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例(12篇)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篇1
关键词：商务谈判；语用策略；预期目标
随着国际贸易发展进程的逐渐加快，经济组织和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越发频繁，贸易往来不断增加。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谈判双方利益共赢，掌握商务谈判技巧，我们就商务英语谈判策略和技巧等加以分析论述，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更好地实现谈判目标。
1商务英语及国际商务谈判的含义
常言说得好，商场如战场，随着全球经济化发展进程的加快，经济交流合作也越加频繁。作为当前国际应用最广泛的通用语言，商务英语谈判已经成为国际商务谈判的重要手段，商务英语顾名思义就是在商务活动当中所使用的英语，而其又涉及语言运用、文化背景、国际惯例及交际技巧等多方面内容。商务英语内涵极为丰富，如果能够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充分发挥商务英语作用，就可以利用英语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减少沟通上的障碍，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国际商务谈判并非浅显的一言一行，而是一项复杂的交流沟通过程，如何在谈判过程中取得优势，得到满意的谈判结果，这是每个企业都将要面临的全新课题。商务谈判的成败直接影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谈判人员除要掌握商务业务、法律法规和谈判原则外，还应掌握必备的谈判技巧和语用策略，谈判人员还应了解世界各国文化，这样才能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更好地达到预期谈判目标。
1.1商务英语的内涵
商务英语是指交易双方在商务活动中使用的交流语言，它是英语在商务活动中逐渐适用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功能变体，其针对性较强。之前商务英语一直被用于对外贸易活动当中，被称作外贸英语，含义简单。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商务英语的运用也越加广泛。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较快，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不同以往，现代商务英语概念也有了全新的含义，商务英语的内涵、外延均有了极大的拓展，所涉及内容也越发全面。随着我国市场国际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国内大多数企业与国际市场的交流逐渐加强，这为国内企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其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和挑战。目前，我国国内企业与国际的商务活动更加密切，经济活动也越加频繁，企业所要接触的商务谈判也更多，应使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更好地挖掘市场商机，更好地发挥商务英语谈判作用，推动我国国际贸易发展。
1.2国际商务谈判内涵
国际商务谈判是指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不同利益主体为完成某项劳务或商品交易，对各项交易条件加以协商的过程。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品概念外延逐步扩大，传统的交易商品主要指有形产品，而概念外延扩大后也包括了技术、资金、信息和服务等无形产品。不论是何种商品形态的交易沟通，都可以称作商务谈判，例如投资谈判、技术引进谈判以及供求谈判等，以上内容均属商务谈判。商务谈判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谈判双方的观点、要求等进行交流和沟通，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达成协作关系。这一过程相对较为复杂，各方谈判人员根本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己方利益，从中寻找双方的利益平衡点，谋求利益共赢。在国际商务活动中，商务谈判是必要环节，同时也是合同订立的必经阶段。商务谈判内容既包括技术和商务问题，也包含法律和政策等方面问题，该项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政策性及策略性。国际商务谈判双方各自隶属国家、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以及风俗习惯都有极大的不同，这就增加了谈判双方的交流与沟通难度，因此国际商务谈判的难度较大。谈判人员出自各方立场和追求目标的不同，难免会发生一定的矛盾冲突，双方也会就此进行协商。商务谈判人员应严格遵循平等互利原则，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尽可能地降低彼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谈判人员要考虑双方利益，取得两方的共同认可，最终达成满意谈判结果。谈判结果对合作协议内容有着直接影响，商务活动开展受其影响较大。国际商务谈判人员应恪尽职守，更好地解决谈判中出现的各项问题，确保谈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构建公平合理的谈判平台。
2商务英语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作用
从字面意义来看，商务英语可以理解为商务和英语两方面内容的结合，专门用在商务活动当中。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商务英语的作用不容忽视，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商务英语具有基本信息交流作用，其商务性角度也决定了在商务谈判中的特殊作用。商务英语作用主要体现在谈判的针对性和谈判的灵活性、融洽性两方面。第一，商务英语有效提升了国际商务谈判的针对性。作为商务活动当中的专用语言，商务英语有别于普通生活用语，其内容主要有商务理论知识、商务交际技能，其对话内容涉及金融、管理、营销、经济等方面，商务英语专业性、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第二，商务英语的出现极大地增加了国际商务谈判的融洽性和灵活性。商务谈判人员利用其特点，缓解谈判场上的氛围，营造轻松、融洽的谈判环境，减少利益双方的矛盾冲突，避免商务谈判陷入僵局。
3商务英语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应用
3.1条件句的应用虚拟条件句应用。在国际商务谈判当中，虚拟条件句常被用在请求、询问、反对、赞同等较为委婉的情况下，给对方一种体谅与尊重之感。例如，在谈判双方进行初次洽谈之时，对于谈判双方而言，约定的时间都是极为重要的谈判要素，在预定谈判时间时，谈判者一定要询问对方意见，选定在双方都比较适宜的时间内进行谈判磋商。通常，虚拟条件句的使用都是让对方感受到尊重和认可，谈判人员应根据谈判实际情况，合理使用虚拟条件句，进一步促成谈判。真实条件句应用。在商务谈判过程中，谈判双方难免会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谈判方想要真实、准确地表达商业信息，应考虑谈判双方的利益共同点。因此，谈判双方必须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认清双方利益所在，准确掌握对自身有利和利益的根本点，同时还要掌握对方的目的所在。谈判者可以利用己方无关紧要而对方极为看重的利益、己方看重而对方无关紧要的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从而取得利益共赢的谈判结果。在国际商务谈判当中，语言文化差异常常会造成交流误会，英语条件句的使用就能够很好地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谈判者应适当运用真实条件句，进而促成商务谈判。
3.2语用策略应用谈判人员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应当采取婉转表达方式，尽量不用语气过重、措辞直白的语句。当谈判中拒绝对方要求时，可委婉地阐述“你提出的条件很有道理，但是有些微的差异”，让对方能够在情感上接受的同时阐述自身看法，最大限度地给予对方宽容和尊重，避免谈判双方陷入谈判尴尬的境遇，使双方能够平心静气地听完观点阐述，为谈判留有回旋余地。一个高明的谈判人员，通常会运用委婉的方式向对方表达自身见解，使得己方的意见更易被对方接受。幽默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也是一件谈判利器，诙谐幽默的谈判语言能够将谈判双方从尴尬、不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将紧张严肃的谈判气氛变得更加融洽、轻松。语用策略的有效利用能够给谈判人员予以心理上的语言享受，营造良好的气氛，将错综复杂的商务谈判简化，提高谈判效率。幽默的语言将会予以美的享受和智慧的启迪，进一步提高谈判成功的几率。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中采用模糊语用策略能够极大限度地增强语言表达的灵活性，这样就不会在谈判过程中将话说得太死，给谈判双方留有余地。模糊语言能够有效提升语言表达效率，利用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地传递信息，进而做出高效的处理和判断。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某些难以说明的问题，模糊语言具有一定的掩饰和回避作用，避免谈判双方出现正面冲突。
3.3礼貌原则应用人际交往过程中，礼貌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友好和谐关系的根本前提，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活动，礼貌原则也会对每名谈判人员产生一定的束缚。不论是谈判当中的任何一方，都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礼遇，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商务谈判的成败、结果的好坏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员礼貌原则运用。谈判人员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应当将交际礼仪运用得当，尽可能取得谈判双方的认同和赞同，谋求双赢结果。谈判双方要注意谈判场合、时间和对象，通过恰当的语言表达，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合理恰当的商务谈判语言需充分考虑社会政治各方面因素，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一种礼貌用语换做另一场合意义却未必相同。谈判人员应当了解合作方的文化背景，确保谈判的顺利进行，实现谈判目标。
3.4语言环境应用语言表达与领会需要结合语言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提高谈判语言表达效果。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就要采用相应的表达方式，这样才能够左右逢源。而商务谈判就是通过语言表达、交流的方式实现己方利益最大化，矛盾冲突是难以避免的，气氛的紧张和敏感更是常见。因此，在特殊的商务谈判环境下，谈判双方更需要一个缓和的环境，商务谈判人员应准确掌握商务英语灵活性，利用语言技巧营造舒适、融洽的语言环境，进一步帮助谈判双方进行沉着、冷静的处理。
4结语
在国际商务谈判过程中，正确的决断将会直接影响商务活动的开展，谈判人员应当充分挖掘商务英语语言的效用，灵活运用商务英语，营造良好的谈判环境，取得最佳的谈判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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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投资谈判供水企业经营管理办法
根据国家有关推进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全面开放城市供水事业的投资限制，鼓励各种经济成份对城市供水企业进行投资、经营和建设。全国各地供水企业从适应城市发展对供水需要和加快企业管理现代化的目标出发，积极进行投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优化供水资源配置，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制工作。
目前国有的城市供水企业产权转让是多元化投资主体改革的重要内容。产权转让是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也是对原有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和重新分配。供水企业改制要抓住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由于供水企业关系城市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全和稳定，所以要保证改制工作对供水事业的安全、顺利和稳妥进行，不能因改制而引起较大的社会风波和出现供水事故。二是供水企业经过改制必须实现供水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企业效益有所进步，服务水平较大改善，达到政府领导放心，职工群众满意，社会福利提高的多赢结果。而不是矛盾多了，水质差了，职工下岗了，领导更操心了，社会负担更重了。
由于城市供水事业投资大，回收期长，加上我国水资源缺乏，供水企业必然具有垄断经营的特点，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则办事，必须在政府的一定管制规则下运行。
市场经济是靠“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价格，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原则运作。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入时，生产厂家由于亏损而减少生产量，市场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进而推动价格上升，又使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生产厂家由亏为赢，就会再一轮增加投资和增加供给量。如果边际收入大于边际成本时，引起产量供过于求，引起价格下降，生产厂家转赢为亏，投资就会减少和供给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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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战后英法战时同盟解体，双方关系日益恶化。法国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努力改善两国关系，并提出结盟的意向；而英国则担心法国打破现有的战略平衡格局，称霸欧洲大陆。为恢复旧有势力并不想与法国结盟，以免助长法国的势力。双方由于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经过几次会谈，但由于双方国家利益的争夺，谈判最终失败。这次谈判对两国以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英法关系；平衡；国家利益
1921―1922年期间的英法军事联盟谈判是在战时的同盟关系解体，双方关系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举行的。虽然这次会谈由于双方利益的不同最终而失败，但这次会谈为两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英法结盟谈判背景
首先，为解决双方之间矛盾的需要。两国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德国赔款问题。战后德国赔款问题在凡尔赛会议及其以后的《凡尔赛和约》中，并没有规定明确的数字，只是提出设一个赔款委员会协商解决。法国由于在战争中出力最多，伤亡最大，受到的损失也最惨重，因此在此委员会中，法国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就具体赔款数额英法存在争议。由于法德是宿敌，法国参加世界大战是想夺回被德国占领的阿尔萨斯、洛林，同时削弱德国，称霸欧洲大陆。由于在大战受到惨重损失，因此法国妄图把失去的损失，在德国得到补偿。同时打破旧有的由英国制定的已存在200多年的大陆平衡体系，为自己向海外发展，称霸世界做好准备。因此，法国想尽可能的削弱德国，对德国赔款问题要求苛求。
英国在战后最主要的对内目标就是要恢复经济的发展，对外维护已经确立的欧洲大陆平衡格局的凡尔赛体系，为此目的它并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认为德国应在能力范围内进行赔款。尤其在1921年，当德国由于经济危机要求延期赔款时，使英国更坚信“欧洲经济和英国海外贸易的恢复，需要德国经济的稳定。”①双方就此问题矛盾加剧。
第二，是近东问题，近东问题主要是“希土战争”问题。
“希土战争”通常是指从1920年至1922年希腊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的对土耳其的侵略战争。战争期间英法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当战争进行到1921―1922年的时候，英法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种新的危险、紧张的水平。
由于法国在土耳其存在大量的国家利益，白里安认为持续的希土战争将会危及法国在土耳其的金融、经济利益。因此，白里安决定要和土耳其进行单方面的协商。白里安派佛兰克林・布翁去安哥拉和凯末尔进行正式谈判，随后两国签订了《佛兰克林・布翁条约》，即《法土条约》。当英国得知《法土条约》时非常震惊。因为此条约严重践踏了1914年协约国关于不单独与敌方签订条约的协议。这也严重损害了英国在土耳其的利益。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寇松曾在1921年11月1日向内阁陈述道：“佛兰克林・布翁和凯末尔缔结的条约……这个条约的一
些条款是对光荣和信念的破坏，这是对英国利益的最大伤害。”②面对英国的指责，法国政府反唇相讥，认为是英国在近东地区率先推行有损于法国利益的政策，所以破坏和撕毁协议的不是法国政府，而恰恰是英国自己，双方争吵激烈，矛盾激化。
第三，关于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海军军备竞赛的矛盾。在会上，英法都想尽力限制对方，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主力舰方面，白里安很不情愿的同意了英美关于限制主力舰的比例，按照这个比例，法国将沦为第四大国，然而法国并不甘心，它以防备德国复仇，维持领土及殖民地安全为由，向大会提出了要维护主力舰35万吨的要求。法国的要求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法国的主力舰吨位确定为17.5万吨。但在辅助舰潜水艇问题上，英法的争论却十分激烈。英国根据自身利益提出了完全取消潜艇的建议，而法国却认为潜艇是海军较弱的国家防御海岸，抵抗强国战舰的锐利武器，而且价格低廉，用途最广。因此，坚决反对英国的建议。在会上法国要求它的潜艇应与英美相等。针对法国的要求，英国的贝尔福指出，英国决不能容许拥有80万陆军的法国再拥有头等的潜水艇舰队，否则，将会给英国造成巨大的威胁，法国代表在反驳时指出，英国拥有强大的主力舰是对法国的威胁。双方关于潜水艇的争执对两国之间的关系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英国本来就担心法国打破欧洲均势，称霸欧洲大陆，进而损害英国的利益。法国在这次会上的要求进一步引起了英国的疑心，使英国认为法国的外交政策是故意侵犯英国的利益。
其次，法国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一战以后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非常苛刻，但同时又重新规划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法国为防范德国的侵略，确保国家安全，同时称霸欧洲大陆，主张极力削弱德国，甚至肢解德国。因为法国深知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不可能使德国永远处于弱势。正如法国主帅福煦对凡尔赛和约看的很真确：“这不是和平，只是休战二十年。”③法国认为德国迟早会东山再起，若要避免以后陷入无力抵抗的窘境，法国只有与强国结盟，而英国恰是当时最佳的选择。此外，法国若与英国缔结军事盟约，还可以填补因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而失效的安全保证。
最后，从英国方面来说，关于对法国的关系，寇松的态度最能表达英国的看法。寇松在11月22日向英国内阁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土协定》的摘要。他建议内阁不要对法国的行为反应过于激烈，他希望能和法国保持合作，以利于英国解决近东问题。当他得知内阁将对法国采取调和政策时，就于11月25日了关于《法土协定》的最后一份记录。在这份记录中，英国呼吁协约国重新联合起来，以解决希土战争问题，并且英国明确地表达了不计较以往的恩怨。英国的这个文件也及时鼓励了白里安决心要与英国结盟。④
二、英法结盟谈判
英法结盟谈判共分为三个阶段，双方就结盟问题，以及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问题举行了会谈。
第一个阶段：这次谈判分别在巴黎、伦敦举行，主要商谈近东问题的解决方案，法国表达了与英国缔结一个新的安全条约的愿望。
1921年12月前期，双方开始了会谈，在巴黎进行的会谈主要是由法国总理白里安和英国大使哈丁之间进行的，会议主要讨论了近东问题，在会议结束时，白里安提出了要在1922年1月早期举行一次关于近东问题的会议。在伦敦由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和法国代表之间进行的。在会上，法国代表提出了要与英国缔结一个新的安全条约。这个安全条约涉及范围很广，法国的目的是想防备德国的侵略。由于寇松不能确定法国代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国的观点，他在应对时非常小心，他提到了如果缔结这样的安全条约，在国内将会引起孤立分子、媒体、国会甚至政府内部一些主要势力的反对。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寇松表达了对此类问题以后进一步讨论的兴趣。1921年12月前期两国之间的会谈，虽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为以后的进一步会谈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阶段：这次谈判在英国举行，主要商谈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以及德国赔款问题。
在圣诞节之前，两国领导人在伦敦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讨论了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以及确定德国在1922年1月和2月应赔款的数目，双方还同意将在这个月末在巴黎召开金融专家会议，讨论有关欧洲经济恢复等问题。尽管在这次会议上东方问题没有被正式讨论，但白里安表示他希望法国的外交政策应与英国保持一致。并且他在私下里向寇松保证，他希望共同行动，以使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个妥协的条约。在会议的最后两天即12月21-22日，双方主要讨论了安全条约。在会上法国提出一个安全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两国要相互保证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利益，在所有的问题上要共同行动，并且不论什么时候当这些问题受到威胁的时候，彼此应互相援助。面对法国的这个计划，劳合・乔治表示了反对，他立即指出法国卷入东欧国家对英国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英国人民不愿卷入可能由波兰、但泽、上加里西亚这些地区的纷争。劳合・乔治表达了他对法国这种区域安全概念的兴趣。他向白里安保证他将会和内阁讨论这个计划，并且准备在1月份的戛纳会议上进一步的讨论。这次会议在12月22日结束的时候，英法之间的合作似乎前途光明。
第三个阶段：这次谈判在法国举行，主要商谈法国的安全问题。
戛纳会议在1922年1月4日召开，法国在这次会议上准备了两份计划，第一份计划，主要满足了英国要对法国进行安全保证的要求，这份计划主要是为了排除英国对卷入东欧地区的担心。第二份计划，法国要求缔结一个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等地区安全协定。而英国在会议的一开始就向法国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劳合・乔治拒绝了白里安的这个计划。因为“尽管法国很渴望得到这种联盟……但这种联盟不符合英国的传统”，⑤这份备忘录中英国提出了法国应该做出如下的让步：①停止军备竞赛，尤其是潜艇竞赛;②举行一次包括德国和俄国参加的会议，制定一个全面恢复经济的协定；③对近东问题，英法两国的解决方案要完全符合协约国的政策。⑤在1月8日，白里安答复劳合・乔治，说明针对德国再事侵略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双向的，不但保障法国的安全，也保障英国的安全。他日英国的岛国地位受到新科学发明的威胁或者德国在莱茵地区恢复武装，并违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陆、海、空军条款，而需要共同对德国制裁时，英法各自需要提供多少军队，不仅两国参谋部之间须要协调，两国政府也须要磋商。
然而在1月10日早晨，白里安突然收到了米勒兰总统的电报，要求他回巴黎，并解释目前在戛纳进行的秘密协商。这次会议的突然中断，使英法两国没能形成一个新的协定，使得两国之间的所有的冲突和矛盾都没解决，这严重阻碍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三、英法结盟谈判失败的原因
1921―1922年英法试图结盟的计划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两国在战后的外交目标不同。一战后，英国元气大伤，“1920―1921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对英国打击沉重，工业生产下降46%，对外贸易下降1/2。”⑥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恢复经济的发展。而为此，英国目前最急需要做的有两项任务：
其一，就是要缩减在海外的军事义务，通过国际军事协定减少一些昂贵的武器，创立一种稳定的国际秩序，以利于恢复传统的贸易和投资。其二，就是要裁减军备和解决安全问题。在英国看来，法国必须接受英国对它边界安全的保证，在处理德国的问题的时候，应采取一种协商和安抚的政策。并且为了欧洲经济恢复，应允许德国和俄国加入国联，并参与到欧洲安全问题、经济问题的系统中。
而战后的法国在外交上过于专注于国家安全。为了防御德国，它一面想和英国缔结军事同盟，另一方面，他又想维护东欧地区的稳定，以防范德国或苏俄的复兴。法国的这种外交政策显然对英国不利，而英国总是在怀疑法国想要称霸欧洲的野心，因此，双方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础，这也是谈判失败原因之一。
第二，英国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承担欧洲大陆上的任何政治、经济、军事义务。正如劳合・乔治表达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英国人民将不愿涉入因波兰或上西里西亚的但泽（Danzig）而起的争执。英国人民觉得欧洲那个部分的人口性情不稳，又易于受挑拨，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动手，而争执中的谁是谁非可能极难以解决。”⑦正是由于英国抱着这种心态，所以当法国提出的安全计划涉及东欧时英国极力反对。
第三，双方国内政治的影响。当时劳合・乔治政府主要是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联合组成的政府，在1921年，他在国会里虽然主要依靠保守党人的支持，并且保守党的领导人仍旧忠诚于他，但他的外交政策在大众之间逐渐引起了不满。保守党的右翼虽然人数很少，但反对政府在国内的改革，还吵闹地要求政府的开支应当减少“浪费”。此外，为了处理好爱尔兰问题，首相也花费了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在这种背景下，劳合・乔治若要和与法国缔结军事盟约，这将会与国内的“国际主义者”、左翼的和平主义者、以右翼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发生冲突。如果英国要与法国联盟，那么，英国就必须小心谨慎地明确自己的义务，以及评估法国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在法国，白里安在国会中的地位非常脆弱，国内充满了民族主义气氛，如果他要修改他的基本政策的一些内容，以适应和英国结盟的需要，他负担不起与保守党的疏远，并且国内对英国态度也比较冷淡。
由于战争中英国实力受到重大损失，妄图在战后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得以重整旗鼓，重振世界霸权。但是，世界格局已发生重大的转变，美日已经崛起，英国的大量自治领正在谋求独立。这些打击使英国疲于应付，根本无法顾及欧洲大陆。因此，英国妄图保证凡尔赛体系的稳定，来达到稳定欧洲大陆的目的。而此时的法国却妄想通过与英国成立军事同盟，来保证自身的国家安全，对于这一破坏欧洲大陆军事平衡格局的举动，英国是难以同意的，因此，谈判的破裂便不可避免了。
注释：
①JohnHiden,GermanyandEurope1919-1933,《1919-1933年的德国和欧洲》NewYork,LongmanInc,1977,p52.
②转引HinesHallIII,LloydGeorge,BriandandtheFailureoftheAnglo-FrenchEntente,TheJournalofModernHistory,vol.50.N0.2,1978,p1125.
③[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海南出版社2009，第242页。
④转引HinesHallIII,LloydGeorge,BriandandtheFailureoftheAnglo-FrenchEntente,TheJournalofModernHistory,vol.50.N0.2,1978,p1137.
⑤转引HinesHallIII,LloydGeorge,BriandandtheFailureoftheAnglo-FrenchEntente,TheJournalofModernHistory,vol.50.N0.2,1978,p1137.
⑥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31页。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篇4
一、“德班气候大会”的主要进展
2011年底,第1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以下简称“德班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虽然会议期间出现了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等事件,但总体而言,与会各方表现出更为理智的态度和务实的谈判策略,按照“巴厘路线图”推动谈判的意愿也比较清晰。经过反复磋商,德班会议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从中方的角度来看,德班会议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基本实现了“三个坚持”,即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双轨制的谈判模式,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对《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达成妥协,这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三是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在减排资金安排上有所突破;四是在2010年坎昆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减排技术、能力建设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机制。另外,德班会议还对2022年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公约》的实施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设定了相关进程。然而,德班会议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的落实也尚需时日,而发达国家自身减排以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政治意愿仍明显不足,这成为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合作的主要障碍。
同时,回顾过去20多年来的谈判历程可以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一直是步履蹒跚,各方矛盾和纷争不断,谈判主导权争夺激烈。由于约束力有限,一些通过反复讨价还价艰难达成的减排方案在各国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在谈判机制和模式上,发达国家力推“并轨”,以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最终达成单一的协议,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则坚持“双规”谈判,坚守“巴厘路线图”的原则[3](P9-16)。这表明现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机制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迫切需要创新谈判机制,以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何破解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及其与三个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之间的利益纠葛,避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沦为国际政治新格局的博弈工具,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创新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尽管德班会议及其取得的成果对维护现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机制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欧债危机、“页岩气革命”、“弃核风潮”等因素的影响下,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的整体氛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与哥本哈根会议前后的“喧嚣与鼓噪”相比,“气候变化”的话题不再热得烫手,而是似有转冷的迹象。在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有关德班会议的报道很少见诸主要媒体,这与哥本哈根会议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些科学家和政治家将气候变暖由一个边缘概念变为全球主流共识的努力似乎正面临新的挑战和质疑[4](P36-37)。碳捕获与封存技术(CCS)应用前景不明朗、相关研究资助力度减弱、公众关注度下降等因素,使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全球减排资金机制和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加剧。
二、“后德班时期”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动向
(一)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影响下,发达国家资金支持受限
2011年以来,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并加快向欧盟的核心国家蔓延。由于引发危机的制度性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使得救助难度增大,危机存在长期化的可能性。欧债危机的阴影使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加,欧元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尤其严峻,而新兴经济体虽维持较快增长,但增速也有所放缓,这势必抑制全球能源消费,进而减少各产业部门以及交通、建筑和居民等领域的碳排放。撇开欧债危机这一特定因素的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即使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主要发达国家也不可能依靠传统高耗能产业重振实体经济,而必然要通过开发绿色、低碳技术,并通过对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恢复经济活力。因此,主要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快速、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减小。
同时,国际金融危机及后续的欧债危机对发达国家财政状况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欧盟、日本、美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产生了大量财政赤字,而地震则给日本造成了巨大财产损失,灾后重建所需的巨额资金使日本政府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这将使主要发达国家对本国减排的财政支持捉襟见肘,绿色低碳技术研发的政府投入以及新能源市场化发展的财政补贴受限,进而对其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如果我国继续在提供减排资金方面施压,将使发达国家很难承受。
(二)“页岩气革命”正在改变全球能源格局,增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底气和实力
以页岩气为主的非常规天然气开采技术成熟,进入量产阶段是美国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为降低能源外部依赖,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对页岩气开采的大量投入终于在21世纪头十年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关键技术的突破使美国页岩气已具备商业化开采能力,产量急剧扩大。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1379亿立方米,占其天然气总产量比重由2006年的1%大幅上升到23%,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其页岩气产量为中国当年天然气总产量的1.46倍。2011年,美国已由燃料进口国转为燃料出口国,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从未有过。据预测,全球页岩油储量约11万亿~13万亿吨,而世界常规石油储量仅为4000多亿吨。按目前需求测算,页岩气将保障美国百年以上的天然气使用。到204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将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40%以上。随着页岩气产量快速增长,美国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其中,2012年1月,天然气井口价格、居民用价、商业用价、工业用价和发电用价分别比近期价格高位的2005年下降了68.2%、34.5%、25.2%、60.0%和66.2%①。天然气价格持续走低使美国能源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天然气替代煤炭,导致发电用能成本下降、排放减少,而且价格下降后,美国货车开始使用天然气作燃料,陆路交通部门也将减少对汽油的依赖。
虽然页岩气开采中的环境问题被一再质疑和诟病,但被称为“能源领域新革命”的页岩气成功开采使得非传统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异军突起。美国页岩气产量扩大不仅有助于缓解其国内天然气供求矛盾,而且还将削弱俄罗斯、伊朗等能源出口大国的国际影响力。据美国贝克研究所的一份报告预测,俄罗斯占西欧天然气市场的份额将由2009年的27%降至2040年的13%。目前,波兰等欧洲国家正加紧页岩气开发利用,以重塑欧洲天然气市场,加拿大、阿根廷、中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积极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正如《世界能源展望》(2011)指出,全球将进入“天然气的黄金时代”。除了页岩气之外,加拿大的含油砂、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特稠原油等新资源可提供13000桶石油,从而增强了全球非传统化石能源的乐观预期②,而这些因素都将给世界能源格局带来重大变局。同时,作为低排放能源,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增长将对温室气体减排前景产生深远影响,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等国家的减排压力,进而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可以预见,页岩气开采将为美国左右中东、北非地缘政治添加重要砝码,成为其主导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有利条件。
(三)新能源产业需求波动,贸易摩擦加剧
根据英国BP公司的《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长15.5%,为1990年以来的最快增速,其中风电保持强劲增长,增幅达22.7%,而OECD国家仍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主要生产国,占全球产量的77.5%[5](P38-39)。虽然可再生能源产量保持快速增长,但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却出现波动。以美国为例,随着天然气价格不断下降,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劣势进一步凸显。在日本、欧盟的技术优势和中国制造优势的两面夹击下,美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的市场潜力被挤压,投资收益下降。同时,经济低迷导致能源需求不旺,政府支持新能源发展的财力不足。这些因素使得私人资本对风能、太阳能产业的投资热情减弱,金融危机后出现了一轮风能、太阳能投资低潮。2011年,美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投资强劲反弹,第二季度投资额达105亿美元,约占全球该领域投资的1/4。尽管投资回升,且投资者仍看好新能源的长期前景,但太阳能等新能源在美国的投资吸引力却已不如先前。
另从新能源设备国际贸易的情况来看,受欧债危机、美国天然气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发达国家对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补贴减少,国际市场上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板等产品的需求下滑,企业生产萎缩,导致价格竞争向新能源等产业蔓延,贸易摩擦开始渗透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能源领域的贸易摩擦中,首批主要受害者仍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2011年11月,美国商务部对6家光伏企业起诉中国输美光伏产品正式立案,这是美国首次对我国新能源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尽管2012年3月美国商务部初裁结果所征收的惩罚性税率比预想得要低,但仍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示范效应。紧接着,德国太阳能经济联合会准备在欧盟27个成员国针对中国光伏产品提出反倾销诉讼,而美国也意欲对中国的风电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欧美等国采用这些贸易保护手段,不仅旨在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势头,进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而且在“双反”调查过程中,一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新能源企业股价频繁波动,为国外金融资本向我国优质实体资产渗透带来可乘之机。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篇5
关键词：中美文化的差异商务谈判的影响措施
0引言
早在21世纪以前，英语就已经成为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语言，在经济不断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之间的商务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上的商务谈判占据着越加重要的地位。然而，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却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会引发出不同的分歧，会加深国际上商务谈判的冲突，能否解决这些冲突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只要谈判者能够充分的意识到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彼此之间就可以多一些理解，也就能减少谈判时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商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
1中美文化差异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则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将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比有很大的说服力和典型性，而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1语言上的差异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最容易察觉出来的就是语言上的差异了。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文化的基石，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特征，不仅仅包含了该民族的历史和背景，还囊括了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位于亚州中部，使用的是汉语，拥有久远的历史文化底蕴，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是当之无愧的泱泱大国，而美国则是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由五十个州和一个联邦直辖特区组成的联邦共和制国家，使用的语言则是英语。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很大，不管是在语法上还是在书面上或是在口头讲说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
1.2价值观方面上的差异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它包括了很多方面，首先，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思考问题喜欢运用整体的思维方式，着重从整体出发，顾全大局，按照整体的观点来观察所遇到的问题或是世间的一切。而美国人则更偏爱于个体的思维方式，提倡个性，把复杂的事物分成一个个小的部分，再逐个地击破。其次，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中国人在社交过程中很注重“面子工程”，非常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也很关注“第一印象”，交往的时候总是很含蓄，需要仔细的斟酌一番方能听得懂，会为了增加对方的好感而去可以调查对方的喜好，从而投其所好，还会找到各种话题比如说是股票、房价、政府政策等来挑开话题进而交谈。美国人在这方面则比较随意，讲话比较直率，很注重个人隐私，不会轻易问别人的年龄、工作、家庭等问题，也不会轻易和别人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再次，在礼仪观念上，中国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十分注重身份地位的尊卑，辈分的大小，非常讲究礼仪，特别关注人际关系，人脉关系在各行各业中都占据着很高的地位，往往在关键的时候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美国文化里的人际关系就比较简单了，往往在谈判的时候注重的是当下的利益，谈成一笔生意就万事大吉了，他们更讲究对事不对人，非常重视时间的观念，认为“时间就是金钱”，谈判期间若是没有及时赴约不会愿意去延迟时间来等待对方的到来，因此有的时候会被评论为不大近人情，他们也不会去花很大的精力在培养谈判双方的感情上，更不会利用人际关系来拉拢对方。
2由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谈判障碍
中美文化上的差异对于两个国家进行商务谈判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沟通上的影响。一个用的是汉语，一个用的是英语，因此，双方都需要在翻译官的陪同下将语言上的差异解决掉；除了语言上的障碍还有是表达上的差异，中国人喜欢含蓄的表达，他们认为这种表达能够显现出自身的涵养，而美国人则喜欢直接进入主题，坦率地讲出观点和看法。这些都会导致沟通的障碍，从而影响谈判的顺利进行。其次是由注意的方面不一样而引起的摩擦。中国人喜欢注重大局而忽略细节，喜欢一开始的时候就避开细节谈整体，认为细节部分应该放在最后面慢慢谈，而美国人则喜欢一开场就讨论细节问题，因为他们比较注重细节部分，认为是“细节决定一切”。不仅如此，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双方可能会因为关注点不一样而引起法律纠纷，中国人不是很注重合同的签约，觉得信任和和谐是处于第一位的，谈判的目的是要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但是美国方面很注重合同的签约，他们觉得商业和朋友是不挂钩的，一旦签约了合同就必须得按合同上的规定来办事，因此双方在着重点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状况甚至是谈判的失败，严重的还会惹上官司上的纠葛。
3应对措施
3.1组建一个专业性的团队这个专业性的团队要充分的了解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精通双方的语言，直接采取务实的谈判语言政策，拒绝运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回答。既要拥有丰富的知识背景，还要有灵活的思考能力，更要了解法律方面的事情，特别是在签约合同的方面更要仔细斟酌、反复检查。拒绝存在偏袒，要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去看待两国的商务谈判，直接了断，冷静地争论，明确态度。
3.2积极营造一个适当的谈判氛围谈判双方在进行了充足的准备后，就要开始面对面的谈判了，一次谈判往往会涉及到好几次的讨论协商，但是不管是一次性的谈妥还是多次的谈判都要创造一个良好的谈判氛围，因为谈判气氛经常会影响到谈判者的情绪、动作、谈判时的语气以及对于谈判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氛围往往会对谈判者有着积极的影响，轻松的谈判气氛会让双方都觉得很放松，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氛围下进行谈判能够增加谈判的成功率，于谈判双方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3.3规范礼仪计策“做人先学礼”，礼仪在任何地方都是很重要的，它是个人修养的重要保障，也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更是商务谈判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因素。大方的着装、得体的举止都会给谈判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商务谈判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方式来尊重对方能够减少彼此间的摩擦，营造一个友好的人际关系气氛。由于中美两国的着重点不一样，对于礼仪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可以制定简单而有效的礼仪计策来缓解双方之间的压力，以达到友善、尊重双方的目的。
3.4制定多套方案商务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想要争取最大的利益，很容易就发生摩擦，因此，要做两手准备，多备份几套方案。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使得谈判陷入中断，可以舍弃之前让双方都不满意的方案，直接拿出已备好的其他方案，双方有条件、有原则的让步，对于不满意的地方提出建议共同解决，为谈判提供继续下去的动力和思路，从而找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双方利益需求的策略。
4结语
中美文化上的差异会直接导致两国商务上谈判的困难，但是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美国文化，都不存在文化上的好坏之分，每一种文化都会存在好的一面也会存在不好的一面，我们要客观的对待文化上存在的差异，这样在商务的谈判上才能够克服自身的缺陷，制约对方的优势，从而把握谈判的主动权，进而争取最大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姚亭廷.中美文化差异及其商务谈判的影响.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93（9）.
[2]杨晓慧，严旭.中美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的影响极其对策，2010，
9.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篇6
关键词：基层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讨论
Abstract:Thecollectivewagenegotiationsiscompatiblewiththeestablishmentofmodernenterprisesystem,it’simplementationconducivetotheprotectionoflegitimaterightsandinterestsofbothlaborrelations,topromoteharmonyandstabilityoflaborrelations;helpenhanceemployeescohesion,ithasveryimportantsignificanceforlong-termdevelopmentoftheenterprise.Keywords:grass-rootstradeunions;carry;collectivewagenegotiations;discussion
中图分类号：D4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工资集体协商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在企业工资分配方面实行的一种劳资共决机制。它一般是由企业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工资分配制度、分配形式、收入水平等进行平等协商，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工资集体协商是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重要内容，它的实施有利于保障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有利于广大职工民主参与企业工资分配，建立企业工资的正常增长与调整机制；有利于增强企业员工凝聚力，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从协商企业的具体实践来看，由于多种因素影响，还存在许多协商形式化、履约不到位等不尽人意的问题。分析原因，既有工会干部和职工业务素质认知程度的因素影响，也有企业方主客观条件变化的制约，更有协商策略方法措施不得当导致的事倍功半的非理想状况。本文拟就企业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策略方法问题试作研究和探讨，以求能对企业更有效地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引起更多工会理论工作者对此类问题的关注。 一、提案目标拟定策略 工资集体协商目标提案拟定的是否科学、合理、符合企业的客观实际，直接关系到协商结果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必须慎重选择拟定策略。为了使提案的目标期望值达到有理有据、准确合理而又切实可行，事先必须做好调研、测算和比较分析等技术性工作。 工资提案目标的拟定，原则上应以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重点。根据近年来企业协商实践，工资标准及分配方式、年度工资增长及调整幅度、奖金、补贴、企业最低工资以及保险、福利待遇标准等往往是多数职工关注的主要问题。这方面应注意的策略是，在企业谋求利润增长和职工谋求收入提高的同时，如何找准双方利益的结合点，增加对方的认同度。一般有如下几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在动态分布条件下，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减少，也就是一方利益增加是以减少另一方利益为代价取得的；第二种选择是，一方利益增长，另一方利益不减或持平，也就是在对方不受损的情况下提高；第三种选择是，一方利益增长，而另一方利益也相应增长，甚至有更大幅度的增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赢”效果。如果在企业中，利润连年增长，而职工工资总也不涨，那利润中相当一部分就是以牺牲职工利益获得的；反之，如果职工工资连续增长，企业利润下降，劳方获利，资方受损，那也是不可取的。现实生活中，第一种选择只有资方能做到，劳方根本做不到。第二种选择中，如果企业利润不增不减，你想谈涨工资，那也是很难的，除非在“通涨”的情况下，可能勉强按上级工资指导线下限给你一个“微调”。唯有第三种选择是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但也需要协商才能实现，不谈也未必能得到。因为有些企业领导或个体老板不相信“涨工资”就能“涨效益”，所以这还需要工会拿“工资利润率”去跟企业领导或个体老板协商。让他明白，职工从来就没有白拿工资的，职工权益实现了，关系才能和谐，效益才能提高，而且可能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这就是最佳效益选择实现双赢的“策略”。据此，我们可以对以下目标作适当的选择。 1.企业工资标准与分配方式的目标策略 工资标准与分配方式的选择，是关系职工工资收入能否实现劳酬相符，分配时能否体现合理差别，发挥工资杠杆的激励作用，促进职工创造更高价值的重要环节。确定工资标准应参考劳动力市场价格、行业平均工资水平、企业人工成本、岗位劳动强度及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综合考虑，工会拟定目标策略时，应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原则。对不同企业来说，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及民营企业等基础工作较好的，可根据经营和市场变化情况，提出对原标准作适当调整的要求。在岗位起点工资标准上应体现同岗同薪、同工同酬；在系列工资标准上应体现差别、拉开档次。对于日益增多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来说，确定工资标准则侧重向市场价格靠拢，有竞争力的企业可选择市场价位的上限水平；对于经营效益连续增长，产品稳定的企业，工资标准应高于行业工资水平和市场价格。这样既可稳定职工队伍使人才不外流，又可保持企业竞争力。对于经营困难、效益下滑的亏损企业，工资标准可保留，但工资支付会减少，实发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保障线。 工会在拟定工资分配方式的目标策略上，要从维护职工利益和企业发展两个方面考虑，帮助和教育职工转变观念，增加激励因素，适当加大活工资及奖金的比例。在分配政策上要向技术骨干、关键操作岗位、苦脏累险的一线岗位倾斜，笔者认为，一、二、三线职工分配比例应控制在1:1.5:2的范围内。以局属某公司为例，虽然以前常年效益不好，但是这几年发展却特别快，2006年全年共完成产值714.65万元，人均收入14345元，2009年全年共完成产值1400余万元，人均收入达到36200元（数据引用于某公司相关报表），连续几年公司职工人均工资收入以26％左右的幅度增长，公司年均产值也以31.9％的幅度连续增长，真正实现了“双赢”的发展模式。它的快速发展，除了科技创新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等因素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公司随着矿务局及时地改革了公司内部工资分配方式。缺乏激励落后的分配方式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条高压线，企业分配中活的部分占的比例如果小于20％（数据来源于互联网），那么企业将缺乏活力，难于快速发展。
2、工资增幅及调整目标策略 工资增长及调整是工会与企业集体协商中双方最为关切的问题，工资能否增长，增长多少，受企业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工会在拟定目标方案时，首先应通过调研，了解上级给予的当年工资指导线，然后对企业内部年生产总值、年度总成本、年度职工工资总额及人工成本等相关数据要充分掌握；此外，对企业新年度实现利润预测、利税预测、工资利润率、劳动分配率等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测算和比较，拟定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值。这个目标值应是具有一定活动空间的区间目标，以利协商过程有回旋余地。 工资增长虽然受诸多因素影响，但首要的前提是企业要有利润，如前面的案例，某公司年均产值以32％左右的幅度连续增长，就为职工增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除了产值外，还要看企业的现金支付能力，充分摸清企业“家底”，提出的目标议案才能做到有理有据。工会在拟定增资目标时，应坚持遵循使工资增长幅度与企业效益增幅按适当的比例“连动”的原则。 工资增幅的空间大小，往往与企业人工成本有直接关系，老企业人工成本一般比新企业高，因为他历史负担较重，越是后发展的企业，这方面优势越明显，增资潜力也越大。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工成本比较高，而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人工成本只有10％、20％而老企业由于各种负担较重其人工成本达到70%、80％（数据来源于互联网）。掌握这个数据，就为工会谈工资增幅增加一个有力的依据，工资增幅协商的策略，离不开对人工成本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与左邻右舍是横向的比，与自己历史近三年成本变化作纵向的比较，就找到了协商的切合点。 对于一些经营困难，效益下滑的企业来说，协商往往要采取“防守”策略，一是对微利的或濒临亏损的企业，努力寻求在其他方面降低成本的方案和途径，努力保持工资水平的下调幅度不低于最低工资保障线，使职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同企业共渡难关。如果国有企业没有做到保值增值，谈论增资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二、协商代表组合策略 工资集体协商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与专业性很强、工作量较大的工作，因此对双方协商代表素质着较高的要求。只有谈判主体得当，工资集体协商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协商代表的选择，是协商能否达到最佳效果的关键环节之一，因此，在协商代表组合上应注意以下要求： 1.代表组合的素质要求 (1)具有一定的理论政策水平和相关知识。必须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基本知识，了解本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能够在协商过程中掌握尺度、依法办事。 (2)要正直无私，热爱工会事业，密切联系群众，特别了解职工的愿望和要求，乐于为职工说话办事。 (3)要有一定的协商谈判能力。在协商的不同环节，善于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既坚持原则，又具有灵活性。 2.代表人员的性格组合 (1)循规蹈矩型。这种人办事信守一定的行为准则，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含糊，能忠实地履行职责，但灵活性略显不足。 (2)折衷调和型。善于察言观色，协调关系，能在紧张的气氛中打破僵局，营造和谐氛围，往往能用适当的妥协和让步达到或接近预期的目的。 (3)直言不讳型。敢于仗义执言，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勇于在讨论中率先发言，打响头一炮，活跃会议气氛。 (4)稳健谋略型。性格沉稳，善于思考，考虑问题全面周到，心中有数，失误较少，适合在筹划提案中发挥作用，但有时可能优柔寡断、贻误良机。 最佳的人员性格组合也必须要相互间有机配合，扬长避短，拾遗补缺，才能达到互为默契的团队效果。 3.代表人员的分工组合在谈判人员的分工结构上，至少应有以下人员： (1)一名通晓财务的职工担负收集和整理企业内外财务相关资料。 (2)一名懂得劳动关系、劳动标准的职工负责收集与谈判过程相关的资料。 (3)一名熟悉部门(车间、钻机)情况的职工负责收集职工中的建议和意见。 (4)一名具有法律基础知识的职工，负责收集和了解《劳动法》、《集体合同规定》、《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5)工会主席担任职工方首席代表，负责组织、沟通和协调全面工作。 鉴于行政方代表多为企业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方面比较熟悉，与职工代表相比有着专业方面的自然优势。因此，对所有参与谈判的职工代表，必须进行集中的业务培训。由于工资集体协商是一项讲究方式、方法的活动，在协商过程中，代表对法律法规政策的掌握程度、企业内外工资信息得知量、谈判技巧的运用、谈判内容的把握等都是制约协商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加强对代表的培训，提高他们对有关工资的法律、政策、劳动力市场等情况的了解程度，增强资料收集、协商谈判和活动能力，是代表组合策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协商过程的策略与技巧 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的过程，是实现维权的条件和手段，也是考验工会干部智慧、能力和耐心的关键时刻。基层工会应遵循以下作法： 1、会谈与沟通相配合策略 工会将草案及会谈中可能遇到的难点重点内容事前或会下与对方相关人员作初步沟通，了解和交流对方态度和意向，作必要的调整，使会谈时双方目标更接近，便于顺利通过。 2、先易后难的商谈策略 开始会谈时，先将容易达成共识的一般问题放在前边讨论，开启一个良好的开端，创造和谐的氛围。将重点难点议题放在适当的时机去讨论，集中精力再演重头戏，争取“瓜果全收”的效果。 3、原则和灵活性兼顾 工会协商中可以采取“四谈”作法，即职工最关切的问题重点谈；涉及多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谈；有争议的问题耐心谈；僵持不下的问题放后谈；使工会在协商中既有原则又不失灵活。 4、谈工资分配的“五项原则” 在具体商谈工资分配条款时，工会可以使用“五项原则”，即谈底线，持公平原则；谈系数，讲能力原则；谈增幅，看效益原则；谈目标，比贡献原则；谈福利，按需求原则，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5、妥协迂回策略 对于某项僵持不下，而企业眼前不容易马上能解决的问题，做出暂时的让步，留一部分活口，待有机会再议；或者在工资增幅上打了折扣，通过奖金、补贴或福利等方面补上“缺口”使职工总体收益接近期望值。 此外，由于协商会议一般规定由双方首席代表轮流主持，工会的首席协商代表要学会善于利用主持会议的机会，把握协商火候，争取主动，促进议题的顺利通过，达成职工比较满意的结果。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还有待于相关配套法规的支持，更需要各级工会干部和广大职工的艰苦努力，不断积累经验，使之真正成为维护职工权益、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长效机制。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篇7
一、多边、区域和双边战略之间的协调
美国贸易政策的中心目标是扩大美国出口商的市场份额。在二战后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多边主义是首选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中美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由于多边自由化进程进展缓慢，美国逐步改变了对区域和双边优惠贸易协定的看法，采取了“双轨制”的策略，即一方面促进WTO多边谈判，另一方面通过区域和双边自由化逐步达成全球自由化。美国官方强调，贸易自由化和遵守WTO承诺是他们自由贸易协定设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区域和双边自由化是美国的过渡目标。
从1985年至2008年，美国已经签署的、正在商谈或处于倡议中的FTA协定有近30项。这些FTA协定勾勒出了美国设想的由美国主导的“轴心-辐条”体系。从地理区域看，主要包括三个区域，即美洲、中东和亚太地区。在美洲地区，美国参与的FTA协定约其全部FTA协定的一半，这反映了美洲地区在美国区域贸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如果美国与西半球伙伴国的谈判可以被看作是达成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的一部分；那么更远距离的FTA伙伴国的选择则是由包括经济的和别的因素在内的多个目标决定的。从目标国或地区的选取和先后顺序来看，美国采取了“先单边后区域、以单边促区域；先近邻后远邻，以近邻促远邻”的策略。考虑到谈判的难度和谈判时间的旷日持久，美国先与其中部分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以发挥示范和促进作用。在亚太地区，美国先与新加坡签署了FTA协定，并希望以新加坡为突破口，推动与东盟各国的FTA谈判。从FTA协定条款看，包括的范围比WTO多边贸易体系走得更快更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把FTA当作多边谈判的“试验场”，许多FTA协定的条款将来会以相似的形式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内容。
从总体上讲，WTO多边体系下的自由化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是美国追求的长期目标；FTA是达到长期目标的手段，同时也会为美国带来小范围的局部的利益；APEC是由手段到目标的桥梁，APEC涵盖了东亚、北美、拉美以及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它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为融合位于不同区域的FTA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因此，美国在WTO、APEC和FTA中的政策关系和政策取向可以归结为WTO是目标，FTA是手段，APEC是桥梁。
二、关税政策的协调
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贸易转移。不同时间签订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将使贸易转移更加复杂，因而，需要协调各个双边贸易政策以减少优惠贸易安排带来的损失。
从总体上看，美国先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不断扩大，就是为了尽快地利用新贸易协定来纠正先前贸易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在1985年生效的美国-以色列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部分工业品，而农产品则排除在外；后来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立即免税的商品范围覆盖了46%的工业品和大多数农产品；分别于2004和2005年生效的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几乎所有工业产品和农产品列入了立即免税的范围。
美国先后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削减关税的过渡期逐步缩短。这是为了利用新的自贸区协定来纠正先前自贸区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为10年；与约旦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过渡期分为四类，大多数产品的过渡期少于10年；与智利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大多数工业品的过渡期为4年；与澳大利亚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农产品的过渡期仅为3年。
在高外部关税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相对价格差异会更大，从而引起更多的贸易转移。因此，通过单边或通过多边贸易谈判降低外部关税，将进口转回更有效率的供应商，能够把贸易转移限制到最低限度。
一直以来，美国通过谈判或单边地放松其贸易限制措施。从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以来，美国已经正式地提交了70项议案，大大降低了贸易壁垒，同时加强了世贸体系的规则和纪律。美国参加的各个自由贸易协定，无论在覆盖的范围上还是在自由化程度上，都比WTO多边贸易体系走得更快更远。
三、原产地规则的协调
自由贸易区内建立的原产地规则，一般用来防止“贸易转运”，即阻止非成员国原产地的产品经由保护程度低的成员向保护程度高的成员转运。除了预防贸易转运之外，原产地规则还会增加区外资本的流入和区内生产中当地原材料的使用，但这在经济学上是低效率的。总之，越是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会产生越低的效率。美国近年来分别与新加坡、智利和澳大利亚签订的自贸区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除汽车以外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几乎完全一样，这必将产生较高的效率。
自贸区原产地规则不仅是判定产品能否取得享受优惠待遇的标准，同时还可以通过制定适合本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特点的规则，实现保护敏感行业以及增加就业等经济目标。这在汽车和纺织服装业产品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规定汽车产品的增值比率按净成本计算为50%，而NAFTA规定将这一比率提高到62.5%，目的在于阻碍日本汽车产品以墨西哥为跳板进入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在纺织服装产品上，美国-加拿大自贸区协定未对原材料构成加以限制，NAFTA规定服装采用“纱以后”原则，棉纱和人造纤维线采用“纤维以后”原则，NAFTA之后的自贸区原产地规则对纺织服装产品的加工过程又作了进一步限制。美国对非敏感行业逐步放松原产地规则。2003年1月，根据产业发展的要求，美国联合加拿大、墨西哥对酒精饮料、甘油酯等产品解除了原产地规则。2003年10月，NAFTA缔约方宣布了一项旨在追求更加自由的原产地规则的建议。
四、服务贸易和投资措施的协调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服务贸易多边框架，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各成员方又就金融、电信、海运和自然人流动等服务部门和方式进行了一系列后续谈判，至今各成员仍在执行和消化这些承诺。多哈回合开始以来，除部分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有重大利益和优势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缺乏进行新一轮谈判的热情。为了推动本国服务贸易出口，美国在其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中都列有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其广度和深度超越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承诺。为了保护对外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在其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中也都列有关于投资的条款。
在大多数自由贸易协定下，美国自贸区对服务贸易自由化都采取了“负向清单方式”，除了包含在保留清单中的领域外，其他的服务贸易是没有贸易限制的，并且新的服务部门被自动地纳入到该协定下。这一方式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方式不同，服务贸易总协定采用列明清单方式。“负向清单方式”有效地扩大了协定覆盖的领域，能够产生更大的贸易创造，同时，由于新的服务部门自动地同时纳入到各个自由贸易协定下，从而减少了贸易转移。
五、对中国的几点启示
目前，中国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层次上参与了贸易自由化进程。这客观上需要对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协调，制定合理的FTA发展战略，确保整体目标的一致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根据以上的分析，重叠性FTA协定会带来贸易转移和成本损失。因此，中国在建立FTA的时候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坚持多头并进的发展模式
在当前情况下，应采取多边、区域、次区域和双边贸易自由化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力争在各个层面上获取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而且针对中国原有对外区域经济合作中心比较简单――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的非均衡发展状况，坚持立足于亚太的同时，构筑自己的多元重心模式框架，实现由单一重心向多元重心发展，在每一地区都重点培养贸易伙伴。
2.应注重采取多种形式的合作方式
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从性质上讲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贸易协定。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取不同的合作方式，既加强了联系，避免被孤立，又为将来进一步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建立FTA打下了基础。一旦时机成熟，低层次的、非机制化的合作可以方便快捷的升格到更高层次，而不用经过漫长的可能性研究和冗长的谈判过程。
3.坚持规则的一致性
各个FTA协定的规则应协调一致，包括协调一致的关税和非关税水平及减让进程、原产地规则和便利化措施等等。这样有助于节省谈判成本和行政成本，有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也有利于FTA范围的扩大和不同FTA的合并。实际上，国际上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2005年APEC《釜山宣言》就呼吁推动建立高质量、透明和趋于一致的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鼓励各国使用APEC关于区域贸易安排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示范条款。
4.各个FTA协定应具有层次性
这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注意自由贸易区签订的先后顺序。在与不同国家签订FTA协定时，顺序不好会导致贸易转移的反复发生，由此会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发展混乱和调整成本增加。对此，一个应遵循的原则是：应先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相近的国家合作，当然，这纯粹是经济学的考虑。事实上，签订FTA协定的优先顺序选择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外交问题。二是新的FTA应当能够减少旧的贸易扭曲。如果新自贸区伙伴国比已有的自贸区伙伴国更具有比较优势，那么优惠措施就应当足以消除旧的贸易扭曲；如果不比已有的伙伴国更具优势，优惠措施就以不产生新的贸易扭曲为限。
5.自贸区的规模应尽可能的大
一体化理论认为，范围广泛的自由贸易区能够减少贸易转移和调整成本等带来的弊端，同时有利于实现更大区域内要素的自由流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频繁和大量的自由贸易谈判会带来人力和财力上的巨大压力。因此减少自由贸易区的数量和建立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安排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上述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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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篇8
关键词：欧盟；WTO；地位
中图分类号：F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6－0004－06
收稿日期：2009－11－10
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上，美国始终如一地保持了领导地位，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Renato，1998)。然而，一体化逐步使欧盟可以像一个“大国”一样更统一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正如Bergsten(2000)指出的，美国领导了以前各轮贸易谈判。但现在WTO已经形成了G－2的管理架构，即美国和欧盟。随着欧盟的扩大和欧元的启动，欧盟在贸易问题上已经成为和美国完全平等的伙伴，并有能力否决任何全球贸易协议。从欧盟对WTO规则的执行情况来看，它总体上遵守了多边贸易规则。可以说，欧盟逐步成为了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领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也毫无疑问是受益者。然而，为了自身的利益，欧盟也采取“实用主义”的策略。
一、欧盟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渊源
欧共体并非GATT的创始缔约方，但其成员则全部是GATT的创始缔约方，之后欧共体才成为GATT的缔约方和WTO的成员。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GATT历次回合中，均由欧委会与GATT其他缔约方举行多边或双边谈判。除了个别机构之外(如预算委员会)，欧共体几乎参加了所有GATT机构的活动并参与以协商一致方式进行的各种决策。70年代开始，GATT框架下达成的大多数协议都是由欧共体单独接受和认可，这体现了共同体在贸易方面的排他性权力，唯一的例外是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两项协议(东京回合《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和《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由欧共体与其成员一道以混合缔约方的形式缔结)以及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产品相关的部分关税议定书。因此，可以说欧共体在GATT体制中逐步取代其成员成为GATT的“事实缔约方”，而其各成员只不过是一种“法律形式上的缔约方”(曾令良，1992)。欧共体成员作为GATT的正式缔约方其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特定事项的决策。二是参与预算委员会的工作，因为GATT的会费由欧共体各成员来承担。三是与欧共体一道签订“混和协议”。
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期间，欧共体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面临着《欧共体条约》的授权范围问题，尤其是关于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谈判是按照GATT谈判的正常程序进行的，但欧委会同时代表欧共体和其成员进行谈判。根据《马拉喀什建立WTO协定》第11条，欧共体及其成员均成为WTO的创始成员并签署了最终法律文本。欧洲法院在1978年的裁决中认为欧共体与其成员之间的权力划分属于内部问题，不需要第三方的干预。1994年3月，欧委会宣称：“(WTO)最终法律文件和协议属于欧共体的排他性权利”。然而，为欧共体及其成员共同作为WTO成员寻找合理的理由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欧共体与其成员之间的权力划分也需要明确。
二、欧盟逐步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领导者
欧盟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决于它在整个国际经贸关系中与美、日(或加拿大)已形成三(或四)足鼎立的政治与经济力量以及世界各国对这种力量的认可(曾令良，1999)。区域一体化的基本完成使欧洲可以象一个“大国”一样更统一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并成功地在WTO已经形成了“G－2”的管理架构，即美国和欧盟(Bergsten，2000)。
从历史上看，共同农业政策奠定了欧共体农业保护主义的基础；在反倾销的使用上欧共体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使用者；在纺织品与服装领域，欧共体紧跟在美国后面，直接促成了《多种纤维协议》的产生；在应对迅速崛起的日本时，欧共体同样采取了和美国一样的方式，通过双边的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以阻止日本对欧洲工业的冲击(Pedler，2002)。这些似乎都印证了某些人对出现“欧洲堡垒”的担心(HRnsoN，19981。但从总体上看，欧共体仍然积极地参与了美国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化。
在20世纪60年代，欧共体推出了新的关税减让公式，大大降低了谈判中的交易成本。面对70年代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欧共体带头打击非关税壁垒。在各轮谈判中，除了农业问题之外，欧共体一直与美国合作，推动关税壁垒的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欧共体本身的贸易壁垒也处于不断的下降中。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尽管在农业问题上存在激烈的冲突，但欧共体在其他议题上则支持了美国的倡议，特别是在争端解决机制、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非关税措施等议题上，欧共体与美国的立场并没有太大分歧。这显示出欧共体对多边贸易自由化是支持的，而这主要是由于欧共体能够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得利益，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欧共体也和美国一样希望获得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必然要求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欧共体与美国一道推动新的议题达成协定(服务、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两雅图会议之后，欧盟为自己赢得了多边主义领导者的声誉。
1999年12月的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对新回合谈判的目标严重背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利益而没能够启动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WTO领导权的暂时真空使得欧盟有机会发起启动新回合谈判的动议。新一轮谈判对欧盟至关重要，将决定它在WTO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对于多边贸易体制，欧盟的目标包括：一是在货物和服务贸易、FDI方面进一步自由化，明确规则并制定合理的时间表；二是强化WTO现行规则并发展在新领域的规则；三是发展中国家成员全面参与WTO决策过程，以便他们融入世界经济；四是通过与其他集团和组织的沟通与讨论，使WTO更为开放、负责、有效。
三、欧盟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立场与作用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欧盟率先提议深化贸易自由化，加强WTO规则，并推动可持续发展。在坎昆会议之前，欧盟在发展中国家关心的知识产权与公众健康问题以及农业补贴问题(包括共同农业政策改革)等领域均表现出了比美国更积极和灵活的态度。在坎昆会议上，欧盟在农业和棉花问题上采取了灵活务实的策略，并最终同意放弃投资和竞争两个新加坡议题，这甚至超出了参会之前部长理事会的授权(万怡挺，2003)。2004年3月，WTO重新启动谈判机制。2004年5月，欧盟做出让步，提出在
平行处理所有出口竞争议题的原则下同意取消所有出口补贴，得以使谈判能再度向前推进，从而为在2004年8月1日凌晨通过的“七月套案”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香港部长级会议上，欧盟在最后时刻最终同意2013年为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的最后期限，这被公认是香港部长级会议的最重要的突破。然而，在欧盟看来，香港部长级会议的结果虽然可使WTO免于失败，但进展实在有限，要在新的谈判日程内完成谈判将是一大挑战。欧盟贸易委员在2006年1月16日向欧洲议会报告时表示，欧盟决不会为了加速谈判进程而牺牲谈判内容的质量，也不会牺牲欧盟利益换取多哈谈判的成功。由于欧盟等成员在农业谈判上坚守自身的利益，多哈回合被迫于2006年7月24日宣布无限期暂停。之后，欧盟在各种会议场合宣称必须尽速复谈，并与印度、巴西、非洲国家集团等一起要求美国率先提出新农业提案，以促使谈判能重回轨道。多哈回合谈判重启之后，至今进展有限，原因在于，美、欧、巴西、印度核心四同(G－4)对农业市场准入、国内支持，以及非农产品市场准入二三角议题的分歧不能弥合。
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欧盟报以极大的期望，其主张主要包括：改善非农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谈判基于非线性共识，以最大程度地消除高关税，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灵活安排；按照2004年的“七月套案”框架推动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为世界贸易和投资提供一个公平、可预见、透明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管理体系；在谈判中考虑贸易伙伴的发展优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与贸易相关的援助；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免关税和免配额的市场准入待遇；对最弱小和脆弱的成员给予适当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支持主要的可持续发展议题，如环境保护、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自由化、社会发展和消费者关注。可以说，为了推动多哈回合的成功结束，欧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谈判最难突破的农产品领域，欧盟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包括：同意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并减少国内支持，到2013年取消所有扭曲贸易的出口行为包括出口补贴；降低总体贸易支持(最多80％)，削减最终约束关税至50％～70％(敏感产品除外)，发展中国家削减水平可为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二(WTO，2009)。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希望在其他领域得到补偿=基于“务实”的考虑，欧盟在谈判遇挫时致力于与个别国家，尤其是亚洲的国家洽商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欧盟认为，多边贸易体制仍然是世界贸易的主流，欧盟绝对不会退却，但是为了在一些经济快速增长的区域获得市场准入的机会，以及争取公平的贸易条件，欧盟应该积极与相关各国洽商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也是仿效美国在WTO谈判受挫后所采策略的模式。
四、多边贸易体制下基于实用主义的政策选择
(一)在利益的驱动下积极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欧盟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第一大贸易体，尤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优势甚为明显。一是通过多边贸易自由化，打开别国市场，从而获取出口利益。作为全球最大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商，欧盟将从外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获益颇丰。二是进口的增加也能够提高经济效率，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这一点经常被忽视。三是通过多边协议的达成，推动各成员实施较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从而进一步固化和稳定了欧盟的国际竞争力。而毫无疑问，通过多边的途径可以最大化地节省双边谈判成本。四是可以为内部的改革寻求外部的压力。对于农业改革和制造业部门的补贴改革，尽管能够带来重大的经济利益，但面临着内部的重重阻力。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成功达成就推动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对于服务业而言，内部市场服务一体化进展缓慢，通过在WTO项下做出承诺可以推动内部的服务一体化。五是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多边贸易谈判平衡各方利益。例如，在航空制造部门，欧盟各国存在大量的补贴且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而其补贴形式违反了现行的WTO规则；而美国对其航空制造业的补贴大多是来自国防部和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政府采购，这是WTO规则所允许的。这些问题的平衡需要在新回合谈判予以解决。在转基因产品问题上同样如此，虽然欧盟主张限制进口，但WTO专家组的裁决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产品对公众健康造成威胁。因而，欧盟希望在新回合谈判中达成新的协议以反映其利益主张。
(二)需要时不惜违背WTO规则从欧盟执行WTO规则的记录来看，尽管从总体上看还是遵守规则的，但显然称不上是起模范作用。从历史和现实都可以看到，只要违背了欧盟的利益或者不符合国内政治的需要，欧盟从来都不惜损害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事实上，欧盟不愿遵守某些规则，欧盟法院也经常被批评轻视或错判《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建立的新的规则。例如，欧盟希望维持那些明显违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计划。这些补贴要是给予了不经济的产业部门如意大利的钢铁部门，要么是给予了已经是市场领导者而不需要国家援助的企业如“空中客车”。这些措施削弱了欧盟在WTO中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公信力。在标准、转基因产品等问题上，欧盟都置WTO规则于不顾而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在香蕉和荷尔蒙牛肉两个案件中，欧盟甚至拒绝或变相执行WTO的裁决和建议。除此之外，根据争端解决机构的报告，在一些案例中欧共体也违背了WTO项下的义务，如在亚麻床上用品案、铁管案中，印度和巴西认为欧共体的立法政策没有遵守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尽管会有拖延而且对其完全执行不利裁决也存在争议，欧共体都会宣称愿意遵守争端解决机构的规则并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Tancredi，2004)。尽管有时会超出争端解决机制设定的限制，但欧共体一般会寻求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案(Baroncini，1998)。
(三)善用“原则中的例外”条款WTO的一个重要惯例是“原则中有例外，例外中有原则”，而欧盟善用弹性做法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最典型的即是实施农业保护主义。尽管农业在GATT中的豁免最初是美同开创的先例，但最大的受益者却是欧共体。根据《罗马条约》的有关规定，欧共体在20世纪60年代逐步完善和建立了共同农业政策的框架，其中农业经济比重最大、而其农产品出口遭遇困境的法国成为共同农业政策的主导者。此时，实行共同贸易政策会使对外贸易保护水平提高的效应体现出来，为了保护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农业大国的利益，共同农业政策的实际保护水平以最需要保护的国家为标准制定，从而使原本保护水平较低的国家也纳入统一的保护框架中。尽管欧洲在农业生产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但共同农业政策刺激了欧洲农民的生产热情，并使得他们对政府保护越来越高的期待，导致共同农业政策的保护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一种对贸易保护和政府补贴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随着美国农业比较优势的不断体现，美国开始后悔把农业排除在GATT之外，从肯尼迪回合开始，
美同提出大幅度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取消数量限制的要求，但共同农业政策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欧共体坚决予以拒绝。东京回合时，美国再次试图讨论农产品贸易问题，但刚刚从共同农业政策中尝到“甜头”的欧共体对此根本不予以考虑(杨逢珉、张永安，1999)。直到乌拉圭回合谈判，欧共体出于自身的多种原因，如欧共体内部各国之间为农业保护经费的分配不公而产生矛盾，农产品的严重过剩，财政补贴的不断提高，不得不开始考虑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当然，美国的压力以及欧共体对GATT多边自由化的期望也是促使其改革的原因。
善用“原则中的例外”条款充分体现了欧盟在多边贸易政策上的实用主义。除了农业保护之外，类似的还包括对纺织品与服装实施的保护主义。而在纺织品与服装回归多边贸易规则的规范之下后，欧盟仍不甘心放开对中国产品的市场准入，而是采取了类似“自动出口限制”的做法，与中国单独签订了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在该协议到期后，欧盟又启动“双重监控制度”，严格监控中国输欧产品，并随时准备启动贸易救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是WTO所允许采用的贸易保障性措施，而欧盟则是全球启动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12月欧盟公布了《贸易救济工具绿皮书》，对贸易救济工具的实施进行反思，而2007年上半年欧盟则没有提起新的贸易救济调查。
(四)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第二大用户欧盟是WTO争端解决机制最积极的应用者之一，并赢得了其中的大部分案件。从欧共体参与和利用GATT／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看，欧共体对多边体制的参与也是在不断深化中的。在1980年以前，欧共体很少利用GATT争端解决机制，政治化的欧共体也更倾向于用外交和政治的方式解决贸易纠纷。而且当时欧共体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自身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中。而在内部得到较好的整合之后，欧共体开始以一个单一的贸易实体和强烈的进取态度，已经有必要也有能力将GATT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种贸易政策工具加以利用(陈卫东，2000)。而从WTO成立后的实践来看，无论是作为申诉方还是被诉方，欧共体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争端解决机制用户。从截至2009年9月底的统计数据来看，欧共体作为申诉方共81起，作为被诉方65起；同期，美国作为申诉方93起，作为被诉方107起。在与美国的多次关键性的贸易争端中，欧共体有得有失，但它却日益表现出多边贸易体制领导者的霸气，对美国丝毫不服软，并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的贸易政策目标，WTO最轰动的几个案例如香蕉案、荷尔蒙牛肉案、外国销售公司案、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案等，都体现出欧共体“欧盟在WTO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WTO，2004)。当然，对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对四个欧美贸易争端案例(荷尔蒙牛肉、香蕉、“外国销售公司”、钢铁)的研究发现，在三件案例中双方均遭受福利损失，在“外国销售公司”案中欧盟(申诉方)获益而美国遭受损失(Breuss，2005)。
五、结语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篇9
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国际社会为抑制全球变暖付出诸多努力。气候政治正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形成的，它是国际社会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所作的各种政治努力，包括国际气候谈判、国际协约、减排义务以及一系列的国际行动。本文将气候政治看作一个系统（如图1），它是指在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下，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主体与气候变化问题这一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建立在对这一系统进行梳理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具体包括：气候政治的客体是什么，人类社会对这一客体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气候政治的主体又是什么，各主体在这一系统中处于什么地位？气候政治的内容是什么，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什么方面？等等。本文试图通过建构此种分析框架厘清国内学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
1气候政治的客体
气候政治的客体是指气候政治指向的对象――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从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使得气候变化问题成为气候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吉登斯认为“我们如果再不把气候变化问题有效地纳入政策议程，那真的将会出现‘吉登斯悖论’的情形”1。作为气候政治的客体，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长期性、全球性、不确定性、渗透性、复杂性、威胁性等多重性质特点。国内学者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了解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需要明确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等多方面领域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性质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伴随着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认识水平的深化。从认识水平的发展演化来看，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从科学问题向政治问题的转化；从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来看，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政治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我们可用图2来表示：
其一，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认识到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与全球气温上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温室气体增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科学界的共识。不过，肖巍等人也陈述了国际社会中的反对意见，如质问气候议题是一个阴谋论，甚至怀疑论者质疑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2其二，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占据着当今国际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主要表现在：第一，气候变化正在重新绘制国际政治版图，有些小岛屿国家正在慢慢消失或缩减；第二，气候变化严重威胁国际安全，将引发国际社会对能源、资源等的争夺；第三，气候变化对21世纪的地缘政治影响显著；第四，应对气候变化将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第五，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强烈冲击。3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影响着世界政治，同时这一问题涉及众多的权力、利益关系，这是成为政治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三，气候变化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政治博弈争论的焦点是碳排放的处置问题，其背后隐藏的是对国家利益的争夺，并由此引发巨大的伦理冲突。华启合认为伦理冲突主要表现在：第一，蔑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权，与人道主义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二，凸显气候霸权主义，与国际公正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三，回避历史责任，与人类正义伦理原则相冲突。4总体而言，气候变化问题是科学问题、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图3表示。
其次，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经历了由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徐再荣将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回应分为科学研究阶段、政治化阶段和气候谈判三个阶段；5张胜军将整个气候政治化的历程总结为科学认知阶段、气候变化作为因变量的政治阶段、气候变化作为自变量的政治阶段。6两位学者总结的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都是作为科学问题进入国际社会，后两个阶段反映其作为政治问题进入国际政治。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科学领域进入政治领域的原因，不少学者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与全球变暖问题的严重性、国际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公众环保意识、日益活跃的环保运动等因素有关。徐再荣从科学界对全球变暖问题严重性的共识、近些年一系列的气候事件解释气候变化问题有必要进入政治领域，通过政治手段解决。7在此基础上，曾品元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全球变暖的后果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及道义旗帜的重新标立。8李东燕认为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社会环保运动也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同时强调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领域与一个国家基于国内、国际政治斗争利益的获得有关系。9气候变化问题由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化，实际上是价值分化的过程。
2气候政治的主体
气候政治的主体是指参与气候政治的行动者。从国际层面讲，气候政治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区域联盟和个人；从国内层面讲，按行业属性分，行为主体主要包括传统产业利益集团、新兴产业利益集团和公益性利益集团等等，刘卿阐述了这些利益集团对美国气候政策制定的影响，它们通过政治献金、游说官员和制造舆论三条途径来影响气候政策，主要影响美国的气候立法、行政和司法。10曾品元认为科学范畴的气候科学转化为国际政治范畴的气候政治，其标志是影响国际政治发展趋势的四大要素都明显并直接地介入到气候领域，即国家、国际组织、传媒和个人。四大要素的介入主要体现在：第一，国家出于国际政治权力、经济发展利益和全球道德等因素的考虑，在气候政治中发挥作用；第二，国际组织在气候政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三，因传媒而形成的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了气候政治化；第四，个人的力量尤其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里起作用的个人对于气候政治化也起着推动作用。11
首先，国家或者国家联盟在气候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合国气候谈判过程中，国家围绕着权力、利益和道义等因素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目前气候博弈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分别为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其中“伞形集团”主要指以美国为首的欧盟之外的发达国家。12欧盟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保护，推动气候合作，推行较激进的减排措施，强调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领袖角色，采取许多政策、行动和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建立自身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与此相反，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美国在气候政治中的立场是拒绝承担量化的减排目标、反对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起量化的减排任务。这种立场具体表现在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采取消极的环境保护政策。庄贵阳认为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尚具科学不确定性；第二，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对美国的经济影响太大；第三，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有效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对美国来说不公平。13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出气候新政，但这种气候政治立场的转变主要在于：第一，布什政府的保守环境政策使其处于被动地位；第二，美国期货政策的逐渐升温与众多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有关，尤其是受到新兴产业利益集团和公益性利益集团的影响；第三，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的客观性。14气候新政面临国内国际双重博弈，《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以失败告终。杨强等人从经济危机和政治原因方面解释了法案的失败，一方面经济危机使奥巴马政府和美国民众对气候议题的关注度下降，对推动参议院气候立法的力度减弱；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复杂的党派政治使气候议案甚至没能被付诸表决。15
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是政治话语权、经济主导权和伦理价值取向的博弈16。在欧盟与美国的政治话语权和经济主导权之争中，欧盟争当政治话语权的领导者，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美国之前的态度一直是拒绝承担减排任务，强调发展中国家承担责任，其实质是在国际气候问题上一方面要掣肘欧盟气候外交领导者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奉行单边主义，将其“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延展至气候政治领域。17奥巴马的“绿色新政”表明美国正在收复政治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由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领导的石油生产国、小岛联盟以及由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的第三个较为松散的利益集团组成。石油生产国担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减少世界能源需求，影响其经济利益，因而反对所有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措施；小岛联盟最易受到气候变暖特别是海平面上升的不利影响，因此强烈要求尽早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制止森林砍伐，并要求对它们进行援助，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余的发展中国家强调公平问题，坚持经济发展是第一需要，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负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展开了经济利益之争。
其次，国际组织作为气候政治的主体之一，在全球气候政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它的职责是收集、整理世界各国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与成果，提出科学评价与政策建议。但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毕竟有限，张胜军认为国际组织的宗旨和职能不但是为国家服务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更多地体现出现有国际政治力量格局，比如联合国，这些国际组织总是服务于一些西方大国的偏好，而且难以抗拒来自大国的压力。18气候变化在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的时刻，一些主要排放大国和区域合作组织开始积极谋求在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之外，利用不同层次的区域协调机制促进气候变化合作。刘晨阳详细介绍了APEC气候变化合作的进展情况。19
3气候政治的内容
气候政治的内容是指气候政治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客体对主体的影响和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其中主体作用于客体又包括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以及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等等。此外，气候正义问题还是气候政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哲学困境，是气候政治的内容之一。
3.1客体对主体的影响：气候变化问题正影响人类生活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危害性大。以我国为例，海平面上升导致我国陆地面积减少，加速国土质量下降；气候变化影响我国的淡水资源，增加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对农业生产布局、结构和成本产生影响，增加极端气候事件的频度和强度，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和生活质量；气候变化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空间和潜力，影响我国主权；气候变化也会影响我国重大的国防和战略性工程以及军队建设20。总之，气候变化已经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作为政治问题，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并已经作为自变量影响气候政治。
3.2主体对客体的作用：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和行动
从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来看，这种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庄贵阳认为这种认识过程可以反映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之中。第一次评估报告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上，第二次评估报告加深了对生态影响的分析，并对未来经济破坏和减排措施做出了粗略评价，两次评估报告主要是通过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和政策工具进行综合描述、分类和比较，考虑“成本有效性”原则，衡量各种技术运行和排除减排政策实施可能面临的各种障碍，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第三次评估报告不仅考虑多种温室气体的“源”和“汇”问题，包括更多的政策选择工具，同时还考虑增强气候变化影响适应能力的政策设计，检验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21前三次评估内容的转变反映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从科学认识向环境保护的转移、再到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则实现从发展、公平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同样通过对IPCC四次评估报告进行分析，肖巍等人阐述国际社会利用有利证据证明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倡议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22常跟应等人利用已有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情况，结论表明中国民众清楚气候变化问题的原因和后果，并愿意采取行动配合减排行动。23在董敏杰等人看来，我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注重环境含义、政治含义与经济含义三个阶段。过去，我国一直强调“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量低、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强硬的、有时缺乏灵活性的立场使中国在国际谈判中赢得了“强硬路线者”的声誉。近年来，我国的气候变化立场稳中有“变”，在坚持不承担量化减排义务的同时，在相关领域表现出的更加积极、开放、合作的态度。24认识的深化使气候政治的主体逐渐深入了解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问题，更是涉及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社会公平与正义、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从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进程演化中看出，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关注从环境保护逐渐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从气候政治主体的行动来看，人类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行动主要体现在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作的各种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成立国际性组织，如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等等。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国际性组织如IPCC等为气候谈判、规制和气候政策提供科学依据，25它们在世界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二，召开国际会议，进行国际气候谈判。国际谈判已成为促进气候政治化的重要力量，其中联合国气候谈判的推动力量最为明显，而谈判争论的实质在于对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在国际间进行分配，限制无限度地使用这种环境容量资源。26肖巍等人分析了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他认为国际社会组织围绕着话语权、责任分配、合作意愿等问题而相互博弈，具体表现为谈判围绕如何确立中长期减排目标和减排指标展开。27在国际谈判中已逐渐形成国际气候制度，其框架包括减排义务、灵活机制、资金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减排义务的分担。国际谈判过程中先后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或决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文件比较重要的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路线图”。《公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应率先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的正当的优先需要，对其减少其他排放任务未作明确规定。《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制定了明确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其主要内容是：在第一个承诺期内，附件一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在履约方式上，允许发达国家采取灵活的政策和行动，包括“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与“排放贸易”三种机制；附件二国家在减少排放任务之外，还应当提供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资金，包括技术转让的资金。《议定书》的签署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气候谈判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采取减排措施，张胜军认为《议定书》一定程度将分化国际社会在气候领域的合作28。德班会议通过决议，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解振华表示，德班会议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一是坚持了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安排；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四是在坎昆协议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五是深入讨论了2022年后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并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29
从谈判进程分析可知，国家作为气候政治的主体参与气候谈判必然围绕着权力、利益等问题展开博弈，总体来看，谈判基本上涉及两大主要矛盾：第一，北方内部的矛盾，主要是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矛盾。第二，南北矛盾，其中有两个问题是它们关注的焦点：一是工业化国家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问题；二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转让的问题。谈判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发达国家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准备做出什么承诺。争论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关于限排承诺方面的分歧。南北矛盾是气候谈判中最主要的矛盾，首先表现为南方对公平问题的强烈关注，主要集中于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方面到底做出何种承诺，其次是组织多边资金转移机制的定位问题，即应由哪个机构管理全球环境基金。30正因为谈判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利益分歧，气候谈判步履维艰，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合作日益困难，2011年召开的德班会议经过近两周的“马拉松式”谈判才达成协议。李东燕认为从国际政治学角度看，国际合作之所以难度大、进展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来说，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第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另一个严重阻碍是监督与核查的难度极大。31主要强调气候变化的威胁程度、相关的责权利关系以及气候治理缺陷对于国际合作的重要影响，实质上反映气候变化问题利益分化使得国际合作困难重重。张海滨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全球性以及渗透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并加剧国际合作困难。32
其三，各国自主性的减排行动和环保行动，即各国的气候政策等。欧盟采取一系列措施减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诸多学者分析其立场、行动以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崔艳新整理了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进展及影响，33高小升等人从内因、外因角度分析其气候政策之因，以及在此基础上推测欧盟后京都气候政策的前景。34王文军则具体分析了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并得出结论认为英国在实践中已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35也有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论证生态产业实力的大小与欧盟成员国气候政策及其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立场之间的相关关系，结论表明一个国家生态产业实力越强，就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气候政策，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也会越发积极与超前。36邢璐等人详细解读了欧盟碳减排目标分解方法，并提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37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包括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制定产业政策与经济激励政策等方面。德班会议中，我国表现出极大诚意，既坚持原则，努力维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又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解振华在德班会议中表示中国愿意有条件接受2022年后的量化减排协议，同时强烈批评一些发达国家拒不履行承诺、反而向发展中国家施压的做法。38许多学者分析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其走向等问题。王文军等人认为中国应该积极参加国际气候制度的磋商，争取发展空间，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借力欧盟，加强与广大发展国家的团结合作，保持与日本、77国集团等多边伙伴的交流与沟通，谨慎处理不利因素，尤其谨慎承诺减排义务，从本国利益出发保持合作的互惠性和独立性。39根据国际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段红霞认为我国气候政策应该关注如何平衡发展的机会和气候变化、如何确定满足发展和基本需求的碳预算、如何实施可持续能源体系的转型，旨在促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为可持续良性发展开辟道路，并对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起到促进作用。参照英国在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的做法，王文军认为中国未来的节能政策应该从能源生产者入手，一方面鼓励无碳或低碳能源的研发与生产；另一方面通过价格税收政策，加大产品价值构成中的能源成本，实行碳税控制排放，激励企业实行低碳生产方式，同时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和其他主要耗能行业的企业，切实实行淘汰、限制、允许和鼓励的差别电价政策。同时借鉴英国碳基金经验和排放贸易机制，优化碳税管理，设计国内碳预算机制。40
3.3气候正义问题
气候正义问题是气候政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哲学困境。气候正义关切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主权国家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分担气候责任。41王苏春等人归纳了现阶段关于应该采取何种“气候正义原则”来分配有限的气候资源的看法，一种是将分配正义作为主要原则，另一种是将矫正正义作为主要的行动原则，但他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这两种原则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我们应尝试践行一种气候的“总体正义观”，以追求一种最大程度的公共善。42钱皓从气候变化的伦理视角出发，讨论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中的正义、权利、责任三大问题以及人类面对气候变暖所处的价值层面的基本困境。43王文军通过对“碳预算”方案的分析进而厘清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气候公平诉求，通过方案比较可以看出个方案对同一“公平原则”有不同阐释，其实质内含了对国家发展权的争夺从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气候政治中的博弈结果实质上反映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平、正义问题，如何在主权国家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分担气候责任，以及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划分气候权益和责任是关乎气候政治能否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此种分析框架来看，国内研究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研究比较丰富，探索了气候变化问题的性质和人类对它的认识实现从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的转变，陈述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为抑制全球变暖进行的各种努力，包括成立国际组织、开展国际谈判、国内气候政策等等，同时分析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分析、焦点问题、谈判本质，解释各国气候立场的原因等等。通过将气候政治看成一个系统，明确气候政治的客体、主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全面理解国内研究者对于气候政治问题的认识。
注释：
1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08.
2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4～93.
3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J].外交评论，2009，（6）：5～12.
4华启和.气候政治博弈的伦理冲突及生态思维范式的价值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10，（4）：103～106.
5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J].史学月刊，2003，（4）：114～120.
6张胜军.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0）：97～116.
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J].史学月刊，2003，（4）：114～120.
8曾品元.世界气候的国际政治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1）：31～38.
9李东燕.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若干政治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8）：66～77.
10刘卿.论利益集团对美国气候政策制定的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10，（3）：58～64.
11曾品元.世界气候的国际政治学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1）：31～38.
12陆晓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科学理性合作――超越经济理性，建构生态理性[J].求索，2010，（1）：83～84.
13庄贵阳.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4）：50～55.
14李庆四，孙海泳.奥巴马气候新政的双重博弈[J].新视野，2010，（1）：94～96.
15杨强，梅仁毅.奥巴马政府气候政策遇挫及其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10，（11）：59～62.
16华启合.论气候政治博弈的实质[J].社会主义研究，2011，（5）：108～112.
17张丰清，周苏玉.当前大国间气候政治博弈中的利益选择及其应然取向[J].社会主义研究，2010，（5）：127～130.
18张胜军.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0）：97～116.
19刘晨阳.APEC气候变化合作与中国的策略选择[J].生态经济，2010，（2）：162～165.
20张海滨.气候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1～4.
21庄贵阳.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4）：50～55.
22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4～93.
23常跟应，黄夫朋等.中国公众对全球气候变化认知与支持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研究――基于全球调查数据和与美国比较视角[J].地理科学，2012，（12）：1481-1487.
24董敏杰，李钢.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6）：13～21.
25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4～93.
26邹骥，陈吉宁等.对布什政府取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承诺的分析[J].环境保护，2001，（5）：36～38.
27肖巍，钱箭星.“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4～93.
28张胜军.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0）：97～116.
29孙钰.德班：激烈交锋博弈艰难达成决议[J].环境保护，2011，（23）：45～46.
30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J].史学月刊，2003，（4）：114～120.
31李东燕.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若干政治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8）：66～77.
32张海滨.气候变化正在塑造21世纪的国际政治[J].外交评论，2009，（6）：5～12.
33崔艳新.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进展及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10，（6）：77～80.
34高小升，严双伍.欧盟气候政策的动因分析[J].国际论坛，2012，（5）：7～13.
35王文军.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其借鉴意义[J].现代国际关系，2009，（9）：29～35.
36李慧明.气候政策立场的国内经济基础――对欧盟成员国生态产业发展的比较分析[J].欧洲研究，2012，（1）：81～99.
37邢璐，马中等.欧盟碳减排目标分解方法解读及借鉴[J].环境保护，2013，（1）：65～67.
38孙钰.德班：激烈交锋博弈艰难达成决议[J].环境保护，2011，（23）：45～46.
39王文军，潘家华.浅议中国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政策走向[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2）：21～26.
40王文军.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及其借鉴意义[J].现代国际关系，2009，（9）：29～35.
41王苏春，徐峰.气候的政治与政治的气候――全球气候变暖的政治哲思[J].学海，2012，（6）：102～106
42王苏春，徐峰.气候的政治与政治的气候――全球气候变暖的政治哲思[J].学海，2012，（6）：102～106
谈一谈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1篇10
一、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
无论是在GATT的建立上，还是在GATT的前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的进行中，甚至是没有获得成功的“千年回合”，美国的影响力和推动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GATT的建立
早期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是为保护国内产业服务的，因而是以保护主义为特点的。1934年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改变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建立，它标志着自由贸易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是美国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起点。该法案宣布通过互惠贸易协定减让关税，并提出了“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美国政府与任一国签订的关税减让协定，均自动地适用于其他与美国订有互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而降低关税壁垒和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日后成为了关贸总协定的基石。
战后初期，美国为了称霸世界，积极策划在世界经济、政治领域中建立霸权地位，从国际金融、投资和贸易各方面进行对外扩张。为此，美国提出“贸易自由化”口号，首先倡议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简称ITO），把它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重的，专门协调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国际性组织。1946年2月，经美国提议召开的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开始筹建该组织，并于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起草的同时，同样是在美国的提议下，1947年4月至10月举行了由23个国家参加的关税减让谈判，达成了关税减让协议及制订了减让表，共涉及45000项商品。为了尽快获得关税减让的好处，参加国把这些协议与国际贸易宪章草案中有关贸易政策的部分加以合并，形成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
从GATT的建立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GATT的八轮多边贸易谈判
GATT建立以来，从1947年到1979年先后进行了7次多边贸易谈判，通过谈判促使缔约方的进口税率不断下降，也集中体现了美国当时在全球积极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思想。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产业结构从资源密集型转向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服务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GATT的前七轮谈判的影响下，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迫切地需要将自由贸易的一般原则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1986年9月总协定缔约方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召开了部长级会议，决定发起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称为“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开始极力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重要成果之一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简称GATS）应运而生。GATS首次确定了有关服务贸易规则和原则的多边法律框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服务贸易更进一步的发展。1999年，美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均为世界第一。其中进口额为1823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口额的13.7％；出口额为2517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8.8％，服务贸易顺差达649亿美元。
3.失败的“千年回合”
WTO从成立的那天起，就酝酿着新一轮谈判的准备工作。在1998年于日内瓦举行的WTO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中，各成员方开始就如何发动未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展开讨论。当时，美国由总统克林顿亲自督阵，向会议派出了包括10位部长级官员的近70人的大型代表团。克林顿发表了长篇演讲，为新一轮谈判提出框架，并为21世纪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方向定下基调。美国希望借助西雅图会议在美国举行的天时地利，主导WTO的会议进程，增加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有利的新议题，如贸易与劳工标准、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政策、贸易与商业腐败等等。1999年11月，西雅图会议召开，启动关于贸易自由化的新一轮谈判，称为“千年回合”。美国力图把新议题的重点放在美国最具有优势的领域，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农业和服务业上，特别是对其具有较大优势的基础电讯和金融服务领域更为关注。此外，美国还对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电子商务和WTO的体制等问题表示极大兴趣，而对投资和竞争政策反应冷淡，甚至反对谈判竞争政策问题，只是希望WTO继续研究。虽然，西雅图会议最终在抗议的声浪中黯然结束，计划中的新一轮谈判也以流产而告终。但“千年回合”反映了未来世界贸易的某些发展趋势，美国的建议更是表达了它要领导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图。
二、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写WTO规则的背离
美国贸易思想和政策在对以GATT／WTO原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固守其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与WTO的贸易规则并不完全吻合。
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当时它所需要的是用贸易自由化来打开他国市场的大门。可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美国所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世界逐渐向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多极世界演变，美国在国内外市场上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1971年，美国终于在维持了80多年的贸易顺差之后出现逆差，受到进口打击的有关行业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代表相应地区和产业利益的国会议员也不断向国会和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虽然在政策指导思想上仍然强调战后一直奉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但在实际行动上则采取了对国内部分产业给予保护的措施。这期间通过的两个贸易法案，即1974年《贸易改革法》和1979年《贸易协定法》，为美国实行贸易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981年至1987年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一个迅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美国贸易逆差增长了582％。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美国颁布了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
美国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以及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被看作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和局部的胜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从全球多边主义转向了双边互惠主义，加强有针对性的双边贸易谈判，以解决贸易争端与冲突；同时寻求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来获取更大的贸易与经济利益。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到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正在酝酿之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都证实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这一转变。其次是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公平贸易”，强调对等的互惠待遇，强化其贸易法的自我保护性和主动性。事实上，美国判断国际贸易是否公平的标准是看自身的竞争优势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在竞争优势能够充分体现的领域，“公平贸易”就等于“自由贸易”，在实力不对称的领域“公平贸易”则被作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美国的这种与WTO规则不符的贸易政策集中体现在其国内立法中。
l.不公平贸易法
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下面仅以反倾销法进行说明：
GATT的第六条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反倾销条款。其对倾销的定义是：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市场，并因此对该国领土内已经确立的某项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构成严重损害的威胁，或者对该国某一产业的兴建产生严重的阻碍，即构成倾销。进口国可以对倾销的商品征收数量不超过该产品倾销差额的反倾销税。然而，美国的反倾销法的定义与其并不一致，根据美国商业部的定义，当商品以低于公平价值（Less-than-fair-value）销售时，倾销就发生了。这里对公正价值的确定与GATT／WTO中的正常价值的确定有很大的出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进口产品在美国国内的任何一个单一价格被认定是小于公正价值，就可以被判定为倾销，而作为参考的出口国的市场价格必须是平均价格。例如，出口国国内平均价格是95美元，产品在美国的价格为从90美元到100美元不等（平均价格为95美元）。依照美国法律，仍有一半（价格在95美元以下的）产品可以被认定为以低价在美国倾销。
其次，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认为该类国家的国内价格是不具可比性的，应找第三国作为参考。例如在对中国实行反倾销时，美国通常选用印度作为参考国。印度的产品在特性上、质量上和成本上均不同于中国产品。这种替代国的做法无疑有利于美国任意使用它的反倾销技术。
2.201条款
201条款，即“保障条款”或“进口救济法案”。按照美国的201条款，如果国内行业受到由于进口增多而造成的实质性损害或威胁，可以要求国际贸易委员会实施补救性措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确认进口增多是否造成了损害。如果委员会得出了肯定性的结论，就会向总统推荐实施紧急性的补救措施。美国总统决定是否实施补救性措施。201条款比美国通常使用的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在运用上更具有随意性，因为它不必顾及出口国方面，不用调查出口国的贸易活动是否公平正当。例如，在运用反倾销法时，美国需要证明出口国的产品其国内价格高于对美的出口价格，而如果使用201条款，就没必要进行类似的调查，只要美国国内声明受到了损害，国际贸易委员会能够确认损害是由于进口增多造成的就可以了。这更加体现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边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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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贸组织国际贸易
一、背景
2010年2月24日到26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二、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澳贸易合作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因此两国也都有着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意愿,然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自动导向令人满意的贸易安排,两国间自由谈判到底能不能成,这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的部分政策与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符。两个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要进行双边贸易自由协定,需要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政策影响到了中澳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其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经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的政治、外交、文化深受英国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的衰落,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上联系越来越紧密。澳大利亚的走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都受到它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又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其次是东盟。
美国学者约瑟夫。哈勒维和比尔。卢卡雷利2002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害怕将亚洲的中心地位让给中国,一直阻碍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从而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决定。
大环境来看澳大利亚目前虽然与东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依然难以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借助同美国的战略联盟,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的姿态寻求经济利益。澳美联盟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互信。
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总体来说其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比现任的工党人士更接近西方传统右翼的理论,重视与美欧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物中亲近美欧。而工党组成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地区人口及城市下层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其经济贸易相关的政治立场便倾向于保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商业为目的贸易政策正在被以外交跟政治为目的贸易政策所取代。讲求实际的贸易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更微观的管理,其途径是强调政策创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的投资制度、以及采取措施提升澳大利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将贸易政策与外交目的联系起来,可以预见这将会中澳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造成很大影响。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澳大利亚与美国2004年3月8日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国内争论很大,引起了民众对于政府在于大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
lindaweiss,elizabeththurbon,johnmathew《怎样毁灭一个国家:与美国灾难性的贸易协定》(howtokillacountry:australia‘sdevastatingt
radedealwiththeunitedstates)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霍华德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失误,他们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损害了澳大利亚的主权与独立性,制药业市场的放开损害了澳洲消费者的利益,使得美国制药业巨头更方便操纵市场,提高了澳洲人获得药物的价格。关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相关条约也将对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两国关于糖业的谈判及签订的协议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等地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区和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布什政府面对美国选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国会游说团为了来临的大选拒绝进一步开放美国糖业市场。澳制糖业觉得他们被排除在澳美自由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之外,经济损失达1亿澳元。对此,澳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虽然霍华德政府的辩解澳美自贸协定单就加强与美国盟友的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但国内民众从经济效益及所在群体利益考虑对当权政府十分不满,并引发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澳大利亚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渐渐持有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不具有与大国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或对等地位的实力,也很难在双边贸易协议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了随后政府对双边贸易自由区的态度及谈判权限。澳大利亚对待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态度变得保守起来。
2008年4月7日,我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便以此作为依据与蓝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提出其贸易待遇不能差于新西兰,否则他们无法给国内选民交代。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也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
在双边贸易及区域贸易进展上的停滞导致随后的陆克文政府贸易工作的重点移向了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紧跟西方国家脚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效益。贸易争端与摩擦。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
巨大的贸易逆差阻碍了中澳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铁矿石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2009年7月爆发的力拓受贿案持续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垄断巨头的存在使得市场合谋很容易成为现实。如现货矿价格高涨便是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巨头联合起来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市场策略。
而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厂商主要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如大麦、棉花等由于大型农工贸一体化集团的存在,市场也多是垄断竞争结构。
这种进口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无法掌握定价话语权。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使得两国贸易争端不断,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达成。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中国在与澳大利亚铁矿制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更是受困。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了。
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
三、两国自由贸易区福利分析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和产业的福利影响时,现在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模型是1992年美国普渡大学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tradeanalysisproject),从微观层次和定量角度出发,运用定量模型评估国际多双边
、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本文参照其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中澳的关税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品种,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减税方式。将双方关税超过9%的产品(包括蔬菜水果、糖、植物油、乳制品、水产品、烟酒等加工食品纺织服装、其它制造业)关税降低50%,剩余的进口关税小于9%的产品作为正常产品。
基准方案主要考虑目前在2001年~2010年间已知的世界贸易政策变化,包括:2005年实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各项协定;中国在2001年~2010年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2005年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mfa);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对于基准方案,假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上述敏感产品的关税减少50%,而正常产品的关税全部减为零,服务业关税等也都为零。
参照terriwalmsley(2001)的研究成果,采用资本内生化(apssnar)模拟方法得出模拟结果如表1.由贸易模拟结果可见,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糖、羊毛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大米、小麦、油菜籽及其他谷物、作物也皆受到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纺织服装受冲击最大,电子产品与其他制造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农业部门产出皆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总结总体来说两国贸易谈判的基础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而两国关于农产品、投资的谈判的将是协议达成的敏感所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产品市场对澳大利亚开放的程度方面将是双方谈判的胶着点。
在加入wto时在农业问题上己经做出很大让步,如果在中澳自贸区协定中对农产品进口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由于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的巨大需求使澳大利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没有走向衰退,这也是澳大利亚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中国与澳大利亚总体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的困难要克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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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市场，我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中美进出口贸易额为5195亿美元，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4.1%，比重较上年微幅回落0.02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贸易顺差5107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2507亿美元，占中国贸易顺差的49.1%，比重较上年提高5.2个百分点，美国仍然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中进出口贸易额5786亿美元，占美国贸易总额的15.9%，比重较上年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2016年，美国贸易逆差7343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7.3%，比重较上年小幅下降1.8个百分点，中国仍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特朗普政府主要经济政策
主张及影响
一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拟实施1万亿美元“美国基础设施优先”计划。二是减轻税负。降低个人所得税，公司营业税从35%降至15%。三是减少贸易逆差。施政伊始即退出TPP，重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减少中美贸易逆差。四是减少行政干预。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高金融机构活力。五是减少能源开发限制。大力开发页岩油气、清洁煤等化石能源。六是减少政府开支。实施“紧缩政府开支计划”，预计未来十年减少政府支出1万亿美元。
下面来分析一下特朗普经济政策主张对我国工业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贸易政策，可能会导致我国工业品出口大幅下降，一些行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减税有望提升资本在美投资热情，在吸引美国企业回迁本土的同时，也将吸引更多海外制造业包括我国制造业企业落户美国；增加基础设施建O投资对我国企业而言，挑战和机遇并存。
电子行业。我国电子行业相对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电子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38.4%和92.2%。
轻工行业。我国轻工行业相对美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轻工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29.5%和82.5%。
纺织行业。我国纺织行业相对美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国纺织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34.1%和87.1%。
机械行业。我国机械行业相对美国竞争优势较弱，美国额外征收10%和45%的进口关税，将影响我国机械产品对美国出口分别下降43.5%和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