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营案例范例(3篇)

城市经营案例范文

关键词：总部选址；洼地效应；区位优势

中图分类号：C93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优秀民营企业在出生地的小城市吸引当地优势资源，并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获得快速发展的经济现象称为洼地效应[1]。优秀民营企业在出生地的小城市能获得洼地效应，是因为企业自身所具备的能力和发展潜力，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与支持。出生于小城市的优秀民营企业的商业模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首先是由于自然资源分布不平衡，使其商业模式具有利用当地资源方面的地域性。其次是社会资源和社会网络的属地性，使其商业模式具有社会资源方面的地域性。第三是政治资源的地域性[2]，这就造成了企业商业模式具有政治资源方面的地域性。

虽然洼地效应为民营企业的早期成长提供了优越的基础和条件[1]，但是，在市场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企业发展仅仅依靠洼地效应的作用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小城市的资源总量有限，战略资源稀缺以及当地竞争企业的成长，会使优秀民营企业在当地的资源集聚效应递减。其次，本地的过度嵌入性阻碍了优秀民营企业对外界信息和资源获取能力的提升。最后，普遍较低的创新氛围阻碍了优秀民营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

洼地效应的存在使得民营企业总部显示出很大的惯性。一般情形下，民营企业不会轻易搬出其出生地。然而，洼地效应的局限性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迫使许多民营企业在洼地效应的取舍权衡中进行总部区位选择决策。围绕着洼地效应与民营企业总部选址的关系问题，理论界与实业界的研究显得非常匮乏。本文从战略角度，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洼地效应的视角，研究民营企业总部搬迁行为，试图探讨洼地效应对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影响，以期为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及其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文献综述

洼地效应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1]。洼地效应一方面使得优秀民营企业获得了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种优质资源，如土地、有利政策等政治资源[3]，另一方面也炼就了优秀民营企业获取和保持这些优势资源的能力，尤其是企业家在长期获得与配置这些资源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及其获取能力[4-5]。这些构成了优秀民营企业独特的竞争力。

洼地效应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建立，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洼地效应能够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步扩大，其发展所需的资源越来越依赖于信息、金融、技术、优秀人才等战略资源，而这类资源在出生地的小城市相当贫乏，这就使民营企业面临着企业总部搬迁的问题[6-7]。尤其是总部经济的兴起[8]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为发展总部经济而提供的优惠条件和良好投资环境，使得出生于小城市的民营企业不同程度地产生着总部搬迁的动力。

此外，对企业总部区位的大量研究表明，企业总部区位具有特殊性。Yeung等[9-10]的研究发现，吸引总部的区位优势主要有：接近消费者，接近当地企业，接近区域内企业的企业，商业服务的质量以及低商务成本，等等。Ho[11]的调查表明，企业设立总部的区位因素包括与企业其他业务部门的接近性、市场可达性、航空服务中心和信息服务中心；Klier和Testa[12]也发现，企业总部主要关注的区位因素有：区域声誉、潜在消费者、研发集中度、高素质人才、管理体制、金融体系等。国内学者[13-16]的研究也表明，吸引企业总部的区位优势主要有：经济发展前景、产业集聚程度、高层次人才和研发优势、信息便捷、专业化服务、良好的商业环境等。从企业总部区位的研究结果来看，企业总部对地域空间具有严格的要求，一般而言，区位优势明显的（区域）中心城市才适合企业总部的发展，如Holloway与Wheeler1991年所作的研究[17]，Horst与Koralpeckyi2000年所作的研究[18]，Klier与Testa2002年所作的研究[12]均发现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有聚集于大城市的特征。在区位理论指引下，区位优势明显的地区对企业总部形成了极大吸引力，导致民营企业总部聚集于（区域）中心城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事实上，相当大部分具有总部搬迁能力的民营企业却并没有实施总部搬迁，现有的区位优势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这种现象。本文从民营企业成长的特殊环境入手，以洼地效应这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来解释企业原址对企业总部的挽留因素，以完善民营企业总部选址决策的理论解释。

三、研究模型

基于区位理论的企业总部区位研究表明，企业总部的区位因素关注于信息、人才、金融、技术等高级资源[9-16]，总部区位分布有聚集于大城市的特征[17-18]。

一方面，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的（区域）中心城市与小城市形成巨大的区位优势差异。在区位理论指引下，民营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将总部搬迁至（区域）中心城市的诱惑，聚集于（区域）中心城市的民营企业总部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成长起来的优秀民营企业，由于其所作的突出贡献，企业总部在所在地自然而然地备受宠爱，从而形成出生地的洼地效应，企业可以有效地吸引和利用当地各种优势资源。洼地效应为民营企业所构建的竞争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经营模式和行为习惯对企业总部具有巨大的挽留作用。在洼地效应作用下，绝大部分具备将总部搬迁至（区域）中心城市的企业却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出生地发展。

这样，区位理论所强调的区位优势，即（区域）中心城市拥有的明显区位优势，与民营企业在出生地所拥有的洼地效应，形成了推动和阻碍民营企业总部区位决策的两股力量，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四、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典型案例研究方法。采取理论抽样的方式选择案例对象[19]，即依据理论和研究设计，用非随机选择对象的方式确定案例企业。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模型，所选案例企业必须是出生于小城市的优秀民营企业，具有搬迁总部的意愿和能力，在出生地的洼地效应明显，（区域）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对该企业具有明显的吸引力。不仅如此，为了研究过程中能够进行对比分析，所选的案例企业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已经搬迁总部的案例企业和至少包含一个尚未搬迁总部的案例企业。依照上述标准，本文选择广东鸿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恒兴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案例企业。

五、案例分析

（一）洼地效应的地域性与民营企业总部选址

洼地效应作为优秀民营企业在区位劣势地区所形成的特殊区位优势，对企业总部具有挽留作用，从而很好地解释了区位理论不能解释为何绝大多数具备搬迁条件的企业并不实行搬迁计划的问题。企业总部搬迁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总部脱离当前生产基地所在地，企业总部迁入的地区更多的是企业已有业务基础或者是有效连接不同区域业务的地区，而不是完全独立于其生产基地。

鸿轩集团总部选址的现实情况显示，广州的房地产市场容量大是导致其总部选择迁入广州所最看重的区位因素。另一个更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鸿轩集团在广州所拥有的较多的社会资本。在中国情境下，社会资本在民营企业的业务关系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20-21]。由于在广州所积累的人脉基础，鸿轩集团打破了其仅限于阳江的经营地域，把经营范围扩张到广州，而且与阳江主要发展刀剪生产、服装生产、三鸟市场等业务不同，在广州主要发展房地产、建筑、贸易等业务，并把企业的业务重心转移到广州。总部搬迁到广州后，鸿轩集团业务范围与地域范围都得到很大的扩张。鸿轩集团总部搬迁是基于企业发展而考虑的，“市场在哪里，总部就在哪里”。随着鸿轩集团的经营领域扩张到全国范围，为更好地发挥总部优势，公司今后或许还会进行搬迁。

同样，恒兴集团未来的总部选择在广州，也是由于广州的业务基础。恒兴在广州建立有饲料子公司，而且已经开始在广州发展贸易业务。只是其在广州发展的条件还未成熟，企业的业务重心还在湛江。这导致有意向到广州发展的恒兴集团迟迟未实施其总部搬迁计划。然而，恒兴的公司计划表明，为实现发展成为全国水产龙头饲料企业的战略目标，恒兴集团未来肯定会在中心城市发展。随着恒兴的经营领域扩张到全国范围内以及广州的业务基础逐渐牢固，恒兴总部搬迁计划的实行也指日可待。由此推导出命题1。

命题1：当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超越洼地效应的地域性时，将会导致总部搬迁行为。

（二）企业特定优势的地域性与民营企业总部的选址

鸿轩集团的出生城市阳江，同样拥有较多的区位优势条件。阳江是“中国刀剪之都”，拥有发展刀剪、渔业、旅游的众多资源优势，但是对于鸿轩而言，这些都不符合企业的发展方向。鸿轩的多元化程度较高，由于没有专注于单个业务，在刀剪生产上，鸿轩无法跟十八子相比；在其他产业的发展上，鸿轩跟当地企业相比，也并没有太多的优势。鸿轩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在于企业家的关系资源，这使得他在发展房地产业务上如鱼得水。然而，阳江市房地产市场容量相当有限，很难支持鸿轩在这个业务领域中发展壮大，因此，搬迁总部到广州，依赖广州市巨大的房地产市场容量，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成为了鸿轩集团未来发展的最佳抉择。

恒兴集团呈现出向大城市发展的倾向，并且已经计划好以后要把总部搬到广州，同时开拓国内外市场。依托广州的大城市品牌优势，发达的销售和物流体系，覆盖面广的高质量信息资源，来实现水产饲料龙头企业的未来发展目标。然而，恒兴集团一直没有实施其搬迁计划，主要是基于目前企业还不完全具备在广州发展的优势来考虑的。目前恒兴的业务重心还在湛江，恒兴现在的竞争优势是基于出口市场而形成的，目前恒兴并不具备在广州发展的条件。此外，湛江拥有适合恒兴生存和发展的优势区位条件，还能促进恒兴继续发展到更大的规模，这也成为了推迟恒兴总部搬迁计划的关键因素。湛江丰富的水产资源为恒兴的水产品生产加工提供了重要支持，湛江港为恒兴的出口贸易提供了巨大便利，恒兴的“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使得恒兴与当地农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双赢状态。湛江的这些要素条件对于恒兴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不仅是恒兴形成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同时还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为恒兴维持自身竞争优势提供支撑。

由此，可推导出命题2。

命题2：企业特定优势与洼地效应区位要素的匹配程度越高，民营企业越不可能搬迁总部

（三）企业特定优势的可转移性与民营企业总部选址

在中国特殊国情下，洼地效应不仅成为了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还为民营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了极大的支撑。在洼地效应的培育下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在很多情况是难以转移的。这种难以转移的竞争优势，使得许多民营企业不得不放弃在中心城市发展的想法。在恒兴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恒兴一直想搬迁总部却一直没有实施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恒兴基于洼地效应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具有较低的可转移性。恒兴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产品优势、出口贸易优势、“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优势。其中，恒兴的产品优势依赖于湛江丰富的水产品资源，出口贸易优势依赖于湛江优势的港口资源，“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更是使得恒兴与当地农民的发展不可分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恒兴贸然将总部搬迁到广州，其在产品、出口、运营模式上的优势将难以保持甚至会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样对企业发展极为不利。

在鸿轩的案例中，我们发现鸿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关系能力和学习能力。在企业创业之初，企业家的关系网络在帮助企业克服弱性和获取资源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都非常看重关系资本。鸿轩在获取和维持关系资源方面体现了高超的能力，其关系能力不仅仅限于出生地阳江，而且随着企业家关系能力的增强，鸿轩的关系网络中心早已超出了阳江而扩展至广州，这也导致鸿轩将总部搬迁到广州。同大公司相比，虽然鸿轩缺少组织架构上的优势，但它具有战略和运营上的灵活性，关注培育关系网络，以抵抗在制度和竞争上的劣势。另外，鸿轩在发展的过程中，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抓住时机发展多元化业务并获得成功，这导致它培养了敏锐的商业触觉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可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快速的反应。鸿轩的学习能力在业务领域和地域上都具有较高的可转移性，更适合在市场容量大且市场机会多的广州发展，这也导致其搬迁总部。

由此，可以得出命题3。

命题3：企业基于洼地效应所形成的特定优势的可转移性越强，民营企业越倾向于搬迁总部。

六、结论

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中心城市的绝对区位优势导致民营企业倾向于搬迁总部，洼地效应的局部比较优势导致民营企业倾向于将总部留在小城市。这表明，尽管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对民营企业形成了较大的吸引力，但作为区位劣势地区的特殊优势，洼地效应仍然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已经习惯于依赖洼地效应获取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仍然希望在洼地效应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

本文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决定民营企业总部选址的关键在于企业特定优势与区位要素的匹配性。区位优势本身仅仅提供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外在条件，它需要借助企业的一定能力才能内化为企业的特定优势，从而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研究还发现，企业基于洼地效应所形成的特定优势的可转移性越强，民营企业越倾向于搬迁总部。为了应对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企业规模发展的内在需求，具备可转移性竞争优势的民营企业更可能会选择搬迁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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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市政公用事业选择市场化和吸引非公资本的政策与国外1980年代以来公共基础设施产业放松监管、私有化和建立公私合作制的原因是基本相同的，无外乎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但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重驱动过程，资本的需求更加重要，而且垄断性国有企事业的经营软约束更加突出，因此改革即显得更加必要和迫切。

投资总量不足，供需矛盾仍然突出。从新增需求看，相对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要求，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总量仍然不足。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从199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4个百分点，每年由于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人口新增约2000万人，新增的城镇人口由过去的农民变为市民，这将对市政公用设施产生极大需求。2003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40%，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率在30%到70%之间都是基础设施加速增长时期，因此，未来的几十年中，由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导致的对市政公用设施的需求将十分庞大，要满足这些需求，就需要不断地加大投资力度。

从现有水平来看，我国人均享用的市政公用设施水平仍然有待提高。按新的统计口径，2003年我国城市自来水普及率只有86.15%，污水处理率只有42.9%。2003年我国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为9.34平方米，与国外一般发达国家20～40平方米相比，为1／5到1／2。我国城市道路面积率平均为8.59%，而国际上这一比例较高的城市如华盛顿为43%、纽约为35%。比例适中的城市如伦敦为25%、巴黎为23%。比率偏低的城市如东京为13%。国际上通常道路面积率不应低于20%。但我国仍在执行《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90》规定的城市道路面积率为8%～15%，属较低水平。在交通出行结构中公交出行平均只占10%左右。

从结构上看，特别是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城市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不足。

从投资水平来看，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然较低。从建国以来直到1991年，我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1%，“八五”期间平均为0.8%，“九五”期间增长到1.7%，2003年上升到4462亿元，占3.82%。但是由于我国市政建设以往欠账严重，因此要满足社会需求，还需大大提高投资水平。

融资渠道狭窄，社会直接投资较少。我国城市建设规模的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动员财政性资源来应对市场需求的模式来实现的。2002年全国城建资金3150亿元，从融资结构来看：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占30%，有政府背景的国内银行贷款占30%，各项政策性收费（包括土地出让收入）占20%，以上80%的资金都是依靠政府信用或依靠行政力量取得的。真正由外商和民间直接投资，包括发行债券和股票等资本市场的融资总量不足20%。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市政公用设施投资主体仍然单一，市政公用设施无论其可经营程度如何，以政府投资为主，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垄断经营的现象仍较为严重，由于政策环境或利益激励机制不完善等原因，社会资本进入仍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未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要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仅靠政府筹集建设资金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必须通过改革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扩大民间资本投资的规模。

国企改革滞后，资金效率不高，服务问题突出。市政公用设施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管理机制不合理，缺乏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同时，作为国有企业还为政府承担了大量的义务，社会负担重，所以资金效率较低。如表面上看供水企业已经走向市场并进行了公司制改造，但在许多地方，企业“婆婆”依然存在，政府在供水市场整顿、供水法规执行、营造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缺位”，在企业自主经营、法人结构治理、企业重大决策中的“越位”，使供水企业难以按市场规律办事。目前全国在竞争性行业中的市场机制正在逐步完善，用工制度不断改革，但无破产之忧的市政公用企业却几乎成了新的铁饭碗，全国供水行业的国有企业平均富余人员约占50%，全国公交企业的人车比平均为1:11，但改革进展较好的城市只有1:3到1:4，高低相差4倍，单位公里成本高低相差7倍。据2003年1～11月份部分公用企业统计结果表明，全国66个城市的公交企业亏损面为80%，其中，东三省5个城市的公交企业全部亏损；全国89个城市供水企业单位售水成本平均为1287元／千立方米，亏损面为60％。供暖问题在东北一直比较突出，由于多年来采暧费收缴困难，拖欠供暖企业收费较多，企业运行困难。因此，有很多民营企业认为公用事业商机无限，他们之所以愿意投资到市政公用设施业，主要是看到了这个行业存在的巨大效率空间。

由于长期的行政性垄断，公用事业企事业单位缺乏为公众服务的意识，而且滥用垄断权力、霸王条款侵害消费者利益，历年均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报告显示：公用企业利用独占地位侵权成为2001年消费者申诉举报的十大热点问题之一。其中供水、煤气等服务领域投诉达10670件，这些企业通过控制终端产品、滥收费用等侵害消费者权益。

扩大内需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双重要求。2000年世纪之交，国内正面临经济紧缩的困境。中央连续推出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保证积极的高速发展，但正如以上提到的，如果过度依靠政府直投资和银行负债，必然又将加大金融风险。因此鼓励社会投资，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达到扩大内需和降低金融风险的双重目的。

鼓励和规范公私合作制的政策和法规

我国关于推进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改革的各项政策和法规集中出现在2000年之后，体现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推动市政公用事业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引入公私合作制方面的的迫切性和制度建设的理性取向。

事实上，在建设部推出《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2002年12月）和《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03年5月）之前，中央政府各部门先后出台的一些政策已经对推进市政公用设施服务市场化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环境。

在建设部推出上述《意见》和《办法》之后，各地政府更积极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制定开放市政公用设施市场的范围、步骤和关键细节的法规规章。如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办法》（2003年10月）和深圳市《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2003年5月）。但如何将一般的宏观号召向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文件转化是非常关键的，它关系到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要特别加以研究和明确。如经营性市政公用设施实行特许经营，如何对待新建设施的产权问题；特许经营期限如何确定；特许经营权获取是否要付费；特许经营到期后资产如何处置；现企事业单位如何平稳改革；如何平衡价格（收费）与企业回报的关系；如何建立必要的补贴机制；政府如何实施有效监管等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既要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也要找出适合我国的特点的有效做法。

因此在2004年，建设部又制定了《城市供水、管道燃气、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供各地在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时参考。但在在印发这个通知时，建设部同时强调“该《示范文本》主要体现了特许经营协议的原则性规定。各地在签定具体项目的特许经营协议时，应当根据当地和具体项目的实际情况，对《示范文本》规定的原则性内容进行细化。该《示范文本》不影响当事双方对协议的具体内容进行的自愿约定和协商。”并“希望各地对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建议，并及时反馈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以不断完善特许经营制度。”可见，有关公私合作制的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公私合作制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尽管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和公私合作在2000年以后才成为一项国策并大规模推动，但地方上却已经有十多年的零星探索。这些探索对近几年的政策形成无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这场伟大的实践的发展脉络进行回顾。

一位建设部的官员在长期研究城市供水市场化改革后对其进行了阶段性的分析，我们认为他的分析十分中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市政其他领域的改革过程，因此在此作简单介绍。

这位官员认为，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城镇供水行业的建设、经营和管理模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府和供水企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供水行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正在逐步建立；二是供水行业的政府垄断局面已经打破，供水行业全面引入了竞争机制；三是建设与运营市场全面开放，供水行业的投资结构呈现多元化；四是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新的政府对供水行业的管理模式开始建立；五是供水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外商、民营资本等社会资金纷纷抢占供水市场；六是供水企业市场意识增强，地区封锁已经打破，供水企业跨区域经营的格局初现端倪。他继而将市镇供水行业的改革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84年至1992年：经营承包和拨改贷。一方面，以实行企业经理负责制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全面展开。城市供水行业的企业在内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与实践，企业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初步形成。为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效益，供水企业开始实行了“以水为主，多种经营”的改革。另一方面，国家开始实行了对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拨改贷”的改革。第二阶段是1992年至1998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引入外资。一批城市供水企业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初步实现了改组和改制，成立了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2002年：城市经营带动存量资产盘活。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以推动城镇化进程，寻求更多的城市发展资金为目的。推行“以城聚财、以城兴城、滚动发展、良性互动”的经营城市的道路。在这期间，城市供水行业的改革是以盘活存量资产为主要特点。随着城市供水管网建设经营的对外开放，不仅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供水行业，而且地方政府以“靓女先嫁”为宗旨，大量供水企业的资产包装上市，一些上市公司也纷纷转型进入城市供水行业。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中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政策推动和制度初创。这一时期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在总结前几个阶段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引导和规范城市供水行业改革向规范的市场化改革的时期。

自1992年到2005年，约有10家外商、17家上市公司、16个国内供水企业和民营公司参与或控制了近100个城市供水项目，项目规模为2037.5万立方米／日，占2004年公共供水能力的12%，涉及总资产223亿多元，其中投资近100亿元。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可以看出，供水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路径是政企分开、企业股份化、外商和国内民营资本多渠道进入存量和增量，在完善水价制度和国企改革制度的基础上，最终进入到特许经营制的初步建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行业的监管体系尚未相应建立起来，导致各类公私合作制在合约谈判和执行过程中因缺乏独立性和专业化的监管机构而出现不少盲目投资、国企资产流失、无效承诺等问题。供水行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具有一般的意义。

公私合作制的几个案例

笔者选取城市水务、管道燃气、公交和垃圾处理四个行业对公私合作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做了初步的研究。发现既有成功的案例，也不乏失败的案例。成功的案例有河北新奥燃气、十堰公交整体民营化、温州东庄垃圾发电厂BOT项目，以及长沙第八水厂BOT项目（参见秦虹：《市政公用设施业改革与政策》），这些成功的案例基本都是由国内民营企业参与的，其特征是规模比较小、政府决策比较谨慎、谈判的难度也不大。倒是一些规模大的有大型跨国公司参与的PPP项目却不乏失败的案例。以下仅以沈阳第八水厂产权转让与回购的案例来介绍公私合作制在国内实践中遇到的深层次问题。

沈阳自来水行业产业化的方式为：第八水厂转让经营权，组建沈阳发展股份公司香港上市；第九水厂BOT；第一至第八水厂委托经营。

沈阳第八水厂的运作过程：第八水厂于1995年建成投产，建设规模为40万吨／天供水量，总投资为2.5亿元人民币。

1996年，沈阳市政府责成沈阳市建委与中法水务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沈阳市建委没有聘请投资咨询顾问和律师，中法水务聘请了国际一流的顾问。

谈判结果，中法水务出资1.25亿元人民币购买第八水厂50%的股权，中法水务与沈阳市自来水总公司共同组建中外合作性质的沈阳中法水务公司，合作期为30年，外方平均回报率为18.2%。

合作合同由法方起草后由双方签署。

结果：1999年，在沈阳中法水务公司运作两年以后，沈阳市政府开始着手沈阳发展股份公司香港上市工作，沈阳市提出回购第八水厂并希望将第八水厂投入沈阳发展。

经过双方谈判达成回购条件：股权转让价格为1.5亿人民币；沈阳发展公司委托中法作为第一到第八水厂的运营技术顾问。

在此交易中，中法水务取得了巨大成功，当初投入1.25亿元，两年以后除获得两年的固定回报外转让收入超过投资2500万元人民币，而且另外获得了八个水厂长达10年的技术服务合同（总收入为5000万元）。相应地，沈阳市在交易中则损失巨大。

城市经营案例范文篇3

于是乎，慧典先锋计划落地中国。“慧典先锋计划旨在通过整合全球可复用的最佳实践模型，以及适用于不同行业和信息化水平的IBM智能运营中心，智能交通、智能水管理、和谐城市、应急等解决方案，全面促进中国建设具有国际化水平的智慧城市。”伴随着IBM的宣言，中国智慧城市典范呼之欲出。

三重保障

和中国一样，巴西也是新兴市场里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者。2010年4月，巴西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发生特大洪水与泥石流灾害，785人死亡，13830人被迫逃离家园。“这暴露了城市运营中的巨大缺陷——没有灾难和危机管理的统一指挥视图，导致资源可见性和全局视图缺失，缺少全面的灾害管理计划，因而难以组织和分发执行任务。”IBM软件集团大中华区智慧城市行业产品总经理孙崇腾直指要害，“这种惨痛的教训值得任何一个城市借鉴。”

里约热内卢成功申办2016年奥运会反映其城市运营水平已大幅提升——“IBM协助洪水防治、泥石流防治和整体运营。收集水文、地质、人口、天气的资讯，通过建模分析，产生智能响应，协调城市资源，把应急时间从数个小时缩短到几分钟。”

IBM的整体规划设计、关键技术和实施保证是里约热内卢成功的三个必要条件。“智慧城市市场显现巨大潜力，很多公司磨拳擦掌。我想强调的是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旅程。”夏然娓娓道来，“在出发前，要注意三点，这恰好是IBM的优势——整体规划设计、关键技术和实施保证。”

整体规划设计需要强大的专家团队，需要长时间的技术沉淀，“智慧城市的市场上有很多噪音，IBM希望与真正务实的合作伙伴一起，给决策者指引方向”。夏然发出了“邀请函”。

IBM软件集团解决方案部全球开发总经理沈丽琴从技术角度说明了如何才能建造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有三项基本特征：物联化、互联化、智能化，对应信息的采集和汇聚、数据的分析和预测、决策和协调。”从2008年提出智慧城市开始，IBM投入大量研发力量，成功承担超过2000个案例，在2011年对案例进行归纳总结，提炼出可移植的经验，包含在解决方案中，并建立行业资源库。

战斗在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的孙崇腾则直接摆出了美国迈阿密SunLife体育场智能运营、两个月减少6.6%水资源消耗的美国Dubuque市水资源管理、荷兰洪水管理、镇江公交系统等成功实践，“IBM的实施能力不言自明”。

一体智慧

“从‘智慧的地球’和‘智慧城市’的理念，到‘慧典先锋计划’，IBM传达的是在中国建设全球典范智慧城市的决心和信心。”IBM软件集团大中华区战略及市场总监吴立东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