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大学生问题研究范例(3篇)

贫困大学生问题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辅导员；贫困生；心理障碍

一、贫困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

1.自卑心理。高校绝大部分的贫困生都是来自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与一般学生相比，他们担心别人看不起他们，害怕别人的异样眼光，总觉得别人不太尊重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掩饰真实的自己，习惯伪装。由于强烈的自卑心理，导致他们经常性的否定自己，不相信自己，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从来都不会主动的争取什么，在他们看来，就算去争取了也没有用，自己肯定是得不到的。在学校他们常常是独来独往，从不参加集体活动，和其他同学之间缺乏交流，做事情也只是选择一些简单的、熟悉的事情去做，从不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2.过于忧虑。高校贫困生的最主要的忧虑莫过于对家庭经济困境的忧虑了，贫困生家庭收入单一、不稳定，很难支付起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除此之外，特别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他们主要表现在大学校园环境的不适应、对新的交往模式的忧虑等，而对于临近毕业的大四学生来说，他们主要担心毕业就业方面，担心找不到工作，在加上害怕辜负父母的期望，为自己给父母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而感到愧疚。

3.敏感且多疑。高校贫困生总是害怕别人谈论自己，怕被别人看不起，害怕同学嘲笑。他们迫切的希望能够融入到群体，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关心，但是由于他们又不愿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老师和同学的关爱，总觉得那些是别人对他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同学给他们的帮助也觉得别人是在可怜他。

4.自我封闭。大学的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大多数人都是很积极的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和比赛，而贫困生一般都回避这些，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大多数来自农村，多数的活动比赛都不擅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原因，他们很少参与集体的户外活动，这些户外活动一般都是需要额外开销的。久而久之，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脱离班集体之外，让同学感觉他们难以接近和相处，不合群。

二、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产生的原因

1.社会原因。当代大学生处于多种价值观冲突的时代，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多种价值的选择，大学生通常都会感到茫然、疑惑、混乱。贫困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地区，大多数贫困生从经济落后的乡村进入到繁华的城市，在心理上会受到极大的震荡。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的分层，在作为“小社会”的大学校园里面也同样存在差别，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是很大的，同学之间常常出现相互攀比的现象，这时候他们往往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潮流，害怕同学的耻笑，这往往带给他们极大的烦扰，造成严重的心理问题。

2.家庭原因。绝大多数大学生是独生子女，家长把他们当作掌上明珠，往往是要什么就给什么，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可是贫困生却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多个兄弟姐妹，而且他们的父母经济收入极少而且很单一，大多数贫困生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往往就是靠卖农作物、打零工，有的学生家长就外出打工。大多数的贫困生的家长文化知识水平也不高，不能在学习上面给于他们什么帮助，但是对他们的期望确实极高，在一定程度上给贫困生也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3.自身原因。很多的高校贫困生都把贫困当作是一种耻辱，羞于承认自己贫困，对于贫困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知。一方面对于为贫困生国家的一系列贷、助、奖、补、减、免的政策都不愿意接受，总觉得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他们羞于接受也不耻接受此类的支助。另一方面他们常常又把经济贫困当做借口，从来没有想过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状。一旦他们所期望的事情没有得到满足，就怨天尤人，有些学生甚至有仇富、报复社会的想法。就是这些想法和认知导致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出现偏差。

三、基于高校辅导员视角下提出的处理高校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对策

1.加强与贫困生的交流与沟通。对于贫困生来说，他们总是经常的处于一种不安与无助的状态，因为他们承受着太多的压力，有的来源于社会，有的来源于学习生活方面，还有的来自于他们自身给自己的压力，因此他们极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而辅导员就应该更多的加强与他们的交流沟通，给于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帮助，在学习上，可以找成绩较好的学生给他们进行辅导，在生活上，可以给他们介绍勤工俭学的兼职，减轻一些生活上的负担，从而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贫困大学生问题研究范文

关键词：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084-02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从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全面扩招以来，随着高校收费标准的逐年攀升，出现了贫困大学生的总体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习惯于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而不善交际、不善沟通表达，同时，生物专业学生的就业也不容乐观，因此，在人际交流、学业和就业等方面背负多重压力的生物专业大学生还要背负经济上的压力，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自然应该受到关注。本文以江苏某高校生物专业大一至大四四届贫困大学生学生为研究对象，对其心理问题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对更好地提高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深远意义。

一、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存在的主要问题

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与其他大学生相比，本身也具有一些优于其他同学的品质，他们当中不乏有理想、有追求、有强烈责任感、乐观外向、富有才华、坦白直率、沉着自信的，但同时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在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由于生物专业隶属于教育部公布的"黄牌警告专业"无形中增加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压力，一方面是家里要东拼西凑凑足每年高昂的学费，另一方面自己又看不到未来，不知道毕业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来回报父母回报社会，使其大学生的优越感受到强烈冲击，尤其是又有一些个别大学生卖猪肉、大学生擦皮鞋等的报道，导致部分生物专业大学生认为自己读四年大学到头来找工作时反倒不如农民工了，这种压力感和紧迫感使相当一部分贫困大学生心理笼罩着忐忑、紧张感，从而导致心理失衡，郁郁寡欢、意志消沉、遇事退缩，不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甚至引发神经衰弱、焦虑失眠等。

2.人际交往障碍。人际交往在大学生成长成才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他们的交往范围非常狭窄，与文科生相比，生物专业大学生缺乏人际交往技能和知识，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并与本身的知识面狭窄、内向、自卑相互作用，使得他们产生严重的人际交往障碍，同时，也缺乏情感沟通与相互理解，所以他们很难处理好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一旦遇到困难挫折，就会钻牛角尖，自我否定，认为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3.消极懈怠。消极懈怠是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又一重要心理问题，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对待学业，因为没有专业优势，缺乏学习主动性，积极性，认为只要期末考试过关就行；对社会实践、校园社团活动、班级活动不愿参加，甚至反感别人参加；对生活中一些琐事，宿舍关系等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对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表现出倦怠、沮丧、缺乏兴趣等情绪特征，甚至出逃课、不听课、放弃学业等行为特征。

4.学习障碍。学习压力大也是导致生物专业大学生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我国绝大多数中学仍属于应试教育，进入大学前，他们大多是在老师指导要求下学习的；进人大学后，多以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他们会产生种种心理不适应，产生心理负荷，出现心理障碍。而且，大学中的竞争不仅仅是成绩的优劣，组织领导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文体特长等都成了互相竞争的内容。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一般在中学阶段学习刻苦成绩突出，而其他方面无法与其他同学相比，而进入大学后由于平时要多做一些兼职来补贴生活费等开销，学习时间受到影响，而且大学里的成绩不单单是考量学业成绩还要考量综合测评成绩，一旦学业成绩下降，综合排名下滑，就会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心理障碍。

二、形成生物专业大学生心理亚健康的因素分析

导致生物专业大学生的心理亚健康现状，往往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如社会文化因素，就业因素以及个人性格因素,等等。

1.社会文化因素。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社会问题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部分人形成了以金钱为唯一追求目标的亚文化，认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主义观念，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由于“寒酸”常常感觉无地自容，社会上“以钱待人”、“‘衣’貌取人”的态度，均易导致其产生自怜自卑、自我封闭等各种心理问题。这些不良的社会文化因素，对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加深了他们对金钱的迫切渴望，对物质利益的极大看重，对精神需求的忽略。而这种心理与他们贫困现实的矛盾冲突，又导致他们对社会的抱怨、不满、抵抗等负面情绪，使其陷入一系列的困境和低谷。

2.个性缺陷因素。引起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自身较差的心理素质，即个性缺陷因素。部分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心理素质较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性格过于内向、谨慎、情绪不稳定、社会参与度较低；二是学习动机过强，多数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学业的优异是他们唯一的优势所在，优异的成绩，一方面可以帮其赢取一定数额的奖学金，一方面可以获得心理上的自我认同感，而过度的学习疲劳，则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疾病；三是应对挫折的能力较差，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多为一所高中学校或一个村的佼佼者，从小到大都是被同龄人学习的榜样，被老师家长表扬的对象，面对挫折，容易采取负面的、消极的心理防御方式，久而久之便导致了逃避、退缩等心理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个性缺陷因素是造成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内在根源。

3.压力交错因素。除以上列举的因素外，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就业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经济压力等，包括网上疯传的“小明和小强的故事”，这种冲击对他们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比其他人更加渴望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渴望最大限度的实现自我期望值，渴望得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往往这种高期望和低现实的差距更增加了他们的心理焦虑、恐慌感。

三、应对策略初探

1.学校层面的引导与教育。一要做好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物质帮扶工作，现阶段各大高校在物质帮助方面都有一定成效，如国家对贫困生的投入以及社会各界自主的资金设立各项奖学金、助学金对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进行资助奖励；通过开设绿色通道、生源地助学贷款、学费减免等方式保障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在学校范围内设立勤工助学岗位，让贫困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报酬，既减轻了贫闲生的经济负担，又磨炼了他们的意志，不失为帮助大学贫困生的最好办法。二要做好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心理疏导，这是各高校长期以来所忽视的。加强大学生心理疏导，首先，要从新生入手，在新生入学时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普测，心理团体辅导等，针对有心理健康问题倾向的学生建立“特殊关注学生档案”，并进行精细分类，跟踪辅导，了解贫困生的心理特点，对症下药，做到有的放矢。其次，可以通过开展各种形式多样的心理咨询活动，及时疏导贫困大学生存在的心理困惑、心理障碍，为其排忧解难。再次，学校也可以通过开设一些有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当他们遇到困难挫折时学会找到适当的倾诉对象，学会倾诉、表达，增强其自我心理保健意识。最后，还要要完善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建立心理咨询室的同时，配备专业资深心理咨询师为其解惑，鼓励大学生主动去进行心理咨询。三要加强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群体文化建设。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其知识面、文化背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缺乏人文素质的培养，针对这种现象，学校应该加强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整体的文化建设。多举办一些不需要太多经济支撑的适合生物专业贫困生大学生参加的文体活动，读书协会、摄影习作欣赏、书法比赛等。以增加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的文体素养，建立一个和谐、阳光、健康的学习生活氛围是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发展的需要。

2.自我调解。一是要正确认识自我、客观自我评价。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常常是因为过低评价自己才导致自卑、自闭心理的产生，因此客观正确的自我评价是贫困大学生走出误区的第一步，而得到客观自我评价的第一步就是要进行正确的自我认识。很多贫困大学生不能正视自己的出身，难以接受自己经济困难的现实，这是他们不愿和同学交流并逐渐产生自卑心理的原因之一。贫困生应该坦然地认识到贫困并不是自身能力问题，而是各方面原因所造成的现状，自己要做的是尽最大努力在大学汲取各种知识，全面地发展自己，顺利完成学业。只有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二是要学会以正确的方式疏导自己的心理压力。每个人都会有挫折，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导致他们更加容易遭受挫折，如果负面情绪不及时排解就会慢慢积累，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心理疾病的产生，另一方面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从量变达到质变，就可能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三是要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扩大人际交往范用。人是有社会属性的，人需要在社会生活中生存、发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也指出，人有社会交往的需要，生物专业贫困大学生在归属感及安全感上的需求甚至要多于其他学生，而这需要扩大自己的交际面，主动与其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在此过程中了解他人、了解社会，从而增强对他人及社会的信赖，来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沟通、交流是一个防止心理疾病很好的方法，通过思想上的交流可以及时有效地抑制不良情绪的产生与蔓延，也可以从他人的评价中更全面地了解自己、正视自己，非常有助于增强贫困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信心。

总之，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引起了各界的关注，这是高校人才培养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仅仅从经济上帮助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在社会、学校、老师、同学的共同帮助下，在贫困生个人主观努力下，才能有效地改善当前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因此，高校教育管理者除了日常事务工作之外，还要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给予高度重视，适时进行心理干预，加强大学生管理工作，努力提高生物专业大学生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黄希庭，郑涌，毕重增，陈幼贞.关于中国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J].心理科学，2007，30（1）：2-5.

贫困大学生问题研究范文

【关键词】主观贫困线收入个人福利函数

近年来，关于中国城市贫困的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深度上来说，都表现出了巨大的突破。研究者从贫困规模的度量、贫困产生的原因、影响贫困变动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等众多方面对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贫困线的确定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确定城市贫困线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用于贫困问题的诊断；另一个是具体用于确定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发放（Hussain，2003）。尽管由于现实约束，用于后一用途的贫困线往往与理论上的贫困线有较大的脱节，但确定一条诊断性的贫困线仍然对我们从较广阔的视野观察和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贫困线的确定上，当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所使用最多的是绝对贫困线方法或相对贫困线方法。诚然，对于贫困人口的识别（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背景下）绝对贫困线方法和相对贫困线方法是最有经济效率的，但这两种方法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也决定了这种划分方式不能覆盖贫困人群的全部特征。不仅如此，社会福利政策本身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还要考虑政策作用对象的精神和心理因素，而客观指标在揭示人们需要（不同于需求）和偏好方面，所能提供给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往往十分有限，因而需要通过民意调查补充相应的主观信息（Veenhoven，2002）。主观贫困线方法强调贫困的个人对于自身福利状况的判断，因而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对前述的“客观”贫困度量方法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一点在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主观贫困线方法

经济学家们在分析和评估一项政策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效果时，往往假设个人是他自己福利的最好的评判者，然而却很少直接询问人们政策是否令他们的境况得到了改善（满意度调查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社会学的方法）。效用这个概念所蕴含的主观性质，经常在对客观指标的严谨的考察中被自动忽略了。

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也体现在贫困研究之中，尽管以收入还是消费作为贫困线标准的争论由来已久，但这并未影响绝大部分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以绝对贫困线（如世界银行、美国、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等等）或相对贫困线（如欧盟）作为对象和参照。绝对贫困线方法的出发点是采取一个“客观”的标准，比如估计出个人每天达到最基本生活需要的食物、衣服、住房等，能够购买到这些基本需要商品组合的收入被定义为贫困线（Rowntree1901，Orshansky1965、1968，Teekens与Zaidi1989等）。这种方法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它对于基本需求的定义尤其是非食品需求的界定上很难有一个理想的标准（Townsend1974，1979）。相对贫困线方法避开了对于最小生活成本的纠结，它从不公平的角度理解贫困，认为贫困是一个纯粹相对的现象。相对贫困线的确定一般是参照全社会收入分布的一定比例（Townsend1974）或者社会平均收入的一定比例（Fuchs1967）。这种方法在普遍意义上的一个缺点在于，如果全社会的收入同比例的增加或减少时，贫困人口会保持不变（Flick和Praag1991；Ravallion1998）。

Kilpatrick（1973）和Rainwater（1974）试图通过调查社会公众的看法而确定贫困线水平，比如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询问被访者关于一个假想的四口之家每月维持生活的最小开销的判断。尽管这种方法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即被访者自身的生活环境和消费特征可能与假想的四口之家相去甚远，但这一尝试标志着主观贫困线方法开始走上贫困研究的前台。

不同于上述的绝对贫困线与相对贫困线方法，主观贫困线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对于贫困的理解，它假定个人是他们自己经济状况的最好的评判者，而不是远离他们生活情境的专家或第三者。主观贫困线方法通过设计问题来调查个人对于自己经济状况的评价，并在人们对于问题回答的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模型推导出贫困线。Hagenaars与VanPraag（1985）的实证性研究表明，主观贫困线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贫困概念和相对贫困概念的一个混合体。

主观贫困线主要包括Leyden贫困线（LeydenPovertyLine，LPL）、主观贫困线（此处特指SubjectivePovertyLine，SPL）和社会政策中心贫困线（CentreforSocialPolicyPovertyLine，CSP）等方法。它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调查问题的设计不同。

LPL方法最早是由Goedhart等人于1977年提出，这种方法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收入估计问题（IncomeEvaluationQuestion，IEQ），即询问人们认为自己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在什么水平时是“非常糟糕的”或“糟糕的”、“不足的”、“足够的”、“好的”和“很好的”。通过人们对于IEQ的回答，对各种收入描述赋予一定的量值，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收入的福利函数（WelfareFunctionofIncome，WFI），进而得到LPL贫困线。

与LPL方法需要询问一组收入值不同，SPL方法（Goedhart等，1977；Kapteyn，VandeGeer和VandeStadt，1985）只询问一个收入值，即询问人们能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家庭收入是多少（MinimumIncomeQuestion，MIQ），再通过人们对于MIQ的回答值与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交叉，推导出SPL贫困线。

CSP方法（Deleeck，1977；Deleeck等，1984）使用MIQ结合态度调查，即询问人们利用实际可支配收入维持生活的难度如何：“极为艰难”、“很困难”、“有一些困难”、“还算容易”、“容易”和“很容易”。再将全部调查对象中选择了“有一些困难”这一选项的人挑选出来，取他们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与MIQ回答值之间比较小的那个数值作为收入值，并根据所有这些收入值估算出CSP贫困线。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应用主观贫困线方法的研究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VanPraag等（1982）和Hagennaars（1986）用LPL方法对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在内的8个欧盟国家（每个国家3000户样本）的IEQ数据进行了分析，比较了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特征的社会群体之间的LPL贫困线，发现在同一国家之内，大城市居民的LPL贫困线更高；同一城市之中，户主具有大学学历的家庭LPL贫困线最高，户主是退休老人、低学历者、工人或农民的家庭LPL贫困线最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生活成本效应和环境参照效应。

Colasanto、Kapteyn和Gaag（1984）利用WisconsinBasicNeedsStudy（BNS）1981年的数据研究了主观贫困线方法在美国的适用性。在这一研究中，他们同时使用了LPL贫困线与SPL贫困线，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的情况与欧洲非常相似，只是美国的最低收入回答和贫困线略高于欧洲。同时，研究也发现个人的主观贫困线受到了收入和消费的社会参照群体以及他的以往收入（习惯）的影响。

Danziger等（1984）利用美国ISDP（IncomeSurveyDevelopmentProgram）的1979年数据，使用MIQ问题调查结果推导出SPL贫困线，研究结果发现SPL贫困线要高出美国官方统计方法下的贫困线，并且被调查家庭最低收入回答的结果受到儿童数量、户主年龄和性别、就业状况、食品补贴和住房补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其很小的调查成本（在普通的调查中加入一个MIQ问题）相比，SPL贫困线方法带来的收益是十分可观的。

DeVos和Garner（1991；Garner和DeVos1995）利用美国1982年的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ExpenditureSurvey，CE）估计了SPL贫困线，该研究首次检验了固定支出（fixedexpenditure）与MIQ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家庭结构、年龄、教育、性别、地区、固定支出以及调查近期是否发生收入变动等因素对于MINQ结果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将美国结果与荷兰进行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美国MINQ结果的收入弹性略小但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效果更明显。两国的SPL线均高于各自国家的官方贫困线，但美国SPL线偏离官方贫困线的程度更大。

Garner和Short（2003）利用美国SIPP（SurveyofIncomeandProgramParticipation）1995年数据进行的研究中，在使用MIQ的同时，还引入了最小支出问题MSQ（minimumspendingquestion）。研究发现最小生活成本问题的语言表述方式对于被调查者的回答起到重要的影响，即由MIQ推导出的SPL贫困线要高于由MSQ推导出的贫困线。对于发达国家主观贫困线的研究还有Saunders和Matheson（1994）关于澳大利亚、Haller?d（1995）关于瑞典、Schr?der和Schmidt（2005）关于德国的研究，等等。

由于对收入界定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主观贫困线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还不多见。Pradan和Ravalion（2000）对于牙买加和尼泊尔的研究是主观贫困线方法首次应用于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下得不到合理的MIQ回答的问题，他们采用了一种混合方法，即综合性调查的基础上增加询问人们对于各项消费的最低满足量，并以此估计出只包括食品的SPL线和包括食品和非食品的SPL线。结果发现，两国整体的主观贫困线都与各自的官方已有的“客观”贫困线比较接近而分地区的主观贫困线则与官方已有的“客观”贫困线有较大差距。而与客观贫困线下反映的不同，规模大的家庭并没有比规模小的家庭更具有贫困倾向。

Gustafsson和李实等（2004）首次将主观贫困线方法应用于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之中，他们利用1999年中国12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得到了SPL贫困线，研究结果发现这条SPL贫困线与官方估计方法下得出的贫困线非常接近。不同城市之间，贫困程度以及被调查对象对于“维持生活的最小需要”的看法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SPL贫困线所反映的中国城市贫困状况与家庭的教育水平、年龄段、职业状况等因素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关联。

Bishop，Luo和Pan（2006）在研究1988年到1995年中国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期间的地区贫困变动情况时，利用SPL贫困线方法对中国主要地区（沿海、中部、东北和西北）的贫困状况进行了一个综合性的描述，发现从1988年到1995年各地区的贫困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88年主要地区之间的贫困差距很小，其中东北地区的贫困率最高；到1995年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贫困率显著降低而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的贫困率没有发生明显的下降。在这项研究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要点：首先，由于他们所使用的CHIP（ChineseHouseholdIncomeProject）数据在1988年并不包含MINQ问题，因此1988年的SPL贫困线是通过1995年的贫困线和家庭规模均等比例（equivalencescales）并剔除了通货膨胀效应得到的。其次，针对主观贫困线方法中可能产生的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之间的维持生活最低成本的不同评价，他们使用了生活成本指标进行购买力差别的调整。最后，衡量贫困率采用的是对贫困变化更加敏感的Sen指数。

Gustafsson和岳希明（2006）利用2003年中国22个省份的农村调查数据所作的农村居民对于贫困的理解的研究中，将MINQ问题转换为了两个问题，即询问农民谷物的最小需求和现金的最小需求，通过估计反应函数推导出一条SPL贫困线。研究发现：SPL贫困线与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低收入线（高于农村贫困线）非常接近；农民对于维持生活最低收入的估计受到他所在县城的平均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平均收入高的地区农民所需要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更高从而更具有贫困的主观评价倾向；贫困风险随年龄的增加及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陈立中和张建华（2006）利用武汉等7个城市的家庭和个人调查数据，以交叉法和回归分析测算了7个城市的SPL贫困线，实证结果表明除地区变量、家庭规模、家庭成员年龄、失业和健康状况等因素能够显著影响主观贫困线。

三、归纳与评述

通过归纳以往有关主观贫困线方法的国内外主要研究，本文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由最小生活成本主观评价的调查数据转为反应（效用）函数进而估计主观贫困线的基本方法已经比较成熟，但在收入指标之外引入其他因素（如消费等）是否能够使基本方法优化或者在某些研究背景下使基本方法优化，还缺少足够的研究。

第二，虽然实际研究中大多使用SPL贫困线，但LPL、SPL和CSP（及其改进）方法之间的比较和综合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三，主观贫困线方法在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中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面板数据的出现和应用，这种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城市贫困人口特征的把握。

第四，关于中国城市主观贫困线的以往研究都是针对户籍人口，将主观贫困线方法应用于城市中的流动人口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有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了运用主观贫困线方法研究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尝试，但迄今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凤毛麟角。中国的贫困问题研究未来可以探索的可行方向是主观贫困线方法在中国城市贫困研究中的适用性、其自身优化的方法以及主观指标所描述的贫困人群的需要和偏好特征，而这对于完善城市贫困救助政策体系的意义也非常明显。

同时，以往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城市中的户籍人口，而相对缺乏对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的足够的关注。根据这方面已有研究的结果，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的贫困程度甚至可能高于户籍人口中最贫困的那一部分（骆祚炎，2007）。由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其家庭收入消费等客观指标的收集往往具有很大的难度，而运用主观贫困线方法，可以在有限的信息采集下更有效地显示这一群体的贫困特征和主观诉求，从而为流动人口的贫困救助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

（注：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资助（09YJC840026）和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gjd09035）。）

【参考文献】

[1]陈立中、张建华：中国城镇主观贫困线测度[J].财经科学，2006（9）.

[2]GustafssonB，SHILi，SatoH.CanaSubjectivePovertyLineBeAppliedtoChina?AssessingPovertyamongUrbanResidentsin1999[J].JournalofInternationalDevelopment，1999（16）.

[3]JohnA.Bishop，FeijunLuo，XiPan.EconomicTransitionandSubjectivePovertyinUrbanChina[J].ReviewofIncomeandWealth，2006（4）.

[4]PanXi.EvaluatingRegionalPovertyinChinawithSubjectiveEquivalenceScales.EastCarolinaUniversityDepartmentofEconomicsMaster’sPaper，2003.ecu.edu/econ/ecer/pan.pdf.

[5]Gustafsson，XimingYue.RuralPeople’sPerceptionofPovertyinChina.IZADiscussionPaperNo.2486，2006.

[6]GoedhartTheo，VictorHalberstadt，ArieKapteyn，andBernardVanPraag.ThePovertyLine：ConceptandMeasurement[J].TheJournalofHumanResources，1977（4）.

[7]Dubnoff.S.HowmuchIncomeisEnough？MeasuringPublicJudgements[J].PublicOpinionQuarterly，1985（49）.

[8]VanPraag，AldiJ.M.HagenaarsandHansVanWeeren.PovertyinEurope[J].ReviewofIncomeandWealth，1982（28）.

[9]DianeColasanto，ArieKapteynandJacquesVanderGaag.TwoSubjectiveDefinitionsofPoverty:ResultsfromtheWisconsinBasicNeedsStudy[J].TheJournalofHumanResources，1984（1）.

[10]SheldonDanziger，JacquesVanderGaag，MicharelK.TaussigandEugeneSmolensky.TheDirectMeasurementofWelfareLevels:HowMuchDoesitCosttoMakeEndsMeet[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84（3）.

[11]RobertJ.Flik，BernardM.S.VanPraag.SubjectivePovertyLineDefinitions[J].DeEconomist，1991（3）.

[12]BHaller?d.Makingendsmeet:perceptionsofpovertyinSweden[J].InternationalJournalofSocialWelfare，1995（3）.

[13]MennoPradhan，MartinRavallion.MeasuringPovertyUsingQualitativePerceptionsofConsumptionAdequacy[J].The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2000（3）.

[14]ThesiaI.Garner，KathleenS.Short.PersonalAssessmentsofMinimumIncomeandExpenses:WhatdoTheyTellUsAbout“MinimumLiving”ThresholdsandEquivalenceScales？inInequality，WelfareandPoverty:TheoryandMeasurement，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