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6篇)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篇1
[关键词]服务业就业效应理论综述
一、引言
没有理论为基础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论研究对于政策提出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如上所述，中国服务业调整和变化的历程与经验表明，只有取得科学的理论支持、遵循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中国的服务业才能获得实质性的改善和真正意义的发展。目前，关于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理论研究国内、外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不同观点加以梳理，深入透彻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为我国发展服务业、提高有效就业率提供理论依据。
二、国外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1.配第-克拉克定律
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最早提及由于不同产业间的相对收入差异会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过的更高收入的部门转移。克拉克（M.A.ColinClark）在配第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劳动力在三大产业的分布结构变动趋势，解释了经济进步过程中就业结构的演进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因此，第一产业劳动力将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将不断增加。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各产业存在的收入差异。该定理被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称为配第―克拉克定律。
2.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s）在继承克拉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析认为，“工业化”过程并不表现为劳动力以向工业转移为主，相反，是以向服务业转移为主。具体的，他将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相结合，对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进一步从统计分析的角度进行验证并得出结论：（1）农业的国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农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过程中；（2）工业的国民收入的对比重大体是上升的，而工业就业的相对比重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3）服务业的就业相对比重在所有国家均呈上升趋势，但其国民收入相对比重的上升趋势略逊与就业上升的趋势。在研究方法上，他采用统计学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基础工具，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加工、整理和分析，对各个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相互联系进行计量和分析，最终发现经济规律。
3.富克斯服务经济理论
富克斯（VictorR.Fuchs）以统计学为研究工具，主要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详细地说明了从工业向服务经济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中服务业就业增长情况及其成因与影响。富克斯的研究表明，二战后美国服务业就业人员增加大幅度高于工业和农业。富克斯通过他所掌握的统计资料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后认为，就业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一定量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减少在农业和工业部门比服务业快。富克斯还对服务业产值和就业的周期性比动的影响做了说明。他认为，在经济周期中，服务业的就业比工业稳定，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则趋于不稳定。对此现象的解释是：服务业中有相当比重的个体经营者，他们受就业影响相对小，从而使服务业就业相对稳定。
4.钱纳里和塞尔奎因的标准产业结构模型
钱纳里（H.B.Chenery）和塞尔奎因（M.Syrquin）提出，如果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贸易结构的话，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的结构变化就是“标准产业模式”。典型的就业模式反映出，在结构转变时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都存在滞后现象，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较慢。而工业就业的增加远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即劳动力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在钱纳里的产业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对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会出现规律性的变化。基本特征是：在劳动就业结构中，农业所占份额下降，工业所占份额变动缓慢，而服务业将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5.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刘易斯（A.Lewis）通过对二元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存在过剩人口，而有限的耕地和简单的生产技术限制了产量的继续增长，因此农业的边际生产率趋于零，有时甚至是负增长。这部分过剩的劳动力被称为“零值劳动人口”。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零值劳动人口”的存在。在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中，由于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工资水平也高于农业部门，因此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有效地促进了二元结构逐步削减。
费景汉（H.Fei）和拉尼斯（G.Ranis）于1964年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的假设，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的基础上，完善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思想。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他们的转移不会对农业总产出水平产生影响。第二阶段，部分边际产出大于零的劳动力向工业转移，他们不仅使农业总产出水平下降，而且使其它未流出劳动力的人均报酬下降。第三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被现代工业吸收，决定社会劳动力在工、农两部门间分配的主要因素是竞争性的工资水平。不仅农业部门要向工业部门继续提供剩余劳动力，而且工业也要反过来支持农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传统农业必然转化为商业化农业。
三、国内对服务业就业结构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与服务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上述角度进行，国内学者在国外传统研究的基础上融入创新的方法和观点，在服务业的就业效应问题的研究上，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
1.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巨大，应大力发展服务业
由于我国高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特殊国情，使大批学者将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保持现有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就业率，而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为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研究的空间。赵农华（2002）、魏作磊（2004）、江小涓、李辉（2004）、蒲艳萍（2005）、张秀娥（2006）、严浩（2008）等通过对我国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巨大。其中，宋湛（2005）认为，“我国非农产业是拉动就业的主要部分，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种非农就业效应：增长效应、强度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马利彪、高文博（2008）对服务业就业需求和服务业劳动力的供给进行预测，认为“吉林省服务业未来在拉动就业方面的潜力很大”。冯亦封（2012）提出，“浙江推进服务业的集聚能够增加服务业对劳动就业的吸纳能力，特别是对高素质劳动者的吸纳能力。其中，生产业就业集聚的就业效应相对更为显著。”
2.拒绝盲目发展服务业，重新审视服务业的就业拉动效应
李冠霖、任旺兵（2003）通过对比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与国际标准模型理论，显示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已处于较高水平，也就是说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吸纳空间有限。程大中（2003）在研究技术进步对我国服务业增长中的作用时，发现中国服务业的有效劳动增长率为负，即通过服务业增加就业的做法已影响到服务业本身的发展。程永宏（2005）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分析表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至多只能吸收农业或工业部分转移的劳动力和就业新增人口，但不能降低失业率”。
3.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还应重视其他产业的联动发展来吸纳劳动力
赵建国（2000）、喻桂华、张春煜（2004）等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其中，宋晓丽（2004）在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析中得出结论，“在倚重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同时，第二产业也将成为增加就业的重要领域，尤其对多数进城农民，第二产业仍是他们就业的重要领域”。朱莹、蒋乃华（2006）对江苏省第三产业就业效应分析时指出，“协调发展三次产业，一方面要把发展第三产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充分发挥它的高附加值和高就业率的功能；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第一、二产业的发展，避免‘产业空心化’和‘泡沫经济’现象”。
四、小结
本文阐述了西方经济学家对服务业经济理论，特别是服务业的就业效应理论在理论方法上的演进过程，以及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服务业就业效应研究的创新成果。
保持宏观经济内部均衡发展就是要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服务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衡量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产业。因此近年来研究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是各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通过对传统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我国创新的研究方法的梳理，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方法上更好的理解服务业及其就业拉动效应，并最终运用到实际中，适应我国与世界服务产业的发展，解决就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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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晓丽.第三产业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4，（4）：105-107.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篇2
摘要: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呈上升趋势，促使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劳动力城乡流动会影响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继而影响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为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农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文章首先综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的历史脉络，并总结了国内外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即在方法上需要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重视农户尺度研究，注重区域差异。
关键词:土地利用;城乡劳动力流动;农地利用
Abstract:Farmlabormigrationisaninevitablephenomenonduringtheperiodfromagriculturalsocietytoindustrialsociety.Currently，withtheincreasingofpeasantworker’swageandimpro-vingofpoliciesaboutpeasantworkerflow，farmlaboropportunitycostisincreasinginChina，whichwillaffectlaborrural-to-urbanmigrationandeventuallyaffectthefarmland-usechange.Thispaperreviewsmajorlinesoftheoreticalandempiricalresearchonfarmlabormigration.Sev-eralcontributionspointoutthatresearchperspectiveismoremicrocosmic，non-economicdrivingfactorsoflabormigrationarewidelyconsideredandimpactsofdifferentialinpidualsandsettingsonfarmlabormovingoutaretakenintoaccoun.tMeanwhile，itreviewsresearchadvancesinim-pactsoffarmlabormigrationonfarmlanduse.Duetocomplexityofinfluencingmechanisms，therearenogeneralizationresultsaboutthisissueye.tHence，itneedsfurtherstudytheeffectsoffarmlabormigrationonfarmlanduse.
Keywords:landuse;laborrural-to-urbanmigration;farmlanduse
在当前经济转型的时期，中国土地资源正经受着沉重的压力。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之间对土地需求的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1]。同时，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一样[2-4]，中国正经历着农业劳动力的快速转移过程[5];且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和政府对农民工流动政策的改变，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6]，使得农业劳动力流动规模进一步扩大;另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低端劳动力正由相对过剩向相对短缺转变[7]。虽然学术界对中国劳动力短缺机制的认识存在分歧[8-10]，但劳动力的短缺无疑会使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进一步上升。
作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要素，大量劳动力的析出会直接造成农地利用的变化，例如劳动力的短缺造成某种土地利用不再具有经济优势而退耕或转为他用。另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也会间接影响农地利用，例如农户或农场因此调整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使农地利用的集约度或生产率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改变土地生产率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也会通过退耕或集约度的升降影响到土地利用对于生态的压力。
总之，有必要将劳动力流动与农地利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以把握中国土地利用变化乃至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而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脉络，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为此，本文首先总结了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旨在认识城乡劳动力流动或农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在此基础上综述劳动力流出对于农业发展和农地利用影响相关研究的进展。
1劳动力流动理论的研究脉络
1·1早期劳动力流动的经验假说英国统计学家Ravenstein被认为是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劳动力迁移现象的学者[11]，并提出了人口迁移法则[12-13]。他的人口迁移法则也可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如根据他的理论，农村男劳动力比女劳动力更容易流动。
后来，Lee在Ravenstein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人口空间流动的“推-拉理论”[14]。虽然Lee的理论是基于区域人口提出，但可以直接解释城乡劳动力流动。根据Lee的理论，城乡劳动力流动受两种不同力的影响，一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力即推力，另一个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即阻力。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有流入地的因素、析出地的因素、流动过程中的障碍和个体特征。在以上四类影响因素的作用下，对城乡劳动力流动行为的解释为:①每一个既定区域都存在吸引和排斥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如果流出地排斥的因素较多，净流出人口多，如果流入地和析出地之间的条件差别不大，农业劳动力流动率低;②特定地区劳动力流动数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对人口需求的行业有关，后者决定能否克服流动过程中的困难;③劳动力流动过程具有人口选择特性，一般来说高素质和年轻劳动力更容易流动。Lee的理论和假设直观、简单，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研究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上，缺乏科学推断和假设检验，且在政策应用方面存在局限性[15]。
1·2新古典劳动力流动理论
从时间上看，上述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提出是在二战以前。二战以后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劳动力理论得到快速发展。劳动力流动理论突破以前的概念法则，走向模型化。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最为著名，代表性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有刘易斯的城乡劳动力流动模型、Todaro的模型等。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6]。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维持生计部门(主要指传统农业部门)，另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城市工业部门)，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别;且在维持生计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推动力。资本主义部门将剩余用于投资，并且以固定工资吸引维持生计部门的劳动力，随着投资的增加，维持生计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资本主义部门，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
刘易斯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流动机制，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上的重大贡献。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①忽略了农业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17];②不能解释在城市中存在大量劳动力失业时农村劳动力仍向城市流动的现象[15];③没有考虑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就业竞争和农村劳动力构成的影响;④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和工业扩张的唯一动力，忽略技术进步的作用;⑤认为人口增长落后于资本积累，不应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针对上述缺陷，Ranis和Fei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改进和完善[18]。他们在接受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生产率和人口增长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劳动力转移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情况下，才可能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他们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一是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工资率固定不变阶段;二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正，刘易斯模型中固定工资率开始提升的阶段，即出现“第一转折点”;三是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工资率相当的阶段，农业和工业开始竞争劳动力的阶段，即出现“第二转折点”。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Lewis-Ranis-Fei二元经济模型，简称LRF模型。
LRF模型虽然考虑了刘易斯所忽略的技术进步、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主要表现为:仍假设城市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与现实不相符;农业工资是常数的假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农业工资变动的情况[19];认为城市工资水平由农业劳动力收入水平决定，现实情况却表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是上升的[20-21]。
另外，Jorgenson在1961年也建立了一
个二元经济模型[22]，同样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与LRF模型不同的是，Jorgenson的模型放弃了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农业、工业工资不变的假设。其模型建立的假设条件为:①农业没有资本积累，土地数量不变，农业产值的增加依赖劳动力投入;②工业产值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函数;③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两个部门的产出随时间的推移而上升。根据Jorgenson模型，粮食供给超过人口增长时出现农业剩余，农业剩余是劳动力转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促进工业发展。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与农业剩余的多少有关。与LRF模型相比，Jorgenson模型将人口因素内部化，重视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充分考虑了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内部因素。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乡实际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但是不能解释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仍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的现象。美国经济学家Todaro放弃了二元模型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流动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流动过程存在两个阶段，而非一个阶段，即技术素质较低的农村劳动力首先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然后再在现代经济部门就业，并提出了依据这一判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15]。该模型的主要观点为:①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动力，而不是城乡的实际收入差别，城乡预期收入取决于城乡实际工资差别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②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人口流动得就越多;在任一时期，迁入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③流动人口在城市待得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预期收入也越高。Todaro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现象，能较好地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19]。
无论是二元经济模型还是Todaro模型都立足于城乡和部门等宏观视角去解释劳动力流动机制，都假设流动者是理性的决策者，会依据城乡的收入差(实际或预期)考虑是否流动。城乡收入差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结论已被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证实，也是宏观层面解释劳动力流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忽略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其它关键的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个体差异[23]。
1·3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
19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城乡收入差距是劳动力流动的唯一动力，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对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关注很少。如否定了劳动力流动是相关众人决策的事实，没有考虑家庭规模、人口构成、习俗、人际关系等因素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4-26];没有考虑风险和其它限制因素(资本、保险、劳动力等市场的不完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27-28]。另外，农村劳动力外出行为不是随机过程，外出人群与教育、家庭特征、经验、年龄、性别等有关，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能满足计量经济学的经典假设[23]。
可见，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拓展。以Stark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NewEconomicsofLaborMigration)试图弥补上述缺陷[29]。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相关的众人决策过程，而非个人决策，强调家庭是决策的主体，认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其它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在新经济学流动理论的框架下，学者就劳动力流动决策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
该理论主要观点有:①认为农业劳动力外出是一种规避风险的行为。农业是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农业收入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较高的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为规避风险，家庭会依据其成员的比较优势，让部分劳动力外出，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程度[30]。②该理论认为资金约束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动力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失灵，农民融资困难。因此，家庭派部分劳动力外出，外出收入或汇款可以弥补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③“相对贫困”也是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31]。Stark等假设人们将自己的收入或生活水平与周围的人群进行比较，所处地位较好的人群会产生满足感，所处地位不好的人会产生摆脱贫困的愿望，这种相对贫困会导致流动发生;而且，汇款在迁出地导致的物价上涨进而引起的相对贫困也能促进人口外出[32]。④以Sjaastad和Becker为代表人物的人力资本流动理论强调了个体差异在劳动力流动中的决定作用[30，33]。
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的函数，受过教育、具有特殊专长和年轻的劳动力最早流动，劳动力素质不仅影响收入高低，也影响就业机会的大小。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持续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失，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导致进一步劳动力流动。⑤累计效应理论。该观点将流动作为内生变量，考虑流动本身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累计效应理论由一系列流派或观点构成，主要包括流动网络理论、文化流动理论、社会标签理论等[34]。
新经济学劳动力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因素由经济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家庭内部成员的比较优势和环境差异。该理论将研究内容进一步细化，更注重从农户层面分析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其影响。但从农户层面看，农户差异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过程更复杂，导致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
2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研究就农业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而言，学者们更多地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35-36]。直接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文献相对比较少，且已有研究多侧重解释劳动力流动对迁出地农业发展的影响，土地利用被视为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因此，有必要先讨论劳动力流动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2·1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影响的研究自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变化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倍受关注的学术问题，也产生了一些解释性假说。有影响的假说有:马尔萨斯的土地面积持续扩张假说、Boserup的需求诱发型集约化假说、Geetz的集约度弹性假说、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等[1]。其中“土地利用粗放化假说”直接针对劳动力持续流出的情况，认为当人口不再是农业的压力或者竞争性行业吸收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时候，劳动力价格上升，农业就会萎缩。土地利用上，表现为要么集约度下降即粗放化经营，要么面积收缩，即退出生产(边际化)。
这里应该根据劳动力的供需分成两种情况: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劳动力外出对农业的影响不显著;在劳动力有限供给时，劳动力流动就会对农业发展产生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劳动力稀缺时，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37]。总结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大致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发展有促进作用[38-3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外出的收入可以弥补农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有利于农业发展。如Lucas在南非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区的农业生产起促进作用[40];Taylor等在墨西哥的研究证实，汇款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限制因素[41];Mendola分析了孟加拉的农业劳动力流动对农民选择高产种子的影响，认为具有高收入的劳动力流动行为(如国际间流动)，能促使农民更好地利用农业先进技术[42];Grau等驳斥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对山区农业利用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外出和山区可持续发展能相互促进[38]。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农业有负面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失，影响农业生产，农村因依赖汇款而丧失粮食自给，劳动力流失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43-45]。
2·2劳动力流动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农民是理性的(舒尔茨)，且部分参与投入和产出市场
[46]。
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要素的变化，农民会改变其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综述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研究。
从宏观视角看，引入劳动力和粮食市场，农户的生产决策就会独立于消费决策，农户对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的反应就可以预见[47]。如果用社会价格表示①，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意味着劳动力的社会价格上升;相反，土地和资本的社会价格相对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逐渐成为影响农户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46]。而劳动力流动也直接影响土地利用变化，包括面积变化(或称用途转移)和集约度变化[48]。有关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影响的宏观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农户将用资金替代劳动力，即土地利用的劳动力集约度下降;同时，以役畜为主的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渐被摈弃。应该说，现实中有很多案例支持这一推断。如Hatirlia等在土耳其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劳动投入和畜力投入减少[49];Peters和Al-wang等人在马拉维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会使农民对土地的管理粗放化，特别是规模比较小的农户[50-51];Clay等在卢旺达的研究发现，由于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与作物生产的竞争，导致在作物生产上的劳动力和肥料等投入不断降低[52];AlandeBrauw[53]、Rozelle等[54]、梁流涛等[55]在亚洲部分国家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随劳动力外流，农户的劳动投入在减少，土地利用粗放化。另外，如果将资本投入分为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那么随着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的上升，土地省工性投入会快速增加。陈瑜琦等[56]通过分析1980—2006年间中国粮食作物的资本投入构成，发现省工性投入(机械)的比重明显增加，而增产性资本投入(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的比重在减小。
(2)劳动力外流会导致土地被撂荒，特别是那些低投入、低产出的农地将会首先被抛荒[57]。土地抛荒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民放弃土地种植，即真正意义上的抛荒。有许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推断。根据在欧洲[58]、地中海国家[59]、日本[60]、中国台湾[61]等地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耕地撂荒。在中国很多研究结论也说明劳动力外出会导致土地撂荒[62-65]。另一种是劳动力外流致使土地复种指数下降，而引起的季节性抛荒。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双季稻改单季稻[66]可视为这种抛荒。
从微观视角(农户尺度)看，流动劳动力及其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具有农户尺度上的个体差异。但基于微观尺度的直接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只能通过对已有的研究进行推论，得出相关研究的结论。其中Low在非洲诸国的研究最具代表性[45]。Low用新家庭经济学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南部非洲各国1970年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停滞和衰退现象。
认为城市现代部门吸收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虽然Low的重点是解释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的影响，但他的模型的一个直接推论就是农业劳动力的外流鼓励了劳动粗放的耕作方式，加上妇女、儿童及老年人等留守劳动力又不能把全部精力用于农业生产，致使那些耗劳动力多、产出低且不稳定的土地(一般是偏远的坡地)被粗放经营或抛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农户并不是将全部土地撂荒，以妇女、儿童及老年人为主的多数农户仍有一定的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就土地利用变化而言，需要关注的是留守劳动力是否从事农业生产?如果从事农业生产，对土地利用，特别是土地利用类型产生怎样的影响?根据农业生产理论和农业家庭理论，当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时，农户会根据各种农作物的单位劳动产出最大化进行作物选择[6]，继而影响土地利用类型。但这个结论未得到其它实证研究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黄季琨、陈瑜琦、郑有贵等在不同地区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农作物种植的影响，但都未进一步分析农户是否根据劳动生产率进行作物选择[67-69]。
(2)就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Low对南部非洲的研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首先，1970年代，随城市化、现代部门的快速发展，在土地充足、有大量国际援助和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条件下，南部非洲各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出现停滞。当时，对农业停滞的一般解释是政策、制度上对小农经济的忽视。因此，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小农发展。但结果农业生产仍然下降，甚至在有些生产条件好的地方也下降。其次，南非当时的情况与中国近年的发展很相似。一方面，中国正经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范围的耕地撂荒[63]、复种指数下降[70]、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农业种植结构转变存在区域差异，在西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6，70]，在中部地区小麦播种面积增加[68])等现象。为确保粮食安全，中国政府也采取了许多和南非当时一样的措施，如减免农业税、施行农业补贴等。而政府旨在确保粮食安全的鼓励农业发展政策是否会出现类似南非诸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3结论和讨论
纵观劳动力流动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视角由宏观向微观(城乡-部门-群体-家庭)发展;流动动力由经济决定因素扩展到非经济因素;更强调个体和环境的差异性，甚至有学者主张应在真实的环境研究真实的人[71]。“二元经济”模型及其经济发展阶段论观点，有助于人们把握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总体趋势;而新经济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的地理差异性;新家庭经济学及其家庭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通过劳动力务农机会成本和家庭劳动力分工假说把城市现代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联系起来，有助于理解劳动力流动对于农业和农地利用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地利用的影响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内外已有的研究都未能获得系统性的结论。从宏观层面看，有许多研究支持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劳动力集约度下降、粗放化经营、部分土地被撂荒等观点，但宏观研究往往忽略了农户之间的差异和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从农户层面看，往往是机会成本高的劳动力外流引起土地利用变化，这种变化在区域尺度上也能得出上述宏观层面的结论。但是，农户尺度的研究因农户之间及其内部差异的复杂性，使得劳动力对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结论的解释存在空间范围上的局限性。因此，关于这一命题还需进一步研究。特别是当前中国土地需求冲突激烈，大量劳动力外出的情况下，更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尚需研究的若干学术问题为:(1)需要加强从农户层面对劳动力流动土地利用效应的实证研究，尤其要重视这种效应的区域差异性。即研究劳动力流动对粮食主产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启示;劳动力流动对生态脆弱区、山区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分析这种影响对生态安全的政策启示。
(2)在深入分析农户对劳动力流动响应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劳动力流动-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并利用模型进行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土地利用效应的情景分析。
(3)劳动力流动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启示。一般来说，劳动力流动促使机械替代劳动力，加速土地规模经营，但据我们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河南)和生态环境脆弱山区(宁夏南部山区)的实地调查，发现劳动力流动并没有导致大范围规模经营趋势。部分地区以“服务集中”的形式出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区域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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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篇3
【论文摘要】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等教育扩张而出现的，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关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探讨或研究纷至沓来。
一、劳动力市场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赖德胜应用劳动力市场理论，从城乡两个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出发，分析了我国大学生就业的难题在于城乡劳动力的转换成本、解聘成本和户口成本等，其中，“在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性使得城乡之间的工作转换成本很高，这其中工作接受成本与工作离开成本是次要的，主要是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很高”。“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相对的，具有转型性和结构性，在某些城镇地区特别是高校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他们有相对过剩的迹象，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他们则是绝对不足。”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李琪应用供求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理论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来分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她指出，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一般会选择进入劳动力供给持续增加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使他们的就业竞争变的激烈，降低就业率；利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市场失灵理论）指出，大学生对企业信息的不完全获得使得50%大学生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利用资本有机理论指出，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逐步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其结果是，化工、建材、医药、电子信息等专业大学毕业生相对来说就业机会增加，纺织工业、食品加工工业等专业大学毕业生就业则显的就业困难了。
刘洪银依据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所做的大学生就业调查，通过实证分析法得出结论：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产生既源于就业的有效需求不足，也源于供给方面的就业意愿与就业能力不足，还源于市场的运行效率低下。其理论分析也依据人力资源开发、市场供求和市场失灵的不完全信息展开。
三、其他理论与大学生就业
徐州工程学院院长沈超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角度分别对就业进行了理论分析。在做总量失衡分析时，他首先也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分析就业，其过程和李琪所做的分析研究是一致的；沈超利用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把大学生失业归咎于大学生的预期保留工资偏高于实际的市场平均工资，偏高的保留工资会使大学毕业生拒绝诸多的工作机会，增加寻找工作的时间，导致当年就业率降低；依据筛选理论指出，毕业生提供的信号可分为强信号与弱信号。一般而言，学历、专业、学校品牌、性别、是否党员、获奖情况以及体态相貌等都属于强信号；而工作能力、性格特征、人际交往、思想品质等属于弱信号。这便导致对弱信号有更高要求的雇主寻找合适人选的时间增加，也使大学生就业的过程增加，在短期内表现为大学毕业后不能尽快就业。在做结构失衡研究时，作者也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分割和人力资本的理论进行的解释，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李琪所研究仍然一致；其对人力开发理论的应用是，大学生现在为了避免将来转行所导致的专用人力资本的损失，在初次就业时往往对专业性太强的行业选择的比较慎重，使得大学生在这些行业中的就业呈现出供给不足的现象。
四、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其他研究
国内关于本命题的相关研究还有：孙宏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文中从两类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出发，指出大学生偏爱主流劳动力市场却不得不涌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事实，运用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模式，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及其复杂性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研究，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提出了就业对策。李永东、张婷婷的《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教育经济学分析》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现实的二元划分以及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都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素。马金艳、李娟的《浅谈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供求问题》从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入手，分析了这两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周世学、陈士俊和邓蓓共同撰写的《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经济学分析》，文中从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出发，通过劳动力市场分析指出，大学生不是过剩而是过少，就业难只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客观现象。王厚义、黎金凤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经济学分析和对策》从需求规律和供求规律的角度解释了高校扩招以来就业问题渐渐进入困境的原因。郝剑琴、王文奎的《强化人力资源社会配置缓解就业难结构性矛盾》选取了西安市2007年第一季度人才招聘会为基本样本，结合多方面进一步调查访问，通过对大学生人力资源市场配置存在的问题及其启示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提出只有在相应的政策引导下和相关的社会服务的基础上，增进招聘单位和求职者之间的认识与沟通，协助招聘单位完善人力资源政策，帮助求职者调整择业方向，才能真正推动大学生人力资源朝向合理的社会化配置方向迈进。吴宏伟、张国栋的《人职匹配理论在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的应用》将个体独特的人格特征和能力特点与社会某种职业相关联，以求达到人与职业之间的合理匹配。另外值的一提的是，罗育超在他的《基于管理学归因理论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一文中，巧妙的应用管理学的归因理论，也对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关大学生就业的研究还有很多，不再罗列。
五、综述
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就业一般是以文献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为主，使读者对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有了以个大致的了解，并对所使用的理论进行了必要的介绍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再提出对策或是政策建议。从总体上看，随着近些年来大学生就业问题逐渐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关于大学生就业的理论研究文献更是相继出现，论文和专著都呈现发展的势头，研究也开始更深入，更细致，更向实用性发展。从研究方法上看，一般采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法，这是必不可少也是最常见的，另外，问卷法和个案研究法也较多的被采用以获取一些一手的数字信息。从内容上来看，主要是研究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性的成因，尽管许多文章一致性的提出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或是结构失衡，可是现存的研究却鲜有直接从大学生专业对比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鲜有去细细的分析各个专业的大学生就业现象，因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是，并不是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就业难是一个局部问题，只不过这个局部的“面积”大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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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劳动价值变化
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不能完全拘泥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个别推断或结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目的、时代背景，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应该在传统认识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本文就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具有特定的视角，主要是立足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揭露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实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必然性提供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提供理论指导，因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需要有新的视角。
1.出发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理论的发展总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引人注目，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种观点认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无法适用，主张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方面，不应该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甚至有的学者主张直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包含着科学合理的内核。显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采取全盘否定、推倒重来的态度是很不科学的。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必须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的时代与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相比，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已经不可能完全解答我们今天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深化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出发点，应该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固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个别推断或结论，并且在某些今天已经需要重新认识的结论和推论上“兜圈子”。正确的态度是，运用唯物辨证的思想方法，在全面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
2.立足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理论是与商品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没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环境，研究劳动价值理论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货币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利用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极其现实的任务。由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和货币关系，不存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因而也不可能考虑到劳动价值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具体指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如何利用劳动价值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等问题上，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寻找到现存的答案。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只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只有通过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努力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才能创立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一切要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前提，并且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准。离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这样的理论只能是空中楼阁。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不能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或者是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发展，这样的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3.归宿点：社会主义本质。经济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反映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共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就认为：“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1.P35]马克思也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他认为：“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2.P18]马克思从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出发，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确立了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揭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受的剥削，揭露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的。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就应当落脚在社会主义本质上，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的视角的改变，特别是目的和任务的变化，需要我们相应地深化和拓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并且对劳动价值理论要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
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篇5
从1990年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次被提出到现在，有关就业性别歧视研究已逐渐发展成熟。对通过回顾国内20年间的相关研究，对就业性别歧视的研究趋势、研究方法的演变进行整理，并按照时间顺序，将国内相关研究分为三阶段，即研究初步探索阶段、研究发展阶段和研究成熟阶段。早期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出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就业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对策，自2000年后，学者们试图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多种角度研究性别歧视的存在、程度及根源，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和细化。总结可以发现，产生就业性别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因素、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和女性劳动力自身因素等；而消除就业性别歧视的对策也需要从以上四个方面探讨。
关键词：
就业性别歧视；阶段；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9009302
1引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政策，在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局面，通过人为的、行政的办法帮助城镇女性实现就业；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妇女的就业机制由安置就业向竞争就业、由数量就业向质量就业转变（刘丽双，2000）。在用人单位和劳动力“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出现了男女就业机会不平等，“同酬不同工”和“同工不同酬”等现象，究其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的性别歧视问题（张建奇，1995）。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就是指劳动力在职业寻求以及整个职业生涯过程中“因为性别的原因所产生的一种不平等的回报状态”（李莉，2012）。本文通过回顾国内20年间的相关研究，对就业性别歧视的研究趋势、研究方法的演变进行整理，并按照时间顺序，将国内相关研究分为三阶段，即研究初步探索阶段，逐步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力图达到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有更系统化的认识。
2国内女性就业歧视研究初步探索阶段
国内最早研究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问题的是陆震（1990），他在《妇女就业领域诸问题之我见》中指出“妇女在就业领域的培训、招聘、使用提升等各个环节中受到岐视，如今已是全社会公认的事实”，“妇女在就业中受歧视的真正原因乃是歧视者文化素养低下”；另外，陆震对如何解决就业性别歧视保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平等地位给出建议，大体包含以下三方面：（1）在相同的就业标准或者说招聘条件下，保护女性不致因其特殊的生理原因而被歧视；（2）必要时社会为女性指定若干与男性有所不同的就业标准；（3）对女性所从事的一切正当的、不违法的职业、工作和劳动，社会都予以承认、支持和保护。
随后，孙光德（1993）对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做了详细的探讨，他认为“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市场上处于劣势。这是因为：（1）女性体力弱，某些工作她们无力从事或效率不如男性；（2）由于她们生儿育女的职能，职业生涯将被迫中断，在此期间，企业需要安排人选临时替代其工作，从而增加企业的劳动成本；（3）由于传统和习惯的影响，女性在家务劳动和教育子女等方面承担着较多的责任，因而在时间上、精力上不如男性；（4）由于生育、家庭责任等原因造成的妇女职业生涯的频繁中断及总的工作时间较男性短，企业不愿意对她们进行过多的智力投资，男女之间由于受教育机会上的不平等使原有的差异进一步扩大，这又反过来不利于女性的职业发展。正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劳动市场上的女性劳动力相对于男性劳动力，从总体上而言，处于弱势地位”。另外，他提出从完善女性职业培训、法律保护、建立生育保险制度三个方面保障妇女就业平等权利。
通过整理国内20年间的相关研究发现，从1990年陆震第一次提出就业性别歧视开始到1993年我国实行分流下岗制度之前，国内对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相关研究很少，能够查阅到的论文不到5篇，研究集中在对现象的描述、其产生原因的探讨，对于如何解决就业性别歧视问题，大多是从宏观角度出发，提出或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议。可以看出，国内该期间的相关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3国内就业性别歧视研究逐步发展阶段
1993年后，国内关于就业歧视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对象集中于“下岗女工”和“女大学生”，这是与当时国内的社会背景有关，1993年，我国开始实施分流下岗制度，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女工再就业难和女大学生择业难等问题。对于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消除就业歧视现象，学者们也从新的角度提出了相应建议。
张建奇（1995）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后，我国对高校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制度逐渐转变为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的，以学校为中介的用人单位与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的分配制度。双向选择的分配制度在给女大学生就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挑战，不利之处是女大学生感受到了就业歧视”；对于如何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保障女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权利，张建奇提出不仅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建立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也要从女大学生自身来看，女大学生应完善自我，增强竞争实力并取得社会的承认。李新建（1999）通过总结国内外就业性别歧视研究中较有影响的理论，并针对我国现存的劳动力就业歧视现象，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危害，提出解决就业歧视问题的一些建议。
尽管1993年后国内关于就业歧视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研究都是描述性的，即便是进行原因分析，也都是一些主观上的判断，如果仅是定性的分析就业性别歧视的原因和对策，就无法从一个量的角度确定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歧视的程度如何，对于分析就业其实的原因以及制定相应的对策就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2000以后，就有学者开始从定量的角度对就业歧视的原因、歧视程度进行研究。
钟普宁（2001）以苏南农村发达地区外来劳动力为样本，通过构建外来职工样本总体、男性外来职工和女性外来职工收入决定三个模型，考察苏南发达农村地区外来劳动力在收入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性别差异，分析了女性在就业和工作中面临的不同于男性外来劳动力的待遇及其原因。得出“发达地区男女外来劳动力收入存在着较大差异，除了受教育程度、地区差异外，性别歧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发达农村地区应当进一步规范就业制度，尽快消除各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障碍，加强对外来劳动力的综合管理和服务，为劳动力的充分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阚凯（2005）运用贝克尔的歧视模型对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的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了其存在的经济根源以及提出了相应的消除性别歧视的对策。他认为，生理因素使得女性人力资本价值低于男性，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减少对女性劳动力的雇佣或者给女性劳动力支付较低的工资，从而产生了歧视；另外，模型分析显示，非歧视性企业比歧视性企业能获得了更多的收益。竞争的力量会使歧视性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或者持续不下去，除非歧视性雇主愿意接受较低的利润水平，或者其所处行业具有垄断性。
谢嗣胜（2005）以2002年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为样本，采用Blinder-Oaxaca的工资差异分解方法，对我国城市就业人员的性别工资歧视程度进行了估计，结果是在男性女性工资报酬总的差异中，54.4%要归结于个体特征差异的影响，45.6%要归结于歧视的影响。
此外，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就业性别歧视的还有李实（2001），王小波（2002），杨云彦（2001），徐林清（2004）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1993年到2005年十二年的时间里，就业性别歧视问题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国内的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学者们对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危害、对策也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意见，从研究方法来看，不仅包括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因此国内该阶段的相关研究处于逐步发展阶段。
4国内就业性别歧视研究成熟阶段
以上研究都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就业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危害及其影响，从二十一世纪初期，就有学者开始从微观角度探讨就业歧视的存在，如徐林清（2004）从行业――工资倾向的角度判断女性的行业分布是否有歧视的成分，李实（2001）从收入差距的角度探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性别歧视，姚先国和谢嗣胜（2005）使用差异指数法对职业隔离的程度进行了测量。这些研究为日后学者研究就业性别歧视开启了一片新天地，自2005年后，国内关于就业性别歧视的相关研究开始逐步细化，从不同的视角下分析就业性别歧视存在与否、歧视存在的原因、歧视程度以及相应对策。可以看出，国内对就业性别歧视的研究走向成熟阶段。如，黄先玲和姚先国（2009）、袁霓（2005）、钱文荣（2012）和亓寿伟（2009）等从教育回报率角度来分析就业性别歧视产生的原因；研究普遍认为，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并且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降低其在市场中受歧视程度；因此，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和性别歧视问题，除了从制定相应政策法规以外，也因加强对女性教育投资的力度，使更多的女性有机会接受教育，从而改善其在市场中收到的歧视程度。而王美艳（2005）、葛玉好（2007）、亓寿伟（2009）等则从性别工资差异视角分析就业歧视造成的结果；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收入差异，其中人力资本可解释的部分所占比例不大，性别歧视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因此，缩小行业内的工资差异，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是缩小工资性别差异的重要途径。
随着研究的细化，学者们对就业性别歧视的研究逐渐完善。肖薇（2013）认为，现阶段组织环境中故意排斥女性的现象已经极为少见，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的表现形式越来越隐形。
关于歧视产生的原因，除了女性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和市场竞争以外，卿石松（2013）认为，差别性退休年龄政策也是造成性别歧视的重要原因，即女性比男性退休年龄早，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周期较少，预期的晋升机会和发展前景受到限制，从而降低了女性职位晋升的机会。
对于如何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保障女性劳动力享有与男性劳动力同等权利，夏国强（2001）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应倡导让男人介入妻子分娩过程的照顾和喂养孩子、照管孩子的工作，改变把生育和照管孩子仅仅看做是女性责任的观念，从而降低女性从母亲身份对职业发展不利的相关程度。
5总结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组织的变革，女性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女性被纳入到工作场所之中，尽管如此，能坐上高管职位的女性依然凤毛麟角。同时，政府为了保证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与男
性的平等地位，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政策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等等，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边缘化地位，消除就业性别歧视任重且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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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研究生方向篇6
关键词：劳动异化现实的人哲学价值导向
在1844年，马克思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而转向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政治批判，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中的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通过研究认为，国民经济学探讨的只是单纯的经济，不关心经济对社会和人的发展影响，也没有把经济问题升华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社会的经济问题缺少哲学观点。自此马克思力求把经济问题与人、生产劳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起来，从社会历史的根本结构和发展规律上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实现哲学与经济学的深层次结合，显示了马克思严谨的理论思维逻辑性与科学性。可以说马克思用唯物史观推动了经济学革命。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其基本特征是批判与反思。而作为哲学理论创新动力的批判性突出的表现就是“前提批判”，即以否定性的思维方式去反思各种知识或理论的逻辑前提，以揭示知识或理论的前提所蕴涵的更深层次的前提或价值取向。从国民经济学出发，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1]
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以抽象的哲学范畴及逻辑体系涵盖经济现实的企图，并进一步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方法。马克思超越了经济学实证分析中纯粹的表象描述，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实现了经济学革命。具体来讲，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哲学方法主要体现为：（1）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来源的由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构成的劳动二重性，进一步揭示了作为历史内在本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从劳动与商品出发，具体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运用否定之否定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3]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解释了“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取决于“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的经济范畴及其先后次序。[4]（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构分析方法，剖析了由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结构等构成的人类社会的纵向结构与整体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分析方法，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五种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
马克思十分注重对经济问题设置哲学价值导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经济问题的哲学价值导向。马克思在展开经济学研究时，首先对他当时面临的国民经济学进行反思。通过反思，马克思认识到国民经济学之最大局限，就是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只考察经济事实的经济学意义，而忽视其“人”的意义，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与国民经济学相反，马克思用哲学的头脑与方法思考问题，把“人本”理念引入经济学，既从彻底的革命人道主义出发，明确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压抑人的个性发展的现实，又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出发，论证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每个人平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一个根本的理想价值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哲学价值导向，贯穿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始终。在“对人的漠不关心”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并且这个“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通过对作为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的异化劳动的深刻剖析，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马克思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了批判尘世中的自我异化的任务，力图追求幸福、自由、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些人类的伟大理想，其消除人的异化、使人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经济学研究的价值主题清晰的呈现出来。对此，马克思曾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据为已有”，并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在这里突出的体现为对自由个性的追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使每个人处在特定的职业分工中，这必将使人的能力畸形发展，会导致人的全面异化。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及市场机制也促进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能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性也使交往具有普遍性，使个人冲破地域、民族和职业局限，吸收世界成果来发展和丰富自己；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必将增加劳动者全面发展个人能力的自由时间；商品经济把人的理性和能力突出出来，并使人的理性和能力之地位得以确立。
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在当代中国，只有实现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才能既避免经济研究中的片面化，也有利于破解现阶段出现的各种“中国问题”。
当前一些经济学家看待经济问题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往往更多地仅从经济角度考察和研究经济问题，而没有自觉地把经济问题提到哲学上的“人”的层面来考察。比如，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绝不仅仅是打破旧体制的障碍机制，建立加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应机制，它同时也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过程。在对待劳动问题上，一些经济学家往往多关心劳动创造财富而不大注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结果导致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劳动者做出很大贡献但却做出了巨大牺牲。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讲，我们应特别注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在经济活动中确立劳动本位论；把资本问题提高到哲学上的“人”的层面来考虑，要尊重资本运作的逻辑，合理规范资本。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解决现阶段出现的各种“中国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2]《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