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文化的认识(6篇)

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民族思想观念调查研究

[作者简介]戴岳（1969-），男，贵州铜仁人，贵阳学院教育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学校德育、教育社会学。（贵州贵阳550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度重点项目“大学生创业动机影响因素——以贵州高校为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0ZD06）

[中图分类号]G64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11-0062-02

一、研究背景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对提高民族素质、增强民族团结，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在有关高校开办高校民族班、预科班。1989年同志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提高了，就可以更快地把经济搞上去，一定要重视并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①90年代末，党和国家确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2004年教育部、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在研究生培养中采用特殊政策措施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以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层次结构、提升少数民族人才存量综合水平。自2006开始正式实施“少数民族骨干计划”以来，全国已经有4000名硕士、2400名博士毕业。

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集中到教育部指定的培训基地接受基础强化培训，为培养造就坚定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具有较高科学人文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奠定基础。经过强化培训后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的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是否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针对民族思想观念如何做好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教育和管理工作，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紧迫问题。

二、调查结果

本次研究对X大学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基础强化班的282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282份，回收问卷248份，有效回收率达87.94%。问卷包括民族观、民族心理情感、民族意识、对民族政策态度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为进行差异分析，调查划分了学生的性别、婚否、工作与否、家庭收入等类别。除问卷调查以外，还辅以座谈、访谈等方法，对调查结果，采用SPSS19.0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

（一）民族思想观念的总体状况

1.民族观。民族观是指对民族的总体看法和基本观点。调查发现，对民族文化艺术的认识，90.2%的学生认为应该保存优秀的传统文化。关于本民族的历史，47.3%的学生表示很了解，32.8%的学生表示比较了解，不了解的仅为8.6%。在个人和国家的问题上，有75.1%的学生认同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82.5%的学生认为祖国的繁荣富强需要各民族强大的凝聚力，80.1%的学生认为祖国的繁荣是各民族共同努力形成的，79.4%的学生认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努力。

2.民族心理情感。民族情感表现为对本民族及成员的认同、热爱和信任，并以此来审视其他民族。62.5%的学生表示读研之前对其他民族有一定的了解，共同生活学习一年更加深了认识。86.2%的学生认为与其他民族同学的交往是非常融洽的。当被问及与其他同学看待问题发生了分歧怎么办时，100%的学生觉得应求同存异。骨干班的学生民族自尊心很强，普遍认为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平等对待，100%的学生认为应该相互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在被问及现实情况与设想目标发生冲突应怎样解决时，79.8%的学生选择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10.2%的学生选择了按原定目标坚持不懈，屈从于现实的仅10%。关于下列哪些情况让你焦虑的回答，排在第一位的是未来发展，占32.4%，排在第二位的是经济状况，占22.8%，后面依次是学习压力、家庭因素、情感问题、人际关系和生活适应能力。另外，少数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存在的发展差距，也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心理失衡。

3.民族意识。民族意识的内涵，首先是人们对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其次是人们对本民族生活、发展、兴衰、荣辱、权利、得失等诸方面的认识、关切和维护。②76.8%的学生明确反对“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的观点，80.3%的学生崇拜本民族的英雄和杰出人物。在被问及促进民族地区繁荣的首选方式是什么时，73%的学生认为应该是教育投资。在回答“您毕业后愿意从事什么工作为家乡建设出力”时，选择从事教育工作的占57.8%，选择行政党务工作的占20.9%，选择企业工作的占6.8%，选择科研工作的占8.7%，选择其他的占5.8%。70%的学生认为毕业后回生源地工作将促进地区的发展。有75.4%的学生完全赞同“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以国家利益为先”，有7.3%的学生表示不赞成，有6.8%的认为“说不清”。

4.民族政策的态度。调查表明，众多的少数民族学生明确地认识到个人成长离不开国家的现行民族政策，特别是与读书升学密切相关的降分录取、民族加分、优先录取的招生优惠政策。70.2%的学生对我国的民族政策持满意态度，关注党的民族政策，爱国热情高涨。对于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68.1%的学生认为对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和进步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当问及如何理解“高层次骨干”这个概念时，54.4%的学生表示骨干计划是民族地区发展的栋梁，11.3%的表示骨干计划与一般研究生无区别，只有7.0%的认为不能称其为骨干。在问到大幅降分录取与“骨干”称谓的矛盾时，64.1%的学生认为可以让更多优秀民族人才接受更好的教育，55.3%的学生认为是对少数民族人才的照顾，认为是国家民族团结进步政策的一部分的占57.3%，也23.5%的学生认为骨干人才的质量难以得到保障。在谈到对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计划的初衷时，超过50%的学生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认为自身基础差、报考可以降分录取的占40.6%，49.2%的学生认为可以免交学费，6.3%的学生认为门槛低、容易混文凭，还有43.2%的学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

（二）民族思想意识的差异性分析

为了考察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硕士研究生的民族思想观念是否存在性别、婚否、工作与否、家庭收入上的差异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方差分析。在民族观上，已婚学生与未婚学生、在职学生与非在职学生存在着差异，但不明显。民族心理情感方面，在心理焦虑、心理平衡的问题上，家庭收入情况有着很大的影响，家庭月收入1000元以下、1000～3000元、3000元以上的学生差异显著（p=0.005

三、讨论与分析

（一）调查分析

1.关于民族观。少数民族骨干班学生有正确的民族观、明显的民族价值取向、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调查研究表明，骨干班学生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充满强烈的自豪感，座谈时很多人说，当获悉我国神州9号飞船升空后，心中无比骄傲，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多数学生有正确的民族认同，对祖国的繁荣富强充满自豪感，同时也能正视本民族发展的不足和差距，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对于开发西部绝大多数学生有着自觉意识，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主要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关键在于教育的发展。但是，对于历史遗留问题，部分学生还存在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偏重本民族的利益和荣誉。

2.关于民族心理情感。文化差异是导致民族心理差异的主要原因，少数民族骨干班的学生在文化认同上有很多相通之处，相互之间的交往比较融洽。学生热爱本民族，但也不歧视其他民族。但是，由于年龄层次和知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造成了教学上的困难。对课程安排设置表示非常满意的只有4.5%，满意的也只有47.2%。同时，社会环境变化对学生民族心理的影响较大，容易造成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矛盾冲突。

3.关于民族意识。在民族意识上，少数民族骨干班学生都有比较正确的认知。一方面，来自民族聚居区的学生民族意识比非民族聚居区的学生强；另一方面，由于地域的特征，学生又有一种非正式的群体意识。绝大多数学生反对和地方民族主义，赞同民族团结、政局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关注社会发展，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但是，也有少部分学生对政治问题淡薄、不关心，有非政治化的倾向。

4.关于民族政策的态度。从调查中了解到，我国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绝大多数学生对赞成现行的民族政策，认为有利于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地区的各项事务，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稳定。对少数民族骨干政策的评价持肯定态度，认为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的人才和知识支持，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繁荣的宗旨。但是，也有些学生态度比较消极。

（二）建议

1.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学习，树立科学的民族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帮助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思想意识，应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让学生熟悉各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对国家发展和强盛的重要性，增强国家观念，激发爱国情感。

2.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正确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要为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举办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讲座，组织学生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加强同学之间的交往，使各民族学生密切关系，加深对其他民族的了解，营造各民族平等、团结、友好的良好氛围，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创设象征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人文景观，使学生们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培养正确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3.精心挑选教师，熟悉少数民族生活习性和文化习俗。少数民族硕士研究生对课程设置的不满意，一方面源于教师教学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教师对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熟悉。因此，从事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教育和管理的教师，必须研究各族学生的民族传统和心理特征，尊重学生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教师只有了解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理解学生的意愿和要求，才能深入学生之中，提高沟通的有效性。

4.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强民族的团结。很多少数民族学生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可以组织他们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文体活动，比如举办民族文化节、开展民族体育活动比赛，使他们充分地展示才华、发挥特长、增强自信。形式新颖、多姿多彩、民族特色浓郁的文体活动，既能丰富校园文化，展现学校的文化品位，又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增进民族的凝聚力。

[注释]

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篇2

关键词：乡村文化建设；导向功能；爱民固边；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77-02

建设平安、和谐边境乡村，首先要加强边境地区的乡村文化建设。加强边境地区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丰富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文化生活，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措施，也是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需要。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导向功能，是在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边境地区民族文化建设，使边境地区群众树立正确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导向，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维护边境地区社会稳定。

一、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思想导向功能

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于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思想导向功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要重视发挥文化的宣传、教化作用，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凝聚全民族的奋斗力量，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精神品格。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促进社会形成公平、互助和和谐的主导型价值观。

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应结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要以提高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为主线，反对任何形式的孤芳自赏，使祖国的边防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要满足边境地区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其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是核心。边境地区由于受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方政府财政投入很难满足边境地区乡村文化建设的需求。

公安边防部门在爱民固边战略实施中通过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建设对边境地区群众普及法律知识，使其知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通过加强民主政治教育、思想道德宣传和普及法律知识来提高边境地区群众的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农村现代化的各项研究越来越表明政治文化在政治稳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边境地区群众文化水平特别是政治意识的提高，对于增强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提高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和责任意识，增强报效祖国和人民，维护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的意识，提高政治觉悟，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公安边防部门从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入手，通过舞蹈队、秧歌队、锣鼓队、农民诗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通过农民书屋、文化广场、村民公约、村民文明生活歌等多种途径，对村民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增强其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依法行使权利和义务的意识。村民政治意识、思想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力地提升了边境农村的文明水平，巩固了党在边境地区农村社会的思想文化阵地，维护了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

二、爱民固边战略中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行为导向功能

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对社会稳定的行为导向功能表现为能够有效缓解和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边境地区多是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聚居地区，这些地区往往经济落后而文化资源却极为丰富。“兴边富民行动”、“爱民固边”等就是在承认这种现状的基础上，通过乡村文化教育进行宣传和引导，发展地域经济和地域文化，大力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使边境地区群众不断地接触并深受本国文化影响，从而逐渐培养其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使边境地区的群众生活逐渐富足，实现边境地区的长治久安和世代繁荣。边境民族地区文化冲突根源之一就是行为上的文化偏见和排斥。公安边防部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运用良好的行为标准对边境地区农民进行引导和规范。

其一，缓解和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由于民族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与碰撞，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乃至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2]。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积极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对待个人利益，缓解和消除群众间因差别、摩擦、矛盾和隔阂引起的离散和不稳定现象，缓解与避免民族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公安边防部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要通过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要发展地域民族文化，缓解与避免文化冲突，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来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民族凝聚力的不竭源泉。文化认同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稳定器，是边疆多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因素[3]。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和尊严；具有强烈的“国荣我荣”、“国辱我辱”的忧患意识等是文化认同的表现。文化认同是联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纽带和桥梁。在文化认同这种强力精神黏合剂的作用下，民族的归属感、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个人的献身精神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联合系统，促进社会的稳定[4]。

其二，重视发展民族文化，提高边境地区群众文化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团结合作、凝聚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强化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解决边境地区的贫困问题，其中一条途径就是要发展民族文化，要通过文化教育依托培养群众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其人力资本的文化素质，促使他们早日走向富裕和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并最终实现边境地区社会的和谐持续稳定发展。这也是最终解决“”和“”问题的重要手段。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通过发展边境地区民族文化建设，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规模推出文化精品，拓展中华民族文化，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聚合力。具体体现为努力发掘民族文化资源，推进文化建设，使文化充分体现出凝聚、整合、规范农村群众心理和行为的功能。树立文化自信，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新活力。文化的挖掘、保护、开发、弘扬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觉，为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通过加强民族文化建设、搭建不同层次的交流平台，促进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深了边境地区群众的相互了解，达到增进友谊、扩大共识、增强互信的目的，增强了党在边境民族地区的亲和力与向心力，激发了群众的创造力，有力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推进文化自强，为新农村建设强本固基。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够将边境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优势经济资源，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认同是实现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现实有效的途径。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通过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增强人们之间的亲和力和融合力，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强化中华文化认同，整合民族优秀文化，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群众关于共同利益的认识，有助于边境地区群众正确看待我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文化素质，整合中华民族文化资源，进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边境地区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

其三，有利于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变化，对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挑战。加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政治保证。刘绍卫提出了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的对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引领和整合社会文化多样化；建立跨文化交往的理性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立文化管理新机制[5]。

三、结束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标志，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创新力和发展力的基础。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通过优秀思想文化和良好行为引导着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爱民固边战略中的乡村文化建设，需要边境地区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勇于面对民族文化差异的现实，善于解决民族文化冲突，注重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优秀思想导向功能促进边境地区群众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的政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规范行为意识，整合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缓解和消除群众间差别、摩擦、矛盾和隔阂现象，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积极协作的人际关系，构建边境地区社会主义文化安全战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杨志霞.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6）：60-62.

[2]杨贺男，齐宏伟.文化冲突视角下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J].学术界，2010，（7）：202-209.

[3]张先亮，戢广南.文化认同：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之魂[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12）：11-15.

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篇3

关键词：达斡尔族；文化认同；文化传承；教育策略

中图分类号：G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2-0083-02

达斡尔族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大约有人口13.24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达斡尔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推进，达斡尔族的优秀文化正在濒临消失，如达斡尔族民族语言、“乌钦”说唱艺术等。达斡尔族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历史上曾采取过多种措施加强教育。众多达斡尔族有识之士也做过积极的努力，如郭道甫兴办学校、巴金保资助学生等，都为兴办达斡尔族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1]。自清朝开始，官办达斡尔族学堂开始出现，私塾也较为盛行。由于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学堂通常教授汉文和满文[2]。通过兴办教育，培养出了很多优秀达斡尔人才，达斡尔族人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不断的提高，有力地促进了达斡尔族的发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达斡尔族文化保存与传承变得举步维艰：与当代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文化被废弃；原属于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在服饰上，除重大民族传统节日要着民族服饰外，平时都着汉族服装，像“奇卡米”、“斡洛奇”、“得热特莫勒”这样的靴子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饮食上，如采摘柳蒿芽、晒干菜等传统习俗被逐渐淡化；在住所上，以往高大的“介”字形泥草房也被砖瓦房或楼房所取代；在体育活动中，曲棍球、摔跤、较劲力、围鹿棋等也已很少有人问津。甚至出现了个别达斡尔族人不认同本民族文化的现象。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因此，有必要增强达斡尔族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学校教育中传承达斡尔族优秀传统文化。

一、尊重达斡尔族人民的意愿，实现民族文化的自觉选择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于文化中的糟粕，理应通过文化的自我选择予以淘汰。但对于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应该想方设法地加以保护和传承。达斡尔族文化在变迁与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乐观、坚毅、勇敢的民族性格已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社会环境变化中，少数民族文化会出现主动或被动适应。达斡尔族人并未因外界强势文化的影响或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丢弃自己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他们有保护、延续、开发自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愿，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哈拉达斡尔族小学调研时发现，达斡尔族学校的教师普遍重视本民族文化，能够在教学中自觉地传承民族文化。甚至有一位汉族体育教师，也有意识地把达斡尔族人传统的较劲力、摔跤、踢毽子等体育活动融入到体育教学之中。因此，在文化传承中，应该遵从文化自觉选择规律、尊重达斡尔族人民的意愿，保护达斡尔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二、丰富达斡尔族教师、家长、学生的民族文化知识，提升其民族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

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所属群体文化的归属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表示个体对所属民族的归属感，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归属意识，也就是明确“我”属于哪个民族。民族文化认同即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意识[3]。由于民族是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特点、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共同的文化以及心理素质是民族形成的必备要素。作为民族的成员，即民族文化的主体，承认并且愿意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即为民族文化认同。一个民族要想把优秀的文化传承下去，首先得提升民族成员认同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成强烈的民族情感。达斡尔族优秀文化得以传承，同样依赖于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此基础上才能保持最基本的民族文化元素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在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达斡尔族学生和家长能够认同民族文化，但对于有关民族知识的掌握还相对欠缺。在回答“如果能够重新选择，你会选择自己是什么民族，为什么？”时，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达斡尔族。但在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时，答案却较为模糊，很少有人将其归因于民族文化。在与达斡尔族学生交流时发现，大多数达斡尔族学生仅对本民族文化有一般性的了解，但对民族历史、文学等深层次的文化普遍知之甚少。民族文化知识的缺乏势必制约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教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先导者，是引导学生学习本民族文化的领路人；而家长则在家庭教育中对文化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少数民族家庭来说，家庭教育是少数民族学生了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的最基本途径。如果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教师和家长缺乏民族文化认同的主体意识，学生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从而会影响其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意识的形成。因此，要充分发挥教师和家长的作用，并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宣传和学习达斡尔族民族文化知识，如在达斡尔族聚居区，以村屯、社区为单位开展绘画、摄影、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宣传达斡尔族文化，培养达斡尔族人热爱本民族文化的情感。

三、挖掘达斡尔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将其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民族文化变异或消失的速度也在加快，不少少数民族出现了文化认同危机。为增强年轻一代达斡尔族人对本族文化的认同感，应该深入地挖掘达斡尔族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与达斡尔族学生的交谈中发现，有些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比较浅显，认为达斡尔族文化也只不过就是柳蒿芽、“瓦特”、“斡洛奇”、晒干菜等习俗和围鹿棋、曲棍球、摔跤等体育活动。他们对于达斡尔族的历史、文学、宗教、道德等内容普遍不甚了解，表现出深层次的达斡尔族文化的缺失。运用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层面的分类法研究达斡尔族文化时发现，学生普遍对物质层面的达斡尔族文化比较了解，对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认识比较欠缺。所以，对达斡尔族的民族组织形式、社会秩序、伦理道德、法律制度及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等内容还需要深入地学习和了解。目前学校教育中采用的国家统编教材，仅有几个较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在教材中有所体现，对于像达斡尔族这样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还兼顾不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的学校教育中更好地融入达斡尔族文化教育。民族学校有义务在学校教育中纳入民族文化因子，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实施、教育评价等方面渗透民族风俗及民族精神，使得民族文化在达斡尔族学校教育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以利于民族文化的顺利传承。

四、改革传统课程，建立完善的达斡尔族文化课程体系

教育是文化传承最主要的途径，课程是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建设好民族文化课程可以更有效地促进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文化传承。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并不是将传统课程颠覆，而是在传统课程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扩展和补充。即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方式、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进行改革，融入民族文化成分[4]。在以往的课程建设中，民族文化的因素往往被忽视。而达斡尔族作为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人口较少少数民族，其文化在学校课程中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达斡尔族文化要在学校课程中得以体现，并使之更好地得以传承，需要在课程目标中提出民族文化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在课程内容中纳入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在内的全部达斡尔族文化；在课程方式上做到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相结合，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开设以民族文化为主的校本课程；在课程实施上应保证民族文化课程的必要学时，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流于形式；在课程评价中要建立凸显达斡尔族文化特色的课程评价体系，要做到多种评价方法相结合；在课程选择、实施和管理中，要采取有力措施，形成长效机制，确保达斡尔族聚居地区民族学校能更好地传承达斡尔族文化。

五、实施民族语言教学，提升达斡尔语“听”“说”能力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进行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也是族群凝聚力的具体体现。教育是语言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历史上，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达斡尔族人用达斡尔语说，用满文或蒙古文书写。虽然从来没有间断过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努力，但至今尚未如愿。调查中发现，家有老人的达斡尔族家庭，成员基本都会说达斡尔语，而年轻的达斡尔族家庭会说达斡尔语的则较少。说明语言环境直接制约着语言的学习。若不通过教育加以及时保护，仅凭借口耳相传来延续的达斡尔族语很容易消亡。在达斡尔族学校的调研中发现，绝大多数达斡尔族教师都会说达斡尔语，有的学校还设有专门教授达斡尔语课的教师，并开设达斡尔语课。在教学过程中，因为各年级学生掌握程度不同，需要教师制订多个教学方案。而在实际教学指导中，还存在低年级学生学习能力不足、同一班级学生的语言水平不尽相同等问题，给民族语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针对以上问题，民族学校的管理者应该对达斡尔语言课予以充分的重视，保证其授课时数；要加强达斡尔语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充实有经验的民族语教师；要积极编制适合不同程度学生的达斡尔语教材；要探讨有效的达斡尔语教学方式和方法。

六、创设达斡尔族学校校园文化，营造民族文化环境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不仅仅可以通过口耳相传获得，还能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潜在地发挥作用。因此，可以通过创设有利的文化环境来传承民族文化。创设达斡尔族学校文化的主要途径有：建立专门的学生民族手工艺作品的展览室；装饰民族特色的墙壁、长廊；举办民族特色的艺术和体育活动；创建有民族特色的校风、班风等[4]。另外，在民族聚居地区可以通过创设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村屯（社区）环境，建设专门的达斡尔族博物馆，开展丰富的民族文体活动等，给学生营造良好的民族文化氛围，培养其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

总之，达斡尔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赖于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只有不断推动达斡尔族文化的发展，实现达斡尔族文化的良性变迁，以学校教育为主、家庭教育为辅，唤起达斡尔族学生的文化自觉，才能激起他们热爱本民族文化的热情，客观上完成达斡尔族文化传承的使命。

参考文献：

[1]吴依桑.达斡尔族教育史述略[J].民族研究，1997（4）：55-60.

[2]毅松.达斡尔族的私塾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2000（1）：49-51.

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篇4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0)01―0045-02

一、“国家课程”与乡土教材、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

国家公立学校教学体系的运行，是现代民族国家对公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认同整合的主要手段，国家正是通过编写教材的内容和组织教学来开展本国的“民族构建”，推行以国家为单元的新型“民族认同”。作为国家的成员和未来公民，中国各族学生无疑需要了解全国整体性系统的历史、地理、自然知识。由于教材容量和授课时间的限制，通常国家课程教材中对这方面知识主要介绍的是中原地区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中原皇朝的历史，但汉族学生需要了解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历史、地理、自然知识，少数民族学生也需要了解汉族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历史、地理、自然知识。因此，我们的国家课程必须包含与各边疆地区、边疆少数民族相关的基础性知识。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教材的内容必须包括一定程度的关于各地区和各民族的乡土知识。

各地编写的乡土教材的内容也需要注意避免过于狭隘的“本土性”，应当在地域和族别方面具有更宽的涵盖面。如果只包含本地(本省、本自治区甚至本自治州、自治县)的历史、地理、传统文化等，学生们的“乡土知识”将只局限于本地，如果的藏族学生在乡土教材中只了解了，江苏的学生只了解江苏，“乡土教材”设计思路上的这种地理区隔将使学生对家乡地区以外的“乡土知识”知之甚少，这对他们建立有关“整体的中华民族”的“乡土知识”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在看待“国家课程”与乡土教材、地方性知识之间关系时，应把两者看成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看作是彼此割裂与分离的关系，不能把这一分野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部分并以各自在全部课程中所占比例的多少来简单地判断哪部分“过度”或哪部分“不足”。地方性知识是国家课程的组成部分，国家课程中也应当包含一定的乡土――地方性知识的内容。各地区的乡土教材可以对局部地区和当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给予更多的介绍，但是其主脉和基本精神必须与国家课程相协调。这是一个“整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国家课程必须涵盖“局部”，由于整体容量的限制，有关“局部”部分的脉络可以是粗线条。同时，乡土教材必须彰显出“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乡土教材应当在“中华民族”整体框架下叙述介绍本地区和当地民族的地方性知识。

二、乡土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课程与汉族文化知识之间的关系

在提到“乡土知识”时，人们有时认为“乡土知识”就是一个地区或当地土著族群在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是一种多少有些偏狭的认识。其实，一个地区的乡土知识，除了包括当地的传统文化知识(地区历史、民族史、古代文物、传统民间习俗、传统民居建筑等)之外，也应当包括该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建设起来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如新式灌溉系统、交通体系、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地、文化设施(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等)、特色产业(新开发的地方食品、手工艺等)等。这些系统在其发展与运行中带有相当的“地方性”，是该地区社会―经济一文化体系的特色与组成部分。所以，在“乡土知识”和“传统文化知识”之间不能简单地划个等号。“乡土知识”应当比“传统文化知识”更为丰富，因为它包括了新创造出来的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知识内容。

人们谈论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课程和“乡土课程”时，有时有意或无意地把“国家课程”看作是中国主流群体(汉族)的文化知识体系，而把“乡土课程”看作是各地少数族群的文化知识体系，所以发展“乡土课程”似乎就是要发展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以与“国家课程”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其实，这种理解也是有问题的。首先，什么是“汉族文化”?有人认为少数民族学生改穿“汉装”即标志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丧失。其实，现在汉族民众穿的服装无论是正式的西装皮鞋还是休闲的夹克体恤衫，都是来自西方国家并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了的“国际服装”款式……

现在“国家课程”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自然、地理、外语等整套知识体系和教学程序虽然是用汉语文在讲授，但内容都是自清末民初废除科举制后从外国学来的，是西方的知识文化体系。由于沿海汉人社会对外开放早一些，对这套知识体系的教学经验多一些。中国传统的算学(如珠算)、地理(如阴阳五行，风水堪舆)、植物学(如《本草纲目》)等并没有系统进入“国家课程”。来自西方国家的这套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包括日本、中国、印度、非洲国家)“国家课程”的核心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这些知识是在学习全球化的现代知识体系，而不是在学习“汉人知识体系”。

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与乡土教材之间的关系

学习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是宪法规定的各少数民族的权利。因此政府在―些地区建立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学校体系，在这个民语教学体系中把汉语普通话作为一门语言课程学习。

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篇5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新晨：

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篇6

在大批学者都纠结于民族问题是否应该“去政治化”的论争时,少有人意识到,问题的要害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我们不懂得“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关系,缺乏现代国家如何建构“政治民族”、如何妥善引导“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的战略思维,才使得马戎教授全方位质疑的种种问题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的社会现实中凸显出来。什么是民族?东西方话语大不一样。眼下中国和西方学术界虽有“文化民族”、“政治民族”、“法律民族”等等诸多提法,但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尚未能达到一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民族理论界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是斯大林所谓“四要素”的定义,即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是斯大林又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2](P.33)斯大林讲的是欧洲近代产生出来的国家层面的那个“民族”,这一句话把习惯于中华传统思维、对现代国家在国家层面的民族话语似懂非懂的中国学界搞懵了,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展了一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所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民族”的问题。讨论的结果,虽然多数人以“斯大林同志所论”为依据,但范文澜等学者坚持民族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形成。这个问题最后未能形成共识,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要素”定义,一直被学界看作是对“民族”最权威的阐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个人倾向于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两种类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这样一段叙述:“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已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3](P.160)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4](P.515)以此为佐证,恩格斯所言的那个“文化民族”,显然同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那个“民族”不是一回事。“文化民族”用以维系自身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或曰民族“认同”)的诸要素,比如2005年我国关于“民族”的新说法的6+1要素,其基本特点体现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性,没有特定的政治指向,此种认同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认同”特征。而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民族”是具有特定的政治指向的,更强调“政治认同”。这种认同,首先是对国家的认同,即对国家的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的认同。此种认同是国民的第一意识,在此基础上人们相互认同,而对多元文化的各自认同继续存在,但后面这种文化的认同与前者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要弄清斯大林所说的那个“民族”,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欧洲的历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指出:“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里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再存在,他们都变成了罗马人。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3](P.415)当高卢人、伊比利亚人等众多民族被罗马帝国“刨削”成罗马人后,原有的民族文化处于一种被湮没的状态,直到以后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也基本如此。历史的进程终于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上了日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互相推动,斗争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思想支柱———基督宗教。资产阶级竭力启发并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引向自觉,升华为“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是将原本作为帝国统治一部分的某个以文化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转变为一个政治实体———国家,其共同地域固化为新的国家的版图,人们共同体活动的边际(文化边际)确认为国家疆界,并提出国家疆界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启蒙思想为指导构建国家的政治制度;将以文化(被唤醒而复兴的“民族文化”)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转化为与政治实体———国家相适应的“民族”,建立起新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nation-state)。[5]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相继建立的过程。新打造而成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民族”,其文化经过了塑造,加入了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及核心价值相适应的大量内容,且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主导作用。比如,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资产阶级就是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口号动员民众结成一个整体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在面对外国武力干预时,又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独立为号召,激发全体民众同仇敌忾的精神,去保卫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体现“自由”、“平等”、“人权”和议会民主的那一套法律制度,从而也建立起“法兰西民族”的自觉意识,构建起近代的“法兰西民族”。如果追溯作为这个“法兰西民族”前身的“文化民族”,当然具有十分复杂的成分,而此时这种历史的身份和认同几乎完全被“法兰西民族”的身份和认同所取代。这个近代才形成的具有明确政治指向和政治认同的新的“民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资产阶级国家建构的,而她同时也参与了这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这个“民族”相互认同的基础不是各自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是具有特定政治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的国家。这才是斯大林所说的民族,这个民族应该叫做“政治民族”。“政治民族”是在对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相互间的“民族认同”。此种认同已超越“文化民族”以传统文化作为主要认同意识而成为第一认同意识,因此,“政治民族”与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具有较为紧密的契合关系,这是现代民族的特征。民族主义在欧洲应运而生之时,其原本的教义是“一族一国”理论,即由一个“文化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事实上,“一族一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办不到的,即便在“一族一国”理论的民族理论与政策3原生地欧洲也办不到,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个“文化民族”组成。于是,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有一个民族整合的问题———把原本并非一个民族的多个人们群体(文化民族)整合成一个“民族”(政治民族)。因此,与现代国家相适应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一个从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民族”向与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契合的“政治民族”过渡的整合过程,即便是那些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也是如此,即以文化认同为第一意识转变为以政治认同为第一意识。为数众多的“文化民族”在保留若干“存异”的文化特色的同时,都要经历在国家体制、制度、立国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方面“求同”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族民”认同意识渐趋弱化,而以国家认同和以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相互认同的“公民”意识逐渐强化并成为第一意识,于是若干“文化民族”整合为一个现代“政治民族”,或者也可称为“国族”。这个整合过程和整合工作不可或缺,这是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大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之大事”,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尤为如此。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概念,认为“现代民族”分“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类。斯大林的这一论述很有道理。“现代民族”这种“政治民族”虽然是伴随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率先形成,但并非由资产阶级民族所独占。作为“政治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的属性,是与启蒙思想及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体制与制度相契合而决定,那么同样可以建构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国家体制与制度相契合的社会主义民族性质的“政治民族”。然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差异。当西方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相继完成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并进行殖民扩张时,的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们还沉缅于“天子”领有“天下”的梦幻之中,根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当西方民族主义思想随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后,一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精英才开始接过民族主义并试图按西方民族国家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建构民族国家同时也要建构政治民族———把中华大地上众多的文化民族整合为“国族”,于是才有“中华民族”说法的大力传播和流行。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尴尬是:要在一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根本未曾到来的社会条件下去整合、建构与资本主义体制和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民族”,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多民族(文化民族)的客观存在,以建立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为奋斗目标,而非走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坚持民族平等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但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大、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总体上十分贫困落后、根本就没有出现过所谓“资本主义上升的历史时期”的国家,与民族国家产生地欧洲诸国完全是两回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承认不同文化民族的身份、不实行一系列由身份决定的保护政策,要消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进而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因而,建立多民族国家,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中国国情决定的。但是现代国家必须整合建构“国族”。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认识到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建构“国族”的必要性?经过我的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党把“中华民族”作为“国族”来认识,但在对于“国族”需要作出种种努力并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措施来建构的问题上,缺乏明晰的认识,更何论建立战略思维、确定战略目标和实施战略规划了。新中国成立以前,除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使用了“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外,此后未见党内有人对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对于什么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应该如何建构等问题不甚了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基本倾向是:承认各个“文化民族”的客观存在,对于各个“文化民族”“存异”的种种措施十分具体而实在,如实行民族识别、对民族身份在社会生活中的强调、制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种种民族优惠政策等等。然而促使各个“文化民族”向“政治民族”过渡的“求同”措施,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种正确的方式和途径。对新中国的体制、制度和核心价值的认同工作,我们努力地去做了(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和政治运动),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当然也有不少的教训。但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向“政治民族”过渡、使各民族“族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化的“求同”措施,要么虚化,如“中华民族”只是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至于如何建构却没有思路和具体措施;要么就搞“左”的一套,如“”时在民族地区普遍开展对所谓“特殊论”的批判,搞“一刀切”,甚至有的地方人为地刮“民族融合”风等等。这种“左”的“求同”措施被纠正后,“求同”问题又回到被虚化的轨道上。长期以来的一实一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诸如马戎教授所指出的那些问题终于凸显出来了。我认为,造成这种失误除社会历史原因外,还具有深刻的理论原因:1.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看重的是阶级而非民族,倡导的是以阶级为本位的国际主义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民族主义。非但如此,他们清楚民族主义具有掌握民众的强大力量,视民族主义为阻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最大障碍,对民族主义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没有主观意愿,也没有客观条件去研究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2.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的发展情况与欧洲大不一样,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欧洲的现代民族形成和中国的民族演进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就连中国为数众多的学者对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都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建立起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如何形成的概念,不明白欧洲不少现代民族是由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打造”而成的“政治民族”,思想意识中的“民族”概念还定格在“文化民族”层面,斯大林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范畴”把很多人搞懵就是明证。新中国建立后,民族主义问题长期在我们的研究视线之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面对世界范围的民族主义张扬现象,学界才开始重视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才逐渐搞清与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成相关的许多问题。但是,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有相当的顽固性,一直未见有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概念提出界定性意见,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关于“民族”的新说法,仍然循中国人的固有观念,按“文化民族”的框架描绘民族。3.由于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民族”的重要论述作了片面的解读,相当多的党员和干部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阶级”的问题解决了,“民族”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民族关系”也不成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民族关系不会出对抗性的大问题)。未能认识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强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可能在所有“文明国家”、至少是在“英、美、德、法”等“主要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即“多国胜利”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才不会成问题;而在少数欠发达国家取得胜利、强大的国际敌对势力包围和不断策动分裂的恶劣政治生态环境中,稍有不慎民族关系就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我们未能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也必须去整合建构“社会主义民族”属性的“政治民族”,这种建构工作是一个不论姓“资”姓“社”的多民族国家都必须花大力气去做,且需要用正确的方式和途径、需要长期艰苦细致地去做的工作。

必须建立建构“中华民族”的战略思维

由“文化民族”过渡到“政治民族”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通过种种措施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意识与基于国家认同意识相互认同的“公民”意识、努力将“文化民族”整合建构成“政治民族”,是现代国家(不论姓“资”还是姓“社”)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认识清楚“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过渡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贯彻以民族平等为基础的包括民族识别、民族优惠、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与促进整合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国家在贯彻体现民族平等(包括努力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政治民族”的整合建构问题。历史的经验表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在整合建构政治民族过程中进行了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宣传等全方位努力。因而我们要懂得建构政治民族任务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应当建立战略思维,要有目标、有思路、有具体规划和措施,不能听其“自然而然”地发展。而和谐的民族关系,只可能在妥善地协调“存异”与“求同”中才能长期保持和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而不论“存异”政策过头还是“求同”不足,或“求同”上操之过急或方法欠妥,特别是文化上“求同”的行政倾向冒头,民族关系都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明白了建构“政治民族”对一个多民族国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明白了“政治民族”需要国家从全方位花大力气有计划、持之以恒地推动建构工作,我们就会清楚地认识到目前面临的一些复杂和棘手的问题,都与我们的这一失误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建立正确的战略思维、不制定出具体的战略规划,只着眼于一时一事的具体问题,我们将会不时地陷入被动局面。因而各级党政部门在积极处理具体问题、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和推动发展的同时,国家要组织力量,建立常设机构,通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确立建构政治民族———中华民族的战略思维,制定出推进整合建构的具体规划并由国家统筹实施,持之以恒,方能终成大业。这才是建立持久和谐民族关系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