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例(3篇)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作者简介：王中对，温州大学学生处助学解困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浙江温州/325035）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教育收费改革背景下贫困研究生资助体系重构研究”（Y201327574）的研究成果之一。
摘要：本文立足于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背景，基于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教育经济学核心理论以及当前硕士生资助体系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等方面，探讨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以及要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三方面的关系，以期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进得来”、“读得下”、“放得了”、“学得好”。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所有纳入国家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生都须缴纳学费，这无形中抬高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在他们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于是，研究生资助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界学者和实务工作者们认为，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迫在眉睫，纷纷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笔者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策略，以期对改革与创新硕士生资助体系有所裨益。
教育经济学是介于教育学与经济学两门社会学科之间的新兴交叉学科。它从教育学与经济学这两门社会科学中分化出来，又在具体内容上把教育学的知识与经济学的知识予以综合，分化与综合并进，相互交叉，从而形成新兴的边缘学科，以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和规律为研究对象。[1]该学科的劳动价值学说、劳动力再生产、人力资本理论等核心理论的观点，对硕士生资助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并为其指明了重构的方向。
一、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理论依据
1.劳动价值学说：教育收费无可非议，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资助义不容辞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作用时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2]恩格斯认为，劳动力价值中除了成长的维持生活费用、养育子女的生活费用外，还需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以发展自己的劳动力和获得一定的技能。[3]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费用在劳动力总价值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提高；衡量劳动力的价值，主要看教育和训练费用所占的比重大小。[4]复杂的劳动需要劳动者经过一定的专门的教育和训练，具有一定的劳动技能和知识才能完成，因此复杂的劳动自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者也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可见，只有劳动力才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力，而且劳动力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是与劳动力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多少，是与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成正比例的。[5]因此，不管是国家、社会、家庭还是个人，投资硕士生教育以形成复杂劳动力较高的经济价值，都是明智的选择。
2.劳动力再生产：硕士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接受教育的机会理应均等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阐明：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的再生产。只有当劳动力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在数量、质量上相适应时，社会物质再生产才能得以良性发展。可见，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离不开劳动力再生产。研究生教育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还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如果保障性资助方式不完备，这无疑将迫使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筹集不到学费，而放弃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那么，这部分劳动力的智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将得不到科学发展，其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将得不到有效改变。长此以往，贫富的代际传递势必难以打破，教育方面的差异势必越拉越大，教育公平势必大打折扣，社会分层势必受到影响，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问题。可见，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保障性资助方式完备与否。只有设置了完备的保障性资助方式，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教育机会均等”才得以实现。
3.人力资本理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将由人类的才智进化来决定，硕士生资助要注重效率
在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中，创新人才被看成是最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创新人才，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事关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6]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的知识的发展来决定。[7]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后，它对社会实践与现实的改变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它促进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把人力资源开发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它使人们认识到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高度互补性；同时，它也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加强了对科学研究的投入。[8]可见，硕士生资助应该服务于科研能力的提升，着眼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硕士生资助要凸显激励与导向功能，注重资助成效，提高教育经济效率。教育经济效率一般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所谓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一般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的教育成果，教育资源占用和消耗的程度。[9]那么，硕士生资助的效率，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取得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成果，资助经费消耗的程度。而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投资效率的硕士生的发展潜力，即硕士生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和做出较大贡献的可能性，一般在硕士生毕业后时间越久，这种资助效率也将反映得越明显。追求卓越、提高绩效也是当代教育思潮的焦点。[10]
二、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的着力点
1.完善保障性资助方式，确保研究生教育机会均等
由于就业压力、渴望深造等原因，近几年来硕士生报考人数逐年呈递增趋势，递增人数都在10万人以上。调查显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比率普遍在10-20%之间，部分地方院校甚至超过30%。因此，研究生教育收费改革后，构建的硕士生资助体系必须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的门槛问题。为此，首先要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得来”。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教科文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财务司、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制订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中同样适用于研究生的有关国家助学贷款规定，“原则上每人每学年最高不超过6000元”，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费贷款需求，更别提生活费贷款了。因此，要切实提高贷款额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能够通过国家助学贷款解决学费和住宿费问题。其次，要加大助学金与勤工俭学岗位津贴的资助力度，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读得下”。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调整为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虽然硕士生国家助学金的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6000元，但这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而言还是杯水车薪，高校还得设置相应的助学金予以补充。此外，高校还要强化“三助”工作，拓展助研、助教、助管岗位，适当提高岗位津贴，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解决部分生活费问题。
2.健全人文关怀性资助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降低缺陷感
以浙江省温州市高校部分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90份，回收率为98.75%，有效问卷为766份，有效率为95.75%。调查发现，发生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上的生活事件位列前茅的是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丧失，这与葛华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11]以月生活消费400元为一档，比较不同月生活消费学生的生活事件与抑郁，结果发现在学习压力方面，少于400元的组和401-800元的组显著高于801-1200元的组；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而言，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应激、缺陷感各因子与抑郁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分数如表1所示。表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事件、抑郁与缺陷感的相关
可见，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学习压力相对较大，当他们遇到来自亲人患疾病、死亡与来自生活拮据的生活事件时，对缺陷感的影响较大，甚至会导致抑郁。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当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发生上述生活事件时，及时给予人文关怀性的临时经济困难补助，可以有效降低他们的缺陷感，达到预防抑郁心理的目的。因此，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要设置完备的硕士生临时性经济困难资助方式，应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生有关生活事件，帮助他们将这些生活事件“放得了”。
3.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
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科研能力培养，它是研究生教育固有的、决定研究生教育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是自研究生教育的产生之初便具备的，不随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层次、培养类型、培养形式变化而变化的稳定属性。[12]无论是从法规、政策层面，还是从培养实践层面，各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均是为了解决本专科学生科研能力不足与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科研能力高要求的矛盾，将科研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也是围绕培养科研能力展开的。[13]可见，创新发展性资助方式，助推硕士生科研能力的提升，是构建科学的学生资助体系，提高资助效率的关键。然而，目前硕士生科学研究资助普遍比较薄弱，存在经费分配不合理、资助力度不够、资助周期短、资助项目少等问题[14]，不利于硕士生的培养。因此，高校要切实加强和改进硕士生科研资助工作，既要做好硕士生具体研究项目的资助，更要做好科研能力培养过程的扶持性资助以及科研能力发展状况的奖励性资助，并且大力拓展“助研”岗位，切实提高岗位津贴，将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勤工助学与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解决他们忙于生计而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的问题，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硕士生“学得好”。
三、硕士生资助体系重构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1.处理好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社会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标准。就硕士生资助体系而言，促进资助公平实现的资助效率才是有价值的资助效率，促进资助效率提高的资助公平才是真正的资助公平。高校硕士生资助，“必须由单一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平诉求，发展至兼而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前提下的教育收益最大化’的效率诉求”[15]，明确什么类型的硕士生资助对象采取何种资助方式，科学处理资助公平与资助效率的关系，使得硕士生资助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校要统筹国家助学贷款、助学金等保障性资助与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科研资助、“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岗位津贴等发展性资助，实现硕士生资助效率优先，兼顾资助公平。
2.处理好科研能力培养与文化自觉意识培养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社会引发了普遍的“西方文明危机感”，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问题比原子弹更重要，因为原子弹归根结底是要人来掌控的。[16]而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终是由文化自觉意识所决定的。文化自觉意识，反映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创造，体现出一种广阔的文化境界、深刻的文化反思、充分的人文关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17]资助硕士生提升科研能力，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对人类构成威胁。如果那些掌握高科技的人，能摧毁我们这个世界，能污染我们的地球，能组合成新的基因来生产新的生命形式，但他们只懂得如何画指数曲线，如何使用试管，而其他的一无所知，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18]因此，高校要创新硕士生资助的方式方法，加强教育引导，协调发展资助对象的科研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为实施社会主义人才强国战略输送一大批科学研究能力强、又能成为文化自觉急先锋的优秀硕士生。
3.处理好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的关系
调查发现，由于特殊的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环境，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缺陷感表现得较为普遍，程度上也更为严重。缺陷感体验越强烈，个体的自我效能就越差。[19]实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后，高校校园内悬殊的贫富差距，将会加剧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贫困”程度，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消费行为、社会心态等方面遭受更大的冲击，他们的缺陷感体验也将更为强烈。缺陷感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尊体验。自尊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长处、重要性总体情感上的评价，是自我概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20]已有研究表明自尊对个体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自尊水平越高，孤独感水平越低。[21]缺陷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这种消极的情绪体验与个体对自我的错误认知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预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硕士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将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因此，硕士生资助要经济帮扶与精神帮扶双管齐下。
参考文献：
[1][4][5][8][9]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佘远富，陈景春.试论创新人才培养与研究生教育体系改革[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1）：7-10.
[7]T·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10]翁福元.教育政策社会学：教育政策与当代社会思潮之对话[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11]葛华，郑平，刘向阳等.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与非家庭经济困难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9（4）：428-431.
[12]周泉兴，王琪.研究生教育的本质：历史、现实和哲学的考察[J].中国高教研究，2009（2）：38-40.
[13]薛天祥.研究生教育管理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管佳，李奇涛.我国研究生科研资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7）：48-52.
[15]桂富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生发展性资助理念及管理体系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16]甘阳，陈来，苏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7]王中对，潘玉驹.文化自觉视野下高等工程教育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1）：112—114.
[18]张晓鹏.美国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中国大学教学，2006（3）：7-11.
[19]刘楚芬，卢宁.高中生归因方式与缺陷感和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7（1）：42-45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篇2
关键词：劳动份额；影响因素；新古典一般均衡；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C976.7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2
劳动者报酬或者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为劳动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劳动份额开始表现出持续的下降趋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在90年代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趋势性变化。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开始大幅度下降。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劳动份额问题被重新重视起来，无论是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角度的分析还是非均衡角度的分析均得以快速发展。
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可以系统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满足新古典一般均衡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劳动份额，这些因素包括结构调整、全球化、经济波动、有偏技术进步等；另一类是导致经济发展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
一、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劳动份额的影响因素
国外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出发研究的劳动份额影响因素主要是以下几个：
一是结构调整，这些文献认为在产业和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产业和企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如TomiKyyra（2008）认为近20年来大多数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换言之就是具有较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所占比重上升。
二是全球化和开放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分歧，多数人认为开放增强了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降低劳动份额。William（2010）认为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面影响，国家的保护政策能够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DarioJudzik（2013）认为经济开放削弱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但也有人认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三是经济波动和冲击的影响。如OlivierJ.Blanchard（1997）认为失业率和资本份额在欧洲差异巨大的原因是欧洲大陆国家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供给不利冲击的影响，而盎格鲁―萨克森国家几乎不受这种影响；四是偏向性技术进步，劳动强化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则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性技术进步不改变要素份额。
国内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出发研究的劳动份额影响因素和国外基本一致。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组织程度低、资本强势地位是导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主要由二元经济结构、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因素引起。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从刘易斯理论引用到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该理论认为在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传统产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报酬很低，而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高。在经济发展初期现代产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少，劳动力需求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现代产业部门工资被压低，劳动份额因此下降。当现代产业发展到剩余劳动力基本用尽时，其进一步发展使得劳动力成为稀缺要素，为了获得足够劳动力，现代产业部门开始增加工资，劳动份额开始上升，即呈现出U型轨迹。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一级市场的岗位主要是由内部劳动力市场组成，工资的确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管理制度等规则来调控，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这种分割本身就会造成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巨大，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壁垒又限制了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的流动，这阻碍了劳动者平均报酬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劳动份额。
李稻葵等（2009）关注中国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他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受到所谓“摩擦工资”的制约，其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因此劳动份额呈现U型轨迹。姜磊（2008）认为中国劳动份额变化的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巨大的就业压力；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和劳动者组织程度低。宋涛等（2012）认为1996-2010年我国GDP中劳动份额的下降有15%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基尼系数的“倒U”型变化能引发劳动份额呈U型演变。且国内的研究表明我国正处在U型的下降阶段。陈钊（2006）认为城市政府出于维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动机，实施了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导致外来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着与本地劳动力差距巨大的政策环境。这降低了农民工工资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成本高，有效配置受阻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2.企业异质性理论
假定现实中的企业是不同的、异质的和具体的。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无论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还是企业自身的行为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决定了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具体来说，企业之间存在所有制、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企业给予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及报酬的决定方式等均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假定，具有内生性。因此异质性企业比重的变化等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
Decreuse（2008）研究了FDI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认为在异质性条件下随着具有高生产率水平的FDI企业产出在经济中比重的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轨迹。GhazalaAzmat（2011）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私有化解释了劳动份额下降的15%。
伍山林（2011）研究了在具有身份异质性的劳动者和不同税负类型的企业的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决定机制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和企业双重异质性条件下（1）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样性。（2）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常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周明海（2010）认为企业异质性是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不同的重要原因，所有制结构的非国有化变动将加速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3.制度变迁理论
从制度变迁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体现在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存在两个大的转变：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所有制结构、市场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和强度等均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会影响劳动份额。
罗长远等（2009）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他们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导致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魏下海（2013）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有政治关系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无政治关系企业，且政治关系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在要素市场发育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以及政府掠夺越严重的地区，企业政治关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越强烈。肖红叶等（2009）认为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程度过高导致中国要素价格扭曲严重，进而导致劳动收入水平偏低。
三、总结和评价
现有关于劳动份额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学者在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下降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在劳动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基本得到认可的几个分析视角。
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就新古典视角的研究而言，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往往是倾向于从环境因素方面寻找原因，分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的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这样做的问题很明显：这些因素是决定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还是经济运行机制影响劳动份额的外在表现？就几个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而言，以结构调整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确实处在产业结构加速调整阶段，劳动份额最高的农业未来是从产业比重还是从业人口均大幅度下降，而发达国家这种调整早已完成，他们的调整过程是劳动份额相对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因此结构调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决定这种不同的应该是各自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
从二元经济角度对劳动份额的现有研究问题在于：认为劳动份额呈现U型轨迹的专家学者尽管在U型的转折点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所谓U型结构却是一致认同。这招致了一些批评，也与一些事实出现了冲突。如现有研究表明美国劳动份额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上升，那时美国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而且对照库兹涅茨的观点，此时美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和起飞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资本积累阶段，资本相对稀缺，从城市化的角度讲正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的阶段，按照库的观点，劳动份额应该下降才合乎逻辑。然而美国劳动份额却从此开始了上升。相比之下我国现在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看与美国当年处于相似阶段的中国劳动份额并没有上升而是持续下降。这点至少能够说明所谓U型轨迹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环境或者条件依赖性的。另外近年欧洲大陆劳动份额持续下降而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这点要么同样说明所谓U型轨迹具有条件依赖性，要么就是具有时间周期性。如果U型轨迹是条件依赖型的，那么它的条件是什么？中国是否具备这种条件，如果不具备，那么我们至少不能期待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自动进入上升阶段。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异质性条件下劳动份额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同时存在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传统产业和技术水平比较高的现代产业，而现代产业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些没有多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是不能进入现代产业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训练水平尽管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底子太薄，因此总体仍然十分落后。由此现实中现代产业快速发展，但是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的供给跟不上，导致转移过程出现障碍，劳动力供求问题由单一的过剩转为总体过剩和局部短缺并存。由此可能迫使企业通过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等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过程会影响劳动份额。但是现有研究对这方面关注不够。
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劳动份额问题的学者对于政府因素的介入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问题又产生了：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是由于其依据的条件不同，还是说一方的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问题是条件依赖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干预，什么情况下又应该放手？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的优点在于更加关注中国国情，但是国内外对于劳动份额演变的决定机制的认识尚不够清晰，无论是否遵循新古典分析框架，这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otson，J，H.TheConstancyoftheWageShare：theCanadianExperience[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63，45（1）：84-94.
[2]白重恩等.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08（8）：16-28.
[3]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J].南开经济研究，2012，4：37-52.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范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