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例(12篇)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篇1
关键词：环境税；“双赢”效应；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4—0005—06
一、环境税的“双赢”效应
环境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税是指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以所有者的身份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税种；广义的环境税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既包括为实现环保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税收，也包括其他并非以环保为主要目的，但却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的税收。本文的环境税指广义概念。征收环境税是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征收适当税额，给损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以外在的经济压力，促使其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少或消除环境损害，达到保护环境和持续发展的目的。近年来国外对环境税的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即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中考虑生态环境受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税对就业、投资、消费水平等的影响。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
西方经济学家对环境税效应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即本文前面提到的以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为代表，研究重点集中在环境税对负外部性的矫正方面，强调环境税的环境改善功能。庇古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市场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起作用，从而带来“负外部性”。为了克服“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对污染者的每单位产出征收与其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等值的税，通过支付与污染行为相应的价格，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从而达到控制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
第二阶段的研究以Pearce和Bovenberg为代表，研究重点侧重于关注环境税对税制效率、社会福利和就业的影响。Pearce提出对污染行为征税取得的收入，应当被用来减轻社会福利税费的负担，通过这种税收转移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实现环境改善和福利成本降低的“双赢”效应。Bovenberg则对环境税“双赢”效应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阐释。Bovenberg认为征收环境税除了会产生更低的污染外部性，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绿色红利”外，环境税增加的收入还可被用来减少其他已存在的税收扭曲，弱化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负效应，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税制效率的提高。
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描述为：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且还可以通过税收转移，减轻社会福利成本或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比重，改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的扭曲现象，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非环境受益。对非环境受益的解释目前有三种观点，即弱“双赢”效应、强“双赢”效应和就业“双赢”效应。弱“双赢”效应是指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可以降低原有税收的扭曲性，改进税制效率；强“双赢”效应是指征收环境税取得的收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社会成员承担的福利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业“双赢”效应是指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可以弥补因减少对资本和劳动课税而带来的“税收损失”，对资本和劳动课税的减少会促进就业的增加。
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降低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也就是说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应。换言之，要想获得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就应该在征收环境税引起的经济损失和税收收入循环收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因此，环境税改革的效应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社会总体的税负负担不会增加，即由环境税产生的财政收入由其他税种税率的减少来平衡社会纳税人的总体负担；第二是税负在劳动力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问的转移和再分配。只有这两个因素很好的结合，才会降低劳动力税负和获得预期经济效应。
据学者Carraro的研究发现，其一，从长期看，环境税收的收入会有所减少，但由于社会累积总需求的变化，就业方面的良性效应会一直出现，就业中有高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可以产生环境税预期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二，由于征收环境税，如能源税引起的生产因素价格的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方面来说，实施清洁生产的公司，即不用支付环境税的公司和那些支付环境税的公司相比，他们的产品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会有所提高。这也就提出了清洁生产这个概念，它对环境质量改善和节约资源特别有利。
（二）OECD国家的实践检验
环境税“双赢”效应理论的提出，引起了OECD国家决策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进行了环境税制改革。表1列举了部分OECD国家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实践措施。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国家在环境税制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但都体现了“双赢”效应的核心思想：即开征环境税，促进污染企业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同时，降低所得税以减少税收的扭曲性，并将环境税收收入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减少社会的福利成本。那么，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环境税制改革是否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呢？学者Bosquet收集了大量数据，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后“双赢”效应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为：在环境税实施地区，CO2减少量非常明显，短期与长期记录的就业有所增加，环境税“双赢”效应存在。
表2例举了Bosquet收集的部分研究数据。从表2以看出：
（1）CO2排放量减少明显，说明环境税的实施促使能源消耗企业调整了产品结构或转向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实现了外部性成本的内在化，达到了环境保护的目标。
（2）当政府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用于替代和劳动相关的税收或社会保险支出时，雇主的劳动力雇佣成本降低，促进了就业的增加。
（3）从短期看，环境税加重了企业的成本，企业投资有所下降；但从长期看，环境税的开征为人们提供了更洁净的自然环境，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了投资的增加。
二、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弊端
虽然环境税的征收在OECD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在考察OECD国家对能源产品征收环境税的现状及具体税制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与环保目标相悖的“怪现象”，这在我们普遍认为的“发达国家以改善环境为目标来设计环境税”这一前提下无法得到解答。
（一）在大多数国家，无铅汽油税率明显高于柴油税率
如图2所示，除了澳大利亚、瑞士、冰岛、英国和美国外，其他国家的无铅汽油税率均高于柴油税率。2007年，OECD国家无铅汽油税率平均高于柴油税率的比例为43.51%，特别是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前者超过后者甚至高达80%以上。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有些奇怪，因为柴油的使用具有更强的污染性，根据所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即使是“清洁”质量的柴油都比无铅汽油的污染程度要大。
在OECD国家，以能源产品为税基所带来的收入在整个环境税收入中占重要份额，以2004年为例，在30个OECD国家中能源产品税在环境税收人中的平均比重为71.65%，在墨西哥、澳大利亚、德国、卢森堡、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比重甚至分别高达82.31%、88.28%、86.16%、96.44%、91.89%。因此，柴油和汽油税率现状很重要，能反映OECD国家环境税征收中的典型问题和主要矛盾。各国普遍对柴油征收低税率，结果导致污染较重的柴油交通工具数目的持续增长和道路运输业的过度发展，在欧盟柴油燃料已占到30%—61%的比例。
（二）并没有纯粹环保意义上的碳税
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引入了所谓“碳税”或“二氧化碳税”，虽然这些税的税基通常覆盖了化石燃料，并且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被征税燃料的碳含量而不同，但这种征收并不是纯粹的碳税。比如煤炭和焦炭具有严重污染性而且是碳密集度最高的，但煤炭和焦炭税对环境税总收入的贡献很小，焦炭所产生的税收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图3所示）。实际上，只有上述几个国家对煤炭和焦炭征税，而且有很多免税项目。比如在挪威，如果煤炭和焦炭作为还原剂在工业过程中使用或用来生产水泥和建筑用陶粒就可以免税。燃烧煤炭和焦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其中99%的部分都获得了减免。对于在挪威造纸、生产纸浆或鱼粉的企业，他们所使用的矿产品仅需缴纳标准二氧化碳税额的一半。又如在瑞典，当燃料用于制造业和温室栽培时，可以免除79%的能源税（除汽油外）和二氧化碳税，减免后应纳税额仍超过公司营业额的0.8%，则仅需支付剩余部分24%的二氧化碳税额。
虽然绿色税收有时被贴上“碳税”的标签，但很难反映不同燃料的碳含量。一些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对电消费征税，但对用来发电的主要燃料的碳含量不征税。这些现象反映了碳税征收并未充分考虑环保目标，体现了环境税政策对部门竞争力或收入分配的考虑。
（三）对电征税显现出环保低效益的特点
如图3所示，在OECD国家，对电力消费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对电力生产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这是由于用来发电和配电的能源通常是免税的，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有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显然，下游电税（对消费电力产品征收）与上游电税（对投入燃料征收）相比是低环境效益的，虽有利于筹集财政收入，但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更低或不含碳的燃料，对环境问题治标不治本。即使在电力消费环节，有很多产业部门也获得了税收豁免，如大多数情形下，制造业或任何工业部门不需要缴纳电消费税。如果税收的确覆盖了这些部门，通常其税率也比其他部门要低，这些部门可获得重要的税收返还或税款缴纳上限的规定（如表3所示）。
（四）存在大量出于产业竞争目的考虑的减免项目
OECD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服从政治压力的程度当然是一个实证问题，但有丰富的非直接证据，比如许多利益集团成功获得免税和特殊待遇。值得注意的有两种类型的减免：其一是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部门的税收优待；其二是鼓励环境危害溢出的减免。如丹麦、挪威和美国对在境外水域工作的商业捕鱼船所使用的能源产品免税。这两类减免不仅损害环境而且具有强烈的政策扭曲效应，通过环境税政策促进环境改善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假设政治家追求公共产品，假定公共部门制定环境政策的唯一目的即是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将环境税政策作为矫正市场体系扭曲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典型社会政策形成的过程，在现实中能够佐证传统理论的实证证据非常缺乏，而如前所述的种种“怪现象”却频频出现，这也促使学者另辟蹊径，寻找能描述社会政策决策的实质模型，以求更现实地解释环境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政治经济学分析逐步显现出对现实问题较强的解释力，有助于探寻环境税政策制定“黑箱”的真相。
四、对我国环境税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同样凸现，特征表现在：一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这种浪费型发展模式使煤、电、油、运“荒”声一片。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落后，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增长迅猛，严重地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源；二是过度采伐、放牧，破坏了植被资源，造成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近年来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尽管环境税的“双赢”效应观点在理论研究和国外实施的数据分析上都有很大的可行性，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行税制结构和目前的环境污染收费来看，环境税的这种“双赢”效应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了限制。
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流转税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低；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都在60%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的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可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小，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对劳动力征税，税收的替代效应也不大，因而环境税降低扭曲性税收、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增加就业的“双赢”效应在我国并不十分明显。
从环境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现行税制，我国的现行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都没有从环境角度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我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占总的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2004年分别为7%和9.6%，而在环境税实施比较成熟的国家丹麦环境税收收人占总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就达到了10.03%；2002年排污费收入总额67.43亿元，同年的治理废水费用和废气费用分别为71.5亿元、69.8亿元。这些都说明我国现行税制还有待绿色化，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环境税放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环境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环境税收思想的现实，我国环境税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应将环境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
虽然环境税“双赢”效应论对我国适用范围有限，但它却为我国环境税制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根据我国国情，把环境税的设计与整体税制改革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的“双赢”效应。
首先，我国正处在由“费”向“税”的转化阶段，环境税改革应遵循这个基本思想：“最终将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这样对能源、其他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污染的高税收，会使工业、贸易和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经济需求，即减少对这些因素的消费。相反，相应数量的税负、社会保障成本等会从劳动和资本中退出，以鼓励企业家精神，并大大减少促使劳动力合理化的经济压力。收入中的税收改革将保持使对企业的总体财政负担不变”。把环境税纳入到国家的税收管理和征收体制中，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其次，在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开征一些新的环境税种，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纳税^经济行为的方式改善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排污收费与税收手段相比有一定的缺陷，因而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排污税的税基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税率要根据特定地区的环境目标及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即随着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税率也应做一定的调整。适当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燃油税可减少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噪音税可以用隔音设备投资，或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城镇居民的垃圾税可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的处理成本支出。
第三，对现有税制进行一些调整。对不同产品根据其环境友好的程度，设计差别税率的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使用方向。这样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出口，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刺激民间投资。
（二）对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建议
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的成功，为“双赢”效应理论提供了实践例证。虽然我国和OECD国家在税制结构、福利制度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预期“双赢”效应能够在我国取得与OECD国家相同的效果。但是“双赢”效应理论的思想及OECD国家的实践经验却为我国环境税制设计提供了思路，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从宏观角度来说，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适当降低其他税收，保持现有宏观税负基本不变；从微观角度来说，环境税的税基选择和税率确定应模拟现实条件反复检验，尽可能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降低环境税本身的扭曲性，减少环境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其次，环境税制的设计应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立法宗旨，以能否取得良好的环境质量作为税制是否优化的主要衡量标准，确保环境税保护环境功能的实现。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就业压力巨大的实际国情，创造条件促进环境税就业“双赢”效应的实现。
最后，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强调环保部门的配合。因为环境税的课征需要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污染排放量的确定则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污染企业进行定期监测，并将各种监测信息及时提供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依据这些信息才能完成环境税的课征。强调环保部门配合的意义在于提高环境税制的可操作性。
另外，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是正常的，但是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被某一个或几个集团所俘获而制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扭曲性”政策则是具有很大危害的，这不仅会影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也易使国家进入俘获经济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采取措施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政治家是增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有效措施。
第一，健全听证会制度，实行环境税行政决策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一原则性要求意味着，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将更加透明。对此，可以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使公共利益成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点，避免政策被单方面的利益所左右。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
摘要我国的出口贸易带来的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占全国CO2排放总量的比重已高达47.8%（2007年）。出口退税政策是调整出口贸易的重要措施，实施出口退税的减免政策可以实现CO2的减排。基于此，本文从行业的角度出发，首先利用投入产出技术选取了制造工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为目标减排部门，并以政策作用在四个目标部门以实现到2022年相同减排目标作为政策情景（M-S，F-S，C-S和T-S情景），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不同政策情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相同减排水平下，无论从GDP指标还是从就业指标，或者从居民福利来看，对钢铁行业实施出口退税减免的政策情景均是这几个情景中的最优选择，政策效果最差的属纺织业情景。同时，各种政策情景均会使农村居民的福利损失更大，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因此政策实施时应考虑配套措施以保护农村居民福利水平。
关键词出口退税；CO2减排；经济社会影响；CGE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4-0055-07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1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CO2）排放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量化目标，例如，在哥本哈根会议前期宣布了到2022年完成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规定，到2015年全国万元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16%，比2005年下降32%。为实现减排目标需付诸有效的减排行动，其首要条件是政府要正确的设计减排政策和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在我国的CO2排放中，出口贸易所引起的排放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并且有逐年增大的趋势。1997年和2002年我国商品出口造成的CO2排放量，分别占一次能源利用碳排放的31.02%和30%[1]，到2007年该比例达到47.9%（本文计算）。同时，在与发达国家双边贸易中，我国的出口贸易引起的CO2排放远高于对方出口排放量。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2007年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增加了中国304.75Mt的CO2排放，而美国生产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增加了美国25.53Mt的CO2排放，在总量上相差279.22Mt的CO2，相当于中国当年国家CO2总排放的5.8%[2]。基于此，选择并实施相应政策来减少出口贸易带来的碳排放将对中国的减排工作做出很大贡献。国家刺激和抑制出口贸易的重要政策包括调整出口退税率，所谓出口退税政策是指对出口商品退还其在生产、流转过程中已征收的税款。在我国，出口退税成为一种被适时调整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手段，经常基于不同目的被相应地上调和下调。例如，2009年4月，为应对来势汹涌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将铝型材的出口退税率从“0”恢复至13%[3]。又如，为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2010年7月15日，我国取消部分钢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406个税号的出口退税[4]。另一方面，出口退税的频繁调整也表明，在出口减排和经济发展相互制约的条件下，我国尚未形成稳定可靠的出口退税调整方案。因此，定量评估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带来的各种社会经济影响，能为政府作出正确的出口退税调整方案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我国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带来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是集中于理论分析[5-7]或者是基于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5，8-9]。前者难以结合实际问题给出量化的直观结论，后者依赖于历史数据难以完全剔除与出口退税政策同时存在的其他各种政策带来的影响，且难以全面评估各种社会经济影响。目前，专门针对单一政策扰动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从而进行全面定量评估的研究还比较少。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能够描述多个市场和机构的相互作用，可以定量评估政策变化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以及对经济整体的全局性影响。因此，基于CGE模型，本文从全局经济的角度研究出口退税减免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藉此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改进）。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篇3
［论文摘要］2006年下半年至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热点就是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我们老百姓也从方方面面感受到人民币升值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那么，未来的人民币走向将如何呢？政府将出台怎样的货币政策？是加速人民币升值步伐还是保持人民币升值态势但是步调稳健呢？人民币升值到底是怎样好事还是坏事呢？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的确是专家们所说的“双刃剑”。采购进口产品或者出国留学、旅游的人以及拥有投资性房产的人从中受益不少。深切体会到我们的“人民币”支付能力增强的好处。对国家经济方面而言，人民币升值改善了贸易条件、抑制了通货膨胀、消化过剩的外汇储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及减少了和别国的贸易摩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偿还外债的压力。回首2006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片红火，这似乎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但是升值并不意味着一片繁荣。由于房价大涨，无房族购买力相对降低而买不起房子。从投资者来看，股市房市吸引力增强但是风险也加大。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工农业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出口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导致企业衰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
2006年，我国外有国际政治压力和内有外部经济失衡的矛盾突出，国家推出了人民币逐渐升值的政策，是为了改善外贸顺差过大和国内资金过剩的现状。最近统计显示，我国2006年的外贸顺差高达1774亿美元，比2005年的1018亿美元增长了74%的规模。而今年的外贸顺差还有望进一步增长。一边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一边是顺差有增无减，国内热钱越来越多。人们在担心热钱疯狂投机导致股市泡沫和房低产泡沫的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曾经深刻的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将带来加重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降，就业率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大，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货币政策失控等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必然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和不利影响一俱共存，综合起来的总体效应是利是弊，皆看调整的“时机”、“幅度”和“频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未雨绸缪，从理论上分析在人民币升值的状态下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探讨如何削减人民币升值给贸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实务对策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化解之道，积极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调整外贸高度顺差
通过削弱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以达到刺激进口降低出口来解决外部失衡的状况。在升值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替代人民币升值的效应。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弱化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汇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外价格，利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内价格。如果本币汇率上涨，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在赚钱，持有外汇多的人吃亏，因此会影响企业出口创汇的意愿。如果利率下跌，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吃亏。运用这一机理，在人民币汇率上调的情况下，出口企业的损失可调节利率杠杆来弥补。也就是说，作为出口型的企业，本币的升值，意味着财务环境恶化，外币收入转化为本币收入后减少，为了保证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要使用利率手段增加拥有外币的收益，减少运用本币的成本，可谓堤外损失堤内补。操作的手法有：一方面，上调外汇存款利率，增加持有外汇的收益，使之相对于人民币存款更具有吸引力，变相提高外汇对本币的兑换价格，增强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针对外向型企业，提供人民币的优惠贷款，考虑允许外向型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行债券直接融资，降低外向型企业的财务成本和运营成本，创造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尤其是我国很多出口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要对冲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尤为重要的是解决他们的融资困境，降低融資成本，在出口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事实上，在过去的2006年，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和推进为也在为减少贸易顺差做准备。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税率的调整；二是汇率政策的调整，即人民币升值；三是“两税并轨”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取消针对FDI的优惠政策有益于间接减少贸易顺差等等。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后续的政策效应还将在新的一年中陆续释放。对于未来，要更好解决贸易顺差，资金过剩的状况，我们认为，扩大内需是最好的解决途径。需求决定一切，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远大于汇率的作用。比如财政方面通过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增加财政投入，来降低民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私人储蓄，并转化为实际需求。对于个人的需求要给予政策上的引导。比如当前个人的投资需求旺盛，过剩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和股市，存在引发资产泡沫的危险，我们就要严厉打击游资炒作，限制非法流入股市或者楼市的外资同时加大QDII步伐，甚至可以允许内地个人和机构不须通过QDII安排或银行代客境外理财服务，把自有外汇汇到境外，进行投资理财，既迎合了民众的投资需求又引导资本流出减少顺差，从而获得双赢。
三、不断完善汇率定价新“机制”
2005年7月21日，我国政府宣布汇改，2006年，人民币不断升值。但是，升值并不是汇改的目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的并非“升值”，而是要以汇改为契机，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建立起由市场力量对汇率进行定价的新“机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转眼已经五年了，也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家庭中。对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将其放在更深层次的背景上考察。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要求，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全面考虑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所有正反两方面影响及其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程中的重大意义后，我们要以务实的态度，考虑各种可能性，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考察它的对冲机制和机理，以更灵活适度的政策措施配合汇率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谋求更大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引导企业加强结构调整，平稳度过改革调整期。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外汇管理，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步伐，转换经营机制，提高适应汇率浮动和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相信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会使我们更加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喜的是，政府已将“减顺差”作为2007年中国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
四、结论
综上,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从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来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来看：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人民币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中银香港集团.中国金融货币形势分析[R].2005年3月.
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报告[R].2005年4月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篇4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参考文献
[2]陈银娥。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朱忠明。中国货币市场发展新论[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
[4]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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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朝弟。转型时期中国金融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篇5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效应退出影响应对措施
一、引言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61个月的时间里，为应对此次危机引起的负面冲击，美联储先后启动了3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截至目前，美联储共购买机构债近2万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约1.8万亿。美联储推行QE向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目的在于稳定信贷市场和为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问题排忧解难，最终实现其在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环境下刺激消费及经济增长目标。自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其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取得了理想效果：2013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超过预期，GDP增速又2008年第四季度最糟糕的-8.9%恢复至今的3.6%；就业市场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失业率由将近10%的高水平降至目前7%，并向目标水平6.5%稳步趋近，根据刚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仅11月份就新增就业岗位20.3万个；通胀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其他经济领域也显示强劲复苏势头——零售销售逐渐增长，制造业日益兴旺，财政金融状况持续改善；由供应管理协会提供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最新数据显示为57.3，创下两年多来的新高。一系列利好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已步入持续复苏增长轨道，并在未来仍将有强劲的增长动力。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在今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从明年一月份起开始削减目前购债规模，该决议以9：1悬殊投票结果通过，同时这标志着自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5年的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终于步入退出阶段，即进入“后QE时代”。美联储宣布削减QE规模，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对全球市场和我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效应
（一）退出实践回顾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反经济衰退举措，货币供应快速增长，美联储为应对超量储备金及货币活化带来的通货膨胀，于1936年下半年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近一倍，积极采取措施制止信贷进一步扩张，并部署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事实表明，美国大萧条后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断送其未稳固的经济复苏且遭遇二次衰退风险。在2001～2006年日本推进长达6年之久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实施在刺激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判断通缩消失、资产泡沫抬头等因素确实存在后，日本央行开始执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措施。与大萧条美联储退出进程安排不同，日本量化宽松的退出并未造成经济反复和双谷衰退，且其经济总体呈现平稳态势。这两次历史经验表明：因经济危机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不同，加上在宽松政策环境下各国经济复苏状况的差异，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效应不尽相同。此外财政压力、国债规模、内外部双重约束以及复苏的诸多不确定性均给政策退出增大了难度。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早或过晚退出的可能效应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变预期的渠道促进利率下降，进而发挥刺激经济作用。一旦“退出”信号过早被释放，预期的自我促成机制会放大利率上升对实体经济影响，利率、国债价格均面临震荡风险。政策承诺效应也被迫终止，而危机后的复苏通常又是脆弱而难以维系，加上经济体自身保持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在这种复苏基础尚未牢固条件下，退出可能会使政策成就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步入“双底衰退”风险。
鉴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效果显著，经济体系中“暂时沉睡”的流动性陆续被激活，全球经济复苏成果大于预期水平，货币活化及预期通胀压力逐渐加大，不及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使实体经济面临潜在风险：释放的流动性作用于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增加并传导影响到物价及资产价格，催生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也给未来经济波动埋下伏笔。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全球的影响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美联储关于缩减QE规模的决定牵动世界的神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减少货币供给，无风险利率上升，资金流动发生变化，出现逆转。美元作为全球结算货币，此举通过汇率渠道在世界各国传导。最直接的表现应是跨国资本回流美国和美元呈走强趋势。相应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面临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压力，存在全球资本市场动荡风险。在全球汇率及汇率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各国贸易活动同样发生变化：初级贸易产品出口国面临外汇来源缩减及保持本国经济复苏势头的双重压力，产品销售拉开相互竞争帷幕，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存在下行空间。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体巨头，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正溢出效应有目共睹，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更为突出。
（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的影响
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并完全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美元由弱转强，人民币汇率应声下跌。从而吸引资本回流，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出，我国可能面临流动性紧张局面。我国大规模外汇储备及美国国债将因价格下行而面临巨大损失可能，同时也使得外汇储备管难度加大。我国尚未成熟的股市、楼市可能迎来真正冲击，导致我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加重了我国维护金融稳定任务。另一方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示着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接近尾声，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应减小，人民币汇率趋向合理化，贸易环境得以改善。作为最大消费市场美国的经济复苏，对我国而言也会带来发展机遇：出口需求日益旺盛，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内需逐渐增长，未来进口需求将随之加大，这对改善贸易结构，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争取更加优质增长是比较有利的。
三、我国应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策退出的措施建议
随着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次退出，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应当采取动态调整方式，积极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适当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使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加合理，有利于国际经济活动在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和完善外汇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分散和防范各种外汇风险，丰富外汇储备投资方式，适时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方式，确保外汇市场健康有效运行。还要加强国际资本流向的跟踪监测，进一步强化对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动态监管。此外，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改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充分把握目前较为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机遇，又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开放力度，积极发挥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篇6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创业博弈；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均衡
一、引言
尽管中国农民工创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但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仍不令人满意，一些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7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十多年里，返乡农民工创业比例稳定在2-3%的低水平（胡俊波，2009）[1]，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返乡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农民工返乡创业大幅度增长，但研究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不到15%（胡雯等，2013）[2]，整体创业率不到5%，而且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返乡创业农民工认为创业比到外面打工难，超过70%农民工对返乡创业经济收益不满意，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感觉自己创业成功（黄振华，2011）[3]，没有出现社会所期待的返乡农民工大众创业繁荣发展局面。
学者认为这种农民工创业局面是众多因素制约发展的结果。因为返乡农民工创业除了受国内外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经济体制机制与政策制度、家庭结构等因素制约影响外（白南生、何宇鹏，2002；辜胜祖，2009；韩俊、崔传义，2008）[4-6]，还受农民工心理动机、情感诉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个体性因素的影响（刘光明、宋洪远，2002；林斐，2004；赵曼等，2008；李含琳，2008；纪志耿，2012）[7-11]。学者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工作机会、改善生活、加强权益保护、扩大创业资金来源、降低创业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祝冲，2007；安海燕、张树锋，2015）[12-13]。王春超、周先波（2013）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与就业的影响效应不同，而且具体效应还受农民工地域差异与农民工人力资本约束，人力资本低的农民工，其社会资本收入边际作用更低（谢勇，2009）[14-15]。但新近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远比上述分析还要复杂。郑少锋、郭群成（2010）有关重庆的调查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社会资本作用效应一方面取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心理识别与创业空间因素，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规模[16]。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种自主选择行为，其抉择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比如返乡创业相对外出就业或创业的报酬优势，以及在家创业的时间分配弹性更方便兼顾创业、家庭与失业风险矛盾（韩俊，2009）[17]，所以家庭需求与社会责任因素比政府政策支持、年龄、教育乃至社会地位追求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更突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是农民家庭关系、就业与创业平衡选择的结果（陈文超等，2014）[18]。此外，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为保证创业成功，对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进行慎重投资是完全必要的（安海燕、钱文荣，2015）[19]。针对地方政府政策选择，农民工不得不与政府进行复杂的创业动态博弈，农民工-政府社会资本关系制约着农民工返乡创业均衡演化（董文波等，2013）[20]。
事实上，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是在现有宏观经济社会、家庭和个体特征因素约束下的简单就业与创业的自我选择，不仅是农民工个人与家庭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自主配置调整，而且是复杂的竞争博弈过程。现有的研究大多从实证出发，从不同视角确认包括社会资本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效应，认识到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创业的广泛复杂作用，少数研究还从政府-农民工博弈互动社会关系视角分析了宏观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创业的演化均衡影响（祝冲，2007）[12]，但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农民工返乡创业竞争博弈的影响，忽视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发展博弈策略选择及其均衡规律，因而没有探讨如下问题：不同类型农民工创业存在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吗？农民工创业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策略是怎样的？博弈如何演化均衡？博弈均衡有怎样的发展演变规律？本文将建立农民工创业竞争模型，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竞争博弈模型
（一）模型假设
大量研究表明，中国返乡农民工规模庞大，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了简化分析，结合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我们假设返乡创业农民工分为两类：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精英农民工是那些在外面事业有成、资金较充足且有技术或懂管理的农民工。普通农民工是外出就业较一般、资金不多但有一定技术或管理经验的农民工。理论上讲，这两类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可能性比那些外出就业失败、没有资金又没有任何技术或管理经验的农民工创业可能性要大得多，后者只是返乡务农或就业，一般不会创业。
创业过程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结合政府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情况，一方面进行经济资本投入竞争如资金技术投入竞争，实际上是产品生产竞争；另一方面则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竞争，主要是社会资源与市场客户竞争，以拓展市场、获取资金和节约创业交易成本。精英农民工创业投资策略空间为，策略集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策略空间为，策略集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双方都为有限理性，相机展开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创业竞争过程中，假定精英农民工初始财富为，精英农民工选择经济资本投资概率为，经济资本投资量为（），选择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概率为，社会资本投资规模为。同理，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为时，其采用经济资本投资策略概率，经济资本投资量为（），选择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概率为，社会资本投资规模为。由于精英农民工相对普通农民工较富有，所以。
返乡农民工创业竞争策略选择影响创业利润。创业双方博弈策略组合为{经济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时，假设精英农民工创业收入与经济资本投资成正比，大小为（为投资边际收入系数），成本为（为边际成本系数），同时由于双方都采取经济资本投资策略，出现经济资本投资竞争拥挤，导致精英农民工创业收入降低（为经济资本投资竞争拥挤系数，描述了经济资本投资拥挤对精英农民工收入边际效应），所以精英农民工创业利润为。同样，此时普通农民工创业利润，其中、、分别为普通农民工投资边际利润、边际成本与边际拥挤效应系数。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策略为{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时，双方投资领域不同，不会出现投资拥挤现象，此时精英农民工创业利润为经济资本投资收入减去成本，即；普通农民工利润等于社会资本投资收入减去投资成本，即。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投资博弈策略为{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由于双方投资领域不同，不存在经济拥挤效应，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收入为，成本为，利润为（、分别为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系数），此时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利润（、）。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策略为{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时，双方存在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使双方社会资本投资利润比单独社会资本投资利润分别降低和（、分别为双方社会资本投资收入边际拥挤效应系数），双方利润分别为、。
三、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行为规律
（一）农民工创业投资竞争策略选择规律
农民工创业竞争博弈均衡表明，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选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理论上讲，表2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博弈存在5个均衡点，但只有、是均衡是进化稳定的，均衡点为鞍点均衡，其他均衡点是不稳定的。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专注于经济资本投资。均衡策略则是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是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同时进行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而且只有沿着特定创业博弈路径，博弈才能稳定在，否则会偏离均衡。而与两点不是均衡点，即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不会选择{经济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模式，其原因是可能避免过度竞争拥挤。
农民工创业投资竞争稳定策略多样性拓展了博弈行为空间，农民工会根据自身条件、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竞争对手博弈而做出不同选择反应。这种博弈反应一方面导致农民工创业行为模式个性化选择进化，农民工创业模式尽可能避免重复与竞争拥挤；另一方面农民工创业竞争博弈的长期进化学习，使得不同阶层农民工创业经济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发展采取依靠自身优势的差异化策略，精英农民工投资经济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与改进技术，以扩大创业规模，而普通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扩充社会资本网络，以获得创业社会资源与扩大市场；或者精英农民工专注于社会资本投资，扩充社会资本网络，以获得创业社会资源与扩大市场，而普通农民工投资经济资本，专注于发展生产与改进技术，以扩大创业规模；或者双方沿着鞍点均衡独特路径，小心翼翼地采取混合策略，在扩大经济生产与改进技术的同时，还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获取社会资源与拓展市场，这是现实社会农民工创业各不相同的理论逻辑基础。不过，农民工创业策略的最终进化均衡模式，依赖于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的初始状态。因此可以推出结论1。
结论1：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模式演化具有多样性、分化性与初态依赖性。
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处在鞍点均衡博弈状态时，均衡策略选择的具体水平受到众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博弈双方总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规模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利润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利润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经济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这些因素一是不对称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投资策略均衡水平；二是不对称影响的变化方向；三是不对称影响变化速度；四是实现特定变化的约束条件不对称（见表3）。由此我们有结论2。
结论2：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由初始财富、经济资本投资规模、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拥挤等因素非对称决定。
（二）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博弈路径演化规律
返乡农民工创业动力竞争系统存在5个均衡点、2个稳定均衡点与1个鞍点，这使得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博弈路径演化十分复杂（见图1）。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初始状态组合不同，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路径不同。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区域内部与、两线段上时，创业竞争博弈均衡演化为，即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投资，初始状态不同，演化路径不同。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区域内部与、两线段上时，创业竞争博弈均衡演化为，即精英农民工只进行经济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进行社会资本投资，而且随着初始状态的多样化，演化路径也多样化。当双方初始状态组合在线段上时，双方创业投资路径都在与上，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都同时进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创业投资演化均衡为，但随着二者在线段上的初始状态不同，收敛于均衡的路径长短也各不相同。因此，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制约因素发生变化时，就会发生变化，从而改变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路径。
（1）农民工初始财富、影响均衡路径。因为、，所以精英农民工初始财富增加不会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但会抑制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和增加其社会资本投资。、，因此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但降低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和增加其社会资本投资。所以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初始财富增加会降低对方经济资本投资、促进对方社会资本投资，这使鞍点向左向下移动（见图2），其结果一是返乡农民工越富裕，返乡创业社会关系投资越高，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关系投资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是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增加原因；二是面积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均衡收敛于的概率增加，更多路径转向稳定点，而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降低、路径减少，导致精英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概率增加而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进一步阶层分化，两类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发生分化。由此有结论3：
结论3：精英农民工或普通农民工任意一方创业初始财富增长不会影响自己投资路径选择，但将增加另一方社会资本投资创业路径选择偏好和降低另一方经济资本投资创业路径选择偏好，随着农民工财富增长，不同类型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发生阶层分化的同时，将普遍强化社会资本积累。
（2）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规模、影响均衡路径。、时，时、，可见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却在条件下使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而社会资本投资概率降低，而普通农民经济资本投资增长不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在条件下却使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增加社会资本投资减少。二者博弈导致向右上方移动（见图3），区域面积减少面积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均衡收敛于的概率降低、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增加，更多路径转向稳定点，而趋向于稳定点的概率降低，导致普通农民工投资社会资本概率增加而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阶层分化加剧。由此推出结论4：
结论4：返乡农民工一方创业经济资本投资规模增加，另一方农民工有条件偏好社会资本投资路径，社会资本积累有条件增加。
作用下的博弈动态路径
（3）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因素影响均衡路径。由于所以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不会影响自己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但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影响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从而影响精英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路径偏好。、的经济资本投资偏好作用效应大于、经济资本抑制效应时，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加而社会资本投资概率下降，其创业偏好经济资本投资路径。由于，所以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不影响自身投资路径偏好，但精英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因素促进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增长，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因素降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概率，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路径选择变化最终取决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净效应。当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素作用效应使增加减少时，向右下角偏离，区域面积增加区域面积减少（见图4），双方博弈趋向稳定点概率增加而趋向稳定点概率减少，精英农民工创业偏好选择社会资本投资路径而普通农民工创业偏好经济资本投资路径。所以有如下结论：
结论5：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因素非对称影响双方创业路径选择，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投资与经济资本投资路径选择具有多样性与差异性。
同样，根据表1，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竞争拥挤边际成本与不对称地影响博弈对方的投资选择，因而也不对称影响创业投资均衡路径，为简单起见，这里不深入讨论。
（三）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规模均衡演化
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博弈均衡不同，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预期投资均衡不同。创业均衡点，精英农民工全部投资社会资本，因此其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0，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0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在创业稳定点，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0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均衡投资为而经济资本均衡投资为0。在均衡鞍点，精英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投资期望均衡，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为。不难看出，精英农民工时，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随递增、随递减；时普通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期望均衡随递减、随递增，也就是说，精英农民工财富对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的影响依赖于普通农民{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利润关系，同样，普通农民工财富对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的影响依赖于精英农民工{社会资本投资，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的利润关系，策略利润差异与初始财富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社会资本预期均衡，具体均衡水平因此出现复杂多态分布格局。
（四）政府与在乡农民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衡影响
精英农民工和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博弈策略选择、均衡路径与均衡投资事实上还受政府与在乡农民的影响。政府一是对返乡农民工创业领域进行管制，限制了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空间，导致二者创业投资拥挤增加，引起经济资本拥挤边际成本、与社会资本拥挤边际成本、增加，进而影响二者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投资均衡；二是通过农村财政税收与信贷等政策，控制经济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从而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意愿与投资策略均衡；三是控制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供给，影响农民工特别是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创业投资意愿与策略选择；四是城市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战略影响农民工城市就业与返乡创业收入差异，不论是精英农民工还是普通农民工，都有返乡和不返乡的艰难博弈，直接影响返乡创业农民工规模、农村创业竞争拥挤水平与创业投资策略选择。鉴于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有多方面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因此政府最终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乡农民主要从三方面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返乡创业。一是在乡农民创业直接与返乡农民工进行创业博弈竞争，限制了返乡农民工创业空间，增加了返乡创业风险和降低创业成功可能性。二是在乡农民与自己保持良好社会关系的返乡农民工，提供社会资本乃至经济资本帮助，甚至与返乡农民工一起合作创业，对返乡农民工创业产生积极影响，改变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竞争优势关系，影响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策略与路径选择。三是在乡农民生产、产品与服务消费，为返乡创业提供了创业原材料与市场需求，推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成功。与政府一样，在乡农民的博弈竞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既有积极效应又有消极效应，而且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投资受到的积极与消极效应是不对称的，通常而言，普通农民工投资受到的消极效应要大一些，在创业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返乡农民工创业是复杂而激烈的博弈竞争过程，创业博弈过程受农民工初始财富、经济资本投资规模、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竞争拥挤等因素的非对称制约，受政府战略、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博弈因素的复杂影响。因众多因素制约，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时会结合自身条件、对方博弈策略、政府战略政策与在乡农民创业情况，相机进行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以赢得创业竞争。但双方相机博弈策略互动，使创业经济资本投资与社会资本投资不断发展演化，形成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发展双稳定均衡与单鞍点均衡组成的多稳定均衡博弈关系。在双稳定均衡关系中，一种稳定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只投资经济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投资社会资本，另一稳定均衡策略是精英农民工只投资社会资本而普通农民工只投资经济资本；单鞍点均衡关系中，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采取同时投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混合平衡策略。众多作用因素不仅非对称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均衡策略、投资均衡水平、均衡变化方向与速度，而且影响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创业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路径选择，导致精英农民工与普通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具有多均衡性、多样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创业呈现出复杂竞争发展局面。
政府必须根据精英与普通农民工创业发展的多均衡性、多样性、多路径性、非对称性、初态依赖性与阶层分化性，充分考虑在乡农民创业发展，采取针对性措施，实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平稳有序发展。一是要大力加快城乡经济转型升级，拓展返乡创业空间的同时，加快返乡农民工创业转型升级。二是开放投资领域，有序推进农村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公平竞争，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公平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环境。三是做好整体创业发展规划，有序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统筹返乡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发展，防止农民工盲目无序创业与过度创业，以免农村创业竞争拥挤而使创业成功率过低，促进返乡农民工与在乡农民创业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加大农民工创业支持力度，鼓励支持精英农民工、精英农民创业的同时，要加大普通农民工与普通农民的创业扶持力度，防止少数普通农民工创业致贫。五是不同农民工创业博弈策略不同、路径选择存在差异，政府政策要有科学性、针对性与实效性，杜绝返乡农民工创业腐败与低效使用政府政策资源。六是开放社会组织，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建立新型社会资本网络、经济资本平台，降低农民工创业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投资边际成本、提高投资边际收益，引导支持农民工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投资统筹平衡，防止创业陷入极端分化均衡。七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政府要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信贷、信息供给、市场开拓、技术培训、创业组织、法律法规、税收费用等诸方面，增强服务主动性与自觉性，改进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切实降低返乡农民工创业成本，提高创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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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eturningMigrant’sEntrepreneurshipGame，TheEquilibriumEvolutionof
ReturningMigrant’sEconomicCapitalInvestingandSocialCapitalInvesting
LvChenglun，
（EconomicsCollege，Hu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China，410128）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1篇7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问题对策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学龄人口不断减少，以及21世纪初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教育投入的减少，不少农村中小学校生源不足、学校布局过于分散、规模小、教学质量低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农村地区陆续开始布局调整，目的是为了合理规划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但是一些地区在实行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弊端。对此国内外做了大量的研究，如何正确的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教育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1.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各国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围绕着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的问题，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都从各自角度进行了探讨。
国外主要有拉维、萨瓦德、洛克辛、凯利等一些学者，他们分别引用逻辑回归方程、运用连续逻辑回归方法等进行实证研究、变量分析、比较研究，总结出了学校布局所要考虑的条件，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1989年到税费改革，国内各研究学者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主要针对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农村中小学生源不足进行的；20世纪初，主要是针对税费改革与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进行研究的；2005年至今主要涉及到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的具体问题[1]。
2.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自2001年全国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开展以来，部分地区在布局调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的同时，还要很多地方盲目集中，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问题[2]。
对华阴市卫峪乡各中小学发展状况及周边环境等的走访调查、分析与研究，同时借鉴国内外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未雨绸缪，避免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使义务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更好的进行；在此期间，本人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是具有理论参考价值的。
3.主要研究方法
依据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本文主要是以华阴市卫峪乡为例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进行论述，针对实际情况，主要运用了访谈法、文献法和比较法[3]，通过文献和对各地区实践成果学习对比与个人实地走访相结合，提出了一些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建议。
二、卫峪乡及其学校教育基本概况
华阴市卫峪乡位于华阴市东北部，南面背靠华山，北面是万亩荷塘试验基地，西潼高速铁路贯穿于此，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有10094人，镇阳、东西谢家等18个村庄。大部分农民经济主要来源于农耕作物和外出务工，根据各个村庄地域分布于2003年后全乡18所村小逐步撤并为5所小学，一所初级中学，分别是沙渠小学、坪原小学、中心小学、双泉小学、苗家小学、卫峪初中。
三、学校布局调整的原因、进程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计划生育初见成效，以及城镇化发展趋势，华阴市卫峪乡学龄人口急剧下降，许多村小无法继续发展，进入21世纪，针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实际情况，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同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适应城镇化进程和学龄人口波动的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中、初等学校布局[4]”。不管是政策导向，还是依据卫峪乡的实际情况，华阴市卫峪乡中小学布局调整势在必行。
1.布局调整的主要原因
（1）生源不断大幅度地减少
自2000年以来，由于计划生育初见成效以及城镇化发展导致各学校生源大幅度减少，已经无法继续办下去，严重影响教育的健康长期发展。目前沙渠小学在校生63人，中心小学27人，平原小学40人，苗家45人，双泉26人，卫峪初中103人。
（2）学校硬件设备普遍较差
中心小学，12名教师只有两个办公住宿楼，办公住宿一个房间，一个办公室放六个课桌就是教师办公桌，硬件设施比较非常差，图书室、电教室、实验室、蛋奶室共用一室；坪原小学还是沿用七十年代建设的土砖瓦房，每隔一两年就必须修整房顶，否则下雨就漏水，学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上课。
（3）交通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在卫峪乡周边村庄的走访调查中，可以发现中心小学旁边是一个大坡，每次下雨，雨水就全积聚到学校这块低洼处，行路非常不便；镇阳学生如果要在苗家小学上学，步行需要半个小时以上，期间要翻越一个大沟，跨过一个火车道，穿越火车道非常不安全，而且家校又距离比较远。
（4）师资力量普遍落后
一方面由于教师学历普遍不高；另一方面教师业务水很难得到提升，各个学校教师包学科现象比较严重，教师一身兼几职，工作内容比较繁杂，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
（5）办校经费普遍不足
税费改革以后为了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取消农业税和农村教育附加费的取消，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普遍减少。调查中很多教师反映，由于上级财政经费限制，学校要添置设备，很多时候校长教师就要贴自己工资，办学经费的减少直接导致教育质量的提升。
2.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进程
自上世纪末，按照国家教育规划要求“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截止2003年华阴市卫峪乡已经陆陆续将18所村小撤并为目前的五所小学。进入21世纪，各地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已经开始，卫峪乡现有的这五所小学还要面临一次大的布局调整。华阴市卫峪乡农村布局调整目前还处于酝酿与规划中，把卫峪初中并入华阴市城关二中之后，逐步撤销村小，之后将五所小学并入现卫峪初中校舍，实行全日制寄宿制学校，集中办一所乡镇中心小学。
3.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存在的潜在问题
（1）违背国家教育政策就近入学原则
东西谢家、苗家、周家、张家城、双泉、西河等村子的学生以后就读特别不方便，家校就离过远，上学路上也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2）布局调整后闲置校舍的利用问题
布局调整目的是合理配置资源，提升教育质量[5]，但是对于闲置校舍利用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说法。据调查苗家、坪原对于撤并后校舍利用还不明确，沙渠小学和双泉小学可能改建为公办幼儿园。国家政策是一个乡镇办一所幼儿园，两所新建校舍如果闲置下来，反而会给国家造成资源浪费。
（3）是否需要重新修建校舍的问题
卫峪初中即调整后的乡镇中心小学，现有的教育设备和硬件设施很差，是否新建校舍，需要建多大的规模，这是一个问题。目前卫峪初中，有两栋教师办公住宿楼和一栋教学楼。一栋教师办公住宿楼是建于1970年，现已经是危房了，下雨漏水，掉墙灰渣子。另一栋建于2007年，有些房间下雨也漏水，仅有的一栋教学楼也是修修补补，一到下雨，房顶就漏水，正常教学必定会受到影响。
（4）寄宿制带来的一系列潜在问题
寄宿制带来的安全问题；小学生生活自理问题；寄宿制学生的伙食问题；亲情的缺失问题6等这些都是今后布局调整所要考虑到。
（5）忽视了心理因素对师生的影响
据调查整个卫峪乡没有一名心理咨询老师。布局调整后势必会使教师学生在心理上带来压力与困惑，个别老师接受不了一下子安排一个所谓的闲职，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担心布局调整后竞争更加激烈，工作量加大，管理更严格，随着进入城镇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等心理负担。
（6）教师、家长、学生等存在抵触情绪
布局调整会给很多家庭带来经济负担，部分村庄学生上学交通不方便，家长和孩子不能朝夕相处，布局调整还会给家长带来经济负担，因此，像苗家、双泉、西合、镇阳等村子的家长和学生不支持布局调整；
四、思考与建议
不管是从国家政策导向上分析，还是从华阴市卫峪乡各个村小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卫峪乡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势在必行。针对潜在问题进行提前规划，借鉴其他地区研究成果，做到布局调整的超前性、合理性、效益型、有序性的统一。
1.因地制宜，前期保留部分教学点
布局调整是为了节省教育资源，集中力量办一所优质的中心学校，虽然各学校都存在生源锐减、师资力量普遍落后等问题，几乎无力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像沙渠小学和双泉小学这两所硬件设施还算齐全，周、镇、苗、谢这些村子学生上学不方便，全部一刀切地进行撤并，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给学生上学也会带来负担，建议前期保留沙渠小学、双泉小学和苗家小学为教学点。
2.在试验过程中要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布局调整会对干部、校领导、教师、学生、学生等各个方面造成影响，对撤并后学校周边村庄的经济和文化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力，因此布局调整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预测不到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界要提高应变能力，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3.要重视对师生的心理指导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还有部分学生尤其是低龄儿童，因为亲情的缺失以及角色扮演的缺失导致性别角色混乱，性格孤僻内向等心理问题。整个华阴市都还没有一名心理健康指导老师，这不能不说是长期教育里的缺失。如果还不去反思私立寄宿制学校存在的潜在问题，恐怕在我们布局调整后还会遇到更大的难题。
4.学校内部要加强管理
如前所述，在对待此项工作的态度上，有一部分人持反对和无所谓的态度，布局调整后新中心学校的教育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后期工作的开展，所以学校一定要加强内部管理，硬件教育设备必须配置齐全、先进。
5.政府要加强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府如果加大政策的支持，就有利于此项工作开展的积极性。义务教育政府办，政府加大经费投入，就可以很好的改善教育的软硬件设施，更好的做好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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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1篇8
［论文摘要］2006年下半年至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热点就是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我们老百姓也从方方面面感受到人民币升值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那么，未来的人民币走向将如何呢？政府将出台怎样的货币政策？是加速人民币升值步伐还是保持人民币升值态势但是步调稳健呢？人民币升值到底是怎样好事还是坏事呢？本文就此进行了探讨。
一、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的确是专家们所说的“双刃剑”。采购进口产品或者出国留学、旅游的人以及拥有投资性房产的人从中受益不少。深切体会到我们的“人民币”支付能力增强的好处。对国家经济方面而言，人民币升值改善了贸易条件、抑制了通货膨胀、消化过剩的外汇储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外汇占款对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及减少了和别国的贸易摩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偿还外债的压力。回首2006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一片红火，这似乎是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但是升值并不意味着一片繁荣。由于房价大涨，无房族购买力相对降低而买不起房子。从投资者来看，股市房市吸引力增强但是风险也加大。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将使我国工农业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出口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导致企业衰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
2006年，我国外有国际政治压力和内有外部经济失衡的矛盾突出，国家推出了人民币逐渐升值的政策，是为了改善外贸顺差过大和国内资金过剩的现状。最近统计显示，我国2006年的外贸顺差高达1774亿美元，比2005年的1018亿美元增长了74%的规模。而今年的外贸顺差还有望进一步增长。一边是人民币持续升值，一边是顺差有增无减，国内热钱越来越多。人们在担心热钱疯狂投机导致股市泡沫和房低产泡沫的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曾经深刻的指出：人民币升值的将带来加重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降，就业率下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增大，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货币政策失控等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必然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毫无疑问，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有利和不利影响一俱共存，综合起来的总体效应是利是弊，皆看调整的“时机”、“幅度”和“频率”。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未雨绸缪，从理论上分析在人民币升值的状态下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探讨如何削减人民币升值给贸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从实务对策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化解之道，积极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条件。
二、人民币升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调整外贸高度顺差
通过削弱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以达到刺激进口降低出口来解决外部失衡的状况。在升值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我们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替代人民币升值的效应。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弱化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汇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外价格，利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内价格。如果本币汇率上涨，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在赚钱，持有外汇多的人吃亏，因此会影响企业出口创汇的意愿。如果利率下跌，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吃亏。运用这一机理，在人民币汇率上调的情况下，出口企业的损失可调节利率杠杆来弥补。也就是说，作为出口型的企业，本币的升值，意味着财务环境恶化，外币收入转化为本币收入后减少，为了保证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要使用利率手段增加拥有外币的收益，减少运用本币的成本，可谓堤外损失堤内补。操作的手法有：一方面，上调外汇存款利率，增加持有外汇的收益，使之相对于人民币存款更具有吸引力，变相提高外汇对本币的兑换价格，增强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针对外向型企业，提供人民币的优惠贷款，考虑允许外向型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行债券直接融资，降低外向型企业的财务成本和运营成本，创造低成本的融资环境。尤其是我国很多出口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要对冲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尤为重要的是解决他们的融资困境，降低融資成本，在出口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事实上，在过去的2006年，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的调整和推进为也在为减少贸易顺差做准备。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税率的调整；二是汇率政策的调整，即人民币升值；三是“两税并轨”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取消针对FDI的优惠政策有益于间接减少贸易顺差等等。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后续的政策效应还将在新的一年中陆续释放。对于未来，要更好解决贸易顺差，资金过剩的状况，我们认为，扩大内需是最好的解决途径。需求决定一切，内需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远大于汇率的作用。比如财政方面通过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增加财政投入，来降低民众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私人储蓄，并转化为实际需求。对于个人的需求要给予政策上的引导。比如当前个人的投资需求旺盛，过剩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和股市，存在引发资产泡沫的危险，我们就要严厉打击游资炒作，限制非法流入股市或者楼市的外资同时加大QDII步伐，甚至可以允许内地个人和机构不须通过QDII安排或银行代客境外理财服务，把自有外汇汇到境外，进行投资理财，既迎合了民众的投资需求又引导资本流出减少顺差，从而获得双赢。
三、不断完善汇率定价新“机制”
2005年7月21日，我国政府宣布汇改，2006年，人民币不断升值。但是，升值并不是汇改的目的，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目的并非“升值”，而是要以汇改为契机，在市场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建立起由市场力量对汇率进行定价的新“机制”。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转眼已经五年了，也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家庭中。对人民币升值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将其放在更深层次的背景上考察。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符合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要求，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综合全面考虑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所有正反两方面影响及其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程中的重大意义后，我们要以务实的态度，考虑各种可能性，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考察它的对冲机制和机理，以更灵活适度的政策措施配合汇率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谋求更大利益。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引导企业加强结构调整，平稳度过改革调整期。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要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加强外汇管理，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要积极推进结构调整步伐，转换经营机制，提高适应汇率浮动和应对汇率变动的能力，相信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会使我们更加适应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可喜的是，政府已将“减顺差”作为2007年中国外贸发展的头等大事。
四、结论
综上,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利大于弊。
从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来看：人民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增加进口，从而可能出现贸易逆差，影响国内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加速资本外流；人民币升值，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人民币的升值，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人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会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人民币升值的积极影响来看：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平衡国内物价，方便百姓生活，有利于人才出国学习和培训；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减轻，有利于偿还外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贸易，尤其对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成本下降，对工业化所需的石油、矿石、钢材等关键性原材料进口起到平衡作用，减轻价格压力；人民币升值，能有效解决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压力。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直处于顺差状态。长期的贸易顺差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改变中国对外经济、对外均衡的问题。所以，人民币升值，不仅可以改变对外均衡的问题，而且还能降低贸易纠纷、高额成本、征税等方面的成本，更加注重国外对我国产品附加值的提高，改变以低廉价格水平参与竞争的局面，不独立地脱离世界，而是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
在未来的几年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人民币继续升值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并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调节人民币的供求，释放升值压力，同时要加快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并且制定和实施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中银香港集团.中国金融货币形势分析[R].2005年3月.
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报告[R].2005年4月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
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篇10
在学校，老师不能给中小学生布置过多的家庭作业，尽量让学生在课后延时服务内完成。保证学生有个充足的睡眠，熬夜通宵写作业是不被允许的。
虽说双减对学校和补课班都做出了要求，总体看来，学校的影响并不大。老师们只需调整一下授课方式，修改课程进度，大方向由学校来把控。
市面上的教育机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寒冬。大大小小的补习班开始寻找自救之法，不求赚取多少收入，只希望能够存活下来。
双减政策威力巨大，教育机构纷纷转型
补课班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以语数外为主的学科类班次，二是以培养课余爱好为主的兴趣辅导班。受到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兴趣班可以不报，学科类班次一个都不能少。
这类补课班是块大肥肉，只要抓住家长们攀比成风的心理，就能够收获一大笔课时费。某些培训班靠着这样的理念赚得盆满钵满，却没料到会有如此凄惨的结局。
双减政策将补课班打入寒冬，规模小一些的机构只能被迫关停。和赚钱比起来，自保更加重要。新东方、猿辅导、高徒课堂这些连锁教育品牌，开始探索转型之路。
众多教育界大佬转换思路，不甘心转型却又无可奈何。猿辅导转行卖羽绒服，高徒开起咖啡馆。新东方先是改为体育辅导，后试图培训家长。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
实行双减后，新东方带头捐出8万套桌椅
双减已成定局，教培机构很难再掀起浪花。新东方转型之路愈发困难，各地新建校区纷纷关停或是正在退租。大量教学专用桌椅被限制，都是全新的。
这些桌椅价格比较昂贵，每套至少能卖到700元。若是将它们卖掉，用换来的5600万元继续维持集团运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CEO俞敏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将这8万套新桌椅，全部捐给了乡村学校，且自掏腰包承担运送过程中的费用。一辆辆红色卡车，给学生们带去的不仅是课桌，也是人生的希望。
在无条件捐献课桌的过程中，俞敏洪顺便承认了教培机构逐渐没落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新东方还能做出善举，实在令人感动。不少网友开始担心新东方的未来。
中小学教育受限，教培时代真的结束了？
双减政策对于众多教培机构而言，确实是灭顶之灾。大众同样没有想到，叱咤市场已久的培训班走向下坡路。新东方此次损失不小，不过也不是没有活路。
K12教育被堵死，还可以发展其他方面。新东方有比较雄厚的家底，丢掉一个项目，也还会在别的领域有所成就。中小学生不再是目标人群，那就可以换一换。
高等教育这条路依然可行，像是大学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考试。围绕就业难这一现状也可以拓展目标，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都是不错的方向。
我们能想到的解决之法，或许俞敏洪早已着手准备。不久前召开的大学生发展品牌会议，就是围绕这一中心思想而来。教育只是个模糊的概念，每一个分支都可延伸。
不仅是新东方，其他规模小一些的教育机构同样可以探探路。如果还是想继续从事学科类教育，也可以在周一至周五的晚上开班。收入不会很多，至少能维持现状。
除此之外，也可以考虑教授高中课程。双减仅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并未对高中生做出限制。很多高中生都愿意通过补课来提高成绩，这块市场还是很大的。
减负是好事，但不等于躺平
为学生减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终于在今年看到了成效。早已习惯通过补课来提高成绩的学生，对此很没有安全感。双轨教学实行已久，不是那么容易调整回来的。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篇11
关键词：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模型
县级政府作为最接近我国公民的基层地方政府，是政策走好“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作为中央及上级地方政府所推行的公共政策最终落脚点，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对政策的贯彻落实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当前国际上对基层政府的重视程度日趋增长，以及国内省直管县的地方政府改革推广的大背景下，规范基层权力运行，评估并改善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显得尤为重要。政界和学界都对此十分重视，本文之前已有学者针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现状进行评估并提出建议，但还未引起对县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的足够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建立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动力-阻力”机制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内在因素，以期为建立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促进政策执行力提升提供参考。
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现状：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现已有较大进步性，但相对于社会发展需求仍有较大不足。县级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地方事务负责并实施管理，作为地方在中央的代表，管辖区域较小，可以因地制宜的针对县域内部特点执行落实政策，但仍出现了执行力不足现象，令人遗憾。
“动力-阻力”机制模型，是指透过执行力不足现状，分析可能会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产生影响的主要动、阻力因素，并模拟两种相互制约因素对政策执行力走向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为建立执行力评价体系提供参考，并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对策。其中动、阻力因素分别为：
（1）动力因素表现为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具有促进作用。a.利益的直接驱动作用。当政策本身对于政府或者执行部门有直接利益以及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为达到绩效考核目标时，会积极主动地推动政策实施。同时，若政策本身对于政策对象有益从而引起政策对象的高度配合，也会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b.县级地方政府基层地位的特殊性。县级政府作为直接接触我国公民的基层地方政府，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直接出身于本地，政策执行者往往与政策对象关系较为亲近，有利于政策的顺利执行。同时政策执行者对于本县域内情况较为了解，利于因地制宜的落实政策。c.舆论监督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倡导服务意识，弘扬公共精神，同时科技的发展，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兴起使得舆论监督力量强大且无处不在，迫于压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加强执行力。d.县级政府作为道德人的一面。政府工作人员对本县域内发展有责任感，弘扬公共精神，主动为民服务，积极促进政策的执行落实，县级政府作为道德人的一面对于政策执行力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1]
（2）阻力因素表现为对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具有阻碍作用。a.政策执行者与公民素质限制。我国县政府现阶段服务意识较为薄弱，没有构建独特的执行文化。工作人员素质难以保证，导致政策理解偏差，以及缺乏管理知识，行政效率低下，都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同时，由于政策对象受文化传统、民族习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约，会产生对政策的理解偏差或认同障碍等现象，影响政策的推进执行。b.政策本身的不足。决策程序没有纳入民主环节，导致政策本身不够科学合理；或者产生政策朝令夕改，政策间相互冲突等现象。政策执行过程繁琐，不仅不利于政策实施，还造成政策执行成本高、社会资源浪费等问题。c.监督反馈机制的缺乏。县级政府作为基层政府本身具有“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的身份双重性。d.县级政府自身条件的缺陷。县级政府自身资源缺乏，实施政策的配套资源不够完善，也严重影响了政策执行力的提升。同时作为基层地方政府，县级政府往往规模较小，工作人员数量较少，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推行政策以减少成本与工作量。e.外部环境制约。我国地域幅员辽阔，地形多变，许多县域面较大且交通不便，例如尼玛县面积达27万平方千米且地形以高原丘陵为主，加之经济较为落后，严重阻碍了县级政府对政策的宣传与推广，也阻碍了公民对政策执行的反馈。
推动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如图1所示，我国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走向同时受到动力因素与阻力因素的双重影响，当阻力因素远大于动力因素时，便出现了执行力不足的现象。只有着力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建立有效的评价体系，才能有效的推动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建立激励相容机制促进利益平衡：由县级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模型可看出，利益因素作为关键因素同时出现在动力与阻力中，政府与公民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均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建立一种在实现个人利益时同时实现他人及公共利益的激励相容机制以促进利益平衡，无疑可以降低执行力提升难度。例如近几年在我国北方农村地区的禁止秸秆焚烧政策中，初期依靠严惩措施并未遏制秸秆焚烧现象，后期转为收购秸秆、提供肥力补贴等，农民个人利益得以补偿的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提高了政府绩效与威信，达到了个人、公共与政府三方利益的统一。
（3）内生机制触动县级政府内部生发力量
充分发挥作为道德的潜在作用，加大动力，减少阻力，将执行力的提升由外在强制走向由内而生。我国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离不开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精神层次的提高。积极引导建立独特的执行文化，建立激励机制与监督惩处机制，个人与外在同步，激励与约束同步，促使其增强服务意识，弘扬公共精神，自发的提高执行力。
建立评价体系，执行力提升有据可依：深入分析内在影响因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寻求政策执行力提升路径。参照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动力-阻力”机制，建立直观的执行力评价体系，使监督、评价、反馈有据可依。评价体系的建立，也将明确指明政策执行力改善方向，避免执行力提升走弯路、费时间。
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范文篇12
起反补贴调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方更加频繁地使用“双反措施”限制我国产品,仅2009年一年间,美国就对我国产品发起11起“双反”调查。从2006年至2011年,美国商务部在没有国内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先后对我国产品发起27起“双反”调查(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目前“双反措施”已经成为继反倾销、反补贴以及特殊保障措施之后美国又一项重要的对华贸易保护措施,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式。
早在1986年,美国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在判决乔治城钢铁公司诉美国案时指出,非市场经济体的任何不当行为,应当由反倾销法而不是由反补贴法来处理。在该案中,美商务部认为,补贴是存在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如果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实行了补贴,就使获得补贴的商品取得了特殊的竞争优势,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格局。但是在非市场经济国家,由于不存在市场,也就没有补贴导致市场扭曲和资源不合理配置的可能。这在后来被归结为“反补贴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
然而,从2006年11月美国对我国出口铜版纸发起“双反”调查开始,美国改变了其20年来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起反补贴调查的惯例。此后,美国接连对我国标准钢管、薄壁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非公路用轮胎、未加工橡胶磁、亚硝酸钠、环状焊接碳素钢管、低克重热敏纸、不锈钢焊接压力管、柠檬酸和柠檬酸盐、环形碳素管线管、除草设备、厨房置物架和挂物架出口产品等多种行业的多种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
事实上,美国对我国产品实行的“双反措施”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方面,在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采取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另一方面,发起只适用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反补贴调查。这两点相互矛盾,对于我国出口企业非常不公平,也给我国的贸易和经济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美国“双反措施”对我国的影响
(一)直接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
一般来说,只要出口产品被进口国提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就会马上影响该产品对该进口国的正常出口。而且,一旦该产品被裁定倾销或补贴成立,就会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这意味着相关的我国企业将完全丢失国外市场,这对出口企业极为不利。“双反措施”持续时间一般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以上,在这段时间原有的业务和客户会逐渐流失。若想重新进入失去的市场则非常困难。其中,以委托加工为主的出口型企业影响最大,出口量的减少会明显影响企业的产能。有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市场占我国地板出口总额的1/3左右。但是,由于这些以委托加工为主的出口企业没有自主品牌,也未在国内建立销售渠道,一旦出口受阻,压货增多,企业的生存将受到严重威胁。
“双反措施”同时也严重挫伤了国外企业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由于近年来美国对我国产品的“双反”调查,不少海外投资者不得不放弃我国而转向其它国家。此外由于大量新兴电子、石化产品刚刚开始出口就遭到调查,我国新兴工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损害。这些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工厂停产、工人失业,使我国出口产品失去了竞争能力,直接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阻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频繁对我国的出口产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使得许多产品的出口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我国产柠檬酸为例,从2000年开始,我国生产的柠檬酸先后遭遇了美国、泰国、乌克兰、南非等诸多国家的反倾销调查。2008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通知裁定原产于我国和加拿大的柠檬酸及柠檬酸盐的倾销和补贴行为给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这个裁决是对我国的柠檬酸行业影响最大的一次。美国是我国柠檬酸的第一大国际市场,约占总市场份额的10%,美国市场对我国柠檬酸产业的发展来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国的柠檬酸企业面临着欧盟征收的高达49%的反倾销税,同时又面临美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双重调查,从长远来看,这必将给我国的柠檬酸产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同时,在美国“双反”的示范连锁效应下,其他国家也纷纷对原产于我国的产品发起“双反”调查。如2009年10月美国商务部再次对原产于我国的铜版纸进行反倾销反补贴立案调查。之后,欧盟于2010年2月20日对华铜版纸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土耳其、南非,也开始进行试探性的“双反”调查,如南非国际贸易委员会在2008年7月25日对原产于我国的不锈钢水槽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南非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对我国展开反补贴调查的国家。以上这些举动都将进一步降低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影响我国出口
市场的多元化与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降低,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创汇能力,其后果便是严重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三)对我国国内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美国频繁对我国产品实施“双反”调查,我国产品受阻于国外市场,势必返销国内市场,导致内销市场竞争加剧。由于出口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后,其国外竞争力下降,国外市场逐渐丢失,其产品将与本国原有的产品重新抢夺国内市场,造成国内市场供求失衡,价格下跌,产品严重积压,工厂被迫停产,大批工人失业,这将严重影响国内产业的正常发展。
“双反措施”对我国利用外资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近年来,三资企业的产品不断被诉,如彩电、化工类产品,这些产品的出口受到影响将在不同程度上减少或失去国外市场,部分企业则被迫减产、停产或转产,直接损害了外商的经济利益,恶化了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从而影响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
与反倾销措施相比,反补贴作为新型贸易壁垒对一国外贸出口和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性。补贴是政府行为,所以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反补贴调查会影响被调查国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甚至总体经济战略。同时,反补贴的调查范围更加广泛。反倾销仅涉及特定企业或产品,而反补贴的调查范围则可能是接受政府补贴对象的下游企业甚至整个产业链,对国内经济的危害更大。同时,为了应对反补贴调查,一国政府必须逐步调整相应的贸易和产业政策,这种调整将在长时间内对一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①韩伟.论美国反补贴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适用[J].法学研究,2009(23)
②常国平,刘文明.浅析我国贸易摩擦频发的原因及对策[J].当代经济,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