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例(12篇)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篇1
据JCI的官方统计，国内仅有8家妇产医院通过JCI国际认证。通过这一数据可以看出，国内高端私立妇产医院的数量其实非常少，医院经营与管理方法和品牌运作模式都不太成熟。从2015年莆田系与百度之间的“战争”就可以看出，过度依赖网络获得消费者，已经阻碍了高端私立妇产医院的发展。
二胎全面放开后，资本在布局民营妇产科医院上似乎又多了一层利好。但这背后必需要问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妇产科起家的北上广城市到底还有多大潜力？第二，向二线城市扩张能否复制一线城市的成功经验？第三，长期来看，妇产科的盈利空间到底有多大？
有限的一线城市
民营妇产科在一线城市起家走的是高端路线。包括和睦家医院、美中宜和等，从服务外籍人士到本土富裕客户进入市场。优势是比较早建立了品牌的优势，而且在服务外籍人士和高端医疗保险对接上面有比较高的门槛。但缺点是价格无法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
比如说，和睦家的整体定位是中国前十富裕城市中收入前5%的人群。随着外资企业逐渐本土化，外籍人士增长经历了早年的快速增长后进入稳定阶段，未来由于经济不确定性以及本土化需求，外籍用户市场很难再有大飞跃。因此和睦家这样的医院开始把核心放在本土用户上。
但一线城市的本土高端用户在妇产科上的潜力非常有限。适合二胎的高收入家庭女性很多年龄已经偏大，而且很多真正富裕的家庭过去几年大量选择出国产子，并没有真正受到二胎的限制。而正进入生育期的女性人数以及最适合生二胎的女性人数其实一直在减少，2000年，25-40岁最适合生育的女性人口为1.72亿，2010年为1.55亿，减少了1700万人，照此速度下去，到2022年前还会减少1500-1700万人。因此这最高5%的人群中的潜在女性用户整体在萎缩。加上高端医院的价格不可能被大部分人接受，以及市场竞争者的增加，未来一线城市妇产科可拓展的空间并不太大。
扩张有多靠谱
和睦家近年来在青岛、广州布局。而另外一些获得风投的妇产科连锁医院则瞄准了如大连、成都、天津这样的城市。一些莆田系医院也会选择大城市中新城或城乡结合的地区，在医院比较缺乏的地理位置寻找机会。
不过，未来在这些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扩张很难复制北京、上海这样的经验。首先，如果是高端医院的定位，这些城市缺乏在北京、上海这样高端医疗保险的渗透配合。和睦家在北京、上海的起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籍人士在中国购买了高端医疗保险（企业购买或者个人购买），这个条件在北上之外的城市并不存在。
第二，二线城市相比一线城市，医院本身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对于高净值人群，人际网络的紧密型也更容易操作，获得优质医疗资源的难度不像北上那么难，不太需要寻找体制外的办法。因此，二线城市高净值用户对民营中高端服务的迫切性不如一线城市那么强烈。
最后不可忽略的是，这些城市并没有那么大的潜在客群可以容纳多家竞争者。二线城市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面前风险更高，加上市场本身吞吐量有限，在大环境变动的时候，二线城市的投资风险要高很多。
盈利空间有多大
最后一个问题则是长期来看妇产科医院的盈利空间有多大。从和睦家（美中互利）退市可以看到，仅凭医院本身业务要支持地域的扩张，资产非常重，投入很大，财务数据最终并不会太好看。在复星收购之后，更多是布局全产业链，将医院作为一个平台，嫁接其供应链或者其他的产品。这样就可以降低对医院本身盈利的压力。
因此，如果单纯要做妇产科连锁扩张的模式，会很容易遇到投资回报和扩张速度的冲突，资金压力很大，投入回报会很长。而且当大型城市出现饱和，往二线城市发展能带来的冲力不会像一线城市那么足。
总结下来，民营妇产科板块未来的资金压力还是很大的，可能最终会不得不转型做综合或者诊所，但两条途径都意味着长时间的投入，以及重新建立服务模式和流程，并非所有的当前竞争者都能够走通这样一条路。
高端医疗更需“政策提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多数的高端医疗产业面临的是仅有环境高端、服务高端、收费高端、器械高端，而核心的顶级专家资源却严重缺乏的尴尬境遇。2015年11月23日，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将推动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人才以多种形式充分流动。完善医疗、养老服务护理人员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通过完善永久居留权、探索放宽国籍管理、创造宽松便利条件等措施加大对国际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度。《意见》通过给人才松绑，促进高端医疗进一步发展。
民营高端医疗的人才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医疗服务可以称得上高端？是顶级的环境、卓越的服务还是领先的医疗技术？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他们的选择应该是最后一项。
在中国，目前的高端医疗产业呈现的是“二八分”的状态，20%停留在公立三甲医院的特需服务，80%归属于外资、中资的民营医疗。在中国，这两者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用“一半冰山，一半火焰”来形容。
“高端医疗”是目前全国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盈利渠道之一，而在民营医院，如今的境遇尽管比前几年已有起色，但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在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优质的医生资源民营医疗机构难以撬动。而此次《意见》出台对于高端医疗消费来说，最大的利好正在于给医生人才“松绑”。
在外资高端医疗领域，海外医生资源一直是核心吸引力。此前，国内外资高端医院的代表北京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阶段和睦家的病人50%为外籍人士，在过去，这个数字接近百分之百。而和睦家目前的医生资源构成也主要来自于外籍医生以及国内“多点执医”的三甲医院专家。但多数中资的民营医院仍然难做到如此级别的专家资源配备。
海外人才的引进可以给民营高端医疗机构在三甲医院专家资源之外多一种选择，事实上，包括梅奥诊所在内的顶级国际医疗机构也正布局国内高端医疗市场，海外人才的需求在未来会进一步加深。
国内专家资源如何流动
事实上，医生资源从公立向民营的流动现阶段依旧需要依赖包括多点执医在内的各种流动方式，可以看到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包括挂号网、春雨医生、丁香园在内的移动医疗集团也已纷纷尝试从挂号业务转身线下诊所，希望通过“高端医疗”服务实现变现，而第一步就是将此前通过挂号积累的专家资源引入到民营医疗机构中。
“资本要想实现医生资源的变现，仅靠挂号服务不可能完成，最直接的方式还是将三甲医院的专家资源引入到民营医院中，通过高端医疗服务来实现。”移动医疗业内人士好牙医创始人孙广峰表示，“比如在民营医院中搭建专家资源的‘绿色通道’，或者是利用专家的空闲时间在民营医院坐诊。”
松绑之外，还需要定向的人才培养。
对于高端医疗来说，一部分需求来自于疾病的治疗，另一部分来源于康复、养老等保健需求。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60岁以上老人已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3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需要的养老护理人员数量大约在1000万人。但根据现有公开数据，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持证上岗的人数不足两万，缺口已达千万级别。
在国内，专业养老护理人员的缺乏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正规的医护院校毕业生并不愿意进入养老院、康复院这样的“边缘化”医疗机构。在养老产业已趋近于成熟的英国，这样的护理专业人员也并非来自于正规的医护院校，而是来自于专业的护理培训机构。
此次《意见》提出，将完善医疗、养老服务护理人员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这将有望给包括养老机构在内的高端医疗提供更多的专业护理人员，提升服务水平。
投资者还有哪些期待
“发展高端医疗，国家要进行高标准的监管，机构的医疗标准和水平要符合正规的要求。”弘晖资本创始人王晖表示。据王晖透露，在目前，尽管不少民营医院都有转型高端的意愿，但在包括手术室的洁净度、院内感染的防御、医疗污染物的处理上依旧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行业口碑难以树立。“在行业质量被规范化之后，包括医保报销、税收在内的政策上对公立医院、民营医院要一视同仁，不能有倾斜，才能呵护这个市场的成长。”王晖表示。
事实上，在此次的《意见》中，有关医疗服务税收的政策利好也被提及：适时推进“营改增”改革，研究将尚未试点的生活行业纳入改革范围。科学设计生活业“营改增”改革方案，合理设置生活业增值税税率。而在同日的《国务院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中亦提出，将适时推进医疗、养老等行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
中国特色的畸形“高端医疗”
中国医疗界的高端服务受到大环境的影响，体现出几个方面的特性：一是名医资源紧俏，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都希望网罗这种稀缺资源，以名医为高端服务的尝试并不少见；二是以技术为高端的切入口，而从一定程度上忽略服务；三是仅以定价来划分高端和其他人群，忽略客户真正的需求缺口，导致整体高端市场的发展局限。
仅以名医本身作为标签，而忽略高端的真正含义――服务
由于中国缺乏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导致患者长期向大医院集中，加上中国的全科医生行业发展缓慢，一直没能成为主流，因而专科一直是患者接受的模式。这些因素导致专科名医成为稀缺资源，很多情况下病人选择名医的理由是出于对普通医生诊断的不信任，而并非疑难杂症和大病。
在这种大环境下，加上医生多点执业的松动，迁移名医资源正好迎合了患者想看名医但在公立体系内得不到这种服务的缺口，由此出现了名医工作室，名医打包入住模式的诊所等新尝试。为了配合名医的价值，以及给名医迁移出公立体系动力，这种名医迁移往往是高价的，诊金远远超过公立医院VIP甚至国际部的价格，由此也被打上了高端的标签。
这可以说是医疗服务上具备中国特色的一种“高端”，这种高端主打的并不是服务的模式，比如更好的客户体验，更优质的医患沟通，更好的病前病后服务等。事实上，迁移名医资源的高端仅仅以名医本身作为标签，而忽略高端的真正含义――服务。很多患者其实并不真正需要这种高端服务，他们可能只是需要一个长期管理其健康并且值得信任、服务良好、就医环境更佳的平台，而真正需要名医对大病和疑难杂症的大部分却无法负担这种高端服务。因此，迁移名医资源其实并非真正的高端，只是现下医疗资源和需求不匹配下的特殊产物。
以技术为切入口的高端，
需求不会太高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高端体检。包括公立医院VIP、国际部、私立体检中心高端套餐在内的产品越来越注重背后的仪器和技术。
观察一下各类高端体检套餐会发现，中国市场正在朝筛查越多、使用的机器越精密为高端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缺乏家庭医生这道基础医疗守门人所引起的。正因为用户自身并不确定其健康风险，市场就通过包装各种精密技术和筛查来吸引用户购买高端套餐，打造更全方位检查的概念。而事实上，如果有熟悉用户健康情况的家庭医生，他们会发现很多筛查没有必要甚至对身体有害（如没有必要的CT筛查等）。
通过技术打造高端也是缺乏基础医疗大环境下的畸形产物，长期来看市场的需求不会太高，而且可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开支。
以定价来划分高端和其他人群，忽略客户真正的需求缺口
导致整体高端市场的发展局限。比较典型的是高端医疗保险。这种产品进入中国的时候针对的是外籍外派工作人员在中国的医疗需求，但这个群体人数有限，加上中国企业日益本土化，外派工作人员的数量很难再出现爆发式增长。因此高端产品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
高端医疗保险的价格阻挡了其快速发展的可能性。这和整个医疗大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没有办法对医院医生的行为进行监督，只能通过调高保费的形式保护自己的风险。另一个形成高端保险市场的原因则是语言，因为外籍人士需要英文服务，就医的网络就相对局限，而大部分本土用户并没有这个问题，将过去的高端迁移到本土用户是很难奏效的。
核心的问题：有多少所谓的高端医疗资源真正是大部分用户需要的？
用户的需求缺口在哪里？事实上，用户对现行医疗体系的不满更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看病效率和服务差，二是保障不足。将这两点定义为用户需要现在的高端医疗服务并不准确，事实上很多高端医疗产品的覆盖面和医院网络并不是直接针对用户的这两项诉求的。因此高端业务才会出现很大的发展瓶颈。
从上面三种医疗界的高端产品和服务来看，这类高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医疗资源不平衡，缺乏基础医疗守门人角色引起的，并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将高端和价格直接相连的办法也无法推动业务快速增长，真正的高端更应该是一种服务质量的差异性和用户体验的提升，仅凭迁移名医资源、技术、以及高价，很难持久也很难做出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
高端医院在中国的起家有几方面推手，外籍人士增加带来的需求，本土有钱人对孕产服务的需求，以及为本土公司高管和有钱人提供差异化的服务。经过了一轮融资、膨胀，高端医院后续发展的潜力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同时服务能力上的限制、价格不透明，人口结构变化，都可能是未来这种高端发展模式的重重危机。
妇产科是高端医疗服务起家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以和睦家为例，妇产科收入近几年一直占其总体收入的14%左右，是最主要的科室，收入比例仅次于手术（20%左右）。靠这块业务拉动未来的风险其实很大。一个是人口结构变化，二胎政策并没有带来生育率的快速增长，未来育龄女子人数减少，生育率降低无法避免。另一个则是高端医疗保险生育保障的调整。
生育保障是不少个人用户购买高端医疗险的主要原因，这部分用户仅冲着生育费用报销而去，并非保险的长期用户，且这几年高端医院生育费用水涨船高，费用不透明，已经有一些保险公司开始削减或取消生育保障，控制风险。未来这会是一种趋势，对以妇产科为主要收入的高端医院板块影响会很大。
高端医院的差异性在于服务质量，而非医学能力
这一点随着扩张也逐渐展现出来了，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人才。服务的对象有一大部分是外籍人士，因此对医生语言和服务能力上的要求比较很高，制约了一些本土有经验的医生加入。尽管高端医院通过连锁和地区扩张开去了，但医学人才一直是一个瓶颈，这决定了高端更适合做服务，复杂的病症需要转院处理，不适合发展成综合性医院。
当然，这也是用户需求决定的。外籍人士如果真正遇到大病，一般会选择回国治疗，而本土有钱人遇到大手术等情况，仍然会倾向于选择公立医院的名医。
因此综合这些原因，高端医院的定位更多是门诊和健康服务，同时包含一些简单风险低的手术，复杂项目需要和公立医院合作转院。这从和睦家的收入结构上可以看出来，和睦家57%的收入来自于门诊，43%来自于住院。这种趋势会持续，未来高端医院更可能往诊所方向发展，而不是综合性医院，虽然住院毛利更高，但医学能力和用户需求决定了这部分业务不可能是高端医院的主营业务。这对整体的利润率和规模都会有影响。
和睦家和美中宜和都开始进入诊所。和睦家近年来加快地域扩张，展开家庭健康服务，近年来其收入增长有所放缓，从2012年的33%下降到2013年的18%，2013年还出现了亏损达600万美元。未来妇产科和住院的发展瓶颈会是财务上主要的风险。
在转型做诊所这条道路上，高端医疗也面临不少危机
价格和商业保险为主的支付方式决定了高端是一个狭窄的市场，且集中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快速增长的潜力不大，除了外籍人士，本土自费的高端人士还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也是一个风险。
高端诊所的优势在于预防医疗、健康管理上，但矛盾的是这些以服务为核心的项目并不能直接带来收入。以和睦家为例，在预防医疗、健康教育、病患互动之间都做了很多投入，这有助于建立品牌形象，提升服务能力，这些措施作为高端保险的一部分服务被纳入保障，但无法成为独立的收费项目，而高端保险本身在整个中国的市场份额很小，要想从此突破很困难。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1篇2
所谓医院经济管理，即医院为了满足患者的医疗保健需要，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运用经济手段开展的经济分析与经济核算工作，同时借助人力、物力、财力来对医院的经济活动予以计划、组织、监督，进而确保医院医疗服务水平，提高经济效果，避免劳动消耗的浪费，最终完成医疗、教学，以及科研等各项医院经济管理任务。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患者对于医疗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各大医院需要在各项业务中积极贯彻经济管理理念，凭借合理的收费、良好的医疗服务、高端的医疗技术，以及完善的医疗设施来吸引更多的患者，进而实现医患双方利益的共赢。
二、新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面临的问题
如今，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许多医院在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同时，其经济管理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各种问题亟待解决。由于受到多种障碍的影响，医院收入不仅没有增加，甚至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因此，加强对新形势医院经济管理问题的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有重要意义。
(一)药品收入下降
卫生体制改革之前，药品是医院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较贵的药品价格为医院带来了有效的盈利。新形势下，医院的药品出售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规范的医疗体制改革限制了医院从药品中谋取利益的途径，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导致多数病人享受医保服务，医疗服务的付费途径单一，盈利渠道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院的整体收益。
(二)医疗行业竞争激烈
近年来，人们对医疗服务水平有了更高的要求，患者更加注重医院的服务质量、医疗水平，以及收费标准等。因此，医疗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医院与医院之间的关系越发微妙，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甚至出现了亏损。同时，医疗结构的类型不断增加，尤其是私立医院，其完善的软硬件设备对患者的吸引力非常大。一些条件较好的患者通常都会选择设备先进、服务水平高的医院就诊。
(三)资金风险意识不足
资金风险意识不足是当前众多医院存在的共同问题，各地医院出现资金风险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近年来，医疗体制改革之后，规范化与市场化特征明显，资金风险意识不足的问题集中表现出来，严重影响了医院的经济管理水平。当前，在医院追求高收益时，缺乏对成本方面严谨的考虑，收益高与成本高的问题出现之后，势必会导致医院亏损严重。
三、新形势下提高医院经济管理水平的策略
(一)加强管理投入成本
当前，多数医院都是作为经济独立体进入的市场，但是要想在市场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要高效管理医院资源，以实现最小成本的最大收益。首先，医院要贯彻成本理念，设立专门的机构，建立健全成本控制制度，强化各科室的成本意识，全面预算与监督医疗设备改进与其他基础建设工作，严格控制成本支出。其次，医院要建立健全成本管理责任制，将成本理念深入到每一个员工的内心，强化所有人使用医院责任时的成本节约理念，进而降低医院成本;第三，要提高成本效益，在现有医院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管理与科学的政策，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二)建立全过程管理模式
医院在进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工作问题就是过于重视结果，盲目完成数字分析，严重忽视过程研究。只注重结果的经济管理方式，虽然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但是往往都是问题发生之后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效果一般。因此，医院必须要建立起全过程的经济管理模式，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在医院运行过程中加强成本管理，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进而保证成本的有效控制，最终最大程度地增加经济效益。
(三)提高医疗管理与服务水平
对于医院来说，医疗技术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的提高永远是医院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建立健全医疗体系是医院管理的重中之重。医院要想提高医疗管理与服务水平，医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需要树立起强烈的服务观念与责任意识，严格制定相关诊治标准、用药水平，以及检查与收费标准，坚持以病人为本”的管理原则，为广大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提高医院经济管理水平。
(四)扩大医疗服务范围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篇3
可是，最近频频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医患纠纷，有很大比例都是由于在专科医院就诊产生的：乱收费、胡乱增加检查项目、乱用药等，极大降低了这些专科医院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本来作为为人们治病的神圣地方受到玷污，不禁让患者寒心。
前几天，笔者和在专科医院工作的一位朋友聊天，他说到最近其医院给相关科室主任下了一个任务：鉴于专科医院的医生缺乏，2月份之前必招到医生。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有一定水平，会看病；二是不仅会看病，还要会挣钱。医生会看病无可厚非，本职工作。可是，让一个白衣天使去想办法挣本来就忍受疾病痛苦的病人的钱，似乎这样做就显得有点让人惊诧了。
其实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专科医院的出现过程就不难发现，从诞生那天起其身上就被打上了深深的盈利烙印，那么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所谓的盈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专科医院的起因
专科医院最早是由福建出来的进行药品的个人，抓住国家鼓励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减轻患者用药负担、增加我国医疗机构数量服务民众的号召这样一个机会，先从承包综合医院的某个科室做起，通过优化服务质量，一定程度上的进行药品的价格减免获得民众和政府的认可而逐渐兴起的。
到后来，随着其操作经验的加深和对市场的把握，进行有针对性的单独定位，成立以专门治疗男性疾病、女性疾病为目标的专门医院，在这些医院中的主要治疗各种男女疾病、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和不孕不育病症。并通过规范化的运作，良好的定位和服务，既满足了民众的私密要求，也符合了社会需求，从众成功淘金成功，获得了比一般市县级三甲以下综合医院更多的盈利。
可以说，专科医院的兴起是抓住了政策指向和民众需求的大环境，是对我国传统国营医疗机构体系的一次有力挑战，拉下了高高在上的治疗费用和“门难进、话难说、脸难看”的医院服务形象，对我国医疗机构的发展还是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二、专科医院的现状
但是，伴随着前期开办的专科医院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都投身到专科医院的建设当中来。而目前的现状是：
1、医院名称接近竞争激烈
目前的专科医院，你叫“东方女子医院”，我叫“现代妇科医院”，你叫“华夏男科医院”，我叫“华山男科医院”等等，单从这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名称上面，就知道竞争的激烈性。
2、医院数量无限增多，距离很近
而在专科医院的数量上面，以前一座大中型城市往往只有一家或者两家医院，其主要是应对对传统综合性医院的竞争，通过差异化营销还可以收到不错的效果。而现在一个省会一级的城市里面就会有10家左右这类的专科医院（还可能更多），就不仅要面对综合医院的竞争，还要面对同行的竞争，竞争压力加大。
3、开设科室几乎完全相同
因为专科医院的定位目标较为明显，就是针对男女疾病、不孕不育、生殖泌尿等类疾病的方向，因而成立的专科医院科室设立上同时都瞄准这些，从而希望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
4、服务模式几乎相当
而作为专科医院兴起之处用以对抗综合性医院的法宝—人性化的服务，也是目前社会上众多医院争相采取的手段。专业的导医人员、一体化的服务模式等等，这些在大医院也开始渐渐采用的服务模式，效用已经越来越低。
5、宣传手段惊人相似
对于专科医院的宣传，笔者曾家在一次等公交车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来了三辆不同方向的公交车，其车体做的广告是三家不同的专科医院，并且全部是以女性疾病治疗的医院。当笔者坐上其中一路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公交站牌广告上面还有另外一家女子医院的巨幅广告”这样的情况笔者看过之后只是觉得有些意思，至于它们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特色、地址在哪里却完全没有半点印象。这样的宣传，不能不说是一种浪费。
三、深层次思考
同质化越严重，竞争越激烈，企业的收益必定就会降低。专科医院面临的这种状况，带来必然结果也是收益也越来越薄。
毕竟这类专科医院不是传统的公立医院可以享受政府扶持，其所依靠的就是自身的经济利益来养活专科医药上上下下的人员和宣传投入等。宣传效果或范围不大，就不能吸引尽可能多的患者来医院就诊；没有足够多的患者来医院就诊，就无法保证医院庞大的各种开销，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恶性循环，唯一可行的就是尽量可能多的在一个患者身上取得较高的门诊盈利率。
这里重新回到笔者朋友的那席话上面—“会挣钱的大夫”。什么样的大夫才是专科医院幕后老板所谓的会挣钱的大夫呢？
难道就仅仅是患者本来是小病，通过“恐吓性善道”让病人赶快治疗，并故意拖延治疗时间以争取用药吗？
难道就是患者就医时说的检测项目少一点，而实际过程中用的多一点，而这多出的几项检查还是与相关疾病毫无相关的，最后增加收费吗？
……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医药卫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基础设施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6月15日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是指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长期伙伴合作关系，在合作框架内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分担风险，收益共享。虽然目前PPP尚未在官方文件中出现，但是随着我国公共事业对私营资本的开放，PPP模式在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应用，但是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因此本文拟对近年来在医药卫生领域出现的PPP项目进行总结归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医院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分析
为了应对医疗市场激烈竞争，医院需要不断升级改造基础设施，改善就诊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大，公立医院依靠自身积累或财政拨款难以筹集足够资金。私营资本具有充裕的资金以及对建设项目丰富的管理经验，无疑是公立医院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理想的合作伙伴。常见的合作方式有设计-建设（DB）模式和建设-转让（BT）模式。
DB模式又称代建制，一般由公立医院或政府委托项目建设法人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由医院或政府负责监督、验收、使用和维护。长期以来，公立医院一般是自己组织基建小组负责项目管理，设计和施工委托给不同的单位。由于医院基建小组成员并非工程管理专业人员，管理水平和效率不高，同时还牵制了医院管理层的人力和时间，另外设计与施工单位之间缺乏协调沟通，易造成不必要的设计变更，工期延长。在DB模式中，建筑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完全承包给一个项目管理公司，医院或政府只与项目管理公司接触，避免了自己组织基建小组负责项目管理的种种弊端。私营部门一般不直接参与项目融资，以公共部门购买服务的形式实现合作，但是项目建设过程中设计变更、成本超支等风险则被转移至私营部门，体现了风险共担的原则。项目管理公司凭借工程管理的专业技能和经验，缩短工期，减少投资，提高建筑质量，也实现了利益共享之原则。上海市自2001年以来，在全市公立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中全面推行DB模式，在“十五”期间，上海市卫生系统共批准实施25个项目，涉及投资近78亿元，多个项目获得市“白玉兰”奖或国家优质奖。
BT模式一般由公立医院和私营部门共同出资建设基础设施，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以一定比例从医院的收入中提成或收取建筑物租金，合同到期后公立医院可以无偿收回或低价收购建筑物。以BT模式进行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使公立医院在政府投入不足和自筹资金难以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改善就诊环境，提升医院竞争力。但公立医院应进行充分的前期论证，对融资规模、项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有清醒认识，确保合作的可靠性和合法性，防止被合作方利益捆绑，从事有损医院公益性质的经营活动。
二、医疗设备购置的PPP项目分析
先进的医疗设备可以提高医院的诊疗水平、诊治效率，同时还带来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而，大型医疗设备的昂贵价格，使得公立医院纷纷采用融资租赁的方式进行购置，以降低融资压力。一般做法是，融资租赁公司购进医院选定的医疗设备，医院支付少量首付款或保证金，取得设备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然后分期支付一定金额的租金，租期结束时可无偿或以低价获得设备所有权，在具体操作中又可分为直接租赁、售后租回和杠杆租赁。融资租赁期限内设备折旧风险一般由租赁公司承担，另外通过分期支付租金方式，公立医院和租赁公司实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融资租赁的优点是：手续灵活简便；无不动产抵押或担保要求；提高医院资金使用效率；加速设备更新；大型医院的淘汰设备可以此方式转租给其他小型医院，优化资源配置。其缺点是：租金高于银行贷款利息。另外，融资租赁容易与项目合作混淆，因此公立医院融资租赁设备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做好科学论证，购置适合自身和当地医疗需求的仪器设备，谨慎选择出租方，认真审核、签订和履行租赁合同，维护各方利益。
三、药品和器械研发的PPP项目分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欧美的大型医药公司纷纷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PPP项目。其合作模式一般是，政府或非营利性组织组建一个公益性医疗项目，制药企业申请合作，公共部门负责组织病源，私营部门负责提供具有专利权的药品、设备、试剂等。通过合作，公共部门可以以较少的投入实现项目的公益目的；私营部门则可获得用于进一步研发的临床试验数据、新产品推广效应和正面的舆论效应。
随着我国医疗市场的改革开放，这方面的PPP项目也逐渐增多，比如2011年3月启动的“化疗无应答的中国结直肠癌患者研究计划”，该项目是一个典型的PPP项目，其研究结果将有助于减少化疗费用和时间，降低化疗风险和不良反应。其中，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六院负责提供临床资料及组织，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提供高通量实验室检测，美国生命科学信息分析数据库提供生物信息学分析，先声药业有限公司负责提供科研经费。不可否认，医药公司参与公共部门组织的医疗项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司盈利，但是这种合作有效整合了双方的资源，实现资源共享，达到双赢的目的。
四、其他PPP项目分析
在公立医院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其他一些PPP模式探索，比如“科室承包”，医疗设备“项目合作”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项目违背了国家政策和PPP模式的初衷，最终以失败告终。
“科室承包”类似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转让-经营-转让（TOT）模式，一般是公立医院将某个科室承包给私营部门，后者投资更新医疗设备或基础设施，负责经营科室，经济独立核算，按比例支付费用给医院，合同到期后，医院可收回科室和设备。被承包的科室名义上仍然属于原来的公立医院，享受国家对非营利性医院的免税优惠，对于国家或患者而言，带有一定的欺诈性质。医疗设备“项目合作”一般是医疗器械公司提供医疗设备，医院负责组织病源，设备的创收独立核算并按一定比例分配利润，合作期满医院可以无偿或以低价获得设备，这种方式实质上通过将医疗设备折算成一定的股权比例来分配对设备的占有、使用和收益，不同于融资租赁，仍然属于股权合作方式，也有悖于公立医院的非营利性质。私营资本的逐利性，相关法律法规监管的缺失，给患者加重经济负担的同时，也给医疗事故的发生留下隐患，1999年山东省营南县和2005年安徽省宿州市相继发生的眼球医源性感染案就是实证。因此，卫生部多次明文规定公立医院不得设立营利性的“科室”、“项目”和“病区”。从这些案例也可以看出PPP不是解决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内众多问题的“万金油”，它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需要不断改进。
五、小结
新一轮医改主张让公立医院回归其公益性，但同时也提出要“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这为PPP模式在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内的应用提供了政策支持。本文认为，面对当前PPP模式在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内发展形势，政府应当成立专门管理部门，加强对PPP项目的引导，不断完善PPP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推进专业化机构和人才培养，使其为我国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发展医药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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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洋.TL医院医疗设备融资租赁模式探讨[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08.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篇5
据香港《明报》报道，2010年2月10日，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夜，警方商业犯罪调查科(下称“商罪科”)就电讯盈科(下称“电盈”)私有化过程中，有人明显操纵投票的“种票”案，搜查了电盈主席李泽楷在香港的3处寓所，及富通保险等多家公司。行动中搜查了全港十多处地点，多名关键人物，包括电盈副主席袁天凡、前富通保险高层林孝华等，均被邀请至警署协助调查。失算“空手套白狼”
香港电盈私有化，不单在2009年4月被上诉庭3位法官一致否决，裁决更指有人明显操纵投票，事隔快一年，警方商罪科终于就此案展开全方位调查。据悉，整个调查过程中李泽楷并不在场，至今，警方、电盈方面以及事件的相关主角均未对事件发表评论。
消息指出，由于证监会及律政司认为有需要就有关指控深入了解，遂主导调查，警方则作出配合，行动亦非常低调。不过，另有消息透露，此次调查源自律政司的直接要求。早在去年4月上诉庭以有人明显操纵投票否决电盈私有化后，律政司按程序就已经要求警方接手调查事件。
拖延至今，是由于事件涉及香港首富之子，以及电盈为香港最大的电讯营运商。行动征询了多方意见，并在搜查前进行足够证据收集及研究。估计“事件中应该会有人获罪，但这个人应该不会是李泽楷”。
上市公司“私有化”，是指资本市场一类特殊的资产重组操作i与其他上市公司收购行为的最大区别，就是它的目标是令被收购上市公司从交易所摘牌，由公众公司变为私人公司。
业内人士曾算过一笔账，按照李泽楷的如意算盘，电盈私有化若是成功，李泽楷和中国联通将净赚20多亿港元，并无偿取得电盈的所有股份。
据透露，李泽楷这一“空手套白狼”的算盘早在数年前就开始了。2000年，李泽楷通过盈科数码动力成功收购香港电讯，后合并成立电盈。据香港媒体报道称，由于效益不理想，近年来电盈股价一路下滑。2000年至2006年，电盈的市值蒸发近90％，股东4年没有派息，大批电盈员工被解雇或减薪。
2008年2月，李泽楷曾试图将电盈旗下的盈大地产私有化，这一提议立即被股东否决；2008年11月，身为公司主席的李泽楷试图通过盈科拓展联盟中粮包装以每股4.2港元的价格收购其他中小股东总计52.42％股份，遭到部分流通股股东的反对；仅1个月后，李泽楷又联手中国联通将私有化报价从此前的每股4.2港元提高至4.5港元，将总代价从150亿港元提至159.34亿港元，以平复投资者对收购的价格的不满，但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
据媒体报道，“黄”了李泽楷好事的是香立股评人DavidWebb。2009年1月，DavidWebb向香港廉政公署及香港证监会举报，曾收到一份匿名信揭发数百名富通保险(亚洲)有限公司(下称“富通保险”)的经纪，每人收受一手(1000股)电盈股票，作为在股东大会上投私有化赞成票的回报。
在调查中发现，仅在2009年1月21日，至少有30人登记成为电盈股东，每人均只持有一手股份，其中20位股东姓名与富通保险经纪在香港保险业联会的登记姓名相同；2月4日，电盈股东大会上，经纪人的超过75％的小股东赞成通过“私有化”，引发电盈小股东街头大游行。
2009年2月23日，香港证监会征得财政司同意，介入电盈私有化的“种票”调查。同年4月3日，在私有化的法庭聆讯中，香港证监会抬出17箱文件证明盈展副主席袁天凡策划“种票”，并由富通保险行政区域总监林孝华负责执行。富通保险的前身为弘海有限公司，是李泽楷在香港的保险业旗舰。
证监会指出，林孝华在2009年1月将个人持有的50万股的电盈股票以花红形式派发给5名手下，这5人又将股份“拆细”，分派给麾下的保险经纪及亲朋好友，总共涉及500名富通保险的经纪，之后收集他们在私有化法院会议上投票的授权书。证监会认为，大股东因此令支持私有化的人数增加了近500人，达到香港《公司条例》中所规定的私有化投票中的“人头”要求。证监会在1404名投票股东中，发现了逾800张“问题票”。
结果，香港高等法院接受电盈律师“没有实质证据，纯属推断”的反驳，批准私有化决议。但香港证监会随后提出上诉，仅4天后，3位法官一致连环发难，质疑私有化计划的动机及派特别息让大股东获利等，上诉法庭判决书指出，电盈私有化案中有明显操纵投票行为，一致否决电盈私有化建议。
李泽楷谈及私有化交易时曾说，他对整个交易“问心无愧”。未曾料及的是，在电盈与证监会就私有化激辩时并未被牵涉的李泽楷，竟在一年后遭遇警方搜查寓所。此举标志着电盈私有化事件有可能触犯刑律。而在香港这个非常注重隐私的地区，警方进入如此有影响力的人士寓所搜查，很可能意味着警方取得了相对确凿的证据。
李泽楷的律师MartinRogers在调查后发表声明说，不相信李泽楷是任何调查的目标，也不认为盈科拓展或电讯盈科的任何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不当行为；他们将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希望此事能够尽快了结。香港法例并无规定“种票”不合法，警方调查方向，主要是调查是否有人误导证监会。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若此罪名成立，最高仅判罚款100万元及监禁2年。
小超人生就“叛逆”
李氏家族的人似乎都是天生的商业精英。奠基人李嘉诚就不用说了，他精准的商业眼光、高超的经营手段以及知人善用成就了他“香港首富”的霸主地位。在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近期的香港40富豪榜中，李嘉诚身家为213亿美元再次蝉联香港首富。
创业难，守业更难。李嘉诚根据两个儿子天壤之别的性格差异，为他们做了看似“完美”的安排：沉稳的大儿子李泽钜进入长实集团，巩固基业；个性叛逆的李泽楷最初则被安排进了和记黄埔。
由父亲一手培养和造就的“接班人”李泽钜，每一步都按着父亲安排的道路小心前行，最终成就了一代商界才俊。由他运营的和记黄埔除了在传统项目房地产上有颇多建树外，同时控制着欧洲第三代移动电话网和世界最大的港口运营业。2009年10月，李泽钜下注加拿大航空公司，成为加航的最大单一股东。次子李泽楷则比哥哥要更受人关注。2007年，他以90亿元身家打入《福布斯》“大中华地区四十富豪榜”第29位；2009年1月荣获2008世界杰出华人勋章……
现年43岁的李泽楷喜好“雅皮”着装，并且很早就表现出“叛逆”的一面：12岁那年，李泽楷不顾父亲的劝阻，独自一人跟在父亲的私人游艇后冲浪，且大获成功。14岁那年，他跟随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哥哥来到美国。李嘉诚的本意是兄弟两人有个照应，不料到了美国后，李泽楷与哥哥极少往来，甚至连父亲为他在银行里准备的
存款都没有动用，而是靠在麦当劳打工以及当高尔夫球童来挣自己的生活费。
甚至连娶妻生子他也不愿平淡处理。2009年4月与21岁的香港女星梁洛施未婚生子，成为港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香港华宝证券公司的证券报告评估，“李泽楷”三个字的“商誉”价值585，55亿港元，李氏家族也因他的缘故晋升成为首个拥有千亿家财的香港家族。
但生意场上，“他是个非常进取的人”。个性独立越矩，不愿居于父亲荫护之下，“不靠父亲也可以做成大事”是李泽楷性格中最强硬也最情绪化的一面。
当李嘉诚表示放弃发展卫星电视计划时，李泽楷却向父亲借得1.25亿美元，于1990年建立卫星电视公司，并与BBC及MTV展开业务上的广泛合作。3年后，他只身一人与默多克在地中海的一艘游艇上谈判两个小时，以9.5亿美元将电视台易手，盈利逾8亿美元。这是他广为人知的“第一桶金”。
此后，李泽楷趁互联网兴起独立创业。2000年，李泽楷迎来人生另一个高峰。当年3月，李泽楷旗下的盈科数码动力有限公司，以285亿美元从英国大东电报局手中收购固网垄断者香港电讯54％控股权，并合并而为电盈，成就当年亚洲最大并购案，成为当年香港市值第三的蓝筹公司，轰动一时。
当时，李泽楷得到了众多财经人士的协助，其中就包括被指是电盈“种票”事件幕后策划的袁天凡。袁氏曾供职汇丰银行，亦出任过香港联交所总裁，外界则视其为李嘉诚安排在其左右辅助的“太傅”。像父亲一样，李泽楷非常重视人才。袁天凡就曾表示，“如果不是李氏父子，我不会为香港任何一个家族财团做”。
创业成功后，李泽楷的节俭作风一度有所改变。当时，李嘉诚曾经劝说他要保持勤俭的好习惯，李泽楷却回答：“我赚的钱，我享受。”有了长孙的李嘉诚似乎不愿追究儿子的私人生活，他曾公开表态：“莫说他已经40岁，就算他只是14岁，我也管不了他。”
然而，“不听话”的李泽楷终究在他人到中年的时候尝到“苦头”。由他主导的电盈私有化成为了困身的泥沼。在李泽楷创办电盈初期，李嘉诚送他两句话：一是“树大招风，保持低调”；二是“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有钱大家赚，利益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假如拿10％的股份是公正的，只拿9％的股份，就会财源滚滚来”。
电盈私有化之所以引起如此多反感，就是因为李泽楷违背了“有钱大家赚”的原则。从2000年2月，电盈股价冲高到28.5港元，到今天电盈股价徘徊在2港元左右，电盈的小股东损失惨重，而李泽楷却通过行使手上的电盈认股权、卖出套现等获利超过50亿港元。
深陷电盈私有化泥淖
2003年1月，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及香港本地固网服务市场全面开放，打破电盈的独大局面。李泽楷并没能够实现传统电信业与互联网的对接，电盈在庞大债务之下出现连年亏损，公司股价也由此展开漫长跌势。
为了开拓大陆市场，2004年年初，李泽楷极力推动中粮包装(于2009年1月正式并通)控股电盈，将电盈变身“红筹”，实现“曲线救国”，但“内地企业不得入港竞争”的政策红线始终未能突破，2005年1月，网通(于2008年10月和联通合并成立新联通)仅以80亿港元现金入股电盈，成为持股电盈20％的第二大股东。
无法脱身的李泽楷直言：“电盈所有的股东都寄望于与网通联手后，在国内有更大发展。但最后没有任何的结果。”2006年6月，李泽楷出人意料地决绝“退出”，宣布澳洲麦格理银行及美国私募股权基金新桥资本，有意以550亿至600亿港元的价格收购电盈大部分电信及媒体资产。
消息一出，随即遭到第二大股东网通的强烈反对。李泽楷也知道，出售承载了全港所有政府和金融机构信息的基础电信网络资产，将触及多项政策制约。可面对主动“找上门”的麦格理的报价，李泽楷还是动心了。
此时的李嘉诚对儿子的举动感到不安。他提出以个人资金收购李泽楷手中的电盈股份，让李泽楷在脱身的同时，免于结怨太深；更计划用相关权益及收入支持一个新的基金会，用于香港和内地的医疗、教育和扶贫等公益事业，以此缓解李泽楷对自己出手的反感。但倔强的李泽楷以“不说话，不来往，不见面”的“三不政策”，回避父亲的提议。
2006年7月，与李嘉诚父子交好的知名投资银行家梁伯韬出面，提出组财团买下李泽楷手中22，65％电盈股份，总价超过904L港元。李泽楷则即时宣布，将把此次交易所获收入中的13.8亿港元分配给小股东，以表其补偿小股东之初衷。
但买家名单中，李嘉诚基金会的名字击中了李泽楷软肋。一时间“靠老父脱身”的舆论，令李泽楷极度不满，而交易可能导致李氏父子旗下多个电信及媒体牌照共存，也引发争议。2006年终，收购方案终未能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2008年5月，李泽楷再谋打算，将电盈的电信服务、媒体以及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业务重组，成立新公司HKTGroupHoldings，并出售其中45％的股份，以此剥离电信业务。谁料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影响竞投者的出价，最终因“要约的吸引力并不足够”，计划再次搁浅。
事实上，“贯穿李泽楷主线的还是传媒及文化产业，对于传统的电信行业，应该兴趣不大。”在电盈进退维谷时，李泽楷布局媒体产业的脚步却从不停息。
出售卫视之后，他借电盈平台重返广播电视业，经营Now宽频电视。2006年8月，李泽楷又购入《信报》50％的股权。李泽楷得以入主《信报》，并非“价高者得”，乃承诺维持《信报》编采独立，善待《信报》员工。
根据香港《广播条例》，媒体经营者不可以跨媒体经营。为规避监管，李泽楷从一开始便以私人身份，而非通过上市公司电盈操作《信报》卖盘事宜。通过合法的安排，李得以同时拥有广播电视和平面媒体，开香港之先例。
李泽楷曾说，除了不会“视富贵如浮云”，他也不会“视民意如浮云”，“富贵”和“民意”在合情、合法及合理的情况下，两样都想兼得。这或许解释了他对传媒业的热衷。然而，电盈却成了困身的泥沼。2008年，在出售电信业务未果后，李泽楷连同早已无意恋战的网通提出了私有化方案。
从2006年起，坚持将电盈私有化的李泽楷在人们心中就不是当年那个人人崇拜的创业典范了。随着电盈近几年的股价一年不如一年，李泽楷的声望似乎也在节节走低。如果电盈私有化“种票疑云”属实，不仅电盈的企业信誉不保，李嘉诚旗下企业及李嘉诚本人的名誉也会受牵连。
李泽楷财富轨迹
1991年，回港投资4亿美元创立StarTV
1993年，将StarTV转让给传媒大亨默多克，盈利8亿多美元，赚到第桶金，
1994年5月，旗下卫星电视公
司新加坡借壳上市，更名盈科亚洲拓展；
1995年底，从英之杰太平洋购入鱼涌皇冠车行大厦，8个月后即售予置地，净赚1.35亿港元，
1998年，凭借“数码港”计划，从港府免费取得64英亩土地，成为科技包装地产的著名实例，
1999年5月4日，购买市值3亿多港元的空壳上市公司“得信佳”借壳上市，市值达到600亿港元：
2000年，出手竞得香港电讯公司，与盈科动力合并为电讯盈科，成为当年亚洲最大并购案；
2000年2月，电盈股价冲高到28.5港元的峰值，“五股合一”后，实际价格达每股142.5港元：
2007年，鉴于电讯盈科业绩持续下滑，提出私有化方案――通过承担公司债务“不费分毫”换取电盈全部股权。
电盈私有化事件始末
2008年10月14日，电盈在开市前宣布停牌，股价报2.9元；
2008年11月4日，盈拓及中国网通提出以每股4.2元将电盈私有化，
2008kFll月5日，电盈复牌；
2008年12月23日，电讯管理局同意电盈私有化建议：
2008年12月29日，盈拓通过由两大股东提出私有化的建议，
2008年12月30日，电盈停牌，股价报3.45元。两大股东将私有化作价由每股4.2元增至4.5元：
2009年1月31日，独立股评人DavidWebb怀疑电盈有不当股份转让，向香港证监会及廉署举报；
2009年2月4日，电盈召开股东特别大会，获大部份出席股东支持私有化，议案获通过；
2009年2月23日，证监会引用《证券及期货条例》就电盈私有化向法院申请介入有关法律程序，翌日获批准
2009年#4月6日，高等法院批准电盈私有化，证监会即提出上诉及暂缓执行裁决，获上诉庭接纳；
2009年4月22B，上诉庭否决电盈私有化，
2009年4月23日，电盈派发特别股息1.3元；
2010年2月10日，香港警方搜查李泽楷寓所、电盈及富通保险办公室等十几处地点。
上市公司私有化经典案例回溯
上市公司私有化风潮从1997年开始在香港刮起，到现在每年均有3家以上的公司私有化。
一、华润创业控股的红筹五丰行的私有化开创了先河。2000年11月22日，华润创业提出以23.9亿港元私有化五丰行(0318，HK)，收购公众持有的46％股权，华润创业提出两个私有化方案子五丰行股东；(1)以港币4.90元现金，收购每股五丰行；(2)以港币19.44元现金，加上一股华润创业，收购每6股五丰行。
五丰行被私有化时的现金及存款不少于23.83亿港元，华润创业可动用过渡性资金进行收购。完成收购后，五丰行的资金可由华润创业自由调动，华润创业毋须动用分毫即可完成收购。
二、上实医药开创了私有化盈利新模式。2003年5月21日，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上实医药(8018.HK)突然停牌，第二天上实联合(600607)停牌。很快，上实控股(0363.HK)宣布通过全资附属公司上实YKB向上实联合前5大股东购入上实联合非流通股份，合计占上实联合已发行股本的56.63％，总交易金额约为8.17亿港元。
上实医药成为第一家在创业板私有化的内地公司，表面上看用5.18亿私有化上实医药，除去净资产部分，只有2.03亿的溢价。但是上实控股3年前分拆上实医药上市的时候，账面已经实现得益1.07亿港元。在上市的3年期间，上实控股从上实医药处又合并利益2.4亿港元――上实控股私有化上实医药并没有吃亏。上实医药私有化更多是为了在A股市场上市融资。
三、中粮集团旗下的鹏利国际通过私有化保护国有资产流失。2003年4月，中粮集团旗下的鹏利国际(0268.HK)开创了10年借壳后，却不得不通过私有化保护国有资产流失。
中粮集团自筹7亿港元，另向银行借贷3亿港元私有化鹏利国际，当时鹏利国际每股净资产1.56港元，股价0.4港元，13亿股的盘子，每天只有400万股左右的成交量。同年7月21日，鹏利国际股东大会上以99.54％的股东赞成就中粮香港以每股0.74港元私有化鹏利国际获得通过。
四、嘉道理家族私有化太平地毯(0146.HK)开创了股权抵押融资私有化先例。2003年5月22日，太平洋地毯在私有化停牌前的股价为0.88港元，而2002年底每股资产净值3.06港元。嘉道理家族以部分股票作质押，从银行以年利率1.25％的低成本融资1.57亿港元，溢价100％向其他股东收购余下43％的权益，一举控制了净资产高达6.36亿元的企业，其收益率高达81％。
五、私募基金CVCAsiaPacificLtd私有化自然美(0157.HK)私有化，凸显出了国际PE投资上市公司的主要思路：在低估值环境下私有化上市公司，帮助其提升业绩后再重新通过IPO退出，从中获取高回报。
2008年11月25日，自然美宣布，获私募基金CVCAsiaPacificLtd透过旗TGlobalRadianceCompanyLimited(Bidco)提出私有化建议。
Bidco提供两项选择，包括以现金每股1.2元；或以每1股自然美股份换取0.000047股即将透过Bidco持有人自然美的公司普通股，及0.117868股优先股再加现金0.28元。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
医院；盈利能力；服务质量；公众形象
从经济学的视角下来考察医院的盈利能力构建，其与其它组织还存有明显的区别。之所以指出这一点，基于这样几个原因：医院所提供医疗服务的需求弹性较小，表明患者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具有刚性；医院具有自身的服务半径，因此一般而言患者都是就近就医。这样意味着，提升医院的盈利能力不可能从服务价格上找根据；同时，也不能模仿其它组织建立起市场竞争策略。而是需要在服务质量的提升和公共关系的营造上下工夫。
审视我国现阶段的医患关系，仍处于较为敏感的时期。那么如何能形成医院盈利的核心竞争力呢。显而易见，通过提升服务质量（特别是关系管理），以及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将能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获得更多的患者青睐。
1.问题分析的理论框架
在开篇笔者提出了两点提升盈利能力的方式，这里将从营销学层面对其进行理论分析。从而，为下文的路径构建提供方法。
服务质量的提升。医疗服务产品在营销学的视阈下可以被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依次为“核心产品、有形产品、附加产品。其中，核心产品是指特定医疗服务的功能指向，即它具体是治疗什么病的；有形产品一般体现为产品的品牌，在这里可以从医院建筑形式、内部环境等多个方面来界定。最后，附加产品则是指提供医疗服务后的回访以及效果控制等活动。从获取盈利能力的角度来看，服务质量的提升主要通过增强核心产品和附加产品的提供来实现。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核心产品的提供受到医院组织资源、组织目标，以及目标服务半径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实质性增强。这样一来，从附加产品上寻找盈利空间便成为必然选择。实践表明，诸多医院似乎未能对此引起重视。
公众形象的提升。上文提到了有形产品的概念，其中包括品牌元素。众所周知，品牌不仅能建立市场识别的效应，还能激发出顾客的产品忠诚度。关于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医院所提供的医疗服务上。那么如何建立起品牌效应呢，这中间有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提升公众形象。具体到公众形成的提升途径而言，则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包括公益性出诊、遏制过度医疗等活动，都将有助于医院自身公众形象的提升。
尽管从增强医院盈利能力的措施构成上来看不止以上两个方面，但从现实的可操作性而言上述方面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2.医院盈利能力构建的目标定位
这时就面临着一个传统问题，即医院是盈利性组织还是非盈利性组织。在官方的类别界定中包含着以上两种不同的医院组织。然而笔者认为，在医疗系统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以及医药分离的制度安排下，医院首先要获得自身的经济目标，从而才能在动员组织资源的基础上来进一步满足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在以上辨证关系下建立以下两个方面的目标定位：
经济目标定位。这里笔者不赞同弗里德曼的观点，即将赢利性组织的目标定位只归属于经济领域。笔者认为，医院经济目标的实现是承担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而社会目标的实现则是由医院自身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这样一来，在提升服务质量和公众形象方面，应将价值取向置于“更好的满足社会公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上来。这不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医疗事业发展初衷，也能营造出医院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平和心态。
社会目标定位。这里需要引起注意，医院所履行的社会目标与纯粹的公益性目标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从国家对事业单位的归类中就能够看出。因此，医院盈利能力构建的社会目标定位应界定为：满足区域民众对医疗服务资源的需求；贯彻国家对医疗机构各项职责的规定。这样一来，便能在公众形象的塑造上获得患者的好感。不难看出，以上目标定位实则在建立医院盈利能力构建的价值取向，这将保证其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可持续发展。
3.理论框架下的路径构建
营造出争优创先的氛围。具体的措施可以为：经常组织职工进行岗位技能比赛；评比“医德”模范；定期组织职工进行野外拓展训练。通过这种方式，既满足了职工集体归宿感的需要；又使得职工在实施医疗服务中建立起了团队协作能力，也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
建立医院职工的传帮带机制。建立医院职工的传帮带机制，不仅有助于尽快提升青年职工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在与医院老职工、老专家的互动中，实现青年员工岗位意识的加强，以及职业操守的提升。而且，通过“传帮带”长效机制的建立，还将增进了医院不同年龄结构成员的相互了解与交流。最终，遏制诸如过度医疗的不道德行为。
实现与社会公益事业相结合。有关医院经济发展与社会公益事业之间的联动关系，就具体的路径构建而言，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降低所谓“专家门诊”费用；合理开出处方。这里需要明确，对于公众来说：医院所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仍属于奢侈品。从而，降低“专家门诊”费用以及用药成本，实则将增加医院的盈利能力。在目前区域内公立与私立医院竞争的环境下，应充分考虑降低部分非主营业务的费用。
综上所述，由于医院所处的角色定位仍存在着许多争论，这也就为本文的讨论带来了难点。不过，笔者仍然在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共生背景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进行能力构建时还应明确其目标定位，在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辨证关系下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判断。目标定位实则建立了医院盈利能力构建的价值取向，这将保证其在现有体制下获得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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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1篇7
一、20年的医药改革VS20年的资本市场
从1985年逐步推进的医药改革，轰轰烈烈搞了20年，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更有争议的。“医药分家”分了20年没分成，“药房托管”拖到最后厂家和老百姓都没收益，“宿迁模式”在“市场化”化的多年并没有被充分肯定和推广……，失败原因千万条，难以尽述，然而正如一位人大代表一针见血的指出：“当公益遭遇利益，公益终被遗忘”。20年后的，2005年7月28日有媒体报道了，“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国务院的这个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二十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医改路向选择上应以政府主导，公有制为主导，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共品属性。20年的医药改革以失败而告终，老百姓期盼的“新医改”相关政策和试点模式又走过了5年，据央视网报道，“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险事业迅猛发展，政府资金投入大幅增加，五年间，养老和医疗两个保险项目的投入就达到了7700亿，比十五期间增长了两倍。政府每年投入在增加，但老百姓好像并不“买账”，原因也可能很多，但一点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政府对医疗的投入基本上抵消了医疗费用增长，甚至在高端医院投入还赶不上医疗费用的增长。有调查称，住院费在过去5年里上涨了一倍，这比其他国家都高，费用翻番是从人均角度来讲的。费用上涨的原因有多种，但有一种说法是医院为了创收而诱导消费，导致医疗费用上涨。因此，20几年来这“看病难”和“看病贵”的老大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老百姓不买政府的账，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中国医药改革诞生后5年的中国资本市场于1990年12月19日上海举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回溯近20多年的中国股市，有人说，可谓是一部“亡羊史”？，“权宜”政策频繁干预股市，其价值导向也常常相左？“政策市”导致了中国股市成为不折不扣的“猴市”无所谓“熊市”、“牛市”，就像只上蹿下跳的猴子。中国的历史现实却决定了中国的股市一开始就带着太多的政府色彩。”“政策就是行情，政策对于股市的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政府一直倡导价值投资的市场，却不断让大家相信中国股市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政策投机市场”。20年的中国经济一直不断的刷新在世界经济地位的排名，从1990年中国GDP世界排名第十，到2010年中国GDP一跃为世界排名第二的位置！中国GDP增长率更是连续四年排名世界第二，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着经济“晴雨表”之称的中国股市却在20年后的2010年创造了全球第二“熊市”，更是在2011年1月份“熊冠”全球！！“熊冠”全球的中国股市甚至让人怀疑中国的GDP数据是不是有问题？！有着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更是直言，“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
如果说20多年的中国医药改革的失败是源于政府一直没有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那20年的中国股市成为世界“最熊”也可以说是没有全面尊重社会公众投资人的完整权益，并保障其基本利益！中国股市若要从一个投机色彩浓厚的市场逐渐演变成健康有序的投资市场，并让广大的社会公众投资人充分享受经济成长的真实成果，以政府为主导的宏观调控还需要放下悬在空中的“达摩剑”吧！
二、药品调整价格政策VS股票发行价格政策
从1996年起，原国家经贸委开始整顿药品价格秩序，并下发了《药品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从1997年起加大了药品降价的速度和力度。每年的药品价格调整一直伴随着20来年的医疗改革，并扮演着改革的“中坚”力量，成为每年每次医改的头号“大餐”，结果如何呢？正如我在曾经的博文中所说的一样，一些政府官员常患的错误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病贵”就认为是药价高，降！“看病难”也是认为药价高，降！再加上相关媒体不分清风皂白的大势炒作和推波助澜，药品的价格已经降20几次了，《基药》中80%以上都降在10元以下了，企业的利润在逐年下降，本就在研发费用投入不足的中国制药企业更是雪上加霜，结果怎么样？“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相反，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外资企业和公立医院（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三甲级医院）如茅坑里的石头，任凭风催雨打，死硬死硬的动不了！每次的药品降价，受伤的总是中国企业，而超国民待遇的药价均超国产药1311%外资企业却一直稳坐钓鱼台！动脑子想一想，老百姓一般都去哪看病？本地最好的医院，生大病去哪儿看病？去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一线医院，而这些医院的高端一线药品70%以上被外资所垄断，医疗器械、介入耗材等更是80%以上被外资所牢牢掌控！想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三番五次的药品降价能改变什么？所以说，20几年的医药改革伴随着20几次医药降价，老百姓并不买账！老百姓不买账，制药企业不高兴，政府是两头不讨好！另外，大家想想，20几年来，物价涨了多少倍，CPI涨了多少，除了医药外，几乎各行各业的物价都在飞速上涨，唯独药品不涨反降！举个例子，以水蛭为主要原料的单味药“脑血康片”零售价在2006年12月份被国家发改委拦腰斩断达50%，而2007年初水蛭的价格是50-70元（千克价，下同），2008年上涨160-180元，2009年再涨至350-365元，2010年价格突破700元大关，暴涨至730-750元，较2007年上涨700元左右。想想看，在如此物价暴涨的压力下，国家还反复降价，企业何以生存和发展！？所以说，药品一降价就“消失”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老百姓在医院里总是在“品尝”新药和高价吃外资药更是不足为怪了！
中国医药在政府宏观政策的牵引下，每年的价格在走低！而与之相反中国股票的发行价格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尽管中国股市在2010年“熊冠”全球。但新股的发行价格中却在是迭创新高，高发行价伴随着高市盈率，70、80倍的发行市盈率已经很平常，百倍市盈率发行的现象也屡见不鲜，新宙邦的发行市盈率高达111.5倍，金龙机电更是达到126.67倍。现在，很多人在骂，证监会高价发行新股，掠夺散户的财富。那么，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是二级机构？是市场行为？还是国家为了制造“证券池”引流热钱而为之？那又是是谁在二级市场疯抢筹码，然后疯狂拉高？又是谁在高高的山顶站岗放哨？真心希望，骂证监会的不是散户，让新股在现在的价格发不出去才好。中国股市的新股正在逐步成为“全球最贵”。难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直言，“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业内人士表示，新股的高市盈率发行破坏了市场的估值体系。在牛市中或许表现的不那么明显。但在熊市中，新股以远高于二级市场的市盈率发行，折射出目前新股发行制度仍存在缺陷，对二级市场的泡沫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毋庸讳言，新股IPO三高（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持续高热不退已在挑战政府发行审核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不知有关监管部门目前是否已幡然梦醒，更不知何时才能将新股IPO发审权心甘情愿地交给市场。
中国医药价格已经到不可再创新低的边缘，否则受伤的还是老百姓和真正为老百姓服务的中国制药企业，假以时日，已经全面放开的中国医药市场，全面沦陷为外资的控制将成定局！看看，遍地开花的家乐福、沃尔玛等超市在中国的发展，就能看到中国医药的未来了！同样，最近频频破发的中国股票已经告诫相关领导，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受伤的不仅是老百姓，更是对中国经济的极大讽刺，同时也给了国外投行大势做空中国股市并低价捡取筹码提供更多的机会。
三、公立医院改革VS股权分置改革
公立医院的改革是一个世界难题，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英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改革。改革需要试点，2005年以来，全国出现了宿迁模式、潍坊模式、申康模式、海淀模式、无锡模式等五大医改典型模式。而“潍坊模式”与“宿迁模式”堪称为典型中的典型。潍坊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潍坊医改先后推出了建立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完善健康保障体系、建立完善卫生监督体系以及深化公立医院改革等改革内容。”，并自诩“全国医改方案在很多方面正是借鉴了潍坊医改的内容！”。那“潍坊模式”真的如这位卫生局负责人说的那么好吗？真的有很大的创新值得全国推广吗？其实“潍坊模式”说穿了与曾经热炒的南京“药房托管”模式完全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大幅度降低医药采购价，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如果一定要说两种模式的不同，那就是南京的二级以下的医院分由多家医药公司所托管，对厂家而言还有选择和谈判的余地，而潍坊几乎所有医院全部为海王所托管，政府与医药公司联手垄断当地“医院管理”，医院采购价格那就比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南京的“药房托管”模式是缩小了新特药在医院的生存空间的话，那“潍坊模式”几乎是关闭了新特药进入潍坊所有医院的大门！想想看，作为一家公立医院，担当的不仅仅是治病救人的职责，同时还要承担并配合中国新药研究和临床试验的任务，如果一个地区的医院常年都没有新药引进，何谈医院的发展和应对疾病谱的扩大？这样的模式还要在全国推广，可以预见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还有多么漫长的路等待摸索！
20年的中国股市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暴涨暴跌，如猴子一样“上串下跳”，形容其为“猴市”确也恰如其分。中国股市的改革如中国医药一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起“分水岭”作用的改革还要说是“股权分置改革”，其改革的起始时间与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在冥冥之中“撞”在了一起。2005年春天的中国股市满目疮痍，五年的熊市让绝大部分投资者损失了七、八成市值，仅上证指数跌了五成，证券公司被大批托管，相当数量的私募基金灰飞烟灭，庄家们也损失惨重，抓的抓，逃的逃。2005年4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宣布正式启动。2006年9月，历时近一年半的股权分置改革“圆满”收官。以前都说股权分离是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是万恶之源，是导致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罪魁祸首，但股权分置改革5年过去了，中国股市的“脊梁”挺起了吗？没有！2010年，在全球股市伴随着经济复苏都在“积极向上”打好形势下，唯独中国股市与节节攀升的中国经济背道而驰“消极向下”，另辟蹊径的创造了全球第二“熊市”，更是在2011年1月份“熊冠”了全球！
5年后的中国公立医院改革和中国股权分置改革，并没有让广大老百姓或广大投资者获得实惠，没有让老百姓享受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这不得不让人疑惑为何在很多领域的改革都取得了成功，唯独在“医改”和“股改”两方面却步履艰难，收效甚微，甚至以失败而告终？！
四、医保扩容VS股市扩容
2011年，作为十二五规划开局的元年，中国的医药改革将继续深化，甚至会提速！而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扩容将是改革的两大主线。2010年新的医保目录中增加了中药224个、西药226个品种。医保扩容，药价下降，是患者的福音，也是国家坚定不移地大政方针。然而事情能真正惠及百姓，如百姓所料想的那样吗？央视及《中国青年报》曾曝光过，“……2009年售价还是93.5元的药品，2010年价格提高至170元；2009年售价1082元，2010年售价1580元……就在各地纷纷开始新一轮的药品招标采购期间，记者发现，一些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开始悄然涨价。从记者掌握的资料看，有30多个品种的药，价格出现了幅度不一的上涨。”这些事件出现，不排除的的确确存在一些黑心的企业在钻国家的空子，昧着良心赚钱！但更多企业担心的是一旦进入医保就要被动接受国家每年的“降价风暴”，另外，随着CPI增长，企业发展也在承受着原料、人工成本、能源、制造费用等逐年上涨的压力，综合以上多重因素才是一些企业贸然涨价的无奈之举！因此，国家在医保扩容大背景下，如何能以不伤害企业利润的前提下实实在在受惠于民，是各级相关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解决不好，一味的把“惠民”政策的投入转嫁在企业头上，一味的压低企业的盈利空间，最终伤害的还是广大老百姓。
20年来，中国内地股市股票发行量，从1991年的5亿股增加到2009年的2.05万亿股，上市公司家数从1990年的10家增加到2009年的1718家。2010年，中国股市虽然表现不佳，一直在“低调做人”，而在IPO上却是当仁不让，高歌猛进，并摘取“中国IPO全球第一”的桂冠，实在让国人着实“荣耀”一把！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A股市场IPO、增发及配股融资的规模均已创出历史新高，分别为4921.31亿元、3492.68亿元和1438.22亿元，总的融资金额达到9852.21亿元，一举超越2007年7985.82亿元的历史纪录，逼近万亿大关。2010年，首发家数不但再次超过了200家，并且创纪录地达到了349家。当然，除了主板及中小企业板IPO加速外，创业板117家公司的发行也是2010年首发家数大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毋容置疑，2010年是A股新股发行最多的一年，资金超募现象也非常突出。数据显示，截至12月14日，沪深两市共有329家公司发行上市，预计募资约2745.82亿，实际募集资金高达4732.37亿，两者相差高达1986.55亿。超募公司有316家，占IPO公司数量的96%，有53只公司的超募资在10亿元以上。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农村；养老；PPP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作为一个老龄化正在加剧的国家，关注老人这一社会群体愈发重要，而养老问题也变得更加贴切人民生活，探究如何养老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要趋势。从传统的养老到现在的养老模式，对养老模式的研究，对于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与持久发展也就变得尤为必要。我国农村养老的财政资金出现巨大的缺口，对于我国农村养老入不敷出，背负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对于政府而言，急需寻找到一种缓解财政资金压力的途径。PPP模式的筹资方式和管理方式，迎合了政府的需求，同时也符合当展的要求。
PPP模式是指以某一特定项目为对象，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相互合作、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从而实现双赢或多赢的一种现代融资模式。在共赢的理念下，PPP通过政府部门的社会责任、远景规划、协调能力与私人部门的民间资金、技术创新和管理效率相结合，从而使双方的合作产生“1+1>2”的效果。农村养老保障具有纯公共产品的属性，农村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更是一种区域性质的公共产品，其属性是在政府现有财力约束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从长远看，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应由国家和集体为主体来提供，并坚持政府主导原则。但是政府主导原则不等于无条件地优于市场原则，因此要求在坚持政府主导及引导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引入企业和个人的资金，不但有助于解决资金的短缺问题，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搭便车”现象。除此之外，PPP模式农村养老，政府、企业与个人共同出资缴费，发挥了财政调节稳定经济的职能和福利职能，使得社会更加公平、稳定和和谐。
过研究该项目，进而充实PPP模式的实践运用与完善农村养老的管理模式。不但解决我国农村养老资金的缺口问题，而且会注入更多的民资基本，从而提高农村养老水平。养老保障作为准公共商品，以政府全权代办不仅加重了财政压力，也降低了市场效率。而完全交由具有逐利性的市场则难以体现其保障社会公平的作用。因此通过将PPP模式引入农村养老，为政府减轻财政负担，为企业提供新的投资方向，为农村老人提供养老保障，有助于实现社会稳定、公平和发展。
二、我国农村养老现状分析及存在问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加剧。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农村地区尤为严重。从横向看，尽管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算严重，但从纵向看，我们面临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并呈高龄化发展的趋势。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了高抚养比。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农村老龄人口抚养比的不断提高。农村“空巢老人”数量增多，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
我国农村养老制度不健全，养老现状堪忧。十报告在加强社会建设中紧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从多个问题、多种角度进行了深刻阐述，把“老有所养”列为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五个有”的主要内容之一，但在现实的农村养老问题尚存在诸多有待改善的问题。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缺乏。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使用，养老基金投资运营方式和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选择等方面，在这方面财力投入有限。据调查资料显示，占总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仅占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12%左右，而占总人口30%左右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支出却占全国社会保障支出的88%左右。农村养老服务设备缺乏，娱乐生活单调。老年人的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空巢老人，患病率高达75%。农村一些子女养老观念差，法律意识淡薄，敬老爱老氛围不浓厚。当今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养老观念淡薄，把老年人不当“财富”，而当“包袱”，老年人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也不懂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更加不利于提高我国农村的养老水平。
我国现行的传统养老院模式难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水平。就我国目前的养老院而言，私人养老院费用昂贵，公立养老院严重不足，家庭养老问题诸多。住不起、住不进、住哪里，正成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心病。首先，民营养老院环境好，但价位高――住不起。以北京地区的爱慕家养老院为例，据里面的工作人员透露，一个样板标准间（内置两张席梦思床、一个柜台，一台固定电话、一个紧急感应器、壁挂电视、空调、卫生间、阳台等），一个月要5000多元，还不包括吃。其次，公办养老院床位紧张――住不进。北京市现有的养老服务床位不到4万张，只占60岁以上老人数的1.8%，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达到5%至7%。我国现在在农村建立的公办养老院数量及其有限，根本无法满足农村的养老需求。
三、PPP模式农村养老具体应用
采用系统分析的定性分析法，主要目的是对PPP模式农村养老这一系统作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评估这一运营制度下的农村养老带来的社会效益，这是支撑PPP模式运营下去的核心依据所在。引进GCC要素系统原则，将PPP模式农村养老视为一个系统，则该系统了包含三个基本要素：政府、企业和农村居民。对PPP模式农村养老做出合理的绩效评价，我们需要分别针对其三个基本要素做出各自的绩效评价，最后汇总得出综合绩效评价，即PPP模式农村养老带来的社会效益。
政府PPP农村养老职能。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养老的问题，加大财政的投资和补助，确保农村养老的资金安全性。规范农村养老保险金的使用和管理，建立科学、健全的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养老金的信息化管理水平。采取对养老金使用管理的各个环节的不定期检查，确保农村养老金的合理使用。
政府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有能力提供农村养老服务的私人企业，并对企业实行合同制管理，有利于提高准公共商品的供给质量；PPP模式下的农村养老，其筹资渠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相比传统的公办养老模式，这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加强宏观监控职能，为最低收入者提供保障。政府对养老保险基金不进行直接干预，而只负责宏观调控以及对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监督协调。此外政府还为社会的低收入者给予财政补贴，提供基本保障。
企业PPP农村养老职能。私人养老金管理公司参与管理运营，私人股份公司向政府注册后，立养老基金管理公司金融机构，承担收缴保费、管理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运营、发放养老金等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从中短期运营角度分析，由于在农村建立养老院能就地雇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运营成本，且PPP模式农村养老院运营实行政府与企业风险共担、盈利归企业所有的管理机制，故企业不会有亏损的风险，以此免除企业的后顾之忧，并有可能实行盈利；从长期运营角度分析，企业倘若在前期能实现盈利，将盈利积少成多，并转作企业资本，有利于从事PPP模式下政府应允的其他营利性市场业务，凭借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而实现更大的盈利。
农村居民PPP农村养老职能。农村养老居民通过现金或非现金等灵活的缴费方式交纳部分养老费用后，“就地养老”，能享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的舒心和温暖；除此之外，PPP模式农村养老院的建立与运营需要雇佣一定数量的服务人员，而这恰好为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率，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四、结论与建议
结合我国农村养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经过PPP模式农村养老定性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筹资环节，PPP模式农村养老从包括政府转移支付、农民个人缴费、私人企业投资以及社会慈善机构捐助等筹资渠道筹集资金；从资金形式上看，不仅有现金缴费方式，农民也可以用农产品换养老、土地换养老等，以非现金方式灵活缴费。管理环节，在PPP模式的运营方式下，政府将农村养老服务“外包”给私人企业，并按企业的服务质量给予相应报酬。由此相当于政府利用经济手段督促私人企业保质保量地为农村居民提供养老服务，不断提高管理的科学性与效益性。监管环节，PPP模式下的养老新设养老资金统一账户，全面负责养老金的收支。
于政府而言，PPP模式农村养老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也能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用于农村养老服务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与个人而言，有利于在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水平，同时在农村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最终缩小城乡差距；于企业而言企业投资于农村养老，亏损时由政府予以财政补贴，盈利时此些盈利所有权归于企业，从长期来看企业实现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还能从事政府的捆绑业务，实现更多的盈利；于社会而言，有助于解决农村要的资金短缺，并且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实现经济健康发展与繁荣。基于以上分析和结论，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强调政府的责任与增加经费投入，政府不仅增加财政投入，用于养老机构的规划与立项、土地征用、基建等方面，还给予税收等政策优惠予以扶持。同时设立专项进行补贴，鼓励更多的社工、护理等专业人士服务老人。相关部门建立统一的规范约束，加大对养老机构的监管力度，实行分级化服务，以促进良性发展。
第二，私人养老金管理公司参与管理运营，多家公司进行竞争经营。按法律规定，私人股份公司向政府注册后，即可成立养老基金管理公司金融机构。该公司职能是按照法律规定，承担收缴保费、管理个人账户、基金投资运营、发放养老金等管理工作。鼓励民间组织加入机构养老行业。政府在资金和物质上加大农村养老的支持力度，在政策上给予优惠，可以吸引更多的民间组织加入到机构养老的行列中，不断壮大养老机构的规模和数量，以满足社会养老的需求。
第三，实行个人缴纳费用，建立个人资本积累制度。个人可以将养老保险存入个人资本积累账户，逐月积累。个人账户的资金通过营运投资，不断增值。且这个个人账户的成员资格不会因调动工作、失业或退休而终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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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篇9
获得了2006年度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医疗卫生奖的是密西西比州的北密西西比医疗中心((NorthMisSis-sippiMedicalCenter(NMMC))),这是美国最大的一家乡村医院和密西西比州最大的社区医院,有30个临床和专业门诊,员工3875人,年收入4亿6千万美元。北密西西比医疗中心依赖于“五个关键成功因素”化解到行动中:员工、服务、质量、财务和增长。通过创造一个吸引和培养医院最好员工的环境,从而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以优异的服务获得满意的客户和卓越的质量;利用高质量和高效率产生良性的财务结果,再形成更多、更好的服务。
评奖的依据是“波多里奇优秀业绩评定准则”(BaldrigeCriteriaforPerformanceExcellence)。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质量工作评定标准,它为机构业绩管理提供了一种可验证的先进管理模式以及系统的评估、观察方法,对照它,一个机构可以衡量自己是属于国内还是国际水平的优秀业绩模式,它不仅是评定美国国家质量奖的主要依据,也是评定美国总统质量奖、州颁奖项以及军队机构业绩改进的主要准则。
要通过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医疗卫生奖的评比,有一个严格的评选系统。整个标准由7个方面组成一个框架,医疗组织都能使用它来改进自己的表现。领导力――审核高层领导怎样指导组织,组织怎样履行它对公众的责任并努力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战略计划――审核组织怎样制定战略计划,怎样决定计划中的关键因素。
人力资源――审核组织怎样开发其员工的全部潜能、怎样使员工与组织的目标相一致。
过程管理――审核关键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设计管理和改进。
商业效果――审核组织在他的重要商业领域的表现和改进:顾客满意度、财务和市场表现、人力资源、供应商与合作伙伴以及运行状况。这个项目的考核还包括组织与他的竞争者之间的关系。
顾客和市场――审核组织怎样确定顾客和市场的需要。
信息和分析――审核直接支持组织的关键程序和管理系统资料和信息的管理、分析及有效使用。
所有申请获得布尔里奇质量奖的组织都将受到不少于300小时的严格审核。这一考核首先由来自私营部门的考核者组成的委员会独立进行。然后,申请者将再接受由一个专门的考核组进行的大约1000小时的审核和参观访问,以便澄清一些问题并使信息更加丰富。审核结束后每一个接受审核的申请者都将收到一份资料翔实的报告并得到改进的机会。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篇10
自2009年新医改以来，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逐年增加，2009～2011三年共投入约8500亿元，各类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了13亿。尽管如此，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感受还没有彻底消除。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医疗改革中最关键、最艰难的部分，公立医院改革刚刚开始实质性推进。
近年来，公立医院改革做了诸多尝试，如增加政府投入、革除“以药养医”、改革保险支付方式、建立“管办分离”的管理模式等，而光有这些措施还不足以促使公立医院改革朝着“公益性”的方向发展。
重视市场规律
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在于病人缺乏必要的知识了解自身状况，也难以判断医生的服务质量，只好全权委托给医生，这就要求医院和医生比其他行业有更多的爱心，更高尚的职业品行。当然，和众多行业一样，医院和医生也有着趋利的本性，而医生与病人的利益常常又是冲突的，于是牺牲病人利益就变成个别医生的选择。这些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靠道德约束、靠增加政府投入、靠行政监管等，还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
医院追逐利润也可理解，但垄断性与营利性加在一起就要警惕了。
从目前数据看，2007年到2010年，公立医院占全国医院比例从46％增加到63％。2008年非公立医院（包含民营医院和厂矿企业社会办医院）门诊就诊人数占比和住院人数占比为17％和15％，其中的营利性民营医院占4％左右。
民营医疗机构在医保定点、设备采购、人事管理、机构审批等方面都有诸多约束，2010年上海1379家民营医院进入医保的58家，占4％。在民营医院的竞争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公立医院难有采用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的方式盈利的驱动力，盈利模式仍然是多卖药、多检查。垄断给了公立医院市场权力，医疗费用也就容易居高难下。
改革向前推进，市场规律的作用就应该引起更高的重视。民营医院不存在预算软约束，作为后来者，面对公立医院强大的压力，更有动力提高效率，降低医疗费用，改进服务质量。当民营医院的市场份额足够大时，对公立医院就构成了有效的竞争，会促使其改变盈利模式。此时，多元所有制、管办分离、保险支付方式改革共同形成竞争性市场机制，通过消费者和保险公司的选择，让市场这一“无形之手”发挥应当发挥的正向作用。
目前民营医院吸引力有限
需要指出的是，提高民营医院市场份额不仅来自于其数量增加，更来自其服务质量的提升。当前我国的民营医疗机构从数量上看并不少，至2011年底，全国民营医疗机构数为45.7万所，占全国医疗机构总数的47.9％，但以门诊为主，床位数仅占全国总数的9.7％。
问题是，为数众多的民营医院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信誉不高。许多研究表明，民营医院吸引力有限，低收入者、无医保者、农村居民更可能会选择民营医院。
从公开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民营医院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量较多，体现出民营资本的理性趋利动机，因为这类地区的市场需求较大。但东部地区公立医院的数量也普遍多于其他地区，因而民营医院以就诊人数占比度量的市场份额反而小，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民营医院市场份额在全国属于少的，而在某些中西部地区民营医院市场份额相对较大，如宁夏、云南、新疆等地区的营利性医院的市场份额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这表明，现阶段我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较弱，一部分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无法满足，民营医院可以获得这部分低价低质市场。在另外一些地区，民营医院是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结果，通过产权改革，原有的公立医院变成非公立医院。
在不少国家，基本的医疗服务由公立医院提供，低收入者通常去公立医院看病，同时，民营医院提供更为多样化的服务，满足不同的或更高的需求，因而民营医院的费用较公立医院高。这样既保障低收入者的医疗可及性，又能形成竞争性市场。
而我国目前的情况则有不同，一部分民营医院采用低价策略，填补了公立医院没有覆盖的低端市场，为了获利，一些民营医院提供的质量也大都是低质的。所以说当前我国的民营医院难以通过竞争机制对公立医院的市场地位发生作用。一方面，公立医院不愿意提供低价甚至亏本的服务，也不在乎低质低价的市场；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实力雄厚，占据中高端市场，民营医院的实力不足以与其竞争。
需要完善哪些条件
最近公布的“十二五”医改规划提出，2015年，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达到总量的20％左右。值得强调的是，引导民营医院进入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应该是一个主要的方向，但前提是需要完善一系列条件。
条件之一，政府投入需到位。由市场配置医疗资源的前提是政府投入需要保障低收入者能够获得基本的服务。若私人资本提供获利性较强的服务，将服务定位在高质高价的水平上，低收入者的需求则需有公立医院作为保障；另一方面，市场导向下，医疗资源倾向于流入大城市和大医院，会出现在农村和边远地区医疗服务供给匮乏，则需政府投入填补。总之，通过政府补贴，让公立医院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条件之二，具备较为完善的质量监管能力，包括信息披露和行业自律等措施。医疗行业凭借信息不对称，有可能提供过于低质的服务，需要完备的监管措施约束其行为，否则将导致市场混乱。当前，进入低端市场门槛较低，导致绝大多数涌入的社会资本都提供低质服务。今后对于民营医疗机构质量需严控，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高质服务退出市场，民营医院陷入低质低价的陷阱。
条件之三，形成公平竞争的机制。公立医院由政府投入和补贴，存在预算软约束，且无需纳税，在市场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民营医院做到收支平衡是最起码的要求，所以要激励私人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就要求对民营医院有合理的税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和人才政策，使其具备参与竞争的基本能力。若要引导其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则还需提供适当的优惠政策。而中国的现状是，现有环境催生了民营医院的机会主义心态，追求短期利益，社会普遍对民营医院持不信任态度。
条件之四，营造发展非营利医院的环境。从美国、德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看，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离不开非营利医院的发展模式。例如，美国非营利医院占据60％的市场份额；德国非营利医院占40％；台湾33％市场份额为非营利医院所有。
所谓非营利，指医院所得的利润不能分红，只能保留在机构内部，因而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或多或少有其他社会目标。但为了维持收支平衡，非营利医院有很强的动机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篇11
我国学者王绍光、李玲、葛延风、顾昕、白重恩等都对医疗卫生给予了不同层面的研究。在建立全民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取得了共识。但是，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制度与治理结构改革，是目前争论的焦点。面对近年来宿迁式的公立医院股份制改革，李玲等持反对态度。李玲（2008）认为，若医院有盈利动机，则医院有办法通过一些手段来获取足够的收益。然而，魏凤春给“宿迁式医改”下的结论是成功的。顾昕（2011）认为，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由“补供方”应改为财政“补需方”。
在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新医改中，公立医院应改制成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治理结构，财政对公立医院改为“补需方”，让医院间展开市场竞争，政府向各类医疗机构购买诊疗服务和用药服务。以李玲为代表对此观点持有不同看法，他们是赞同国家医疗服务模式。目前公立医院改革集中到两个问题：一是公立医院能否改制成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医院间能否展开市场竞争；二是财政对公立医院“补供方”还是“补需方”。一些学者甚至包括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寄希望于通过财政对公立医院“补需方”的确立和公立医院改制成独立经济利益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代表患者购买医院服务，迫使医院之间进行竞争，达到公立医院提高效益、降低成本的目的。本文基于医疗服务特异性，将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二、医疗服务特异性分析公共品是相对应于私人品而言，公共品之所以是“公共”，是因为其消费涉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人或一个集体。因此，有学者又把它称之为共用品。公共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ry）。二是消费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由此而来的公共品的数学表达式为Xn+j=Xin+j，其中i=1，2，…，m。即对任意一个消费者，他所消费的该公共品的数量就是该公共品的总量Xn+j，这意味着公共品在一组消费者中是不可分割的，这就产生了市场失灵。私人品用数学表示是X=ni=1Σxi，其中i=1，2，…，n。X表示私人品的消费总量是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量之和。私人品就具有了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私人品的消费总量是可以在每一个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由于私人品的消费可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普通商品的买卖双方就可以通过谈判讨价还价形成双方满意的价格，这就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可能。一般来说，医疗是疾病的治疗。一般不具有传染性疾病的治疗就具备了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品特点。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医疗服务属于个人消费品，医院可以按市场交易规则提供。但是，医疗服务的消费具有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的特异性，若医院按照普通消费品的市场交易方式提供，将无法避免严重的市场失灵。
（一）医院和医生诱导医疗需求模型
在一个充分竞争市场的模型中，消费者作出理性判断的基础是信息充分。因此，供求关系的均衡状态是建立在供求双方拥有价格、质量等充分信息的基础之上。但是，信息这种稀缺资源在现实社会中从生成、传递到反馈的过程并不能保证所有社会主体均能获得。[7]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是医疗服务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图1是医院或医生诱发医疗需求情况。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则医院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尤其是当医院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时，医院必然要以盈利为目标。以盈利为目标的医院必然要把医生的收入水平与看病治疗（开药）费用建立关联。医院和医生在利益动机的激励下，总是想把医疗（药）费推高。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一是医生让患者多做检查、小病大治等。结果是需求曲线从D移动到D1。在医药费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医院的总收益是PQ；当需求量从Q0增加到Q1时，医院总收益从P0Q0增加到P0Q1，总收益增加量是P0Q1-P0Q0=P0(Q1-Q0)。二是需求量没有变化，医生通过使用价格高的药品和治疗手段等而使价格从P0增加到P1，医院总收益从P0Q0增加到P1Q1。总收益增加量是P1Q0-P0Q0=Q0(P1-P0)。三是上述两种方法综合运用，医院的总收益的增加量是P1Q1-P0Q0。此时的结果是大于上述两种方法增加量之和。另一方面，医院和医生也具备了推高医疗（药）的能力和手段。这是因为医疗服务是一种专家服务，具有天生的非同质性和供给方信息垄断性，医生对疾病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医疗（药）服务的适度性等信息更为了解。相比之下，患者及其家属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和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对医生往往持服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独立于医院的第三方监督机构都很难进行有效监督。那么，兼具服务建议者和服务提供者双重身份的医院和医生就可以很方便地实现诱发需求的目的。事实上，即使存在独立于医院的第三方监督机构，也只能在一定程度起作用。只要医院和医生以盈利为目标，医院和医生推高医疗（药）费就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屡见不鲜。哈维•S.罗森指出：“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可能你言听计从的人，即你的医生，恰恰是要向你出售这种商品的人。”[2]最后的结论是：不论医疗市场化的竞争程度如何，只要存在医院以盈利为目标和医生的收入与看病治疗（开药）费用挂钩的提供方式，医院、医生诱发医疗需求情况就无法避免。
（二）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和特殊性导致较强的价格机制失灵
有学者认为，财政对公立医院“补需方”，其基本用意就是在医疗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这里有必要简单重复一下市场的概念。市场是一种物品的买者和卖者的相互作用，以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机制。在市场中，较高的价格趋于减少消费者的购买量，同时刺激生产。较低的价格刺激消费，抑制生产，价格在市场机制中起到了平衡的作用。[8]但问题是，现实中医疗服务的市场供给与有效竞争市场模型相差甚远：一是医院存在垄断性。患者对医疗服务更多地表现为刚性需求。二是医生提供的服务具有天然垄断性。医疗服务在很多情况下充满着不确定性。在很多情形下，医疗服务通过供求关系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价格，运用价格的高低调节医疗服务的供求量，在许多时候不起作用。杰弗里•哈里斯讲到：“X先生发烧、咳嗽，于是去看A医生。胸部X光透视检查发现了阴影，他住进了医院，医生给他注射了青霉素，这让他的烧退了，但X光复查发现阴影没有消失。于是进行痰液检查，查出了肺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外科手术可以切除病灶。于是进行手术，不幸的是，发生了术后大出血，尽管如此，随后还是发生了心力衰竭，医生宣布进行紧急复苏抢救。X先生被转移到特护室，插着胸管，戴着呼吸器。血管的专项扫描发现了出血点，于是再次进行手术。”[9]这说明医疗服务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不可预见性，医疗服务提供者不像市场上普通商品的提供者。在一些情况下，医生更像消防员，匆促地为需要者提供服务。要求医生在治疗前就同患者或者患者的人政府进行谈判，并给出一个精确的、就像市场上那样通过供给与需求形成满意的价格谈判是不可能的。医疗产品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也使医疗产品的消费者难以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这样，医院与患者、医生与患P1P0PDD1hgkOQ0Q1Q图1医院和医生诱发医疗需求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产生了。即使存在独立于医院和患者的第三方，它所起的作用也很有限。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在很多情况下是用非价格决策规则支配他的医疗行为。如果医院和医生追逐经济盈利，那么医疗服务的供给者很容易利用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和特殊性而牺牲患者的利益。在政府购买医院服务的模式下，政府和医院之间不可能像市场交易那样，运用市场供求机制形成市场价格。医院和医生是用非市场交易的价格决策规则进行的，而政府作为第三方是不能够了解其中的真正成本费用。“公益性”的医院是患者痛苦的呐喊和尖叫，指引着有良知的医生和白衣天使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匆忙地进行战斗，即提供医疗服务。因此，医疗服务消费存在着较强的价格机制缺陷，企图在医疗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提供医疗服务，并运用市场竞争规则确定价格，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着明显的市场价格机制失灵。
（三）医院间的自由竞争导致医疗（药）费越来越贵
假设医院是自负盈亏的，且医院之间可以自由竞争。医院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即患者。如果一个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面前有A和B两家医院，A医院医疗设备先进且是个大医院，B医院医疗设备次之且是个中型医院，那么患者将选择哪个医院就医呢？一般来说，患者基于生命攸关、生命无价和手术治疗不是普通商品服务，选择错了不可以重来这样的理念来选择医院，他（她）的理性选择是A医院。事实上，不需手术而需其他方法治疗的患者也同样是以这样的理念选择医院。于是，B医院为了吸引患者也必然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聘名医，以吸引患者。最后的结果是，在自由竞争的医院市场中，生存下来的医院都是拥有一流的且齐全的医疗设备的医院。一流的且齐全的医疗设备都需要患者来分摊成本。而患者到医院看病，做什么检查，用什么方法治疗都是医生安排，这就为患者分摊医疗设备成本成为可能。因此，医院间的自由竞争导致医院的医疗设备竞赛，最后是医疗费的昂贵。下面再用博弈论分析之。A、B两家规模基本相同的医院都在独自决定是否引进肺器官移植新技术和新设备。如图2所示，假设两家医院都不购买，利润为M亿元。若A购买，B不购买，则A得M/2亿元，B将损失M/3亿元。若A不购买，B购买，则A将损失M/3亿元，B将得M/2亿元。若A购买，B购买，则A得M/3亿元，B也得M/3亿元。那么，这两家医院的策略选择是什么呢？若两家医院的策略是都不购买，则总利润为M亿元是最好的结果。按照博弈论的观点，这两家医院都将选择购买。因为，两家医院即使达成一致不购买，这种情况也不会长期保持，盈利和竞争的动机也会促使有的医院购买，更何况两家医院是竞争对手，达成一致不购买的协议较难。
因此，两家医院都有其优超策略。即无论B如何选择，A选择购买的利润都将大于不购买，所以A的选择是购买。类似地，B的优超策略也是选择购买。最终就出现了医疗设备竞赛，竞赛的结果是医疗费越来越贵。三、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与财政投入的实践考察图3所示为1978-2009年我国卫生总费用支出变化趋势。首先看1980年至2004年我国的卫生费状况。1980年的卫生费是143.23亿元，2004年达到7590.3亿元，2004年比1980年卫生费用增长了5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35倍。从1980年至2004年是我国卫生费快速增长时期。什么原因导致1980年至2004年卫生费的快速增长呢？本文主要从公立医院治理结构演变实践和财政投入方式转变的视角分析。从1980年开始，财政对公立医院实行定项、定额补助，医院结余留用，医院可以从结余中提取一定的比例资金给职工发奖金，医院为改善经营和职工福利，可从结余中提取相当数额的资金用于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和职工福利。[10]虽然财政制度规定，医院收支实行“全额管理”，但是，在医院结余由上缴变为留用的预算制度之后，医院就可以从医疗服务收费中获得直接的物质利益，并承担医疗服务收入下降后的损失。此时，公立医院的投入分为两部分：一是政府财政定项、定额补助；二是医院自己的创收即盈利。因此，各地医院为适应创收的需要，对医院治理结构和评价指标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医院在创收动机的支配下，政府对医院的“全额管理”制度实际上逐渐变成了一纸空文。各地医院基本上都建立了医生的看病治疗费用与医生的收入水平挂钩的做法。比如，武汉市同济医院推行医院成本核算。该医院的做法主要有：一是划小核算单位，将全院分为132个核算单位，每个单位设独立的内部账户。二是把职工利益与收入支出紧密联系等。[11]这实际上是要把医生的看病治疗费用与医生的收入水平挂钩。1998年实行成本核算后，该医院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7%。广东省中医院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充分量化，切实挂钩”的口号。这等于医院可以创收，成为一个盈利性部门，一些地方干脆把公立医院私有化，医疗服务按照市场交易规则提供，谁有钱，给谁看病。医院要创收、盈利，就要吸引患者，而要吸引患者，就要进行医疗设备竞赛。
根据前面的讨论知晓，医院进行医疗设备竞赛的结果是新技术、新设备和新药等的过度使用，导致医疗成本超常增长。医院在生存压力和盈利动机的驱使下，为了多创收往往诱导患者小病大治、多做检查、开大处方和用贵药。医院常常想方设法地多收医疗（药）费，使病人不堪重负。在医疗服务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患者如何治疗和使用什么药品都是医生给选择的。这样，医生的看病治疗费用与医生的收入水平挂钩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小病大治、多做检查、开大处方和用贵药现象变为一种常态，即医生使用价格虚高药品医院收入增加医生对医院贡献增加医生收入增加。因此，近年来，疗效确切又便宜的药在各个医院基本上没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下，医院盈利变为常态，医疗设备竞赛变为常态，医疗供给方诱导医疗需求方变为常态，医生用高价药和多做检查变为常态，其结果必然是看病越来越贵变为常态。由此清楚地看到，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与评价指标体系的演变逐渐背离了“公益性”，我国卫生费超常增长的主要推手是公立医院追求盈利。近些年，我国进行的新医改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却没有遏制住卫生费的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卫生费增长速度更快，2004年卫生费是7590.3亿元，2009年卫生费达到17204.81亿元，年均增长25.3%，快于财政收入增长率，更快于GDP增长率。如图4所示，从2006年开始，政府与社会负担的卫生费之和的比重已经超越了个人负担的卫生费比重。因此，增加的卫生费的大部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负担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新医改提高了政府和社会负担的卫生费的比重，降低了个人负担的卫生费比重，但是，并没有遏制住卫生费的快速增长。按照这种趋势发展，最终将拖垮公共医保资金。现实中，医院“看病贵”的问题仍然突出，公立医院的趋利动机并未消除，公立医院治理结构和评价体系还未能回归“公益性”。目前公立医院仍然存在诱导科室创收的指标。笔者在调研广州市三甲421医院时发现，在2010年先进评比栏目中，该医院妇产科等获得了纯收入一等奖。美国主要是由第三方为患者购买医疗服务，医院间存在着竞争。在2001年，美国政府支付医疗保健费占总费用的46%，保险公司支付医疗保健费占总费用的35%，慈善机构等支付医疗保健费占总费用的5%，几项相加是86%，个人仅支付了14%，其结果是主要由第三方为患者购买医疗服务的模式，导致美国2001年的医疗保健费占GDP比重高达14.1%，近年甚至已占GDP比重的16%。[12]医疗领域固有的较强的价格机制失灵，使美国主要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医疗保障制度陷入困境。在美国也在进行医改，并且成为了疑难杂症。在医院偏离公益性和医疗领域固有的市场失灵导致美国的医疗制度陷入困境，并在寻求改革的时候，目前我国却有一种通过政府为患者购买医院服务的观点，通过财政对公立医院由“补供方”变为“补需方”，让医院之间展开竞争，达到公立医院提高效益、降低成本的目标。根据本文第二部分医疗服务的特异性分析可知，按这样的改革思路，无法消除医疗服务的特异性所导致的严重市场失灵。只要许可医院存在经济利益的追求，就无法消除医院、医生诱发医疗需求，无法消除医疗领域存在的较强的价格机制失灵，无法消除医院间竞争导致医疗设备竞赛。
可见，医院间竞争的结果是医疗（药）费越来越贵。在全民社会医保制度下，最后的结果是：财政支出越来越多，最终也将拖垮政府的医保基金。即使在医疗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面对医疗服务这个特殊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也对自由竞争的医院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约束，使其朝着社会福利目标方向发展。美国营利性医院占医院总数的15%，非营利性医院是85%，非营利性医院中的董事会成员并非就是商业公司中的董事，非营利性医院中的董事会成员是市民领袖，主要由选举产生，他们更注重在公众面前的形象。[13]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医院董事，为了能够当选或连任，就必须提高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这就会迫使董事会成员为公共利益服务，更加注重医院服务的社会福利。四、“公益性”公立医院治理结构和财政投入的基本思路卡尔•波兰尼（1944）曾经指出，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是由两大截然相反的力量所推动：一是市场力量的释放；二是社会保护体系的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与社会保护体系的二元发展，正是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秘诀。[14]本文认为，各国在对医院制度构建中惯性运用了市场竞争法则，导致了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成为疑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立医院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是因为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与评价指标偏离了公益事业的发展轨道，而非财政补供方所致。事实上，恰恰是政府为了减轻财政压力和财政补供方不足且效益低，允许公立医院从患者或者说需求方得到补偿，迫使医院成为了营利性行业和医院服务逐步市场化所致。克鲁格曼（2009）认为，医疗保健不是普通商品，存在市场失灵，美国应建立以公立医疗机构为基础的全民医疗服务模式，他特别推崇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体系。美国退伍军人医疗体系的运作同我国“公益性”公立医院相似。目前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主要采取国家直接提供医疗服务的保障模式，如巴西、泰国、埃及等曾经是采取政府购买医疗服务模式的国家，现在也改为国家医疗服务模式。[12]我国公立医院治理结构与财政投入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完善财政预算管理的公立医院制度，实行收支两条线，使公立医院没有盈利动机，真正成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同时完善医疗服务的“守门人”制度。按照经济学中公共品理论，根据公立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公益属性的程度，把公立医院服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公共品属性的初级基本医疗服务；第二类是准公共品属性的专科医疗服务。“公益性”公立医院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来提供医疗服务。“公益性”的本质属性就是公共性。为了保证其“公共性”，就需要把公立医院的工作业绩和预算收支透明化。
私立医院盈利模式范文
1研究背景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同时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也推动了更多高质量的医疗服务需求，现有的公立医院集聚了大部分的医疗优质资源，组织结构膨胀到一定层面，效率必然会受到影响，在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巨大需求面前，存在巨大的缺口，医疗改革也走到了一个深层次攻坚阶段，这正是民营医疗可以发挥价值的地方，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力量在逐步发挥作用。医院投资成为了各路资本追捧的宠儿，而许多医疗行业之外的投资人普遍存在看不懂的情况，不了解医院投资背后的东西。如何看清楚医院的盈利模式、了解医院本身的财务状况及政策监管，避免盲目跟风而陷入困境，具有很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2医院的分类及主要盈利模式
21医院的分类标准
第一，根据所有权的归属，可以分为国有医院、民营医院、个人诊所、外商独资和参股医院、混合所有制医院等；第二，根据诊疗疾病的不同，可以分为综合类医院、专科类医院（肿瘤、眼科、妇科、男科、口腔、中医、心脑血管等）、诊所；第三，根据营利性，可以分为营利性医院和非营利性医院；第四，根据主管部门的不同，可划分为公立医院，私立医院。
22医院的主要盈利模式
由于医院分类的角度较广，本文主要从非营利性医院和营利性医院角度探讨医院的盈利模式及投资医院的获利模式。
221营利性医院的盈利模式
营利性医院基本上均是通过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实现营收和利润的增长来盈利，与一般服务性企业的盈利方式差不多，根据业务及发展策略不同，可以分为几种典型的模式。
第一，高标准化模式。依靠特定专科治疗技术的进步和操作经验的积累，使得医疗服务可以高度标准化，不再需要高度依赖专家的经验判断和复杂的治疗技术。在标准化的基础上，民营医院开始快速扩张其业务和规模，并可通过规模效应再来降低成本和提高利润率。
第二，区域民营医院综合模式。这种模式需要特殊的区域条件（如，公立医疗资源相对缺乏、政府政策支持等）来孵育出一家规模很大的民营综合医院。在此基础上，在核心业务团队确立并积累了足够的管理经验之后，借助资本市场进行大规模的并购扩张。
第三，高端专科医疗服务连锁模式。深耕专科领域的高端医疗，积累管理经验、树立品牌优势，在此基础上，借助并购来做大营收规模，实现规模扩张。
222非营利性医院的盈利模式
非营利性医院目前主要的投资获利方式有以下两种。
第一，收取医院管理服务费。通过托管这些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投资换取运营权，投资机构通过输出优秀的管理服务来提升运营水平，从而获取一定比例的管理服务费。
第二，从供应链中寻找价值空间。如通过投资机构相关的另外一个主体为下属医疗机构采购药品、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并从中获取一定差价。
3医院财务尽调的主要逻辑
医疗行业尽调逻辑与一般行业尽调逻辑类似，其主要逻辑如下。
第一，首先需要了解医院的基本情况（包括医院的种类、主要科室、股东情况、管理层情况、经营情况等）、业务情况（包括医院所有重要的流程，如门诊、住院的全套流程，设备采购流程，患者挂号、诊疗、支付费用流程、医保结算流程等）、内控管理情况（医院的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包括医院执行的会计准则、现金结算制度、采购库存制度、职工管理制度等）。
第二，在了解医院基本情况、业务和内控管理情况后，从“舞弊三角”（机会、压力、借口）出发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如设置了业绩对赌条款的被投资人，很可能有虚增收入、少记成本及费用，做大利润的动力；对于内控体系缺失及未采用电子结算系统的被投资人，很可能存在内部舞弊的机会；对于职工工资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医院，接受红包等行为可能被医生及管理层合理化。对于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需要在后续尽调中重点关注。
第三，根据判断得出的可能存在的风险点，采用多种方法予以证实，如采用观察、询问、现场体验、计算分析、比较分析、趋势分析、盘点、抽查凭证等方式。要注意方法应用的随机性和突然性，及反复较差印证，以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4医院财务尽调的主要方法
医疗服务行业是典型的政策导向型行业，受过国家政策法规的严格控制。财务尽调人员在开展尽调前需熟悉相关医疗行业政策法规，熟悉与医院经营相关的财务、税收法律法规，熟悉当地的相关监管政策。在医院财务尽调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以下要点：现金科目（对现金的控制）、应付职工薪酬（合规性及成本费用确认的准确性）、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费用的合理性等。
41现金的核查
医院结算方式有其特殊性，现金及银行卡收入是医疗收入的主要部分，而现金均有面额小、频率高、不均匀的特点，给现金核查带来很大??题，同时也给现金造假（账外现金、坐支现金、私人卡收付）等带来可乘之机。
在对医院进行尽调时，需要首先获取医院的相关现金管理制度，了解医院挂号、划价、结算、收费、入账、对账的流程，通过随机选取部分患者信息，穿行测试提取流程中关键节点的单据，核实管理制度的落地情况；重点关注未上线ERP系统或ERP系统流程存在明显缺陷的及使用股东私人银行卡收取服务收入的医院，可以采用现场暗访、询问、盘点、随机抽查收据存根核对等方式验证其真实性。
42应付职工薪酬的核查
第一，对于营利性医院，重点关注工资与行业平均工资的比较，过低的薪酬会引起人员的流失，医生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是否足额缴纳，是否按照最低标准缴纳社保及公积金，是否存在以费用报销的形式替代工资发放等情况。并在尽调时可随机通过与医生、护士、管理人员访谈进行交替印证。
第二，对于非营利性医院，重点关注薪酬的准确性，尤其对于外部资本投资的非营利性医院，由于政策监管的限制，资本方往往通过虚构员工人数、高薪酬、高福利等方式变相分配公司财产等。
43收入的核查
第一，收入确认完整性核查。采取穿行测试方式核实收入的完整性，按照医院的相关流程，随机抽取若干笔业务，按照业务发生到财务入账的全流程进行穿透核查。如：财务尽调人员可以在医院挂号的ERP系统中随机抽取3～4名患者的挂号信息，按流程核对其挂号划价、单据结算、财务系统中的收入确认、现金日记账与银行日记账（网银）是否完备，记录的结果是否准确等。同时财务尽调人员随机抽取若干笔收入发生额，与对应期间内银行日记账借方发生额进行核查，比较是否一致，确认是否存在少记、漏记的情况。
第二，收入确认的准确性核查。实践中很多医院根据现金收款确认收入，主要表现为预收的医疗款直接确认当期收入、未收到的医疗款不确认收入，以及存在部分非医疗服务项目收入。尽调人员可从收入明细账中结合上述问题，采用权责发生制予以还原。对于那些事实上采取收付实现制确认收入的医院，尽调人员需重点关注并计出大额的预收医疗款，还原报告期标的企业真实的收入水平。
44费用的准确性
医费用科目是医院尽调中问题较多的科目，尽调人员可以利用科目余额表中费用类科目的明细，对比分析今年的变动，并对异常的费用查看原始凭证进行核查。
第一，费用明细分类是否有变动。根据配比原则，直接提供医疗服务医护人员的薪酬应在医疗业务成本核算，而很多医院，成本费用核算比较混乱，错误或故意使用管理费用核算医护人员薪酬福利，造成业务的毛利率虚高。
第二，摊销及折旧金额是否准确。医院的装修费用通常使用长期待摊费用进行摊销，而大型医疗设备的折旧根据使用部门的不同计入成本或管理费用中。尽调人员需获取医院的固定资产清单，了解其折旧的计提政策、期限，明确具体使用部门，对于不符合会计政策、税法及相关管理规范的设备折旧，应估算规范后对医院利润造成的可能影响。
第三，不合理的费用报销。尽调人员对于医院科室主任、医生、护士、行政管理等人员高频次、大额的报销款需要重点关注。此类报销通常以学术会议费、招待费用、通信费、餐补等名目发放。尽调人员需核算相关人员报销的金额是否符合标准，此类报销很可能为变相的薪酬福利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