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舞士气的文章范文(4篇)

鼓舞士气的文章范文

关键词：宋代；军旗；功能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054-04

旗帜在军事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振兵，制阵法，设五旗五麾。”[1]可见在黄帝时就已经将旗帜作为战争的一种重要工具。宋代军旗使用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军旗的功能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不仅发挥了鼓舞士气、稳定军心、标表定位、传递信息、指示、指挥作战的功能，而且针对利用旗帜提出的作战策略的弱点提出了反旗帜之法，对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鼓舞士气、稳定军心

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将士通过祭祀旗帜来缓解心理压力。在宋代军事活动中，将祭旗提到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出征时举行的l祭和军中特殊情况下的祭祀，起到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作用。

祭祀牙旗和纛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精。”[2]大将建牙旗，在战争中担任指挥的功能，是“一军之号令”[3]。纛以主兵，是战时必不可少的旗帜。宋纛，即皂旗，“黑质，黑火探牛揭以朱枪竿，竿首垂纛”[4]。许洞认为，北方主杀，而大纛“表戎事”，因此“以黑于饰，顺其位也”[5]。将士希望旗帜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军队所到之处旗开得胜。因此，祭旗成为一种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重要方式。

宋代，l祭的对象主要是牙、纛。真宗咸平四年（1001）令太常礼院重新修订l祭仪，是宋代记载较为完整的l祭仪式：“所司除地为坛，两萌埔郧嗌，张幄，置军牙、六纛位版。……军牙以白，六纛以皂。都部署初献，副都部署亚献，部署三献，皆戎服，清斋一宿。将校陪位。礼毕焚币，衅鼓以一牢。”[6]此外，属官还要宣读相应的祝文――《l牙文》《祭六纛文》。宋代祭旗文该而不烦，向天神说明了叙说此次出征的原因及其正当性，向将士喻以“以直伐曲，以顺讨逆”之理，并且祈祷得到神明帮助，希望“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所到之处，旗开得胜。这对于坚定将士们作战的信念，激起他们的斗志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宋会要辑稿》载咸平四年（1001）宋军出征征讨西夏的《l牙文》：由于“四夷不庭”，所以宋廷“凿门命将，授钺出征”，是为“大庇生民”，在刚日向神明请示，希望神明保佑将士“所向无前，履险摧坚，一月三捷”，假若能够消灭敌人，则都是神明的功劳。《祭六纛文》虽文字不同，但喻以相同之意，不复赘述。

“天地无言，吉凶以象占。”古人认为天地虽不能言，但是可以通过一些相似的现象来表明事情的发展。而在祭旗的过程中，旗帜随风飘动的状态，是军士判断祭旗吉凶的依据。l祭时，“旗帜指敌或从风举，晖晖终日不绕竿”，此大胜之征[7]。人们认为不绕竿或旗指向敌人则为吉兆，是大胜的征兆。反之，则是凶兆。因此，旗帜“从风举”的状态成为鼓舞军队的士气、坚定军队战胜的信心的重要标志。祭旗且在军中发生“万众起为哗乱”、“士卒未信，下轻其上，妖异数起，众情生畏”的情况下也能够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此时，主将“择吉时，具牲牢盛馔，震鼓铎之音，以祭牙旗”[8]。在此过程中，若“旌旗皆前指高陵”，士兵认为“此得神灵之助”，主将将“示众以安其心”。否则“矫说善祥而布之于下”，也可稳定军心[9]。

牙、纛均为大将所建，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保证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器物。将士祭旗一方面表现了对指挥工具的崇信，另一方面也透露了战争的残酷性。祭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重要作用。

二、标表定位

“旗帜者，军中之标表也。”[10]旗帜鲜明的色彩使得它成为标表、定位事物的主要工具。宋代，在纷繁的军事活动中，旗帜标表定位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人物身份的确认、营队的区别、特殊自然环境状况的标识定位。此外，宋人根据旗帜的标表定位功能制定的相关的应敌、作战、迷惑敌人的策略，对战争的进行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身份确认

宋代，每遇军事活动，皇帝授予将领旌节旗帜。宋代，大将身份用认旗标表，即书名号于旗上。绍兴元年（1131）岳飞与金战，以“红罗为帜，刺‘岳’字于上”[11]。李宝胶西之战大胜，高宗诏奖谕，“书‘忠勇李宝’4字，表其旗帜”[12]。绍兴三十三（1163）年金军南侵，王友直与之接战，张“宋忠义将河北王九郎”旗以自表[13]。

（二）标表队伍

标表队伍一方面便于区别而不致混淆，另一方面在作战中知军之所在。在行军中或驻扎时，认旗都充当标识队伍的作用，以免各营队相互混杂。《武经总要》中载：行军中，凡步兵，每队给一旗，每队都不同，“骑队等旗，别样制造”，各领其队。这些认旗，“行则引队，住则立于队前（或作倒）”[14]。

由于各营队建立自己的旗帜，不仅令本军士兵知其所在，同时也就向敌方透露了该营队士兵数量及其战斗力。敌方得知其部队的战斗力，一般会据此调整原有的计划。如：宋初，契丹攻宋，杨业多次败之，自是“见业旌旗”，即引去[15]。魏胜为骁勇善战之将而闻名于金军，金军望见“山东魏胜”之旗便退走。魏胜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嘱咐部下先制“旗十数，书其姓名，密付诸将，遇鏖战即揭之”，金军每见悉避走[16]。可见利用敌人怯某军的方法，成为退敌的一种战略。

此外，战争双方经常增加旗帜以迷惑对方。雍熙北伐时，张齐贤约潘美来会战辽军，但由于种种原因美未北上，齐贤就利用多张旗帜而造成并师到来的假象从而达到迷惑辽军的效果。他“中夜发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在城外“列帜然刍”。辽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矣，骇而北走[17]。

军队改易旗帜，使对方不设防备或者不能辨认本军队旗而导致失败。淳化四年（993）李顺起义，郭延F讨之，擒其探骑而尽得机事，于是延F“易旗变号”，顺军不知而大败[18]。庆历二年（1042）宋军与西夏战，张亢觉得万胜军（即“东军”）皆京师新募市井无赖子弟，疲X不能战，因此易之以勇悍的虎翼卒。但张亢以东军旗标表误贼。贼果趋东军而来，贼大溃[19]。敌人也用旗帜标表的功能迷惑宋军。华岳在分析宋军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讲到：宋将田俊迈被擒后，“虏人出我颍河、安丰之兵，尽用吾军之旗帜，而吾军每败于辨认之不真”[20]，导致失败。

（三）标识方位

旗帜由于其鲜明的色彩而易于辨认，所以对于人视觉范围内的事物可以进行粗略的定位。在讲武和战争中，主要通过五方旗来标识方位。讲武前，“诸营将校各分方位。立旗以自表，东军立青旗，西军白旗，南军赤，北军黑；大将居于中，立黄牙旗以为四旗之主”[21]。行军中也通过五方旗标识敌军出现的方位以便这一方面军应对。“若南方有贼，大将军赤旗以应之；东方有贼，则举青旗以应之；西方有贼，则举白旗以应之；北方有贼，则举黑旗以应之；无战常偃之。”[22]

行军及驻扎过程中放牧，马驴的标识及定位也通过旗帜来完成，当然这是处在人视觉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武经总要》载：“诸营各令作异旗一放马，每队作记旗放驴。牧者各执本营认旗，如须追唤，见旗即知驴马处所。”[23]

旗帜鲜明的色彩、形制的多样、面文字书写的便利，利于区分各个等级的将帅，区分不同的营队，使之不易混淆，带来军队管理上的便利。此外，旗帜的这些特点使得军队在行军、驻扎、放牧时，士兵知其所处，以及知其该如何行动。旗帜构成较为完备的军队管理系统，保证了军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传递信息

在通讯设备不发达的时代，军队利用旗帜的标识功能进行信息的近距离传递，其功能突出地表现在驻军、行军中自然环境状况及敌情的传递，行军中命令的传递以及呼索物资信息的传递。

在军队驻扎时，观察并告知将士周边的动静尤其需要侦查是否有敌人来袭显得十分重要，旗帜鲜明的色彩使得其成为传递信息首选的工具。而望楼在战争中充当观察敌情的t望口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据点。驻军时建望楼将所得敌情传递给将士。望子“手执白旗，以候望敌人，无寇常卷旗，寇来则开之，旗杆平则寇近，垂则至矣，寇退徐举之，寇去复卷之”。由于敌人来袭地点未知，因此，望楼“亦频改易，勿常置一处”，而且望子也“每日一替之”[24]。通过望子举白旗不仅起到警敌作用，同时通过挥舞旗帜的不同动作来表明敌人距离营寨的距离。因此战争时，军队要取得胜利，首先拔除敌方望楼。建炎四年（1130）金人攻浙西，因山设望楼，军队视其指呼而出战。谢元认为取望楼是胜负的关键，韩世忠率兵拔之，“立赤帜”，敌人失去望子所传递的信息，乱而败之[25]。

此外，于山上高处遣兵观察敌情，也是通过旗帜来传达信息。端拱二年（989）太宗诏群臣各言边事，宋琪上疏：“山上列白帜以望之，戎马之来，二十里外可悉数也。”[26]白帜即士兵所指示的旗帜，士兵通过挥舞旗帜将所观察到的敌情告知军队。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军南侵犯瓜州，刘使人持黄、白帜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贼至举白帜，合战举二帜，胜则举黄帜。”[27]

宋代行军中，军队通过五色旗传递路经之地的自然地理情况和敌军情况。太平兴国五年（980），太宗命曹翰修雄州、平戎破虏乾宁等军城池，他利用五色旗警敌和告知将士前方自然环境状况：“前有林木则举青纾烟火举赤纾寇兵举白纾陂泽举黑纾丘陵举黄纭[28]，最终数旬功毕，归颍州。

自然地理情况通过五色旗来标明，而敌人情况通过红、白幡来标明。军前及左右下道各10里之内，5人为一部，他们持一白幡，一绛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如果侦查到贼在百人以下，“举幡”；如果在百人以上，“举幡大呼”，且部中主者遣疾马往视。此外，探骑也通过举旗来接应所获得的军情。在军行前后及左右肋上5里，著探马两骑，10里加两骑，15里更加两骑，至30用12骑，前后为一道。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他们各执一方面旗，“无贼则卷，有贼则舒，以次递应至大军。大军见旗展，则知贼至，主将则“择利便设机应变”[29]。

“凡兵体尚静恶喧，静则有序，喧则必乱。”[30]在军事活动中，语声难彻，故旗帜代替了人的语言将信息传达给他人。军行在路，若要唤人及进退止息，“令每队取晓事者两人，一人执小绯旗子，于本队外傍行，去队十步以为望；一人专听待唤。”其传递信息的方式也是通过举旗的动作来完成。“如去贼近，即递相暗报。欲令止息，即卧旗子，当队下即住。候见旗立，即速行。或要抽退，令旗子不住前招。”大军首尾处各差小校传递“主将处分”，“他人不得辄传声”[31]。

在军事作战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旗帜传达信息的功能也得到突出的彰显。战时，如果遇到物资缺乏，那么城上的军士通过旗帜来示意城下的人，以通知他们准备。《武经总要》载：在城上，每将各立一典掌，呼索百用。他们“先作小旗数十枚”，有呼索，即“大书物名”，贴其于上，举以示城下[32]。通过书写名物贴于旗上的方式，能够使城下的军士更加清楚他们所需的物资而不需辨认图案，更加便利了信息的传递。

旗帜色彩鲜明，形制多样，使其构成了近距离信息传递系统。由于人类视觉在近距离范围内的观察、辨认优势，使旗帜在出征、行军、驻军时充分发挥传递信息的作用，并且利用骑兵的速度延伸了视力，减少了自然环境的影响，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军事活动中近距离信息传递系统。

四、指挥作战

旗帜作为指挥工具之一，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作战时用动作来指挥会看不见或看不清，所以设置旌旗来指挥作战。金鼓和旌旗都是用来统一士兵的视听、统一作战的。因此，在军队训练及战争中一直“三令五申”，要求士兵“视旌旗”[33]。

宋代，旗帜的指挥功能在承袭前代功能的基础上更加完善。指挥者通过旗帜的舒卷、麾举旗帜的次数及动作来指挥将士行动。《武经总要・旗例》点明了旗帜在使用中的法则：第一，通过麾举旗帜的次数及动作召集士兵。第二，通过旗帜的舒卷、麾举指示士兵的行动。在实践中，宋代用于指挥的旗帜主要是五方旗。凡战，视五方旗以节进退。五方旗指挥作战指令大体有：指挥行动、变阵。

宋代，大将建五方旗，并且通过举五方旗来指挥士兵的行动。太平兴国二年（977）于城西杨村大阅，曹翰分布士伍，南北绵互二十里，“建五色旗以号令”[34]，将卒望其所举为进退之节。真宗咸平二年（999）大阅，“殿前都指挥使王超执五方旗以节进退”[35]。

五行思想影响到阵法，建立与五方旗相对应的五方阵旗。宋代，“青旗代表直阵，白旗代表方阵，赤旗代表锐阵，黑旗代表曲阵，黄旗代表圆阵。凡阵，递为客主，先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36]。宋代讲武大阅中大致遵循此法，只是在个别地方有差别。在鼓与旗的配合指挥下，“四鼓，举白旗，中军鼓声旗应，变方阵为备敌之形。五鼓，举黄旗，变圆阵为自环内固之形。二鼓，举赤旗，变锐阵”。其他大阅运用此法，就不复赘述。

由于指挥作战旗帜之法相对固定化，一旦此法为敌人所获取，则后果不可估量。华岳就曾感叹道：“利害之不秘，兵家之大患也！”[37]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昔以此鼓旗而招将帅，今反以此旗而招士卒”，以误贼人之所已闻；“昔以此旗而招统制官，今反以此旗而招部队将”，以误贼人之所测识。同时他举出具体使用的实例，“昔焉江鄂之旗五色而红脚，今则易之以他色，而复用青、黄、白、黑之脚”[38]。此外，他还提出：“昔以青为左、白为右，今则以青为白，使敌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昔以青为直、黑为曲，今则以黑为青，使敌人不得以知吾曲直之势。”[39]华岳听过更易旗帜麾举的动作及旗帜的色彩来弥补旗帜指挥固定化的弊端。

此外，旗帜还用于军队间的相互策应。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与西夏战，张亢提出“令邻路将取某路救应，仍须暗以旗帜为号”。但是，由于旗帜担心敌人获知其暗号，因此，“未尝用本指挥旗号”，而是以“五行支干别为引旗”。若甲子日，即首次与本军相遇，则“先者张青旗，后者以绯旗应之”，这是利用干相生的道理，而此后相遇策应，仍然以“干相克支相生、支干相生克”的旗帜来相互策应[40]。

旗帜指挥功能的发挥，军统一队的行动，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战争的所有环节中，旗帜指挥功能的发挥牵涉到整个战争的结果。因此，旗帜的指挥功能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宋代军旗在军事活动中的使用较为成熟和完备，发挥了重要作用，保证了战争的顺利进行。与前代相比，宋人对于旗帜的使用更加简洁化、便利化，且针对旗帜在军事中表现出来的弱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反旗帜之法。此外，宋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旗帜标表、传递信息的功能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与敌人打心理战，做出了益旗惑敌，改旗乱敌，亮旗退敌，以旗策应的策略，为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言之，宋代军旗对军事活动产生重要的作用，对于今天军事活动仍然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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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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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4〕〔21〕〔22〕〔24〕〔29〕〔30〕〔31〕〔32〕〔33〕〔36〕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88.219，219，183，63，183，706，203，196，196，648，79，54.

〔11〕岳珂，王曾瑜。v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157.

〔19〕〔28〕〔34〕〔35〕〔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3247，669，413，960，3027.

〔20〕〔37〕〔38〕〔39〕华岳。翠微北征录。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1992.663，595，599，664.

鼓舞士气的文章篇2

关键词：拿破仑战时宣传影响舆论

古往今来，人心向背一直是关乎战争能否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才能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要想赢得人心，就必须获得舆论支持。而要想获得舆论支持，宣传是不可或缺的。一位英国记者说过：“宣传与炮火并重，有宣传而无炮火尚可制胜，有炮火而无宣传，未有不败绩者。”①交战各国为宣扬各自出兵的“正义性”，赢得国内外的同情与支持，同时，激励本国的民心士气，并欺诈、恐吓敌方，无不在战时宣传上花大力气。

拿破仑作为执掌军政大权的领导人深刻认识到：战时宣传是维系己方民心士气的黏合剂，是对敌攻心夺气的利箭和毒弹。他在位期间，利用当时已经诞生的报刊对战时新闻舆论进行了巧妙的引导，凡是颂扬他皇威军功的报道都会被大肆鼓励，而对他不利的报道则拖延发表时间或严厉封杀。他还将战时宣传划分了三个层次：对内宣传，要鼓舞士气，激励民心，激发人民对敌人的仇恨，使其赴汤蹈火，全心全意投入战争；对敌宣传，要对敌虚假信息，以掩盖事实真相，误导对方，同时，还要散布感伤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向敌方民众描述战争失败的暗淡前景，使其斗志瓦解，内部崩溃；对占领国宣传，则要安抚、劝慰性新闻以影响占领国舆论，增进彼此间友谊，尽量促成双方的合作，诱使其投入战争。

对内宣传：激励民心，鼓舞士气

战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无论是征召兵将还是募集军费，无不需要政府做大量的社会动员和舆论宣传。战争期间，不仅要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对祖国的忠诚，鼓励人民牺牲暂时的物质享受，教导人民要有忍受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而且还要向人民灌输对敌人的仇恨和恐惧，动员人民全力以赴投入战争，报效国家。只有个人和社会、民族和领袖空前地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全民族的力量对抗外敌侵略，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拿破仑十分注重对国内民众的战时宣传，希望通过报刊等宣传机器，鼓舞士气，激励民心，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即在官兵中制造最有利的心态，以最低的代价、最小的伤亡获取战争的胜利。

拿破仑对军队的精神训话是其战时对内宣传的重要一环。他说：“战争的成败大半视士气和思想而定。”②因此，他经常到各个部队去巡视，对士兵发表极具鼓动性、煽动性的演说，他特别善于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推广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口号，激发士兵的民族光荣感、荣誉感和自信心，从而使士兵以极大的热忱投身到即将来临的战斗中去。

同时，拿破仑还通过对内宣传使公众相信，是敌人发动的战争，是他们阻碍了永久、神圣的和平，是敌人使他们不能享有安定的生活。“法兰西人！你们渴望和平。你们的政府更热烈地渴望和平：它的首要心愿，它的无间断的活动，就在于谋求和平。英国内阁拒绝了和平；英国内阁泄露了它的丑恶政策的秘密：它要分裂法国，毁灭它的海军和港口，把它从欧洲地图上消除掉……掌握和平的是你们；要掌握和平，就需要钱、铁和士兵；大家赶紧缴纳为共同防御所承担的赋税吧！青年们起来吧！这不再是为了党派，也不再是为了挑选暴君来武装自己了；这是为了保障他们所最珍爱的东西；是为了法国的荣誉，为了人类神圣的利益！”③正是通过激发民众对国家的热爱和荣誉感，拿破仑才得以征兵召将，源源不断地扩充兵源，补充前线不断匮乏的兵力，同时，使全民从心理上认同战争并全心全意地投入战争，最终战胜敌人。

总的来说，本国受众出于民族主义和宗教感情，会倾向于接受宣传者的诱导，并与之产生共鸣，同对外宣传相比，对内宣传往往能取得宣传者预期的效果。

对敌宣传：扰乱敌心，促其崩溃

对敌宣传难度最大，因为敌方受众对交战国的宣传持抵触和敌视态度，化解敌意常常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成功的对敌宣传应该采取恩威并济的方式，既描写战争的暗淡前景，散布感伤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使敌人军心动摇，内部崩溃，同时又要指出最合理的出路――放下武器，停止战争，这样就可以不失体面地结束战争。

对敌宣传的一大主题是暴行宣传。战争期间，本国要尽可能地夸大敌国暴行内幕，哪怕是歪曲事实也在所不惜。历次反法同盟的建立都与英国的鼓动和金钱支持分不开。因此，拿破仑在对敌宣传上要求法国报纸避免四面出击，而要集中力量抨击反法同盟中英国这个劲敌，通过渲染宗教纷争和揭露英国暴政等手法，唤起欧洲人对英国的不满和仇恨。在开展这种宣传时，拿破仑对报纸的指导既具体又细致。

1805年，爱尔兰爆发了由丹尼尔・奥康内尔领导的争取天主教徒权利的运动，英国政府加以残酷镇压。拿破仑命令法国报纸开展一场关于英国迫害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宣传。他指示警务大臣富歇：“我要你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鼓动，特别是在布列塔尼、旺代、皮埃蒙特和比利时的地方性报纸上，反对英国圣公会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迫害。为了这个目的，你必须搜集所有反映这一迫害的色彩最强烈的特写……《帝国日报》的编辑们最适宜于干这件事。你必须使人民看到英国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所显示出来的残酷和侮辱……不要提‘新教徒’，而要说‘英国圣公会’：因为法国有新教徒，但没有英国圣公会教徒。”④通过揭露英国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残酷迫害，拿破仑不仅可以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而且还可以使英国受众产生对该国统治者的憎恨，使英国民众同政府离心离德，最终达到促其内部崩溃的目的。

宣传重时宜。为了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宣传者总是选择适当的时机某些信息，宣传过程中常伴随着“旧闻”和“不闻”。有一次，一家法国报纸撰写了一篇针对英国国王的讽刺性文章。当罗德雷将这篇文章上呈给拿破仑时，皇帝示意“最好推迟两三天再发表它”⑤。事实上，这篇文章需要等到英法两国再度交恶时才能发表。因此，报社就得小心翼翼地保守官方的秘密，直到政府同意时再将文章发表。

同时，拿破仑还很注重在战时利用报纸向敌国散发假情报，以迷惑敌人，为自己赢得有利战机。1805年10月，拿破仑亲率法军将奥军合围于乌尔姆地区。当时，奥军实际统帅麦克将军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原地顽抗，等待俄国援军到来，然后合力痛击法军；另一种是赶紧突围，保存有生力量，以后再作打算。拿破仑当时希望麦克做出第一种选择，这样他就可以乘机一举歼灭奥军。他一方面派兵去牵制俄军，以拖延俄军到达时间，从而为他在乌尔姆一举歼灭奥军赢得时间；另一方面，他又派出间谍舒尔迈斯特向麦克提供假情报，以诱使麦克做出第一种选择。舒尔迈斯特向麦克报告说：“参加反法联盟的英国军队现已在法国的布伦港登陆成功，法国国内的人民因不满拿破仑的集权统治，爆发了反对拿破仑的国内革命，法军在内外夹攻下很快就要撤退了。”他还向麦克建议：“不要放过天赐良机，半途而废，而应坚守乌尔姆等待俄军到达后一战歼灭拿破仑。”⑥麦克对这一情报还是将信将疑，正当他举棋不定之时，拿破仑将他早已准备好的一期假报纸散发了出去，并巧妙地使这些假报纸落到了奥军手中。这些假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载着巴黎爆发了反对拿破仑的革命的消息。麦克看到这张报纸后，终于被彻底迷惑住了。于是，他决定放弃突围的良机，坚持就地顽抗，以迎接胜利的到来。结果，奥军被法军彻底打败。通过这一役，拿破仑彻底粉碎了第三次反法同盟。

对占领国宣传：影响舆论，增进合作

拿破仑刀戈征战二十多年，他的铁骑基本踏遍了欧洲大陆各国。长年征战无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巨额的军费、广阔的兵源、持续的物资补给，无不需要作广泛的民众动员。当战争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仅仅靠法国本土的补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拿破仑将战时宣传扩展到了占领各国。在对占领国宣传上，拿破仑或以宗教、民族渊源和政治经济利益相引诱或胁迫，或以劝慰性宣传安抚占领国民众，促使占领国舆论逐渐转向对他有利的方面。

1796年，拿破仑率军进入意大利。为了减轻意大利人民的敌意和抵抗，赢得对方的舆论，他宣称：“意大利各族人民们！法国部队将为你们挣断锁链：法兰西人民是全体人民的朋友；你们应该以信任的心情来迎接他们。你们的财产、宗教、习惯将受到尊重。我们是向共同的敌人作战，我们只是对奴役你们的暴君作战。”⑦通过明确征伐对象，并正式宣布保护占领国民众的利益，拿破仑就使意大利民众减轻了对法军入侵的仇恨，进而减弱了该国民众的反抗。在“讨伐奴役意大利人民的暴君，解放意大利人民”口号的掩护下，要求意大利提供法军在意大利的给养就成为可能。“必须把束缚伦巴第的暴君赶出整个意大利。给伦巴第带来幸福和独立，取决于法国人的胜利；伦巴第必须援助他们。为了保证进军，军队需要给养，这些给养不能来自遥远的法国，必须来自他们远征到此的伦巴第。战争的法则保障了这一点；友谊应尽快提供给养。”⑧

对占领国宗教的尊重同样可以赢得该国的民心和舆论支持。法军占领埃及时，拿破仑十分注意尊重当地的信仰自由。“我们将要在其中生活的那些人是穆斯林；他们的第一条教义是：‘除安拉以外，没有别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先知’。不要和他们论辩；我们要像对待犹太人和意大利人那样对待他们；我们要像尊敬犹太教教士和基督教主教那样尊敬他们的律法师和阿訇。对清真寺和《古兰经》所规定的仪式要有你们对女修道院和犹太教堂、对摩西和耶稣基督的宗教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容忍。”⑨当埃及人民看到法军统帅对他们的精神领袖所表现出的无比敬意时，当他们看到法军对他们宗教信仰的尊重时，他们还能倾尽全力抵抗法军吗？这种宣传攻势势必会减弱他们的战斗力。

总之，拿破仑不但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且他还是一位卓越的新闻宣传家。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全面操纵新闻媒介为自己造势扬名的战时领导人。他一生亲自指挥过六十多场战役，粉碎了五次反法同盟的进攻，除了他卓越的军事才华外，这与他所开展的战时宣传也是分不开的。通过对战时新闻舆论巧妙的引导，他基本达到了对内宣传――鼓舞士气，激励民心；对敌宣传――瓦解斗志，扰乱敌心；对占领国宣传――影响舆论，增进合作的目的。可以说，拿破仑开创了近代战时新闻传播史上新的一页。

注释：

①吴成：《非常时期的报纸》，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60页。

②威尔・杜兰、艾丽尔・杜兰[美]：《拿破仑时代》，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921页。

③④⑦⑧⑨王养冲、陈崇武：《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第324页，第43页，第47页，第113页。

⑤DictionnaiteNapoléon，ed.JeanTulard，Paris:Fayard，2èmeedition，1999，p983

⑥李义方：《智慧超凡的拿破仑》，载于《思维与智慧》，1999（5）。

参考文献：

1.C.W.克劳利[英]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第1793~1830页，（第九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乔治・勒费弗尔[法]：《拿破仑时代》（上、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3.哈罗德・D・拉斯韦尔[美]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陶涵：《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北京：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

5.展江：《战时新闻传播诸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版。

6.展江：《拿破仑与新闻事业》，载于《新闻大学》，1994（2）。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硕士生，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鼓舞士气的文章篇3

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而孙中山对暗杀一直都是持保留态度的。因此，可以断言，汪精卫也不是那种从一开始就主张暗杀的人。他之所以会走上暗杀之路，与多种因素有关。

首先是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后的打击。在1907～1908年间，革命党人发动过一系列武装起义，但这些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这给革命派很大的打击，使革命士气大为低落。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次能够振奋人心的行动，来鼓舞士气，振作人心。像孙中山、黄兴等人想到的是继续组织武装起义，而汪精卫则想到了暗杀。

其次是倒孙风潮的刺激。同盟会作为革命派的政党，从一开始就不是很团结。而就在经历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士气低落的时候，内部又出现了分裂的现象。这一次的主角，是原属光复会系统的陶成章、章炳麟等人。他们在革命派内外散发攻击孙巾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共列举了孙中山的十四条罪状。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血15人心更加涣散，并且，还使汪精卫的革命活动受到阻碍。他当时正在南洋筹款，很多华侨就因为看了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而不愿意捐款给汪精卫，使汪精卫一无所获。这使汪精卫大为气愤，于是，在“愤激之余，决心实行个人暗杀计划”。

其三是保皇派的攻击。在辛亥革命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长期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处于竞争状态，二者之间发生过持久的激烈的论战。就在革命派因历次武装起义失败和内部分裂而士气低落的时候，保皇派还趁火打劫，对革命派实施严厉的攻击。这些攻击之词中，有一些还是直接针对汪精卫的。革命派在新加坡办了一份报刊，叫做《中兴日报》;保皇派在新加坡也办了一份报刊，叫做《南洋总汇新报》。这两份报刊之间，就像其他地方的两派报刊一样，经常发生文字战争。汪精卫在1908年的时候曾将自己的一篇题为《革命之决心》的文章刊登于《中兴日报》,借以鼓舞士气。在这篇文章中，汪精卫提出：“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这一句话本来是用来鼓舞士气的，没想到保皇派却抓住不放，对汪精卫展开猛烈的攻击。汪精卫的文章发表没有几天，在《南洋总汇新报》上就刊出了一篇题为《为乱党辩护者之欺人》的文章，署名“惩汪”。显然，这个笔名，就是专门针对汪精卫而取的。汪精卫说“不能破除生死之见者不能为革命党”,“惩汪”就说，你汪精卫自己就没有能够破除生死之见，你所做的，只有“千万革命之空言”,而“无半点革命之实行”,你汪精卫只是一个空言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诸如此类的谩骂式攻击使汪精卫大受刺激，使他决心用一次剧烈的行动来证明自己不是空言的革命者，证明自己是破除了生死之见，敢于为革命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

其四是清廷的立宪举措。清政府在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采取了很多改革政治的措施，如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等等，都给人留下励精图治的印象，使国内外的很多华人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腐败，也许还能通过改革，实现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种情况给革命派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的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理想就无法实现了。因此，很多革命者都认为，要用一次剧烈的行动，向海内外的华人显示，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原本并不热心暗杀的汪精卫，也走上了暗杀之路。

那么，他为何最终将暗杀的目标锁定了载沣呢？

这跟载沣在当时的清政府中的地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载沣是醇亲王奕谶的儿子，是光绪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袭醇亲王王爵。1901年作为头等专使出使德国，这在满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国门的了。1907年，奉派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1908年正月，补授军机大臣。也就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慈禧在驾崩之前颁发懿旨，命载沣的当时只有3岁的儿子溥仪溥仪继承帝统。同时，授载沣为摄政王，规定此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因此，在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驾崩之后，载沣就成了清政府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能将载沣暗杀，那无疑可以造成非常轰动的效应。汪精卫最后确定以载沣为暗杀对象，其原因即在于此。

汪精卫决心走暗杀之路后，便于1909年离开新加坡北上，为暗杀做准备。他在日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暗杀团体。1910年初，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四人潜入北京。在临行前，他写给胡汉民一封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表达了要牺牲自己以造成革命时势的坚强决心。

到北京之后，汪精卫等人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开设了_一家取名为“守真”的照相馆作为掩护。他们以此为据点，对载沣上下朝的路线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最后决定在载沣上下朝必经之路的一座小石桥实施暗杀。为此，由黄复生出面，找到一家叫做鸿泰永的铁铺订做了一个大铁箱，然后将炸药置于铁箱之内备用。按照分工，由黄复生和喻培伦负责埋炸药，汪精卫则负责找准机会将炸药引爆。但不幸的是，当黄复生和喻培伦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药的时候，被清廷的侦探发觉了。他们二人虽然顺利逃离了现场，但藏有炸药的铁箱则被清廷起获。清廷起获炸药之后，做了一番研究，发现装炸药的铁箱制造比较粗糙，像是临时在本地制造的。于是经过一番侦查，找到了鸿泰永铁铺。将东家抓来一问，招出铁箱系守真照相馆所订做。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馆，将正在照相馆内的汪精卫、黄复生和照相馆的一个职员罗世勋逮捕。

喻培伦和陈璧君没有被捕，那是因为，在炸弹案败露之后，汪精卫等人决定重来，由喻培伦和陈璧君先回日本做相应的准备，他们二人已经离开北京，前往日本了。

朝廷拿获暗杀摄政王的革命党，这一消息，很快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广为刊登，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当时正在美洲筹款的孙中山也很快就得到了汪精卫被捕的消息，非常惋惜地说，汪精卫被捕，等于断我一条胳膊，并指示机宜，要设法营救。胡汉民得知消息之后，也非常伤痛，写下了“问谁勘作釜，使子竞为薪”的诗句。当然，最为着急的应该是陈璧君。陈璧君本是南洋华侨富商的千金，在拜读了汪精卫发表在《民报》上的鼓吹革命的文章之后，就对汪精卫生出爱慕之情。后来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到南洋，汪精卫在新加坡等地登台演说，鼓吹革命，他那美男子的风范，他那义正词严的演说，更使陈璧君倾倒。陈璧君

之所以会到日本留学，之所以会参加汪精卫的暗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他对汪精卫的爱慕。现在汪精卫被捕，她当然非常着急，于是四处找人帮忙，希望能够营救汪精卫。吴玉章、胡汉民、赵声等革命者都伸出了援手，大家都尽了力，但汪精卫毕竟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逮捕，其罪名且是暗杀当朝的摄政王，营救谈何容易，因此效果不佳。伤心欲绝的陈璧君后来只身北上，来到北京，想尽办法给汪精卫带去了一些鸡蛋，并在其中的一枚鸡蛋里藏了她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给汪精卫送去难能可贵的慰藉。汪精卫收到之后，大为感动。听说这一事件使他们二人的感情大为升温，为他们最后能结为连理做了很关键的感情铺垫。

不过，这个时候的汪精卫，恐怕没有能够想到今生还有机会与陈璧君结为连理。他当时想得最多的，恐怕是死。确实，在被逮捕之后，汪精卫做好了必死的准备。在狱中，他写下了一首《被捕口占》的诗歌，其中有言：“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表达了从容就义的决心。

因此，当清廷提审的时候，汪精卫曾一再为黄复生开脱，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当时的一份报刊上曾刊登一篇介绍提审情形的文章，文中介绍说，提审当日，汪精卫写下了供词，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此行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写了出来。审问官看后，问他：“你没有同党？”汪精卫回答：“没有。”审问官指着黄复生：“他就是你的同党，否则不会帮你订制铁箱。”汪精卫：“他对订制铁箱的用途并不知情，我跟他讲，订制铁箱的目的是盛放酱油、醋之类东西的。”审问官问黄复生，黄复生也说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知汪精卫托他定制铁箱的真实用途。审问官乃激之以友情，对黄复生讲：“汪精卫难免一死，你又何忍独存呢？”受此刺激，黄复生乃拿起笔来写供词，准备将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而汪精卫则哭着上前抢黄复生的笔，并且说：“你本不知情，又何必冤枉自己？”黄复生也哭着争辩：“一切皆我，何与君事？”场面相当感人。

他们两人都保定了赴死的决心，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没有被判死罪。其原因，就在于在如何判罪方面，清廷内部发生了分歧。虽然有很多人主张严刿，但当时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主张宽大处理，希望能借此来“缓和人心”。结果，汪精卫和黄复生部被判终身监禁，罗世勋则被判监禁十年。

第二年，武昌起义爆发，此后各地纷起响应，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做了最后一次挽回人心的努力，那就是开放党禁，释放在押政治犯。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在11月6日这天，被清廷释放了。

鼓舞士气的文章范文篇4

近日，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以“学讲话、讲减信、懂规矩、守纪律、鼓士气、促振兴”为主题的大学讨论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对开展大学讨论作出部署。

《通知》指出，开展大学讨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照“三严三实”要求，切实把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关于“三严三实”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和省委推进辽宁新一轮全面振兴的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成为鲜明的文化取向、价值导向和社会风尚，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和自觉习惯，在全省形成良好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树立辽宁崭新形象，提振精神，鼓舞士气，加快建设富庶文明幸福新辽宁，谱写好中国梦的辽宁新篇章。

《通知》强调，开展大学讨论，就是要进一步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纪律意识，进一步坚定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振奋精神、鼓舞士气、转变作风、真抓实干，推动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全面发展，为加速推动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有力思想保证。

《通知》明确，开展大学讨论，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以“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为着力点，以鼓舞士气、促进振兴为落脚点，紧密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部署安排，切实抓好抓实，抓出成效。要紧紧把握大学讨论的主要内容，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重点讨论解决党员干部在“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有效激发促进振兴发展的动力活力。

《通知》要求，大学讨论作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从2015年7月初到10月底，为期4个月。要重点把握中心组学习、广泛宣讲、集中查摆、研讨交流、整改落实等主要环节。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开门讨论，注重抓好结合，努力营造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