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意见(精选8篇)
媒体融合意见篇1
关键词：媒体 融合 新闻 传播差异化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91-01
“媒体融合”自2014年开始，被新闻研究机构和国家层面的众多学者关注，实际上它的前身是“媒介融合”。媒介融合即“使各种媒介呈现出一体化多功能的发展趋势，融合多种技术后形成的某种传播技术”。媒体融合不同于媒介融合的是，前者更注重从产业跨界、内容生产、信息资源的集中处理，最终实现精准、个性化传播，当然这也是信息环境下媒体发展的最终结果。媒体融合可以实现用户通过APP、客户端等方式对社会信息进行休闲消费、快速阅读、商业活动以及社会交往等活动。从舆论引导和舆情监测角度来看，媒体融合也是国家在国际地位上提高话语权的重大战略转变。
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强调，促使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快速融合，务必要遵循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面对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取长补短，通过互联网思维促使二者一体发展。打造现代媒体传播体系，需要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后盾，坚持内容为王的理念，促进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在平台、内容、渠道、管理和经营等方面深度融合，最终形成竞争力强、手段先进、形态多样的新型传播媒体。整个过程要管理和融合双管齐下，确保融合发展在正确道路上稳定推进。
一、媒体融合下新闻的发展形态
从传播渠道上分析，近几年媒体融合下新闻的发展形态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传统媒体的网络延伸；二是移动用户端新闻APP的诞生，它也是适应网络媒体发展的时代产物；三是为了满足电脑客户端的网民需求而开发的新闻网站；四是发生在媒体社交平台的新闻推送。
四种发展形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呈现方式上都有一定的交叉和不同，内容上无外乎都是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的合集；而呈现方式则根据各个媒体平台的不同而相异。总而言之，无论任何形式的发展形态，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开发新闻的价值和使用率，这也是媒体融合的宗旨。
二、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差异化传播策略探讨
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政治等发面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具备一定的话语权。当前，网络已经成为新闻媒体传播的主要阵地，更是引起各种舆论斗争的主要场所，那么，媒体融合到底该怎么发展、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课题。
媒体融合不单单是媒体自觉，其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上升到国际级战略层面，因此，关于其发展的探索要综合传媒人、社会经济的舆论生态、我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首先是针对传统的纸媒，不应将提高纸质媒体的市场竞争力作为发展重心。关注纸质媒体的多为政府机关等事业单位，应提倡其主动引进新型传播手段来搭建新型媒体传播平台，最终实现纸媒与网络媒体、移动终端、APP等的衔接，同时这也是改善纸媒当前低迷现状，拓宽传统媒体传播渠道和传播范围，提高传统媒体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其次，针对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成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轻松民主氛围。新兴媒体中的自媒体越发普遍，这就意味着每位普通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当下的意见领袖，每位用户都可以自由发声，发泄自己的不满，陈述自己的见解，新媒体的诞生将舆论自由推向极致。新型媒体的传播互动方式不再是传统的广播、电视等方式，传统的互动方式多为单项互动，而新型媒体的诞生则促进了用户和媒体间的双向互动。数据分析，当今社会用户更侧重于个性化表达，对那些严肃的新闻话题热衷度大大降低，八卦、吐槽、狗血类型的新闻话题成为受众的新宠，因此新型媒体可以尝试向这个方向发展。
最后，引入互联网平台“互联网+”的商业运营模式。通过互联网思维和运营模式，经过大数据分析之后对产品进行定位分析，进而推广、销售，这么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用户群体的精准传播，最大化满足用户需求，最终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营销模式是结合实体店与网络点铺的整合营销，是在互联网背景下衍生出的一种新型营销模式。这种营销模式的优势在于将营销环节进行详细划分，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通速度，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用户群体的消费模式。
三、结语
以互联网为主要阵地的新闻差异化传播，弥补了传统媒体的劣势和不足，在提高信息流通速度的同时，也提高了新闻的价值和使用效率。然而，在互联网的催生下，新闻自媒体的数量迅速增加，这会导致新媒体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自媒体的生存发展也就越发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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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地域的区别、受众群的差异，在借鉴一些先行者经验的同时，不同地区的党报也应该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既符合地区实际、又能为广大受众所接受的道路。为此，在总结自身工作经验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地方性党报在媒体融合方面应该做到：改变融合理念，找准融合方法，结合地区实际。
改变融合理念，即改变那种认为媒体融合应该以传统媒体为主的理念。在认清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传播理念、传播手法区别的基础上，应树立起以新媒体双向互动型理念为指导、平等化的融合思维。
在媒体的发展历程中，报纸是最早出现的媒体形式。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报纸的内容生产者和内容消费者之间很少出现交集，因此也就导致了报纸登载什么内容读者看什么内容，很少考虑到读者的切身需求。具体到党报身上，这一现象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了。相当多的党报工作者认为，只要把党和政府需要让群众知道的内容登载出去就可以了，至于群众看后的反响如何则鲜有考虑，即便有些党报也会通过群众来信等方式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但总体来说，单向度的灌输式传播还是党报长期以来在传播方式上的一大特点。这种传播方式虽然能保证党和政府声音的高度“保真性”，但其忽略群众喜好、不顾及群众感受的弊端，也使得很多报道达不到预期效果。
与党报的这一传播特点相比，从早期的网络媒体到后来的手机媒体等新媒体，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以“双向互动”理念为导向的发展道路，内容选题考虑受众需要，写作风格顾及受众喜好，外在形式符合受众口味，这种风格的出现大大缩减了媒体和受众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就得到了受众的欢迎。
除了传播理念存在巨大差异外，在传播手法方面，二者也存在巨大差异。
传统的党报受制于传播载体的限制，采用的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平面化的纸媒进行信息传播。这一信息传播方式固然有着对受众而言没有什么技术要求，能“拿起来就看”的优势，但表现形式过于死板，单一的劣势凸显。与之相比，新媒体则依托强大的技术优势，实现了立体化、多媒体、全民参与式的传播，因而在提升信息的“可观性”方面远远超过了党报。同时，它借助与手机、平板电脑以及wifi的大普及，更是实现了方便快捷、适时点播式的信息传播，因此广受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欢迎。
在媒介融合之路上，上述这些差别不事先考虑，只是单一地采取办网站、上微信、上客户端的办法，而报纸还是原来风格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媒介融合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其效果自然也不会突出。为了更好地让党报和新媒体能融合起来，使传统的党报搭上新媒体的“快班车”，笔者认为还需要找准融合方法。
我们这里所谓的融合方法，简言之，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理念融合为“心”
这就首先需要我们的党报从业人员能“自降身段”，抛弃那些长期以来形成的“机关”式的工作作风，多看一看网络等新媒体，尤其是商业类新媒体的从业人员是如何工作的。在选题策划的思路、报道框架的搭建特点、写作风格等方面，更是需要重点学习。
其次，还需要我们的党报从业人员真正树立起新媒体那种“网民”导向性的工作思路，在进行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时，多听听读者的心声，多借助新媒体的互动性工具，和读者“打成一片”，以此作为我们开展相关报道的指导方针之一（另一个指导方针则是党和政府的新闻工作要求），这样自然就会有效地避免很多党报目前出现的谁办谁看的尴尬局面。
二、载体融合为“形”
伴随技术的进步，纸张的运用越来越少，也可能再过若干年，纸张将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即使纸真的会有消亡的一天，但作为向公众传递新闻资讯的“报”这种媒体形态还会存在，只不过其称呼中可能会没有了“纸”这个字。因此从这点而论，很多人所预测的报纸将消亡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只能说猜对了一半，即纸消亡了，但报还会继续存在。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上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样一种现象，即利用手机作为上网工具的人群正在快速上升。根据2014年7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5、27亿（在2010年6月，这个数字还是2、7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网民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达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80、9%的使用率。而这6、32亿网民中，主要利用网络看新闻的用户在2014年6月也达到了5、03亿（这个数字在半年前的2013年12月还是4、91亿）。5亿多的人在利用互联网获取新闻资讯，这个数据除以全国的人口数量13、6亿，其比重也是比较惊人的，而这还只是没有计算人口年龄差异这一因素，在20-30岁的年轻人中，喜欢以互联网而非报纸获取资讯的人群比重就更高了。笔者曾选取100名大学生做过一个小范围关于新闻资讯获取途径的调查，结果发现，经常看报纸的仅有10名同学，偶尔看报纸的有8名同学，基本不看报纸的有82名同学。可以说，年轻人中，报纸的潜在读者群正在日趋下滑。当然这种下滑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不看新闻了，而是他们已经把获取新闻资讯的平台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大量借助电脑、手机来上网看新闻。
在了解到了读者接受习惯的这一变化后，作为报纸中重要组成的党报，就更有必要开始考虑载体的革新。当然，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种疑问，那是不是党报就不要出纸版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了更好地吸引有着不同阅读习惯的不同层面的读者，党报完全可以采取一种以多样化载体进行传播的方式，简言之，即：一方面，建立起多元化、多维度的信息传播平台。除了传统的网站外，还应该建立起手机客户端、手机报、微信公共账号、微博等多种平台，以更好地适应不同网民的接受特点。另一方面，在纸版上充分利用起互联网技术，重要的新闻可以在标题后印刷上二维码，公众扫描后能进入该报道的视频报道或专题报道页面，同时在头版也要把手机客户端、微信公共账号的二维码登载上，以方便读者“扫一扫”的需要。
不过在这一多元化信息传播平台的建设中，切忌不要出现“多张皮”现象，即不要出现网站是网站、手机客户端是手机客户端、大家“各自为政”的现象。要知道，媒体融合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的有机融合，特别是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的有机融合，如果没有实现工作理念和工作人员的有机融合，那么即便报社的新媒体平台搭建的再多元、再“豪华”，恐怕还是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
三、全能化工作为“体”
伴随融合化媒体的出现，为了更好地做好相关工作，党报内部（包括融合后的各个新媒体平台）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采编人员，也就需要具备一种全能化工作能力，而不应该再像传统的单一化报纸时期那样“一支笔走天下”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这种全能化的工作能力的基本要求就是，采编人员不但要具备扎实的采访、写作功底，而且还能熟练掌握诸如照相机、摄像机的使用，图片的后期加工，音视频节目的后期剪辑制作，网站专题的策划制作、页面的维护等，这样一则新闻出现后，一个记者就可以提供出多种形态的新闻表现形式，而这同样对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大有裨益的。
四、创新思路为“魂”
新媒体在发展中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用户体验度的不断优化。为了适应新媒体的这一特点，党报在融合中也应该拿出新媒体的“常变常新”的思路，在媒体创新上多下功夫。
对党报的创新来说，首先需要创新的是选题要贴近大众需求，写作风格要符合大众口味，表现形式应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等方面。而这也就需要我们的党报从业人员，要多下下基层，多调研调研，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能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反映在办报、办新媒体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融合后的党报发挥出1+1>2的效果。
此外，党报要创新，还需要扭转长时间以来形成的那种党报所建立的各类新媒体平台都是报纸的附属品，都是“二线产品”，只有报纸才是“一线产品”的错误认识，要把办报和办新媒体放在同等重要的层面，甚至对新媒体还要“高看一眼”，在政策、资金上“扶一扶”、“松一松”。毕竟在今天这个新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新媒体要想发展好，要想占有一席之地，其难度已非十几年前可比。再加之网民在利用新媒体获取资讯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黏着效应”，一登陆电脑或者一打开手机网址，可能就习惯性地登录到他以前一直登录的网站或者客户端了。要改变这种“习惯性”登录，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在提升用户体验度和内容特点上下功夫，是很难见效的。
基于此，对于初创时期和成长时期的以党报为依托的新媒体而言，作为其母体的党报更应该先扶植其成长壮大，以便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传达、舆论引导服务。
当然，融合方法远不止我们上面提到的几点，在党报的媒体融合之路上，由于各家党报所处的地区环境千差万别，面对的读者多种多样，因此为了更好地做好党报的媒体融合工作，我们还有必要把各种融合思路和融合方法与地区实际结合起来，从中选择最适合本地区需要的方法和手段。以笔者所在的内蒙古地区为例，由于幅员辽阔，东西部生活习俗、文化习惯差别较大，所以，在党报的媒体融合之路上就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地域特点。以新媒体的建设为例，除了传统的汉语类新媒体平台外，恐怕还需要考虑民族语言类的新媒体平台，以双语平台对外发声，而且发声时还应该充分顾及到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群众在接收习惯上的差异，采取区别化的传播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将党和政府的声音高效传达到各个角落，更好地发挥出媒介融合后的党报媒体的主流地位。
媒体融合意见篇3
带着这一问题，笔者于2015年在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内进行了一次专门针对党报应如何做才能更好地提升其传播力的大规模读者调查活动。本次调查的对象总体上界定为内蒙古地区18～65岁较为稳定的报纸读者，以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展开。调查共发放问卷5340份，回收有效问卷485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1%。
调查显示，在媒介环境迅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以其便捷化、易携性的优势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处理信息的主要媒介。在对《内蒙古日报》的读者媒介接触行为的调查中显示，62%的读者主要利用手机和网络获取新闻信息。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手机正日益成为信息社会的主要信息载体与传播媒介，手机媒体也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本次调查显示，在《内蒙古日报》的读者中，41%的读者将手机作为第一新闻来源。
由此可见，手机正逐渐成为党报的传统受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而且在本次调查中，笔者还发现了比较明显的“互联网+”的特色。有22、4%的读者偏爱“互联网+手机”式的媒体组合，19、1%的读者偏爱“互联网+电视”的媒体组合，还有21、4%的读者偏爱“互联网+报纸”的媒体组合，三者相加所占百分比达到了62、9%。可见，当代大多数党报受众更喜欢“互联网+”式的媒体组合式传播。
那么，民族地区的党报如何才能做好“互联网+”的媒体组合式传播呢？根据此次调查的数据，笔者认为切实做好党报“互联网+”，是提升新时期其传播力的重中之重。
一、树立“互联网+”的理念融合之“心”
民族地区党报“互联网+”的核心是什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党报从业人员，从各级领导到具体的工作人员能不能真正领悟“互联网+”的核心所在。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互联网业已形成“突出的平等性”“超强的互动性”“海量的信息存储性”“传受双方身份的模糊性”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色，而这些特色也恰恰是我们今天建立“互联网+”的传播方式时需要重点注意的核心所在。不过要想使这个核心能真正融入到党报的日常传播中，还需要我们的党报从业人员能多看一看网络媒体等新媒体，尤其是商业类新媒体的从业人员是如何工作的。特别是他们在进行选题策划、报道框架的搭建、写作风格的形成时的工作方法，更是需要重点学习的，甚至将党报工作人员适时输送到成功的商业化新媒体中去锻炼，也不失为一种能取得成效的好方法。
另外，树立“互联网+”的理念融合之“心”，还需要党报从业人员真正形成新媒体那种“网民”导向性的工作思路，在进行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时，多听听读者的心声，多借助新媒体的互动性工具和读者打成一片，多了解一下读者想通过你的报道知道哪些内容，以此作为开展相关报道的指导方针之一（另一个指导方针是党和政府的新闻工作要求），这样自然就会有效避免很多党报目前出现的谁办谁看的尴尬局面。
二、搭建“互联网+”的载体融合之“形”
伴随着技术的进步，纸张的运用正变得越来越少，也可能再过若干年，纸张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即便纸张真的会有消亡的一天，作为向公众传递新闻资讯的“报”的这种媒体形态还会存在，只不过其称呼中可能会没有了“纸”字，因此从这点而论，很多人所预测的报纸将消亡其实也不完全正确，毕竟，即使纸消亡了，但报还会继续存在。
从目前的发展态势上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样一种现象，即利用手机作为上网工具获取信息的人群正在快速上升。根据2016年1月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在这6、68 亿网民中，主要利用网络看新闻的用户超过了5亿（这个数字在2013年12月还是4、91亿）。5亿多的人在利用互联网获取新闻资讯，这个数据除以全国的人口数量13、6亿，其比重也是比较惊人的，而这还只是没有计算人口年龄差异这一因素，在20～30岁的年轻人中，喜欢以互联网而非报纸获取资讯的人群比重就更高了。
笔者曾经选取100名大学生做过一个小范围关于新闻资讯获取途径的调查，结果发现经常看报纸的仅有3名同学，偶尔看报纸的有8名同学，基本不看报纸的有89名同学。可以说，年轻人中，报纸的潜在读者群正在日趋下滑。当然，这种下滑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不看新闻了，而是他们已经把获取新闻资讯的平台转移到了互联网上，大量地借助电脑、手机来上网看新闻。
在了解到读者接受新闻资讯习惯的这一变化后，作为报纸中重要组成的党报，就更有必要考虑载体的革新。为了更好地吸引有着不同阅读习惯的不同层面的读者，党报完全可以采用一种以多样化载体进行传播的方式，简言之即：一方面，建立起手机客户端、手机报、微信公共账号等多元化、多维度的信息传播平台；另一方面，在纸版上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重要的新闻可以在标题后面附上二维码，同时在头版也要把手机客户端、微信公共账号的二维码登上，以方便读者“扫一扫”的需要。
在这方面，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媒体融合的试点单位，内蒙古日报社的做法值得借鉴。在载体融合方面，内蒙古日报社以“制定规范――搭建框架――业务开发――系统集成”的模式搭建起了系统化的“中央厨房”，建立起了包括融媒体生产系统、“中央厨房”管理系统、蒙汉文出报系统、蒙汉文新媒体系统、融媒体中心运营平台、多内容管理系统、索伦嘎新蒙文和俄文媒体融合系统等具体平台在内的综合性融媒体平台，打通了报、网、端的信息生产流程，理顺采、遍、发各环节的协同机制，并且再造了采编流程，建立起了以多媒体数据库为核心，面向融媒体出版的数字复合平台，形成了统一的数据交换规范，从而实现了内容生产的多媒体化、内容传输的多介质化、对外传播的全方位化。
不过在这一多元化信息传播平台的建设中，切忌不要出现多张皮现象，即不要出现网站是网站、手机客户端是手机客户端，大家“各自为政”的现象。要知道“互联网+”不是两张皮式的单纯的叠加，而是一种水融式的媒体融合。而这种媒体融合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的有机融合，特别是人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的有机融合，如果没有实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的有机融合，那么即便报社的新媒体平台搭建的再多元、再豪华，恐怕还是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
三、组建“互联网+”的全能化工作之“体”
伴随着融合化媒体的出现，为了更好地做好“互联网+”的相关工作，党报内部（包括融合后的各个新媒体平台）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采编人员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具备一种全能化的工作能力，而不应该再像传统的单一化报纸时期那样“一支笔走天下”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全能化的工作能力的基本要求就是，采编人员不但要具备扎实的采访、写作功底，而且还能熟练掌握诸如照相机、摄像机的使用，图片的后期加工，音视频节目的后期剪辑制作，网络及移动平台专题的策划制作、页面的维护，甚至数据新闻的挖掘采写等。这样，一则新闻出现后，一个记者就可以提供多种形态的新闻表现形式，而这对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是大有裨益的。
在这方面，内蒙古日报社在2016年初组建了媒体融合部等机构，强化了对熟悉新媒体业务的各类人才的挖掘和培训，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采编和办报为主向兼具一流新闻素养和现代传播技能的转变，对引导传统党报工作人员的转型起到了引导性作用。
从这一角度讲，“互联网+”对党报从业人员特别是采编人员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如果不能具备全能化工作的能力，那么“互联网+”的实现程度就会大受影响。
四、建立“互联网+”的创新思路之“魂”
“互联网+”的核心互联网媒体在发展中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用户体验度的不断优化。为了适应这一特点，民族地区的党报在实施“互联网+”战略时也应该拿出网络媒体常变常新的发展特点，在媒体创新上多下功夫。
对党报的创新来说，首先需要创新的是选题要贴近大众需求、写作风格要符合大众口味、表现形式应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等方面，而这也就需要我们的党报从业人员能够多下下基层，多调研调研，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能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反映在“互联网+”的媒体传播策略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使建立了“互联网+”后的党报更能发挥出单纯的一种媒体传播所不具有的“融合叠加式”效果。
此外，党报要想在“互联网+”上有所创新，还需要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党报所建立的各类新媒体平台都是报纸的附属品，都是二线产品，只有报纸才是一线产品的错误认识。要把办报和办新媒体放在同等重要的层面之上，甚至对新媒体还要“高看一眼”，在政策、资金上扶一扶、松一松。毕竟在今天这个新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新媒体要想发展好，要想占有一席之地，其难度已非十几年前可比。
基于此，对于初创时期和成长时期的以党报为依托的新媒体而言，作为其母体的党报更应该先扶植其成长壮大，这样才能使“互联网+”中的互联网的作用切实落在实处，也才能更好地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传达、舆论引导服务。
五、铸造“互联网+”的内容多变之“魄”
“互联网+”所要建立的是“内容+形式”的复合型产品，而非单一的形式化产品。
“互联网+”复合型产品的特征之一就是内容应“因媒体制宜”，要按照不同媒体的特征和需要进行新闻生产，制作相应的报道内容，在统一到调度中实现符合不同媒体特色的全媒体式的传播，使原有的纸质媒介逐渐演变为传统媒体、新闻网站、手机报和客户端的融合体。
“因媒体制宜”进行内容生产，一方面要符合当代读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重实用性、服务性资讯的特点，加大诸如天气、交通、医疗、教育等内容在党报“互联网+”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还要摒弃长期以来形成的空话、套话连篇的弊端，树立起“民声、民气、民族范儿”的平易近人的报道风格，以此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同时提升读者的黏着度，实现留住读者的目的。
当然，“万变不离其宗”，内容再多变，其真实性、客观性等新闻之核是不会改变的。只有保证了内容的真实性，党报的“互联网+”在内容方面才不会“误入歧途”，才不会伤害党报媒体长期形成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媒体融合意见篇4
[关键词]“互联网+”；媒介融合；促进；发展
一、“互联网+”与媒介融合
（一）“互联网+”
何为“互联网+”？简单地说，就是将互联网与传统某项产业相融合，形成新型互联网产业。例如淘宝网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2014年其母公司阿里巴巴整体上市时，产值就超过了2300亿美元。在2016年“双十一”一天，天猫、淘宝销售额达到了1207亿人民币，而2015年为912亿人民币，2014年为571亿人民币。小中见大，“互联网+”的前景非常广阔。对于传统产业，“互联网+”所起到的作用是推动其转型升级。比如即时通讯类APP微信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互联网与传统语音通讯业务的融合而形成，但是产生了非同凡响的效果。根据2016年11月微信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微信月活跃用户数达到8、46亿，也就是说我国平均每100人中就有62个人在使用微信。微信庞大的使用量也迫使传统电信运营商改变营销策略，将以往的以语音和短信为主要服务升级为以数据流量为主要服务，同时还间接推动了4G业务的快速发展，通讯行业也迈入了互联网时代。对于新兴产业，“互联网+”所起到的作用是培育升级。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与互联网相结合，就形成了网络约车的新兴产业。如今，我国网络约车的行业龙头“滴滴打车”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根据滴滴官方数据，截止到2015年底，包括滴滴出行在内的智能出行平台上活跃着3亿乘客和1000万司机（车主），注册用户数以月均13%的速度增长。同时，网络约车的盛行还促使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出台了对网络约车的管理细则，网络约车这一新兴产业正在向着规范化进展。
（二）媒介融合
2014年被业内称之为媒介融合元年，媒介融合在政策推动和市场拉动下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媒介融合并不是简单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而是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融合，是在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上的充分融合，呈现出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取长补短互相融合的状态。这种状态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引导，也需要媒体内部的自身融合。纵观近三年来的媒介融合风潮，其条件和动因主要集中于以下三方面。
1、国家政策的扶持与引导。前文提到，连续两年国家提出的两大政策战略，直接推动了媒介融合与“互联网+”的进展。事实上也确实如此。2014年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后，2015年《融合元年——中国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2014）》出版，收录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党组书记苗圩，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进，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蔡名照这四位领导有关媒体融合的一些看法，其中也可看出国家对于媒体融合的方向把控及立场。2016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从部门规章的角度细化了媒介融合的行业规范，可以说有着充分的指导意义。
2、媒介市场的推动与促进。新媒体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并且已经危及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国外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近年来出现了纸媒断崖式下跌，如2012年美国老牌周刊类杂志《新闻文摘》宣布终止纸张出版，2014年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美国论坛报业集团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等等。国内的传统媒体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2014年中国报纸广告收入下降15%，这已经是连续4年下降。2016年6月21日，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7（2016）》指出，2015年中国传媒业市场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互联网媒体广告收入首次超过电视、报纸、电台和杂志四家传统媒体广告收入之和，从市场规模上看，互联网媒体成为真正的主导，而传统媒体则更加式微。传统媒体已经到了发展瓶颈，亟须转型升级。而新媒体虽然有着传输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但其在内容权威性和完整性上还是稍逊一筹，在行业监管方面还不尽如人意，也需要加强媒介融合。
3、受众对于信息社交的需求。互联网的出现，将受众所能得到的信息获取与社交服务提升了一个等级，受众随之就对此二者有了更大的需求。传统媒体在信息的时效性上还是略逊于新媒体，在社交服务上更是远远不如。没有用户的社交黏性，传统媒体永远只能做信息的提供者，而非服务的提供者。而新媒体在社交服务上已经小有成绩，但是在信息提供方面较之传统媒体依然有差距，微信“朋友圈”信息谣言的频繁出现就是例子。用户需要的是信息获取与社交服务的完美融合，这也就倒逼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要进行媒介融合。同时，在“互联网+”的影响下，许多依托互联网的新兴产业同样将领域延伸到了信息获取与社交服务上。如“滴滴打车”的基本功能是网络约车，车辆行驶路线可以直观通过手机地图来显示，同时手机地图还可以查询附近的商业服务等，这就形成了外延越来越广阔的产业链，通过“互联网+”与媒介融合，受众还会得到更多更好的信息获取和社交服务，其需求也将进一步提高。
二、“互联网+”背景下媒介融合的促进与发展
（一）坚守“内容为王”
内容是媒介和核心竞争力，离开内容，媒介就失去了传播意义。这里的内容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在“互联网+”背景下，包含信息内容和服务内容两方面。从信息内容来看，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是要将信息传播放在首要位置的，但是二者之间又要有侧重。传统媒体的信息采编更为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功更为扎实，更适合展开深度、全面报道；新媒体时效性强，互动性强，传播门槛低，更适合展开即时性、突发性消息传播。如2015年8月12日的天津港爆炸事件中，新媒体在爆炸发生后的半小时内即可以向广大受众进行现场图片及简要文字的传播，受众可以快速得到现场简要情况。而传统媒体则可以将信息整合后进行传播，《新京报》连夜制作了13个版面来进行事件报道，现场情况、政府处理、人员伤亡、后续安排、爆炸原因等一系列信息形成了信息量巨大的深度报道。试想，如果这两种报道方式相结合，那么会带来多么大的传播变革。在服务内容方面，这是新媒体所擅长而传统媒体有短板的。新媒体所具有的强互动性，让受众的反馈和交流能够在第一时间传播，新媒体就可以针对受众的需求来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如同样在天津港爆炸事件中，新媒体所的寻人信息从时效性和现实性上均胜出传统媒体。在这一点上需要传统媒体加以学习。
（二）互联网思维下的跨平台发展
移动设备当前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主要传播媒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2016年8月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2015年底的90、1%提升至92、5%，仅通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达到24、5%，网民上网设备进一步向移动端集中。除了手机之外，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也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传统媒体的传播媒介也有较大变化，报纸内容的媒介从纸张转移到了互联网上，阅读电子报的受众越来越多；广播更多出现在车载广播上，近年来广播APP也发展迅速；电视节目不再只能在电视上观看，手机和平板电脑上同样有着较好体验。特别是智能电视，已经不再是过去只能观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媒介，而是通过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可以实现观看互联网视频、阅读电子报新闻、听音乐、玩游戏等多种功能。这充分说明，在传播平台已经越来越丰富，变革越来越大的今天，媒介融合必须要在互联网思维下进行大众传播思考，比如如何让用户在电视上面获得更好的读报体验？如何让用户在手机上享受更好的媒体服务？跨平台的媒介融合，任重而道远。
（三）闭合线上线下产业链
离开市场属性只谈公益属性，这是不符合媒体发展的规律的。媒介融合，同样要在市场上做文章。使得公益属性和市场属性相统一，这就需要媒体在互联网（线上）和现实操作（线下）相统一。2016年的“双十一”刚刚过去，这场“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就是线上线下产业链的典型例子。用户通过手机、电脑等传播载体，使用“淘宝”“天猫”等APP进行线上购物，这是线上行为。在线下，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浙江卫视打造的“双十一”电视晚会，则将线上购物引入到了线下狂欢，观众可以一边看晚会，一边选择自己心仪的商品，并且许多商品在电视上就可以得到直观展示，观众只需要“摇一摇”“一键下单”，就可以享受到和在实体店类似的购物体验。商家通过这场晚会投放广告，市场收益良好，晚会为观众带来了欢乐，公益属性也有体现，线上线下都能获得双重收益，产业链就得以闭合，媒介融合就达到了双赢效果。综上，“互联网+”战略已经成为未来国家发展的重点战略，覆盖社会方方面面。媒介融合也要借着“互联网+”的东风，及时发展，充分发展，才能实现媒体行业的飞跃，更好地为广大受众服务，为国家发展助力。
【参考文献】
[1]喻国明，姚飞、强化互联网思维推进媒介融合发展[J]、前线，2014（10）：54-56，58、
[2]蔡育恒，沈嘉悦、互联网思维视角下媒介融合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J]、东南传播，2015（2）：14-17、
媒体融合意见篇5
转变单一结构，建立多元化、多层次传媒产业结构
我国传媒产业经历了多年的变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无论是企业化经营还是集团化发展，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传媒产业单一结构的问题，这已经严重束缚了我国传媒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传媒业的单一结构突出表现在传媒产权结构单一和传媒产业结构单一两个方面。
单一国有产权结构。我国传媒业单一结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单一国有产权结构，传媒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引导舆论的重任，一直以来属于国家所有。传媒市场改革以后，部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实行企业化经营，这些媒体也就蜕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单一国有产权结构的严重缺陷，即传媒产权虚置，产权主体缺位。“传媒企业产权属于国家，国家作为出资者委托某个部门来经营管理，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在内的传媒业管理部门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经营者。所以，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所有者。”①
单一产业结构。我国传媒产业结构单一主要表现在传媒产业链的各单元相互独立、各自为政，媒介之间缺乏整合，传媒市场上现存的所谓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出版集团都是单一媒介集团，还没有形成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媒介集团出现。而反观世界上有实力的媒体集团像美国的时代华纳、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无不是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的媒介巨无霸。近年来，我国传媒业在跨媒体、跨行业和跨地区联合方面有了初步的尝试，比如西安《华商报》和重庆市总工会联合创办的《重庆时报》，广东《南方日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北京合办的《新京报》，广州《广州日报》、北京《北京青年报》和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组成上海第一财经公司，创办《第一财经日报》等，相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传媒业的跨行业、跨区域整合会越来越多。
产权体制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正是这次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继《意见》后，2006年9月，国务院又公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改革不断破除制约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瓶颈和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发展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文化的市场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②因此，本次文化体制改革会从根本上改变影响传媒发展的产权等问题，建立健全传媒产业体制与所有制结构。通过不同手段对经营性传媒产业和非经营性传媒产业进行多元化改革，促进传媒业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合作，使媒体最终实现外部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内部完善的组织结构。
破除传媒产业的投融资政策限制，拓宽投融资渠道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做保证，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积极推进文化产业投融资体制改革。我国传媒业进入产业化发展轨道以来，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相继建立。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媒集团不得不投入大量资金来扩大规模、更新设备和引进人才；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加快传媒业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步伐，国家财政对许多传媒经营机构“断奶”，所以传媒业融资渠道较窄，主要依靠集团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循环。资本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传媒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能否在资金上具备竞争优势将深刻地影响到未来传媒经营机构的竞争地位。可见，建立多元化投资融资体制，提高投资融资效率对于传媒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渠道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意见》指出：“要逐年增加国家财政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投资比例，把重点文化项目的投融资纳入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的年度计划，在国债投资等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形成国有资本的投资增长机制；要不失时机地组建文化产业基金，用于对有市场发展前景的文化资源项目进行产业化开发与运营的专项资金支持；要鼓励国内外各界人士和社会法人捐资兴建各类公益性文化项目，形成国家和社会公益性文化项目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③在《意见》的指引下，加速对现行传媒产业的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拓宽传媒产业的融资渠道，除了国有资本外，传媒企业在上市融资、吸收体制外资本方面会有所作为。
推进传媒企业的整体上市。传媒企业投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证券市场融资，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上的上市传媒公司都是属于广告、发行及印刷等业务类型。这主要因为政策还只是允许媒体将非核心业务分拆改制为企业进入资本市场，不允许传媒企业整体上市。这一模式虽可从短期解决媒体融资问题，但却难以为传媒的机制转换提供契机，已上市传媒公司的竞争力也受到影响。综观国际实力媒体集团无一不是上市企业，而我国的传媒业却没有一家整体上市公司。另外，传媒企业在证券市场除了具有融资功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加快媒体的转制进程，即由事业体制向现代企业体制的转变。相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传媒业整体上市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积极吸收体制外资本。除了传媒在证券市场的融资能力之外，积极吸引体制外资本也是传媒加快投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体制外资本主要指境外资本和民营资本。目前，我国传媒业在利用外资方面已经初见成效，尤其是在报刊领域，但是利用外资的力度和层次还有待于提高。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国内部分报刊与外资合作大多以版权转让、广告等形式开展（见下表），实际利用外资的能力是有限的，究其原因还在于国家传媒政策的限制。相信乘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东风，传媒业在利用外资和民营资本方面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改变“管办合一”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传媒产业宏观管理体制中最为典型和影响深远的就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这样的传媒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媒事业单位的性质，只是在改革初期适应了传媒市场化进程”。⑤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就是政企不分，政府对传媒企业行政干预过多，造成我国传媒产业管理中“管办合一”的格局，“传媒业的政府主管部门，既制定规则，又当管理者，还要具体操作媒体，结果是哪一样都当不好”。⑥
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改革和理顺国家文化宏观管理方式，针对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存在的职能交叉和“管办不分”的弊病，转变政府管理职能，由直接办媒体向管理媒体、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这一切都将深刻地改变中国传媒业的生态环境，对传媒业的经营方式、盈利模式和发展方向带来深远的影响。
具体到对传媒业管理上就是要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把传媒产业分为公益性单位和经营性单位。所谓公益性传媒，“就是‘一报二台’，即党委机关报、电视台电台的新闻综合频道，都是中国传媒业的旗舰，是舆论界的舆论领袖”。⑦这些公益性传媒依然延续事业单位体制，政府出资、政府管理，使它们充分发挥宣传国家方针政策、引导舆论的工具，成为党和政府真正的喉舌。
针对经营性传媒的管理，要彻底改变“管办合一”的管理体制，其关键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使经营性传媒企业与市场经济接轨。我国传媒业虽然是企业化经营，但是却屡屡受制于事业单位的束缚，从来没有作为真正的企业存在过。因此，我国传媒要真正在运营形式上实现企业化，则必须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传媒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我们看到，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春风下，我国传媒产业把公益性传媒单位和经营性传媒单位彻底分离，而不是笼统的、一概而论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僵化管理模式，通过调整经营性传媒单位的产业结构，明晰产权制度，拓宽传媒产业投融资渠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我国传媒产业一定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美好的发展前景。
（注：此文为袁静主持的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重庆传媒产业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范帆：《对当前中国传媒业改革发展的思考》，《新闻记者》，2006（11）。
②张春华：《2006年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理论研究综述》，《声屏世界》，2007（4）。
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国报业》，2006（2）。
④谭晓雨：《中国传媒业经营与发展报告》，http：／／sz、gtja、。
⑤黄玉波、张金海：《从部分剥离走向整体转制――当前中国传媒产业体制改革初探》，《新闻大学》，2006年秋季号。
⑥⑦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媒体融合意见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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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新媒体发展四大变化 微传播成社会发展新动力[N/OL]、 、
[4] 试论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五种常态[N/OL]、、
[5]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财政部、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新广发〔2015〕32号）[EB/OL]、、
[6] 张贺，刘阳，王珏等、热词记录文化2015：媒体融合 跨界整合多元传播[N/OL]、http：///xwcbx/xwcbx_rdjj/201512/t2015 1229_2804105、shtml、
[7] 郭伟，许国良、媒体融合下高校科技期刊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J]、编辑学报，2016，28（3）：226-229、
[8] 张洪成、新时期科技期刊创新发展的探索实践[J]、编辑学报， 2011，23（2）：151-153、
[9] 刘清海、科技期刊全媒体出版立体化营销的战略思考[J]、编辑学报，2011，23（6）：535-538、
[10] 汪新红，王国红，彭绍明、论科技学术期刊出版的数字化媒体化转型[J]、编辑学报，2012，24（5）：481-483、
媒体融合意见篇7
关键词 新媒体；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G211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王晓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450001；陈素惠，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郑州450001
2016年1月2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就《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有关情况表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6、1%，比上年末提高了1、33个百分点，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比较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比较低，农民存在不积极的现象。城中村居民长期游弋在城市边缘，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困境。与此同时，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其中城镇网民占71、6%。新媒体作为人们广泛使用的媒介，正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真正关注城中村居民向市民的实质性转化，谋求发挥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市民化道路上的积极作用。主要研究的问题有两个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1、新媒体使用是否会促进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2、新媒体怎样影响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
一、研究设计
“城市融入”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层面、深层次的社会融人。由于其概念的庞大性和复杂性，学者们对城市融入的维度划分不尽相同。本文采用韦路、陈稳曾使用的社会融合分析纬度，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探讨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影响。韦路、陈稳认为，在社会融合的众多维度中，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是最重要的三个，并且，媒体使用与这几个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Ⅲ
本文对新媒体的使用状况的测量，包括使用强度和使用模式：上网时间、网龄、使用网络的目的、是否发起参与发起线上活动、拥有的网络粉丝数量。为了更好地反映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情况，笔者针对其群体特征，选取了一些二级指标进行测量：社会认同上主要考察居民的角色认同和自我认同；社会关系上主要考察城中村居民社会关系广度和深度；社会参与上主要城市生活参与和城市建设参与。调查以五级量表的形式从社会认同、社会关系、社会参与三个纬度设计了15个二级问题。如关于社会认同，设计的问题有“我有城市户口，所以我是城市人”、“我会关注城市发展状况，这与我紧密相关”、“我现在的生活比以前高”、“我比以前更有成就感”；关于社会关系考量的问题有“我同邻居、社区外的朋友互相帮助，关系密切”、“我的熟人朋友增多了”、“我更加注重维系我的人际关系了”；涉及社会参与的问题有“我会参加社区活动”、“我知道如何利用身边的公共资源为自己和家人服务”、“我会参加城市志愿者服务”、“我会参加网上的公共话题讨论”、“我会参加政府的城市建设意见征集活动”、“我会参与社会监督和评议政府活动。”。从“不认同”、“不太认同”、“说不清楚”、“比较认同”、“完全认同”依次记为1分、2分、3分、4分、5分，以发现新媒体使用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
鉴于要探讨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影响，本文排除其他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将“城中村居民”定格在已撤村建居、拥有小区住宅和城市户口的城中村居民。笔者选取郑州市西史赵村作为调查研究的样本地区。之所以所择该村，一是因为该村被称为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典型”，“西史赵模式”曾叫响全国；二是该村城中村改造时间较久，居民生活相对稳定。从2007年搬进西史赵小区，居民已有将近9年的城市生活历程，能够对新媒体对其城市融人影响有更深刻的体会；三是该村硬件设施和制度管理较完善，排除了其他社会性因素的干扰。
二、调查结果
本研究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32份。问卷共设计29个小题，其中涉及到居民个人的基本情况、城市融入状况以及对手机、互联网的感受三个方面。笔者把数据录入SPSS21、0FOR Widow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以及新媒体使用情况。
（一）基本情况概括
西史赵小区居民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质状况见表1。
从频数分析上来看，调查样本男女分别占46%和54%，比较均衡；年龄A20岁以下、20岁一30岁、30岁-40岁、40岁-50岁、50岁以上分别占比4%、40%、14%、20%、22%，以中青年和中年人居多；文化程度上高中或中专及以下学历占71%，显示出城中村居民文化接受教育程度不高。此外，在调查居民目前的工作性质时，“无固定职业及其他”占比66%，小区居民的就业状况并不太理想。笔者在深度访谈中发现这与其出租屋经济有关，招租的租金使寻找就业机会的动力大大减少。
（二）新媒体使用情况
新媒体使用情况主要从新媒体使用强度和使用目的两个方面来考察。新媒体使用强度包括平均上网时长、网龄时间、线上活动参与和网络粉丝数量。我们可以看出，西史赵小区居民在手机、互联网使用强度上已达中等水平，但网络参与度还不够高。（表2）新媒体使用强度采用等权重法，权重设为0、25，得出使用强度均值。西史赵小区居民以“获取信息”、“休闲娱乐”、“联络他人”为首要上网目的。（表3）
（三）新媒体使用与城市融入维度回归分析
在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维度――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的考察中，笔者分别设立了二级指标来测量西史赵小区居民的城市融入程度。通过分析发现，城中村居民的社会认同程度比较高，身份认同的均值为3、17，自我认同的均值为3、26，但在对市民身份的认同上，存在着“固守农民身份”的现象。在社会关系城市融人维度的考察中，除“与社区外朋友相互帮助”的指标均值为3、04分，其他社会关系的三项指标均值均在4分以上，这说明西史赵小区居民社会关系融人度较高，但居民信任度较低。同时，在社会参与上，小区居民的城市生活参与度较低，均值仅为2、97，而政治参与度相对较高，均值为3、31，这说明相对于城市生活参与，西史赵小区居民对政治参与的意愿更高。
为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笔者将社会认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参与城市融入维度下的六个二级指标分别作为因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网络使用强度和网络使用目的作为自变量分组依次输人方程。（表4）
结果显示，在社会认同上，新媒体对西史赵小区居民城市融入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自我认同。网络参与度越高，使用目的越趋向于自身能力提升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居民，自我认同度越高，而使用目的越趋向于休闲娱乐的居民自我认同度越低。社会关系上由深度和广度两个指标测量，线上活动参与度越高、网络粉丝数量越多、使用目的越趋向于联络他人的小区居民具有较广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新媒体对社会关系深度的加深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社会参与上，网络粉丝数量越多的居民，对城市建设参与的意愿越高。这些结果表明，新媒体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人有促进作用，新媒体的不同功能特性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有不同的影响。
三、研究结论
（一）新媒体的信息功能有助于缩小知沟，提高自我认同
吉登斯认为，自我认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而反思是主体理性对现实的一种沉淀，它源于主题的生活事件和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对于城中村居民而言，他们在搬进城市后，各方面与城市市民存在着差距，心理趋低认同成为这个群体身上的一个显性现象。而自我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中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状况和心理融入状态，自我认同的提高对促进城中村居民的城市融入具有重要意义。
新媒体使用利于提升自我认同。一方面，新媒体作为自我呈现平台，居民在网络上的自我形象展示能够帮助其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提高自我认同感，对其城市融人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居民王女士表示她经常会发公司的一些重大项目信息，来展示自己目前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不断提高的社会地位，虽然这些项目和她自己并没多大关系。有学者就把新媒体网络看做是提升“想象中的自身”社会地位的特殊方法。另一方面，新媒体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播信息，其信息功能能够使城中村居民及时获取信息，缩小“知识鸿沟”，达到提升自身能力的目的，实现真正的内心认同。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1970年提出了“知沟”理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以更快速度获取信息，因此，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越多，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而新媒体降低信息和知识获取门槛，在缩小知沟上具有优势。通过新媒体获取知识提升自身能力，缩小与城市市民在文化水平上的差距，获得自我认同，对城中村居民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新媒体的社交功能有助于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但信任度较低
研究学者梁辉曾指出，手机、互联网作为一种通讯媒介能帮助人们建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不同于现代社会层级体制下的垂直式传播，网络中介传播作为一种水平式传播，再加上网络传播的虚拟性，会更有可能克服现实世界中农民与城市市民间沟通的种种障碍，使它们暂时忘掉各自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拥有虚拟网络的新媒体而且完全可能帮助城中村居民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从而促进城中村居民城市融人。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新媒体在帮助城中村居民实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时主要是通过社会关系的拓展来进行的。新媒体的社交功能有利于拓展人际关系网络，但信任度较低。
一方面，在新媒体上通过有价值的信息分享、自我形象展示和线上互动等形式能够促进城中村居民和市民之间交往关系的形成。深度调查发现，城中村居民青睐于新媒体的社交属性来拓展和维系人际关系网络一通过添加微信、QQ，“朋友的朋友成了我的朋友”，朋友圈呈滚雪球式增长，社会关系网络得到拓展，与市民产生交集。并且，新媒体维系人际关系的时间碎片化，成本也大大降低。居民程女士说，不必再刻意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维护人际关系，只需关注好友动态就能将关系长期维持在一种良好的状态。可见，新媒体在拓宽社会关系上具有显著效果。另一方面，陈力丹教授认为，依据六度空间理论和熟人的熟人就是朋友的逻辑，社交性的虚拟网络社会变成一个熟人的社会，将人际交往中的感情加入到网络中，会增强网络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中的作用。但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城中村居民通过网络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的信任度较弱，对其提供深度社会支持的可能性较小。许多研究显示，农民在对待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态度上存在着矛盾心理――他们依赖新媒体，但却不太相信新媒体。调查中居民李先生表示：“网络中虚虚假假分辨不清，网上一个样，现实中一个样，给他们提供帮助万一被骗了怎么办。”
（三）新媒体降低参与门槛，激发城市建设参与热情
社会参与是考量城市融入状况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城中村居民游走于城市边缘，社会参与空间有限。而公众也缺乏自我表达的平台和机制，普通人进入公共空间讨论公共事务的门槛较高，表达意见和观点的成本也较高。而新媒体所提供的开放的公众意见平台，势必会对城中村居民的社会参与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深度访谈中，笔者发现城中村居民对城市生活参与的内容较为模糊，社区生活相对单调，休闲活动仍以传统农村式的打麻将、聊天为主，但他们对城市政治生活参与的意愿较高，这大多源于手机、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普遍使用。小区居民王先生表示，他随时随地都可以通过手机、互联网进行意见表达或网络投票，参与城市发展建设。
媒体融合意见篇8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形媒体集团，以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当前，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尚无现成的、可资借鉴的”路线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中，有哪些已然明确、可避免重复探索的领域？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加以解析。
强化一种思维
什么是互联网思维？站在媒体人的角度看，就是在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的背景下，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对传统传媒产业生产、销售、经营等全产业链进行重新审视、改造的思维方式。
在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强化互联网思维，就是要以互联网思维，重新审视、改造传统传媒产业。在新闻内容生产环节，变过去“我报道什么你看什么”，为“你想看什么我就报道什么”，更加强调受众的感受与需求；在新闻内容传播环节，变过去“单向传播”，为“互动传播”，更加注重受众的体验，并创造条件让受众评论、跟帖、拍砖、顶赞；在新闻产品营销环节，变过去着眼于一个区域的用户与市场，为着眼全球用户与市场，更加关注品牌效应、全球视野。
遵循两个规律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不是此消彼长，不是一抑一扬，而是运用新技术新方式新应用新手段，改造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以更好地抢占信息传播制高点。这就要求、必须同时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
在媒体融合发展中遵循新闻传播规律。马克思认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新闻传播是由传播主体、收受主体、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四大要素构成的。新闻传播规律是传播主体通过传递新闻内容满足收受主体新闻需求的规律。在媒体融合发展中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既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题，善于因势利导，还要坚持党性原则、新闻伦理要求、新闻法规规范。
在媒体融合发展中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新兴媒体一路高歌猛进，攻城略地，已日渐成为青年一代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在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思维审视、改造传统媒体的语境下，更需要遵循新兴媒体的发展规律：一是微内容传播。多生产“短、实、新、生、活”的新闻产品，利用微博、微信等微传播平台，实现新闻实时采集、实时。二是分众化互动。分众化互动传播是新兴媒体的一大特征，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中，传统媒体要充分学习借鉴新兴媒体这一优势。
一方面，要准确掌握本媒体的受众群体信息，积极提供满足受众需求的个性化信息；另一方面，要主动搭建平台与渠道，为受众提供意见反馈、沟通交流、线索汇集、报道评估等便利，实现新闻产品的互动传播。三是多媒体展示。对重点报道内容，要综合运用传统传播手段与新兴传播手段，做到深浅结合、图文并茂，使新闻产品可读可听可视可品，并满足多种终端传播的需求。
顺应三大趋势
回顾新闻传播史，新闻传播的内容与载体都在不断演进，而载体的每一次变化、升级，如由竹简到纸质、由纸质到电子，都将带来传播形态的巨大变化。有人说，从传播载体看，当前，新闻传播已由“铅与火”、“光与电”走进了“数与网”。我们在“数与网”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需要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这三大趋势。
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趋势。近年，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普及，以及3C、4G技术的推广应用，移动互联网取得了长足发展。新兴媒体正式借助这些移动终端，通过网站、博客、微博、微信、客户端等平台，实现了裂变式扩张。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顺应这种“移动化”的趋势，尤其是传统媒体要积极开通门户网站，便于受众及时快捷获取相关资讯：利用现有成熟技术，开发易于下载、不断更新的客户端；积极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推介新闻产品，传播有价资讯。
顺应互联网传播社交化趋势。当前，社交网站已成为互联网新业务的服务入口和用户来源。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顺应这种“社交化”的趋势，“有选择地发展社交类应用和技术，促进社交平台与新闻传播平台有效对接，增强平台粘性，集聚更多的忠实用户。要借助商业网站的微博、微信等技术平台，建好法人账号，扩大用户规模，提升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