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氏的故事(精选8篇)

时间：2023-07-27

神农氏的故事篇1

1、伏羲、神农、黄帝及其时代商榷

从人类文明起源来看，文明的到来是以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农业革命(1)，特别是旱作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为前提的。从当代考古成果来看，距今一万年前后，陕甘交界黄土高原原始农业基本上已取得独立地位(2)。大约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最早达到母系氏族公社繁荣阶段，这一时期一些部落开始形成不巩固的联盟(3)，这正是传说中伏羲氏时代(4)(5)。相传伏羲氏传16帝，1260年(6)(7)。《竹书纪年》云：“古男女无别，伏羲始制嫁娶”(8)，这应该是黄河流域最早的对偶婚制度。吕振羽在《史前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指出：“由非血缘群婚”到对偶婚的转化，并有了以对偶婚夫妇为基础的家庭胚卵，大约相当于传说中“伏羲氏、女娲氏时代”(8)。对偶婚是父系本位制度出现的婚姻基础。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了(3)，由此可见，伏羲氏应该是黄河流域最早进入父系社会的氏族。

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际，黄河流域农业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农业经济取代传统采猎经济成为当时最主要经济形式，这次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与传说中的“神农氏”有着密切关系。相传神农氏发明了耒、耜，《周易・系辞》记载：“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2)(4)，耒、耜是用来翻土用的工具，它的发明一方面说明黄河流域农业进入了更先进的“耜耕”阶段，另一方面说明男子广泛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这就为男子社会地位高于女性提供了经济基础。相传神农传8帝，520年(6)，约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考古成果证实这一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已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3)，神农氏已进入母系社会末期和父系社会初期是公认的事实(9)。

经过伏羲氏和神农氏对黄河流域长达一千七百余年的耕耘，黄河流域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提高，劳动剩余和财富积累已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原始氏族公有制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再也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及部落内各成员之间对剩余产品归属的利益抵触日趋严重，部落内各成员之间的小规模械斗逐步发展成为部落联盟之间的大。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后，黄河流域进入了奴隶社会私有制取代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历史大变革时期，从陕甘交界黄土高原一带迅速崛起的“轩辕黄帝”成为这一时期典型代表人物。《鲁语・上》云：“黄帝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明民”古时指“明上下，等贵赋”，“共财”是指山林、泽薮仍为社会（或国家）公有财产，这是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特点，在整个奴隶社会期间，山林、泽薮社会公有制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文献记载黄帝有封禅之事，有命官治民之举，有旃冕衣裳之作，这些都有将社会等级区分制度化的意义(10)。《商君书・更法》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8)，《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鬻子》云：“黄帝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11)。从这些文字记载来看，黄帝与伏羲、神农有质的不同，众多历史文献中把伏羲、神农列入“三皇”之中，把黄帝列于“五帝”之首以示区别，这是有充分根据的。“诛而不怒”说明私有制国家形态已普遍被人们所接受(4)。从黄帝时代黄河流域大规模战争记载来看，五千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发展到原始社会最末阶段，凌驾于部落联盟之上的“国家”形态的出现已是该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变革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制度创新从来都是社会激励机制的核心(11)。以黄帝为代表的私有制文明为农业种植提供了制度保证和激励，至此，土地上的作物和其他人工产品再也不会被视为公有财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氏族(或家庭)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炎、黄二帝称谓的内含商榷

炎、黄二帝作为华夏各民族的始祖和古老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和奠基人，其称谓有着史前时期深深的时代烙印，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含，对中华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有土德之端，故号黄帝”(4)(12)。这显然是受了阴阳家的影响，难以令人信服。还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黄帝生于黄土高原，因土色黄而称黄帝（炎帝和黄帝原本称作炎地和黄地，秦国称雄六国后宰相李斯觉的不雅，改“地”为“帝”沿用至今）(10)。然而地理史研究成果表明，秦、汉以前，黄土高原原始森林和草原植被并未因人类活动受到显著破坏，黄河水流清澈，谓之“大河”(13)。可以肯定，黄帝时期人类经济活动对森林和草原破坏是非常有限的，黄土高原绝大部分地区土壤属森林草原土壤（即黑垆土）。原始森林和草原土壤富含有机质，色黑质松，肥效较高，是农作最好的土地，这是黄河流域文明迅速崛起的重要环境原因。就我国农业发展历史而言，从距今一万年前农业诞生起至春秋年代长达七、八千年历史时期里，我国农业主要处在游耕农业阶段(14)。游耕农业是在施肥技术尚未出现和完善之前，原始农业技术较为简单粗放条件下，广大居民开垦土地（森林或草原）种植农作物，经过三、五年后，土壤自然肥力下降，土色变淡（变黄），收获减少，于是人们只好放弃这些耕地重新开垦新的土地(2)，并随新土地开垦迁居。《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这是游耕农业的真实记录。史书中关于商族和周族多次迁徙的记载已是游耕农业最末时的情形了，有些学者把古代部族迁移理解为游牧(10)是有待商榷的。黑色的森林土地是游耕农业时期农业丰收的保障，争夺黄河下游肥沃的森林土地是黄帝时代群雄逐鹿中原的主要环境原因。由此可见，把“黄帝”称谓理解为“黄色土地”的依据并不充分，也不符合当时的环境历史背景。从考古结果来看，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姜塞、半坡就出现有铜片(2)，距今4000-5000年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发现有青铜刀和其它铜器碎块(10)，历史考古学家们推断，黄河流域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之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原始社会解体阶段的工业成就中，“青铜是属于重要的金属”，这时“金和银已开始用于手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比铜和青铜高”(15)。人类对金、银的崇拜主要来源于私有制的出现与制度化以及货币广泛用于商品交换时期，《路史・疏仡纪・黄帝》云：黄帝“五置而有市……立货币以制国用”(12)，《史记・平准书》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然不曰金、银、铜，盖古人制名，必自金始，由金而分也”(8)。可见黄帝时代已有黄金并具备了货币职能是肯定的。黄帝作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大一统国家的“领袖”，不仅在社会等级制度中有着最高地位，也是“天下财富”名义上的拥有者，因此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后人选择其称谓时不考虑金、银、铜、锡这些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代表物质是不可能的。青铜“色青或青黄色”，黄金“色黄”，据此推断，“黄帝（地）”称谓应该来源于“黄色的金属（或黄金）”与“肥沃的森林草原土地”。黄色金属（合金）不仅是当时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也是人类进入青铜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黑色而肥沃的森林土地”是农作丰收的源泉，是黄河流域进入文明时代的资源与环境保障。

大约在距今5-7千年之纪(4)，我国农业进入了被称之为“耜耕”的游耕农业阶段。耜耕农业是在火耕清理出的田地上，用锄、耜、锛等耕具把土壤加以翻耕疏松，然后再播种覆土，这较单纯刀耕种植又前进了一步(2)。居于渭水上游今宝鸡一带的神农氏是这一时期典型代表，该氏族得益于耜耕农业技术的进步迅速发展壮大，并沿渭河向东发展，至炎帝时代替伏羲氏成为黄河流域最大部落联盟领袖(4)。神农氏东移加速了伏羲氏的分化，迫使其一部分向东发展到达今山东境内和东南沿海一带。伏羲氏在由西向东发展的数千年间，逐步完善了父系氏族制度。到达山东境内和东南沿海一带后与当地以鸟为图腾标志的部族相融合，创造了发达的龙山文化，这应该是东夷人追崇伏羲氏为自己先祖的历史根源。东夷部族因得益于伏羲氏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迅速壮大，至黄帝时已发展成为以蚩尤为代表的庞大集团，该集团因受东部大海限制转而再向西发展，并与炎帝集团在中原一带展开了以争夺肥沃土地（也许还有矿产、奴隶）的战争，形成群雄逐鹿中原的局面。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之纪，雄居于黄土高原北部今陕西黄陵县一带的黄帝族经过一系列变革，在保留部分原始公有制形式的基础上，使父系氏族阶段逐渐发育成熟的私有制法律化和制度化。在黄帝之前的“伏羲氏、神农氏、金天氏、有熊氏、等等，在最初不仅是其氏族的名称，而且是其每个成员的名称”(8)，进入黄帝时代，氏族的称谓（姓氏）和个人名称（名字）便被法律化地区别开来。黄帝“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这是私有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明民共财”是在原始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私有制度，它不仅为那些已进入私有制阶段的父系氏族向其靠拢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也为那些尚未进入私有制阶段的氏族提供了一席之地，这就使该族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一举歼灭蚩尤，战胜炎帝，实现了黄河流域原始公有制向“国家”雏形的私有制的根本性转变。杨先生在《原始社会发展史》一书中指出，“农业部落在父系部落解体时，并未受到很大变动，那它的家庭公社仍是可以继续存在的，而且它的内部组织还比上一阶段更加巩固了。因为在上一阶段土地还是属于氏族或部落所公有，今因氏族或部落的解体，就变为家庭所私有了，这样的家庭公社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是可以存在的”(15)。据此，有关黄帝时代文字记载中相互矛盾的社会属性问题就不难理解了。黄帝族雄踞黄河流域三百余年为“家王朝”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帝王世纪》云：“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11)，《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10)。黄帝之后我国境内部落联盟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再未有过记载，因此说黄帝是中华开国元祖，是中国走向文明社会的始祖(6)。而那个时代群雄逐鹿中原的大规模战争正是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不足的必然环境结果(18)。

5、结束语

国家是私有制取代原始公有制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到来的前提和标志，父系氏族公社制度是私有制取代原始公有制过程中的过渡形式。就我国古老文明形成过程来看，伏羲氏是古老文明的预言者和先驱，后经神农氏的大发展，到黄帝时文明诞生的物质和社会条件均已具备，这就促成了“明民共财”的重大社会变革，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开端。“八卦易经”学说一直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之一，“明民共财”是中国古代私有制的核心和基本特点，“封邦建国、分封诸侯”是我国奴隶社会期间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形式，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殖民，这一传统当然来源于上古时代。《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得其姓就是得其氏族或部落，这可能是部落殖民的雏型。由此可见作为正史的《汉书》首叙伏羲、炎帝、黄帝(10)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从伏羲氏“始制嫁娶”到黄帝“明民共财”经历了大约一千七百余年时间。从黄帝开国至夏朝“家天下”的确立又经历了三百余年历史，由此可见古老文明形成之艰辛。中华文明的到来是以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族为典型代表的中华祖先数十代人前赴后继不断与环境搏弈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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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Huanghe Valley Civilization by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Connotation of Yan-Huang and Naissa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o Shi-xiong

(Regional Agriculture R&D Center, College of Agronomy and Bio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神农氏的故事篇2

关键词　炎帝　神农氏　黄帝　轩辕氏　夏周　周人尊夏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135-06

先秦时期姓氏的起源及其流变，《左传》隐公八年约略提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预为“因生以赐姓”作注时讲到：“因其所由生以赐姓，谓若舜由嫣故陈为嫣姓。”以后，孔颖达《正义》则继续论及：“《陈世家》云，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居于嫣，其后因为氏姓，姓嫣氏。武王克殷得嫣满，封之于陈，是舜由嫣故，陈为嫣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传》称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犹姓姚也，昭八年《传》日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是胡公姓嫣耳。《史记》以为胡公以前已姓嫣，非也。”在我们今天看来，由于先秦时期姓氏问题的复杂性，杜预和孔颖达以上论述仅仅论及到了问题的表面，但孔氏为“胙之土而命之氏”所作疏中“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之观点，却给后人对该问题的全面深入研究以不少启示。以后，宋代学者郑樵在其《通志・氏族略》中较早明确论及：

三代之前，姓氏分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

姓，氏所以别贵贱，……姓所以别婚姻。

顾炎武更在前人基础上对早期姓氏起源与流变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言姓者，本于五帝……自战国以下之人，以氏

为姓，而五帝以来之姓亡矣。

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

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一再传而可变，姓

千万年而不变。……是故氏焉者，所以为男别

也；姓焉者，所以为女坊也，自秦以后之人以氏

为姓，以姓称男，而周制亡而族类乱。

郑樵、顾炎武区分上古时期“男子称氏”，“妇人(女子)称姓”，揭示出了先秦时期姓氏制度的若干历史实际，但顾氏“姓千万年而不变”显然并非上古时期历史的真实写照。诸如《左传》定公四年提到周初周公大分封时分封给鲁公和康叔的分别有“殷民六族”和“殷民七族”，分封给唐叔的则有“怀姓九宗”。杨希枚先生以为，“姓字古义训‘族’或‘族属”’，则“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实即殷民中的六个、七个姓族。以上文字表明，上古时期的姓族可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不断地裂变或分化，绝非顾氏所言“姓千万年而不变”。本文即从姓族分化角度，重新考察炎黄传说及其与周、夏二族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学术界争论已久却迄今仍聚讼纷纭的“周人尊夏”说进行新的审视。

一、姬姓族的分化及周族与黄帝轩辕氏的关系

炎、黄二帝的早期传说中包含了上古时期姓族裂变分化的较为详细的信息。《国语・晋语四》记载：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

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

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

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

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

荀、僖、姑、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

帝，故皆为姬姓。

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

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

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毫无疑问，以上文字是我们研究炎、黄二帝“家世”的重要文献。值得注意的，以上文字为后人根据先民口耳相传整理而成，其中必然有不少令今人颇感费解之处。事实上，早在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五帝本纪》作《索隐》即日：“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云：“《国语》云‘少典娶有蠕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司马贞又云：“《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日女惰，吞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从韦昭和司马贞的以上论述可知，早在三国至唐代，古代史学家已经对古代文献记载流传已久的古史传说持怀疑与批判的态度。尽管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不断对炎黄二帝的传说提出种种质疑，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种种怀疑和批判自然不可能彻底。诸如司马贞以少典为“诸侯国号”，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尚未产生国家，哪有什么“国号”可言!但学术界历来高度重视以上文字的史料价值，尤其近代以来，不少民族学家以独特的视角对以上文字屡屡进行新的阐释：

李玄伯先生较早提出“姓实即原始社会之图腾”说。李先生指出：

近代原始社会每一部落，更自分为左右两

部。部并自有其图腾。部中且常再分为若干团。

两部可以互通婚姻，但同部婚姻，则绝对禁止。

……姬姜乃古代部落中之左右两部。……黄帝、

炎帝或系两部的始祖。姬姜两族历世互通婚姻，

尤合上述两部之说。

和古人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类似，李先生指出“这篇所谓黄帝之子二十五宗，为十二姓，似不甚可靠”，以上文字“非照母系社会无法解释”。显然，李氏以民族学的视角对以上文字的分析，逐步接近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然随着民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李先生的某些论述也日渐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杨希枚先生通过对摩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结合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指出：

中国古代不但原有姓族、氏族的分剐，素来

“氏族”的译名在分析古代社会史时容易陷于

混淆不辨，而且无论就中国史事和“gens”之定

义而论，姓族或“gens”也绝非氏族。氏族只是

姓族中的分支，而且由于封建赐民的结果，氏族

也非必皆属同一姓族的族属。

中国古代的姓族和氏族，无论在组织和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上都是绝然有别的，姓族是血缘集团，而氏族却是政治组织，故“氏不可呼为姓”。

中国古代的姓族既相当于原始民族的“gens”组织，但后者由于族属世系推计制度的不同而有父系和母系之别。

根据杨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约略对上引《国语・晋语四》中有关黄帝、炎帝的传说作如是推论：黄帝和炎帝应视为同出少典集团的姬、姜两大姓族，以后，黄帝所在的姬姓族不断分化，从而衍生出若干不同的血缘集团。由于传说中炎黄时代尚未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这些自然衍生出的姓颇为类似《尚书・书序・汨作・九共》所言“别生分类”，“按照增殖裂变规律”，“纯粹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现象”。《左

传》定公四年提到殷民六族既有“宗氏”，亦有“分族”和“类丑”，同样，以上不同层级和规模的血缘组织同样出于自然的“增殖裂变”，和西周时期分封制背景下的“赐姓”、“命氏”，有着实质性的区别。

黄帝传说，源远流长，古代文献记载颇为一致，周族为姬姓族，似与传说中黄帝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齐侯因镦是战国齐威王未称王之前所作之器，其铭明确地说到黄帝是他们田齐的高祖。徐中舒先生谓丁山先生“‘古帝王世系，必渊源有自，绝非晚周诸子所得凭空虚构’，则实为不可摇撼之说。商、周以前的古史，大概都可认为传说。传说中固有许多错误、重复、分化、演变种种；但传说总有若干史实为素地，绝不能凭空虚构”。在黄帝的众多名号中，以“轩辕”最常见。郭沫若先生指出：“古彝铭有图形文字作者，其例至多。旧释‘子孙”，实则为国族之名，余疑即是天鼋，亦即轩辕。”后来他又进一步说青铜器图形文字的“天鼋”，“盖古之轩辕氏”，轩辕为天鼋之音变，是部族图腾转而为“国族之名号”和氏族族徽。结合郭先生的解释，我们对《国语・晋语四》“我姬氏出自天鼋”一语，自然颇易理解。从铸刻有“天鼋”或“天”族青铜器的出土时代及地望，可考察其部族的商周时代的地理分布情况。邹衡先生曾收集有“天鼋”图形文字的传世青铜器100件左右，有出土地点的仅成王时的献侯鼎二器(《通考》38；《三代》3、50、2和3、50、3)，出于陕西乾县。从时代来说，天鼋器也有属于先周文化的，如天鼋父癸方鼎(《宝蕴》16)，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三期”；天鼋镦(《武英》71)，当属先周文化第二期。邹衡先生还认为以“天”为族徽的天族，是周族的一个著名氏族，他找到同样族徽的铜器有50多件。根据有出土地点的9件，他认为天族早期曾居住在陕北绥德，再迁至泾渭地区的岐山、扶风、长武一代，克商后，有的支族迁至河南。并认为“今黄陵县有黄帝陵(《文物》1962：1，封底)，其地正在绥德与岐山间。黄帝族早期活动的地域也许就在洛河之东北一带，往后才发展到泾渭地区”。王晖先生引《集成》3・891铭“天鼋乍妇姑酱彝”、《集成》4・2013铭“天鼋乍父戊彝”、《集成》11・5766铭“天鼋乍从彝”、《集成》12・7213铭“天鼋献祖丁”、《集成》14・9100铭“甲寅子易天鼋贝，用乍父癸尊彝”等铭文以证“‘天鼋’都是商周时方国或部族名称”，“史前社会到商周时代轩辕或天鼋部族是一直存在的”。综上所述，结合先秦文献及商周时期的考古学资料可知，姬姓周族出自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当有较为可靠的历史依据，并非后人向壁虚构。

二、姜炎姓族的分化及夏族与炎帝神农氏的渊源

和黄帝族同出少典氏、有蠕氏的姜炎姓族，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长期的裂变分化的过程。李玄伯先生指出：“炎帝黄帝并非一人的称谓，所以传记中或称黄帝为有熊氏，或称为缙云氏，或称为帝鸿氏、轩辕氏，称炎帝为神农氏，或称为连山氏，烈山氏，魁隗氏，至为纷歧。”《国语・周语下》记载：

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

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

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

伯舷，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

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嫠改制量，象物天

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

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

崇九山，决汨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

原，宅居九陕，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

阳，水无沈气，火无灾，神无间行，民无淫心，

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

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

姓日“姒”、氏日“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

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日“姜”、氏日

“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

也。

值得注意的是《国语・周语下》接着上述文字，明确言及大禹、四岳“一王四伯”，“皆黄、炎之后也。”《国语・周语中》云：“齐、许、申、吕由大姜”。韦昭注日：“四国皆姜姓，四岳之后，大姜之家”。韦昭为《国语・周语下》作注时更“明确”地讲到：“姜，四岳之先，炎帝之姓也”，“共工，炎帝之后也”。综上可知，共工――四岳――齐、许、申、吕一系皆为传说中的炎帝之后。此外，《后汉书・西羌传》开篇即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由此似乎三苗――西羌一系也为传说中炎帝之后。综合以上记载可知，传说中的姜炎姓族，以后逐渐分化为重要的两支，一支成为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支演变为羌族。上引《国语・周语下》根据古人口耳相传的资料，生硬地将姜姓族的共工――四岳与姒姓的“有夏”建立起同盟“关系”，显然并非凭空杜撰。

长期以来，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力主“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随着田野考古学资料的日渐丰富和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徐先生早已放弃了当年由其首倡的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明确指出，“夏文化的中心地带……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但徐先生始终坚持夏族的后裔即以后的羌族这一观点。以后，陈梦家先生以为甲骨文中的“羌可能与夏后氏为同族之姜姓之族”。刘起舒先生则从音韵学方面以证“《广韵》的与姜，皆古羌字的音转，三字古音原同读”，“有蠕族即羌族”。综合以上诸家之说，似可认为，和周族类似，夏族历史也有着悠久的源头，可以追溯至遥远的炎帝时代。

上古时期的文献记载透露的信息表明，神农氏是姜炎姓族中最重要的一支。神农氏的传说多为后人附会，大多不能视为可靠的信史。如《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等记载，就遭到徐中舒先生的质疑：“如果夏、商以前，我们就有像后来的耒耜耕农，那岂不是我们的农业从最初到现在就没有什么演进?从而我们社会上的一切，也完全在停滞之中。我们的历史，只要有几个朝代的名称，几个帝王卿相的号谥，也就可以表示我们文化之古了?”诸如此类的后起传说还有很多。如《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女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等均包含有不少后人的历史观念。

但值得注意的，《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蠕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帝王世纪》是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一部史书，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第二个整理历代帝王世系的历史书典，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该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内容多采自经传图纬及诸子杂书，载录了许多《史记》及两《汉书》阙而不备的史事，对三皇五帝至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和整理，把上古历

史推到了“三皇时代”，把中国历史起源提前了数千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去除该书所包含的浓郁的“天命观”印记，我们仍然可以获得较为重要的线索：神农氏自有蠕族团的姒姓族分出：姒正为以后夏的族姓，由此可知，夏族与神农氏的确有着较为“直接”的渊源关系。

此外，还应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武王克商后，曾“褒封神农之后于焦”。裴驷《集解》引《汉书・地理志》说：“弘农陕县有焦城，故焦国也。”以后郦道元《水经注》、王先谦《汉书补注》均对以上记载表示赞同，由此可见，周武王在今河南陕县一带，“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当有一定的历史依据。金景芳先生进一步解释说，“褒封”与“新封”不同，“褒封”表明前已有封地，今只是褒大之而已。由此可见，似早在武王克商之前，神农氏后裔已移徙至今豫西陕县一带。《汉书・武帝纪》记载，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下，颜师古注：“武帝元鼎四年置。西汉弘农郡包括今天河南省西部的三门峡市、南阳市西部，以及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市。由于其地处长安、洛阳之间的黄河南岸，一直是历代军事政治要地。汉代弘农县、郡得名，似与“褒大”神农的传说有一定的联系。综上所论，神农氏之后从“华阳”到移徙至今豫西陕县一带，似乎反映出该族移徙路线大体上是自西而东，显然与有的学者所说“姜戎族西移”的推论并不一致。

考古学家将以陕县三里桥遗址为代表，分布于以渑池为东界的豫西地区、晋西南涑水流域和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及关中东部潼关至华山一带的龙山文化遗存命名为三里桥类型。三里桥类型的年代，大体相当于陶寺文化晚期和王湾文化的中晚期，下限与当地的二里头文化相衔接。由于三里桥类型地处陕、豫、晋三省交界地区，受到了王湾三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共同影响，因而具有比较复杂的文化内涵。因受资料的局限，三里桥类型的源流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三里桥类型与王湾三期文化在地域上相接，文化面貌有着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考古学家推断，“二者属于同一个大的居民集团”。考古学家同时认为，“尽管三里桥类型显然不能算是早期夏人文化的主体，但是我们却很难将其与夏人早期的文化完全割裂开来。”考古资料表明，三里桥类型的罐形甑、双耳瓮、爵形器、双腹盆、带耳杯等，都是王湾三期文化中常见的器类。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推测，三里桥类型极有可能为传说中神农氏之后创造的文化。总之，姒姓的夏族与传说中的炎帝神农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不仅有大量后期传说作为旁证，亦可从田野考古资料方面寻找到有力的支持。

三、“周人尊夏”说再审视

长期以来，学界或以为夏族出于传说中的黄帝族，与周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甚至有人推测周人亦是夏民族或夏人后裔。上世纪80年代，李民先生根据《尚书》记载和有关考古资料，力陈《尚书》“周人尊夏”说。然李先生的论著发表不久，葛志毅先生即撰文批判李先生的论证“是以拟设的推测去判断夏周关系”，“周与夏同居于山西南部地区，因有悖于文献记载，尤不可信”，“‘周人尊夏’说似乎没有提出来加以特殊注意的必要”。自李、葛二先生提出两种迥异的学术论点之后，学术界似乎很少有人再继续讨论“周人尊夏”的问题。

1923年7月，顾颉刚先生发表著名的《答刘胡两先生书》，提出了信史的四项标准，其中首先强调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此后，学术界普遍赞同“把黄帝族以后的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发祥地完全不同的氏族都强隶属于黄帝名下，终归之于‘炎黄遗裔’这种万世一系的思想之产生，应该是产生在春秋以后的事。”在我们今天看来，以上说法是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的，故知“周人亦是夏民族或夏人后裔”的观点是难以经得起严格推敲的。为避免概念混乱，本文不用“民族”一词，而仅从姓族流变的视角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尚书》“周人尊夏”说重新进行一番检讨。

“周人尊夏”的观念除儒家经典《尚书》之《康诰》、《君(大+白+白)》、《立政》诸篇每以“区夏”、“有夏”自居自称外，还可以从《穆天子传》中寻找到一条旁证。《穆天子传》卷五记载：“天子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丙辰，天子乃游于黄口室之丘，以观夏后启之所居，乃口于启室。”随着学术研究的全面深入，《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已日渐为学术界高度重视。唐兰先生说：“此书虽多夸张之语，写成时代较晚，但除盛姬一卷外，大体上是有历史根据的。”有的学者认为，《穆天子传》卷五记载了周穆王东巡河南诸地的经过，“可以说是西周天子巡守中原的实录”。笔者结合《穆天子传》东巡路线综合考察，以为“黄台之丘”有可能即是文献记载的钧台，在今河南禹州一带。由于材料的缺乏，穆王东巡至夏启所居之黄台之丘的背景，尚难以作最后定论，但最大可能性则似在于寻访古迹，拜谒夏启。如果以上推测能够成立，则可为“周人尊夏”说更提供一合理旁证。

根据前文的分析，笔者以为，“周人尊夏”观念似极有可能与长期流传的炎黄传说及姬姜姓族的流变有关。兹依前文分析，将炎黄传说与周、夏渊源，图示如下：

图

神农氏的故事篇3

于姓是百家姓中排名第28位的大姓，据《左传》载，于姓得姓始祖叔，于姓根于国，即今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邰村。深秋的一天，飘落的黄叶牵动了我怀旧的思绪，勾起了我的探古寻幽之情，于是和沁阳市文物局老局长邓宏里先生结伴，开始了于姓寻根之旅。

灰色的中巴车在公路上飞快的行驶着，窗外的景色直扑眼帘。巍峨连绵的太行山，宛延的龙门石河古河床，静静地向我们传递着这里古老文明的气息。性急的小张禁不住向邓局长发问：“这里山水真美，北有太行作屏、南有沁水为带，阡陌井然，村庄像星盘般洒落其间，难道这就是于姓的发祥地吗？”邓局长没有回答而是凝望着太行山，静静地陷入了沉思，片刻后，神情庄重地向我们讲道：“于姓的起源、发展，与我们中华民族历史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我们长期考古调查和历史考证。在新石器时期，太行山南麓曾是伏羲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的重要活动区域，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的发祥地之一。河南沁阳虎头山一带生活着一支擅长制作陶器盂(古代盛饭器具)的部落，这里农耕文明发达，制陶技术精湛，被称作‘盂’部落。盂又称，作为盂部落的聚居地称‘’地。夏部落首领禹建立夏王朝后的第一年，禹王在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农事历法《夏时令》，并以陶器盂作为祭祀活动的祭器。到了商代，农耕业的发达，促进了‘’地商业的繁荣，于是在其东南择有泉水之地修建了以商业为主的城池，称方，为商王朝的陪都。帝辛元祀，辛王命鄂侯于，立鄂侯国。《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时，以西伯昌、九候、鄂侯为三公。后来鄂侯被纣王杀害，其子孙宗亲便迁逃到湖北省鄂州一带定居繁衍（湖北省简称鄂即由此而来）。此时，以西伯侯姬昌为部落首领的周族在陕西西岐逐渐发展壮大，逐步向周边扩张势力，先后攻黎（今山西长治西南）、伐（今河南沁阳西北），公元前1057年打败戎人，攻灭鄂侯国后，复改鄂都为，并把城扩建，作为自己的陪都。周武王继之向东又攻占朝歌，了商王朝的统治。周王朝建立后，为加强统治，大举分封诸侯。由于城北扼上党之门，南控虎牢之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武王将城作为周王朝半壁江山的依托，特封其次子叔（姬诞）于，建立国。西周初年，宗法分封，只有诸侯才能享有姓氏的权利，平民百姓是没有姓氏的。而国建立，姬姓氏成为叔及其一个支庶的身份象征。这标志着姬姓族群一个分支DD氏氏族诞生。这也是历史上最早记录的于氏人群。”听了邓局长的讲述，我知道了于姓源于周族姬姓，于姓始祖为叔，于姓祖根于国（今河南省沁阳市西万镇邰村）。

汽车行驶了四十分钟，我们便来到了国故城遗址。沿着乡间小道，向古城墙走去，远远望去，古城墙如同一位沉睡已久的老人，横亘于天地之间。这时的我，思古幽情，骤然而生，在我心里，它不只是一段古老的城墙，分明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别来无恙”？我在心底大声地问，古城墙静默无语，秋风吹落的黄叶飘荡在古城墙苍老的躯体上，更增添了古城垣的沧桑。邓局长给我介绍说：“国古城遗址为长方形，东西约820米，南北580米，总面积480平方米，城周围有城壕。城由内城、外城组成。内城在东，外城在内城西北，现为邰村。现存国故城(内城)城墙有东西两面，东长150多米，北长450多米，高2－7米，宽12－17米。专家们从城墙夯窝考证，古城墙分三层，分别是商、周、汉三个朝代修建。”今天的古城墙再也不是固若金汤的屏障，可是从它那残肢断体中，我们依然能想像到三千年前古城的雄姿和繁华。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古城墙，放眼望去，满目金黄，一望无际，而最让我欣喜的是与麦田相接的邰村新景，座座小楼，鳞次栉比，远处车流如梭的焦克公路上，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新时代的气息。邓局长指着南边告诉我说：“国故城南原有亭，《水经注》记载：水出太行之阜山。其水南流至城西，又东南经孔子庙东，又东南经亭西，又东南注于沁。”顺着局长所指方向望去，亭虽已不存，可古水经千年的流淌依然灌溉滋润着这片古老的土地。邓局长又告诉我说：“古国故城东还有国人修筑的防洪堤坝，后人称作为‘故岭’，现存东西宽12米，南北长2000多米，可能是为保护当时国的国都（古城）所修筑的。该堤坝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抗洪防汛工程之一。而且它的修建年代要比都江堰、郑国渠早一千二百余年。”望着那横亘绵延的大堤，我深深被国先民们勤劳、勇敢精神所震撼。巍峨的太行山曾见证了古国的荣辱兴衰，宛延的古河床凝聚了祖先千年的文化积淀，千年的热土孕育了千百万新的生命。低下头来再凝视脚下的古墙，我想它曾抵御了多少枪炮箭驽的攻击，经受了多少硝烟炮火的洗礼，但至今仍巍然屹立。而今古老的城墙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成为供后人凭吊的遗迹。从金戈铁马，鼓角争鸣中走来的它，在太平盛世人们的欢歌笑语中，一天天远去，总有一天它会被现代文明淹没，而祖先们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将永远激励着后人。望着古老城垣，我久久不愿离去。

告别古城垣，我们沿着乡间小道向邰村走去，快到村口时，走在前面的小张惊奇地大声呼叫，这里有块石碑，邓局长告诉我们说：“那碑是清代邰村城门所镶碑额。”我急步走近石碑，映入眼帘的是“古城”三个清晰可辨的大字。这时我的内心油然升起返古还乡的感觉。村口坐着几位悠闲的老人，其中一位热情地给邓局长打招呼，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兴奋地告诉我们说：“俺村可真是有历史了，村东有古城墙、故岭，村北有社稷坛，村内有社稷像、静应庙，古城碑。”老人带我们来到村西的社稷坛遗址，这里是一片麦田，已没了社稷坛的踪迹。邓局长告诉我们：“叔为继承祖先以人为本，由人而上通天文，下及地理，旁通物理的人文文化体系。他远追姜原和弃，改‘城’为‘邰城’，近在邰城西北角上设立祭坛，以祭拜社稷之神，名为‘社稷坛’。本来，‘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谷之长，故祭而祭之也’。可在当时，原叔不仅把‘社稷’视为周王室的代称，更有以社为母，祭其周的始祖姜原、后稷之意。这一祭习在城延续数千年，直到今天，邰村名历经了3000余年而未改，这也是在邰只设坛祭社稷而没有‘于氏宗祠’的原因所在。”老人告诉我们：“在社稷坛遗址上原来立有宋元时用青石雕刻的社稷像，现在供奉在静应庙。”老人的讲述让我们想到远古时于氏祖宗祭祀的隆重场景。我问老人：“村里可有于姓家族？”老人说：“遗憾的是因春秋战国时，战乱四起，郑国灭国，于世家族纷纷外迁，现在邰村一个于姓的家族也没有，周边村庄的于姓也是明代从山西洪桐县迁移来的。”

我们来到了村中的静应庙，这里香火旺盛，祭拜的人络绎不绝，一进庙门，我们就看见了老人所讲的社稷像，一块长方形青石上高浮雕一男一女两尊社稷神像，于是我们虔诚地祭拜，以示内心对于姓先辈的敬意。老人说：“静应庙原来建筑很多，现在仅存紫虚元君殿、祭亭、梳妆台、西来佛殿、玉帝殿、眼光殿、城隍殿、龙王殿、瘟神殿、送子奶奶殿等建筑。”邓局长说：“静应庙创建何时不详，但从紫虚元君殿脊檩下发现的墨书题记‘至元一十四年DD修复’，可知创造年代至少在元代以前。整个庙宇建筑结构对称，布局严谨。近年来，政府拨款群众捐资修缮，给古庙换了新颜。”

离开邰村，我非但没有一丝的旅途劳顿，而且对于氏寻根的兴趣丝毫不减，在回来的路上，邓局长告诉我说：“国故城位于云台山与神农山两大风景名胜区之间，希望远方的于姓游子们在游览祖籍地的名山大川的同时，到自己的祖根所在地国故城看看，去追寻祖先的踪迹，去缅怀烈祖的浩荡功德。”这时我想起了《我的档案之家族史话》中的一首诗：

于氏风流撷英

于氏姓启周叔，河南沁阳是祖籍。

以国为氏自姬姓，字去邑改为于。

定国才高任御史，治狱无冤有政绩。

陕西高陵于志宁，修订本草传后人。

于谦明朝政治家，恩泽万民及时雨。

学贯百家通典故，慎行文字冠第一。

清代高官于成龙，以身作则正风气。

竿勾钓鱼鱼通益，高瞻远瞩顾大局。

一天来，对于姓祖籍的寻访结束了，我不仅觅到了祖先的来龙去脉，领略了先辈们的风姿，而且看到祖根所在地的旧貌新颜。让所有于姓后代和整个炎黄子孙一起共同为古城的美好明天而祝福吧！

神农氏的故事篇4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

（二）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氏族成员之间，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的智虑，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一起。正因为如此，纯朴的原始民主友爱、天下平等是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内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氏族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状况的描写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会里，这种通行的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就是一般氏族首领也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社会劳动和对外战争的带头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炎帝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仅如此，炎帝神农氏为了氏族大众操劳过度，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所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给氏族成员及时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间传说，炎帝在辨尝百草中，误食了一种毒性极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个传说虽有很大的附会性，但他的死不仅表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那种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炎帝神农氏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发展、壮大，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生产实践中，领导部族成员们不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发明、创新了许多东西。

1、火的发现，人称“火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三、研究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意义

我们常说，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我认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中，理应包括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因为炎帝神农氏不仅是姜炎部族的首领和农耕文明的缔造者，而且，他和黄帝一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早的源泉，而且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明的体现。当代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说：“炎黄二帝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全面象征。这点就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我认为我们肯定炎黄二帝，很有重要意义，不但要重视精神文明，也要重视物质文明”，“另外，炎黄二帝不仅代表汉族，也代表少数民族。比如炎帝传说是羌氏，羌氏就是羌族，羌族就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认为，炎黄二帝不光是代表汉族，而是代表中华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们应大量宣传炎黄二帝的贡献”[18](P107-108)。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黄帝，延伸到炎帝神农氏，对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要研究、继承。

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创者，黄帝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开创者与推动者，他们在联合的基础上，共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农耕文明。周人实现了由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建立了以父系个体家庭和宗亲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礼乐文化。“礼”是由祭礼而生的，起源于“腊祭”，而这些都和炎帝神农氏有关。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可见周人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姜炎文化。腊祭作为炎帝神农时代大型的冬季仪式活动，是炎帝部族们对大自然生生育化，“终岁献功”的顶礼膜拜，也是对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来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春节”系列活动，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关。周人礼乐文化中所体现的一些传统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早期传统美德有关。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业与周秦文化》一文中说：“古雍州，今宝鸡这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上曾经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业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宝鸡，这里才产生了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周礼周乐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铜器和陈仓石鼓。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氏在农业、医药、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创造和发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础；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农氏开始创造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和繁荣昌盛起来的。”[19](P259-260)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周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迹所提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文化在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以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同志为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关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认为，只要我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一定会“挖掉这两座山”[20](P1101-1102)。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其它传统美德，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及其理论指导下，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弘扬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一切传统美德，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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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宝鸡市社科联、炎帝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0]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虫加乔

＠②原字耒加吕

＠③原字钅加且

＠④原字艹下加（瓜瓜）

＠⑤原字阝加止

＠⑥原字目加（扬去扌）

神农氏的故事篇5

可是，许多人并不曾想到，这草地上的鲜花却是毒草。草地开花使牧民心急如焚，因为草地开花是牧场退化的重要表现。

从神农尝百草说起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植物，植物给人类提供了粮食、蔬菜和水果；人类所吃的牛羊肉乳，是牛羊吃草所产生的能量转化而来。因此，人类的食物来源于植物，完全是实事求是，一点也不夸张。

古人将植物称做百草，至今北方有些农村仍将植物称做草籽，即沿用了古说。天然的植物，有些无毒可以食用，有些具有毒性，不可以食用。古人认识、辨别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无毒，曾经历了很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淮南子》记载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它说明神农氏尝遍百草之后，才明白了哪些有毒哪些无毒。从“一日而遇七十毒”，可知神农氏甘冒中毒的危险，而找到了可以食用的百草，将可以食用的植物移植、繁衍，从而培育了农作物。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神农氏本姓姜，生长在姜水之滨，人身牛首，崇尚火德，故被称做炎帝，其生活的时代要早于黄帝轩辕氏。班固说：“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炎帝尝百草，创立农业耕种，解决了上古吃饭的大问题，故而后人缅怀炎帝的伟大贡献，称他神农氏。神农氏生活在距今约5000年以前的传说时代，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是见于记载的中华民族最早的始祖，故今日中华民族都是炎黄的子孙。

毒草的危害性

神农尝百草是说他品尝了很多植物的味道，百草用以表示多的意思，从神农氏“日遇七十毒”，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上古时期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有限，所能接触到的植物种类也不多；今日地球陆地上的各种植物，约有30万种，如果将海洋中的植物(有相当多的尚未被发现)也计算在内，其种类更多些，不下于30万种。

就这30万种而言，其中大部分无毒，可以直接为人类所利用；还有一小部分具有毒性，不经过加工处理，人类不能接触或食用。在中国陆地上，已发现的有毒植物，据1987年出版的《中国有毒植物》一书统计，就有101科913种。其中新疆有毒植物最多，为45科，167属，257种；四川有42科，106种；山西有34科，103种：湖南有16科，33种：甘肃有14科，22属，35种。此外，在宁夏、内蒙古、、河南等省区，也有许多毒草。

有毒植物所含的毒性物质，主要是含生物碱、含糖体、含挥发油、含有机酸4大类，这4类毒草都可以使人、畜中毒生病或死亡。在我国草地上的有害植物，共有49种，152属，731种。其中常见的有小花棘豆、小黄花菜、曼陀罗、洋金花、毒芹、野罂粟、乌头、铁棒槌、露蕊乌头、白屈菜、龙胆等数十种。

内蒙古草原上的小花棘豆，已成草原三害之一，这草原三害是风沙、盐碱、毒草。阿拉善盟每年的牲畜因为误食毒草瘫痪和死亡达3万余头(只)；青海省1975～1995的20年中，由于误食毒草有4445l匹马死亡：1977～1979年，拉萨市9县因毒草引起11455头牲畜死亡，1979年有13县因食草中毒死亡的牲畜39029头。这些都给畜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有毒的植物，对人体健康也构成了威胁。古书记载，西南山区有瘴气，外地人至此即受瘴气的影响而生病，尤以秋天为甚。故有人做诗说；“秋瘴宁毒我，夏水胡不夷。”瘴气的产生，与山林中植被释放的毒气有关。近年，有些城市中时兴吃山野菜，因吃山野菜中毒者频频发生，特别是一些野蘑菇有剧毒，误吃会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

毒草花开最鲜艳

北方草地上的有毒之草，与一般的牧草不吲，在夏季会开花，而且花朵清秀鲜艳。毒草未开花之前，隐藏在一般的牧草之中，很难被发现，只有开花以后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牧民看见毒草开花，赶紧设法铲除。有的牲畜误吃毒草以后，如果毒性不强的话，牲畜也会有不适的口感，事后尽量避而远之；如果毒性太强，牲畜会瘫痪、死亡。当年出生的牲畜，由于缺乏对毒草的识别能力，最容易吃食中毒死亡。

毒草花开为什么特别鲜艳?这与植物的有性繁殖有关。高等植物多是雄雌异株，例如高大的银杏树即雄雌异株，结果实者为雌性，不结果实者为雄性。雄雌异株，其花粉的传递有两种方式，一是靠风力传递花粉，二是靠昆虫传递花粉。有些昆虫如蜜蜂、蝴蝶是天生的“好色虫”，它们经常在鲜艳的花丛中飞来飞去觅食，这样就把雄株的花粉带到了雌株，无意中完成了异株授粉的使命。民间有“花为媒”的说法，就是据此而言，如今男女以鲜花示爱，也是来源于此。

通过昆虫传播花粉的植物，花朵必须特别鲜艳才能达到目的。这是在植物发展演变过程当中，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不过毒草开花一方面吸引了昆虫的光临，另一方面由于暴露过分，过于张扬，很容易被牧民发现，引来了杀身之祸，牧民聚而歼之，加以铲除。

草地开花与草场恶化

草地开花不是好现象，在鲜花的背后隐藏着草场的恶化，对畜牧业有巨大的威胁。

开花的野草是牲畜不能食用的毒草，毒草越多，牲畜能够食用的好草就越少，这样一来必然要引起草场的恶化。衡量草场的好坏，常用的标准叫载畜量，优质草载畜量高，劣质草载畜量低。有了毒草的草场，其载畜量会明显降低，难以满足牲畜的需要，饥饿的牲畜难以育肥出栏，会影响牧业生产。饥饿的牲畜会拼命觅食，甚至将草根也吃掉，从而影响牧草的繁殖，导致草场退化、恶化。

耕地是农民的经济基础，草地是牧民的经济基础。只有优良的牧草才能养育出优良的牲畜。通常马赫绵羊对草的优劣有很强的选择性，只能吃好草。牛和山羊对草的优劣选择性要差一些，劣质草也可以食用。骆驼对牧草的选择性最差，带刺的、粗糙的灌木也可以食用，有一种名叫骆驼刺的灌木，即以骆驼喜吃而得名。草场的恶化，会严重影响畜牧业。

草地开花很难处理。如果草地开花范围不大，可以组织人工拔除，不过人工拔除会破坏土壤层，使地表土层支离破碎，引起风蚀沙漠化。采用化学除莠剂，只能使毒草枝叶枯萎，而地下的根部仍会完好无伤，仍然可以萌发枝叶。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预防毒草的产生。

神农氏的故事篇6

水迎三面合，峰锁一门开。

碧霭含朝旭，春阴动旱雷。

登龙知不远，鲤化有奇才。

――清祁藻《平舒山庄之龙门烟树》

平舒村，一个听起来吉祥而诗意的名字，地处山西寿阳。从这里走出了寿阳籍的清代名相、“三代帝师”、“四朝重臣”祁藻。这些罩在祁藻头上的光环十分耀眼，给人以无限遐想和几多景仰，纵观古今，无人可比。怀着崇敬的心情，我来到有着“中华第一书香门第”之称的祁藻故里，探寻他非凡的人生旅程，寻觅曾经无限风光的祁氏家族踪迹，感受无处不在的祁氏文化。

英声茂实书香门第

一大早，我就从寿阳县城出发，沿307 国道往西北方向走大约10公里的路程。在凉爽的晨雾中，一个幽静的小村若隐若现，栋栋古建沐浴霞光，袅袅炊烟随风飘荡，桃花杏花含苞欲放，农人耕者春种正忙，一瞬间，平舒打动了我，这样的早晨，显示出安详中蕴含生机，古老中透出活力的韵味，恰如祁藻诗中描绘的佳境。这个地处山西寿阳的小村子，是怎样激发出了祁藻凭借满腹奇才，跃出龙门的豪情壮志？每一寸山水，每一处景观，又都萦绕着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和神奇传说？

一下车，会合了王银海，平舒乡文化站的站长。王银海以发掘祁氏文化而闻名乡里。跟随老王，首先来到祁藻纪念园区，大门两边硕大的“中华书香门第，三代帝师故里”联书跃入眼帘。老王讲解道：祁氏是清代的名门望族，在总计260多年的清代历史中，祁氏家族出了进士5名，举人13名，贡生若干名，豪杰俊才，名卿贤相，摩肩接踵，彪炳史册；上至一朝之相，下至一县之令，为政朝野内外，大江南北，学粹品端，清正廉明，影响很大，名震华夏；在清朝时全国流传有“南林北祁”，即江南林家（林则徐），江北祁家的说法，民间流传的“一门五进士，三世四翰林”“中华书香门第”便由此而来。

漫步在宽敞的园区里，初春时节的姹紫嫣红，仿佛象征着祁藻这位大学士一生的丰硕成就。历朝历代，学子们的共同梦想都是出人头地，进入翰林院，做翰林。进入大门，我也一步迈上宽阔平坦、象征着“中华第一书香门第”的翰林大道。大门前方是四座高大的石牌坊，代表祁氏家族史上的四位翰林。四座牌坊，分别采用四种不同的石材精雕细刻而成，整体造型庄重、质朴。牌坊上，除了雕刻有象征吉祥如意的纹饰之外，还有许多反映当时文人学者生活的场景。这些生动的雕刻，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祁氏家族对个人修养的注重和对生活情操的追求。

三代帝师四朝重臣

走过翰林大道，就是金碧辉煌的腾蛟阁起凤楼，老王告诉我，这是重修的楼。过去的“腾蛟阁起凤楼”，是平舒村的门户，楼顶正中竖有一只铁铸凤凰，无风时面向太阳，有风时随风摆动。顾名思义，“腾蛟龙，起金凤”，象征着学子们由此腾起，跃出龙门，有龙凤呈祥之意，而祁藻的出现，正印证了这一象征物的喻义。

转过腾蛟阁，登上及第桥，一座古色古香的祁藻纪念馆呈现在我们眼前。大门前成对的三斗旗斗杆，标志主人的科举正途出身――官居一品。前院庭院内，充满农耕趣味的陈设令人耳目一新。古人有云，“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这种耕读传家、务实爱民的精神，贯彻祁藻一生。后院展示的，则是祁藻的为官生涯。祁藻（1793―1866年），字叔颖，号淳甫，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幼年随父亲读书，嘉庆十九年（1814年）考中进士，以后一路做官，不断升迁，曾任国子监祭酒、户部右侍郎、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等高官。历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四代，祁藻为官达46年之久，是当时晋人在朝中居官最高最久者。同时还兼任过道光皇帝的上书房总师傅、咸丰皇帝的太子太保、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读。因此有“ 四朝重臣”“三代帝师”之称。

参观展厅，听王站长详细的讲解，对寿阳名相祁藻有了深入的了解。纵观祁氏一生，勤政、廉洁、爱民三者构成了他从政立身的亮点。祁氏的为官作风，表现在其入值南书房，任日讲起居注官一职，始终随侍道光帝，忠于职守，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博得了道光帝“观汝始终是正派人”的好评。在两任湖南、江苏学政期间，祁氏“恪守训谕，实力整顿”，在文风之转移、士习之振兴方面，取得可贵成效。他坚决纠正请托、走后门的恶习，严格考试制度，杜绝违规作弊。道光朝，祁氏为军机大臣，屡进直言。特别是作为主战派，曾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亲赴福建筹办海防，他的正义主张和行为，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扬。咸丰朝，他反复进谏“民为官本，本固邦宁”的古训，疏解社会矛盾，为民谋利，博得了“爱民相国”的美名。

马首农言民生在心

景区内，一本巨大的书状雕塑引起我的注意，近前观看，“马首农言”几个大字分外醒目。从历史课本上知道，这是祁藻所著的一部重要农业著作。王站长感叹道：祁藻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有文采的高官，而且他还是一个体恤民情、关心民生的好官，是近代高官里，唯一一个为农业问题著书立说的人。寿阳县古称“马首”，祁藻的《马首农言》分别从农耕、水利、畜牧、桑蚕等方面，论述了寿阳一带与农业相关的问题，全书共三万余字。这部系统论述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的优秀著作，不仅在清末民初时期广为传阅，而且对现代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提到茴子白，山西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但很少有人晓得，华北地区种植茴子白，正是祁藻和其父亲的功劳。祁藻父亲祁韵士遣戍伊犁期间，路经兰州，发现回族人桌上，每餐必有一种“包头菜”，祁韵士便设法了解种植方法，携带种子归乡。谁知，这种蔬菜在寿阳一带生长旺盛，颇得百姓喜爱，他们将此叫做“回回菜”。道光十六年，祁藻著作《马首农言》成书时，他将该菜的习性、播种方法等收录其中，命名为“茴子白菜”。今天寿阳已是全国有名的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出产的“寿绿”牌茴子白供不应求，名气依然不减。

寿阳山多草坡多，树木多，沟壑与小平原相间，是农业大县，由于很少有严重的旱涝和风沙等自然灾害，素有“米面瓦盒”“米粮川”之称。直至今天，提起寿阳的好年景，民间一直难忘祁大人。传说道光年间，皇帝深知“国以农为宝，民以食为天”，“仓廪实而知礼节”的道理，因此，每逢秋后或臣子假满返京，他总要探问一下乡里的农事。每当问到祁藻时，他总是这样回答：“主上洪福，今年七八成年景。”又是一年金风起，一日朝罢，道光帝问道：“祁爱卿，不知家乡收成如何？”“回皇上，昨日拜读家书，欣闻故里可望七八成年景。”道光帝听了哈哈大笑道：“难道爱卿的家乡年年是七八成年景？”话犹未了，只见祁藻急趋上前，连叩了几个头道：“谢主隆恩！”这话传入民间后，都说：“寿阳是皇帝敕封过的年年七八成年景。”至今流传着“寿阳不遭死年景，年年都要开仓门”的俚谚。

清正廉洁家风传世

在平舒村东头，祁氏一族的祠堂、祖屋旧迹还在，王站长告诉我，祁藻的曾祖排行第四，族人称祁藻家为老四宅，这一片住宅中间有一条从南至北的胡同，称为四宅巷。祁氏故居区共由十一个院落组成，现在保存较好的是祁藻的弟弟祁宿藻和三兄祁藻的宅院。老三宅院的门楼上有砖雕的“孝友传家”四字，院里的小阁楼，看上去破落不堪，但是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晚翠阁”。祁藻曾有诗赞云：“虚阁跨檐角，远山张画屏。悠然见苍翠，何必出门庭。”还有祁氏支祠，虽然屋内陈设已面目全非，但屋顶的彩画，院里的清代石雕、石碑，仍不经意地流露些许昔日遗韵。

环顾左右，黄土砖瓦房古老陈旧，那种简陋程度让人怀疑这个百年书香世家是否真的存在过。祁氏后人如今依然安宁地生活在这方寸古居之中，祁藻六弟祁宿藻的旧宅中，居住着祁家第二十六代后人，当农民的祁志尧和当煤矿工人的祁志顺兄弟二人，守着祖屋艰辛度日。从仅存的残迹中，我们很难看出当时的祁家屋舍比普通百姓家多出几多富丽堂皇。王站长颇有感触地对我们说，这确实是祁藻的故居和生息之地，祁藻在外居官数十年，一直没在故里动土修房，每次返乡都是居住在祖上留下的老房子内。是啊，慕名拜访祁藻故里，不是为感受“相府”的辉煌，而是感受他的清正廉洁和诗书传家。

清人秦东曾称颂祁藻：“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道光年间，祁藻官至户部尚书，朝中奸邪诬告祁藻在老家打造“祁氏宫殿”。道光皇帝得知后，派人暗暗探访。钦差大臣来到平舒村后，方圆十里并未看见大兴土木的迹象。向村民打听，钦差确认没有访错地方后，悄悄来到祁家。此时，一位老太太正在碾子前磨面，衣服上满是补丁。“您是祁大人的母亲？”得到老人肯定的回答后，钦差大臣不敢相信：“您平日就这样艰苦？”老人微笑着告诉他，祁藻是大官不错，但他的母亲不过是一名普通农妇，没有家奴，自耕自食。曾经官居一品的三代帝师、四朝重臣，正是凭借清廉的操守，保住一家老小的性命，并将美名流传至今。

诗书精深一时之最

平舒村祁氏古居虽然贫寒简朴，但处处可见大门上悬挂的门匾，屋内考究的中堂，家家保存的诗画，其中不少是祁藻及祁氏族人的手书。“孝友传家”、“英声茂实”等刻写着代表主人身份和道德追求的文字，既是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也记录着民居主人的人文修养。看似破旧的老屋里，悬挂的“静以养心和致富，勤能集事敬延康”“经济博通言达于行，家庭和乐质有其文”联文，显示出了浓重的书香气味，深厚的文化底蕴。王站长研究祁氏文化多年，整理编写了《祁藻传奇轶事》等书籍，他告诉我们，祁藻不仅是一位政绩卓著的高官，还是一位博学多识、造诣精深的学者，能诗善文，精于书法，勤于著述。他的文学造诣很深，一生作诗3000余首，著作有《谷曼谷九亭》集三十二卷、续集十二卷、后集八卷，《祁大夫字说》等二十多种。他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不事雕琢，通俗易懂，许多诗篇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农民的悲惨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神农氏的故事篇7

众所周知，黄河是华夏儿女的“母亲河”，却很少有人知道华山就是炎黄子孙的“父亲山”。因为华山和黄河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之根”。中华、华夏、华人的“华”都与华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山自古称花山

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境内，诞生于亿万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时期，是由火山熔浆凝固成的一整块花岗石逐渐抬升隆起形成的，自古就以雄峻奇险而著称于天下。华山有五峰，东峰因为迎日出观黄河之地，故名朝阳峰；南峰是最高峰，因其高顶平坦开阔，常吸引迁徙的大雁歇脚，而名落雁峰；西峰因状如洁白的荷花，故云莲花峰；北峰地势最低，常常云雾缭绕，好像云海筑起的高台，故唤云台峰；矗立在中间像花蕊一样的是中峰，传说是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的女儿修道成仙的地方，所以叫玉女峰。华山五峰相连，其状像一朵圣洁之花，如李白诗云：“石作莲花云作台。”所以，早在远古时代就被命名为“花山”。而仓颉摹万物创造象形文字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不断地演变以适应表意的需要，其中“花”字推演形成了“华”字，“花山”也由“华山”取代而流传至今，也使其花山的本意被人渐渐淡忘。

中、花二山孕中华

“中华”何以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之一说是缘于远古时期的“中条山”和“华（花）山”的组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宙作为不停剧烈演变的天体，其爆炸诞生、碰撞成长等运动就一直未停歇。作为孕育美妙生命的地球，在发展进化的过程中，受宇宙剧变和自身运动的影响，其所受的灾祸也一直未断（科学证据表明，近2000年来是宇宙和地球最为平静的青年时期）。2004年，科学家发现了上古时期我国北方遭受了大规模陨石雨洗礼的证据，而女娲炼石补天的传说反映的就是此时期的情景。上古时期，随着天体引力的巨大变化，汹涌的海水曾一直倒灌至太行山下，九州大地可谓一片，曾经灿烂的河姆渡文明、良渚古国等史前文明被淹没地下六七千年之久。同样，花山耸立的关中平原也未幸免于难。传说，今山西省永济市的中条山在远古时期是和花山相连的，因洪荒泛滥，二者间的夹缝无法引导肆虐的洪水，天帝命巨灵山神下界解难，只见巨灵神左手朝花山一推（掌印留在华山东峰，所以华山东峰又叫仙掌峰），右脚朝中条山一踢（至今中条山西侧还留有巨大的脚印），裂开的黄河水道导引了洪水顺畅东流入海。这虽只是个传说，但针对地壳曾大规模移动扯裂、聚抬的事实，不难想象传说背后的事实基础。而原本居住在中条山、花山脚下的“中华”民族，却因大洪荒与剧烈的地壳运动被迫隔离黄河两岸生存发展，他们战天斗地，生生不息，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自然能隔断地理，但隔不断血脉，祖先们仍然牢记着自己部族的名字――“中华”，仍然牢记自己的人种初祖――花胥氏。

人种初祖居花山

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黄帝，这是因为他统一华夏各族、创建文明社会的缘故。可华夏民族人种意义上的始祖是谁，想必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她就是生活在“花山”脚下的花胥氏。花胥氏的大名也许你不知道，但她的女儿是女娲、儿子是伏羲，恐怕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也许是因为传说中，中华民族最早起源于女娲与伏羲结为夫妻的生育繁衍（一说女娲抟土造人），所以他们的母亲――花胥氏作为华夏民族人种意义上的始祖，就再自然合适不过了。同时，随着“华”字的诞生，“花胥氏”也变成了“华胥氏”。如今，华氏子孙遍天下，劝君祭祀人文初祖――黄帝的同时，不忘顺路祭拜一下我们的人种始祖――华胥氏，距华山100多公里的蓝田县华胥镇就有一座世界惟一的华胥陵。

中国首朝日华夏

翻开中国的朝代史，作为第一个朝代的夏朝，只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各属国尊夏王为盟主，但各辖其地，各治其民，相当于国中国），其西部边境据说只达到华山，关中诸强（国或部落）是被夏朝防范的。作为西部屏障，夏朝的华山是个“保西垂，佑夏民”的天然武士。因此，夏朝人被称为“华山以东夏朝人”，简称“华夏人”。而由第一个朝代“夏”和人种始祖（也是第一）华胥氏的“华”组成的“华夏”，就变成了我们中华神州的另一称谓。由此发源，灿烂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辉煌至今，华夏民族也一直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之林。

灿烂文明华为峰

神农氏的故事篇8

宝鸡地处陕西关中西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为炎帝神农氏的起源地。南有巍巍秦岭屏障，西有“关陇锁钥”，北有绵延千山横亘，滔滔渭河从市区穿过，形成了东西走向的渭河平原。宝鸡是炎帝故里，姜姓的起源地。自古以来，多有姜姓后裔。据人口年报，宝鸡境内的姜姓者约为六七千人，主要居住在岐山、扶风、陈仓(原宝鸡县)等县区。

明嘉靖《陕西通志》载：“姜氏城：在宝鸡县南七里，城南有姜水。”《百家姓考略》又载：“神农生于姜水，因姓姜氏。”“姜氏城”即今“姜城堡”； "姜水"即今"清姜河"，称"宝鸡姜水"。

清明节前夕，我们乘车驰过新世纪渭河大桥，来到清姜河之畔的姜城堡。这里是一处新石器遗址，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姜河从大散关流出，清澈见底，经姜城堡而入渭河。从姜城堡南行一华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雄伟的“神农门”牌坊。沿川陕公路向东走三华里，在310国道旁，有一个村庄叫峪泉村，这里有一眼泉，泉水甘甜清洌，流淌不息。传说炎帝生下后，头上长角，身上生疮，炎帝母亲把他抱到这眼泉"洗三"(沐浴)，从泉里游出九条龙向他身上喷水，顿时，头角没有了，疥疮全消了，成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于是，人们就把这眼泉叫"浴圣九龙泉"。为了缅怀这位人文始祖，人们又在泉旁立碑建庙，岁岁奉祀。?

站在九龙泉向南望去，是逶迤起伏、景色秀丽的天台山。传说这里是炎帝当年采药遇难的地方。炎帝为了给族民治病，经常上天台山采药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一天，他因误尝了一种断肠草(俗名叫"火焰子")而不幸身亡。人们就把他安葬在高高的天台山上，喻示着他是为了族民而死的，其精神犹如大山一样崇高，万世不朽。

我们约步行四五个小时，攀上海拔二千多米的莲花峰。纵目眺去，崇山峻岭，云雾缭绕。在莲花峰下，有一块五六亩大的平地，这是天台山炎帝庙院遗址，山门、石柱础犹在。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青石板，静静地躺在那里，传说这曾寝放过炎帝的尸骨。现在，人们为了纪念炎帝，在崖边挖了三只窑洞，里面塑有炎帝像。据守庙人讲，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炎帝忌日，上山朝拜炎帝的人络绎不绝，就连进山旅游的人也要在这里顶礼膜拜，点燃几柱香。?

从九龙泉返回南行五华里，便来到常羊山下。穿过“神农门”牌坊，车行百余米，又见一座雄伟壮观的“神农门”，施彩着色，十分耀眼。右书“仰常羊慎终追远祭炎帝”，左书“慕天台寻根溯源拜神农”。沿山间石阶小道南折登二三百米，便是炎帝陵景区，迎面是一座建在高台之上的山门牌坊，高约五米，长十米有余，六柱五门，飞檐斗拱，气势宏伟。牌坊正中大匾上刻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华夏始祖”四个烫金大字。牌坊前面的小广场上，耸立着两蹲石狮和十多通石碑。跨进山门，便步入陵园的中心――祭祀区。祭祀区可容纳数千人凭吊。广场两侧各设偏殿一座，广场正南高台上矗立着高大雄伟的炎帝大殿，东西两侧设钟、鼓楼，香案、香炉，相形而置。整个建筑，古朴典雅，带有浓厚的民族风格。红墙、赤瓦、紫柱、褐门；脊兽、浮龙、彩凤，色彩斑斓，神态生动。大殿正门两旁，分别高挂着由著名学者霍松林、杨春霖撰写的楹联：“岐山毓秀姜水钟灵遍五州炎黄裔胄龙腾虎跃致富强国咸知此是寻根处，北岭迎阳双庵破晓愈百代华夏文明霞蔚云蒸飘香吐艳共喜今逢结果时"；"创造定有人千载岐黄崇炎帝，流传安无据八方稼穑念神农。"走进大殿，正中矗立着高大的炎帝坐像。只见炎帝肩披兽皮，腰系叶裙，双手紧握谷穗，目光炯炯有神，头顶"光芒"四射。不禁使人肃然起敬。大殿两侧是反映炎帝丰功伟绩--"降牛耕田"、"制耒作陶"、"选种播谷"、"百果藏实"、"鞭草尝药"的彩色壁画。?

出祭祀区后门，我们顺着石阶山道南行。台阶山道两旁耸立的是百尊历代帝王石雕像和苍翠挺拔的柏树。登上高耸的山头，便到了陵墓区。炎帝陵墓因山起冢，显得十分高大，直逼云天。墓冢底部用青砖围砌而成，上半部芳草盈顶。陵墓正北，树立着一座高大的墓碑，上刻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书写的“炎帝陵”三个大字。墓碑前面，摆放着一尊古朴典雅的四足大香炉，供游人上香祭拜。?

伫立陵前，环顾四周，松柏森森；近看眼前，香炉中的烟云袅袅升腾。仿佛使人感到：满山苍翠的松柏，不就象征着炎帝那万古长青的精神；香炉中升腾的烟云，不就表达着炎黄子孙对始祖绵绵不绝的追思之情吗??

祭拜过炎帝陵，走下常羊山，穿过胜利大桥，来到市区经二路西端的炎帝园。一座坐北朝南，巍峨、宏大、庄严，具有秦汉风格建筑的炎帝祠便迎面而立。炎帝祠重建于1991年。山门门额上刻田纪云手书"炎帝故里"四个大字，两边柱子上各挂一吊牌，上刻著名学者张岂之先生的撰联："奠中华民族创基，启华夏文明晓光。"走上山门五级台阶，踏进祠院，迎面便是炎帝大殿。殿檐翘起，凌空欲飞。大殿的上重正中高悬由楚图南题写的"炎帝祠"三个金色大字，下重正中悬挂的是由赵朴初题写的"华夏始祖"四个金色大字；殿门两侧柱子上，右书"耒耜劈开天地混沌"，左书"嘉禾结出华夏文明"。大殿四周的平台，可容纳数千人祭拜。在大殿的东西两角还各建有一座石亭，以更衬托出炎帝大殿的壮观和雄伟。殿内供奉着炎帝塑像，高5米，以象征中华五千年的历史，质地为玻璃钢，铁锈色，给人一种高大魁梧、气势凛然之感，体现出我们的祖先那种开天辟地、功盖山河的英雄气魄。殿内四周墙壁为彩绘的炎帝圣迹图，恢宏博大，粗旷豪放，反映了炎帝的光辉业绩。?

我们站在Y河南岸向北望去，这是一个地势比较开阔的沟豁，南岸高，北岸低，Y河从沟底蜿蜒流过。在北岸的二台阶地上座北朝南住有几十户人家。听当地人讲，Y河水过去较大，常流不息，取水很方便，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从今天这里的地形地貌、敬奉炎帝神农氏的礼俗以及Y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看，很有可能在仰韶文化的晚期，姜炎族从今宝鸡清姜河流域迁移到岐山、扶风后，就居住在今Y河流域一带。???

一个春雨淅沥的日子，我们驱车来到了姜姓居住较为集中的陈仓区天王镇八庙村。八庙村傍山依水，地势平坦。全村以姜姓人为主。在村委副主任姜红全的陪同下，我们拜访了村民姜家贵家。姜家贵老人72岁，身体硬朗，老伴健在，三世同堂。老人听说我们是来探访姜姓人家的，对我们非常热情。当我问他姜姓人家在此地的历史和现状时，老人高兴地说： "我们这个村子原叫姜家窑，世代均居住在此，到现在也不知有多少代了，全村现在50多户姜姓，以前都住在半山的窑洞里。1990年前后，村里办起制奶企业，村里有钱了，村民富余了，都先后从窑洞里搬出来，在这里建起了新的住房。现在，我年龄大了，村里每年给我们60岁(女的55岁)以上的人生活补贴三五佰元。"

我们从姜家贵老人家出来，雨停了，云隙中透出缕缕阳光，经雨水浸润过的土地，散发出清新的泥土味，草木显得更绿了，花更艳了。我走在八庙村宽广的水泥街道，视线掠过一排排整齐的楼房，眺望着黛青色的连绵起伏的秦岭，突然，在我的脑海里跳出一句话：“姜水渭水水水相连，天台秦岭山山同脉”。姜姓作为我国庞大的姓氏系统中之一种，数千年而承传、繁衍不息，这不正象征着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也不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荣壮大的历史写照吗？?

姜姓渊源

寻根溯祖

姜姓，是源自远古时期炎帝的姓。炎帝，即神农氏，相传为中国历史上最远古的“三皇”之一。因炎帝生于姜水，故以姜为氏。所以，炎帝的出生地，也就是姜氏的发源地。传说炎帝神农部落历经临魁、承、明、直、厘、哀、榆罔"凡八代"，是一支人数众多、传衍世系比较清晰的部族联盟。炎帝神农氏部落后裔在与黄帝部落争夺盟主地位的阪泉之战中失败，炎帝神农便呈星散之势，其中一部分融入黄帝部落集团，其他的便流徙四方。因此，在炎帝之后，共工氏、缙云氏、祝融氏诸部都尊奉炎帝为始祖，冠以姜姓。后来在历史的进程中，由于各种原因，炎帝的许多子孙已变易为其他姓氏。虞、夏之际，炎帝裔孙、四岳始祖伯夷，因辅佐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县），建立吕国，复赐以祖姓姜，以接续炎帝的95火。春秋时期五霸之一的齐国，创建始祖是吕国的吕尚。吕尚，既为神农氏的后裔姜太公姜子牙，因他治四岳有功，被封于吕，故从封姓改叫吕尚。其子孙世袭齐国国君，历29世。后来齐国在战国时被田和所灭，齐国变为田氏政权，其子孙后代分居各地，多以姜为姓。这样，分迁到各地的姜姓不断繁衍发展，到了汉代已发展成为一大望族。

姜姓分布

姜姓为我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据《姜氏会讯》统计：姜姓自炎帝神农氏以降，后裔分支命氏，共计为247个姓氏(据台湾学者姜竹先生研究，为281个姓氏)，散布于全国及邻国。目前地区统计73个姓氏。按人口多少排列，姜姓为中国第60大姓。

姜姓在历史的演进中分布于华夏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后裔改为别的姓氏。商周时，四岳由姜姓的羌族发展出来四支胞族，在和姬姓部落结成联盟之后，他们与“子姓”商族平行发展。他们所结成的盟军后来打败了殷纣王，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到了春秋时代，齐国倚靠姜氏后裔发展成为五霸之一。齐国在齐威王时，又以姜为姓。至夏朝，炎帝后裔伯夷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县西），建立吕国。另外姜氏后裔还建有申、许、齐等诸侯国。申国原居今陕西、山西间；许国在今河南昌东；齐国建都于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北。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周族部落系古戎人的一支，为姜姓，也称姜戎，原在瓜州（今甘肃省敦煌西），逐渐东迁，公元前638年迁至晋南，属于晋国。到西汉初，为充实关中人口，姜氏从关东迁徙至关中，此后世居天水（今属甘肃），故族人便以“天水”为郡号。到了汉代，姜氏已有徙居到今江苏、四川者。但是，直到唐代，天水仍是姜氏的发展繁衍中心。唐、宋时期，姜氏还分布于今河北、河南、浙江、江西、安徽、山东等地方及广东琼山。到了明、清时期，姜氏有的居住到今山西、陕西、湖南、贵州、湖北等地。据姜氏族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位姜世良迁至福建漳州龙溪县红豆村，并在此发迹。其后代子孙繁衍，又有分支徙居广东陆丰盐墩乡，继续繁荣发展。后来姜世良11世孙于清乾隆年间由内地移居台湾。此后，闽、粤姜氏陆续有人迁至台湾，有的又远播海外。

楹联

姜姓家族常用以下2位族中名人嵌作楹联，以事彰扬，并表明为正宗姜姓之后。

孤忠天植，缵茂绩于伏龙（姜维）。

大孝神侔，幻奇灵于跃鲤（姜诗）。

堂号

稼樯堂：神农教民稼樯，所以叫稼樯堂。

渭滨堂：姜子牙在渭水待到80多岁，周文王访。

姜姓名人

姜尚：，又名吕尚。商末姜族的首领，周初齐国的始祖。民间称为江太公。

姜维：三国时拜征西将军。

姜夔：南宋词人、音乐家。代表作《扬州慢》。

姜肱：东汉时期的隐士，史书称其"家世名族"。

姜诗：东汉人。与其妻以事母至孝闻名。

姜u：南宋名将。

姜才：南宋名将，以善战有名。

姜洪：官终山西巡府。

姜立纲：明代书画家。

姜彭：清初著名书画家，画羽毛盛称天下第一。

姜映芳：清朝侗族农民起义首领。

姜宸英：清代文学家，被誉为“江南三布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