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例(3篇)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关键词]实证史学；新史学：新闻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0.9；G219.29
[文献标识码]B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30年间，我国新闻史研究长盛不衰，果实累累，令新闻史学界颇感自豪与欣慰。然而不容回避的一点是：在新闻学教育中，新闻史课程的一再被压缩，此类教材、专著的被冷落。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究其原因，有学者分析说，“……一方面，这些著述(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新闻传播学著述)，在内容上往往关注那些了无生气的‘断烂朝报’，无穷无尽的这报那刊堆砌起来，仿佛就是新闻传播史的主流与主线了。而另一方面，在表述上又往往带有某种党八股或洋八股的味道，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这个规律，那个意义，将丰富生动的历史图景制成‘学术’的标本，味同嚼蜡，索然寡趣。结果老师不爱教，学生不爱学。”(2005:36)
针对“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带来的“一味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死的名物，而未免忽略了历史与史学的这一真正要义”的问题，有学者进而提出应当从西方现代史学，从新一代史学家那里汲取养分，“将历史从鸡零狗碎的‘断烂朝报’或编年史的‘木乃伊’，变成洋溢着青春、生命与活力的‘有机体’……，从而为人生在世提供富有意义的价值参照”；并尝试按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思想史与文学史的思路，去梳理、透视、把握及书写历史……”。(2005:26)在今年《新闻大学》第一期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笔谈中，该学者发表了《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又一次重申了这一命题。
应当说，对我国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将西方史学理论引入中国的史学研究中，进行创新性的探索也是十分有益的，但是由于其中的一些概念与命题牵涉较为复杂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就此作一番探讨。
第一，有关实证史学的评价问题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一种历史观在一个国家的被重视，被引用，与这个国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现实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必定是那一时期国家政治思潮、思想文化思潮乃至社会心理在史学领域中的一种折射。
如同一些学者所言，实证主义历史观对我国的史学研究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有着历史和现实原因的。我国史学自司马迁以来就是实证的，至清乾嘉则出现了专门的考据学，因其在认识论上摒弃宋明以来讲求心性义理的形而上学，而以朴实的态度追求历史文献的本意，又称朴学。20世纪初期，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与乾嘉考史传统汇合，成就了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那一时期，国内出现了一批以实证主义精神与方法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等，他们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使史学的研究技术更加精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开辟了史学研究的一条新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的研究路数，为建国以后史学工作者从事史学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虽然上述史学大家在历史观以及对具体问题的看法等方面不尽相同，其研究的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实证史学着重于局部史实的细致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以“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架构，然而二者在对史学“科学”性质的认同方面却是一致的，乾嘉朴学的方法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期间，正常的历史研究被中断，“影射史学”大行其道。所谓影射史学，就是将历史或历史研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反科学的、为我所用的古今类比法随意篡改历史，寻找伪证据，制造冤假错案，服务于某种政治需要。影射史学极为恶劣的后果，是使历史学的信度大大降低，其真实性、科学性的品质受到严重损害。因此，“”结束后，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进入了一个“拨乱反正”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人们对影射史学进行了全面清算，同时展开了对中国史学研究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随着“拨乱反正”的日深，学者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恢复实证传统，还历史本来面目，有人甚至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这或可视为学界极端憎恶史学的一种强烈反弹。尽管这种提法和做法后来不断受到批评与指责，但它仍然成为许多史家暗自奉行的学术正宗，并且在20世纪中后期继续对中国史学界产生着影响。
由此可见，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着历史传统和现实缘由的，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虽然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存在着一些弊端，需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借鉴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改进，但惟其如此，中国的实证史学才更具生命力，并且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历史地看，辩证地看。
第二，有关西方新史学的评价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走向极端，受到各国新兴史流的冲击，随后引发了西方史学界巨大的变化――实证史学式微，新史学崛起，并确立了新的研究范式。新史学指出了实证史学单纯史料考证的局限性，提倡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做综合性的历史考察，提倡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新史学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强调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能动作用，认为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是难以剥离的。如贝克尔宣称：“历史事实只存在于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1984:229)；柯林武德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1986:244)；雷蒙，阿隆断言“人既是历史知识的主体，又是历史知识的客体”(1982:95)：波普尔也指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利来作出自己的解释。”(1984:185)沃尔什则构建了一套配景理论，认为历史知识是“两种因素的产物，即及史学家所贡献的主观因素(他们的观点)和他所由以发出的证据”。(1991:112)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新史学流派，包括年鉴学派、分析的历史哲学、新经济史学、新社会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等纷纷被引入国内。一如20世纪初期新史学对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反动刺激了历史哲学的发展，新史学的引进同样唤起了中国史学家
主体意识的觉醒。而主体意识觉醒必然引发人们对所谓教条式、乾嘉式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质疑与不满，并试图沿着新史学开辟的道路寻找新的方法。但是，历史认识主体性的张扬与史学研究求真求实的传统要求之间毕竟是有矛盾的，这又给史学研究者们带来了新的困惑；而如何处理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一大热点。
应当说，西方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某些思想有它的合理性，毕竟它在传统史学的“死水”中掀起生命的波澜，推动了西方哲学的发展。但是，不能将这种合理性无限放大。因为总体看来，贝克尔、柯林武德们的哲学思想是从主观出发的，并且是从现时的主观出发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片面性。事实上，如同柯林武德所说的单纯的思想重演是没有的，不仅两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使一个人的思想前后也会有差异。如果让今天的历史学家去重演过去的历史，势必造成有多少历史学家在思想，就会有多少不同的历史的情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史学家们在阐发其思想要义的时候，并没有一概否定客观呈现历史过程的必要性，只不过更加强调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如果连认识发生的“证据”部分一同否定掉，那么它就走向极端唯心主义的道路上去了。
第三，有关历史用什么方法呈现的问题
在如何书写、呈现历史的问题上，新史学家们也提出了令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们颇为惊异的主张。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历史和编年史进行了严格区分，指出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并说“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重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的历史就会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社会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他因此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认为当代性才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学进行了区分，认为自然界的事件就是单纯的事件，自然科学家的工作就是观察这些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把它们纳入一般的公式或自然规律。历史学则不然，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探讨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他由此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新历史主义”的旗手海登，怀特则提出历史与文学不分家的主张。他认为，“历史作为一种虚构过程的产物更具有文学和诗化性质，而非科学性和概念性”。因此，海登・怀特和罗兰・巴尔特(法国当代思想家和符号学家――笔者注)都坚持认为，“历史编纂学与小说(虚构)并无不同，它无非是小说的一种形式。”(2003:136)由此引申出“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的命题。(2005:17)
我们的一些学者认为以上三个命题“互相关联，一气呵成，分别对应着真(当代史)、善(思想史)、美(文学史)”，(2005:26)故而将其组合在一起，作为梳理、透视、把握及书写历史(新闻史)的思路与方法。我们说，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借鉴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确立这些思路与方法的一些前提性因素尚不清晰，就容易出现问题。
首先，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如果仅仅是指把历史作为现实的过去看待并理解的话，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指人们可以按照现在的兴趣与需要去思考和诠释历史的话，问题就出现了。今天的人们大都有着不同的立场、观念与诉求，因而有着不同的兴趣与需要。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去书写和诠释历史，那么历史不就成为可以任人随意揉捏的面团了?那样的话，所有的演义、野史、戏说，甚至历史搞笑作品都可以登上史学研究的大雅之堂，式的影射史学也可以获得通行证了。如此，历史科学的严肃性、它的客观标准又何在呢?我们反对日本人篡改历史教科书，就是反对日本人按照自己的需要书写历史。这同时也说明，对历史的书写与诠释是有客观标准的，违背了这个标准，即使将那段历史书写得再光鲜，也不会被认可。
其次，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如果旨在强调历史研究的思想蕴涵、哲学意味和精神追求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旨在强调今日史学家的思想必须进入古人的思想，与其产生心灵沟通，然后再进行解读的话，问题就来了。首先，将古人的思想纳入今人思想的格局中，也就无所谓古人的思想了，而是今人自己的思想，而且很可能是今人思想的纷呈；其次，这一命题将史学家思想这种主体意识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既成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又成为检验历史真理的标准，其结果必然出现多元真理的情形，那就等于没有真理了。在此命题之下，如果史家著史，成一家之言，也就罢了；倘若作为教科书提供给学生，则学生将莫衷一是了。
第三，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的命题，如果旨在突出历史科学的人文色彩，提倡历史记载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手段和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意在强调文学、历史形同一体，可以用写小说的方法来编纂历史的话，问题就出现了。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最突出的特性是可以虚构，不但如此，它还常常采用夸张、比喻(包括暗喻)、推理、假设等手段来状物写景，刻画人物。历史研究则来不得半点虚构和夸张――认识赖以发生的“证据”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随意改写，甚至它的每一个构成要素都不可轻易改动，否则，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了。想想看，如果将历史编纂等同于小说创作的话，那么，撰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家们都将成为历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了，金庸先生也不再是武侠小说家，而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了。
总之，对于西方新一代史学家提出的“三个命题”，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我们需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判断，辨别其真伪，以求对它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至于将“三个命题”用于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笔者认为契合度并不高。原因在于，在历史学中，新闻史或新闻传播史是一个特殊的分支，它的研究对象不是人类社会一般的历史现象及其规律性，而是人类社会新闻传播现象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性。
具体来说，新闻史研究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严格地讲，新闻史的研究是从最早的新闻媒体――报纸产生以后开始的。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新闻工具(媒体)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另一部分是新闻工具所承载的信息以及制作、传播信息的人的活动(当然，这种研究也会延伸到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过程，但社会历史过程不是新闻史考察的主要内容)。就学科分类而言，前者可以纳入科技史的范畴，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后者则如同一般的历史现象，更多地带有人文性质。既然前者属于科技史的范畴，科学性就是它的基本属性――媒体的发展，新旧媒体的交替，是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具有类似自然法则那样的历史规定性(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如此，认识
主体的主观性在此也就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后者虽然具有人文属性，如同对一般历史现象的考察，认识主体(研究者)似乎可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但是由于在新闻史研究中，认识主体赖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证据”不同于一般的对象或文本，因而仍然没有太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以下将就此作进一步探讨)。
第二，与历史学考证、研究的一般对象、文本不同，新闻史研究所依托的是一种特殊的文本――新闻文本，包括报纸刊载的文字、图片新闻，电子传媒记录的声音、图像信号等等。这种文本不但有着文体上的要求(即新闻文体)，而且必须遵循新闻写作的“5w”原则(即What、Who、Where、When、Why)。而“5W”原则是说清楚一个事实的必要条件。因此可以说，新闻文本与其他文本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或者接近于客观真实)。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学艺术文本完全不是一回事。文学作品可以夸张地描摹历史，戏剧作品可以艺术地再现历史，新闻作品只能客观地反映现实，呈现历史原貌。当然，新闻是由人来记录的，记录者本身的立场、观点、喜怒好恶或多或少会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产生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比之个人治史、修史的行为，新闻报道更多的是一种组织化了的个人活动，而个人所处的行业、所在的机构对他的新闻报道行为都会产生一定的约束，以保证他尽量减少主观色彩。此外，报纸是连续出版的，或许某个时间段内的某篇新闻存在报道失实的问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它终归会被纠正。而且，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以及媒体的日益现代化，新闻纪录的真实程度将会越来越高。既然新闻文本具有客观、真实的特性，且为连续呈现，新闻史研究者就不能脱离这个文本或对它进行带有主观色彩的加工。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新闻文本形成的过程、原因、文本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作出分析与评价。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大跨度、长时段的历史空间与时间，众多的不同生活生产样式与文化背景的民族，使世界史的研究对象“恒河沙数”，难以穷尽，且又“气象万千”，深奥复杂，对语言训练、理论功底与学术素养的要求极其苛刻，没有毕生精力的投入与钻研，是难以有所建树的。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史学科门类众多，专门化色彩极浓。从断代史来划分，有上古史、中世纪史、近代史、现代史与当代史；从地区上划分，有东北亚史、东南亚史、南亚史、西亚史、拉丁美洲史、北美史、西欧史、东欧史、北非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史等；从国别上划分的有埃及史、希腊史、意大利史、美国史、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俄国史、印度史、日本史、、、、、、、、；至于一些专门史如古希腊罗马史、古代东方史、西方文明史、文艺复兴史、宗教改革史、阿拉伯史、伊斯兰教史、佛教史、印第安人史乃至各种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交通史等更是举不胜举。尽管上述门类中多有内容与线索上的交叉与纠葛，但这样的划分大体上已众所认同。限于学力与精力，我国的世界史学讲究专门化研究。毕竟这是世界史学科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只有厘清各个时代、各个地区与国家的历史、各种特定领域的历史，世界史才会以丰富多彩的面貌而具体、完整地展示出来。但必须看到，单纯、片面地强调专门化，常常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不利于对各国、各地区之间历史的横向联系与发展趋向作一宏观审视与整体把握，这对学科发展自有其严重弊端。显然，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既需注重专门化的研究，也须在此基础上作宏观的“融通”，走“中外融通”的发展路径。
提倡“融通”是从国际史坛发展的大趋势来考量的。在当代西方，受新史学的影响，“微观史学”的理念与方法至今仍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不少史界精英也逐渐意识到，单一、孤立与封闭的研究方式，固然是历史“个案”考察的可行方式，但要将“个案”的探究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将无数的“个案”研究汇聚起来，进而阐明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找某种历史规律性，那就必须突破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将诸多的同类历史现象群纳入视野之中，进行交叉、对比与开阔的“融通”式研究。早在在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大史学家马·布洛克首倡比较史学，很快受到欧美史学界的热烈呼应与普遍认同，比较史学由此而逐渐在西方史坛风行。这一重要学术现象的勃兴，无疑是西方史家开始追求“融通”学理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就指出：“只要历史学家忽视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们便会有回到知识孤立主义中去的危险，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他强调，“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的深刻原因”。由此，巴氏倡导西方史学家“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把视线投入所有的地区和时代”。正是基于“融通”的学术理念，20世纪的西方史坛涌现出象汤因比、斯塔夫理阿诺斯、伊格尔斯、亨廷顿那样的著名史学家。尽管他们的著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广博的学识、宏阔的眼界与非凡的宏观驾驭能力却不得不让人击掌叹服。当前，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综合研究正在国际史学界兴起，2000年奥斯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一个大主题就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与方法论”，其下的两个副主题，一是“普世史或全球史(UniversalHistory)能否成立？，一是”几个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讨论中，代表们强调写一部完整而全面的新世界史。国际史坛讲求“融通”的学术潮流，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
事实上，讲求“融通”也是我国世界史学研究中的优良学术传统。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大都是国学基础深厚、讲求“中外融通“的史学大家，且多是在精通中国史的基础上研究世界史的。雷海宗先生原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是纯外国思想史的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教后，既从事世界史教学，并撰有在文化形态学上颇有创见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同时也注重国史探讨，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论文集，其中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军事制度、历史分期等重要问题，在当时广有影响。解放后，他发表了《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这两篇文章，前者是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先驱之作，而后者则是有关历史分期的开创性论著，均涉及世界古代史大局。齐思和先生同样是学贯中西。他在193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后，即从事先秦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田说辩》等，后来才转入世界史领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比较，主持编译了《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两部史料集，还曾撰写了《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发表了《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等论著，成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周一良先生1944年是以《中国的密教》博士论文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的。周先生不仅精通日、英文、梵文等外语，国史根柢甚是深厚。回国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佛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续编》在中国史领域深有影响。同时，周先生也是新中国亚洲史与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和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一直是高校世界史教学中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此外，他还撰有《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多种著述。这些史界前辈所开启的“中外融通”的学术传统，在当今又为一些著名学者“薪火相传”，由此而推动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例如，林志纯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的研究中，将中国古代城邦与希腊、罗马、西亚的城邦加以比较研究，进而构建起“中西古典学”的学术研究框架。马克垚先生在潜心研究西欧中古史时，以中国古代史为参照，在经济、政治、思想观念上作了不少深入的比较研究。齐世荣先生在研讨现代国际关系史时，注重考量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冲突与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在世界史研究中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是与其深厚的国史基础与“中外融通”的学术理念分不开的。在当今，也有不少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本专业研究过程中注重继承“中外融通”的传统，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初露头角。所有这些都有力证明，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外融通”，将有力促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中外融通”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它将深化诸多历史个案的研究，促进对历史规律性的探讨。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始基点与归宿点，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深入系统地探讨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历史，从中揭示出各种特殊的历史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的学术主旨，既要求我们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求实、求真的辨析与论证，也要求我们基于大量的“个案”研究，对各种历史规律性作科学的探索与阐发。这两大层次的研究，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中外融通”。就前一个层次而言，“个案”研究固然讲究专门化，但专门化并非是“狭隘化”与“孤立化”。那种“就个案而个案”的模式，常常局限于对史实的简单罗列、表象描述与线性分析，是难以作出独到、精辟的解释的。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将某一“个案”其与中国的同类历史现象作一对照与比较，反倒易于厘清学理、洞察本质与深度阐释。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术大师梁启超就对此颇有所悟，为此而撰写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等论著，认为从中国和欧洲历史比较中，可以“知今日现象之所由来”，并提出“凡天下事，必比较而后见真”的学术箴言。因此，在研究世界史的具体问题时走“中外融通”的路径，以中国史作为一个参照系十分重要。有了这一参照系，无论进行比较与否，都有助于开阔视野，厘清思路，深化认识。此外，要研究处于中国古代文明辐射圈中的东亚史、东南亚史，“中外融通”的路径则更为关键。在规律性探求这一层次上，“中外融通”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因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规律性寓于大量的的“个案“之中，历史规律只能从对诸历史现象的归纳、比较中提炼与阐发出来。只有走“中外融通”的学术路径，对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群的相似点与差异点作宏观归纳与对比分析，从中研讨产生其异同的终极因果必然性，才有可能探究出相应的历史规律性。
其二，它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群体真正形成高水平中国学派，以其独特的学术理念与学术风格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在国际史坛占据应有的学术地位。当今的国际史坛，欧美史学界仍独执“牛耳”，与之相比，年轻的中国的世界史学并没有多少分量，或者说就没有分量。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学，主要是学习西方的产物。我们在西方史研究的定义、概念和理论等，大多来自西方，是总结西欧的历史实际而得出的，其中固然有许多普遍性的真理，但也有不少只适合于西欧特殊性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谬误。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史学包括西方人对其历史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就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此就必须要有“中外融通”的历史大视野。我们是东方人，是中国人，且又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能够用科学的理论特别是比较熟悉的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去与西欧的历史相对照，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某些问题乃至某些领域作出让西方史坛刮目相看的原创性的成就，为跻身国际史坛、与西方史家进行高起点、高层次的交往铺平道路。如果没有“中外融通”的素养与眼光，总是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对人家的观点、结论、模式等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照搬，“依样画葫芦”，就只能是远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加大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如此下去，我们的世界史学最终也只是西方史学的简单复制品，沦为西方史学的学理模式与话语霸权的附庸。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篇3
关键词：研究生;理性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史
党史教育是引导研究生确立“三个自信”的关键抓手
不同于本科生教育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训为主，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转为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为主。这种转换是思维活动方式由被动接受式向主动创造式的转换。研究生通过对相关知识体系的细致归纳、综合概括，依靠理性的分析思考，形成自己的创新活动，以此实现学术研究能力的形成和不断提升。
研究生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往往超越了感性层面，形成了比较稳定、深刻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又影响其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决定了对研究生思想的导向影响只能通过间接方式来实现。这对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极大启示，表明直接的政治理论灌输无法达到有效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水平的目的。鉴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是以理性思维活动为主，思想政治工作也应当依托学术训练的平台，以类似培养研究生学术研究能力的方法，引导其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价值取向。
具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下简称“”）理论体系的教育来说，对体系主体理论框架、基本概念和重要表述的交代是必要的，如此才可保证教育的规范性、严肃性。但是不应对研究生进行有关知识的教条式、条块状灌输，而是要引导其形成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使其确立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而这都有赖于党史教育功用的发挥。
首先，引导研究生确立“道路自信”有赖于党史教育。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自信，是一个动态培育的过程。为此，既需要横向比较，即与其他国家发展方式的比较，更重要的是进行纵向比较，即与中国近代以来各种发展方式的比较。之所以说纵向比较更为重要，是因研究生已具备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不会因中国目前国力相对较弱，偏激地要求中国套用西方发展模式，而是会依照历史理性地考察中国近代以来各种发展模式，综合评价哪种发展方式更适合中国国情。而这种考察就需要党史教育提供史实叙述和方向引导。
其次，引导研究生树立“理论自信”有赖于党史教育。所谓“理论自信”，实际上是指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一。坚持以此种理论为指导思想的自信心，亦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脉络，进行细致梳理。只有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正反比较正确发展马克思主义与错误教条解读马克思主义所带给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各种影响，才能引导研究生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也才能树立以“”理论体系为中国未来发展根本指导思想的自信心。
最后，引导研究生树立“制度自信”有赖于党史教育。所谓“制度自信”，即坚持中国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性。研究生因为经历比较系统的学术训练，因而对于中国基本经济社会状况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能够认识到坚持基本制度不代表制度的僵化，而是要通过相关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而持续调整。因而对“制度自信”的引导，关键在于引导其对坚持各项基本制度的认可。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引导研究生确立对坚持这些基本制度的认可和决心。这也有赖于党史教育，使研究生认识到上述基本制度的确立，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国难史叙述：研究生党史教育的切入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赖以形成的方法论和经验总结，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从此意义上说，基于引导研究生确立“三个自信”而进行党史叙述，必须以中华民族独立史为起点。而在这种叙述的现实性上，就是要进行关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深重苦难的细致梳理。
依照传统党史学的观点，这种国难史叙述必须紧紧围绕三个问题，即外国殖民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军阀政治的残酷统治。这是直接呈现国难频仍的深层次原因。这种高度理论化的叙史方式，适应研究生开展理性思维活动的需要。但由于这种叙史方式长期以来贯穿在国民教育的各个层级，研究生几乎从小就开始接受相关的教育，因而在研究生阶段迫切地要求进行相关教育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一个重要的创新路径，就是细致进行相关新鲜史料的挖掘和整理，以历史场景再现的方式，带领研究生重新进行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加深其对国难问题的深刻理解。由于研究生对有关中国近代以来政治历史问题已有比较扎实的知识储备，因而此种国难史叙述可进行去意识形态主张的大胆尝试，集中精力引导研究生对历史与现状在最宏大层面的比较，即国家社会的稳定是个人奋斗进步的根本保证。于此基础上，利用研究生善于进行理性思维活动的特点，引导其认识到现实政局稳定的各种层次因素，进而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
“前三十年”叙述：研究生党史教育的起转点
所谓“前三十年”，即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掌政权，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直接和具体的影响。“前三十年”是思潮产生的重灾区。在此期间，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上出现了重大曲折，加之相关档案材料的开放程度较小，因而造成民众对相关问题的混乱思想。特别是国内外学界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因政治意见分歧或出于哗众取宠的目的，对相关史实进行断章取义甚至歪曲事实的解读分析，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此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因为此阶段的历史直接关乎到民众对党确立执政党地位合法性的认定。更进一步说，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国史的客观评价，也必须建立在客观评述“前三十年”历史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造成历史考察逻辑的断裂，无法引导研究生基于理性思维活动得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性的结论。
概括起来，关于“前三十年”历史的种种混乱思想主要有：第一，对“前三十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成就进行诋毁或否认。第二，对“前三十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成就进行脱离历史条件的评述，特别是尽管承认此期间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定成就，但认为失误更大，如国防建设和重工业建设大量占用了民用工业和民生资金，造成群众生活困苦。第三，对“前三十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进行攻击。第四，对党和国家在“前三十年”经济建设探索活动中的失误进行歪曲造谣，夸大探索者的主观责任，或对探索者主观责任进行脱离历史情况的评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消弭上述各种混乱思想，最根本的途径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历史史料浩如烟海，为此就须着力把握史料利用的确度、信度和导向问题。
针对诋毁、否认“前三十年”国家建设成就的问题，就需要大量有关国民经济档案材料的支撑。材料的综合整理必须保证准确、精确，由此才可保证有关历史叙述的信度。而在确度、信度得到保证的基础之上，则需要提高叙史技巧，确保生发正确导向。比较研究是研究生学术训练活动中的重要内容，针对“前三十年”国家建设问题，应采取比较研究办法。一方面，将之与同时期世界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行横向比较，客观评价优势、劣势及其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又要基于中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纵向比较，在此基础上，进行“前三十年”内的更为细化的纵向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唯有这种叙史技巧的正确使用，才能既保证还原历史真相，又能传达正确的导向，于此基础上，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信念在研究生心中真正扎根。
针对“前三十年”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问题，则更需要相关历史叙述的系统性和层次性。一方面，要详尽揭示比例失调问题形成的深刻历史原因，最重要的是两条：其一，旧中国国力的贫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到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原因。因而新中国成立，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且强烈地意图改变中国国力落后的局面，推促国民经济布局上出现了过分侧重重工业的情况。其二，国民经济发展中重积累、重（国防）重工业的情况，是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对新生人民政权采取敌视态度，历史地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新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从未根本消除过。这要求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尽快加强自身的国防建设。另一方面，也应本着历史的态度，对“前三十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所造成的客观影响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基于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性的角度来分析“前三十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教训，最为关键的是引导研究生认识到，套用别国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体制）是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主要原因。通过这两方面的分析，既有助于清理相关曲解和谣言，消弭由此造成的对党执政合法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更从反面有力证明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
针对攻击“前三十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坚持1981年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各种曲解和谣言进行坚决的回击。这其中对于研究生群体而言，最为关心的应是有关知识分子境遇的问题。这就需要认真梳理“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科教文卫问题的决策发展脉络。应当肯定中国共产党相关决策意图，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相关决策在具体执行中的问题。
至于“前三十年”经济探索中的失误问题，恰恰也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要性的有力证明。这些失误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国家经济社会治理方式过程中所产生的，囊括了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是从此意义上说，各专业的研究生在从事专业研究时，基本上会触及到有关国家经济社会治理的一些问题。因而对“前三十年”经济探索失误问题进行详尽历史叙述，并结合多学科背景进行深刻挖掘，利于引起研究生的兴趣和注意力。这里尤其应注意相关历史讲述的导向性。首先，应以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探索为主线，以大量史料为支撑，依照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探索活动进行总论式的评析，使研究生在充分理性思维活动的基础上认识到，探索失误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进行“复杂性探索”的结果。所谓苏联模式，也只是这种探索尝试的途径之一。应使研究生形成一个共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前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将意识形态主张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国家利益始终是中共决策层各种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其次，要着力引导研究生凭借各自学科背景，对各种经济社会探索失误进行深入的分析，于此基础上，汇聚起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统一意志，而这种意志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后三十年”叙述：研究生党史教育与“”理论体系教育的融合点
所谓“后三十年”，是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习惯性称法。对新时期的历史叙述，实际上就是对“”理论体系相关内容的具体阐述，因而成为研究生党史教育与“”理论体系教育的融合点。不过，专门的“”理论体系教育，应是条块状和系统式展开的，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建设领域，分别进行高度理论化的阐述。而对“后三十年”的党史国史叙述，则是一个整体和动态的过程，应是对专门“”理论体系教育的有益互动。换言之，专门的“”理论体系教育是着重对理论成果的全方位展示，而“后三十年”的党史教育则是着重对理论成果形成的具体过程的历史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激发研究生理性思维活动的积极性，以大量史料为支撑，引导研究生得出有趋向的结论，以此实现对“”理论成果的实际观照。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引导研究生坚持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要以大量史料为支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引导研究生认识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与全盘西化的幻想，都是极端有害的，针对现时存在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要依靠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来解决。
本文系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立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冯国瑞.创造性思维与复杂性探索[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