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案(精选8篇)
合同纠纷案篇1
原告：郯城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曾给原告郯城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过车辆信息服务。2002年8月，被告负责人朱乔明安排一辆在其配货中心登记的冀AK2695号东风运输车，为原告运输小麦。承运车主王立田支付了100元介绍费后，朱乔明开出了派车单。派车单注明：今有我配货中心派汽车去你处装小麦，货到兴福，车号2695，全价每吨50元整。此后，原告业务员张庆带该车到新沂市棋盘镇，将购买的“陕农”229优质小麦380麻袋，净重34200公斤，交付给王立田装运。原告并开出了《发货明细表》一式四联，王立田在该表“承运部门”栏内签名，其中交货联和回执联王立田持有。原告支付王立田1000元运费后，未派人押车。
原告次日与王立田电话联系，王称车已过济南。原告此后与王失去联系，也未再收到该批货物。经查，王立田的身份证、行车证、车牌号均系伪造。原告遂以被告不守商业诚信，严重违反货运合同的约定，提起诉讼。
「审判
法院受理后，认为该案因涉及经济诈骗，遂中止诉讼，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此后，原告撤回了起诉。
「评析
本案虽然最终以撤诉结案，但在审理过程中应否中止审理、居间人应否担责等问题较典型，有进一步探讨价值。
一、本案是否符合中止审理条件。
先刑事后民事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通常适用的原则，即当某一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有联系，刑事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否影响民事诉讼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先处理刑事诉讼，再审理民事诉讼。先刑事后民事符合审判客观规律。当刑事审判认定某种事实可能导致民事案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如何承担的情况下，先刑事后民事成为必然。但在具体操作中，不能片面理解该原则，认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民事诉讼都不能进行，这样势必造成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刑事案件没有侦破或涉嫌犯罪的人没有抓获的情况下，对可以分开审理的民事案件，不应中止审理，应当依据查明的事实，对其他共同致害人、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先行判决给付。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规定》确认了以下两原则：1、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2、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上述原则实际确立了刑民案件是否可以并行审理的标准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或“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同一的法律事实可能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也由于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在取得方式上的不同，而导致在民事上认定的属于不同法律事实的行为，通过刑事诉讼可能认定为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规定》确立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仍会出现分歧。
由于先刑后民原则确立的前提是刑事案件的处理与认定会对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在适用刑民案件并行审理原则时，应首先考虑这个前提。基于此，笔者认为：案件当事人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当难以明确排除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认定不影响经济纠纷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时，经济纠纷案件应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部份处理后再作出相应处理；但是，案件当事人明显因不同的法律事实而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刑民案件可以分别审理。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不应中止审理。理由在于：首先，本案民事诉讼主体与刑事犯罪主体不同。本案原告以货运合同违约赔偿纠纷起诉的是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而非起诉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原告并没有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被告涉嫌犯罪，本案被告与犯罪嫌疑人不属于同一主体。其次，犯罪嫌疑人王立田的行为明显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赔款，是其自认为有法律规定被告应先行代为赔偿。原告并不认为被告是和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共谋诈骗。如果本案原告是以被告和王立田合伙诈骗为由起诉，那么本案则是纯粹的合同诈骗，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案范围。再次，本案刑事犯罪与本案民事部分，实质上分别涉及了货运合同与居间合同，两者系不同法律关系，因此刑民可以分开审理。
二、本案是否是货运合同纠纷。
原告认为本案是货运合同纠纷，主张被告依法应代承运车辆先行赔偿。其依据是1996年1月26日交通部以交公路发109号文件的《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管理办法》。该法第2条规定：“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是指服务于道路货物运输的各项经营活动。”；第3条规定：“凡在我国境内从事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均适用本办法。”；第15条规定：“货运受理是指为货主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业务等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各种受理货物托运、联托运、货物配载等均属货运受理。”；第19条第2款规定：“当发生货运质量责任事故，需承托人赔偿时，托运人可向货运受理业户提出，受理业户查清确属承运人责任后，先行赔偿，然后再向实际承运人追偿。”。
笔者认为，原、被告不存在货运合同关系。首先，本案被告以收取佣金为目的，接受了王立田委托，为其联系本案原告货源，通过说合使原告和王立田达成了运货协议。其次，由于承运车辆仅是过路外省空车，王立田只是在被告处登记，委托被告介绍给货主，承运车主王立田和被告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再次，原告并没有将承运费用交给被告而是直接支付给了车主王立田，王立田亦在承运部门栏上签名。因此，本案被告开出的派车单，仅是原告和承运车主达成货运合同的证明，并不是原、被告直接作为货运合同双方达成协议的依据。根据合同法424条规定，被告是为原告和王立田订立货运合同提供了媒介服务，原、被告发生的关系仅是居间合同关系。
本案原告以交通部规章为依据要求被告先行赔偿，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首先，本案并非货运质量事故，规章亦未规定货物丢失责任的承担。其次，根据立法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本案涉及的居间合同和货运合同，均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的有名合同，而原告引用的规章对合同法规定的货运合同的义务主体范围作了不适当扩大，与合同法相抵触。根据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原告援引的交通部规章在本案并不适用。
三、本案居间人是否担责。
有意见认为，由于本案被告对委托人身份及车辆情况的审查存在严重疏漏，违反了居间人义务，向原告提供了虚假情况，为刑事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告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不然，本案被告不应担责。
首先，被告已履行了居间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由于被告系经纪服务行业，根据该行业特殊要求，被告在受本案承运车主委托时，已将承运车辆的相关证明和承运车主身份证在其能力范围内进行审核，并作了全面记录。虽然被告未发现有伪造迹象与以后侦查结果相悖，但作为被告并无专门的设备和认定能力，在接受客户委托时，对有关证件的真假辨别，只能进行一般性的形式审查。被告未发现伪造后果，只是为原告的受损提供了一种可能，并未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合同纠纷案篇2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
原告仙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仙游县鲤城园滨路。
法定代表人凌文茂。
委托人杨文金，男，原告之榜头信用社信贷员，特别。
被告王金亮，男，1978年出生。
被告王志桑，男，1978年出生。
被告黄金亮，男，1970出出生。
原告仙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王金亮、王志桑、黄金亮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绍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仙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委托人杨文金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王金亮、王志桑、黄金亮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王金亮、王志桑、黄金亮均未答辩。
以上事实，有原告的庭审陈述及原告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贷款申请书、三被告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保证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证据各一份予以证实，本院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仙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告王金亮、王志桑、黄金亮签订的保证借款合同，缔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向被告王金亮提供了借款人民币2万元，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王金亮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应当向原告承担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民事责任，被告王志桑、黄金亮作为保证人依法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王金亮、王志桑、黄金亮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既不答辩，也不提出反驳意见，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和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金亮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给原告仙游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人民币二万元并支付自二oo九年八月十六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信用社贷款利率规定计至本判决指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被告王金亮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被告王志桑、黄金亮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一百七十九元，由被告王金亮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陈 绍 坚
合同纠纷案篇3
一、关于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
由于《解释》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未作具体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不好把握。对于双方当事人举证责任承担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5条的规定，在商品房买合同卖纠纷中，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由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问题，《规定》第17条作出了列举式解释，规定了人民法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和范围。笔者认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收集房产权属证明；另一种是收集缴纳税费等证明材料。除以上两种情形外，其它证据材料原则上由双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当然，在依照《规定》也无法确认举证责任承担时，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分析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来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我们不妨设想，在法院确定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后，可采取给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律师开具证据调查令的方式，对律师取证进行规定。比如，在一方当事人不知道对方是否缴纳了房产税费，而自已又没有证据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填写《请求调查申请书》，说明不能自行查证的理由，法官审查后，可以签发调查令，其委托律师可到税务部门查证。这样一来，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对税费实行专门机关检查的规定，又可节约法院的人力和物力，体现取证过程中的当事人主义。
二、关于按揭的法律属性和纠纷处理。
1、按揭合同的法律属性。商品房的担保贷款，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品房“按揭”。按揭作为一种融资购楼方式，是英美法系中物的担保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本质与大陆法系中的让与担保制度相同，系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商品房的所有权转移于债权人而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在约定的清偿期限内得到清偿的担保形式。我国现行法律中还找不到“按揭”这一概念，但这一概念在近几年的商品房买卖特别是各类报刊楼市信息中已得到广泛的引用。我国目前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按揭主要包括现楼按揭和楼花按揭两种。在现楼按揭中，买受人将所购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抵押贷款，当其不履行债务时，银行既可以将该房屋折价、拍卖或变卖，以该房屋的价款优先受偿；也可以事前与出卖人签订回购条款，当买受人不履行债务时，要求出卖人回购。因此，现楼按揭可归属于不动产抵押。而在楼花按揭中，买受人其实是将其享有的根据购房合同取得房屋的期待权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属于权利抵押即准抵押的范畴，与将房屋作为抵押物向银行提供担保基本相同，一旦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后，权利抵押就会转变为不动产抵押。因此，我国内地的按揭其法律属性仍为抵押，其内涵与英美法系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按揭及大陆法系中的让与制度不同。事先转让财产的所有权是英美法系中按揭的基本特征，也是该制度与抵押、质押的根本区别。
2、按揭纠纷的处理原则。《解释》将商品房按揭贷款统称为商品房担保贷款，并在第23条至第27条较详细规定了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时，当事人可以请求解除按揭贷款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在审理商品房按揭纠纷案件时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合并审理原则。《解释》第25条规定，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的，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合并审理；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担保人就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另行起诉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二是平等保护原则。根据我国担保法第49条、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第35条的规定，在按揭银行没有参加买受人与出卖人购房合同纠纷的情形下，如果法院拟判决购房合同无效或解除购房合同时，法院应告知按揭银行参加诉讼，是否参加诉讼，应由按揭银行自行决定，人民法院不能强行追加其参加诉讼。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应充分保护按揭银行的合法权益。三是权利优先原则。在按揭纠纷案件中，象买受人与抵押权人的权益冲突是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比如除按揭银行的抵押权外，买受人所购房屋或楼花有可能还存在二种抵押权：即建筑商的法定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人的一般抵押权。因此，一方面，我国应对建筑商的法定抵押权实行预备登记制度，以登记时间确定权利成立的时间，并按“成立在先、权利优先”的原则处理。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有关规定，建筑商的优先受偿权优于一般抵押权和其他债权，而已交付商品房全部或大部分购房款的消费者的权益应优于建筑商的优先受偿权。
三、关于欺诈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1、对欺诈行为的认定。从民法上来说，欺诈是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或歪曲事实，使表意人陷入误解，违背真实意思而作的意思表示。构成欺诈应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出卖人有恶意违约和欺诈的行为；二是出卖人的欺诈行为与买受人陷入错误及其意思表示有因果关系；三是出卖人有制造假象、隐瞒真相的故意；四是实施欺诈之人为出卖人或者第三人。对于商品房买卖中欺诈行为的认定，目前学界和司法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欺诈系出卖人主观上故意欺骗买受人，但它是指从某一套商品房的整体而言，而不是指该套商品房的局部瑕疵，也不仅仅是“缺斤短两”的问题。比如《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五种情形，《解释》第14条第2款关于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应由出卖人双倍返还买受人的惩罚性规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出卖人实施了某种欺骗行为，这种行为足以揭示出卖人的内心是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就构成欺诈。比如除《解释》中规定的五种情形和面积“缩水”外，象在商品房买卖中出现的出卖人恶意隐瞒规划情况，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故意改变规划设计等，均应认定为欺诈。笔者更倾向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若只将《解释》第8条、第9条规定的五种情形和第14条第2款作为惩罚性赔偿依据的话，容易使人产生认识上的混乱。
笔者认为，出卖人的欺诈行为既可以表现为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虚假陈述或者误导陈述，也可以表现为重大遗漏或者某部分的不正当陈述，只要出卖人主观上构成故意隐瞒，恶意造假，就应认定为欺诈。
2、对欺诈行为的处理。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消法》第49条所规定的双倍赔偿条款，学理上又称惩罚性赔偿，是借鉴英美法等国家立法，从利益分配上补偿受害消费者，惩罚欺诈经营者，从而恢复市场交易秩序的公平和社会正义，是突破我国传统民法中合同赔偿责任只在于填补损失而不在于惩罚的重大突破。《解释》第8条、第9条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因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五种情形；《解释》第14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出现面积误差后的处理原则。但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出卖人仅对其出卖房屋的某一方面作了故意虚假陈述，使得该商品房屋的质量出现部分瑕疵，对该部分的质量瑕疵应如何处理？
现主要有二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若出卖人存在主观恶意，有欺诈行为，因《解释》没有涉及，也只能依照《解释》第13条处理。
合同纠纷案篇4
1999年7月9日，顺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尚亿公司支付违约金177万元，赔偿因尚亿公司单方终止合同给顺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1129万元并支付尚欠的网箱款26万元。尚亿公司反诉请求顺成公司偿付违约金和多付的网箱款共计404万元，因尚亿公司仅交纳请求退回多付的66万元网箱款的案件受理费2400元，关于违约金的部分反诉请求，原审一审法院按自动撤回反诉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一九九八年十月六日所签订的网箱及框架加工承揽合同，除约定的定金条款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应认定无效外，合同的其他条款内容均合法有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尚亿公司向原告顺成公司交付定金后，原告顺成公司备料进场制作网箱，但其未按合同约定向尚亿公司交付钢箱及框架，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顺成公司向被告尚亿公司出具网箱款发票后，又提出未收到被告尚亿公司的网箱款9万元，但未提出足以认定的证据证明，不予采纳。至于原告顺成公司请求被告尚亿公司偿付违约金、经济损失和尚欠的网箱款3139万元，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被告尚亿公司反诉请求原告顺成公司偿付违约金和返还多付的网箱款有理，应予支持。但被告尚亿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仅交纳了部分反诉费，故交纳反诉费的部分请求，应予支持，未交纳反诉费用的请求，应按撤回反诉处理。被告已付的定金及网箱款274万元，扣除应付的网箱款208万元，原告顺成公司应返还多付的网箱款66万元给被告尚亿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顺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多付的网箱款人民币66万元给被告尚亿公司。
二、驳回原告顺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828元，反诉费2400元，由原告负担。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网箱及框架加工承揽合同》和《海南省定安县网箱及框架设计施工方案》，除定金条款约定的定金数额高出《担保法》规定的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20％上限，高出部分无效外，其余条款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一审法院认定定金条款全部无效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双方所签订的承揽合同并未约定尚亿公司应予付加工价款，顺成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已按照承揽合同的规定修改了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尚亿公司向顺成公司支付的13万元，是在该公司应付加工价款期限之前，该13万元应认定为双方实际成立生效的定金数额，因此，顺成公司关于尚亿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此外，顺成公司认为尚亿公司单方终止合同，请求尚亿公司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于该公司举证不能，亦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争议9万元是否支付的事实，依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应由尚亿公司负举证责任。经法院审查，顺成公司向尚亿公司出具的发票上注明应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给付，双方已确认事后尚亿公司未按票面记载的方式汇款给顺成公司，因此该发票不能作为尚亿公司的支付凭证。尚亿公司向法庭提交的该公司的会计帐册，尽管有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付网箱款27399999元的记载，但该公司不能提交与之相关的有效会计凭证，该帐册的记录不具有证明效力，不能证明已交付0008984号发票的票款9万元给顺成公司，尚亿公司已付货款9万元的主张因举证不能，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顺成公司依据其交付的网箱及框架价款和尚亿公司已付的价款，请求尚亿公司支付尚欠的2400元理由成立，应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琼山市人民法院1999琼山经初字第115号民事判决；
二、尚亿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顺成公司支付网箱及框架加工价款24000元；
三、驳回顺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和尚亿公司的反诉请求。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82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28元，尚亿公司负担10228元，顺成公司负担7828元。
二审再审认为，双方争执的9万元是否支付问题，双方均负举证责任。顺成公司主张其给尚亿公司出具的发票9万元的票款，而且发票上注明给付方式，但尚亿公司未按注明给付方式支付。所以，不足以否定尚亿公司以定金支付9万元给顺成公司的事实。原判以尚亿公司未按发票注明的支付方式付款而否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的效力缺乏法律依据。顺成公司在既不收回已开出的有效的9万元发票的情况，时隔七个月后，尚亿公司付网箱款时，又出具54万元的发票给尚亿公司的行为，足以认定尚亿公司已支付了该9万元先进给顺成公司。顺成公司主张未收到尚亿公司支付的9万元，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依据《民诉法》第153条第1款第2项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00海南经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琼山人民法院1999琼山经初第115号民事判决。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82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28元，均由顺成公司负担。
再审后，顺成公司申诉再审。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发票所标注的9万元网箱款，尚亿公司是否支付给顺成公司﹖9万元是否给付是本案的关键问题。顺成公司出具的发票备注栏上明通过银行汇给顺成，即在给付发票的同时双方约定该发票是尚亿公司要通过银行汇款的收款收据，而不是现金收款的收据。现顺成公司和尚亿公司均承认没有通过银行转付该款。尚亿公司提出支付9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依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应承担9万元现金如何支付的举证责任。尚亿公司的会计帐册，是单方面的记帐凭证，不具有证明效力；储蓄存折记录，和本案付款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具有证明效力，故不予采纳。且尚亿公司没有提供出顺成公司收到9万元现金的其他有效的凭证。因此，尚亿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综上，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应予纠正。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的2000经终字第12民事判决正确，应予支持，依据《民诉法》第177条第2款、第153条第1款第2项，判决如下：
一、撤销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2000海南经再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
二、维持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2000海南经终字第12号民事判决。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828元，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878元，共计18056元，由尚亿公司负担10228元，顺成公司负担7828元。
［评析］本案原告与被告因签订网箱加工承揽合同，引起纠纷，双方当事人各据其词，案经四审，原审与再审判和二审与省高院再审判决截然不同。从本案案情和审理来看，当事人争执的焦点是，9万元是否支付，也是本案的关键问题。
一审、再审认为，关于双方争议9万元是否支付的事实，依照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双方均负举证责任。顺成公司向尚亿公司出具网箱款发票后，提出未收到尚亿公司的网箱款9万元，但未能提供足以认定的证据证明，一审不采纳。再审认为，二审以尚亿公司未按发票注明方式付款而否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的效力，缺乏法律依据。顺成公司在既不收回已开出的有效的9万元发票的情况下，又出具54万元的发票给尚亿公司的行为，足以认为尚亿公司已支付了9万元现金给顺成公司，其主张未收到尚亿公司支付的9万元，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据此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撤销二审判决。原告败诉。
二审认为，顺成公司向尚亿公司出具的发票上注明应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给付，双方已确定事后尚亿公司未按票面记载方式汇款给顺成公司，因此该发票不能作为尚亿公司的支付凭证。尚亿公司向法庭提交该公司的会计帐册的相关记载，但不能提供有效会计凭证，不具有证明效力。尚亿公司提交的该公司副总经理的个人储蓄存折记录只能证明取款事实的发生，而取款事实的发生与付款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没有法律的必然联系，故不具有证明效力，故尚亿公司举证不能，不予支持，原审认定应予纠正。省高院再审认为，尚亿公司提出支付9万元，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依照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承担9万元现金支付的举证责任。尚亿公司的会计帐册是单方面的记帐凭证，不具有证明效力；储蓄存折记录和本案付款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具有证明效力，故不采纳，尚亿公司的会计帐册是单方面的记帐凭证，不具有证明效力；储蓄存折记录和本案付款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具有证明效力，故不采纳，尚亿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因此，经省高院再审是：撤销海南中院再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是正确的。
合同纠纷案篇5
一、主要特点
1、案件数量增长快，标的额小。2006年，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受理保险合同案件26件，标的额97、9万元，平均标的额为3、77万元。2007年受理案件81件，同比增长216%；标的额233、5万元，平均标的额为2、88万元。今年1-3月份，该院就受理保险合同案件43件，同比上升115%；标的额为126、9万元，平均标的额仅为3、1万元，其中，标的额最大的19万元，约占2%。
2、案件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社会影响大。2003年以前，法院受理的保险合同纠纷基本以机动车保险、火灾险和运输险等普通财产保险和各类人寿保险为主，而2004年来受理的案件类型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消费信贷保险、兼有委托理财性质和保险合同性质的理财型保险等新类型保险合同纠纷不断出现，案件类型呈现出了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但从影响力上看，一个案件的结果会给一批同样险种的理赔产生冲击，对当事人和社会相关人群的影响都很大。
3、案件调解率低，上诉率高。许多保险合同纠纷争执的焦点往往是保险公司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因此当事人之间调解、和解的空间小，加之许多保险公司认为调解往往涉及到内部责任承担，对调解设置了繁杂的内部审批手续和严格的权限，导致此类案件中保险公司的调解意愿不强，调解率远低于其他民商事案件；此外，现在的诉讼费很低，也是上诉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因此，该类案件基本以判决方式结案。今年1-3月份，东港区人民法院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共结案32件，判决31件，判决率占96、8%，而上诉率达到98%。
二、形成原因
1、保险法司法解释缺少，导致法律理解和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分歧。随着新型保险业务和新类型保险案件的不断出现，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已明显滞后，加之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未能出台，导致实践中诸多问题在认识和处理上都存在较大分歧，影响了司法统一。如《保险法》第17条第2款“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度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的规定。有的审判人员认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均须达到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如果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不要求投保人隐瞒的事实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还有的审判人员则认为，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合同，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前进行。如果保险事故已经发生，投保人即便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也不得解除合同。再如保证保险合同的性质、法律适用，委托理财、分红型保险的相关问题，道交法实施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关系、保险人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等新类型保险合同纠纷中的问题，都比较容易导致法律理解和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2、审判人员司法理念存在差异，导致执法尺度不够统一。一是审判人员自身素质的差异。如审判人员在人文、地域、知识、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普遍存在“保险公司是强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弱者”的不正确观念，因而在审理过程中，过分偏袒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导致执法尺度不够统一。二是由于审判人员对保险法研究不够，将保险实务与保险法理论研究割裂开来，对于较复杂的保险纠纷案件，只能从表面上解决问题，很难有深层次的法理剖析。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只能从表面上解决问题，很难有深层次的法理剖析。审判人员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导致处理存在失误，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不能正确处理保险合同共性与自身特殊的关系。如忽视保险合同具有的个性，按普通合同的处理规则来处理保险合同问题，以对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而未经被保险人签字的保险合同为例，有的审判人员认为保险公司接受这种投保单虽然具有明显的过错，但应将其认定为有效合同，这样就单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造成认定上的错误，违背了《保险法》第56条。再如片面强调保险合同的个性而忽视了保险合同人微言轻合同所具有的共性问题，以在适用《保险法》第31条确立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时，机械地理解条文，认为只要当事人就合同条款发生争执，就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而不考虑合同法就合同解释所作的一般规定，不考虑该条款是否真的产生了两种以上的合理解释，从而造成形式上公平而实质上不公平的结果出现。三是审判人员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在举证责任和证明程度及证明力大小的确认上问题较为突出，存在着同样的事实和情节，在适用法律上，不同的审判人员可能作出迥然不同的判决。如对于酒后驾车或无证驾驶发生事故后，被保险人以未明确告知为由主张权利，应否支持？笔者认为，此两种情况属一般性常识，即使保险人未告知，只要保险人存在酒后驾车或无证驾驶的情况，就可以免除责任，而无需提供是否告知投保该条款。再如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证言证明力如何确认、证明程度如何认定等，不同的审判人员掌握上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自然也会影响执法尺度和判决结果。
3、保险人违规操作是引发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重要原因之一。保险人保人填写投保单内容甚至代签名的现象较为普遍，一旦出现诸如带病投保情形而保险公司拒付保险金时，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往往以保险人未履行条款说明义务为由抗辩；保险人收费后不上交保险公司，或者未收费先开收据，都有可能酿成保险合同纠纷。如有的审判人员认为，只要保险人在保险单的“投保人声明”处作了提示，作出了明显标志，就应当认定保险人作了明确告知义务；而有的审判人员则认为，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5号批复的精神，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等。若投保单为保险人违规操作、代为填写“投保人声明”，一旦出险，无论孰是孰非，引发纠纷则为必然。
三、解决对策
基层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好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这需要法律层面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审判人员自身素质的进一步提高等多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目前，由于我国法制社会还不完善、法律还不健全，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笔者认为，审判人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妥善审理好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实现“司法和谐”。
1、审判人员应牢固树立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由于保险合同所特有的“射幸”特征，而表现出与以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平等为特征的普通商事合同完全不同的特征，稍有不慎，就会使原本已经“倾斜”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平衡，从而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害，进而危及法律和法制的尊严。商事审判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平等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权利的理念，按照保险合同特有的规律和规则，结合商法的原则与精神以及保险原理，妥善处理。
2、审判人员应准确把握保险法的特有原则。一是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行为属于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合同双方当事人要受诚信原则的强行规范。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活动，要求当事人所具有的诚信程度，要比其他民事活动更为严格，达到“最大诚信”，这就是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合同必须建立在双方最大诚的基础上，任何一方如有违反，另一方有权提出合同无效。二是保险利益原则。在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的不安全而受到损害的利益关系，或者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免受损害的利害关系，均可成立保险利益。就人身保险合同而言，《保险法》作了具体的规定。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原则上凡因财产产生危险事故而可能遭受损失的人，都对该项财产具有某种保险利益。保险财产的所有人、经营管理人、保管人、抵押权人、承揽人、承运人和承租人等都是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他们可以就各自的保险利益投保不同的险种。三是损失补偿原则。保险的损失原则是指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将特定的危险转移给保险人承担；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给予被保险人的经济赔偿恰好填补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的经济损失。保险补偿的原则是经有关法律规定的，它通常包括两层含义：（1）保险合同订立以后，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而产生损失，被保险人有权按合同的约定，获得全面、充分的补偿；（2）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赔偿恰好使保险标的恢复到未出险前的状况，即保险补偿以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被保险人不能因保险赔偿而获得额外的经济利益。
合同纠纷案篇6
民事裁定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沂水宝平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宝平，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兆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海涛，总经理。
委托人：罗荣，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郑俊，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沂水宝平食品有限公司不服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0）秀民二初字第11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该民事裁定，驳回被上诉人的。其理由是：本案当事人的合同纠纷一案，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已依法判决，现正在二审审理中，被上诉人海南兆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同一合同纠纷在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提讼，属一案两立，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适当履行《全风干面姜购销合同》给其造成损失，要求上诉人赔偿损失而提起的诉讼，该合同约定的解决纠纷方式是原告方法院裁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被上诉人向其住所地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该法院受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之后本院将本案指定由原审法院管辖。对于上诉人提出本案属一案两立的理由，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是本案诉及的《全风干面姜购销合同》的货款纠纷，对海南兆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沂水宝平食品有限公司未适当履行合同义务给其造成损失的抗辩未作处理，并告知海南兆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可另案，所以本案不属重复立案。综上，原审法院裁定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韩丽萍
审判员 吴清川
审判员 林秋婷
合同纠纷案篇7
关键词：施工合同；经济纠纷；防范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104-02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企业体制多元化发展，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案件急剧上升，已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和流动资金的运转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本文通过有关文件和大量报刊有关报导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经济纠纷案件评析和相应对策。
一、建筑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现状
（一）经济案件类型较多
随着市场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深化改革、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由此导致企业经济纠纷也呈现多样性。除了建筑材料购销、加工承揽、借贷等常见的合同纠纷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纠纷，如总包与分包经济纠纷、资金紧张导致经济危机转嫁纠纷、建设方诈骗案件、建设方违约纠纷、建筑物质量纠纷、投融资纠纷、贷款担保纠纷等。
（二）经济纠纷案件标的额大
一般建筑施工经济纠纷案件标的数额较大，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三）工程款拖欠与三角债较多
虽然建设部《关于严禁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下达五年，但带资施工情况在业内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此引发的诸如三角债、劳资纠纷等，并由此产生连带责任的经济案件屡见不鲜，如广东某市二建公司项目负责人林某以低价带资承包工程，因资金不到位，造成拖欠工人工资外，还赊欠钢材、水泥、砂石等材料款，结果某建筑商与林某发生争执和打斗，造成重大案件。
（四）隐性损失大
经济纠纷给企业造成的隐性损失不可估量，由于企业领导人缺少法律意识而造成超过诉讼时效后丧失了追索权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拖欠工程款挂在企业帐册上，作坏帐、呆帐待处理的屡见不鲜；企业应收拖欠工程款和项目经理应上交款居高不下。有的双方自行协商调解或法院裁判，以抵债形式拿回来放在仓库里的那些销售不畅、以帐面价格计的物品，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十分惊人的。
因拖欠工程款数额太大，不少施工企业由此造成流动资金严重缺乏，致使企业连年亏损，最后陷入破产困境的不在少数。
（五）诈骗案件增多
社会上不少坏分子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交易规则，钻法律上空子，利用合同欺诈、拖欠，不履行债务，致使不少施工企业上当受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二、对策与防范措施
尽管施工企业面临的经济纠纷原因很复杂，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有其必然性。但通过对施工企业经济纠纷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施工企业只要提高自身法制观念和聘请法律顾问，由此达到减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发生的机率，从根本上预防企业陷入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做得到的。当前急需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施工企业法制教育与培训
在建立规范有秩序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加大对施工企业经营者（包括项目经理）的法制教育，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素质。有的施工企业经济纠纷不断、屡屡败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从反面告诉我们，提高企业经营者法律素质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发生的关键，也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内涵扩展的重要内容。若不提高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施工企业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的重大案件仍会发生。因此，要把企业经营者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作为考核、相关的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作为继续教育和选拔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针对施工企业经营者的现状，把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强化教育的重点，使施工企业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制度
1、合同问题
通过大量事实证明施工企业经济纠纷频频败诉往往是合同本身或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合同没有归口管理，企业内部没有专门合同管理机构；（2）忽视对对方作资信调查，没有对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3）合同条款不完备，在签订重大合同时缺乏法律论证；（4）对合同专用章、空白介绍信缺乏管理。
2、完善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
这正是由于施工企业缺乏内部法律管理机制造成的。无数事实表明，内部法律管理松懈，漏洞百出的企业，就好像一个没有篱笆围墙的果园，随时都会发生果子被人偷摘祸害。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以上几个问题往往涉及到合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营部门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水平。当前，建立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要做到以下五点：
（1）加强企业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达到减少企业决策失误的目的。企业聘请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企业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会议，对重大经营决策或重大项目，再聘请法律事务部门的人参加；（2）加强合同管理制度，以提高企业签订合同有效性和合同的履行率。制定“公司经理和三总师合同会签负责制”、“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企业对外担保管理和对内承包办法”、“企业对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等制度；（3）加强企业财务结算的管理制度，堵塞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4）加强企业内子公司、分公司注册登记和项目经理信誉等级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5）加强纠纷管理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济、民事经济纠纷管理办法》、《企业对外争议和经济纠纷管理办法》等制度，并根据发展需要，及时制订或修改相关规定。将企业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三）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
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是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管理层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施工企业在相对合理和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施工生产的保障系统。其作用不仅仅是处理纠纷，更多的是着眼于事前防止经济纠纷的发生。1997年，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司法部共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等规章，是推动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促进建筑施工依法治企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明确了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施工企业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扩充和发展了建筑施工企业管理的方法和内涵。
（四）合约前的评审和签约后的评审
由于大多数经济纠纷案件与合同有关，因此加强合同评审极为重要。合同评审的内容主要有工程造价、付款方式、工期指标、质量目标、施工工艺、设备配备、物资供应、索赔条款等内容。对招投标项目，公司投标办公室要看得相当仔细，否则，将会造成“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合同评审主要有两个阶段，分为签约前的评审，最重要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1、调查工作。签订合同之前，必须对建设方进行社会信誉和建设资金来源调查，凡是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这个合同还是不签为好。对建设项目可靠性调查，包括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城市规划许可证、需要拆迁的、拆迁进度情况、设计图纸及地质勘探报告、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建设项目报建批准文件号以及相关会议的记录；2、评审合同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参照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各地方的招投标管理方法的规定，FIDIC条款、《保险法》、我国政府或地方政府颁发管理法规以及适用于本工程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等；3、评审合同文本是否符合我国和项目所在地规定，条款制定是否有缺项；4、评审合同条款与原招标文件条款，以及技术、商务标书有无相悖之处，并及时沟通纠正。
签约后的评审，主要涉及到合同管理，工程施工追踪管理、工程施工中的索赔等内容，工程竣工后的评审。大型工程项目工期较长，可能3-5年或更长，不能因为人员的调动而间断评审工作。在施工过程中还可能对合同进行修订，也需要进行评审，该评审要与前面工作联系起来，保证前后必须连续一致，资料归档及时、完整。做好合同的评审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工程经营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合同评审工作细致，不仅会避免企业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会树立企业在外界的良好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相反，则会造成失误，即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直接影响企业形象。（上接第103页）载入宪法，这也是国家制定统一住房保障法的宪法依据。公民住房权立宪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我国，宪法是部门法的立法依据，我国主要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完善宪法。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面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获得适当住房权的权利。国家负有尊重、保障和促进公民住房权的逐步实现的义务”。
（二）及时出台保障公民住房权的基本法律。保障性住房关涉千家万户的切实利益，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负有宪法义务为保障公民住房权提供法律保障。在城市住房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此项立法工作更是刻不容缓。早在1983年,《住宅法》就被正式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并拟就了《住宅法》征求意见稿。但出于种种考虑，住宅法至今尚未出台。现在我国的住房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住房保障的理论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住宅法的时机完全成熟。住宅法应是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在于确保公民的住房权。1、《住宅法》应合理划分国家与市场在解决公民住房问题上的责任；2、《住宅法》应认真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将《社会、经济、文化国际公约》中有关住房保障的内容纳入国内法。
（三）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1、要完善梯度保障性住房体系。应针对不同群体将保障性住房层次化，建立起以“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2、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比例绝不能少于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应出台措施规定，每年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占财政预算的3%，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金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3、要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分配程序：（1）要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准入机制。建立居民收入状况核对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建立起“电子比对专线”，了解申请家庭的实际收入状况；（2）要建立“轮候制度”。将符合申请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列入轮候册，并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查阅，并赋予公民对该分配名单的异议权。
四、结语
住房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为了充分保障公民住房权，解决公民住房问题，我国宪法应增加对公民住房权的规定，并且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住宅法》，提供“人民买得起的房子”，让“人民有房子住”，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和谐理想，让普通百姓的安居之路更加顺畅，这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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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案篇8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403民初5552号
原告：安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人：陈强，安徽震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人：王倩，安徽震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hjk，男，198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原告安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被告hjk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立案后。于2018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公司的委托诉讼人陈强、王倩到庭参加诉讼，被告hjk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物业管理费1311元（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滞纳金2753元（暂计算至2018年7月31日，之后滞纳金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合计4064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13日，被告作为金大地国际城二期1号楼508号房（建筑面积54、68平方米）的业主与原告签订了《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在本物业区域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由建设单位选聘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该物业区域的前期物业管理工作，前期物业管理费按包干制约定，收费标准如下：（一）住宅：1、26元/月/平方米；（二）公寓：1、26元/月/平方米；（三）商业：5、00元/月/平方米。前期物业管理费自甲方通知乙方入伙之日起计算（本条所称入伙，是指业主或者使用人收到书面入伙通知并办理完结相关手续，业主或使用人收到入伙通知后在限定期限内不办理相应手续的，视为入伙）。乙方首次入伙时全额缴纳半年的物业管理费，期满后于每半年首月15日前预交一次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标准根据相关规定可适时调整。自2017年6月1日期，被告无故拖欠缴纳物业服务费，经原告多次催缴，被告至今仍拒不缴纳物业服务费。原被告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中第八条第三款约定“乙方不按本协议约定的收费标准和时间交纳有关费用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交，并从逾期之日起每天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现被告未按《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履行交费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现以此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hjk未予答辩。
原告**公司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原告提交的原告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以及被告身份证复印件、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欠缴清单及照片、催缴律师函及邮寄单、服务价格登记证、照片一组。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原告**公司陈述及经审理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hjk系金大地国际城二期1幢508号房业主，其房屋建筑面积54、68平方米。2016年4月13日hjk（乙方）作为金大地国际城二期1幢508室的业主（乙方）与**公司(甲方)签订《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就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物业服务内容及质量、物业服务费用、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协议载明：“第一条在本物业区域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由建设单位选聘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该物业区域的前提物业管理工作，前期物业管理费按包干制约定，收费标准如下：（一）住宅：1、26元/月·平方米；（二）公寓：1、26元/月·平方米；（三）商业：5、00元/月·平方米”前期物业管理费自甲方通知乙方入伙之日起计算（本条所称入伙，是指……）。乙方首次入伙时全额缴纳半年的物业管理费，期满后于每半年首月15日前预交一次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标准根据相关规定可适时调整。……第三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四）依据政府有关法规政策和本协议向乙方收取物业管理各项费用……第六条物业管理服务质量甲方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见附件二，甲方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应达到附件二所约定的目标。……第八条违约责任……（一）甲方违反本协议，未达到管理服务质量约定目标的，乙方有权要求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三）乙方不按本协议约定的收费标准和时间交纳有关费用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补交，并从逾期之日起按每天加收千分之五的滞纳金……第十二条本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的事宜，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协议签订后，**公司对金大地国际城二期提供了前期物业服务。但是，自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被告hjk未按时交纳物业管理费。故**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公司与被告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协议履行期间，**公司依约提供了物业服务，被告hjk作为业主，在接受**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后，应当负有按照双方协议约定及时履行交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义务。本案中，被告hjk拖欠自2017年6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物业管理费1311元，应当依法缴纳，原告诉请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公司主张的滞纳金，实际为逾期交付物业服务费的违约金。被告hjk作为该小区的业主，未按照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约定按期缴纳物业费，又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未尽合同义务，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过高，本院酌情予以调整，依法确定为393元（1311×30%）。被告hjk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答辩的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五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hjk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安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物业服务费1311元，滞纳金393元，合计1704元。
二、驳回原告安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hjk负担21元，由原告安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负担2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崔化冰
人民陪审员
崔 英
人民陪审员
汪正瑶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谢 雪
附1：证据目录
一、原告安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的证据
1、原告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明以及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主体资格。
2、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管理规约及消防责任书，证明物业服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3、欠缴清单及照片，证明截止到起诉被告欠的金额和时间段。
4、催缴律师函及邮寄单，证明被告已收到催缴函无异议。
5、服务价格登记证，证明按照标准1、26每平米收取物业费。
6、照片一组，证明原告已按照协议履行服务。
二、被告hjk未提交证据。
附2：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
第七条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遵守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使用、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的维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三)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和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专项维修资金;
(五)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用;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六条经书面催交，业主无正当理由拒绝交纳或者在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交纳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请求业主支付物业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以及相关规定提供服务，业主仅以未享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