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范例(3篇)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范文

一个伟大的目标树在了中国人的心中。

美丽中国，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可感、可知、可触摸的美丽愿景。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13亿中国人向着美丽中国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我国，对生态、对环境、对资源，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忽视、轻视，到意识、正视、重视的过程。

从确立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到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萌芽，日益成熟。

倡导让祖国很美丽

岁月荏苒。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逐步形成。

战争年代的弹雨腥风，革命时期的你死我活，中国共产党一心带领人民大众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老一辈的革命家们有着朴素的生态理念，还曾提出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等论断，陕甘宁革命老区也有可圈可点的林业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发出的“绿化祖国”号召，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指南。中国林业教育学会理事长杨继平的著作中记载，多次在中央重要会议上提出，实行大地园林化。

1958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个花园一样，都是颐和园、中山公园”。

1959年3月，《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指示。

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

全球性的环境保护在1972年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标志是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举行。

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我国派出了30人的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特别指示：“要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

中国也开始意识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发展中遭遇的环境问题。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次年国务院正式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连续三年下发了相关文件。此后，中国不仅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机构，还把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而作为执政党的重要执政方针，十五大报告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此时的中国，人口众多，困难重重，生态恶化，环境失衡，资源枯竭。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面前。

从难以顾及环境问题，到开始重视环境问题。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进步。

绿化祖国要一代代坚持下去

一代伟人邓小平，在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中功不可没，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建设理论。

在他的倡导下，生态保护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1978年3月，我国在第三次宪法修订中，明确规定了“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把环境保护上升到宪法的高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森林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出台。1983年12月，环境保护正式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人口众多，是中国环境问题的特殊性之一。邓小平努力让人们认识到“人口多”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他重视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曾多次强调：“中国的国情要求我们注意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强保护和改善环境，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尽管实现起来很难，但中国还是为此努力着。

1981年夏天，特大洪水灾害引起邓小平的关注。他指出：“全民义务植树运动不仅要搞，而且要大搞”，“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

在他的倡导下，当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植树播绿成了公民法定性的义务。

从那时起，每逢春天来临之际，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植树，在全社会倡导植树、爱绿新风。

生态安全、生态建设渐成热词

同志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相继提出了“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与生态文明相关的概念，并且进一步将内涵更加明确。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的提出，是一个显著的标志。

“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我们倡导的发展，既要考虑到当前利益，又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中国要走的道路，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的道路。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显著的进步。明确提出了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思想。他强调：“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他认为，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就是要正确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正确把握自然规律，自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科学利用、改造和保护自然。

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倡导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的思想。他强调，环境保护不能单纯地依靠政府，还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动员公众参与，使环境保护工作形成社会合力。1998年，他在一次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鼓励群众参与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

中国政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及生态文明。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说，“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

从十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理念，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代会政治报告。

2005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5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要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

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要求“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并对其主要任务作出部署。十七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十七大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国际化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庄严承诺。

我国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概念写入党代会报告，生态文明的理想第一次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十将生态文明提到新高度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如是说。

十报告独立成篇论述生态文明。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十将生态文明系统化、完整化了，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是我党对资源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一系列战略思想方针的再概括和再升华。

曾经的单一、行业性、专业的行为，如今扩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使命。

十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并作出阐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完善，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明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景更加诱人：美丽中国。四个字的词语，为人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实实在在的画面。

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紧密：“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激励、感召更多的人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各方面，就不是某一方面，某些方面，而是方方面面；全过程，就是自始至终，每一个环节；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更加明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更加清晰：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二、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三、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四、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更加得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更加深远：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美丽中国，已经启航

从“与天斗，其乐无穷”，到意识到“与天斗，其乐无，穷！”这是一个进步。

从人定胜天，到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再到可感、可知、可触摸的美丽中国，中国人民在党的执政理念不断引领下阔步前行。

什么是美丽中国？十报告用了天蓝、地绿、水净三个具体而形象的词汇表述。空气、水、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生态环境的最重要的要素。这些阳光、温馨、充满诗意的词汇，为人民描绘出了未来的中国：

清澈见底的河水，充满负氧离子的茂密森林，风吹草地见牛羊的草原……绚烂春花，百鸟鸣叫，明月高悬，星光闪烁……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负责，对全球的生态安全负责。

天蓝、地绿，水净，靠什么？当然要靠你、我、他的共同努力。

美丽中国，已经起航。尽管前面会有惊涛骇浪，会有礁石险滩，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一定能够到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彼岸。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范文篇2

吕忠梅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湖北省主委，湖北经济学院院长。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持续围绕环境保护提出议案和建议。荣获2014年中国法治人物称号。

2015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3月7日，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记者会上明确表态，“要让《环保法》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要让企业懂得守法是底线，要把过去执法过松、过软的状况彻底改正过来。”《环保法》是环境领域的基本法，其修订、执行备受各方瞩目，而在其付诸实施后，环境法体系建设尚面临哪些需求，基于上述问题，本刊对全国人大代表、环保法专家吕忠梅进行了采访。

新《环保法》：“长了牙齿”，还要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环境保护》：今年的“两会”上，您所递交议案和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提出这些议案？

吕忠梅：今年人大会上，我递交议案和建议的主要内容依然是环境保护方面的，主要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生态环境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施、环境司法推进、环境与健康制度实施、潮间带湿地保护等方面。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由此而引发的利益冲突广泛而复杂，迫切需要经济与政治、政府与社会、科技与法律、行政与司法共同携手，打好环境污染阻击战，为了今天和将来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每个人，守护好人类共同的家园。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义务为保护环境鼓与呼，切实履行代表职责。

《环境保护》：作为环保领域的基础法，新《环保法》已修订完毕并付诸实施，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吕忠梅：2014年，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环保法》制定25年后首次修订并获得重大进展。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如何让这一部“长出了牙齿”的法律得到切实实施，理论与实践都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我在本次人大会上提出议案与建议的重点。

其一，新修订的《环保法》被确定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现有的立法结构与内容也体现了这一定位，主要针对环境保护领域的原则性、普遍性问题进行制度设计。但是，从立法效力来看，《环保法》仍然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普通法律，其效力等级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处于同一层级，并不存在“统领”关系。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已经宣告建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并未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作为一个子系统。因此，如何在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与依法治国新的历史时期，重构中国立法体系，是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此，我提出了《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建议》，建议将生态环境法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子系统。

其二，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案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公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是新《环保法》通过后启动的第一部单行法修改。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稿来看，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如与新《环保法》的关系问题、行政管理法痕迹明显的问题、许多重大的法律制度未予规定的问题等。为了把这部法律修订好，我联名30名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并准备了详细的专家建议条文稿。

其三，《环保法》建立了一系列新的、严格的制度，如何使其“落地”，变成执法者的行动和司法机关适用于个案的“准绳”，需要各种支持措施。环境法实施必须依靠“科技、司法、公众参与”三轮驱动，也是先进国家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政府部门在如何完善环境与健康保护的调查监测与风险评估体系、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机制、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参与、保护重要的环境要素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司法机关如何充分发挥审判职能，通过公正解决环境纠纷，维护生态环境法律秩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标，都是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我提出了《关于实施新环保法规定的环境与健康保护制度的建议》、《关于保障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有效实施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完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制机制的建议》、《关于高度重视湿地生态功能加强潮间带滩涂和候鸟保护的建议》等。

《环境保护》：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指出，“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环保部把今年定为《环保法》的“实施年”，指出要让《环保法》成为利器，关键在于执行和落实，在您看来，新《环保法》的执行和落实如何才能严格起来？

吕忠梅：不可否认，新《环保法>依然是以行政执法为主的“管理法”，这样的法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与法律授权的监管机关是否“有作为”直接相关。环保部把2015年定为“《环保法》实施年”，积极履行职责，为落实新《环保法》建立的最严格制度实施出台规范性文件，既有法律明确授权的“动力”，也有“问责”的压力。

据我所知，环保部将出台50多部文件，紧扣新《环保法》实施主题，结合严格执法的各项要求，尽可能通过确定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明确执法机关职责权限和相对人权利义务、完善执法程序、建立执法机制等举措，让法律的实施“看得见”，重在解决环境法实施方面的具体问题，值得肯定。

我曾经把环保部制定政策文件的行为比喻为架设“输变电网”，为让《环保法》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进行基础建设，这些工作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落实“统一监督管理”职责，建设“变电站”。新《环保法》明确了赋予环保部门的职权。为了保证职权行使于法有据、程序正当，环保部必须首先解决从新《环保法》的原则性规定到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可依循、可操作的问题。因此，环境保护部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节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行政规章，为“高压电”输出而建设“变电站”，让法律的授权以及原则性规定“落地”，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二是健全联动协调机制，实现“并网”。新《环保法》在授权环保部门对所辖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的同时，还规定了“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职权并要求环保部门与相关部门共同行使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这就要求在各相关部门的法定职权范围内既明确分工，又建立交流、合作、协调机制，解决执法中的“部门分割”、“各自为政”问题，实现“并网”。现在，环保部在自己制定部门规章的同时，还与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共同制定了《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就是在为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做具体努力。

三是建立沟通协同机制，尽力“联网”。新《环保法》的一个亮点，是完善了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特别是规定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衔接措施，完善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都涉及行政执法与司法的协同问题。为此，环保部不仅积极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实施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制定，还与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联合了《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实现了行政机制与司法机制的“互联互通”。

四是推行科学技术措施，提供“软件”。一方面，新《环保法》的实施必须以法律化的技术规范作为基础；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又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益的强大支撑，需要法律加以鼓励。为此，环保部与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了《企业绿色采购指南（试行）》，还向社会推荐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修订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作为环境司法的技术指南，为新《环保法》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科学基础。

当然，环保部出台的系列文件并非尽善尽美，亦有不完备、不周全之处，“输变电网“还需要完善升级。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与实施从来都包括两个层面，即上层建筑层面的制度设计与经济基础层面的物化制度，而不管哪个层面的制度，也都要人来执行。因此，已经建成的“输变电网”能否顺畅运行，还需要有资金投入、物质条件建设、科学研究支持、队伍素质与能力培训和提升。我非常期待，新《环保法》能够成为真正的“带电的高压线”，让“蓝天、碧水、净土”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环境法体系要弥补环境与健康保护制度疏漏

《环境保护》：制订“环境与健康法”是您近几年连续提交的议案，您和您的团队为此做了一个40条的示范法“草案”，但是目前单独制订《环境健康法》的国家寥寥无几，您觉得我国现目前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配套准备？

吕忠梅：的确，目前仅有韩国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与健康法》，其他国家还没有，我是这样理解这种现象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立法是从污染造成人群对健康严重影响后开始起步的，一开始就高度关注环境与健康问题，比如日本因为水俣病、痛痛病、哮喘病等在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同时，还制定了公害健康受害补偿与赔偿方面的法律；美国在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了人群健康受害的背景下制定《联邦环境政策法》，《超级基金法》。这些国家不仅在环境基本法中高度关注人群健康问题，而且建立了以保障人群健康为核心的环境标准制度以及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框架，出台了大量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指南或规则、开发了相关评估技术。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都采纳或借鉴了美国的评估体系与技术框架。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国家的环境与健康制度已经建立与健全，没有必要再专门制定环境与健康法。

与上述国家不同，在一些国家，环境立法属于“先知先觉”型，对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环境问题高度警惕并希望采取预防性措施予以控制，使其不发展到对人群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的地步，因此，环境立法的重点放在对环境问题自身的控制方面，对环境与人群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不够。等到环境污染造成人群健康受害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现有的法律制度体系难以应对，由此形成了对环境与健康专门立法的现实需求。当前的中国，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1989年的《环保法》在第一条写上了“保护人体健康”，但实际上没有具体制度予以支撑。这种认知直接导致了环境法体系中的环境与健康保护制度疏漏，比如：我们的环境标准体系缺乏以人群健康为核心的理念及具体标准；环评制度只要求评价规划、项目对环境的不良影响，缺乏对健康风险进行评价的要求和指标体系；损害赔偿制度只关注已经造成的实际的人身损害而不包括对生态环境破坏可能造成的人群健康受害等。在面对近年来环境污染造成的人群健康损害事件频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的情况时，法律制度应对“无能”现象十分突出。法律不能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时，表明它出了问题，必须加以完善。为了搞清楚中国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现状与立法需求，我们组成由环境科学、环境医学、环境管理学、环境法学等多学科合作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八年的现场调查、数据挖掘、管理绩效评估、法律制度分析等工作。我2014年领衔提出的关于制定《环境与健康法》的议案，就是以我们对中国环境与健康问题研究为基础，借鉴相关国家的经验与措施做出来的。在议案中，我们提出了一个40条的《环境与健康法草案（专家建议稿）》，建议以“风险管理”法律理念立法；确定环境与健康监管体制；健全环境与健康法律制度体系。

无论是从我国现实的立法基础，还是从先进国家的经验看，环境与健康法律制度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也意味着制定环境与健康法也需要为此进行积极的准备。我认为，目前可以利用国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难得机遇，为建立和实施环境与健康法律制度进行准备：

一是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整合式的环境与健康管理体制，综合考虑环境与健康管理的需求，确立环境保护部门的综合管理职能、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权限、建立环境与健康协同管理机制。

二是结合创新国家建设，为解决环境与健康问题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尤其是鼓励环境与健康问题的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域研究，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建设环境与健康决策支持智库。

三是加大对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及管理工作的投入，增加开展环境与健康调查、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环境与健康管理、环境与健康损害赔偿的资金投入；在环境保护基金使用途径中增加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的科目。

是建立地方政府负责人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考核与责任追究机制，将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的范畴。

《环境保护》：就现阶段而言，新《环保法》对环境与健康做出了规定，目前针对环境健康可以开展哪些工作？

囵吕忠梅：2014年修订通过的《环保法》首次将“保障公众健康”（第1条）作为立法目的，并在第39条明确规定了环境与健康制度，同时在第47条规定了环境污染公共卫生监测预警机制，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环境与健康法律制度。

《环保法》已经授权环保部门在环境保护领域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环保部完全可以依据《环保法》，调整内设机构，确定工作优先领域，制定部门规章和行动计划，积极推进环境与健康保护工作，至少可以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在环保部内部加强环境与健康工作机构建设，优化配置资源、调整工作职能，设立环境与健康司，负责环境与健康统一管理工作。

二是以已经开始进行的全国重点区域环境与健康调查为基础，制定环境与健康保护“十三五”规划以及行动计划，加快推进全面的环境与健康调查工作，为制定环境与健康标准、实施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进行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积累数据。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范文

关键词：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变革

一、引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七大已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建设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村镇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经历了起步阶段到停滞阶段，再到恢复和发展阶段，然后是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最后是快速发展阶段。生态农业建设、环境保护和绿色食品生产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促使我国农业经济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二、我国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变革

（一）起步阶段（1949年至“”初期）

我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有了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国家在保护和改善村镇生态环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在法规建设方面还没有提出专门的村镇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但在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做出了相关规定。如1957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暂行纲要》中，就包含了一些村镇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推动了村镇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在农村兴修水利、道路建设、植树造林、防治水土流失、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村镇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二）停滞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

该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村镇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对经济发展改变了原来稳步发展的战略，实行一种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如大炼钢铁，滥挖滥采矿产资源，严重破坏了村镇生态环境。尤其是一段时期，关于村镇等领域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和否定。农业生产方面，在当时极左的思想引导下，推行“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政策，全国各地大规模开垦荒地，大片毁林、毁草开荒造田，我国森林和草原生态状况急剧恶化，破坏了农业生产生态系统，导致了生态环境恶性循环。

以总理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以及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给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折点。197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拉开了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10条措施，同时，国务院制定并公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若干规定》。随后，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等一系列条例、规定和标准。1974年，国务院及大多数省市分别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环保机构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1974-1976年，在污染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全国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整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也为全国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恢复和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

该时期，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在这一时期出台。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的我国《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了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为今后我国环境保护和环境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时期。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对象和任务，将农村列为法律保护的环境要素。1983年12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发展，并提出到20世纪末乡村环境和城市环境一起达到清洁、优美、安静的目的。为此，国家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1983年1月11日，国务院决定停产六六六、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1983年6月召开了全国县（区）环境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出选择无污染、低污染工业的工业产品结构，注意合理布局，制止污染转移和对有污染工业实行“三同时”规定等经验。根据这些经验，国务院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决定》，将乡镇企业环境管理正式列入国家工作。1984年5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广生态农业，防止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山区25度以上的坡耕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牧，以发挥地利优势。口粮不足的，由国家销售或赊销”。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溃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素”。此外，国务院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保护村镇生态环境的法规。如《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村镇规划原则〔试行〕》、《农药登记规定》、《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水土保护工作条例》、《渔业法》等，村镇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有了明确的政策法规依据，我国村镇生态环保工作进入到恢复和发展阶段。

（四）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20世纪末10年）

20世纪末，我国村镇生态环保进入到了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1991年6月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是全国自然资源保护法规之一，用法律形式将水土保持工作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颁布后14个月，国务院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同时，各省也先后制定并出台了配套法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贯彻执行进入到可操作阶段。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为我国的村镇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法律保障。

1993年国家环保局公布了《乡镇企业污染重点控制行为和重点区域名单》，将18个行业列为重点控制的污染行业，并根据污染轻重和危害大小，分为禁止从事生产的行业、严格限制的行业、重点控制的行业，437个县市区镇被列为重点污染区域，其重点地区有159个。1994年，农业部决定在全国4亿公顷草牧场上推广内蒙古阿鲁科乐沁旗有偿使用草场的经验，有25个省区约7200万公顷草地范围落实了不同形式的草地有偿承包责任制。

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和沙尘暴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加上由于粮食的连年丰产等因素，促使国家最终启动了退耕还林工程。2000年中央2号文件将退耕还林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要点之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作方案》实施。其中规定2000年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14个省、区、市以及兵团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同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退耕工作要明确责任，完善政策，健全种苗供应机制，严格检查监督，确保质量。

这一时期，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并下发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农村经济司的《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一文，对我国农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我国世纪优先发展项目计划也将涉及改善生态环境的项目放于首位，如特别重视工业、农业发展及能源建设中的环境无害化技术与示范项目，优先安排环境污染控制、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方面的重大项目。期间，我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五大生态工程、灭荒工程、治沙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草地建设、小流域治理等。

（五）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我国村镇生态环保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五”期间，先后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把加强村镇生态保护和建设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自然生态恢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村镇生态保护监管与执法工作得到加强。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107个地区开展了生态环境监察试点工作，印发了《关于加强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工作的意见》，加大了对村镇的生态监管与执法检查力度，村镇环境污染防治得到重视。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印发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联合建设部颁布了《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制定了《有机食品技术规范》和《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试行）》，会同商务部等11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命名了一批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十一五”期间，我国大力开展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农产品产地环境监管，综合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巩固推进生态示范创建工作。计划到2010年，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污染状况，初步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重点区域农村面源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省、市、县、乡镇和村相应级别的生态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资源开发活动的生态保护监管能力进一步加强，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得到提高，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为人们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提供坚实的生态安全保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村镇环境保护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村镇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国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城乡统筹、以农村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着力推进环境友好型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环境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R].国家环保总局,2007-11-26.

2、吴雪.我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初探[J].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