欧、中在贸易政策、汇率政策的交锋将趋于白热化。因为难以找到帕累托改进的路径，各国在公共选择理论的支配下只能屈从国内目标，牺牲外部目标。失衡常态化的趋势由此形成。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关于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的如下结论：
第一，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可以发现：世界经济失衡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种内生性缺陷（另一种是“特里芬两难”）和逻辑必然，而美国政治制度的系统性缺陷――“选票至上”的公共物品供给逻辑又成为诞生该体系的根本原因，因而世界经济失衡根源就在于此。其逻辑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国际货币体系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经常账户传导机制、资本账户传导机制世界经济失衡。
第二，经常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国家出于谨慎动机积累美元的货币需求（谨慎动机悖论），并因此通过政策扶持大力增强贸易品部门的比较优势。同时，国际间要素（资本）的可流动性通过大规模产业转移过程，引起了比较优势动态化，并因此通过改变原有国际分工的平衡格局造成了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通过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和产业的聚集效应与规模效应，中心国得以进一步加强资本密集型产品与服务的比较优势，并在利用其金融部门的高效率获得超额利润，提高金融行业等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增长率。由此加深了国内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扭曲，并最终导致了经常账户失衡的加剧。
第三，资本账户传导机制的逻辑在于：中心国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该市场通过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完成资本的全球风险―收益匹配，获得利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融资成本，并维持长期债务的短头寸和短期债务的长头寸有利于分享国家高增长的收益，产生中心国世界货币职能的风险贴水。这一过程的完成依赖于中心国发行金融工具融资和以FDI或国际贷款方式投资的资本循环过程，而由此造成的国际分工变革又加剧了世界经济失衡的局面。
综上所述，基于对失衡根源的考察结果，我们认为：除非美国政治制度及其政策供给逻辑发生结构性转变，否则世界经济失衡将作为建立在“外部利益必须服从内部利益”的政策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博弈结果而长期存在。无论是以欧洲、美国、还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无法从顺差国与逆差国单一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纠正当前的失衡格局。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命题与美国政治决策机制的改革只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表述而已。
在后次贷危机时代，以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为基础的再平衡之路将不会一帆风顺。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中国在贸易品部门应该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尽快完成去库存化和去落后产能化的调整过程，并通过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占领高端制造业以减少当前中低端制造业频发的贸易摩擦。在非贸易品部门，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在储备货币多元化受阻、SDR的权重设计仍不成熟、发行超货币缺乏应有的政治基础的现实条件下，应当通过加速推进人民币互换而非成立亚元区来完成区域货币合作，从而在当前及未来弱势美元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减少国际铸币税损失，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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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体制篇6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2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释: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39-41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2.StateandMarket,pp23-32
13.S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byCMurphyandRTooze,Boulder:Col,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3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