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分析范例(12篇)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经济增长；脉冲效应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1-0022-08
一、引言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为8811万人，占总人口的6.96%，按照联合国划分标准，我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9%，高于同期世界人口老龄化平均水平，且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地区差异大等特点及其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媒体界和政界各方的关注，如“未富先老”“空巢老人”“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特别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储蓄、投资、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是当务之急。近年来提出的“推迟退休年龄”“以房养老”“全面放开二胎”等政策也掀起热议，必然需要和促使学者加快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并且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利于辅助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养老保障、B老服务决策。
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明显早于发展中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较早。Clarketal.（1980）最早建立人口老龄化经济学[1]。国内学者王克（1987）较早探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2]。随后，大量学者从劳动力、储蓄、消费、投资等角度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部分学者持悲观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弊无利。Leff（1969）最早通过74个国家的数据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促使老年人口赡养负担加重，使储蓄减少，进而削减投资，最终使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3]。随后，Turneretal.（1998）、Tosun（2003）等国外学者从储蓄、消费、劳动力等角度指出人口老龄化使经济增长减缓[4-5]；于学军（1995）、张本波（2002）、王德文等（2004）、彭秀健（2006）、蔡P等（2004）国内学者也指出人口老龄化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6-10]。还有部分学者持乐观或中立观点，不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从储蓄、教育投资、人力资本等角度出发，Maximeetal.（1999）、Nakajimaetal.（2001）、Bloometal.（2010）、贺菊煌（2004）指出人口老龄化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11-14]；而Lindhetal.（1999）、姜向群等（2002）、李军（2006）、刘永平等（2008）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15-18]。
综合来看，上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由于研究方法、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尚无定论。
本文关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冲击，并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第二部分首先设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并说明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构建PVAR模型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给出基本结论及政策建议。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描述
（一）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VAR模型（PVAR）分别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Holtz-Eakinetal.（1988）提出的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既具有VAR模型的众多优点，将研究系统中研究变量都当作内生变量，通过计算正交化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会给其他内生变量带来的影响，同时也继承了面板数据的优点，通过考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涵盖了个体差异性和不同截面的共同冲击[19-20]。
本文PVAR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i，t=αi+βt+■βpyi，t-p+εi，t（1）
其中，i=1，2，…，31表示省份i；t=2000，2001，…，2013表示年份；考虑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时，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it={lnpgdp，lnpcons，odep}，考虑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时，yit是包含三个变量的向量yit={lnpgdp，sav，odep}；p为滞后阶数；引入αi表示个体效应，即允许变量中存在地域性的差异，引入βt表示时间效应，刻画变量的时间趋势；βp为3×3维的系数矩阵；ε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构建PVAR模型主要包括下面步骤：（1）PVAR模型滞后阶数的选择；（2）利用面板广义矩估计（GMM）对模型进行估计，说明内生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3）计算脉冲响应函数，通过动态脉冲响应图反映内生变量的冲击对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4）误差项的方差分解，进一步说明误差项的影响因素的程度[21]。①
国内也已有文献（董丽霞等，2011）[22]利用PVAR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其中存在的几方面问题本文进行了改进：一是建立PVAR模型时滞后阶数直接选取为1阶，阶数选择可能并不是最优的，本文利用AIC、BIC和HQIC统计量选取最优滞后阶数；二是现有文献没有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影响的贡献度；三是董丽霞等取变量5年平均数作为分析样本，对变量取均值会造成信息的丢失且样本时间序列较短限制了多阶滞后项的估计。另外，本文分别在居民消费和国民储蓄的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前者偏向于考察个体和家庭行为的微观基础，后者偏向于考察国家层面的宏观基础。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考虑数据的可获得和我国人口发展过程，我国在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所以数据选取时间区间为2000―201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选取2000―2013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老年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地区人均消费支出和地区最终消费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本文使用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反映该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表示因地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负担；利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lnpgdp）反映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利用人均地区消费支出的对数（lnpcons）反映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居民消费可直接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利用国民储蓄率（sav）反映地区的国民储蓄水平，国民储蓄水平是影响投资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因素。由于我国没有统计国民储蓄率数据，本文选取1减去最终消费率近似表示地区国民储蓄率，计算公式为：国民储蓄率=1-最终消费率，即（1-最终消费/GDP）×100%=（1-居民最终消费/GDP-政府最终消费/GDP）×100%。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数据需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的省级面板数据具有时序的特征，因此构建面板VAR模型前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序列平稳性，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odep、lnpgdp、lnpcons和sav都是平时间序列，即变量odep、lnpgdp、lnpcons和sav都是一阶单整I（1）。在一阶单整的情况下，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一般情况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较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更有效。当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应建立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如不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更有效。
对变量lnpgdp、odep、lnpcons和变量lnpgdp、odep、sav形成的两组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检验，检验两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两种协整检验方法――面板统计量组和统计量，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Gt、Ga、Pt、Pa四个统计量都不显著，说明lnpgdp、lnpcons、ode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理，表4表明lnpgdp、sav、odep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本文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对lnpgdp、lnpcons、odep和lnpgdp、sav、odep两组变量分别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二）滞后阶数选择
本文利用AIC、BIC和HQIC统计量来判断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依据AIC、BIC或HQIC取最小值的阶数确定为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由表5可知，当lnpgdp、lnpcons、odep建立P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取为4时，AIC、BIC和HQIC统计量都最小，一致表明滞后阶数应选取为4，建立PVAR（4）模型。
由表6可知，当lnpgdp、sav、odep建立PVAR模型滞后阶数选取为4时，BIC和HQIC统计量最小，而滞后阶数为5时，AIC统计量最小。一般地，当三者不一致时，BIC/HQIC倾向选择比较精简的模型，AIC倾向比较复杂的模型，且BIC/HQIC通常优于AIC，因此本文滞后阶数选取为4，建立PVAR（4）模型。
（三）PVAR估计
由于PVAR模型包含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所以本文在构建PVAR模型前对数据做如下处理：运用截面均值差分消除各个变量的时间效应，然后使用向前均值差分消除个体效应（即Helmert过程变换），以消除由于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可能造成系数估计偏差[23]。本文使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PVAR（4）模型。
本文首先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4）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居民消费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利用2000―2013年31个省级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4）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在国民储蓄路径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参数并没有实际经济意义，一般只关注其引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别用以分析随机扰动的一个单位标准化新息对内生变量产生的影响和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因此，在此不详列模型估计的参数[24]。
（四）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检验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内生变量冲击对自身及其他内生变量的影响作用。由于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正交分解对变量的排序非常敏感，而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劳动人口数量和比重变化，进而会导致收入水平的变化，影响消费和储蓄；而经济增长并不立即影响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缓慢。因此，在脉冲响应函数Cholesky分解中，表示人口结构变量的odep排在前面，其后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lnpgdp和人均居民消费支出lnpcons或者国民储蓄率sav，所以两组变量分别为{odep，lnpgdp，lnpcons}和{odep，lnpgdp，sav}。本文通过给予内生变量{odep，lnpgdp，lnpcons}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用蒙特卡洛模拟500次得到正交脉冲响应函数图，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1.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一期为0，随后便持续一直为负，且负值较为稳定，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不同期立即产生影响，而是具有滞后性，且随后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持久且稳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拖累作用。
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对人均消费支出产生的影响一直持续为负，负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趋势，但减小反应较弱依然为负作用，最终收敛于很小的负向影响，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中国的人均消费水平出现一定程度的持续负向效应，人口老龄化降低居民消费水平。
另外，考虑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的脉冲响应函数（第三行，第一列）和人均消费支出对数lnpcons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第二行，第三列）可看出，在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冲击首先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负向作用，进而通过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所以从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看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负向影响的部分因素是由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水平的负向作用传递产生的。
而言之，在考虑居民消费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负向作用，并且在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
2.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国民储蓄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sav}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脉冲响应函数，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在考虑国民储蓄情况下，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二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个正交化新息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一直为负，随后负作用有减小趋势但一直维持为负，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经济增长出现负向变动，虽负作用有所减小，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持续为负。
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可看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冲击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当期为0，滞后第二、三期为正向影响然后下降，第四期后变为负向效应，随后负向作用有所减小，表明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时，国民储蓄当期不受影响，短期内对国民储蓄产生正向作用，对国民储蓄有拉升作用，但随后“反正为负”，人口老龄化在中长期对国民储蓄有负向作用，但从六期累积效应来看，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
另外，考虑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从老年人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三行，第一列）和国民储蓄率sav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npgdp的脉冲响应函数图（第二行，第三列）可看出，面对国民储蓄的正交化新息的冲击，经济增长出现正向变动，且上升趋势明显，说明国民储蓄有利于经济增长。在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的冲击首先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程度正向作用。所以，从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路径看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是负向作用，表明通过人口老龄化提升的国民储蓄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
总而言之，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在短期具有拉升作用，而随后较长期产生负向作用，最终累计效应有很小程度正向作用。而在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
（五）方差分解分析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居民消费或国民储蓄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此部分通过蒙特卡洛模拟500次得到方差分解，分析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波动的贡献度。
1.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对数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lopcons}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方差分解，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7所示。
在考虑居民消费路径下，从表7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老年抚养比ode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对其自身方差的贡献率达到94.48%，在第20期方差贡献率稍有下降至89.16%。
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强，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达到17.80%，说明在考虑居民消费路径下，经济增长变动的17.80%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上升至19.3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68.22%和67.22%。
老年抚养比odep对人均消费支出lnpcons变动的解释能力较小，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为8.58%，说明人均消费支出变动的8.58%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稍有下降至8.31%；人均消费支出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69.69%和60.58%。
2.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方差分解分析。利用老年人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国民储蓄率建立的PVAR模型对变量{odep，lnpgdp，sav}进行蒙特卡洛模拟得到方差分解，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8所示。
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从表8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老年抚养比odep对自身的冲击影响较大，在第10期对其自身方差的贡献率高达97.04%，在第20期方差贡献率稍有下降至96.34%。
老年抚养比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动的解释能力减小，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为4.96%，说明在考虑国民储蓄路径下，经济增长变动的4.96%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上升至5.6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75.09%和70.67%。
老年抚养比odep对国民储蓄率sav变动的解释能力，在第10期对其方差的贡献率有2.05%，说明国民储蓄变动的2.05%可由人口老龄化解释，而第20期维持平缓至2.03%；国民储蓄对其自身的冲击影响最大，第10期和第20期分别达到84.76%和84.98%。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人口结构内生的框架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老年抚养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消费支出和国民储蓄率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国民储蓄的影响和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经济增长，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是接下来人口政策的重要任务。从直接效应来看，不论是考虑人均消费支出路径还是考虑国民储蓄率路径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负向作用持久且稳定，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缓。从间接效应来看，在人口老龄化消费水平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国民储蓄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路径下，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水平提高，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作用，对国民储蓄产生很小程度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直接产生的负向作用。不管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分析都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拖累作用。
因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对我国经济增长拖累作用将会更加深刻，现阶段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改革转型关键时期，是推进深化改革的重要关头，妥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为防止未来人口快速和过度老龄化拖累我国经济增长和扭曲经济结构，现阶段完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鼓励优生提高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二）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早期阶段，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是人口老龄化抑制居民消费，对国民储蓄有一定拉升作用，我国应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加快人口产业调整，加大“银发产业”支持力度，调整经济结构，以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二是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会出现持续负向变动，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总体上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有一定拉升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资本积累。为防止人口老龄化使得居民过度注重储蓄，造成国内消费低迷，我国应加快完善老年人保障体系，利用国内外公有和私有资本多种方式建立丰富的养老服务体系，改革养老保障制度以保障老年人正常生活水平，缓解年轻后代赡养老年人的后顾之忧，提高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三是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化调整，适当鼓励生育，提高年轻人口比重，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
简而言之，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缓解赡养压力，发展“银发产业”，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国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鼓励生育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注释：
①本文运用的Stata程序是由InessaLove和LeaZicchino（2006）写，并经过改进的PVAR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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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1篇2
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养老保健等各方面条件都有较大的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并且由于山东省近几十年来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使得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进程速度加快。1982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5.6%，老年人口为419.66万人，到2007年该比重达到9.74%，老年人口为912.35万人。在这二十五年内，山东省老年人口数的年均增长率为4.7%，而这期间山东省总人口数增加了1873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0.1%，老年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是总人口增长速度的4.7倍。可见，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正处于加速阶段，老龄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从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层面来分析，首先，人口老龄化会使家庭的收入水平降低而不利于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效应;其次，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负担，从而提高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依据乘数理论，边际消费倾向的增加会带来乘数效应的提高，而这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最后，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引起老年消费品的需求增加，改变家庭的消费结构的同时，引致产品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为了进一步明确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应用山东省1989－2007年的相关数据(见表1)，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分析。计量经济分析认为，要进行要素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首先要进行协整分析，只有要素间存在协整关系，才能进一步进行因果检验［6］。协整检验发现，山东省居民人均消费水平lnTCI和老龄化人口比重RPAGE的带截距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平稳、是同阶积分过程，而且lnTCI和RPAGE的回归参差在5%的显著水平下水平平稳，这表明山东省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变动与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之间是协整的，可以进行下一步的Granger因果检验;同理，也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lnUCI和RPAG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但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lnRCI带截距的二阶差分平稳，与RPAGE的一阶平稳不同阶，因此它们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不能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这样，就只能将山东省居民人均消费水平lnTCI、城镇居民消费水平lnUCI和老龄化人口比重RPAGE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无论是山东省居民人均消费还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它们与人口老龄化的因果关系检验的零假设被接受的概率较高，说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变动和消费变化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这说明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原因在于人口老龄化变动和消费变化并不是由单一要素引起的，它们受到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个人偏好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但进一步比较发现，人口老龄化比重提高引起城镇居民消费变动的可能性大于全省居民消费变动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消费是由收入水平决定的，城镇的老年人绝大多数是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而农村的老年人主要依靠子女供养，因此城镇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农村老年人口，当然也高于全省老年人口，所以城镇居民消费对人口老龄化的敏感程度高于全省，更高于农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必然会影响到家庭消费水平的变化。总之，目前阶段，人口老龄化对山东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影响程度不显著，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程度大于其比对山东省居民人均消费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程度，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一定的阶段才能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随着老年人生理、心理的变化及消费观、价值观的变化，其对食品、衣着、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产品的消费具有自身的特点:老年消费是一种自主消费、老年人的消费观较成熟、老年消费对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高于一般消费、老年消费中休闲消费与与服务性消费所占比例较大等，这些特点使得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为研究不同年龄结构、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将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由于城乡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以及城乡居民间的收入水平、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差异，因此本文分城镇与乡村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然后将城乡进行对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来衡量分析因素间的变动程度。它是动态过程发展态势的量化分析，是系统地对历年来有关统计数据几何关系的比较。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序列曲线集合形状相似程度显示成数值的形式为关联度矩阵［7］。建立灰色关联矩阵首先要定义母序列和子序列，可以将人口年龄结构时间序列定义为母序列:Y1———0到14岁人口占中人口的比重，Y2———15岁到64岁的人口占中人口的比重，Y3———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见表3)。子序列定义为各种消费品所占比重(见表4和表5)。
根据表3、表4和表5，将年龄结构{y1}、{y2}和{y3}作为母序列，分别代表0－14岁、15－64岁和65岁及以上3个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x1}、{x2}、{x3}、{x4}、{x5}、{x6}、{x7}和{x8}作为子序列，分别代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杂项商品与服务8类消费品支出占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比例。
先计算城镇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联度R1，再计算乡村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联度R2，结果如下:（略）。
R1是年龄结构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关联矩阵。从老年人口本身的消费结构来看，r31=0.7447＞r32＞r34＞r36＞r38＞r37＞r33＞r35，说明城镇老年人口对8类消费品的需求程度大小顺序依次是食品、衣着、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杂项商品与服务、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交通通信;从年龄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r31=0.7447＞r21=0.7326＞r11=0.5569，这说明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动，城镇居民更加关注食品的消费，同理可以看到，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城镇居民对衣着、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需求增加。
R＞2是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关联矩阵。从老年人口本身的消费结构来看，r36=0.6002＞r34＞r31＞r37＞r33＞r35＞r32＞r38，说明农村老年人口对8类消费品的需求影响程度大小顺序依次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衣着和杂项商品与服务;从年龄结构变动的角度分析，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只有交通通信的r35=0.4302＞r25＞r15，老年人口的其他各项指标均低于其他年龄段的，这说明农村老年人口总体的消费状况低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也低于城镇老年人口。
比较城镇老年人口和农村老年人口8类消费品的排序情况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使得食品、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3大类消费品成为老年人的主要消费项目，这说明老龄化推动老年人口更加关注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精神文化生活，更加追求积极、健康老龄化。同时也发现城镇老人比农村老人更讲究衣着消费，2008年山东省老龄委重大专项课题(2008LLWZ01)的调查结果显示，城镇老年人中“四季衣服都有，比较讲究”的比重为25.28%，远高于农村11.44%的比重，而且城镇老年人的衣着质量高于农村老年人。根据调查资料计算得，山东省老年人2007年日常消费支出3805.12元(不包括转移性支出)，为山东省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58.88%，消费水平远低于山东省平均水平［8］。
可见，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基本生活资料消费由量的满足到质的提高、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的持续增长，这必然对产业结构和社会服务提出新的要求。现在的老年人群，尤其是城镇老年人群由于生理、心理、经济状况等原因，养老观念已发生较大变化，他们更加注重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因此对医疗保健、康复器材、护理用品、生活用品及居家养老服务等消费需求迫切。现有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及老年社会服务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需求的状况日趋突出。这些都有待于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通过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发展新型老龄产业和社会服务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居民消费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又称“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高的过程，它表示人口年龄构成的发展趋势。
我国己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老龄化显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增长速度很快，规模较大；二是分布不均衡，大龄、高龄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三是给经济造成的压力大等。人口老龄化会给一国的社会发展造成诸多影响。老龄人口、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行为，如投资、储蓄、消费等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个国家的非生产性人口比例较大，比如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比例过大，社会经济的发展肯定会因此受到影响。
一些文献从各个角度展开了相关的研究，张东刚（2003）、李响等（2010）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和家庭储蓄需求理论出发，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认为老年人负储蓄，老龄化会增加家庭消费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李文星等（2008）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消费率为因变量，人口抚养比为自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少儿人口、老年人口抚养比和消费率关系不显著。马磊（2012）发现抚养比在纵向上通过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影响经济增长，在横向上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引起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且老年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李琳琳等（2012）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发现上海市老年人口数与居民人均消费呈负相关关系。徐达（2012）认为人口老龄化给整体经济会带来正向或负向的效用，这和具体经济条件有关，如养老水平、消费水平等。王森（2010）分析得出人均消费与人均GDP、老少比三个变量都具有增长趋势，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老少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是正负交错的。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在模型中主要使用全国总消费额、国内生产总值等数据，较为宏观，不能直接反映居民日常生活的消费情况。
二、变量的选取和模型建立
（一）变量选取与样本数据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为使模型简单化而不失较强的解释力，本文只将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变量引入模型。选取“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以C表示。消费性支出是指居民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全部支出，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类。选取ODR、OGR为解释变量，ODR为老年人抚养比，OGR为老年人口增长率。ODR即老年人口数/成年人口数，通常用65岁及以上的人口数，与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来表示。它从人口年龄构成的角度反映出整个社会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所抚养及赡养的老年人口。
此外，选取人均GDP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1990―2013年的年度样本数据为基础进行检验。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由上表可知，随着时间的增长，老年人口一直在增加，人口增长率也一直在增加，说明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社会人口的趋势。
（二）模型检验
1、单位根检验
在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做平稳性检验。常用的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是ADF检验法，利用软件对水平值、一阶差分做ADF检验。其中检验过程中的滞后长度由Eviews6.0软件自动选取，平稳性检验结果，ADF值为6.38499，概率0.0604。因此，拒绝零假设，认为数据是平稳的。
2、相关性分析
随后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分析重点研究两个个变量间线性关系的强度和方向。为了控制可能引起偏差的量，选取偏相关分析，控制人均GDP，得如下结果。
由表2分析结果可知，在控制了人均GDP之后，人均消费和老年人口抚养比的相关系数为-0.05，与老年人口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为-0.025。可以看出，人均消费和人口老龄化呈负相关关系，即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消费水平会下降。
（三）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相关关系，我们用Eviews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设定模型：
C=a+b*ODR+d*OGR+e*perGDP+μ
对该模型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由结果可以得出C=914-78.16*ODR-28880.862*OGR+0.38*perGDP
由表3结果可知，人口老龄化会阻碍消费的增长，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和抚养比的增加，社会的人均消费会减少。抚养比每增加1，人均消费就会减少78.16元，老年人口每增长1%，人均消费减少2880.86元。比较t值，得出上述系数是显著的。R2为0.841267，说明拟合的程度较好，模型还有不完善之处。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实证模型和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老年人抚养比、老年人口增长率和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三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平稳性时间序列，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第二，老年人抚养比和老年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支出存在负相关关系，说明人口结构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增长存在消极的作用。
因此我们给出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增加老年人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影响居民消费，通过增加老年人可支配收入，促进日常消费。例如，通过增加广大民众的收入，改变社会的收入分配方式。只有收入增长速度超过CPI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GDP增长速度，人们才会愿意消费和积极消费。
然后，改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随着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会发生变化。改变老年人固有的消费观念，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为主，指导群众理性消费。
最后，建立完善的养老保险体制。大多数居民都依赖储蓄养老，通过年轻时期的财富积累为今后的老年生活做保障，这由于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不够完善。所以需要通过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的扶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森.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2007年的数据[J].西北人口，2010，01：22-27.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公共政策；家庭；社会
自从人类历史以来，年轻人一直在总人口中占据大多数，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年龄结构一直比较稳定。但是随着近300年来，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人类文明井喷式发展，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各国家和地区人口结构的对比不难发现，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会越来越突出。
研究资料表明，到2050年，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会从现今的1.7亿增加到超过4亿，而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也将超过30%。在全世界范围内，同等的，将会从现今的7.43亿增加至20亿以上，所占比例超过20%。Pifer曾经说过，“人口老龄化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
一、定义简释
1、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指在总人口中由于年轻人口的减少，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导致的一种老年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逐渐增加的态势。这个定义包含两个含义：一是老年人口逐渐增多的状态，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二是指社会总体年龄结构呈现一种老年状态，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在当前的通用定义中，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60岁以上老年人占社会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老人占社会总人口的7%以上，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国家或地区处于老龄化状态。[1]
随着人类医疗卫生条件的日益改善，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是必然趋势。所以可以说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然后现在一部分学者仍然将人口老龄化当做一种机型的、负面的社会形态，这是不利于对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的，我们要将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来提出对策和策略，以中性的眼光来看待，才能更好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2、公共政策
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以特有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关系到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和个体，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2]
从人口老龄化的必然性来看，人口老龄化在可预期的未来内，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面对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想要解决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必须使用公共政策进行调节。然而公共政策的调节作用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需要在逐渐适应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的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合理地规避其为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
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在一段时间的发展形势是不可逆转的。想要抑制其消极影响，就要对其进行一一分析。
1、对社会保障体制造成巨大压力
社会保障体制作为社会财富第二次分配的主要形式之一，担负着社会公平的重要职责，也是中国梦的重要支撑。社会保障体制对于老年人的作用不言而喻，它是大多数老年人退休之后的重要生活来源，尤其是对贫困老人而言，是其生活支柱。在老龄化社会中，社会保障的作用更是突出。
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进程，社会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和退休老年人的比例正在逐年缩小，社会需要负担的养老费用和需要赡养的老人日益增加，给我国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现在的养老金账户存在着极大的缺口，现有的青壮年劳动力所支付的养老金，已经用于支付，而且养老金账户的支付额度正在逐年增加。根据数据统计，我国在2001年到2075年之间，预计养老金账户将产生的缺口甚至可以达到9.15万亿元，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国家财政的灵活性，以及社会的税收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即使国家出台了延缓退休的政策，也不足以从根本上缓解这一形势，养老金账户的巨额缺口将是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国民财富合理地第二次分配的一大重要因素，也会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人民的幸福感和政府的公信力，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我国养老体制的二元化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国当前的养老体制基本上还是偏向于城市的养老体制，虽然近些年在农村地区实施的新农保政策达到了一定的覆盖面，但是也仅仅覆盖了一小部分。而且我国在养老金方面的支付比例极不平衡，大部分资源庆祥城镇地区，只有一小部分资金投入新农保，农村老年人真正拿到手中的寥寥无几，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在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依然是主要方式。由此可见，我国应付人口老龄化的重点之后是在西部贫困地区以及农村地区。
由于我国当前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渐衰弱，再加上新兴的社区养老、社会养老体制机制不完善。我国当前养老院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说，都难以达到一个老龄化社会所要求的标准，养老院事业亟需发展。医疗保障体制存在弊端，这又对我国的养老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2、人口老龄化对传统文化造成冲击
费孝通先生将其一生研究的成果汇集为一本《乡土中国》，在此书中，费老先生认为，我国社会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我国社会的基本格局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处于主导。此二关系就形成了我国以伦理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百善孝为先”就是极好的体现。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以及社会的发展，我国由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而人口老龄化在其中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调查表明，在我国当前社会中，老年人在一个家庭中的地位并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极大地降低，成年子女对于父母的意见仍然十分尊重。但是家庭中老年人普遍与子女选择了在子女成年之后分居，虽然仍来往频繁，但仅就分居一点，就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而且现今的子女对老人的赡养，更像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父母以在子女年幼时对子女的养育，来换取自己年迈之后子女对其的照顾，这就对我国的孝的理念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此外，随着当前社会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以及社会转型的进程，家庭的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三代式大家庭慢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夫妻加子女，或者夫妻式的小规模家庭。如此一来，老年人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地位逐渐降低，而且在整个社会中，老年人对资源分配的话语权不复存在。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发展，社会中针对老年人的社会资源逐渐减少。人们对老年人的态度从伦理态度转变为道德态度，乃至经济态度，对老年人的行为不是以传统的尊让、礼让的伦理标准来衡量，而是以更加公平的道德标准，甚至绝对公平的经济标准来衡量，而人口老龄化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当今社会中存在不少厌恶老人的青年人，“让不让座”、“扶不扶”等问题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社会中无论各个阶层，对于老年群体的评价都趋于使用一种歧视的态度，一些传统的孝理念，如探望老人、赡养老人等，本该由道德伦理约束的问题，到最后必须以强制的法律形式进行约束。人口老龄化在这一转变中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消极影响的公共政策视角
1、端正态度，不能仅依靠人口政策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当时看来是必须的，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不错的效果。但是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使我国的人口发展违背了正常的发展规律，即未富先老。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总是在其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程度之后，才呈现人口老龄化的状态，而我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就已经产生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着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极其不利。前文中已经提到，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是通过外力可以逆转的，所以，公共政策不能简单地以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由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仅通过人口政策的改变就可以解决。我们应该为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为我国即将失去的人口红利做好补救措施，通过全面分析人口老龄化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规避现有公共政策和老龄化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实施合理的政策措施，才能将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
2、不能仅仅依靠老年人口政策
当前的公共政策简单地认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以老年人为出发点。这种政策由一定的道理，但是很不全面。通过前文的分为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改变，除老年人之外的其他年龄群体才是致使其改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老年人之外的年龄群体也必须参与到公共政策的主体之中，公共政策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人的年龄阶段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叠加的过程，只有在人到达老龄化标准之前给其注入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才能使整个社会的老年群体呈现渐进的发展状态。而养老政策更是如此。我国的养老金账户的巨额缺口正是需要从当前的青壮年劳动力为政策主体进行解决，可以通过增加年轻人的收入，提高其劳动效率等来弥补养老金缺口，也可以在这一批人退休之后有客观的经济基础。老年人的医疗健康问题也是只有全社会共同参与才能解决，不仅仅要靠医疗制度的改革，更要推广全民健身，在人们老了之后拥有健壮的体魄，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全社会需要共同参与，从而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医疗条件。个体有着不同的年龄发展阶段和发展潜力，需要不同阶段的个体进行互补，来实现整个社会的现实性发展。
3、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部门的政策
仅仅依靠某一部门的政策也是不足以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大量的实践证明，公共政策必须要以某一部门的政策为主体，其他各个部门通力配合，才能使政策取得良好的效果，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以及预期内的发展，家庭养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会是主要的养老模式，尽管我国近些年有一定的社会养老方面的政策出台，但是其他的一些政策在无意中固话的家庭养老的模式，比如对于养老机构的资源进行垄断，使得民营养老机构难以维持等，这无疑不利于社会养老的发展，同时也会给子女带来繁重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但是仅仅依靠医疗部门自身的改革不足以缓解压力，还需要更加合理的政策安排。比如医疗卫生教育体系远远没有形成，人们没有健康的医疗卫生观念；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也迟迟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受困于资源不足等等。总而言之，需要不同部门政策之间的配合和补足，才能应付这一全社会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6）。
[2]陈振明.政策科学研究与现代社会发展──论政策分析的意义[J].岭南学刊，1995（6）.
[3]中国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M].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
[4]田雪原.中国老年人口（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篇5
关键词：人口高龄化；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高龄人口性别比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3-0030-04
全球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不仅只是表现在作为整体的老年人口总量的不断膨胀，更表现在老年人口自身内部结构的变化，尤其是老年人中那些活过80岁的高龄老人，他们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增长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群组
之一。
而近几年，中国的高龄化形势严峻，杭州市的高龄化趋势更不容小觑。2008年杭州市老龄化系数达到16.06%，高龄化系数达到15.07%。根据国际通用看法，杭州市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存在比较严重的高龄化。
一、高龄化背景及解意
（一）高龄化解意
本文所阐述的高龄化概念是从老龄化概念中剥离出来的，将高龄人口定位为年龄在80岁及以上人口。而高龄化概念，则以60岁为老年人口起点年龄，80岁为高龄人口起点年龄，用高龄人口在老年人口中所占比例反映老年人口高龄化程度，这也正是目前学界的共识。
高龄化是老龄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高龄化的显现，一方面表明老龄化现象仍在不断加剧，另一方面又预示着老龄化的性质与状态已经或正在发生改变。由于高龄化把研究的视点直接聚焦于老年人群本身，因此反应了老年人口的“增龄”过程。
据预测，在未来的几十年中，高龄人口将是增长最快的人群，且由高龄老人本身的特点决定，高龄老年人口问题将是21世纪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在对高龄老年人口的增长趋势和人群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预测模型和建议。
（二）研究现状和文献综述
高龄化属于新兴的概念之一，国外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对高龄化有较成熟的研究，如牧野笃《日本少子高龄化的变迁和现状》，而国内除台湾对高龄化有深入调查外，如钟俊文《台湾高龄少子化的影响及对策》，其他大多数调查对象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老龄群体，对高龄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如杨娜娜《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对策》。
在杭州市内，关于高龄化的研究并不深入，对于老龄化的研究也大多属于定性分析结合少量的定量分析，并且有相当比例的研究文献将目光放在社会养老问题上，如童宁辅《杭州市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分析与对策》、张苏华《杭州市人口结构变化与老龄化趋势分析》等，结合统计学的定量分析较少。
因此本次研究对人口高龄化的几种典型指标进行计算，是对老年人口学的有益完善；将统计学与社会人口学相结合，有助于对高龄问题进行深入的定量分析以及预测。同时，本论文更能够为政府进行人口发展战略与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参考，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二、杭州市高龄化现状
（一）老龄人口结构变动较大，高龄人口比例快速攀升
杭州市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开始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90年代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进入21世纪，老年人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
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杭州市2004年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仅为92.62万人，而到了2008年，该数字增至108.11万人，增长了15.49万人，增幅高于同期总人口增幅6.49个百分点。而高龄趋势则更为明显。2004年，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为11.95万人，高龄化系数为12.90%，而2008年高龄人口增至16.29万人，短短四年时间，高龄化系数达到15.07%，增长率为24.48%。年平均增长率为5.66%，增幅高于同期总人口增幅4.87个百分点。
图12003～2008年各年龄层人口增长速度
（数据经归一化处理）
从2003～2008年各年龄层人口增长速度的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对于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呈迅猛增长之势，是各年龄层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
这个现象正验证了1998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99国际老年人年”启动仪式上的讲话：“世界人口在老龄化的同时，老年人口本身也在老龄化。”人口高龄化是妇女生育水平下降和人均寿命提高的必然现象，是社会进步和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
（二）高龄人口性别比有所升高，但高龄人口女性化仍然严重
为了解读高龄人口的性别构成，我们引进高龄性别比，以每100名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数来表示。
近几年高龄性别比均小于100。例如2007年，杭州市高龄人口性别比为73.6，即每100名女性高龄老人相对应于约74位男性高龄老人。
从动态的角度考虑，杭州高龄人口性别比在2003～2007年持续上升，从2003年的66.79上升至2007年的73.60，增加了10.19%了。这说明虽然老龄人口存在较为严重的女性化，但是这种人口性别结构内部的不合理正在逐步改善。
受到自然生理规律和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现代社会中男性死亡率一般高于女性，这种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大而扩大，因此高龄人口性别比低是一个必然结果。然而不均衡的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对于整个社会有消极影响，最明显的方面涉及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与高龄男性相比，高龄女性的寿命更长，在制定应对老龄或高龄化的政策和项目时，高龄女性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劣势地位更应该得到关注。
（三）“高龄少子化”现象日益突出
所谓“少子化”，指的是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的儿童数量减少的现象，“少子数”即社会中年龄为0～14岁人群的数量。用来表示“少子化”的一个常用指标就是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数量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而高龄化衡量的是高龄人口数量增加导致的高龄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若将高龄数与少子数相除的结果描述为“高龄少子化”系数，那么这个系数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社会两个极端年龄组的数量相对变化，描述了“高龄少子化”的程度。
根据2003～2007年高龄人口数与少子数，我们可以看到，在高龄化日趋严重的现今，“少子化”现象也突显出来，“高龄少子化”系数由2003年的12.66%急剧上升到2007年的18.9%（如表1）。
“高龄化”与“少子化”同时作用的结果就是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口“金字塔”也会转变为衰退型，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会随之产生。赡养老人的费用在中国一般是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高龄化的日益严重会增加社会的负担，甚至使经济发展放缓，同时“少子化”使得使我国劳动力缺乏，社会也缺少活力，加重了“高龄化”带来的压力。
图22003～2007年“高龄少子化”系数变化
（四）高龄化程度远远高于同期中国平均水平
杭州市在老龄化进程中高于中国均匀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杭州市65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8.8%，在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二。到2007年，杭州市65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84.99万人，占常住人口10.8%，超过该年龄段人口比重在7%以上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际通行标准，杭州市高出3.8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提前11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在杭州市高龄化现状的描述中，为了能够客观描述杭州市的高龄化水平，我们计算出2006～2008年高龄化系数、高龄人口增长速度、“高龄少子化”系数等指标从高龄化的现状、未来发展速度、高龄人口结构等几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如表2所示）。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杭州市无论是在高龄化系数还是在高龄人口增长速度上都要远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杭州市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高龄化形势。其中2006、2007年杭州市的“高龄少子化”指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约10个百分点，这说明杭州市人口结构中高龄人口所占比重相当大，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将日益显著，这为杭州市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敲响了警钟，在未来，“两口人养七口人”的社会现象将更为突出。杭州市较为严重的高龄化也决定了杭州市更加需要加强高龄人口社会保障，重新审视高龄化问题，并在全国的高龄化工作中做出先驱作用。
三、基于灰色预测、Logistic模型的高龄化指标分析
（一）杭州市人口预测方法的选择
本文运用Logistic模型结合灰色预测模型――对杭州市几个年龄层的人口进行预测研究。Logistic模型是种群在有限环境条件下连续增长的一种简单模型，又称阻滞增长模
型，其数学模型为，其中，为种群数量，为种群自然增长率，为环境最大容纳量，代表时间。可以解得：
（1）
由于Logistic模型综合考虑了环境等因素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影响，因此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比较好的模型。本文也将采用Logistic模型对我国人口进行分析。
另外，模型适用于对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不确定的灰色系统进行预测，尤其适合小样本数据建模。因此这种模型并不要求大量的历史数据，甚至允许有4个数据即可建模预测。模型的一般形式为：设时间序列有个观察值：
（2）
通过累加生产新序列：
（3）
则模型相应的微分方程为：
（4）
式中，称为发展灰数；称为内生控制灰数。
设为待估计参数向量，利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可得：
（5）
其中，
（6）
（7）
求解微分方程，即可得预测模型：
（8）
（二）杭州市人口及高龄化相关指标的预测
首先基于Logistic模型建立杭州市总人口增长模型。根据杭州市1978～2011年人口数据（如表3前34个数据所示），设定（万人），即假设极限人口数为5000万人，预测出至2017年的数据（如表3中最后6个数据所示）。
资料来源：杭州市统计年鉴
采用模型对2008，2009，2012～2017年的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据进行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即得到图3，该图显示了2003～2017年三个年龄层人口的预测结果与变化趋势，从中也可以看出3个年龄层各自的增长速度存在着显著差异。
图32003～2017年杭州市三个年龄层人口变动趋势图
至此，已预测得到2003～2017年人口总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因此可以得到60岁及以上人口数、65岁及以上人口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分别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即为老龄化系数，8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例及为高龄化系数。
四、高龄化指标预测结果分析
（一）老龄、高龄人群增长速度逐渐稳定且大幅高于总人口增长速度
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老龄人口数年均增长速度将约为3.98%左右，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大致为7.89%，而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则稳定在0.79%左右。可见高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无论相对于老龄人口还是总人口都呈现迅猛之势。这种趋势必然会导致老龄人口结构的巨大改变。
图42003～2017年老龄人口结构变动的条形图
图4显示了2003～2017年预测的老龄人口结构变动情况。从下至上年份从2003年逐渐至2017年，可以看到高龄人口在老龄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推移变大，显现了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
（二）高龄化系数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老龄化系数
2003年老龄化系数和高龄化系数分别别是14.08%和12.48%，而发展至2017年，老龄化系数达到了21.26%，也就是说约5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而此时，高龄化系数已经发展到20.92%。
高龄化系数的增长快于老龄化系数，这说明老龄人口本身的“老龄化”程度将逐渐比社会人群总体的“老龄化”更为严重，而这种现象却是目前仍未显现的。在将来的社会发展中，由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引起的高龄化系数迅速攀升也将进一步凸显出来。
五、结语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及杭州市统计年鉴数据对杭州市高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杭州市高龄人群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老年人群增长速度而引起的老年人口结构变动的现状。通过对近几年高龄人口性别比的分析，得出结论，杭州市高龄人群男女性别比偏低，高龄女性现状较严重，但通过历年数据比较，发现这种现象在逐渐改善。在对高龄少子化指标进行分析时，发现杭州市高龄少子化现状正逐年严重，可见未来养老负担将进一步加重。为了对杭州市高龄化现状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笔者选取杭州市的部分高龄化指标与全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杭州市高龄化的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在未来几年，杭州市老龄化及高龄化情况将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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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又由于目前实行全面二胎政策，这使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快。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
中国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21世纪头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57%，低于上世纪最后10年一直保持的1.07%的年增长率，因此中国人口正在进入老龄化，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今，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所以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时期。
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
1、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人口老龄化使得消费转变与现有的产业结构产生重大矛盾，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老年产业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些消费将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2、加重养老负担，冲击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长期实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抚养系数比上升并失衡，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这就加重了家庭的养老负担，同时迫切需要通过国家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来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就是说，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养老保险金支出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对医疗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制度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从我国的国情看，同时满足这些需求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供求矛盾的长期存在，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显现和隐性的社会问题。
3、影响城乡二元结构和农业的发展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都在农村，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从而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减少，同时大部分的劳动力人口外出打工，使得务农人口以老年人口为主，这样的人口结构状况将影响农业的发展。第一，影响农业的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二，不利于农业对新技术的应用；第三，使农业的生产率下降。这样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就影响着城乡二元结构，同时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更加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作为衣食住行的重要保障，一旦受阻必将会反作用于经济，使市场失灵。
三、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险机制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对养老、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将是非常大的，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和医疗制度，健全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加强社区老年卫生工作，增加服务项目，改进服务措施，为老年人提供预防、医疗、护理和康复等多种服务。建立健全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通过医疗救助等多种渠道帮助贫困老年人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同时，要加强社保基金监管，进一步规范社保机构设置，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老年服务。
2、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将相对降低，而老年人口的消费将相对上升，这也是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一个新的挑战。消费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导致更多的企业和商家加大对老年人口需求和服务的研究，他们将进一步开辟老年消费市场。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兴建老年人活动的公共设施，扩大老年人活动场所，寻求更全面的老年服务项目，提高老年服务质量，促进老年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
3、大力发展经济，为其奠定物质基础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迎来了老龄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将以较薄弱的经济力量来应对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长的问题，负担较重。因此，我国要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为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老年人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为老年人快乐、健康的生活提供更有力的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才能够有能力去应对老龄化危机。
4、加大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投入，发挥宏观经济作用
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得家庭面临养老危机，所以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政府此时需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加大对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投入，使得老人能够得到很好的救助，子女可以安心工作，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率的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加大对于像河南等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大省的转移支付，使其有足够的财政资金能很好的掌控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参考文献：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常熟人口老龄化养老对策
论文摘要: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常熟市人口老龄及发展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给现有养老模式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常熟市应该加强研究，积极应对，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日益增长并上升的现象，国际上公认，凡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7%以上或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10%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就视为进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常熟市1982年底老年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已达10%以上，率先进人人口老龄化地区，比全国进人老龄化提前了18年。
一、常熟市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一)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点
目前常熟市人口老龄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老年人的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常熟市现有总人口104万，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8.7万人，占总人口的18%，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出7%，比目前美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高(美国为16%)，仅次于日本和德国24%的水平。从1982年以来，全市人口增长了6.7%，而60岁以上人口增长了89%。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总人口增长的13.28倍。二是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西方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们是“未富先老”。三是高龄化趋势显著。不仅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增加，而且老年人口内部结构也在不断老化，7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和“老老年人”将增多。目前70岁以上的有8.73万，占老年人口的46.6%，80岁以上的有2.26万，占老年人的12.06%。四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农村快于城镇。五普资料表明常熟市乡村年龄构成65岁以上的占11.47%，而城市为7.24%，两者相差4.23%，
(二)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从人口学意义上来说，老龄化成因原因有二:一是生育水平下降，二是死亡水平下降，确切地说，这里死亡水平的下降是指老年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但在常熟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说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生育率的下降，因为直接构成人口结构迅速变化的乃是生育率的水平的急剧变化。这个可以从对两个因素的比较分析中看出。
1、生育率的变化
常熟市位于人口稠密的长江三角洲东部，人口密度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前后20年内，生育水平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人地矛盾的尖锐性使群众早在50年代前期就产生了自发的节制生育的要求，并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在70年代初就在全国率先推行计划生育，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19%0，迅速下降至1972年的11.6‰，到197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下降10%。以下(9‰。)，此后一直稳步下降。1998年开始，常熟市人口进人了负增长时期，至今已连续五年了，这在全国农村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在生育率下降的初期主要依靠行政力量的作用，80年代苏南集体经济的模式使生育率稳步下降得以顺利的进行。90年代开始，市场的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生育成本的增加进一步诱导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再加上常熟市紧靠上海、苏州、无锡等大城市，受城市生育文化的影响由来已久，其生育行为基本上与城市居民同步。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全市人口结构的变化。
2、死亡率的变化
与出生率下降相比，老年人预期寿命的提高作用相对要小得多。尽管常熟市人均预期寿命在建国后的53年中提高了30岁左右，但这种提高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主要发生在前20年里。这主要因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卓有成效的免疫措施大大减少了婴幼儿死亡率，使得因婴幼儿死亡率过高而预期寿命较低的现象在短期内得到根本的改变。特别是进人老龄化社会后的1982年至200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提高了三岁多。这进一步证明老年人寿命提高在整个人口老龄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比较微弱，不足以形成推动或继续推动这个进程的主导力量。
(三)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未来影响常熟市的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出生、死亡和迁移。从出生方面考察，常熟市的总和生育率已连续多年保持在1以下，人口全面进人负增长。由于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变化，人们生育意愿已下降到较低水平，到200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人婚龄期和生育期，按有关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可允许生二胎，因而总和生育率可能略有升高，但波动不大。根据我们的调查，现在照顾生育二胎的家庭中，自愿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家庭已达70%左右。从死亡方面考察，随着常熟市人口死亡模式转变的完成，死亡率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在严重老龄化期间甚至会上升)。今后若无新的医学革命或医学科技突破并迅速推广普及，人均预期寿命已逼近极限，提高极其缓慢。从迁移方面考察，常熟市作为一个县级城市，估计这方面的影响不会大。
常熟市自1982年底率先进人人口老龄化地区以来，老龄化速度不仅迅猛，而且有加速的倾向。老年人口正以每年平均3%左右的速度不断递增，根据该市10年来人口增长的比例预测，2000一加15年以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会逐渐加剧，2025年以后将进人稳定发展期。到2025年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顶峰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增加到26万以上，约占人口总数的25%。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那时的发达国家水平相近。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综上所述，常熟市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显得越来越为严重。尤其是到2015年以后，问题更显得较为突出，并且不断地加剧，至2025年左右达到高峰。这种变化对常熟市社会经济的影响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方面。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人口内部年龄结构的调整，最终有利于人口规模的稳定，是人口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有利于缓和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的紧张矛盾，为常熟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赢得了宝贵时间。从负面影响来看，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必然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冲出。
(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人口的老龄化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活力。因为老年人口日益增多，会使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虽然老年人有经验和一定的技术优势，但整个人才资源的老化无疑会影响整个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面，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人口加快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预计在老龄化高峰时我国老年人供养系数将达到39.0，这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除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生产劳动，同时还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这不仅使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日益加重，同时也加重了社会负担。老年人口的增多，用于消费的基金就会增加，在国民收人一定的条件下，社会用于积累的再生产基金会相对减少。再次，人口老龄化将影响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银发浪潮”将对现有的消费品结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个社会福利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协调这些矛盾，将倏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二)对家庭养老方式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必然使家庭结构核心化、小型化。目前常熟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已经相当普遍了，放弃照顾生二胎指标的家庭已达70%左右。以后一对中青年夫妇对上要负担双方4个到8个老人，对下还要抚养子女，本身还要工作。这种四二一、甚至八二一的老年型家庭将越来越普遍，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矛盾将越来越严重。这个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家庭经济负担的加重，更为严重的是在时间和精力有限条件下，如何兼顾好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照料老人。
五普资料表明，常熟市一代户占30.59%，比四普时上升了14.64%。目前常熟市农村老年人口中单独吃住比例达到42.7%，城市这一比例为63.2%。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家庭中的代际交换面临一种失衡状况。农村和城市中以家庭为核心的养老传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日益削弱，家庭养老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社会影响
就目前而言，老龄化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养老保障方面的问题，包括老年人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开支，将随着老年人的急剧增加而迅猛增长。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城乡老年人在养老保障方面存在的制度性差距太大。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实质上还处于一种社会救济的低水平阶段，广大的农村老人仍处于社会保障网以外。据我们对3611个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抽样调查，2001年全市离退休人员年人均收人为6568元，农村老年人人均收人为1365元，前者是后者的5倍。在1365元收人中，农村老人具体的支出费用如下:医疗费每人年均支出为271元、人情费302元、孙辈费(压岁钱等)156元、其它支出13元，四项合计为742元，占老年人全年经济收人的52.6%，也就是说农村老人一年的生活消费人均仅623元，只是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特困老人的比例在不断增加。1999年特困老人有801人，2000年812人，2001年1694人，2002年1822人，目前占老年人群的比例接近1%。
另外，随着非公有制的大力发展，迫切需要一种公平的、社会化的养老体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会触及原有城市和农村因体制导致的统筹水平和支付养老金标准之间的差距问题，如何实现城乡养老保障制度的衔接是巫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间题。
三、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设想及政策建议
对常熟市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需要逐个加以分析，根据国内和国际的经验，结合常熟市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笔者认为，常熟市应加快建立社会养老、居家生活、社区服务三位一体的养老模式。
(一)从养老的经济来源看，除强调个人和家庭的作用外，更应发挥政府、用人单位、集体组织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加快实现养老模式从家庭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为主的转变，确保所有的老年人口老有所养。目前常熟市18.7万老年人口中，离退休干部、职工，占老年人总数的29.5%，这些老年人主要由国家和集体养老，晚年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基本有保障。今后要重点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逐步建立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用人单位缴纳为主，个人缴纳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常熟市目前人均GDP已达到5000美元，无论是从国外经验，还是根据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惠及所有人的确保基本生活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今后要加大工作的力度，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民的参保率和投保额。
(二)充分利用老龄化前期和初期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经济。解决老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速经济的发展，尽快提高经济实力。统计和预测表明，从现在到2022年，常熟市存在一个抚养比较低，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少儿人口负担系数逐渐下降，老年负担系数刚刚上升，总负担系数处于从下降到上升的低谷，劳动力年龄相对较轻而且劳动力资源充足。应充分利用这段时期，大力发展经济。为适应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根据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建议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智力资源，发挥老年人的作用。这既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又可以使老年人进一步实现自身价值。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篇8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到2010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到总人口数的13.26%,与2000年相比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占到总人口数的8.87%,与2000年相比上升1.91个百分点。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断加剧。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到2025年将超过3亿,2045年将达到4亿。由于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剧变,子女与父母同地、异城分别居住较为普遍,使得老年人空巢现象日益突出。由于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匮乏,许多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空巢”老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的基本生活困难,生活质量较低。专业护理人员短缺,长期护理的设施缺乏是影响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因素。
2.老龄化社会存在的问题
2.1部分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口呈上升趋势
截止2010年末全国部分和完全失能老年人总数约为3300万,占全体老年人口总数的19.0%。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数为1080万,占全体老年人口数的6.23%。预计到2015年,我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总数将会达到4000万,比2010年增加700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9.5%,部分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篇9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背景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的经济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升虽然有效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伴随而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也不容忽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日益加剧，在降低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加大了政府的养老保险资金支付压力，如果这一问题处理不当，就会引起严重的政府财务亏损现象。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提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问题的处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学性。可以在有效确保我国公民的基本权益和基本利益的同时，为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奠定稳定的基础和提供强大的市场推动力。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
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探究，首先应当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可以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我国老龄人口数目十分巨大，并且随着实践的推移其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
众所周知，我国的人口正逐步的呈现出“快速老龄化”趋势。根据我国人口调查局的第五次人口调查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的数目在大幅度的增长，并且其增长速度也在逐年递增。根据我国现阶段的老龄人口增长趋势进行预测，截止到2051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呈现出最为严重的形式――每平均十个人就会有三个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1]。
（二）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出城乡二次元化的特点
我国城市和乡镇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距相对较大。我国的经济发展较为快速的城市地区，相比较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城乡地区，其所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严峻[2]。
（三）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出现了“未富先老”问题
很多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较高，工业发展水平也十分的完善，因而能够良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生产力降低的问题。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因此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因此“未富先老”问题也就分外具有严峻性。
开展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探究，主要可以将当下我国所存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总结为以下几点：我国老龄人口数目十分巨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我国的老龄人口呈现出城乡二次元化的特点；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高于城镇建设现代化的速度，出现了“未富先老”问题。通过探究可知，我国当下所呈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其问题的解决的重要性不容忽视[3]。
二、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
在明确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后，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主要可以将当下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总结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迎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我国的政府财政支出中的养老保险金额在逐年的递增，为政府财政部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经济压力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的难度也在逐步的加剧[4]。
（二）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的提升，使得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问题也逐步的显现出来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不断加剧，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也开始呈现出猛烈的扩张趋势，如果不能够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社会统筹养老金赤字”问题将严重的阻碍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开展当下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的加剧，使得社会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迎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的提升，使得我国的养老资金缺口问题也逐步的显现出来。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在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逐步的凸显，为我国的经济的高速的、持久性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是我国开展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工作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5]。
三、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
针对于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主要可以将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总结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完善公共财政治理模式，加强对于公共财政投入工作的开展的重视程度。提升对于“民生状况”的关注程度，开展公共财政建设工作，可以有效的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发展问题。
第二，创建全面的、多元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的建立和完善，也可以有效的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第三，提升养老保险金所具备的保值性和增值性。降低养老保险金所存在的风险性，有效的实现公民利益的稳定性的保障。
第四，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严把提前退休关。
第五，提升《养老保险法》这一法律规章的建设工作的开展的时效性和实效性。《养老保险法》的颁布和有效实施，可以为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明确的方向。
实施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主要的方式实施环节可分为：加强对于公共财政投入工作的开展的重视程度；创建全面的、多元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升养老保险金所具备的保值性和增值性和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严把提前退休关以及提升《养老保险法》这一法律规章的建设工作的开展的时效性和实效性五点。通过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的有效实施，可以真正的实现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的全面的、有效的解决，促使我国的经济和社会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优良的发展前景。
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探究，首先应当明确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发展现状，进而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探究。最后针对于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问题，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提升方式分析。开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能力的分析，完善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机制，提升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城镇养老金支付问题的处理方式的完善性和科学性，是我国进行长期的、可持续性的、高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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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晓珊，陈和.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的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及应对措施[J].探求，2016，04：74-83.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1篇10
关键词：老龄化老龄产业SWOT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090-02
SWOT分析方法是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下的一种态势分析，就是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等，通过调查列举出来，并依照矩阵形式排列，然后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SWOT分析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隶属于企业内部分析方法，是1965年由著名的竞争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它是一种在战略管理领域广泛应用的战略分析工具，是一种能够客观而准确地分析和研究一个经济主体战略地位的重要方法，是进行机构职能和运作现状分析的有效手段。SWOT分析主要对区域发展的优势、外部机会和对区域发展不利的劣势、威胁等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引入SWOT分析方法对我国老龄产业进行研究。
一、老龄产业概述
老龄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谓老龄产业也就是与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相关的产业，对于这一概念，我国很多学者都有过定义，具体讲老龄产业就是指在社会总需求中，随着老年人特殊需求的迅速增长，以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养老服务设施、日常生活用品和社区服务、娱乐业的新型产业，国外称之为银色产业。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情况来看，老龄产业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产业，积极稳妥开发老年市场、大力发展老龄产业不仅是为了满足迅速增长的老龄人口需要，同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的老龄产业相较于老龄化而言，发展还比较滞后，在市场、观念、运行机制、技术开发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发展老龄产业机遇与挑战并存，老龄产业的发展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一）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优势
1.我国老龄人口增长迅速，潜在需求巨大。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和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标准。以此为标准，我国自200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以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的数据为参考，此指标从2002年的7.3%上涨至2012年的9.4%，2012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1.27亿人，且每年仍以800万人的速度增加。据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未富先老”成为中国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有关专家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就目前来看，全球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只有中国一个。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要比发达国家迅猛的多，从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需要经历的时间来看，法国需要115年，美国需要65年，而中国仅需要27年，由此可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催生出大量的对于老龄产品的潜在需求。
2.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相较过去有很大提升，为消费提供了可能。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老龄人口的收入水平较过去有很大提高，从2005年至2014年，我国已连续10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与2005年调整前月人均700元的水平相比，2013年调整后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1893元；毫无疑问，2014年调整后的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又将获得新增量。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十连增”后，将更好地保障和提升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加之近几年大批中高收入者进入退休老年人行列，老年人消费市场在不断增大。且近10年来，城镇老年人领取退休金的比例从69.1%上升到84.7%，城镇老年人得到基本养老保障；农村老年人年均总收入10年增长了1.5倍，其中年均公共转移性收入由60元增加到784元，增长12.1倍。老年人经济状况明显改善，收入水平的提高为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二）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劣势分析
1.对老龄产业发展认识不足。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国老龄化已非常严重，但老龄产业在我国仍是一个新兴产业，至今一些决策部门对什么是老龄产业以及如何发展老龄产业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且社会上的投资者和企业还没有看到老龄市场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认为老龄产业属于微利产业，大多不愿涉足老龄产业，影响了他们对老龄产业的直接参与和投入，使得老龄产业发展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老龄人口需求。
2.老龄产业供需失衡矛盾凸显。随着我国老龄人口逐年快速增加，养老服务需求越发强烈，而与之相对应的服务供应却日显短缺。2013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老年人，到2025年，老年人口总数就将超过3亿，“未富先老”成为中国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而截至2012年，全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社会养老床位数仅为21.5张，城乡养老机构“一床难求”的情况十分普遍。不仅如此，我国老龄产业在养老服务方面也存在矛盾，有些养老机构尽管收费较低，但生活单调，缺乏乐趣，对老年人没有吸引力；有些虽然条件较好，但又收费过高，致使许多老年人无力消费，结果是养老机构没有充分利用，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老年产品和服务普遍存在质量差、品种单一、价格昂贵等问题。且当前我国老龄产业还是以老年护理业为主，而银行、保险、住宅开发、文化、教育、旅游、运动、信息服务等行业发展比较慢，不能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多种需求。老龄产业供需失衡矛盾明显。
（三）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机遇
1.新《老年法》将老龄产业列入国家扶持行业目录。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老龄事业，国务院早在2011年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其中，“十二五”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发展老龄产业，提出“完善老龄产业政策，把老龄产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国家扶持行业目录；促进老年用品、用具和服务产品开发；重视康复辅具、电子呼救等老年特需产品的研究开发；培育一批生产老年用品、用具和提供老年服务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老龄产业知名品牌；加强老年旅游服务工作；引导老龄产业健康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及文件的为老龄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对老龄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规范作用，为完善养老设施、开拓养老市场、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等老龄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新《老年法》又将老龄产业列入国家扶持行业目录。原来只规定引导企业生产老年人用品，现在从法律及政策层面都将养老定义为一项产业，并列入国家的扶持行业目录，加大了对老龄产业的支持力度。一系列的政策层面的措施的出台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2.家庭养老方式的弱化为养老产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但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的转型，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4+2+1”家庭结构日益普遍，空巢家庭不断增多。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结构变化使其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对专业化养老机构和社区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随着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加剧，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将持续增长，照料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我国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4000万人，占总体老年人口的19.5%，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达1240万人左右，占总体老年人口的6.05%。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对照料和护理的需求，有利于养老服务消费市场的形成。据推算，2015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超过4500亿元，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500万个，为养老产业发展提供了足够发展空间。
（四）我国老龄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1.传统消费观制约着老龄产业的发展。老年人作为老龄产业最终服务对象，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影响老龄产业的发展。在我国老龄市场中，老年人消费方式比较单一、老年人的消费定位主要是以温饱为主，消费模式多为理智型的消费，消费观念陈旧、落后，普遍存在不愿消费、不知消费、不敢消费的三种心理，消费结构不合理和消费社会化程度低，大部分支出是用于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精神生活消费支出比较少，传统的消费观使得老年人对很多老年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严重制约着老龄产业的发展。
2.社会保障水平低影响老年人的消费意愿。到目前为止，尽管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形成体系，但相对来讲，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还相对较低，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等方面的负担较大，后顾之忧较多，因此，尽管我国居民储蓄率雄居全球首位，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手中余钱越来越多，但人们却不敢放心消费。某种程度上，高储蓄率也反映出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尽管近年来中央政府大力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面比过去大大提高，但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花费仍让居民不堪重负，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等的后顾之忧更是难以解决，这也大大抑制了老年群体的的消费热情。
3.专业人才短缺成为老龄产业发展的瓶颈。与其他具备一定发展规模的产业相比，老龄产业的专业人才明显短缺。当前，我国老龄产业的从业者大多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教育或有关老年知识的培训，主要是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和城镇下岗再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年龄大、文化水平低，没有相应的专业技能作支撑，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都比较低，缺乏基本的医疗、护理知识，难以胜任护理工作。加之我国目前并没有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客观上影响了从业者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进程。另外我国开设老年产业专业课程的高校和培训机构极少，培养的人才不但难以适应老龄产业发展的用工需求，更难以适应老龄产业大发展的需要。老龄产业专业人才的短缺必将成为制约老龄产业健康发展的瓶颈。
三、对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对老龄产业的正确认识
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多渠道、多方式地宣传，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转变观念，以战略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老龄市场，从观念上充分地认识到老龄产业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引导更多的人对老龄产业进行长期投资。澄清对待老龄产业的一些模糊认识，辩证地看待老年人是弱势群体的传统认识及老龄产业是福利和公益事业的传统观念，切实增强全社会发展老龄产业的意识。
（二）加大对老龄产业的扶持力度
老龄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目前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其发展潜力很大，但老龄产业要想健康有序发展，就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扶持和引导。因此，基于老龄产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政府在老龄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首先，政府要将养老产业发展规划纳入民生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体系之中。其次，要通过扶持、引导、催化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投资老龄产业，促进老龄产业良性、快速发展。对于积极参与老龄产业发展的企业，政府应当从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倾斜，这种倾斜主要来自项目审批、用地审批、信贷优惠、税收减免、公用事业收费等方面。政府通过构建一整套政策支持体系，制定养老产业的发展规范，以带动老龄产业迅速发展。
（三）提高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转变老年人的消费观念
在我国，老龄人口是一个相对保守、理智的消费群体，有限的财力以及出于对将来生活潜在隐患的考虑，使得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有限，尽管老年人的需求多样，但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使得老年人不敢放心消费。因此，养老产业要想可持续地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充分调动老年人的积极性，改变老年人保守的消费观念，正确引导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在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同年轻人一样追求精神生活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和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才能让老年人放心消费，将老龄群体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有效需求，以促进老龄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培养专业人才以提升老龄产业服务质量
中国城市失能老人大约占老龄人口总数的14%，农村大约占20%，一般情况下，3个老人需要一个护理员，以此计算中国需要1000万的养老服务人员，目前全国所有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持证上岗的更是少之又少。政府、社会养老机构、高校等应该联手，共同探讨现代养老服务行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及新型岗位的特点，以便多方位、多途径、开展产学合作。老龄产业要想健康有序地发展，人才是关键。通过加强养老服务职业教育培训，有计划地在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开辟养老服务培训基地，加快培养老年医学、护理、营养和心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业务技能和服务水平。同时，加快培育从事养老服务的志愿者队伍，鼓励和吸引专业社会工作者从事老龄产业相关工作，实行志愿者注册制度，以提升养老产业的服务质量，促进养老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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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篇11
关键词：贵州省；老龄化；消费
一、引言
国际通用的划分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2001年中国老年人口达到9062万人，占总人口的7.1%，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而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省份，在2003年老龄人口达到287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7.59%，也宣告贵州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发展经济和推动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贵州省居民消费水平环比指数连续三年保持在102，表明我省的消费水平发展有所放缓。本文将贵州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居民消费水平建立联结，采取理论与实证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省人口老龄化与消费的相关关系。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消费理论，解释了影响消费的决定因素就是家户的收入，并且用传统公式C=a+by表示了短期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会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使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实现效用最大化。保罗（2005）使用了多个亚洲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得出以下几个结论：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有负的影响，对居民的消费也有负的影响。Hock（2006）提出了一个动态的人口年龄结构代际转移理论，通过模型的建立和实证研究，求出最适合的生育率，使得年龄在长远之内达到稳定状态，居民的平均消费能力最大化。中国人民银行研究课题组（1999）研究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显示，储蓄与居民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而抚养比与储蓄呈现负的相关关系。付立春（2011）研究发现我国长期的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导致居民消费水平不高，政策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根据查阅文献可知，老龄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以及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消费水平有所影响。因此本文根据四者关系提出以下假设。H1：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有负面影；H2：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正面影响；H3：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正面影响。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贵州居民的消费水平。
2.解释变量选取：
老年人口抚养比是指65岁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龄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少儿人口抚养比是指0-14岁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老龄人口抚养比=（老龄人口数÷劳动年龄人口数）×100%。
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指的是居民可以用来消费和储蓄的个人财产。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消费价格指数（1995年为100）。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模型建设及实证结果
为了研究人口老龄化对贵州省居民消费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y=β0+β1x1+β2x2+β3x3+μi
式中y表示贵州居民消费水平；β1、β2、β3分别表示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以及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μi为随机干扰项。根据整理的数据以及模型，在spss20.0中整理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
回归方程为：y=-7510.177-0.183x1+0.228x2+1.356x3。模型中调整R方等于0.995，非常接近1，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DW=1.678，比较接近于2，F统计量的概率近似于0，t统计量概率都在5%以下，同时，x1～x3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分别为：3.528、7.753、9.762，均未超过10，因此，三个解释变量共线性的程度较低。
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系数是负的，说明随着贵州省老年人口的增多对于居民消费水平有负向影响。老年群体在在退休后，无法创造社会价值，只能依靠退休工资或过去的储蓄、子女的抚养以及政府的补贴生活，这导致老年群体消费水平降低。而少儿抚养比的系数是正的，少儿人口的增多对于居民消费水平有正向影响。婴幼儿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依靠家庭的抚养，家庭中在孩子身上的花销占比增大，从而刺激消费。最后，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系数是正的，毫无疑问，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四、相关建议
1.适当提高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贵州省的老龄人口是稳步上升的，对贵州省居民消费水平有负向影响。从凯恩斯消费理论来看，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要想刺激我省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政府应提高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保证老年群体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同时，还应该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老年群体在医疗保健上的顾虑和心理压力减轻，从而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消费。
2.大力发展银发产业。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我省的人口老龄化相比全国来看推迟一些，但是也必须重视其带来的影响。我省应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化，逐步发展相关的银发产业。既可以丰富老年群体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减轻家庭中年轻人无法兼顾照顾老人和工作的问题，还可以引导老龄人口不再进行过度的储蓄，从而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3.增加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机会。随着科学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和设施都有所提升，人均寿命也在不断上升。鉴于这个原因，很多城镇的老人退休后身体依然健康，他们依然想继续工作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且减轻独生子女的负担。因此，政府可以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增加老年人口的再就业机会。缓解部分老龄人口无法创造社会价值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出版，2005.
人口老龄化分析范文篇12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空间计量；空间滞后面板模型
〔中图分类号〕C923；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073-06
一、文献回顾
2000年，中国正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而到了201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97%，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进一步加快。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革命。〔1〕一些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比如日本和西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经济衰退问题。〔2〕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更有着特殊性。一方面老年人基数大、发展速度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显著；另一方面区域分布不平衡，不同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跨度较大，比如早在1988年，以上海、北京、天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相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时间至少早了二、三十年。〔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很可能会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冲击，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挑战越来越紧迫。〔4〕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已经出现空间集聚现象。〔5〕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6〕，而少数学者则认为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8〕，或者得出了一些其他结论，比如巩勋洲、尹振涛（2009）认为，人口老龄化给一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未必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9〕，但彭希哲、胡湛（2011）的观点是，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会对储蓄、税收、投资与消费、社会福利体系、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等形成冲击。〔10〕
从现有成果的研究维度考察，多数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只考虑了时间单一维度。然而大量的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各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表征各经济变量的数据不能被看作是从独立同分布的同一总体中产生的〔11〕，如果仅仅假定数据具有空间匀质性，忽略其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很难有说服力。为此，本文打破既有计量分析的研究局限，将空间权重纳入计量分析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空间面板数据，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科学合理地制订人口发展政策，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提供科学依据。
二、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分析框架的逻辑
经济增长是一国或区域内一定时期产品和服务总产出的增加，它既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也可以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OP来测算。若采用前者，则应保持GDPt>GDPt-1，否则意味着无增长；若采用后者，则应保持GDPt/POPt>GDPt-1/POPt-1。这一测量方法与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动有着密切关系，如果GDP的增长率QPOP的增长率，同样意味着无增长，而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是有重要影响的。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他将人口经济问题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但最初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没有考虑资本具有再生性的问题。其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纷纷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人口红利理论。1956年，经济学家索洛首次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的，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且证明了产出（Y）取决于资本（K）、劳动（L）和技术发展水平（A），其生产函数的形式为Y（t）=F（K（t），A（t）L（t）），其中，t代表时间。但ClarkandSpengler（1980）摒弃索洛模型的外生固定假设，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力资源，处于青壮年的劳动力人口和接近衰老时期的劳动力人口，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有明显差别。〔12〕而Thorndike（1940）从人类心理行为角度研究发现，劳动力人口进入45岁或50岁以后，尽管有较为丰富的经验，技术熟练，但随着年龄上升，体力和记忆力逐渐衰减，从而影响从事生产劳动的速度、敏捷程度和质量。〔13〕1954年，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与布鲁伯格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个体是以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为原则的，个体会综合考虑终生的收入，将一生的消费与储蓄进行跨期最优配置。在年轻时考虑未来收入会增加，消费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在中年时，考虑偿还年轻时的债务和未来养老，收入超过消费，形成正储蓄；在老年时收入减少，消费又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14〕，所以，人口老龄化能够影响社会的总消费和总储蓄，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由于该理论存在假设条件缺陷，如储蓄无利率、生命周期与预期寿命的确定性等，因此影响了理论的解释力。1998年，DavidE.Bloom与JeffreyG.Williamson提出了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充分供给以获得较高储蓄率形成的人口红利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泉”。〔15〕2007年，RonaldLee与AndrewMas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认为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人在应对老年时期的危机时会增加新的储蓄动机，在工作期积累资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6〕
不难看出，考虑时间因素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问题的文献非常普遍，但是却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同时发生的。从空间维度看，不同经济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已经形成相互联系，通过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包括流动总量、方式和程度等）以及产品和服务贸易等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作用。由于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其质量和数量的变化有关，而影响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变动的因素很多，包括人口总量、自然增长率、年龄结构和劳动力文化素质的变化等，以及一个重要指标――老年人口占比，因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空间现象，某一地理空间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邻近的地理空间区域具有空间上的依赖性。将空间因素纳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能使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及其结论更具有准确性和说服力。这是本文将时间与空间多维度结合进行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依据。
三、空间计量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的时空跨度为2000-2013年31个省级区域。考虑到香港、澳门、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内地不同，故不纳入本文的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将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以200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度量；将人口老龄化作为解释变量，同时基于国际标准，本文将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的7%，或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作为界定标准。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指标采用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少比、总抚养比等。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完整性，本文选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及老年人口抚养比两个指标。老年人口比例根据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总人口数计算得出。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4）、各省（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2005年为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2000年与2010年为全国性人口普查数据，其他年份为1‰人口变动调查样本数据。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由于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特征〔17〕，如果仅考虑人口老龄化单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忽略邻近区域经济增长对本区域的潜在影响。故本文采用MoransI指数进行全局空间相关性检验。
图1所示为2000-2013年全国31个省级区域人均GDP的MoransI指数变化情况。MoransI指数在024-027之间波动，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表明14年间中国31个省级区域人均GDP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
再基于局域MoransI指数得到MoransI散点图，从而可以进一步揭示各省级区域人均GDP的空间集聚特征。李婧等（2010）提出为了能直观地表示MoransI散点图，可将结果直接标识在地图上〔18〕，我们认为比较可取。因此，利用Geoda095i软件形成了局域空间自相关（LISA）集聚图（如图2）。
图2所示，2013年中国各省级区域人均GDP在地理上呈现出4种类型的空间集聚现象：“高-高（H-H）”、“低-高（L-H）”、“低-低（L-L）”与“高-低（H-L）”集聚模式。处于“高-高（H-H）”集聚模式的主要包括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工业基础雄厚、交通便利，资源信息互动性强，能够带动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且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河北省和海南省处于“低-高（L-H）”集聚模式，与邻近省份的经济联系较弱，河北省人均GDP较低，而邻近省份人均GDP则较高；海南省从地理上与其他30个省级区域的相连关系较弱。四川省处于“低-低（L-L）”集聚模式，其周围省份多属于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区位、自然禀赋以及发展战略与政策等各方面原因的影响〔19〕，四川省与邻近省份的人均GDP均较低，经济增长较为滞后。广东处于“高-低（H-L）”集聚模式，该省人均GDP较高，但未对周边区域形成辐射扩散作用。
经济增长需要依赖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的流动，而资本和劳动力在区域间的配置和流动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完整的市场中，生产要素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使其区域间要素的最终收益趋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进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过实行渐进式改革和地区间非均衡的发展战略，东部地区沿海城市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市场化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期间虽然国家在1999年便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2年提出振兴东部老工业基地战略，2004年提出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但是经济发展的空间区域差距依然存在，这是客观的事实，也是本文要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现实依据所在。
（三）模型设定
空间相关性检验既已确定了经济增长存在空间依赖性，那么有必要将空间因素纳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空间滞后变量的类型和空间相关性作用范围两个维度，空间面板模型可以分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两类。〔20〕空间面板滞后模型主要研究因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则主要研究邻近区域因变量随机误差项对本区域的影响。因此，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可采用如下两种形式：
（1）空间滞后面板模型（SLPDM）
表2给出了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的极大似然法（LM）检验统计量，由于LMLAGLMERR，所以选择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对于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通过Haunsman检验，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样本随机取自总体时，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较为恰当，而当回归分析局限于一些特定个体时，则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21〕由于本文按全国31个省级区域划分进行研究，显然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四）回归分析
根据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非观测值效应的不同控制，分为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双固定效应4种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从空间滞后系数ρ来看，无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空间滞后系数ρ均为正且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邻近省级区域之间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从模型拟合优度R2和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来看，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无固定效应模型。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区域不平衡，大体上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梯度分布格局，如果假定区域之间具有相同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能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性。从固定效应模型类型来看，在时间和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中，老年人口抚养比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均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表明可能存在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在时空双固定效应模型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可能不存在时空双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反映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随空间区域变化的背景变量对稳态水平的影响；空间固定效应则反映随着空间区域变化，而不随时间变化的背景变量对稳态的影响。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的拟合优度均较高，表明固定效应模型能准确体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最高，表明空间固定效应是最优模型。空间固定效应模型体现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会受到经济结构和自然禀赋的影响；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体现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会受到经济周期、突发冲击的影响。但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前者的估计结果应该较后者更为理想。所有模型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系数为负，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系数为正，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都是被抚养人口，而劳动力年龄人口不仅要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财富，还要生产满足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需要的财富，以及生产满足社会其他需要的财富，所以在社会生产中居于核心地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如果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社会角色，从赋闲人员转变为有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持续就业开发其人力资源价值，则可有效地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2〕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空间面板数据，在考虑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依赖性条件下，首次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建立空间滞后面板模型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2000-2013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这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实行渐进式改革和地区间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区域不平衡与空间集聚。（2）某些省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相似空间区域省份的经济增长，故形成了4种空间集聚模式：“高-高（H-H）”集聚模式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已形成积极的相互促进效应，具有强大的带动作用；“低-高（L-H）”集聚模式主要为河北省和海南省，其周围省份区域的快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这两个省份的经济增长；“低-低（L-L）”集聚模式为四川省，其周围省级区域的经济增长均较为滞后；“高-低（H-L）”集聚模式为广东省，虽自身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未对周围地区形成辐射扩散作用。（3）老年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意涵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关键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但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也能有效地弥补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同样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015年3月，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而中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对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面临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现状，考虑到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逆转，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将呈现老化，同时中青年劳动力即将率先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3〕，而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这个水平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历史经验表明，所有落入这一“陷阱”的国家，都没能再重新达到人口更替水平。〔24〕在当前允许“单独”家庭放开二胎的基础上，应立即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既能增加20年后的劳动力供给，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程度，是新时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
第二，政府应继续增强对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力度，促进资本与劳动力在空间区域上的有效配置与合理流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对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应在确保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强政策优惠和要素投入，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特色产业。同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与跨省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互动、合作与共享的便利交通条件，充分利用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与人力资源优势，鼓励创新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从体制上破除阻碍区域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强化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形成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新格局。
第三，继续发挥老年人的知识、技术和经验优势，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推动老年人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一方面，政府应积极构建老年人就业的社会氛围与舆论平台，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加大对老年人就业的宣传力度，消除社会对老年人挤占年轻人工作岗位的认识误区；另一方面，应制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老年人用工歧视，保护老年人的劳动权益；最后，应制定合理的推迟退休年龄政策，已退休的老年人大多依然具有继续工作的能力和意愿，推迟退休年龄可充分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补充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缺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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