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论文(精选8篇)
世界科学论文篇1
如果避开这一切入点，任何批评都是无力的。对待比较文学，应该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首先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那种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观念，其实是对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误解，人们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问，是假定在这种误解成立的基础上的。一个学科能不能存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同类其他学科的特殊品格，换言之，它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4]（P56）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学科理解的共识。比较文学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呢？一般认为，它作为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不是比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可以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吗？在此，我们得分析一下我国的学科划分。根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文学分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11个二级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解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话，比较文学就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二级学科。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因素，所以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学因素的话，其实就是僭越了学科界限，在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苏源熙的报告所说：‘文学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学科课程的进步倾向本质上已经是比较性的了’，那些被认定为搞比较文学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2]（P21）比如研究韩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与佛教的关系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到外来影响。研究英国文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与基督教的关系。如此一来，其他学科的相关人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等都应该归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这可能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令人瞩目;的原因。
如果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归顺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但到底是谁僭越谁呢？事实上是比较文学僭越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学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国的文体学，如果只是专注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体演变与发展，而不关注它的外来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与演变，更不在世界文学的文体中观照的话，很难说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记》，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很难说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是什么独立的学科。将比较文学视为学科存在，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旷日持久的质疑，也会因其自身的悖论而尴尬。比如，既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比较文学学科，而比较文学是研究跨越性文学因素的，为什么要与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呢？这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与它跨越的任何一边都是并列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还有，既然比较文学是个学科，为什么不叫比较文学，而要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呢？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为什么不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呢？假如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与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否合理呢？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与同样的质疑。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从其研究对象看，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学科之中，由其他学科来承担。就像有论者说的：如果这个题目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写出来的话，那何必要我们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写呢？既然我们来写，那么，要么是这个题目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要么这个题目的写法为比较文学所独有。;[5]（P12）#p#分页标题#e#
问题是除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论证的题目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又有哪个不能分解到其他学科呢？比如钱钟书，尽管其《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但他本人却很不认同比较文学家;的身份，他有兴趣的是具体文艺鉴赏与批评。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以构成它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比较;应该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像克罗齐、约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为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都是普遍的;。[6]（P143）更何况，这一理解一再被比较文学界所否定。因为承认这一观点，其实就等于认同了比较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们一再辩解说，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比较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是通过对跨越性的文学现象研究达到汇通的。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与审美两种，认为前者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探讨文学间的影响和事实联系，主要是指影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关系的考证，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确实使用这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专用的，而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阐发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
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或研究对象）当然有密切联系，但如王向远所说，这种混淆会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论’色彩不浓，会削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导意义;。[7]（P14）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弹克罗齐的老调，而实质上，他所说的比较;是指跨越;。相比较而言，还是乐黛云等人所说的文学对话意识;，[8]（P78）可能更能体现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础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话，它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身就属于影响研究法。研究李白与杜甫，本身就属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说，他们将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跨界视野;，也同时理解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它比其他论者所总结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有说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类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比较文学的一切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但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野尽管是有价值与意义的，也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从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看，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巴斯奈特与克罗齐都认为比较文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整体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道理。不可否认，国外众多大学都设有比较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培养各层次的学生，但这些与学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尽管也有将比较文学当作学科看待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则，就不会有争议。
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看待，那种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做法，其实是个误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原来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而来，而由于世界文学;往往被人理解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者说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所以人们将专门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排斥在外之后，又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外国文学;。我们先说后一种误解，作为中文学科之一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吴元迈所说：这两个概念（指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意识。外国文学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的，而世界文学则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而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如有人所声称的文化或文学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把外国文学改为世界文学，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加入了比较意识，引进了新的观念。;[9]（P5）这种误解导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汉语介绍外国文学;？事实上，在中文学科之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学知识、开阔视野、进行文化交流以及审美鉴赏外，更在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国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所以，世界文学;观照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不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而是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
在观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上，以世界眼光与国际视野，在互为参照中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不只是限于对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陈述与评价，而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总结出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而是由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以这种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系，使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认知之中获得自我认知之道，获得自我突破。尽管世界文学;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为基础，但它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这种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学史知识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较、分析、总结，所以世界文学;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一种文学研究。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误解与这一名称本身有关，如果用总体文学;的概念，则能更清晰地概括这一学科的性质。尽管总体文学;是一个有争议，①缺乏明确解释与定义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从国内外学者对它的阐释看，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总体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多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或者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梵•第根就认为，凡同时地属于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总体文学的领域之中。;[10]（P178）具体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体研究，当初梵•第根、韦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的文学史;，是为了编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他们借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11]（P44-45）他们认为总体文学;的宗旨就是编写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他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就是考虑到人们对这名称的误解，而总体文学;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p#分页标题#e#
事实上，在欧洲一些大学，总体文学;就是指对非国别/民族文学的整体探讨。三是它的性质是文学研究，总体文学;不是民族文学的总和，也不是文学史的总和，而是对文学史的研究。梵•第根明确指出：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一般’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10]（P177）梵•第根将美学与心理学凸显出来，强调它的理论性，有意淡化其文学史性质。由于总体文学;凸显理论研究，所以被人误认为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事实上，韦勒克说它原来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和文学原则的;，后来被梵•第根借来指国际文学史;，而并没有说它就是诗学或文学理论。尽管二者都是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与特点，但总体文学;是以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而文学理论的重点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11]（P31）总体文学;强调比较的视野与国际眼光，强调比较视域及其汇通，强调跨越性的文学对话;。如梵•第根所说：站在一个相当宽广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10]（P178）所以它与比较文学联系在了一起。梵•第根当初借用这一概念，就包含着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意思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11]（P44）国外一些大学就是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新索邦大学的课程中就有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但它又不同于比较文学，梵•第根就说：一般文学（总体文学）是与各本国文学（国别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10]（P177）这种不同并不在于他所说的两种还是两种以上的超越性关系，而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多民族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整体研究，而比较文学并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但要进行总体文学;研究，就必须要有比较的视野，或者说，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总体文学;。
世界科学论文篇2
[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方法；合法性；旅游世界本质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5006（2015）07-0100-08
Doi： 10、3 969/j、issn、1002-5006、2015、07、010
引言
随着旅游的发展和旅游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旅游学者们开始对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和对旅游基础知识进行储备，其中，包括倡导对旅游学科要持有一种“学科自觉”的态度[。
对旅游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讨论即是学科自觉的内容之一。“范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研究者的基本理论框架或世界观，它决定了研究者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取向、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社会科学领域范式的存在，说明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处于某种范式的支配之下从事研究。如果不了解范式，即研究实践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论根基与前提条件，便无从理解知识是如何被创造的，也无法对既有的知识进行批判反思。
任何范式都存在局限性，范式的存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因此需要说明其合法性问题。所谓“合法性”，就是人类在理智地对研究方法的恰当性做出终极判断后，由此获得的法理性基础。研究方法的合法性意味着人们具有基于理性反思基础上的对某类方法的信任、信仰和偏好。方法的恰当与否要看它是否适合研究对象的性质，而研究对象的性质是什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哲学问题。因此，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最适当的方法，实际上是由社会本体论衍生出来的方法论问题。方法的合法性问题是社会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交结点。
旅游现象和旅游世界的性质决定了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是合适的。本文首先对旅游世界和旅游现象的本质，即研究对象的性质进行分析，然后通过对社会科学中两种主要方法论体系的讨论，提出建构主义方法论适用于旅游研究的合法性基础。最后对与建构主义范式相对应的具体研究方法进行概括总结。
1 什么是旅游世界？再谈旅游世界的本质
在西方哲学史中，对于世界本体论（ ontology）的认识，一直存在“实在论”（realism）和“观念论”（idealism）两种不同的看法。实在论主张外在的客体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观念论者则认为，实在并不是独立于人的思想而存在的，知识的对象是思想主体的设置，人所认识的“实在”，必然已经通过思想、意志和行为的作用，是人类内在思维和外在事功的结果。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Henrich Rickert）从不同的科学门类出发，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基础，他区分了那些完全自行生长出来的、与价值无关的研究材料，称之为自然。他提出了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以及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独立的重要性，并由此分析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以及文化历史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结构。总言之，区分一个实在客观的自然世界与有价值判断的意识世界和文化世界，也就是说，弄清楚历史思维与自然科学思维之间的基本区别，从李凯尔特的观点看，对于认识世界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理解各种专门的科学活动的基础。
李凯尔特从康德哲学出发，把世界划分为二，一个是现象世界，即外部客观事物；另一个是意识世界。现象世界存在于时空之中，可以被经验所体验，并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来认识。与此同时，意识世界则不存在于外部空间与时间中，它是不可被感触的，但是我们又确确实实地体验到什么是意识。比如，我们可以知道这里是一群人，而不是一群动物或石头，所以，可以从这种经验出发去理解意识究竟是什么。
康德和李凯尔特哲学关于世界的二元划分对于理解旅游世界的本质具有启示意义。旅游世界首先具有现象世界的特征，包括被旅游的各种“物”，即旅游景观或旅游吸引物；但它更是一个意识世界，每个旅游者的体验都是主观化的、差异化的。旅游世界的这种双重属性也即意味着旅游现象中物与人、客观与主观、普遍性与个体性、理性与感性的逻辑统一。一方面，“物”的世界，即自然的世界，是具有普遍规律的。人类通过理性解放，获得了对自然普遍规律的认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征服并改造自然，在旅游世界中的表现，比如人们对旅游资源开发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人在理性上的发展和对自然的改造并不能带来人内心的真正解放，人总在不断追求个体存在的意义，比如旅游者的体验往往是主观、感性、个体化的。这既是一种感性体验，也突出了人的自由意志。海德格尔提出人作为存在者和存在的双重性，指出“存在者的世界”是必然世界，人活在客观的对象世界中，承受各种生存压力；但人同时具有自由意志，在“存在的世界”中，人是自由而诗意的，这是一个理念世界。人们旅行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去找到高于存在者世界（日常生活世界）的关于“存在的理想世界”。杨振之认为“旅游的本质即是让人诗意的栖居”，应该是在此意义上提出来的。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作为现象的旅游世界还是作为意识的旅游世界，两者都可以不断地被社会文化所建构。旅游中的“物”，与自然界中的“物”是存在区别的，它既是涂尔干所说的“客观事实”，也是韦伯所强调的“主观意义”。旅游世界中的旅游产品与其他零售商品不同的根本差别在于，消费者即游客，在看到产品之前，而不是在看到之时或看到之后，就必须根据理解的旅游产品信息作出购买决定。因此，旅游产品要从客观的资源转换为对游客具有吸引力的产品，就必须经历一个符号建构的过程。麦肯奈尔将这一过程称为景观的神圣化过程，这事实上便是旅游吸引物的符号生产和社会建构过程。与此同时，在旅游体验的建构过程中，旅游世界也同时体现了Berger所说的“主观过程的客观化”以及“通过客观化过程而建构的互为主观的世界”。旅游中的“物”并不是一个完全既定的、物质的、客观的空间，而是流动的、可以被旅游者不断建构的主观意义和主观体验的空间，不同类型的游客对于同一事物的体验是不同的。同时，旅游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改造旅游世界的本体论意义，比如许多文学或影视旅游目的地正是因为一些著名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世界的现实与客观（自然）世界的现实有着本质区别：即旅游世界的现实是客观与主观的共同现实，是承载着主观意义和符号意义的现实，具有多重语境的可建构性。
旅游世界的社会可建构性说明了旅游世界中的“物”并非纯自然物，而是投射了人类某种价值与符号的文化物。某一类旅游资源若要转换成被游客所接受的旅游吸引物，必须符合或反映游客和社会所追捧的价值。旅游吸引物也因此是随着社会价值的改变而不断变化的。李凯尔特也指出文化与自然的主要区别，恰恰就在于文化是永远具有价值的，自然则与价值毫不相干。他强调价值凌驾于一切存在之上，它在主体和客体之外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旅游世界，因此，即是一个具有价值建构和带有主观体验的现象和意识的双重世界。正是在现象与意识两个维度上，旅游世界与日常世界区分开来：旅游世界包括区别于日常生活环境的旅游景观（tourist landscape）（在后现论中，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景观与日常景观相重叠，美感化的视觉体验是后现代消费者体验的重要特征）和非日常的体验（ex-ordinary experience），这种体验是日常生活时间和空间上的溢出，也是海德格尔讲的关于“存在”的诗意的理念世界。
2 建构主义方法论及其运用于旅游研究的合法性基础：基本观点与哲学理论基础
研究社会现实的价值和符号建构过程、强调人的主观性和精神性、强调语言和话语作为社会行动的方式以及知识的社会互动与实践是建构主义范式的主要特点。“建构主义”在英文中对应几个不同的词：constructvlsm、constructionism和construction。Constructivism相比后两者有更广泛的意义，指的是建构主义的思想，这一哲学思想古已有之，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理论中，认为知识来自人类思维建构的观念。随着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和启蒙运动，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构主义这一名称正式出现。Constructionism和construction是建构主义思想之下的一个研究范式，往往与social（社会）联系在一起合用，即socialconstructionism/construction（社会建构主义/社会建构论，在翻译中多数简称为建构主义）。这两个概念事实上是当代建构主义的概念，指更狭义意义上的建构主义范式，它强调知识和现实建构中社会和主观互动过程。本文所讨论的即是狭义的当代建构主义。
当代建构主义学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理论。第一，本体论问题。社会现实是既定的、类似于自然界那样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吗？我们的知识只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还是我们的知识在社会现实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第二，认识论问题。我们关于社会现实的认识，是对唯一的客观现实的摹写，因而是唯一的客观真理，还是被我们建构出来的、并且以多元的方式被建构的？为什么对于同一个社会现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第三，方法论问题。如何去认识社会现实？采用什么方法才是适当的。如果社会现实是建构出来的，是否就应该去研究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建构社会现实的方法和程序？既然人们赋予其自身行动以及周围环境以意义，从而建构社会现实，这是否意味着要达到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合法的方法应该是采用理解的方法去把握行动的意义？
基于以上与实证主义方法论讨论的争议，本文认为，建构主义方法论及其运用于旅游研究的合法性基础主要基于以下两点：（1）本体论上不能化简人的主观意识，把它转化为客观事实。建构主义方法论的其中一个理论来源即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从本体论的角度批评了实证主义或客观主义，他们指出，人文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中活动着的是有意识、有目的和有感情的人，而自然现象则是无意识、无目的的。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不论表面上多么科学，其实并没有真正把握住社会现象本质的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家所观察的对象是没有自我意识的物质现象和过程，那么，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则是完全复杂得多的现象。
旅游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其本质是由人和人的活动构成的。一方面，旅游现象有客观的物质的一面，例如旅游资源、建筑物等。然而，所有这些物质方面均不是纯粹的物理现象。他们同时也是符号，传递了某种意义和信息，而且被赋予某种目的，具有人为设计的功能和主观赋予的意义。另一方面，旅游现象具有主观的、精神的一面。人是万物之灵，有情感、有自我意识和思维，能自我反思和预见未来，有主观体验和自由意志。人们的精神、观念、信仰和意义，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性作用。把社会现实等同于自然界，则完全抹煞了意义在社会现实中的建构作用。因此，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旅游现象就是要从人的角度出发，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把握人的意图和想法，才能真正解释旅游现象。
（2）对科学主义立场与价值中立的讨论。对实证主义者来说，科学就是要努力去获取、预测和解释有关外部世界（包括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知识。为此目的，人们建立理论、总结现象之间的“规律”，从而用于预见和解释外部现象。知识的来源在于观察，建立命题和理论的方式则是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归纳。命题与理论形成后，又必须借助观察和实验加以客观的检验。科学的目的不是进入由感觉经验所显示的现象的“背后”，不是去寻找不可观察的性质、本质或机制。不能被感官经验所观察和检验的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宗教，因而是非科学的，没有意义的。
实证主义者们认为观察是知识的基础，并预先假定了存在着“中立观察”或“理论中立观察”，换句话说，观察本身必须是纯粹的，是摒除了个人和理论偏见的。但问题是，理论上所讲的中立观察和价值中立在现实中可能吗？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家们因而对此提出了批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他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像实证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和严密性，事实上，自然科学知识既非绝对的也非完备的，它本身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某种价值、信仰等的影响。科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遵循着与一定生活方式相对应的规则，科学不存在于社会以外，不是超脱于社会利益之上的事业，而是遵循着一定社会规范与价值。因此，科学知识是相对的，对于同样一个自然现实，科学家们往往会建构出不同版本的现实，某个科学家究竟相信哪一种版本，取决于他的社会化过程（科学训练的圈子和过程）。
旅游现象是一个与特定地方、社会、空间相联结的现象，因此，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旅游现象，旅游领域的知识的有效性及其意义均是对其所在社会、文化背景而言的，不适合用作衡量其他文化的信仰和观念的普遍标准，更不可看作是优于其他形式知识之上的东西。超越出了某个特定范围，就无所谓对错问题。在此意义上，知识是某个特定视角的产物，社会科学知识（包括旅游领域的知识）并不总是反映所谓的“客观的真理”，而“认知也不再只是追求对客观本体现实的再现，而是针对客观现实，寻求合适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
3 建构主义范式的具体研究方法
由上论述可以看出，一方面，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强调行动者的主观意义的建构作用，因此，建构主义学者提出一套去理解和把握行动的意义的方法，并且指出，这种方法才是适合于对人所构成的社会现实的研究。另一方面，建构主义强调知识的相对性，不同的人在建立知识的过程中，从不同的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形成了对某个社会现实的不同的解读、看法、观点或理论。这种建构出来的知识，反过来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影响，并借助人的行动在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发生某种作用。前一类方法，本文认为可以概括为理解与释义法，在操作层面的方法包括解释学、扎根理论方法、现象学、常人方法论等，后一类方法则可以概括为表征研究法，包括符号学方法、话语分析法、定框（framing）分析法等。从旅游的实证研究看，以上方法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比如扎根理论方法，目前已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质性研究方法。而符号学方法，现象学方法、话语分析法也开始成为国内外旅游学者研究采纳的方法，常常用来分析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景观的符号系统、旅游体验等。由于本文着重的是方法论和方法本身的讨论和介绍，加上篇幅限制，因此暂不对这些方法的实证研究做评述。
3、1理解与释义方法
3、1、1解释学方法
与客观主义者把社会现象类比于自然现象相反，解释学者把社会、历史与文化现象当作文本，对历史与文化现象的含义的解码就如同对文本含义的解码一样。德国哲学家Schleiermacher被誉为西方“现代解释学之父”，他是第一个把解释学从语言学中抽出来而应用到历史知识问题中的人。他区分了两种释义的方法：一种是语法释义法，另一种是心理释义法。语法释义法是通过分析语言而对某个文本的意义进行解释；心理释义法则是揭示思想和意义是如何通过作者的生活经历而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揭示作者的“心路历程”。因此，释义方法意味着释义者必须认同于作者或社会行动者，必须沉浸到当事人的身份中去。
同Schleiermacher一样，Dilthey看重解释学方法在人文科学中的作用。他认为，人文科学的任务是去理解而不是去做因果说明，这种理解才能把握社会事物和行动的意义。人的本质在于创造意义，人所创造的社会制度和实践不过是人的主观性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结果，因而，只能由其他人通过理解来把握。人文知识的获得只能通过解释学过程“在想象中重建”他人的体验，把我们沉浸在过去的时代从而理解过去的时代、过去的行动、事件和制造物的意义。
对于释义解释中可能受制于理解者个人局限的问题，另一德国哲学家Gadamer从哲学的角度予以回应。他认为，理解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本体论。理解不可避免地会把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和认识、成见带到理解中去，从而使我们对前人或他人的行动和文本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对的特征。但Gadamer认为这并不是理解的过错，而是理解的条件。既然认识、成见是理解的前提，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克服这种成见，而在于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沟通，也就是通过对话的辩证法达到与文本作者的“视界融合”。
Gadamer把解释学提升到本体论和哲学的高度，法国思想家Ricoeur则把解释学推广运用于社会科学，使它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他的根据是，人的行动同文本有共同之处，因此对人的行动的解释应当采用解释学方法。Ricoeur认为，话语或文本具有4个基本特征：第一，话语要成为研究对象，必须“客观化”或凝固化；第二，行动和语言一样可以“独立化”，正如一个文本可以从作者那里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分离的实体，一个行动也可以从行动者那里分离出来，成为一种分离实体；第三，文本的意义可以大于作者所意图表达的意义，行动的重要性也可以超出最初行动产生的情形下所赋予的重要性；第四，正如文本是“开放性作品”一样，面向无数潜在的读者（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行动也同样是开放的，可以面向任何愿意“解读”它的人。
文本的4个基本特征，人的行动也全部具有，因此，人的行动可以当作文本。而解释学也因此从对文本的理解扩展到对行动的理解，以及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解释学方法被不少人文、社会科学家看成是适合于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性质的独特而又有效的研究方法。按照这个方法，对历史、文化和人的行动以及创造物的研究就是去发现或发掘它们的含义，因为所有这些均是人深层的精神或主观性的表现。
3、1、2符号互动论与扎根理论方法
符号互动论理论是由Blumer在Mead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Blumer不满于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及社会学研究中的先人为主的学风，主张研究者必须沉浸到他所要研究的生活领域当中去，从行动者的角度和观点去把握和分析，因为在社会过程中，个人总在不断地对事物和周围的环境做出自己的理解，赋予其某种意义，从而建构他们的行动。只有在这种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了解社会、世界的真实图画，克服那种从研究者先人为主的成见出发，借用社会调查法，用材料来迎合自己的假说，从而歪曲现实。
符号互动论的方法因此是从社会本体的特殊性角度出发，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使研究者参与到其所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去，把握行动者的主观主义以及其对自身行动和周围环境的解释，因此，所主张的也是韦伯所提倡的主观理解主义方法。在自然环境中参与观察研究便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手段，这种方法同客观主义的“旁观”立场形成了风格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
受到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学者Glaser与Strauss创立了扎根理论方法。该方法是目前较流行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目的抽样的方式来选择访谈对象，通过访谈来收集有关某种与主观意义有关的现象的资料，然后通过三级编码而逐步形成理论的方法。
3、1、3现象学与常人方法论
现象学作为一种思潮，包括不同流派，如先验现象学、经验现象学、存在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现象学，心理学的现象学以及社会现象学。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社会现象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现象学是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Schutz创立的，是对Husserl的先验想象学的批判和改造，也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的产物。社会现象学反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定量的方法和因果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Schutz认为，社会生活的本质在于意义，社会是由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以日常的、自然的态度构造或不断地再生产的，因此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把握社会成员如何在生活世界中来构造社会现实。Schutz不主张韦伯所说的个人所赋予的意义，而是强调意义的主观间性，即主体之间的分享性。也就是说，人们在解释生活、赋予事物以意义时，总是以这种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知识储备”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对社会成员、对日常世界的自然态度和解释的再解释，是对社会成员的常识构建的再构建，用Giddens的话来说就是“双重解释学”。
Schutz提出的方法论原则被Garfinkel进一步改进，并操作化、具体化，他提出了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方法，分析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的基础，成为对日常生活和微观层次进行分析的技术手段。常人方法论提倡研究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来建构社会现实的方法和缄默的知识。例如，常人方法论者分析社会成员在某种特定情境下如何进行“说明”（account）。常人方法论者还常常观察人们在缄默的规则和司空见惯的习惯被打破以后的反应，从而揭示这些隐藏在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用来建构社会现实的方法。
3、2表征研究法
理解与释义方法侧重对主观意义在社会现实中的建构作用的研究，表征研究法则侧重社会现实的各种呈现方式，从而揭示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表征研究法沿用了康德哲学的假定，任何社会现实都必须呈现出来，而呈现出来的现实不等于“本来的”现实。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只能是呈现出来的现实，而“本来的”现实或许是永远不可知的（彼岸世界）。但问题在于，现实的“呈现”有多种方式，在不同的人那里，现实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同样一个自然界，在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那里所呈现的内容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在以各种方式（文字、图片、新闻报道、小说、艺术、学说、理论流派等）“再现”这个现实时，是存在各种取舍的，决定这种取舍的是他们背后的世界观、价值、信念和信仰。既然现实只能以呈现的方式而存在，而现实的呈现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因此，社会现实以多元的方式而被建构。表征研究法就是把现实的各种呈现或再现当作研究的对象，揭示社会现实如何通过其再现过程而被建构。开创了表征研究法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社会学家。他认为，文化就是表征，人们创造文化，就是在建构现实。因此，文化研究就是对各种表征进行分析。
3、2、1符号学方法
符号学（ semiotics）是由瑞士语言学家de Saussure所创立的。他把符号区分为能指（一个东西、词或图片）和所指（所代表的含义或思维中的印象）。例如，“狗”这个字形和发声是能指，而我们大脑中出现的一个动物形象就是所指。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或关系。有些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如图片。但在有些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比较隐晦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de Saussure所创立的语言符号学被扩展运用到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Barthes。他揭示了符号的层次性。例如，“玫瑰花”（词语）是第一层次的符号（词语是能指，花的形象是所指），这个层次的符号又可以成为更高层次的能指，其所指是爱情。Barthes用“神话”一词来描述符号的层次性。所谓神话，就是把第一层次符号与第二层次所指之间的关联自然而然化的过程。这个关联具有任意性，但却显得自然而然。把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关联的任意性变成自然性，正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符号的建构性为权力和意识形态介入对社会世界的塑造提供了武器。例如，在图片表征中，人们可以通过精心选择各种图像元素来表达权力精英所希望表达的所指，从而美化精英群体或由精英群体所管治的世界，符号学研究就是要揭示各种由权力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神话制造过程和制造方法。
3、2、2话语分析法
话语（ discourse）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指某种体系化的论述与语言，如科学话语、医学话语、旅游话语等。Foucault认为，话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描述，而且是一种社会权力现象。旅游中的话语常被认为包括图片、文本、音像、口头语言等，通常以旅游宣传册与宣传片、旅游广告、游记、大众媒体、旅游地图、解说、标示、旅游博客等。话语分析法即是对文本内容的分析，包括写作文本、口头交谈和媒体传播文本（广告、摄影图片等）。话语分析的研究内容很多，社会科学者往往侧重研究话语与语境的关系、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话语与互动的关系、话语与认知的关系等。从话语分析的立场来看，社会现实是通过话语而呈现、表征或建构，而话语的建构则受到许多社会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包括权力、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个人记忆等。话语分析就是揭示人们如何通过建构话语这个符号现实，进而分析社会现实在话语中的呈现方式或建构过程。
3、2、3框架分析法
框架分析法（frame analysis）是由社会学家Goffman于1974年创立的，这一方法通过归纳寻找文本中持续出现的主题，从而找到存在于文本中的框架（frame）。传播者或写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借助某种框架，从而来建构某种观点或现实，引导读者从某种特定的方式来感知现实。它使多元的现实的某个方面比其他方面变得更引人注目，从而夸大某些方面，贬低其他方面。框架因此成为人们借助话语而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隐蔽的力量。而框架分析法就是要揭示出话语是如何通过框架来建构社会现实的一种方法。框架分析法在传播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运动研究等多学科领域得到普遍运用。在旅游研究中，也可以运用这一方法进行分析，例如，旅游广告背后就有一个框架，它是否与潜在的游客的诉求（框架）取得一致（即框架整合），决定了游客的潜在旅游动机是否可以被调动起来。
4 结束语
黄光国先生曾指出，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精华，是它们建构知识的基础。笔者认为，旅游研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需要对科学的基础以及方法论进行根本的讨论，才能说明人类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包括旅游世界）的内在逻辑和演进过程。西方的旅游研究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不同时期学者关注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不同。无论是Jafari所讲的建立以知识为基础的平台，还是Airey所总结的旅游研究从产业研究转向“社会科学”的成熟阶段（mature stage），可以看到，旅游课题、理论和方法论在近些年都在不断丰富和深入。
旅游世界是一个现象与意识的双重世界，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也是一个主观体验的意义世界。两者都可以被社会所建构。从建构主义视角研究旅游，扩充了旅游是什么和旅游做什么的理解，也因此从理论基础和概念框架上扩大了旅游的研究范围。
从方法论的角度，采用建构主义方法可以作为传统实证研究因果分析的补充，寻求更有效的解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在解释社会现象或行动时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因果层次上的充分”（adequacy on the level of cause），另一个是“意义层次上的充分”（adequacy on the level of meaning）。前者是指，事件序列存在着一种总是以相同方式出现的概率（可以通过统计体现）；而后者是指我们对行动的意义、目的和动机的理解和解释。韦伯认为，“意义层次上的充分”和“因果层次上的充分”是互补的，缺一不可。只有意义上的充分而没有原因上的充分，理解就显得缺乏普遍性；只有原因上的充分而没有意义上的充分，对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或行动的理解就流于肤浅，比如：仅有一堆旅游统计数字，而不理解旅游的动机。
世界科学论文篇3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著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 Ziegler，Traditions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Mcneill and William、H、Mcn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of World 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
世界科学论文篇4
Abstract: The different world outlook, is deciding the different life pursue and the life path、 The raise cadet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must display fully by the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the social practice main channel function, the innovation teaching teaches the law, causes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one learns by teaching, deepens the student unceasingly to the Marxism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understanding; Must take the campus culture and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carrier, makes the student on own initiative to fulfill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with joint forces the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Must use methods fully and so on electronic media, online class, inserts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werful wing for the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raise、
关键词:军校学员 科学世界观 培养
key word: The cadet scientific world outlook raises
作者简介:马明琮(1985―),女,山东泰安,初级职称,学士,主要研究方向:现代教育技术、课堂多媒体技术、多媒体设计。
所谓世界观,它是人们对于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不同的世界观,决定着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人生道路,决定着不同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因此,同志敏锐提出:“共产党人增强党性,核心是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这个问题是管总的。”军校学员是我军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是军队未来的希望所在。培养军校学员科学世界观,是军校学员在院校打好能力、素质基础,在未来工作岗位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根本保证。我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当代革命军人,首先必须重视军校学员科学世界观的的培养与确立。
一、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使学员全面理解科学世界观的完整内涵
不同的世界观决定不同的行事方式,但只有代表时代精神的世界观才能成为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对世界本质和规律最全面、最深入认识的理论结晶,是现时代最科学的世界观,培养军校学员科学世界观,首先必须加强对学员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内涵、根本要求渗透到相关课程教学中去,尤其是渗透到政治理论课程当中,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在科学世界观教育中的突出作用。
(一)优化教学内容,全面渗透科学世界观
列宁认为,工人运动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只能从外部给予灌输。军校学员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灌输”即教育的结果。目前,我军院校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科学发展观概论、中共党史、军人思想品德修养等主要政治理论课程,这为学员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创造了条件。但是,政治理论课程设置较多并不意味着政治理论教学设计一定合理,使学员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科学内涵,还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合理筛选政治理论教学基本课程,确定每门课程适当的授课时数,如果可能的话,允许各个院校根据国家大政方针的发展变化,编写一本紧贴实际的政治理论时政教材,使院校教学内容总体上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管用、实用,能够引起学员的共鸣,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从而学员的注意力在特定的时间里真正吸引到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来,在兴趣和爱好的支持下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原理,让科学世界观不仅进入教材、进入课堂,而且真正进入到学员头脑中去。在对教学内容的讲述过程中要做到明确要点、突出重点、讲清难点、分析热点、讨论疑点,客观分析当代各种社会现象及文化思潮,帮助学员从理论高度科学地认识各种社会和思想现象,切实做到以科学世界观、价值观塑造人的灵魂的导向作用。
(二)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
培养学员的科学世界观,使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真正取得实效,就必须对教育手段和方法进行创新。这是因为,一个人只有从感情上关心或关注某一事物,才可能运用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去进行衡量和判断,进而把科学世界观变为自己的主动行动。政治理论教学应积极采用案例分析、讨论、演讲等实践性教学形式,充分调动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员学习理论的热情。
案例教学改变了传统的单方面向学员灌输的方式,注重学员的主体性、主动性的发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员的参与热情,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教学方式。在案例教学中,学员被设计身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不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对面临的社会问题做出判断,选择自己的处置办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学员的思想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组织学员进行课堂讨论也是激发学员学习热情的重要手段,是教师了解学员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课堂讨论,既能反映学员对理论掌握的情况,也能反映出学员的思想状况,教师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二、以社会实践为桥梁,使学员深入领悟科学世界观的巨大价值
科学世界观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在认识和实践的循环往复中反复磨炼才能确立。因此,新时期加强军校学员世界观的改造,理论学习和教育是前提,实践的躬行和体验是保证。只有积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才能真正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上升为个人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将抽象的政治理论内化为自己内心的体验,形成践行科学世界观的强大主动性和意志力。我们在进行课堂教学的同时,还要着力增加学员与培养科学世界观目标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学员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教育基地,参观海陆空任务部队建设和训练情况,组织学员参加寒暑假社会调查活动,到军队相关工作岗位实习,利用院校或部队训练模拟中心和作战实验学员进行以现代战争为背景的综合演练、演习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使军校学员更加了解国情、乡情、军情,耳闻目睹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和地方出现的新气象以及碰到的新问题,帮助军校学员认识社会、认识军队,服务社会、献身军营,在社会实践中砥砺思想,磨炼意志,积累经验,增长才干,不断地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划清界限,在意识形态和思想建设上提高政治敏锐性和识别力,反对一切没落腐朽的东西,从而丰富思想,坚定信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三、以校园文化为载体,打造学员自觉践行科学世界观的浓厚氛围
校园文化的功能是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由于长期置身于校园文化的浓郁精神氛围中,学员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感染,能自觉地形成与这种校园文化精神相匹配的思想意识、文化意识和精神品格。因此,军队院校要精心设计,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要积极通过举办各种艺术节、学术研讨、学科竞赛、知识讲座等活动,使学员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美丑观、荣誉观的认同感,把他们培养成为对国家、对人民、对军队有用的人才。要重视校园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建设,完善校园文化活动设施,使学员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先进文化和文明风尚的影响和感化。要大力挖掘和深入宣传系统内部的先进典型人物和事迹, 利用每周一次电影,每日午间广播,校报校刊等平台,宣传这些先进典型和事迹,从学员身边熟知的人入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学员、感动学员,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学员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以日常管理为抓手,为科学世界观培养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加强世界观改造,还要加强制度约束。教育是引导人们自觉地去做,而制度则是约束人们必须去做或禁止去做。我们只有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才能使学员世界观改造取得好的效果,逐步升华到自觉自律的境界。
(一)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军校学员科学世界观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院校管理体制各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院校应该首先从自身的管理进行思考,完善体制,建立完整的、科学的、高效的现代化学员思想行为监控系统,真实掌握学员的思想状况,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发现和解决。要把思想教育、舆论导向、评价体系、政策调节、制度监督、法律约束与定量监控系统信息和数据结合,使之成为有强制力的制度杠杆,成为对所有管理人员(学员队干部、教学管理人员、教学人员)开展工作的硬约束,使所有管理人员成为培养学员科学世界观的自觉主体。对于学员而言,要严格遵守法律和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违背了就要受处罚。
(二)管理形式多样化。制度规章和纪律的约束,是学员科学世界观培养过程中的保障。但由于规章制度等具有强制性,容易使学员产生逆反心理。所以,院校特别是负责管理工作的干部应采用多种办法,保证这些规范的顺利实施,并逐渐使这些要求和规范内化为军校学员的自觉思想和行为。要深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强学员第一岗位任职指导,引导军校学员认真遵守国家法律、军队法规和院校规章制度,科学规划人生道路和日常生活,正确对待和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人和事,从而在日常生活实践过程中教会大学员明辨是非,坚守真理,自觉树立科学世界观。
五、以网络媒介为平台,为科学世界观培养插上现代信息技术有力翅膀
世界科学论文篇5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Abstract:In 1997，after the revision of subjects and in the atmosphere of global information，the subject of 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bee more active and e out of its crisis、For several years，the system of Master，Doctor and Post-doctorate ges plete and promotes deep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But the high level bination is unideal、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old subjects and also a lot problems in teaching activities、The paper studied the theory，aim，new teaching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Keywords: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Combination of subjects;Teaching reform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其中主要资源 库如：专家网页、超星数字图书馆、全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web 清华同方）、wgwx、tongtu、net外国文学论坛 以及多种光盘版电子图书资料，甚至直接让网络走进课 堂，虽然会浪费一点时间却能激发学生更大的学习兴趣、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世界科学论文篇6
关键词：科技；人文；工程；融合
abstract: it is a vital issue related to the fate of the humankind that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bee integration from opposition、 how and where to integrate for them is the key of this issue ?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riplism for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 this paper intends to take engineering into the horizon of creating action , and searches for the integrating responsibility of the two cultures 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with phenomenology rethinking about the profound cause of separation between sci-tech culture and humanities culture 、
key words: sci-tech；humanities；engineering；integration
自从上个世纪50年代c∙斯诺明确地提出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对立以来，一方面，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两种文化”对立带来的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并努力寻找“两种文化”融合的各种路径。但另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对立在现实中却更为加剧，这从国外近年来发生的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等可见一斑，现实似乎嘲弄着理论界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分裂的内在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能不能融合？如果能融合，应在什么样的场域中融合？本文拟在“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框架下，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通过对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内在原因的现象学反思，来探寻“两种文化”在工程这一场域中融合的可能性。
1 “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关于科技与人文“两种文化”对立的根源，c∙斯诺本人的描述及众多的文化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众人皆知，无须赘述。笔者仅就现象学的一些思路来探讨“两种文化”对立的深层原因。
早在c∙斯诺之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中，已深刻论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西方文化的危机：“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了。……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注重事实的人。……从人们对我们的文化危机的普遍悲叹出发，从在这个方面归咎于科学的作用出发，产生出一些动机，这就是对一些科学的科学性进行严肃的非常必要的批判。”〔1〕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科学性已由实证主义的客观性所支配，这正是造成科学危机乃至于文化危机的根源。
笛卡儿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确立了主体的存在，同时也确立了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存在，由此开创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近代认识论。在这种对象性的二元结构中，包含着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这两个分裂的方向。
沿着客观主义的方向，从伽利略起，现代科学开始了其将自然数学化的历程，用理念化了的自然暗中代替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自然本身就在这种新的数学的指导下理念化了；用现代的说法，自然本身变成了一种数学的流形。……用数学方式奠定的理念东西的世界暗中代替了唯一现实的世界，现实地由感性给予的世界，总是被体验到的和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这样，现代科学以客观化的数学外衣遮蔽了其源发于其中的生活世界，造成了其对生活世界的遗忘。“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3〕这种将自然数学化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论中的客观主义相辅相成，导致了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并逐步成为支配现代科学发展乃至于整个西方文化主流的思维方式。
沿着主观主义的方向，从笛卡儿本人开始，经过贝克莱、修谟直至康德，都一直企图建立超越论的主体哲学，“这种哲学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自我，以及我的思维生活，乃是一切可能的思维成就的、一切有关客观性的意义和正当性的询问的原始基础。”〔4〕但是，胡塞尔认为他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哥白尼式转向”，因为他们没有深入研究构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主观性，也没有深入研究把握这种主观性的方法，他认为唯有通过超越论的现象学才能真正克服笛卡儿以来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分裂。
笛卡儿的二元论、修谟的怀疑论、康德的认识论等，由于预设了物理实体或物自体的存在，因而不可能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不可能真正解决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难题：人的主体、意识如何脱出它的表象的内在性达到外部世界中的超越对象呢？这条认识论的鸿沟是无法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跨越的。因此，胡塞尔的超越论首先指的就是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通过认识者反思自身及其认识生活的原始发生过程，把构造一切存在物的认识活动追溯到无预设前提的、自明的、活生生的直观体验之境域(horizon)，这种通过超越达到的“绝对主观性”已经不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主观性，也不是思辨构造的新产物，它是前科学的、前哲学的、非课题化的、奠基性的、主观相对的、显现于境域之中的生活世界本身，它只有通过现象学的悬搁才能达到。
胡塞尔并不是要反对现代科学，而是要现代科学重新植入它本身源发但又被它忘却的生活世界的境域中。正如德国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说：“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5〕胡塞尔从他后期发生现象学的观点指出，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不仅忘却了生活世界的奠基，而且排除了它自身现实发生的境域，改变了传统科学对境域的依存性质，使自身成为绝对客观性的、与直观境域彻底无关的知识体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世界原本作为普全境域的生活世界转变成为客观自在的、无限的科学世界，成为主客体二元对立结构中对象化的客体。
在实证主义的观念里，科学世界不仅脱离了境域的束缚，而且反过来要主宰生活世界，成为生活世界的基础，使生活科学化。但是，这种去除了境域的客观世界是非人性的，它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整个西方的人文传统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的理念。”〔6〕 同样，“对于胡塞尔来说，真正人性的东西是自由，它被理解为我作为先验的原-自我所具有的责任，这种原-自我是无法通过任何对象化来获取的。我对我的行为负有责任，而行为意味着一种对可能性的把握。”〔7〕这种可能性是在境域之中的可能性，境域正是在人的行为中开启自身的，它无法与人的行为分离开来。因此，在去除了境域的客观化的对象世界里，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意味着放弃人的责任，丧失人的自由，从而丧失了人本身。人的共同体在其历史境域之中原促创(urstiftung) 的并积淀(sedimentierung)下来的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宗教、哲学等人文科学传统都将丧失意义。“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8〕这正是“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
胡塞尔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批判并不是要滋长这种分裂情绪，相反，“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9〕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深刻的思想中寻找到“两种文化”融合的思路。
2 两种工程观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10〕提出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概念指称的变换。关键在于工程具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相对独立的本质特性。但是，在流行的观点中，技术是科学的应用，而工程则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按照这种观点，既使把工程从技术中划分出来，工程的本质仍将遮蔽在技术阴影之中，工程哲学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技术哲学樊篱，仍然会把工程哲学当成某种“技术的工程哲学” 来建构。把工程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确实存在其词源学的依据。在英语中，工程“engineering”的词根为engine（机械）和inge-nious（有发明才能的），它们都起源于同一个拉丁语词根ingenerare，即“创造、智巧、聪明”的意思，其词根gen的意思为“生产、制造”；engine在古英语中又具有“to contrive”（设计出来、设计做到、发明造出）的含义。随着科学、技术在工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不仅为技术而且是科学即engineering sciences，于是engineering在原‘活动过程或结果’上又增加了‘学科理论’含义。”〔11〕总之，学界大多数人十分自然地倾向于把“工程”界定为“把数学和科学技术知识应用于规划、研制、加工、试验和创建人工系统的活动和结果”〔12〕，属于改造自然的实践范畴。
笔者十分赞成“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的理论观点。但对许多人把工程本质理解为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活动的观点不能苟同，我把这种工程观称之为：“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相应，笔者将依据发生现象学的思路，把工程纳入境域化造物行动的存在论视域，尝试形成另一种工程观：“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
在科学技术哲学传统的视域中，实践被理解为人们为了获取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类社会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它作为人类实际地处理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活动过程，总是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范导，是在观念地处理并处理了人与世界关系之后才得以进行的有目的的、能动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13〕工程实践作为应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及经验的造物实践活动，首先也要以人与世界关系的观念处理为前提，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世界展现为客观自在的、数学化的、无限的科学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构成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科学、技术的认识活动，工程改造世界的造物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个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结构中进行的。这样，工程本质上就展现为：在科学活动建构的自然图景和自然规律的框架内，遵循技术活动建构的以自然规律为前提的“怎么做”的程序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按照数学化的方式去筹划和改造自然、构造人工物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实现理论向现实的飞跃，实现客体的主体化，从而达到主体的目的、满足主体的需要。这样理解的工程实践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人类通过它可以重新把二元分离的主、客体统一起来。然而，“实践”(praxis)一词的含义极为复杂多变，其原义只与人的意志、伦理、道德行为相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把知识(episteme) 分为三类：实践的、制造的和理论的(praxis，poiesis，theoria) 。理论知识与认识(episteme) 相关；制造知识与技艺或技巧(techne) 相关；而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phronesis)相关，其目的是通过获得性的伦理能力导向明智行为，伦理能力只能通过生活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的人的个体经验才能获得，这种经验不同于感觉经验，也不能光靠语言来交流，而要靠人的具体参与和亲身体验才能获得。〔14〕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是境域性的伦理行为。康德也在意志、伦理行为的意义上使用“实践”一词，反对将其扩大化。但如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一词扩大化为指称除理论思维之外的一切人类行为。
这种“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论”工程观在本质上显然同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一致的，胡塞尔对现代科学客观主义所造成危机的批判，同样适用于这种工程观。现代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必然也会导致工程对生活世界的背离，加深文化的危机，加深我们这个世界的非人性化，从而逃避人类的责任！在这种排除了人和人文文化的工程世界里，从根本上讲不可能把主客体重新统一起来，更不可能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
发生现象学是胡塞尔后期思想的主要形态，与其前期的静态现象学研究先天规则结构不同，它主要研究先验主体性的自身构造和世界构造的时间过程。这种在时间中的构造是在境域中发生的，境域是人的知觉范围，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其有限性与知觉的现实性相关，而无限性与知觉的可能性相关；个别的境域显现着有限的事物，而境域构造具有超越自身的特征，通过不断的超越，最终达到普全的境域，构造出世界，即在境域中开启出世界。“所谓的世界就在现象学上被理解为普遍境域，也就是普全的指引联系(verweisungszusammenhang)，所有意义指引的个别联系都共同归属于其中，而我们的行为就是由这种意义指引来引导的。”〔15〕可见，在发生现象学中，人与世界最原初、最根本的关系不再是自然主义常识观、实证主义科学观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对象性关系，而是境域化关系，这种关系是自明的、非预设的、非课题化的、存在论的而非认识论的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把对工程本质的反思，纳入这种存在论的境域化结构中，把工程理解为境域化造物行动而不是科学化、技术化的造物实践，理解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才能真正把握“我造物故我在”深刻含义，从而真正切近工程的本质，避免实证主义的工程观带来的危机。一切思想、文化和行为都是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历史地发生的，并在境域中彼此关联，这意味着存在“两种文化”在境域化造物行动中，也即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这正好体现了胡塞尔的发生现象学对“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
3 科技与人文在工程中融合的可能性
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是获得学术界多数共识的主张，但是，怎么才能把它们融合起来？在什么场域中融合起来？学术界目前存在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思路：其一，主张以科技文化为主体，在其中融入人文因素，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典型，“萨顿坚信科学史是惟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他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的人文主义。他的学术活动就是为了要实现‘全部知识的综合’，使科学史成为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16〕；其二，主张以人文文化为主体，让科技回归人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文是万学之母，是一切学问的母亲，也是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的母亲。……我们要不断重申母体性，而且希望这些长得高大威猛的了儿子们要不断回归自己的母体。”〔17〕“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 的工具。……自由的科学是真与善的统一。……自由的科学是真与美的统一。”〔18〕
虽然这些主张都不乏深刻之处，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深入批判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基础，不超越近代以来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识论结构，那么，无论是在科技中注入人文，还是企图使科学回归人文，融合都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按照我们提出的“境域化的造物行动论”工程观，在工程这一场域中，为什么存在“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可能性呢？
从胡塞尔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深层原因可以看到，这种分裂最深刻的原因在于现代实证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因此，要把“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关键就在于使客观科学重返生活世界，重建生活世界的科学。现代科学因其客观化、理想化的追求，具有了非境域化的特征，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必须重获境域化。在生活世界的境域中，境域化的科学才具备与在历史中形成的并在境域中源源发生的其它文化相融合的可能，这种融合唯有通过人的境域化行为才能实现。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行为”（akt）概念指称的不是现实的行动(actus) 、活动，而是意识行为，它可分为“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客体化行为”指包括表象、判断在内的逻辑—认识的智性行为，它们是使客体或对象得以被构造出来的行为；而“非客体化行为”则意味着情感、评价、意愿等等价值论、实践论的行为活动，它们不具有构造客体对象的能力，并认为“客体化行为”是“非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但后来，胡塞尔在他的伦理学中承认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19〕。不走出这种早期的意识哲学，胡塞尔是不可能超越这条鸿沟的。这也意味着仅在意识的、观念的层面不可能超越“两种文化”的对立。
在后期转向生活世界的发生现象学中，胡塞尔的“行为”概念扩展为不仅指称意识行为而且包括身体的行为、现实的物质行动，当然，这种扩展是以暗含的方式出现的。“由于旧科学(指传统科学--笔者) 束缚在境域上，因此它们与人的前科学的‘实践技艺’相联结，如丈量术、治疗术等等。希腊人将立足于这种技艺上的知识、熟知称之为‘技术’(techne)”〔20〕这里，胡塞尔暗示着重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同样存在对境域化技术的依赖。美国技术现象学家d∙伊德认为：胡塞尔“他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1936) 发展了一种高度体现的、知觉现象学。他宣称，科学，特别是由数学化和理想化所驱动的科学，‘遗忘’了在文化和历史的生活世界中的人类身体与知觉的存在。在分析这一危机的过程中，胡塞尔采取了暗含的期待技术哲学可能作用的两个步骤。”〔21〕这两个步骤指的是胡塞尔以铭写技术和测量技术为例，来说明生活世界的境域化技术行动在扩展生活世界境域及知识文化水平中的作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工具分析”、梅洛∙庞蒂对身体行为结构的研究、d∙伊德对技术行为在人与世界境域关系中的居间调节作用的分析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境域化技术行为的研究。由于这些哲学家没有明确区分技术与工程，他们对技术行为的分析，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就是对境域化造物工程行动的分析。
工程作为人在生活世界中构造出人工物的境域化物质性行动，它与人类基于主动性的其它创造行为一样，可称之为胡塞尔的“原促创”，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人的共同体的行为。当一项工程完成或一个新工具被发明时，一个“原促创”便形成了，随着“原促创”的被动“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意味着原境域的改变，新境域的发生，人工物的建造与使用正是在境域中通过造物行动的“原促创”和使用过程的“习性化”，从而构造出新境域的发生过程。任何主动的“原促创”，都要以被动的“习性化”为前提，“正是主动和被动发生的现象学才系统地将所有构造发生统合为一个总体联系，并且它坚定地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意识不是孤立的对象，而是境域并因此而构造着世界。”〔22〕同样，工程也不仅仅是孤立地应用科学技术的造物实践，而是要把人类历史上所“原促创”并通过“习性化”积淀下来的科学、技术、文化融合于境域之中，构造出人类生存的人工世界，科技与人文才能在工程中真正的融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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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情报学；哲学基础；科学哲学；信息哲学；批判现实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G2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4－0034－05
任何一个接触情报学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就像《索菲的世界》的主人公碰到的第一个哲学问题一样，什么是情报学？这个问题，就如同“我是谁”一样，令无数情报学学者痴迷。正如张新华所言，情报学是一个研究领域极为含混而离散的领域［1］。自1945年Vannevar Bush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As We May Think”一文，标志着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以来，也不过才60多年。情报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新兴边缘学科，构建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离不开哲学基础的建立。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受哲学的支配。哲学是总结和阐明人类认识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为一切认识活动提供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它决定着情报学的整体观和发展方向［2］。情报学的哲学基础是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是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但遗憾的是，尽管不同学者对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进行了探讨，人们对情报学的哲学基础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认识。正如王知津所言，如果这个基础性的问题都不能明确，那么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就显得苍白无力［3］。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本文拟对现有国内关于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情报学哲学基础形成共识有所借鉴。
1 情报学哲学基础主要观点
1、1 我国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概况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检索，经过逐一排检，截止2011年12月28日，在核心期刊上共检索出94篇有关情报学哲学基础的中文文献，分析的时间分布发现，国内有关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这说明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对于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已引起多数情报学学者的关注。这些文献关注的主题主要涉及图书情报学科生存环境的解释、重新认识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存在、信息的本质、情报学本质、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波普尔的“三个世界”与布鲁克斯（Brookes）情报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信息异化、库恩范式理论、实用主义、社会认识论、批判现实主义、信息哲学、阐释学、情报学元理论、意义建构理论、系统观、“四个世界”理论等等。由此可见，国内对于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角度众多，但观点不一，有的甚至相冲突，这对于情报学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幸运的是，已有一部分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要尽快形成共识［3］。
1、2 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主要观点
纵观这94篇文献，我们发现，国内这些年的研究主要是引进介绍国外哲学思想的同时试图用本土话语解释国内情报学现象。根据不同的哲学主张，我们将国内关于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典型研究观点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科学哲学观点、信息哲学观点、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以及其他哲学观点。
1、2、1 科学哲学观点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4］。科学哲学主要形成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几个学派。其中波普尔、库恩、托卡拉斯、夏佩尔等都是这一哲学流派的杰出代表，并且他们的哲学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现代情报学的理论构成和研究方法。
（1）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波普尔（Karl Popper）在《客观知识》一书中提出科学知识客观性，并提出客观知识的本体论——客观知识的“三个世界”理论。波普尔把世界上所有的现象，根据共存方式划分为三大类别，即3个世界。“世界1”，又称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物质世界。“世界2”，又称第二世界，是人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即人类主观世界。除此之外，波普尔指出，还有第三世界，即思想内容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波普尔称之为“世界3”，也就是客观知识世界。波普尔认为3个世界之间是自主的，各自独立的，但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5］。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众多的不同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在情报学领域运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学者，就是情报学界的泰斗之一布鲁克斯（B、C、Brookes）。
1983年布鲁克斯在题为《情报科学的基础》一文中论述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提出以此作为情报学的基础。布鲁克斯在该文中指出，波普尔的“世界3”不能不引起图书馆学者、情报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第一次从纯粹实用的观点以外的角度，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专业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布鲁克斯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同情报学的任务联系起来，认为情报学是研究“世界2”与“世界3”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科学［6］。
师宏睿认为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是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以及认知科学的精华融会贯通于情报机理后形成的全新的情报学范式［7］。张新华则认为布鲁克斯属于属性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认为情报是一种独立的、隐含在文献中的客观属性，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不管对于何人，也不管在何时、何地，它都是同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而且此种存在有一定的结构形式与其相对应［1］。
布鲁克斯提出了以波普尔的“世界3”为核心的情报学哲学基础，他认为人类的知识一旦被记录下来，就可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的主观知识获得原本不具备的永久性、客观性和可相通性。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框架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家提供了从事他们专业工作所需要的理由，即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探索和开发“世界1”，将他们的记录和人工制品存储在“世界3”中；图书馆学、情报学家的实践性工作是收集和组织“世界3”中的记录材料，以资利用；而其理论工作者则是研究“世界2”和“世界3”的相互作用，以便组织知识而不是组织文献，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文献。客观情报是存储在“世界3”中的客观化了的主观世界，是主观世界在“世界3”中表现出来的客观结构和属性。而使“世界3”的知识有序化，正是情报学的任务［1，8］。
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经布鲁克斯引入情报学界，引起了众多情报学学者的关注和争论，部分学者支持将“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但更多的国内学者如刘植惠、朱奎华等却认为波普尔“三个世界”论不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唯心论的先验论之上，不能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2，9］。
（2）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
“范式”（paradigm）是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首次提出，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10］。范式理论是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从人文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科学的发展与革命。在库恩看来，范式是学科成为科学的标志。而科学的范式并非一成不变，新问题和新事物的产生会动摇科学原有的范式，建立新范式的科学革命随之产生［11］。
美国学者F、Miksa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比较深人地研究了情报学领域的基本范式，并提出了机构范式（institution paradigm）和情报运动范式（information movement paradigm），认为这两种范式是情报学领域征最明显的、最广为人接受的，但它们并不排斥其他可能并行存在的范式［12］。陈文勇将现有情报学理论归纳为5种范武：即情报交流范式、情报吸收范式、情报工程范式、语义情报学范式、情报基因学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情报学的综合范式［13］。王芳将情报学的主要范式归纳为：物理范式或信息检索范式、认知范式、资源范式、管理范式、经济范式、过程范式和其他范式7种，并且指出人类社会中的信息运动过程范式将是具有整合与包容意义的情报学基础范式［7］。而梁战平则将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归纳为机构范式、信息运动范式、解释学范式、技术主导范式、认知范式、知识主导范式、经济学范式和人文范式八种，提出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了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的观点［14］。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情报学范式的确立和进展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情报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及其发展，但范式理论还不足以成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3）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吸收了波普尔和库恩的合理观点，形成了科学理论演化的科学研究纲领模式，他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认为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不应是一个个孤立的理论，而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以下列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①由最基本的理论构成的“硬核”（Hard Core）；②围绕在硬核周围的许多辅假设构成了“保护带”（Protective Helt）；③不准放弃或修改研究纲领的硬核的原则——反面启发法（Negative Heuristic）。④丰富、完善和发展研究纲领的原则——正面启发法（Positive Heuristic）。这种理论结构的模型被比喻成原子结构模型。可以把“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比喻为原子的内核，把保护带比喻为原子的电子层，把正反面启示法比喻为联结原子核与电子的斥力［15］。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引起了情报学界的广泛重视。靖继鹏、李勇先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并由此提出了以情报用户为核心的情报学理论体系［16］。但靳娟娟则认为靖继鹏、李勇先没有根据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进一步建立情报学发展模式，这势必影响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靳娟娟指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把科学结构的模型与科学发展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把科学哲学变为科学方法论，不仅提出理论系统，还提出了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这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情报学来说，不失为一种较理想构建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17］。俞传正认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的认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则更多地从方法论上影响了情报学的研究［12］。本文则认为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情报学哲学框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则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但不足以成为统领情报学本质的哲学基础。
（4）达德利?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
达德利?夏佩尔（Dudley Shapere）的整个科学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其科学哲学的核心是信息域理论。他在《理由与求知》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18］，信息域相当于现在的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法的哲学基础，就是来自于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12］。张智雄、丁颖认为科学哲学，从狭义上讲，是一门指导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的哲学，提出了夏佩尔科学哲学思想对情报学建设的几点启示［19］。我们认为夏佩尔信息域理论，对于解决情报学跨学科的学科性质争论，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总之，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对情报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并且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其不是走向多元论，就是唯心论的哲学主张局限性，使其不足以成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1、2、2 信息哲学观点
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中认为信息哲学是一哲学领域，涉及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态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弗洛里迪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情报学是应用信息哲学，并强调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20］。
张福学认为信息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描述性和标准化的分支，主要对信息的本质、信息动力学及其应用进行理论上和基础性的研究。统一信息理论是信息哲学的核心，它要解决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信息是什么?”而这也正是情报学学者苦苦追寻的。张福学指出情报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作为应用信息哲学的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文献、文献生命周期与程序、文献管理技术与设施的学科。它应用信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去解决特定的实践性问题和现象，以信息哲学为基础，情报学就可以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对这些研究对象的处理方式［21］。
陈忆金通过详细分析情报学与信息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伦理规范等方面的紧密联系，说明信息哲学是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将促进情报学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其确定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22］。王知津也同意将信息哲学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的观点［3］。曹文娟、赖茂生通过分析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层次、研究对象与规模和研究目标，得出信息哲学能够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结论［23］。本文认为，信息哲学为研究提供了最具价值的综合方法，尤其是计算机方法论，拓展了哲学方法论，对情报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推动了人们对信息本质及虚拟世界的认识，但其本质还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形式现代化的反映。
1、2、3 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观点
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起源于欧洲文学，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现实存在的独立性和社会现实的层次性的特点。王知津、王秀香将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引入情报学研究中，指出批判现实主义为许多图书情报领域的信息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框架［24］。批判现实主义的层次性指出批判现实主义能够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奠定基础，尤其是对信息行为的研究，涉及到各个层次上的信息产生、信息处理、信息查寻和信息应用。王知津、王秀香将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与目前情报学的某些信息行为模型相联系，主要从社会现实层次性概念、语境的重要性及环境和活动者的关系，来论述批判现实主义在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并对批判现实主义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做出了展望［24］。作为现实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批判现实主义对许多实证研究影响很大，而且在跨学科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的这些特性都足以引起情报学界的关注［3］。孙玉伟对于将批判现实主义哲学作为情报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之一，也持赞同观点［25］。本文以为，批判现实主义哲学对于深入理解用户信息行为的多样性、层次性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建立有一定的启示，但还不足以成为统领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1、2、4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26］。我国情报学界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这一观点，本文通过对当前情报学哲学基础观点的梳理，也认为建立统一的情报学哲学基础，非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莫属。
（1）矛盾论
朱奎华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虽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作为唯心主义的多元论，仍不能成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真正能指导情报学理论研究，讲清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理论是的矛盾学说［9］。
（2）“四个世界”理论
“四个世界”理论的出现是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对“三个世界”理论加以批判、继承的结果。刘植惠和秦铁辉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刘植惠在介绍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即物质世界、人类主观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及其对情报学理论研究影响的基础上，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一些合理成份，为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建立提供了一条思路，但是这个理论也存在着根本的错误，它在哲学体系上属于唯心论。作者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世界”（即天然物质世界、人工物质产品世界、人类精神产品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的理论，并以此作为情报学理论的哲学基础［2］。
秦铁辉在认证波普尔“世界3”的确切涵义的基础上，指出“世界3”理论的一些明显疏误，提出情报学理论不能建立在波普尔的哲学基础上，但波普尔对世界作出精细划分的构想和客观知识的提法是可取的。由此，秦铁辉将客观物质世界划分为四大部分，即自然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准人造物世界和人工创造物世界，4个世界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并以4个世界的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情报学中的某些问题作了一些尝试性的解释［27］。
这两种“四个世界”理论，都吸收了波普尔在哲学上细分世界层次的独到之处，试图为情报学提供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严怡民指出，“四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比“三个世界”的理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对情报学而言，它们并未提供新的视角和内容。因为它们所继承的“三个世界”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不适合人类情报实践的特点［28］。这种方法试图为情报学对应的情报实践寻求一个“实体世界”，而事实上情报实践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领域，图书馆、大众传播、教育活动的实体是相互重复交叉的［3］。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作为情报学哲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本身就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观点。
（3）实践论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它科学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情报学中对情报的认识离不开对信息链的解读，信息链由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5个链环构成，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29］。尽管情报属于认知领域，但是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物质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
相关性是情报学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29］，为国内外情报学者所认同。而这种相关性首要的是与人们（用户）的工作实践需要相关，才能满足人们（用户）对情报的需要，情报学才得以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应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
（4）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对立统一、可知论、联系和发展、能动性观点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来解读情报学的哲学基础［3，30］。
总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情报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它属于意识范畴，是意识的社会形式。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在哲学上应当属于人类的意识范畴。情报本质上属于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意识范畴［31］。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
1、2、5 其他哲学观点
情报学的哲学理论基础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如解释学、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系统论等。如杨小华在论述信息和情报概念的内涵，以及两者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从系统辩证论的角度，构筑起信息和情报的哲学基础，拓展了信息和情报哲学研究的新视野［32］。王知津等认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流派对情报学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作用，它的“实用”精神正契合情报学着重问题解决的学科性质，在纠正情报学偏重理论思辨的风气上很有说服力，另外，对信息本质和信息过程等的理解也很有启发意义［33］。
2 小结与展望
本文在强调确立统一的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回顾了现有国内对于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的主要观点，归纳为科学哲学观点、信息哲学观点、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以及其他哲学观点。我们认为尽管每一种观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情报学的本质，但建立统一的情报学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当之无愧。今后的研究应考虑如何将其他学派中关于情报学哲学基础观点中的精华兼收并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以促使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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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论文篇8
论文摘要:文章以20世纪的西方批判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分析了生活世界理论派、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和后现代主义派各自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发现文化危机,认真反思各派在面临现代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是如何发现危机的潜在,并怎样提出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案中的。
文化批判是在特定时代的主导性文化进人一种非常规期和变革期时,知识精英们以自觉的理性反思来揭示和把握主导性文化危机的失范,而这种理性反思就被称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代表着特定时期人类精神的一种觉醒,是对当时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审视和反省,不同时代的文化批判所信奉的价值取向和所坚持的基本观点是不同的,或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时甚至会出现观点完全相悖的不同的文化批判精神,但它们都各自代表着人类文化在重大的转折期不同学派所做出的不同的价值选择。
虽然在具体的价值取向上存有差异性,但是文化批判理论的内在框架是基本一致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特定的价值视角对现实的文化危机的原因、本质、问题和后果做出一定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针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大胆的可行性的建议,寻求解决问题的出路。根据各自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不同,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可分为三个派别,一是生活世界理论派,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为代表,他们主要是从前现代的视角出发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二是人本主义批判理论派,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是从扞卫现代性和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异化;三是后现代主义派,他们主要是从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视角对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激进的否定和批判。要对这三个派别的文化批判理论进行深人的透析,主要是从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出路这两个方面来展开。
一、生活世界理论派的文化批判
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殊途同归,两个人从不同的路径出 发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生活世界回归,开辟了一条从 现实生活世界出发的前现代视角。他们都意识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膨胀,导致了抽象的科学世界和实证主义思潮对人的统治,从而导致了现实的生活世界被遗忘。另外,前科学的、前逻辑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自然的日常生活语言是重要的语言形式,它是显示生活形式的代表。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欧洲的科学正陷人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所谓的科学危机是指由于科学的社会作用而引起的文化危机,而不是指物理或数学等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从根本上讲,这是一场哲学危机,是一场人自身的危机。他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证主义的流行,人们逐渐沉醉于实证科学的表面繁荣,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都处于实证科学的统治之下,结果是被人们理想化和神化的科学世界不再关注人生问题,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导致了片面的理性和客观性对人的统治,偏离了理隆主义传统。胡塞尔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人面对命运枚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可以看出,科学危机的实质是科学同人的存在分离开来,使科学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而人们由于迷信于实证科学也失去了其意义和价值世界。
胡塞尔认为导致这样一场深刻的科学和人的存在的危机的根源便在于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分裂,科学世界在自己的建构过程中,偷偷地取代并遗忘了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却是之于科学世界具有优先性的,在生活世界中,人能够参与到世界之中,能在其中获得目的、价值、和意义,能和世界保持统一性。而科学世界只是从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它把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抽取出来并加以形式化和片面化,结果把人从统一的世界图景中排除出去,形成了一个没有人生存于其中的、没有目的、意义和价值的科学世界。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的被遗忘了的意义基础。因此,要摆脱这场危机,科学就不能把人的问题排除在外,而必须要自觉地回归到生活世界中,以重建一个人与世界相互统一的、有价值和目的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为给陷人危机的人类“寻找家园”,则从另一途径批判现性主义,向日常语言和生活形式回归,“他对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前期持逻辑原子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坚持“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传统,把哲学归结为一种分析活动,一种“语言的批判”,认为人类的认识取决于语言,人对超出语言范围的东西,是无法获取认识的,“人对不能言说的东西,应该保持沉默”,但人们有用于认识的语言,只不过这种语言是科学语言也就是一种人工语言,哲学的任务在于分析人工语言。
但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自己承认,早期的逻辑原子主义体系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即试图用人工语言取代日常语言。他后期开始放弃对科学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追求,相反提倡回到多样的日常语言中,以日常语言的分析代替人工语言的逻辑分析。他为了解决语言和实在的意义的来源问题,提出了“生活形式”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语言的真正意义就呈现于丰富多彩的生活形式中,使用一种语言就是采用一种生活形式,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归根到底就来源于生活形式。他所谓的“生活形式”是指人的现实生活。可见,维特根斯坦通过回归生活形式,把语言从抽象的逻辑王国中拉回到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只有通过这一方式才能摆脱严重的危机。他在《数学基础评论》中明确指出:“时代的疾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疾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来治愈,而不是用某个人发现的药物来治愈”。
可以看出,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都通过回归现实生活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以期克服危机,二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构成了完整的生活世界论为中心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
在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中,还有一个影响巨大的派别就是以存在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派,这个派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影响,他们深刻地剖析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而导致的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特别是深刻地批判了人受制于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文化力量统治的生存状态。另外,他们还认为,要改变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下人的异化状态,就要真正唤醒人内在的批判的意识和超越性,从而通过价值和理性的结合,重建合理的理性观,其宗旨就是要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和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
作为代表人物之一的海德格尔虽然也曾对生活世界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但是,他并非像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白那样把日常生活世界当作自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源泉,以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现代科学、哲学和人,而是要通过对人的在世,通过对人的日常共在进行剖析,揭示现代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刻和全面的异化。在海德格尔的视野中,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全新异化的领域,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主要表现为,首先,日常主体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此在与他在共在,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被置于与他人相同的地位,甚至可以被任何他人所替换,失去了自己的本真存在,造成了常人状态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支配所引起的人的平均化的结果。“常人怎样享乐,我们就怎样享乐;常人对文学艺术怎样阅读怎样判断,我们就怎样阅读怎样判断;甚至常人怎样从大众中抽身,我们也就怎样抽身;常人催什么东西愤怒,我们就对什么东西愤怒。这个常人不是任何确定的人,而一切人(却不是作为总和)都是这个常人,就是这个常人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其次,日常共在的主体在逃避自由的同时,也在推卸责任。再次,日常共在的主体间的交往同样具有异化的性质。总而言之,海德格尔从文化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在其中失去主体性,全面异化的日常共在的世界。
另一位代表人物也是存在主义大师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的文化危机萨特也同样深刻地他的存在哲学的出发点是上帝不存在。萨特认为,人被抛人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中,没有上帝预先规定人的本质,人不同于其他的物,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人是通过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而取得自己的本质的,从而也就造就了自己的世界。从这一点看,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本身是不可以选择和逃避的,人是被判定了的自由,但人在无法逃避自由的同时也无法逃避责任。正是由于人在自由选择时要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世界负责,从而带来了个人的烦恼、孤寂和绝望等情绪,这些生存状态也是不可避免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用了大量篇幅揭露现存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但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的这一不可更改的宿命上,他倡议人们要与困境作自由抗争,要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他弘扬一种与绝望的危机境遇抗争的人的主体性。他曾明确指出,人虽处于绝望中,但又时刻怀有希望,希望的生成才是人的存在的现实展开。
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出发,吸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诸多思想,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危机做出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20世纪发挥了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导致人从异己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和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相反,人陷人了更大更深的异化之中,几乎人的一切创造物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了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从而形成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模式。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文化层面批判了现代社会各种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如官僚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文化,日常生活等,而其中科学技术失控发展所导致的技术合理性对人的统治以及人的片面性(单向度的人);同技术统治联姻又不断强化的官僚政治(独裁国家);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操纵意识);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为特征的非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现代人的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的深层异化等都成为最主要的批判主题。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文化批判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幸福和人类的解放为自己依据的最高尺度,这完全反映出来人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本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