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例(12篇)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1篇1

关键词：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贸易条件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

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

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

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

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

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

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

（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

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

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

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

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

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

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

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

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

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

（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

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

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篇2

（郑州大学商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阶段新新贸易理论在批判地继承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分析贸易的动因和选择，形成了异质企业模型和内生边界模型两个理论分支.本文介绍了新新贸易的理论背景以及这两个主要模型，并对模型的主要推论进行研究，以期从中找出对我国贸易转型升级的启示.

关键词：新新贸易理论；异质企业；内生边界；贸易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111-03

1新新贸易理论产生的背景

21世纪前的贸易理论主要分为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传统贸易理论主要是十八世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绝对优势理论、十九世纪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赫克歇尔—俄林的禀赋比较优势说.主要内容可以概况为：国际贸易的动因是各个国家间要素、技术等条件的差异，其贸易模式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贸易.新贸易理论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贸易理论，提出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业贸易模式.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规模的现象.

当前，国际贸易活动出现了新的特征：一、各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增长速度快.1987年，内部贸易占美国出口贸易的比重是40%，占进口贸易的比重是38.9%.内部贸易在瑞典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为36.1%，在德国是34.6%，在英国是29.6%，日本是17%.表1-1显示了1993年美国、法国、日本、瑞典的公司内贸易情况.如今，公司内贸易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0%以上.二、跨国公司的经营行为日益复杂.如今的大多数跨国公司企业已不再是纯粹的垂直型跨国公司或水平型跨国公司，即不是单纯的母公司—子公司结构，也不仅是战略联盟的形式，而是更加复杂一体化的网络化跨国公司结构.三、企业的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大量实证分析发现，国际贸易其实是一种相对稀少的企业行为，并非一国所有的企业都选择对外贸易.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同一产业内部，也存在着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劳动生产率、资本技术密集度和工资水平上的显著差异，并且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异可能比不同产业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但是无论是传统的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是从国家和产业的层面上来解释国家之间贸易的动因，贸易的结构，以及贸易对社会福利的增进和影响.在模型中假定企业都是同质的、无差异的，认为如果一个产业存在对外贸易，则该产业内的所有企业都要从事出口.而这明显与现实中一个产业内只有少数企业从事出口，其他的企业只是涉足国内市场的现实相违背.

2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模型

新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研究思路有两个，即以Melitz为代表的异质企业模型和以Antras为代表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

哈佛大学的Melitz于2003年提出了“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开创性地从企业层面上研究国际贸易行为.他首先认为企业是有差异的，无论是从生产率还是从规模、结构、产品质量、员工技能等方面，行业内的企业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特征也被称为企业的异质性.他认为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有足够利润负担出口所需的高额固定成本，并根据这一情况，设计了只有少数高生产率的企业从事出口的模型，即异质企业模型.同年，Antras利用不完全合约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形成，特别是跨国公司的问题，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用来解释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选择的行为.进而赫尔普曼在2004年结合异质企业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从企业组织结构差异的角度分析企业在国际业务中的行为，提出了生产率依出口企业、海外现地生产（FDI）逐级升高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对国际贸易模式的解释.自此，新新贸易理论的框架已初步形成.

2.1异质企业模型概述

异质企业模型在异质企业的假定上，探讨了异质的企业如何从事国际贸易以及贸易对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和福利会产生哪些影响.从而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有的企业只从事国内贸易，出口是否能够提升企业的效率和竞争率，以及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等问题.

2.1.1异质企业模型的主要内容：假设企业的生产率可变，用φ表示，企业的生产者对自己企业的生产率有大致的了解，并据此做出决策.假设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固定成本为f,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为fe，则总成本为fx=f+fe.假设市场竞争条件为D-S垄断竞争条件.效用函数是CES型效用函数.则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由此公式，可以看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受益就越大.所以说，生产率在异质企业进行市场进入决策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生产率较低，产生的收益较少，不能满足固定成本的企业，只能停止生产退出行业，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继续生产.那些生产率没有达到拥有足够利润来弥补国际固定成本的企业就不会进入国际市场，所以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会进入国际市场.

2.1.2其得到的推论：（1）贸易开放能提高产业生产率.在Melitz看来，当一个企业决定进入某个产业时，对自身的生产率以及产业的生产率还不是很清楚，而进入产业后投资是不可逆的.所以，产业内存在着生产率存在差异的企业，即存在着异质企业.当企业进行出口时，也面临着出口成本的约束.其中最主要的是流通和服务成本，而出口数量和目的地越多，其成本就越高.而贸易开放则能大大降低这种成本，使得更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迫使低效率的企业从事国内市场，更次之的企业退出市场.这样一来，通过选择效应和生产再配置效应，不断提高贸易开放度将使产业的资源重新配置，更加有利于更高生产率的企业，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带动福利的增长.（2）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尽管在Melitz模型中，贸易开放能提高产业的生产率，但对于不同的产业来说，效应仍然有大小之分.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生产率增长更多.即，越是具有优势的产业，在贸易开放后，因为其高生产率的企业由于出口机会增多对要素的需求就会进一步增大，这就抬高了该产业中相对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导致低生产率的企业大量退出.使得该产业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更大，进一步强化了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为贸易影响产业结构的路径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2.2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概述

企业内生边界模型是从单个企业的组织选择入手，将不完全合约理论融入到标准的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从而将国际贸易理论和企业理论结合起来提出的.主要是分析了是什么因素和原因决定了企业的外包和一体化选择，什么样的企业会选择企业内贸易或外包以及相关的资源配置问题，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跨国公司对企业内贸易的影响.

2.2.1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的主要内容：假设只有南北两个国家进行贸易，企业的组织形式只有垂直一体化V和外包O两种.且垂直一体化的固定成本大于外包形式下的固定成本.消费函数依然为CES函数，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则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和异质企业模型一样，生产率越高，则利润越大，生产率越低，则利润越小.但企业可以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和生产地使利润最大化.高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南国生产，且采用垂直一体化的形式，而低生成产率的企业只能在本国生产，且采用外部的形式.同时行业特征还和行业生产率的分散程度有关，生产率越是分散的行业，越依赖进口中间产品，并且行业内部总部服务密集程度越高，行业也越倾向于一体化.

2.2.2其得到的主要推论：（1）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差异会影响企业在组织形式上的战略选择.Antras模型将企业的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结合起来，构建了高总部服务密集度的产业存在国内一体化、国内外包、国外外包和FDI四种均衡，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选择国内外包，生产率稍高的企业选择国内一体化，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在国外外包，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FDI.（2）企业的组织形式影响其贸易模式.在Antras的模型中，将企业进行的国际一体化战略视之为企业对内生组织边界的自发选择，也就是说拥有异质性要素的企业会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要素生产和技术方式，进而选择不同的组织或契约制度，一般而言，具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特征的企业往往倾向于采用内部一体化或垂直一体化，相应的贸易模式更多采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或者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而对市场有较少的依赖.

3新新贸易理论对我国贸易转型升级的启示

虽然新新贸易理论刚刚诞生，适不适合我国的国情还有待检验.但它作为一个最新的贸易理论，尤其结合了当前发达国家贸易出口的现实，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我国贸易政策和贸易战略同样有着重大的意义和积极的启示.

在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我国离贸易强国的路还有很远.而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跨越的首要问题就是我国当前对外贸易如何转型和升级.本文通过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对我国贸易转型升级的建议：

（1）我国应该继续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不断开放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新新贸易理论告诉我们，贸易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不仅可以提高产业的生产率，同时还可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另外，根据异质企业模型的结论，我们还可以得出，贸易开放并不会降低人均财富，通过产品种类的增多和生产率的提高反而会增加人均财富.所以，政府应鼓励高生产率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本国企业的整体生产率水平，从而抢占国际市场上的份额.

（2）鼓励相关企业设法提高竞争力，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新新贸易认为决定企业出口行为的关键因素是企业生产率的大小，我们的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发展壮大，必须努力创新，培育人才，加强管理，不断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同时政府也应该在相关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植，使得企业在提高生产率方面更加顺畅.企业在创新的同时也要使自己的内部管理流程更加完善，另外也要改进人才引进机制，人才培养机制，通过优化资金配置和供应链管理来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为了确保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获得优质的生产要素，政府也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当前我国的现状是一些垄断企业掌控着多数的资源，但生产率却较低，并没有达到进入国际市场的临界生产率的要求，从而使得很多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一些高生产率的中小企业却由于资源匮乏，而阻碍了前进的道路.因此，政府应充分重视中小企业的需求，尽量使资源配置“按需分配”，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生产率的提升.

（3）扶植民族工业，创立名牌企业，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坚定不移的推进“走出去”战略.根据新新贸易理论，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多少与企业的生产率、竞争优势、规模大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国的名牌企业越多，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的优势资源就越多，从而获益就越大.所以，我国的政府政策不能只是保护国内消费者和提高中小企业的盈利水平，而应转向尽可能提高本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面来.而且，当前跨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大都选择股权投资，要素的流动也更加方便，这意味着，如果母国企业的生产率大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率，则国内的要素就将从低效率的国内企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外国企业.所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样才能在贸易中获得更多的效益.因此，我国政府不仅要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也应该将政策重点放在培育跨国企业以及提高本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具体做法有：积极推行贸易便利化，尽量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大企业进入市场减少障碍；完善法律法规，并为企业提供及时的法律法规咨询服务，建立准确全面的信息数据库；大力推行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方式，为大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尽量降低成本.通过以上措施，切实帮助我国大企业建立全球规模优势，抓住当前经济的契机，在国际市场中抢占更多的利润和国际份额.大力推行我国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的投资，有效利用外国的资源和市场，将对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行转变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4）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得在价值链的分配上尽量处于上游.我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两头在外”的局面，这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有一大部分被价值链上游的企业轻易占有了.另外在出口结构中，我国的加工型贸易占了一半的比重，我国也只是分担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部分，而利润较高的研发和设计大都在国外进行.所以，应鼓励企业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高端环节上，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自身的技术存量，致力于抢占价值链的高端市场，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樊瑛.新新贸易理论及其进展[J].国际经贸探索，2007(12).

〔2〕孙艳琳.西方“新新”贸易理论的特点及其实践意义[J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5).

〔3〕元悦.Melitz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J].企业管理，2013(9).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篇3

国际贸易主要指的是在国际间所进行的贸易活动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进入到某一阶段后，参与贸易活动的人共同形成的，主导、支配经济交易活动的思想守则。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在贸易分配层面仍然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当前我国贸易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以往所采用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定程度上存在不适用的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体现出了许多方面的漏洞与不足，无法满足新形势下我国在贸易发展方面的基本需求。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格局一定程度上会对国际贸易理论造成影响，这就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在现有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对各方面的细节进行不断的发展与完善。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

以往处于主流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贸易理念包含新古典与古典贸易理论两种，这两种理论共同构成了传统贸易理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国际贸易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理论。于此同时，国际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贸易理念也在这种大背景下成长起来。

二、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面临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国际贸易理论在贸易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与传统贸易方式体现出了比较大的差异。新时期内，具体的贸易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贸易理论与贸易规则。二战中取得胜利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了比以往更高的地位，国际间的贸易量也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并体现出一定的扩张性，在发达国家贸易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贸易活跃性，而这些现象的解释与说明无法通过传统的理论来实现，进而产生了今日国际贸易理论的初级形态。比如要素贸易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西方经济学家通过长期理论分析与反复模型试验的方式，得出了以下结论：当前国际贸易在规模方面不断上升，然而其竞争形态是仍然不完全竞争，生产要素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地位日益下降，这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却可以对目前国际贸易中所出现的变化进行一定的解释。在贸易次数不断增加的大环境下，所产生的贸易垄断越来越严重，而在当代贸易理论环境中则可以对这种“反常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由此可知，当代贸易理论在现在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的理论也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然而，在国防政治格局与经济全球化发展情况不断变化的大环境下，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也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1.制造业贸易不断提升

规模经济性是制造业重要的特征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分工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将资本大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无法通过传统的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

2.发达国家内部的水平贸易

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环境中，通过对要素禀赋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国家贸易的分析需要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差异为中心，也就是说要在垂直贸易条件下对上、下游之间的贸易关系进行分析。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体系中处于突出地位的贸易类型为水平贸易，这种水平贸易主要体现为发达国家内部所进行的水平贸易。为何水平贸易会占据国际贸易的主体地位，目前的国际贸易理论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三、国际贸易的未来趋向

1.动态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发现传统贸易理论在各种新问题上的不适应性，对各种新的贸易现象无法进行充分的说明与解释。许多国际贸易领域的学者开始进一步探索与研究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有关规律。雷蒙德?弗农将对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过程中对产品设计与产品周期等方面的干扰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他认识对各项生产因素进行完善就可以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延长产品周期。迈克尔?波物后来将企业与政府?C构纳入整合企业理论中，并且将企业与政府提升至贸易主体地位。不难发现，国际贸易理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企业理论与渗透至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产生了重要的联系，对该领域的实际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2.整合制度经济

国际贸易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学现象。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也包含了许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主要的研究对象为市场，在经济学知识与国际贸易理论不断融合的过程中，经济格局与市场范围等因素也成为了主要的研究与剖析对象，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也得到了准确的落实，在部分情况下，国家也可能会参与到国际贸易的实际活动中，这就使空间经济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得到了整合，在国际贸易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篇4

论文论文关键词：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比较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贸易条件论文提要：通过对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介绍，以及国内对这两种理论不同观点的分析，认为这两种理论在我国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理论界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向来占主流地位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我们称之为传统贸易理论；另一种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空前繁荣和发展，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新贸易理论。传统贸易理论假设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各国间进行自由贸易，由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对关税、进口限额等保护贸易或限制贸易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它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各国都应该致力于自身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交换自身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赫可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密集要素，进口那些使用本国非密集要素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量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作用空前加强等现象，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新的贸易理论随之产生。新贸易理论对前者进行了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新贸易理论提出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以上两种理论归结到国家外贸政策上就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对这两种政策国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传统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切实际；另一种则恰恰相反。下面笔者将从他们的观点出发，结合我国实际来分析着两种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一、主张传统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一）我国现阶段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条件，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不乐观1、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应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重复生产，地理集中度偏低，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2、战略性贸易政策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首先，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我国许多重要行业多属国有企业，企业在内部转制中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不是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扶持反倒会使其依赖性增强，甚至引起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造成效率流失。其次，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占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3、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4、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二）传统的贸易理论更适合我国1、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2007年出口为例，至2007年11月底，我国出口额为11，036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2.9%。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2、我国出口商品更多地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控制能力差。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3、当前世界经济正趋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特别是WTO的加入，各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正逐步取消，顺应这股国际潮流，才会有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二、主张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一）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并且许多假设与现实不符1、传统贸易理论会导致我国外贸条件恶化，比较优势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将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积极改变外贸条件。2、由于主流贸易理论的诸多基本假设与现实严重不符，它就更不能解释世界贸易中的如下现象：首先是里昂惕夫之谜展现的美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实证分析与该理论不符；其次是国际贸易伙伴结构揭示出的国际贸易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而非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后是国际贸易内容主要是资本品与资本品之间的贸易而非资本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资源密集型产品之间的贸易。而新贸易理论恰恰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从而可以为我国外贸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二）新贸易理论、特别是国家干预的政策可以为我国经济水平提高发挥很好的作用1、有利于实现产业高度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产业结构级别通常不同）的竞争优势是由产业级别决定的，两者间的贸易越自由对发达国越有利，而同产业结构的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则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并不会使某国自然具有竞争优势，所以政策主张倾向于干预。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致力于减少管制，促进自由贸易；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所谓“战略贸易理论”的形成正掀起为保护正言的逆流。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可以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理论得到启示：接受现有国际贸易格局的产业发展政策会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一种低水平增长，并且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干预的贸易理论与产业政策的结合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高度化的手段。2、有利于控制本国市场，开拓国外市场。首先，“战略性贸易政策”框架内的多种贸易干预措施可以防止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增加本国企业成本竞争性；其次，出口补贴可降低本国企业的成本，增加其市场份额和利益；最后，通过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紧密结合可以支持具有高度技术机会和外在型产业的发展。三、这两种贸易理论在我国目前都有其适用性，不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出口自身相对优势的产品，这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所在，我国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就这方面而言不是新贸易理论可以替代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对外贸易目标不是片面追求量，追求向外度，而是在扩大开放和扩大对外贸易中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任何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原因是一国的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在不断逆转。这种贸易结构类型逆转的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阶梯中有相对的位置。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适时地完成生产结构类型和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或者贸易结构类型的逆转滞后于生产结构类型的逆转，那么它将处于贸易比较利益的劣势地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能也不应该靠自身的贸易比较利益来改善自身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分配，更不可能自发地完成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和贸易比较利益地位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结合。对此，我国应该正确把握国际经济的变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运用国家干预力量扶植和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开发新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国际投资及采取相关政策来促进自身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才是取得在国际贸易中比较利益地位的必要条件。（二）新贸易理论强调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和技术外溢效应，这对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的确定，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政策意义。1、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贸易自由化也是传统贸易理论所倡导的。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需求会增加，企业生产规模就会扩大。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使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都增加了竞争能力。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推进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不仅要看到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利益，更应看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所能带来的技术外溢和边干边学的效应。不能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入世”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2、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策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例如，我国有13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3、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无论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主要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因此，我们不能妄加断言地说哪种理论好，哪种更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应该切合我国自身的实际从不同的角度来选择、来组合。（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篇6

一、引言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已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开放型经济已经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必然趋势。针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五花八门，本文将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为入手点进行分析，结合我国国情，得出适合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一些启示。

二、新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

众所周知，国际贸易理论的代表理论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但在实践中却发现，更多的国际贸易是在同类产品中进行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新的理论逐渐崭露头角，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新贸易理论认为每个国家的发展资源都是有限的，所以要在贸易时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才能合理依靠国内与国外的共同资源，丰富自身的发展前路。例如，苹果由美国加利福利亚州苹果公司研发设计的，但却找中国的富士康工厂代工，之后销往世界各地。其原因是中国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而中国工厂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部分费用，从而双方互利互惠。

三、开放型经济

在国内和国外贸易过程中，有一种跨越国界的贸易流动，这种贸易可以使得贸易国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这种贸易活动称为开放型经济。在开放型经济中，既要出口，也要进口，从而形成国家间的自由贸易，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更加紧密，从而发挥国家的自身经济优势。曾经的昆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相对落后的城市，在改革开放后，他们坚持走开放的发展道路，以IT行业为领导，同时积极对外合作与贸易，勇于创新、大胆实践，终于走上开放型经济的昆山之路。

四、新贸易理论对我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的启示

1.战略性支持贸易政策

为了迎合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时代，政府应当给予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大力扶持，并且设立一些优惠政策，使其能更好的提高经济效益，为我国的经济添一份力。例如，日本政府在二战后，对于本国的企业发展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保护，政府和企业相辅相成，互惠互利，所以日本本国企业快速发展。当然，所谓的保护并不是盲目的保护所有企业，而是保护那些在未来发展中会有一定优势的企业。所以，政府应该根据现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今后的发展道路进行判断，酌情保护与支持。

2.重视企业的规模经营

规模经济既包括内部也包括外部的经济。对内部经营规模的重视，就是重视企业自身的生产规模。现在，随着国际一体化经济的快速发展，规模经济亦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规模经济的新贸易理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某种市场需求的增多，国家便会对某个行业的生产规模进行一定的扩大，这也有助于减少工业过程的生产成本，当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反之，它在国际竞争中就会相对于处于劣势。

3.促进创新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兴衰需要看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而这样的竞争优势又来源于该国是否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应的创新竞争机制。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是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国家要想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而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首先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创新，单一的产品时间一长的话，消费者本身就会产生一定的消费疲劳由此来形成我们国家的竞争优势。在销售渠道上的创新，现在销售的渠道偏于多样化，电商的发展可谓是迅速的，但国外商相对的有些被动了，我们应该促进网络销售的发展，与国际销售，提高或者是减少在销售中可有可无的环节，这样可以在一定基础上降低我国的企业生产成本，从而争取到最佳的销售时机，增加自身的筹码，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4.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现在经济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各国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与加强，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出口商品的密集与多样。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我国的一些企业在整体上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太大，但是在产业链上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我们国家在国际经济环境下，我们也可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的同时，政府应该给予企业大力的扶持，使其自身的竞争优势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政府在颁布一些经济发展的政策时，应该从企业自身需求上考虑，企业发展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在它们需要大力发展的时候所要求的发展环境。当然，也要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发展不就是正是这个道理。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篇7

国际经济学理论渊源久远，对国际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说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其比较利益的思想是现代国际经济分析的起点，古典经济学说之后的边际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经济学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

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

[2]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

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高潮，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

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主权首先，世界金融一体化使得主权国家金融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加深了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内的相互依存，各国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国际收支的调节政策和国际储备的管理营运，都将对其他国家产生较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各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共同处理的问题。其次，国际资本力量的强大于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冷战后，国际市场的统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术革命的促动，使国际资本空前扩张。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篇8

一

国际贸易纯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即，国际贸易的原因，国际贸易的结构和国际贸易的结果。国际贸易的原因要说明，一国为什麽要参与国际贸易，它的动力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构所要回答的是，国际贸易的生产结构或分工结构是什麽？从而要回答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出口或进口的商品结构是什麽。国际贸易的结果所要回答问题的是，国际贸易能否给参加国带来经济利益。要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待于国际贸易理论前提的确立。一定的经济学理论前提所得出国际贸易理论是不同的。

我们认为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贸易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在当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或其它部门是，增加某种商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一国的生产资料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各国对商品贸易不加干预。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比较利益理论。这一理论从不同的方面出发，有两种表述。一是技术差异论。技术差异论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商品的价格差；这种价格差的基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生产中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假定条件下，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各国劳动力熟练程度上的差别，从而是单位产品的成本差别。在这里比较利益实质上是比较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劳动生产率，从而是劳动力熟练程度在各国的差异。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各国在同一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又进一步表现为，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是相对劳动生产率，即表现为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的差别。在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下，当一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一国家时，从相对意义看，该国专门生产其中一种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商品时，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本国的生产要素都投入到生产其机会成本比较低的商品。进而通过贸易交换到本国放弃生产的那种产品。相应地，尽管另外一国生产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但是它仍然可以专门生产自己（相对于外国）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进而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商品。在这里技术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成为各国进行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原因和决定各国专门生产某种商品结构的基础。这种贸易和分工使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都获得了利益。因此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看来，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或技术差别是各国生产同一产品时存在价格差别的基本原因，这种价格差及其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是国际贸易的原因或动力；每个国家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并根据自己对产品的需要进行交换是国际分工的结构；各国经过国际贸易都能够获得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是国际贸易的结果。基于获得和维持这一结果的因素，国际贸易得以维持和发展。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种观点是生产要素禀赋论。在其提出者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而投入两种生产要素则是生产过程中的基本条件。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决定于该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两种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一国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较低，而生产密集使用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时，成本就比较高，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换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形成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此时本国专门生产自己有成本优势的产品，而换得外国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理论中，这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为狭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广义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指出，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生产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以及在生产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等（或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密集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决定于各国生产要素的禀赋，各国的生产结构表现为，每个国家专门生产密集使用本国比较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生产要素在各部门转移时，增加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保持不变。生产要素禀赋论是瑞典的两位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提出的，奥林在他的老师赫克歇尔提出观点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单纯从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局限，而是从比较接近现实的要素禀赋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1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或成本差别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和动力的。因此尽管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间上相距约150年的时间，但是其理论渊源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衡量这种变化的基本尺度是：它们借以立论的经济学基础是否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理论本身是否建立在不同的动力机制上，即是否改变了价格差作为贸易原因或动力的基本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2因此我们将技术差异论和生产要素禀赋论统称为比较利益理论，从而构成古典贸易理论的内容。

我们知道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假定：只有两个国家；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一种，或两种；两国都能生产两种商品；在各国范围内，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时，增加生产某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生产要素在本国的各部门间自由流动，而在各国之间不能自由流动。这些假定条件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但距离解释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

二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放松了古典贸易理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后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假定都作了放松，从而得出了某种新的观点。首先，古典贸易理论提出者，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现实中的国际贸易不只是生产两种产品。这些学者将两个国家与生产多种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提出，在多种产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国家总是可以出口其中一部分自己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另外一部分本国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这一分析没有改变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却推进了古典贸易理论的使用范围，即无论是两种产品还是多种产品，国际贸易都能够用比较利益理论加以解释。其次，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各国只使用一种或两种生产要素生产产品，现实生产中，人们使用的生产要素不只两种。亚罗斯拉夫•万尼克在其著名的论文《要素禀赋论—多种要素的情况》中指出，在多种生产要素下，同样可以依据两种生产要素的分析方法将多种要素下生产的多种产品按照产品的相对价格比进行排列，得出要素禀赋在产品价格上比较优势的系列，仍然可以得出赫克歇尔和奥林的基本结论。第三，古典贸易理论假定，当各国为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另一个部门时，其机会成本不会发生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各国的贸易结构表现为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因为在本国有优势产品国际比价高于封闭下的国内比价的情况下，该国厂商将增加其产品的生产量。当机会成本或边际成本保持不变时，该国的资源将逐步集中到自己有优势的部门。由于该国生产者无论怎样增加其产量，边际成本仍保持不变，结果是该国的全部资源或生产要素就集中到专门生产自己有优势的产品生产上，形成各国完全专业化的国际分工。但是在现实中，当生产要素从一种产品的生产向另外一种产品的生产转移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其机会成本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机会成本递增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生产水平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从而本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由此可以看出，当放松了机会成本不变的假定条件时，古典贸易理论关于完全专业化生产和贸易的假定，或贸易结构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因而其结论更接近于解释国际贸易结构的某种现实情况。即在现实的贸易中很少存在一国专门一种产品的情形。第四，古典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静态分析分析的基础上的，实际上无论在生产要素的总量上，还是技术水平上，一国的技术优势或要素优势将发生变化。从动态的角度看，一国各种生产要素总量会发生变化。从劳动力的总量看由于经济发展各阶段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型，即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表现出开始增长较曼，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将减少，而用于储蓄的比例在增加，因此，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而按照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结论，该国的贸易结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会发生变化。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张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各国技术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基础，它是以要素技术建立在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传播为前提的。然而在现实中，各国间存在着技术的相互传播，这种传播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指出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力，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客观上带来了技术的扩散，从而是技术发明国丧失了在某种产品生产上拥有的技术优势，并将这种优势转向其它国家。某种产品技术优势的转移带来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即从该产品的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而某些过去的进口国，由于技术的引进变成了出口国。从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技术转移带来了技术进口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跨国公司的理论告诉我们，这里存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某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理论对古典贸易理论产生了新的影响。即建立在各国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相反从动态的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而技术的扩散则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递减”。古典贸易理论还假定，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是不流动的。然而在现实中，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够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资本的流动是可能发生的。1957年罗伯特•蒙德尔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的关系》。在论文中，蒙德尔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角度说明了，商品流动与资本流动对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相互替代作用。这意味着，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另一个角度，美国经济学家王凯峪（1963年）提出了商品流动与生产要素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即在考虑生产要素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可能只是部分地起到促进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作用。因此在放松了生产要素不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假定之后，广义上的要素价格均等化需要做一定的补充，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不仅可以通过自由贸易加以实现，也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或者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同时起作用，实现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然而无论这种假定条件的放松对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作了那些重要的修正，都不能改变古典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是建立在比较成本差别基础上的商品价格差异；二是，国际贸易的分析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的。因此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是自由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理论。三

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生产某种产品时的机会成本不是不变，而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第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增。而另一种形式是机会成本递减。实际上，机会成本递减的另一面就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报酬递增。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效果。它可以表示为TC/Q=FC/Q+VC/Q。式中，Q表示该商品的生产量，TC表示Q量商品的生产总成本，FC表示生产商品的固定成本，该成本将随着其产量的增加平均到每个单位产品上的固定成本会下降。VC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可变成本，该成本不会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而下降，而是保持不变。规模经济效果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单位成本占居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将带来产品一个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优势，从而是价格优势。这是一种凭借规模经济效果所取得的市场势力或市场控制能力。另一方面，琼•罗宾逊认为，尽管理论上我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其原因是，任何企业都希望通过某种优势，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获得垄断或控制权的便利途径是生产差异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不仅要追求某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还可以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因此从一国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市场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完全竞争的特点，一是规模经济排除了企业自由进入某些部门的可能性，二是差异产品意味着企业追求控制产品价格的可能性。这两个方面都打破了原有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然而在一国市场范围内，追求规模经济效果和追求差异产品是矛盾的。因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这一基本观点由保罗•克鲁格曼在其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经典性论文《报酬递增、差异产品和国际贸易》作出了完整准确的论述。在那里，保罗•克鲁格曼非常系统地阐述上述观点。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强调，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力。这一理论观点还意味着，国际贸易的结构是不确定的，因为建立在规模经济效果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暗含着这样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各国之间不存在技术水平的差异；二是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一定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在参加贸易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仍然可以存在。此时的贸易结构与以往国际贸易结构的根本差异在于，古典贸易理论所揭示的国际贸易是产业间或部门间的贸易，而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中，出口方的利益就是不完全竞争厂商获得的市场势力与规模经济利益的总和。进口方利益则是从消费差异产品中获得消费上的满足，进而是福利水平的提高。由此按照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既然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开展产业内贸易获得经济利益，那麽各国之间建立在要素禀赋相近或相同基础上的贸易冲突将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国企业在产业内生产和出口差异产品。新贸易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论是相互倾销理论。詹母斯•布兰德和保罗•克鲁格曼在其著名的论文《国际贸易的相互倾销模型》（1983年）中指出，寡头垄断厂商为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将增加的产品产量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销往国外市场。尽管从表面上看，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但是从销售全部产品所获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如果这种销售不影响在本国销售的其它产品的价格，那麽厂商所获得的总利润水平提高了。同样道理，其他国家的厂商也会采取同样的战略将增加的产品销售量销往对方国家市场，这种相互倾销行为所形成的贸易不是由于两家分属不同国家的厂商生产了差异产品，而是因为各自对自己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由此可以看出，在相互倾销贸易理论这里，各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原因只在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市场销售战略。进而国际贸易的结构既不受产品成本差别，进而是要素禀赋差别的限制，也不受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追求的限制。同时，相互倾销基础上国际贸易的利益来自于各国企业通过“倾销”所获得的垄断利润和在本国市场上销售价格保持不变情况下所获得的垄断利润总和。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A国的垄断厂商甲生产和销售汽车100万量，单价为20，000万美元，如果其增加了生产量1000量，并在国内市场销售，则为使市场吸纳增加的供应量，企业必须将产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因为寡头垄断企业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例如降价200美元。即每量车售价19800美元。在此情况下，该企业因增加生产和销售1000量汽车额外获得1980万美元。但是，当企业降低其商品售价时，不仅要降低新增产品的价格还要将原有的100万量汽车的价格降低到与新增产品价格相同的水平，即从2万美元降至19800美元，100万辆汽车因降价减少收入2000万。结果是企业增加生产后，其总收入还减少了20万美元。显然是有背企业增加生产和销售的初衷的。对此，企业的决策是将产品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的价格“倾销”到国外。此时即使该汽车在国外市场上的卖价相对较低，也不致引起企业整体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大幅度下降。如果说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开创了新贸易理论的新阶段，那麽相互倾销贸易理论将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即使各国生产的商品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仍然可以出于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开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使国际贸易的结构更加不确定。在那里，既然国际贸易产生于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确定的市场战略，贸易的结构只服从于垄断企业的市场战略或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标准。所以，相互倾销贸易理论指出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原因之一是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这种市场战略下，贸易的结构仅仅是由于各国企业对最大限度利润的追求。新贸易理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外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所谓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根据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企业有贸易优势或没有贸易优势的一个原因不在于各国之间绝对的要素优势的差异，而在于有关部门在某个时点上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如果一国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规模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该行业有一个可供共同使用的劳动力队伍，它可以调剂各企业间的余缺；同时行业规模较大，有助于技术的进步和技术成果的迅速普及或采用。总之一定的行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相反如果在一国范围内，行业的规模较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求一家企业必须“小而全”，否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在生产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小而全”将导致产品单位成本较高，从而是该行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能力。在以往的贸易理论中，我们所谓一国在某种产品的生产上有优势，是将企业优势与行业优势等同起来。在新贸易理论中，企业的优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可以使企业自身产生竞争优势，而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借助行业优势产生的企业优势。这两种优势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产生。在外部规模经济贸易论那里，某些具有要素优势的国家所以不能在某个行业处于劣势地位，可能产生于该国的这个行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因而行业规模有限，难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优势，“干中学”是该国发展此行业的途径。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政府的干预下，获得某种规模经济优势或行业规模优势。上述三个方面所阐述的新贸易理论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在这些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变化。由于现代企业追求对市场的操纵，并且从操纵市场中获得额外利润，因此这种市场结构已经不同于典型的完全自由竞争，代替它的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里的关键在于，现代经济学，从而是国际贸易理论已经承认了这样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的事实，并将这一事实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考之中。这种贸易理论基本前提的变化，标志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即使国际贸易理论进入了新贸易理论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才有了建立在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基础上的国际贸易论，才有了相互倾销贸易理论以及外部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这些理论的核心是，具有某种不完全竞争优势的企业或行业凭借自身的优势获得国际贸易中竞争优势，它们扩展了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的理论观点。使现代贸易中的许多新现象得到了更切合实际的解释。

新贸易理论不仅从供给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原因、结构和结果，还从需求的角度对现代国际贸易加以解释。林德认为，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要，其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异，其需求水平也必然有差异。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个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商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其它收入水平消费者对同类产品的消费。国际贸易可以解决各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不同收入消费者消费需要的矛盾。即各国可以专门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产品，并出口这种产品，同时分别从不同的国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这些国家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满足本国其他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需要。代表性需求贸易理论表明，在消费品的生产上，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生产上形成；收入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它们的贸易较多，因为它们代表性需求的接近，为相互之间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需要创造了条件；由此可以推论，两国间收入水平的差距越大，它们相互贸易的可能性越小；建立在代表性需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是同一产品内部不同档次产品的贸易。这是产业内贸易的一种表现形式。

新贸易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内贸易是第二产业内部各种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或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的。因此它趋向于排除竞争，形成大规模企业控制某个行业产品生产和市场的程度；这种生产上的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由于企业追求差异产品形成的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国际贸易；二是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的市场战略所导致的相互倾销（贸易）；三是由外部经济效果所产生的行业优势，从而是不完全竞争企业所进行的贸易（出口），以及由此引申的后发展的国家为获得某种行业，从而是企业优势所需要的“干中学”。另一方面，由需求引起的产业内贸易则是由于代表性需求与需求的多层次性给各国企业向大规模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产生了建立在差异需求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此外新贸易理论也试图解释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那里，赫尔普曼不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贸易，而是真正从企业选择的角度推论出国际贸易的产生和结构。然而依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新的贸易理论主要是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

由上述的基本分析可以看出，国际贸易理论从基本前提划分，可以分成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从贸易理论渐进的发展看，国际贸易理论分成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此后，保罗.萨谬尔森、爱德华特.利马都进一步论述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在萨谬尔森那里概括出了“斯拖尔帕.萨谬尔森定理。即对任何本国密集使用稀缺生产要素产品的关税保护都有助于稀缺生产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生产要素禀赋论的一个逆定理。

一些学者认为，将新贸易理论出现以前的所有贸易理论通称为传统贸易理论似乎更符合人们的一般看法，但是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其发展过程细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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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1篇9

（广东工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广州510520）

摘要：本文分析了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背景、核心思想、中国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多重异质性模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企业已经成为出口行为的主体，基于企业层面异质性的新新贸易理论正在构建传统贸易理论的微观机理。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理论思想是企业层面异质性是预测和解释贸易行为的基础，其经典模型是生产率异质性模型。这一模型极具理论启发，但也遇到了中国现实的挑战；拓展生产率异质性模型，发展多重异质性模型不仅可以提升新新贸易理论的现实解释力，而且可以释放更大的理论创新空间。

关键词：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多重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4-0256-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变迁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研究》（批准号：13YJC790070）；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企业多重异质性变迁视角的广东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研究》（批准号：S2013040013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出口企业异质性与产业升级研究》（批准号：15CGJ022）；2009年广东工业大学校青年基金：投资潮涌背景下广东制造型企业的产业升级研究（批准号：092051）。

作者简介：李军（1981-），女，湖南岳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民营经济。

1新新贸易理论的提出背景

国际贸易理论用于解释和分析国际贸易的基础、贸易的模式和贸易的经济效应，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化中。最早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国家角度讨论比较优势，认为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自于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异，因此，各国应该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都能获得利益。这种国际贸易的模式主要表现为产业间贸易，而要素禀赋则可以较好地解释不同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来源。

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新的贸易形式发展起来，如一国在进口汽车产品的同时，也出口汽车产品，这是传统的产业间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于是产业内贸易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出现了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为基本假设的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企业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载体，其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国际贸易的新格局开始更多地聚焦于企业。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中，研究者都假设企业是同质的（Homogeneous）。这一简化的假设虽然有利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开展，但近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的挑战：与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在企业生产率、企业规模等重要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而不是同质的，而企业异质性（Firmheterogeneity）对于理解企业为什么会出口、如何出口灯国际贸易的动因至关重要。Bernard&Jensen的研究开始关注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这一开创性研究探讨了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在此之后，部分学者也意识到当探讨企业为什么出口这一基本问题时，假设企业是同质的存在较大的局限，从而引入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并成功构建了企业异质性模型，同时基本证明了引入企业异质性的必要性和合理性（Bernard&Jensen，1995;Eaton，Kortum和Bernard，2003；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这些学者认为，出口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企业间的差异（即企业异质性）对于理解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活动至关重要，从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

2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企业异质性被应用于国际贸易的研究，Bernard&Jensen的研究开创了这一先河。正是循着Bernard&Jensen的这一思路，后续研究者尝试从实证研究入手寻找企业异质性与出口行为、出口利益以及其他国际贸易问题的关系。由于经典文献证明生产率差异是决定跨国企业是否从本土企业加入到出口企业行列的决定性因素，同时，经济学对生产率研究颇多，对于企业而言，这也是一个相对较好测算的指标，因此，将企业生产率作为企业异质性的代表是一个自然选择。Melitz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先本土市场后国际市场的发达国家典型出口企业，并发展了经典模型。

Melitz2003年发表在《Econometrica》上的论文，提出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被业界推崇为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生产率异质性等新新贸易理论常常以该理论框架为切入点进一步展开研究分析，且“出口中学习”、“学习中出口”等理论都是在该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提出的推论。因此，Melitz（2003）模型也是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思想。

Melitz（2003）的理论推导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假设企业在了解生产率状况之后才会决定是否出口（假设Ⅰ），假设出口存在一个大于0的固定成本（假设Ⅱ），假设市场竞争条件为D-S垄断竞争条件（假设Ⅲ）。

基于以上前提假设，设定所有企业的固定成本用f表示，0<f<1，fx表示进入出口市场的成本，φ>0表示企业的生产率水平，σ=1/（1-ρ）>1表示不同商品间的替代弹性。

企业不出口，其收益为：r（φ）=rd（φ）

如果企业出口，其收益为：r（φ）=rd（φ）+nrx（φ）=（1+nτ1-б）rd（φ）

其中，rd（φ）表示来自国内市场的收益，rx（φ）表示来自国际市场的收益。同时考虑国际运输成本的存在，为了有一单位产品到达目的地，企业必须出口τ>1单位的产品。n表示一个国家的贸易伙伴数目，意味着该国企业能将产品出口到n个国家，n>=1。

因此，企业总利润函数为π（φ）=πd（φ）+max{0，πx（φ）}

由此可知，存在一个企业进入市场的生产率临界水平φ*和进入出口市场的生产率临界水平φx*。

由于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大于0，所以可以推出φx*>φ*。（推论ⅰ）

推论i意味着，拥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

3新新贸易理论的中国经验与挑战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视角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2008年以后展开的，最早的研究主要是国外研究进展的介绍，很快有学者进行了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总的来讲，中国研究一方面再次验证了新新贸易理论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基于发达国家出口企业背景建立的生产率异质性模型与中国情境存在一定的不适应。

樊瑛、陈丽丽、洪联英和罗能生等针对信息贸易理论的模型、脉络以及最新进展进行了分层分析，并且目前已有很多专家和学者运用各种方法来验证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企业异质性与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有自己的特点，不可以完全照抄照搬欧美的发展模式。譬如，刘志彪和张杰通过发现本土制造企业的出口情况除了与企业规模有关，还取决于企业的人力资本、资本密集度以及技术创新程度，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本土制造企业的出口模式与发达国家有本质区别。西方文献普遍认为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一理论被国内学者李春顶、尹翔硕和李春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彻底推翻，认为西方学说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因此，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国经验本身提出了新新贸易理论的中国挑战。

4新新贸易理论的最新进展：多重异质性模型的提出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情境下面临的生产率悖论，以及其它种种理论与情境不适宜的问题，李军和刘海云提出，新新国际贸易理论最经典的理论分析框架Melitz模型揭示了生产率异质性的重要性，但其模型结论和推论依赖于前文所述的三个前提假设。当研究对象转变为中国企业，可以发现，这三个前提假设与中国情境分别存在一定的偏离。

根据Melitz模型的假设Ⅰ，企业会基于所掌握的生产率状况进行出口决策，但是中国企业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入国企业，很多出口企业都是从国际市场进入本土市场的跨国公司（FDI）或者生而国际化（globalborn）的出口企业，并不是从本土市场到国际市场的发展模式，因此，Melitz模型的假设Ⅰ与中国情境存在偏离。

根据Melitz模型的假设Ⅱ，出口存在一个大于0的固定成本，但是在中国情境下，这一假设需要作出修订。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出口补贴水平较高以及出口企业资质的限制，国际国内市场分割程度较高，因此，假设Ⅱ与现实背离程度很高；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自从成为WTO成员国以来，国内各个行业的关税都大幅度下调，政府也提供出口补贴来鼓励出口，国际国内市场逐步趋于统一，若路径依赖的影响忽略不及，则可假设Ⅱ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存在路径依赖的情况，假设Ⅱ就会背离现实。

根据Melitz模型的假设Ⅲ，市场竞争条件为D-S垄断竞争条件，我国需要适当调整这一理论才可以将其应用在国际贸易行业中。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并不了解国际市场中关于出口贸易的资质要求和相关操作流程，大多数中国企业很难公平且充分的参与国际市场的贸易活动。有的企业即便有机会从事出口贸易，但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产能有限，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活动中常常处于劣势，因此国际市场竞争基本符合D-S垄断竞争条件（假设Ⅲ）。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的实行，出口产业潮涌现象汹涌，致使“中国买什么，国际市场就涨什么；中国卖什么，国际市场就跌什么”，此时假设Ⅲ就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背离。

进一步，李军和刘海云构建了中国情境下的多重异质性模型，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层面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其主要企业异质性因素涵盖了多重异质性因素，譬如企业品牌、企业区位、企业级别、企业性质、企业规模、企业现有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外资占总资本比例等等。实证研究证明，单一生产率异质性模型在多个行业不成立，而多重异质性模型在所有行业比单一生产率异质性更具有解释力。

因此，异质性模型对于解释出口行为微观机理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启发价值，但也要注意到单一生产率异质性虽然提高了计量模型的建立和推导的简便程度和可行性，同时也束缚了这一理论对作为国际产业转移输入国的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现实的解释力，制约了理论创新。而多重异质性理论模型回应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口企业已经是出口行为主体的基本现实，打破了生产率是企业层面唯一异质性的教条式认识，拓展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单一生产率异质企业模型，并可以根据产业实际优化多重异质性模型，从而使得理论思想与现实情境、研究框架与实证数据协调统一，承袭了新新贸易理论的核心理论价值，创新地激活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理论活力，增强了新新贸易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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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教学内容；国际贸易学

《国际贸易学》是国际经贸类专业的主干核心课程，探讨的是与贸易产生、贸易模式及贸易利益分割等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与政策内容，是关注、分析和理解有关国际经济现象的必要前提，也为后续的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货运、世界经济概论等课程奠定专业基础。在当前全球经贸格局和经贸规则深刻演变、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要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应用型人才，要求《国际贸易学》课程在教学中需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向学生介绍基本原理的同时，引导学生应用基本原理关注、思考和讨论国际贸易热点问题，强化对国际贸易现象的独立分析判断能力。而现实的问题是，作为课程教学的基本要素，《国际贸易学》教学内容与贸易发展新形势的脱节，致使教学目标难以顺利实现，因此《国际贸易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一、《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拟定目标

（一）修复课程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错位关系

应用型高校的理论性课程定位比较模糊，导致理论课程往往陷入怪圈，既够不着研究型课程，也算不上实践性课程，这也导致其在应用型本科高校中没有起到应有的教学培养作用[1]。当前《国际贸易学》课程通常简单沿用了研究型大学的课程体系，或者随意选择教材和教材内容，教学内容中既缺乏应用能力培养的基本思路，也缺乏理论、实践学时比重的分配安排，最终导致《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目标“重学术能力、轻应用能力”，无法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而课程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的错位，直接反映在教学内容体系的重理论性、滞后性上，并进一步体现在教师教学过程中“重理论阐述、轻能力培养”上。因此，要改革教学内容，首先应准确定位课程教学目标，使之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相适应。

（二）多途径更新教学内容，扭转内容滞后于时代的现状

当前全球贸易形势变化迅速，围绕国际贸易有关的理论研究、政策、规则也在发展演变，教学内容体系应快速跟踪、紧密顺应国际贸易形势适时调整，从而体现这样一门课程时效性、现实性的特征[2]。但就现有情况而言，《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缺乏对新形势下新现象的关注，滞后性明显。第一，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以传统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为主，而对新新贸易理论等阐述较少；缺乏对新兴地区市场关注，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非关税壁垒部分则多是罗列配额、补贴等常见壁垒，对蓝色贸易壁垒等新型壁垒介绍甚少；区域经济一体化仍以欧盟、北美自贸区等早期组织为主，对新兴区域贸易组织着墨有限，并难以把握类似“英国脱欧”等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变化的新热点问题；有关WTO基本内容介绍较为全面，但缺乏对多哈回合谈判进程停滞、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缓慢的介绍等。第二，从内容体系上看，仍是沿用多年前的体系结构，重理论与政策的阐述，轻有关现实贸易现象的分析，缺少应用能力训练模块，无法适应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三）妥善处理与前后续课程的重叠内容

由于《国际贸易学》课程的基础地位，导致其与前后续课程如《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概论》、《国际贸易地理》等课程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重复性。尤其是《国际经济学》课程，与《国际贸易学》在贸易理论、贸易政策、国际直接投资部分有诸多相同之处。在课程讲授中没有严格区分，容易造成学生觉得重复太多、学来无用的假象。如何避免前后续课程相同或相近内容的重复讲授问题，需各门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合理定位，明确教学目标，厘清教学思路，并就相关内容开展教学研讨，提高课程的教学效率。

二、《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措施

针对《国际贸易学》课程传统教学内容的诸多不足，结合课程的教学实际，对教学目标进行优化，并在实现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实施“三增、两减、一整合”改革，探索并构建基于应用能力培养的《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内容新体系，突破以重学术理论、轻应用能力的传统内容体系。

（一）优化课程教学目标，对接人才培养目标

课程团队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对《国际贸易学》课程教学目标进行改革，将教学目标细分为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并对其进行优化，同时在实现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为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处理，将教学内容分为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贸易发展及其引致的关联现象等三个模块。优化后的知识目标包括：第一，国际贸易理论：包括分析国际贸易现象的基本术语、分工与利益、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等；第二，主要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包括贸易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关税、非关税壁垒、出口促进与进口管制、国际贸易政策的诸边（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多边协调（WTO）等；第三，贸易发展及其引致的关联现象：包括了解国际贸易发展史、世界市场与贸易条件、国际服务贸易、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发展等。优化后的能力目标包括：国际贸易形势的分析预判能力；对贸易自由化政策、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解与预测能力；理解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合作、对抗博弈原因；理解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形势和跨国公司的地位与作用等；独立探究、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团队分工合作能力。

（二）教学内容实施“三增”改革，即增加新的贸易理论、新的贸易政策和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内容

新增新的贸易理论包括新新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理论，其具有强大的理论活力和明确的政策价值。如新新贸易理论，国外主流教材已经吸纳其相应内容，但国内的国际贸易教材尚未涉及该理论[3]。增加新的贸易理论内容既是对理论体系部分内容的完善，也反映了课程教学对新理论的持续关注。新增的贸易政策应是与当前国际贸易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日益受到重视的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共生；第二，使用日渐广泛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相比一般贸易壁垒，其贸易保护手段更为隐蔽，且由于从单一产品限制转向生产链限制，影响范围将更为广泛，加上容易与反倾销、反补贴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结合而形成复合型壁垒，将更为难以应对；第三，贸易政策诸边协调部分，TPP、ASEAN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关内容等。通过增加新的教学内容，以紧密联系贸易发展现状。新增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内容是为了直接响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中补充具有时效性的贸易案例，更新必要数据资源，通过研讨式、启发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提升学生应用能力水平。如以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表现为例，结合新新贸易理论分析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针对性意义；以英国脱欧为例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退”问题；以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数据资料为例分析新型贸易方式的特点及其对传统贸易的影响等问题。还可通过课堂布置贸易专题的方式，结合所学知识内容要求学生课后查找相关资料，再参与到课堂讨论中来。借助新鲜丰富的案例和数据支撑，避免《国际贸易学》课程从理论到理论的“空对空”式讲授，以案例分析和数据分析为桥梁，将理论内容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贸易感知、经济感知和国际化意识。

（三）教学内容实施“两减”改革，即减少过时传统贸易理论和过时政策分析内容

适时减少过时的贸易理论和政策内容以体现课程的现实性：减少贸易理论中的空泛内容，如数学模型的推导，减少不适应WTO规则和自由贸易新协定的过时政策分析内容，如关税效应分析等。此外，还可压缩一部分较为简单的教学内容的课堂讲授时间，要求学生课前学习并随堂考察学习情况，更多教学资源分配至新增的教学内容上，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并通过教学内容的增减和教学模式的改进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四）教学内容实施

“一整合”改革，即整合《国际贸易学》与《国际经济学》交叉重复内容《国际经济学》是纯理论课程，定位于培养学生开展基本国际经济分析的思维能力、技术能力。《国际贸易学》课程则主要定位于学生应用能力、分析能力的培养。《国际经济学》课程中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与政策部分涉及较多模型推导，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相比较而言，《国际经济学》理论性更强，而《国际贸易学》应用性更强。因而针对存在交叉重复的教学内容，《国际经济学》已重点阐释的部分，《国际贸易学》可适当弱化，更侧重于联系国际经济贸易的现实问题，着重于理论内容的分析和运用，政策部分的阐释和应用。通过两门课程交叉重复部分内容的“应用化”改革，突出《国际贸易学》的“应用性”特点，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三、结束语

《国际贸易学》是一门发展的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也是不断深化的。在优化课程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增加新新贸易理论、新的贸易政策和综合应用能力培养三个方面的教学内容，减少过时传统贸易理论的空泛内容和过时政策分析内容，整合《国际贸易学》与《国际经济学》课程中交叉重复的教学内容，实行“三增、两减、一整合”改革，有利于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和完善。而教学内容的改革必须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改革同步进行，创设以应用能力培养为目标、对《国际贸易学》教学内容、模式、方法实施全方位一体化改革的综合实践方案，才能更为有效的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作者:刘婷刘宏青张韵风单位: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庄新霞.应用型本科高校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教改探析[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02）：39-44.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篇11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路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这些理论为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对一种商品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对另外一种产品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则这两个国家可以利用本国的优势，分别开展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这两种商品的交换，满足各自的需求，并都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绝对优势理论要求从事某种商品生产的国家对此商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否则不能从事此项商品的生产，也就不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一绝对优势。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完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且这些国家生产商品也不一定非要具备绝对优势，这些国家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相对利益较大或相对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满足自身的需要，并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对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完善，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商品的生产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要素，而且假定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使各国生产商品时投入的成本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各国进行商品交换，产生了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二、新现象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进入了空前发展的趋势。但是战后的贸易模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不相符合。这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并不一致。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对模型进行验证后，发现美国的贸易与H-O理论不符合，这一结果的产生推动了战后一系列贸易理论的诞生。战后的贸易新现象也得以诠释。战后的贸易理论也在不断解释新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下列新现象，对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

1.发达国家间“水平贸易”的发展

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国际贸易应该以垂直贸易为主，并且应该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但是，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始终保持不变，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一贸易现象。

2.制造业的内部贸易形成与发展

具备规模经济特征的制造业，在战后其内部的国际分工变得愈加精细化。而且出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因此，其内部贸易的发展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因此，传统的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贸易理论面对这同一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也束手无策。

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已经逐渐从垂直分工的层面转向水平分工的方向。甚至出现了网络分工的新形势。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具备产业链细分的特征，在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影响下，制造业国际转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公司内部的贸易开展迅速上升。而这一增长对于传统贸易理论来讲也是具有一定的挑战，其宏观研究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这一内部贸易增长的现象。

4.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源于20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之间，形成了第一次发展的浪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高潮。几乎一半以上的全球贸易都产生在各个区域集团的内部。因此，面对这一区域范围内部贸易量的提升，仅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诠释其原因。

三、国际贸易新现象的诠释

针对上述的国际贸易新现象提出的挑战，基辛、凯南、格鲁伯、费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展开深入地研究，进而提出了新要素贸易理论，将原有的生产要素定义范围加以扩大，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加入考虑的范畴内，并且充分分析资本和劳动以外要素的功能，从而构建各自的假说条件，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其中，林德首次从需求方面探讨贸易的原因，得出了偏好相似理论。并且提出影响需求结构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水平。这些理论对发达国家的水平贸易做出了详细的诠释。此外保罗·克鲁格曼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进而提出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大量发生在同类产业内部的现象。他的研究结果成功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而进入到20世纪90年，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次出现促进了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才国伟,舒元.我国对外贸易与世界技术扩散[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

国际贸易的新理论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曾说：“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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