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6篇)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篇1
关键词：创作空间;体制;语言;意象
一只船街道、黄而不浊的黄河和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敦煌是诗人叶舟整部诗歌《大敦煌》的灵感源泉。我们可以想象诗人在西部兰州独有的黄河古韵中感受着大地上的青草味、坊间的油烟味和世间的人情味，感受到众生平等的悲悯情怀和普世价值。
一、宏大的诗歌创作空间
西部一般被景观化，沙漠、骆驼、戈壁、黄土、黄河、贫穷、落后这些词似乎成为了西部的代名词。当我们今天在新的文化视野下再来认识西部、关注西部，那我们应该如何立足西部，如何为西部发展寻找资源？文化上，我们应该有文学的大格局。西部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寄托，叶舟的诗歌《大敦煌》就是一部屹立于西部阔土上的神性作品，带领我们认识西部，领悟西部诗歌创作的独有魅力。
诗人叶舟以兰州为起点，用《大敦煌》为我们画了一个地图。韩松落说，内陆的边缘，西北的中心，多民族混杂，所以兰州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宽容，奇异的尖锐。《大敦煌》带领读者渡过黄河向西到河西走廊，游历丝绸之路，看到玄奘，法显，班超与霍去病，张骞。向南到达“中国的麦加”临夏以及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拉卜楞寺。向北行进，穿越毛乌素沙漠与戈壁，便与内蒙古接壤，藏传佛教的寺院也在草海之中绰约隐现。朝东以东，是黄土高原和汉文化积淀最深的地带，越过古秦州天水，就是秦砖汉瓦、刁角高悬的长安。在历史的风沙下，汉、回、藏、满等三十多个民族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一碗牛肉面里有回族的厨艺，藏族的牛肉，汉族的小麦。《大敦煌》的诗歌创作就基于这样一个地理空间上，从序开始，二百余首的谣风体短制、长诗《短制》、花环十四行诗体《敦煌的神殿》、抒情歌谣集和长篇散文《一座遗址的传奇与重构》一气呵成，把我们带进一个诗歌创作的宏大空间，同时也为整部作品的阅读定下了激越的速度感，这也成了诗人刻骨铭心的具有西北和西部文化意蕴，甚至是世界意义上的符号，在诗人的感悟中，敦煌就是他诗歌的首都，是他呈现理想道德和主题的衣钵。①
在卷一《歌墟》中“西北偏西”这首短诗：“大雪封山，只剩下我和敦煌，于最后一片草原，占山为王。诗歌的王，女儿敦煌。伴着流沙，顶着太阳，向着灯塔。”诗人带领我们渡过黄河向西到河西走廊，带领着我们跨越时空的限制，诗人为我们画了一张地图。在他的建构的图纸上，“以敦煌为中心――这神的山系、梦的家园和艺术的圣殿――自东而西纵贯的是几千年尘封的历史：从汉文化的首都长安起步，穿越河西走廊，到达天山和帕米尔，然后转至中亚高地，直至波斯高原或地中海文明，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厚重的历史在诗中铺散开来，我们不仅在欣赏诗歌，也在领略历史。《大敦煌》源于甘肃这片苍茫辽阔的大地，展示了敦煌深厚的历史人文背景。
二、短制的诗歌形式和“神性”的诗歌语言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篇2
论文摘要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著四大类。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著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由s.2506、p.2810、p.4073、p.2830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s.5693、p.3721“瓜沙事迹纪”、s.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著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WWw.133229.cOm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文献,是对家族传承历史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
蒙训类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自然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的划分,学术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书与类书纠结难辨,其功用不易区分。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指出了这一点:“诸家目录接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设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可见,蒙书本应列为小学之流,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发展与普及,蒙书的编撰也从单纯的识字教育中摆脱出来,发展成为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等内容丰富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由于此类文献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著录。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篇3
敦煌悠久的历史孕育出灿烂的文化。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饱含着历史文化底蕴。地处敦煌的学校有大漠自然风光的濡染，西域边塞文化的熏陶，深厚历史文学的传承和浸润。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为语文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敦煌学校的语文校本课程开发实施运用以下几种形式进行。
一、实地观赏敦煌大漠风光，体会西部顽强不屈的生存精神
敦煌，是中国西部大漠绿洲地貌的典型代表。戈壁沙漠苍茫无限，绿洲翠玉镶嵌，森林如彩带飞舞，雪山巍然遥挂南。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相偎，同生共存，构成了敦煌的沙漠奇观，令人回味无穷。海市蜃楼增添了奇幻神秘的色彩，雅丹地貌，鬼斧神工，叫人叹为观止，是大自然留在敦煌黄沙中的又一杰作。
“沙漠英雄树”胡杨，它能经受沙暴狂风、干旱盐碱、严寒酷暑的打击而顽强地生存，铮铮铁骨千年铸，不屈品质万年颂。骆驼刺、沙柳、沙棘等和胡杨一样，在如刀的漠风中勇敢地抗争，在如火的骄阳中不屈地拼搏，在严寒的隆冬坚强地屹立。这些共同孕育了西部人不畏，战腥风、斗血雨的精神意志。
开发语文校本课程时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观察欣赏，收集与阅读资料有关的图片，或自己喜欢的风景图画，并作以记录和介绍，阅读课上，分主题进行交流。还可以通过栽培，摄影，攀登，综合地理、生物、植物、美术等学科知识，体会西部大漠戈壁环境以及敦煌人的顽强不屈的生存精神。
二、阅读历史，实地考查，体会敦煌丰厚的西域边关文化
敦煌是西域文化、边塞文化、大漠文化、藏传佛家文化、蒙古文化、伊斯兰文化、汉族儒家文化等的融合交汇点。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敦煌这块热土曾经孕育和造就了众多的杰出历史人物：英勇善战的将帅张奂，名垂青史的“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首次在敦煌建都的国王李，收复河西荣归大唐的将军张议潮，敦煌莫高窟的守护神常书鸿樊锦诗……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各领，建功立业，都曾为灿烂辉煌的敦煌历史文化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阳关、玉门关和汉长城声名远播，令人心驰神往。它们都是敦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千佛洞”莫高窟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它是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的精髓，在国际上由此而兴起了一门显学――敦煌学。
面对如此浩繁的历史文化，实施语文校本课程时，可以组织学生阅读有关敦煌的历史文化典籍，可以走进敦煌历史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等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可以请有关专家讲解敦煌的历史，网上搜集敦煌历史资料，深入思考探讨，写出小论文，探讨自己对敦煌历史文化的感悟和见解。这些都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途径。
三、收集有关敦煌的古诗文，分类整理古诗并鉴赏
古典诗文里描绘与敦煌有关的诗词歌赋数不胜数，如唐代诗人王维脍炙人口的《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幽怨凄凉的别绪，牵动着人们的心弦，使人对千古盛传的阳关心驰神往。类似的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李白的《关山月》“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苏轼的《阳关曲》“使君莫忘溪女，还作阳关肠断声”……
学生的归纳筛选能力是综合素质的体现，语文校本课程可以组织学生整理与敦煌相关的古诗文，并按内容分类，然后装订成册，写上自己的赏析。在此之前老师可分发给学生分类，如写自然景物的、抒发离情别绪的、表达失意悲愤的、表现领悟人生的、表现豪情壮志的等等。学生整理好后，然后在阅读课上评析交流。
四、观看名著影视，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敦煌独特的自然风貌和深沉的文化底蕴，使其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影视资源地，著名的敦煌影视城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篇4
佛教自汉代引入中国后不断适应中国本土的文化和特色，在信众、教义和理论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改进，一些经典的佛教题材故事和传说给佛教题材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莫高窟中囊括了包括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时期的佛教题材绘画，涵盖了各种佛教故事、佛像人物、花卉山水、风俗民情等主题的场景。这种绘画艺术形式将佛教在中国发展和融合的过程清晰客观地记录下来，使得绘画艺术语言对于特定领域的发展起到历史留声机的作用。但是敦煌壁画是为了客观的记录佛教的发展历程和弘扬佛教教义为出发点。
从壁画艺术的创作者来看，他们多为佛教的僧侣教徒和具有优秀技艺的画师，因为其出发点和立意比较粗浅，艺术创作的功利性较强。同时为了迎合普通教众的审美需求，敦煌壁画也呈现出大众化创作的特点。但随着历史的变迁，今天的敦煌壁画已然超越了大众化的特点。不仅在绘画史研究方面有巨大的价值，而且在佛教发展史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从另一方面来看，敦煌的壁画艺术蕴含着浓厚的生活化气息。敦煌佛教题材的壁画艺术主要展现的是和谐美好的“天国”场景，在这一体系中，佛、菩萨、金刚、飞天等有序而和谐的分布和排列，画面表现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迷人的盛景、精美的建筑无不寄托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希冀和向往。
也表明敦煌壁画艺术作为一种绘画艺术语言承载人们现实寄托的功能和特定的审美价值。除此以外，敦煌壁画中还有表现当时劳动人民劳作和生产的场景。一系列的朴素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的再现不仅还原了历史而且寄寓着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些也都体现了绘画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特点。
2从飞天形象的塑造和线条艺术的运用看敦煌壁画的造型论
每种造型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敦煌壁画的形象亦然。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这一典型形象来看，其体态轻盈圆融、姿态美丽优雅的造型已成为东方古典元素的代表之一。几乎所有的飞天形象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展示过程中，这些元素的运用使得整个壁画具有流动的美感，这与佛教的哲学价值不无关系。飞天的形象将整个壁画的图景从空间上勾连了起来，给人一种视觉上的连续感和心理上和谐圆融的独特审美景致。而飞天的这些艺术特色与魏晋时期“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和洒脱俊逸的民间艺术风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圆融丰满的造型形象与盛唐时期雍容华贵、兼容并包的气度也难以割舍。从这一点来看，壁画艺术作为绘画艺术语言的一种形式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线条是绘画语言的基础，敦煌壁画中线条艺术的运用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对于形象的美感和表现力起到重要的作用。男性的形象整体呈现高大舒展的特点，女性的形象比较圆融华贵、艳丽多姿。在处理男性和女性的形象时，线条语言的运用细节也各不相同。简化的勾勒间描绘出和谐的流动感，笔笔转去，转就有方圆，圆转就遒劲。流畅遒劲，顿挫转折的变化产生节奏和韵律。波则起伏，起伏则生动，则变化。犹如中国诗歌艺术的“起承转合”，从形式美过渡到意向美。
从线条之上的佛像情态上来看，佛、菩萨、金刚、飞天等表情各异，有的文静端庄、有的和蔼慈祥、有的平易近人，展现出创作者从容平静的艺术心态。壁画中“S”型曲线的广泛运用，使得画面灵动而富有生命气息，也更具朦胧的艺术美。敦煌壁画的线条构成就如人体的骨骼一样撑起了敦煌壁画艺整体框架。
3色彩构成和空间构成基础上的敦煌壁画构成论
敦煌壁画以其独特的色彩构成和中国传统的文人画形成明显的反差，首先壁画的颜料大多取材自矿物和植物中，依照民间画师的经验和探索，每个时期都呈现出独特的风格。盛唐时期的壁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既显朴实厚重又飘逸清雅，既富丽堂皇又沉稳淡定。［2］黑、白、灰和对比色的搭配使得壁画中的形象既能沉得下去又不显得呆板。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敦煌壁画具有用色鲜艳却不艳俗，淡雅却不轻薄，浓烈却不失沉着的风格。因其讲究搭配、均衡、节奏等因素，敦煌壁画的色彩构成也呈现出明显的装饰性。在空间构成上，在以表现主题需要为基础的人物形象构成上呈现出显著的大小差异。壁画的构图主体突出，画面中所有的形象都为主体服务，结构比较紧凑。此外，由于佛教中森严的等级制约，在宗教等级框架下的人物形象大小也呈现出依次序按等级分布和排列的特点。在宗教主题的壁窟中，佛、菩萨、天王、力士、飞天、伎乐等皆按等级突出程度而大小差异悬殊，一系列的形象构成了神秘的佛教乐土。在构图形式上，遵循了佛教经典叙事结构中的画面构成，在此基础上讲究主体的对称与平衡。
4社会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基础上的绘画思维论
莫高窟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壁画艺术的历史跨越多达十六个朝代。其绘画语言承载着宗教社会及政治教化的功能，首先，宗教题材的壁画以完整的体系和叙事记录了佛教经典的故事体系和场景，一方面带有弘法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带有传教的性质。其次，依附或间接依附于政治生态下的宗教带有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它向人们宣扬平和、向善、慈悲、无争等宗教思想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性浓厚的统治方式。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篇5
敦煌遗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收藏最丰富的古代文献庋藏，其意义和价值堪与任何一次文化发现相媲美。然而，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腐败昏聩的清朝各级官员有眼不识金镶玉，都没有认识到这些遗书的价值所在，将其视若敝履。即使时任甘肃提学使的学者叶昌炽已经意识到了这批遗书的文化价值，也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管责任，致使后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日本人桔瑞超等东西方文化强盗以探险的名义，从王圆箓手中盗买走大量的敦煌经卷。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流散至海外的敦煌遗书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敦煌遗书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中以宗教典籍最多，约占整个庋藏的80%以上，除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还有数百件道教典籍、景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内容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宗教典籍以外的世俗文书，虽然总量不大，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
从近千件有纪年的汉文写本所知，敦煌遗书所存文献的年代上起魏晋，下至元代，其间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年代最早的是公元393年（后凉麟嘉五年）后凉王相高所写的《维摩诘经》，最晚的是公元1002年（北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的写经题记，绝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篇6
关键词：流失海外；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文化内涵；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1；H2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117―08
1900年，当整个中国的目光都汇聚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皇城的时候，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藏经洞已经悄然开启，数万件珍贵的古代文献和艺术品结束了千年沉睡，重新启动了历史悠远的回忆。此后，英国探险家斯坦因(SirAurelStein)于1907年首先攫取了藏经洞的资料，然后是1908年法国的伯希和(PaulPelliot)、1911年日本的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国的奥登堡等等，他们在获取了大量汉文文献、绘画、雕塑的同时，也夺走了大量珍贵的藏文文献。在此前后，英国斯坦因、俄国奥登堡、马洛夫等，还在新疆(古代西域)的古代遗址发掘、采集了其他一些古藏文简牍、写本资料。
自敦煌、新疆流散的古藏文文献，在英国，首先是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最终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和东方事务部；法国藏品一直保管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俄国部分藏于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即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前身为“亚洲艺术博物馆”)；日本所藏则较少和分散。中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流散、收藏情况，基本和敦煌汉文文献的命运相似，现集中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甘肃各地。
一获取和收藏情况
以敦煌藏经洞所藏为主体以及新疆、甘肃等地的古藏文文献的获取、收藏情况大体如下。
(一)流失国外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约8413号)
1.英国国家图书馆(约3500号)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中国藏文文献，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和新疆米兰、麻扎塔格三处，是最具研究价值的藏品之一。
斯坦因在敦煌藏经洞的充满戏剧性的“取经”故事，叙说了他从王道士手中购得大量古代文献文物包括藏文文献的过程。在述及藏文文献时，他写道：
逾30捆用不同文字书写的贝叶经相
互混杂，难以辨认。
为了得到尽可能多样的品种，最终他将一些挑选好的不同文种的文献绑扎在一起，运回伦敦。经稽核，斯坦因携归的这些残卷中有数量极多的《般若波罗蜜多经》抄本。斯坦因未能避免大量的重复，他带回的30捆卷子中有很多件都重复了《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的篇章。
斯坦因第一次中亚探险的考古报告《古代和阗》七个附录中有两个是涉及藏文文献的：《安得悦所出藏文手稿及陶器》(大英博物馆L.D.巴尼特，拉迪克摩拉维亚教团A.H.弗兰克牧师编辑)、《和阗藏文资料选辑》(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员F.w.托马斯翻译、注释)。
第二次中亚探险(1906年5月至1908年11月)在“米兰出土了‘一堆藏文文书，它们是从守卫着玄奘和马可波罗都走过的去沙州路上的古堡垒里出土的”。“挖掘一开始，就突然出现了大量写有吐蕃文字的纸片和木片”。“从那里发现了四十多件文书，而当第二天清理完一组小壁橱时，这个数目就上升到了136件”。“除因种种原因难以辨认的之外，这种文书的总数达到千余件”。关于这些材料是这样描述的：
大多数吐蕃文书由条形窄木片做成，长度6―8英寸，宽近2英寸。完整时，通常在左端有一长方形印穴，如此清楚证明其内容的世俗性。这种性质的文书似乎在纸文书中也占优势。纸文书大多是以小而脆的纸片写成，它们使我回忆起在丹丹乌里克的类似发现。有些薄纸片发现时仍被整洁地折叠着，好像准备发送，而且盖有红色的印戳。但在这类信件等的附近，也发现了长方形树叶，在有规则的控制线之间，整齐地写着经文。很容易认出其中具有宗教内容的婆提片段，因为手迹、形状
和质材，与我1901年从安迪尔唐堡中发
现的甘珠尔(Kanjur)残片十分相似。
而在后期的整理中，“1910年，(弗兰克博士和托马斯)对这些文书的一部分开始注解工作”，“……没有对米兰文书和麻扎塔格文书加以区分。但这个状况不比初见时的状况更重要，因为两种情况中，提供文书的两个废堡，能够得到独立的考古证据证明是属于相同的时期，并且作相似的目的，即吐蕃边界哨所。弗兰克博士所采用的这个共同处理的方式，最好地证明了不管是在语言，还是在内容方面，两个遗址的文书没有明显的差别”。实际上，斯坦因这样解释言不由衷，在掩饰朋友工作的缺陷同时，斯坦因说道：“两个戍守穿行于沙漠的路线的古堡，被道路相隔约700多英里，如此地遥远，它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义。”以后我必须将这些文书集中，以审验是否具有文物或地形学等方面的价值”。仍然强调了文献和地点的关系，流露了对没有区分文书不同出土地点的惋惜。
1914年，斯坦因邀请比利时佛学家瓦雷・普散(LouisdelaValleePoussinl869―1937)为敦煌藏文写卷编目。普散生前编好了765号藏文佛典的目录，但迟到1962年，他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托马斯(w，Thomas)在1903―1927年间任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馆长，从1927年开始连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古藏文文书研究的长篇文章。到1963年共出版了4卷，包括600件古藏文文书和四百余支古藏文木简。托马斯和法国巴考、杜散合作，编纂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和翟理斯合编《藏汉语句》以及象雄语和其他古文字的研究等。
在山口瑞凤的指导下，东洋文库编写了一个斯坦因收集品里的敦煌藏文写卷目录。该目录在1977年和1988年之间出版了12册。编目团队有系统地进行，记录每一条的标题、开头和结尾，把所有材料编目。他们把那些未被普散编目的写卷确定了新的编号。
1998年，武内绍人出版了斯坦因第二次探险所得藏文写卷目录，主要是来自米兰和麻札塔格的。
2005年，国际敦煌项目网站公布了JacobDal―ton和SamvanSchaik编写的描写斯坦因收集品里藏文部分的密教写卷的目录，并在2006年增订印刷出版。对于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编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仍在继续进行。
2.法国国家图书馆(约4450号)
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主要是伯希和1908年
从敦煌藏经洞获取的，其中汉文文献约4038号，藏文文献4450号，还有粟特、龟兹、回鹘、西夏文文献等。文献来源一部分是来自藏经洞，为8―10世纪写本；另一部分来自敦煌北区石窟，约为11―13世纪写本。
伯希和获得这批藏文佛经的时候，曾为之欢呼雀跃。伯希和说道：
藏文卷子在藏经洞中出现得比婆罗米文或回鹘文卷子要多得多……很明显，拥有一套比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拥有的全部《甘珠尔》更要古老很多的该经书，无论如何也是很有意义的。……千佛洞的《甘珠尔》最晚也是10世纪的，而且更可能是9世纪。因此，它与非常古老的写本一样，并同时向我们提供了为译经断代的下限时间。其他部分是由独立的文献组成的。写在粘贴在一起并卷起来的长卷子上，或者是真正的卷子；也有的是用很厚的和不带光亮的纸制成的宽贝叶经式的纸页上，这是常用的吐蕃方式，但却被卷了起来以捆成札。所有这一切都发出了一种古老香料的香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里只收藏有严格的宗教文献。然而，那些单独的写本、独立的短文，它们提供了获得更多的具有新鲜内容的文献机会。它们更应该是一些个人的札记、带断代的题跋，而不是《甘珠尔》那样严肃的和一次性形成的文集。
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216+57+120号)
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藏藏文文献，根据亚历山大・卓林(AlexanderV，Zorin)的调查，到1975年为止，总量达到20500件，其中大多数来自西伯利亚、蒙古、北京、拉萨、安多地区。
敦煌藏文文献则是奥登堡考察队收集的。1991年出版萨维斯基(LevS，Savitsky)编著的《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的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TunhuangTibetanmanuscriptsinCollectionoftheLeningradInstituteofOrientalStudies》包括214件写本。其中《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0件；中亚竖体婆罗迷文字音表1件、不知名佛经1件。《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02件，是作为供养的大量重复的抄本，是敦煌僧人法成的重要译作，对于研究吐蕃时期汉、藏佛教的双向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保留了不少题记，包括97个抄经人和62个校对者的名单。“不仅证明了当时这种佛经制作业的繁荣，而且也暗示当时很可能有一个庞大的职业团体。他们的名字对于研究中亚敦煌文化史的学者，特别是对于写经史有兴趣的研究者是会有所启发的”。
亚历山大・卓林写道：
奥登堡将他所搜集的4―11世纪敦煌文献交给了俄罗斯科学院，但是其藏文部分却被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阔夫(N.N.Krotkov)送往圣彼得堡。这部分藏品不多，有216卷，其中一卷属于12―13世纪的作品，另外两卷是笔者于2008年在馆藏未整理的藏品中发现的。敦煌藏文文献多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复本。
1914年6月15日，学者马洛夫购买了57件小木简，上有藏文题字。这些木筒出自罗布泊附近的米兰藏人边塞(Ti―betanfort)，今天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但是7―9世纪时属西北边界。木简的内容是军事和行政报告。就笔者所知，除了东方写本部以外，出自米兰的木简只有在英国斯坦因收集品中。
东方写本部藏文藏品最后一个构成是来自科兹洛夫从黑水城购买的藏文写本和木版印本，是所有藏文藏品中最重要的部分，约120件，尽管数量不多，但是它们在考据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日本龙谷大学(70号)
龙谷大学(RyukokuUniversity)图书馆编号6001―6070，其中“主要是藏文文书、佛典、八思巴字文书及藏文字母拼写的梵文佛典”。“已发表《大谷探险队搜集藏语文书之研究》报告两篇，由武内绍人和上山大峻执笔，分别转写世俗文书和佛教文献”。
(二)留存国内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9821号)
1.中国国家图书馆(6378号)
据该馆“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公布，拥有藏文文献6378号，其中已经数字化的1142号。对于其来源和内容则缺少进一步的介绍。黄维忠介绍：
据《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目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共计291件(卷)，另有29件(卷)背面有藏文文献。单独编号的291件藏文文献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大谷收集品’，计209件，收录在第124―126册中；其余82件为后期收购或由社会人士私人收藏者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其中有16件为残片。
网站公布和目录中公布的差距甚远，应当说，网站公布的可能是属于国际敦煌项目”范围内的全部馆藏，而目录公布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敦煌遗书》中收录的部分。
2.甘肃各地收藏(3410件)
藤枝晃于1966年发表《敦煌写本概述(TheTunhuangManuscripts：ageneraldescription)》，追踪了藏经洞流出的其余敦煌藏文写本。他写道：“直到1919年，甘肃地方官府听到有一游客买到了很多藏文佛教经典后，便派手下的督察员深入实地进行查验。督察员在那座三层建筑南侧的佛窟中，找到了94捆重约405斤的藏文卷轴写本，以及重1744斤的11套夹在木版中的纸本。他留下了90捆，并且把3捆卷轴本和10套贝叶经迁移到敦煌的一所学校，只将1捆卷轴和l套贝叶经带往兰州，保存在省图书馆中。这里再强调的一点是，敦煌留存写本的重量可能要超过1吨，毫无疑问要超过任何其他各处的藏品数量。”
1978年，黄文焕发表了甘肃省藏敦煌吐蕃文文献的调查结果。总计敦煌县文化馆(现敦煌市博物馆)、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酒泉县文化馆(现酒泉市博物馆)、张掖县文化馆(现张掖市博物馆)、武威县文管会(现武威市博物馆)、兰州图书馆(应为甘肃省图书馆)的总藏量达到10000件之多。
自2004年以来，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对甘肃省内各地所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藏文文献重新进行了调查、整理。目前所知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收藏2890件，甘肃省图书馆351件，敦煌研究院76件，甘肃省博物馆36件。另外在甘肃省张掖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武威市博物馆、酒泉博物馆、敦煌市档案馆也有少量藏品，甘肃省各地收藏敦煌藏文文献共计3410件。也许是敦煌研究院调查范围仅限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或其他原因，其最终统计数字和黄文焕的调查差距较大，和藤枝晃认为的仅在敦煌就有“一吨以上”的差距更大。由此可以推断，除了损坏以外，还有不少流散于民间或者转移到其他公私藏家。
3.台北“中央图书馆”(5号)
其中《大乘无量寿宗要经》4件和敦煌地区“寅年”藏文帐目1件。
4.国内其他散藏(28件)
根据黄维忠调查，国内还有上海博物馆2件，
北京大学图书馆3件，天津市艺术博物馆6件，上海图书馆8件，浙江省博物馆6件，中国书店3件。以上是根据已经出版的数量统计。其中既有独立的藏文写卷，也有附写在汉文文献卷页上的藏文题记。
综上所述，按照比较保守的统计，敦煌、西域传世的吐蕃文献，总量约为18234件，其中国外部分8413件，国内部分9821件。由于各种原因藏之名山不为人知的实际总量将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样，我们就大体了解，吐蕃时期遗留的藏文写本大致有20000件以上。
关于藏品的“件”和“号”，是不同的、有时重叠的概念。一个编号也许包括了很多件(页)，也许只包括了1件。而各家著录用语的语义不尽相同，所以最终的统计数字仍然不能确定。
所有这些敦煌、西域的吐蕃文献，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包括来源于敦煌和来源于新疆的文献的关系，英国藏品和法国藏品的关系，国外和国内各藏馆藏品之间的关系，单行佛经和大藏经的关系，吐蕃文献和藏经洞汉文文献的关系以及和同期回鹘文、西夏文的关系；从时间序列来看，则应包括前弘期和后弘期文献的关系，敦煌、西域(北朝到宋代)和黑水城(西夏到元代)文献的关系，碑铭、简牍和写本的关系，等等。所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共同形成了我们引以自傲的悠久历史、多彩文化。所有关系的核心则是这批藏文文献，无论从内容、规模、形式，都是世界罕见、中国独有的。二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的多元文化
内涵和学术价值
(一)历史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
首先，敦煌西域藏文文献记录了一个特殊的年代。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形成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前后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藏语人群所延续。
随着公元838年至842年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的灭亡，吐蕃王朝崩溃，进入了将近百年的混乱和黑暗时期。这期间虽然在的边远地区，“毁佛灭佛”的号令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从卫藏地区逃逸的僧人，继续在中心地带以外的地区进行佛事活动；许多佛教经典被藏匿而逃过劫难。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创建于7世纪而仅历百余年的年轻的藏传佛教，毕竟经受不起这种强力的摧残而濒临灭绝。到了公元11世纪时，藏族社会逐渐得到安定，佛教开始在复兴。宁玛、噶举、噶当、萨迦等派迅速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佛教经典的翻译、搜集和整理，使藏传佛教的文献得以重建。
围绕“灭佛”事件的劫难，藏传佛教经历了以此为界的“前弘期”和“后弘期”。其中出于敦煌、西域的材料，大多属于吐蕃佛教的前弘期，在朗达玛灭佛毁佛之前，是中古民族文化兴废继绝的重要文献。敦煌藏文文献的形成时代主要在“前弘期”，甚至有些文献可能与吐蕃王朝建立、吐蕃文字创制的时间相差不远，至少说除唐代的会亲和盟碑以外，是最早的藏文史料。其中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大事记》、《于阗国教法史》等，其详尽、全面远远超过以简洁为主的碑碣铭文，为研究中古历史文化提供了准确精详的信息。
由于“前弘期”基本文献资料的缺失，主要形成于元代的许多历史的著作，比如最为著名的《青史》、《布顿史》、《贤者喜宴》等著作，都相对缺少对于“前弘期”政教社会的记述，时时陷入浪漫的讴歌或者神异的传说。现代治史者，也由于缺少可靠的文献资料，经常只能以简约而空泛的文笔来带过“前弘期”的历史真实。而敦煌、西域以及藏区出土的“前弘期”的史料特别是碑铭、官私文书、简牍、信函、契约等，是当时藏汉官方和民间的真实记录，显然比元代形成的即使是最经典的历史书籍甚至所谓“正史”要准确得多。
当时官方文书以藏文为主，许多日常公文和记载都以藏文为主。例如：P.t.1089是5份关于职官、品级、人事安排方面官方档案文书的登录文件，印证、澄清了《唐蕃会盟碑》参盟官员的品级记录和两《唐书・吐蕃传》中关于吐蕃职官制度的记录，可以比较清楚地辨析吐蕃的职官系统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体系。中央官员之贡论系统，主管议政、判事和主兵；囊论系统执行诏命、财政、统计、民事以及王室的生活供应(行政)；喻寒波系统管辖审议、纠察和司法。地方官员有总管型的“节儿”(或称“节度使”)、观察使，也有负责具体民政事务的营田使、水监、税监等，还有主管军政事务的镇守官、都督、军官等。
从敦煌文书的许多材料看，吐蕃军队在占领河、陇一带后，在军职“东岱”下，又分出了若干“将”。将设将头(见s.4577)，每一部又左右各十将(见s.3387)。早期的氏族组织与军队结合起来，成为吐蕃很有特色的以氏族集团为基础的部落联盟，由这些军事部落组成的吐蕃军队，十分强悍、所向披靡，甚至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一度人据长安。至今已经逐步披露的一些重要材料，对于研究吐蕃占领期间的政治事件、军事组织、行政管理等都有重大的突破。
以王尧、陈践先生译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各个版本的递进研究而言，其资料的确凿和研究的深入，是后弘期形成的史学论著远无法企及的。
又如围绕“吐蕃僧诤记”专题开展的讨论，由于汉文文献保存得不完整，藏文文献就成为补正勘谬的主要依据。比如：有关摩诃衍的汉文文献只有《顿悟大乘正理诀》(P.4646、s.2672)，其余均为藏文文书。有关摩诃衍禅师的藏文文献有P.t，823、P.t.827、P.t，21、P.t.116、P.t.117、P.t.468、P.t.709七件。其中的P.t.823、P.t，827、P.t.21三件文书经原田觉、冲本克己、上山大峻等人考证，是敦煌汉文本《顿悟大乘正理诀》的藏译本，其内容只有汉文本的“旧问”部分。P.t.21上有《不观义》的题目，但内容则是《顿悟大乘正理诀》的提要。这3件文书的个别内容为汉文本中所无，因此可以直接弥补汉文本之不足。
日本学者认为：敦煌藏文禅宗文献大部分应是在吐蕃占领敦煌的786年至848年这60年间完成的。786年，摩诃衍从敦煌到，792年至794年在拉萨桑耶寺与印度佛教展开辩论。这些禅宗文献恐怕是为这次辩论而准备的材料。将汉文禅宗文献译成藏文，也是为了在与印度佛教进行辩论。从藏译的情况看，只有少数文献使用了《翻译名义大集》中的词语，该书成书于814年，因此，可以说敦煌的藏文禅宗文献基本上译于814年以前。这些材料从藏文角度补充了汉藏僧诤的完整背景，使得其历史真相以前所未有的明晰程度呈现在人们面前。
藏文文献表明，藏族学者从汉籍中翻译了许多儒家典籍，尤其是编纂了一些藏汉对照的词典，比如《翻译名义集》等，在一些重要经卷、赞颂或者童蒙识字课本中都标注了藏文音译。藏文文献中还有不少苯教或者萨满教的写卷，也有涉及民族、民俗等日常生活的文书；尤其是保存了大量当时流行而后弘期已经湮没的密教典籍。这些材料对于9世纪以前藏汉等民族文化的交流渗透、藏传佛教的早期形成、中原和印度教派的论诤、藏汉佛教文献
的互相转译和相互影响等许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原始资料，是我们研究文明史、汉藏关系及吐蕃统治时期各个方面的主要参考文献。这些材料和后弘期流传至今的藏文文献虽有联系，但却有着后者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吐蕃文字书写阅读方向和汉籍不同，吐蕃造纸的形制和汉籍不同，因此，吐蕃的图书装帧形式也表现出相较于汉籍的多样性。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藏汉对照词典，采用的是类似于旋风装的形式，许多梵夹装的经典用细绳缝纫串联，粘叶装也很早出现在藏文写本中等等。很难说多样化的装帧形式中是谁先谁后。但是书志学的一些问题难以破解，不妨从多民族文化影响的角度去进行考察。
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多元的、丰富的。随着我们对这些文献研究的深入，其价值会以日益灿烂的面貌发掘出来。对此，可以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
(二)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藏学文献的出版。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敦煌藏文和其他文种如回鹘文、梵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等文献资料，更有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意义。
敦煌西域的古藏文文献，记载了汉藏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这种交流是通过战争与和平的形式、世俗和宗教的媒介，或急风暴雨或润物无声地进行的。历史通过碑铭、简牍、文书、写经等等，重构了中世纪汉藏民族的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对于国家认同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藏民族吐蕃时期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研究，可以充分论证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双向交流和学习，是藏汉民族关系的主旋律。
藏文典籍在现存中国各民族文献中仅次于汉文而居第二位。英、法藏藏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与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相映生辉，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体上说，同宗同源的材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只有完整发表，才能促成、促进完整的材料驾驭。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藏经洞的藏文文献，和与之数量相当的汉文文献以及其他回鹘文、粟特文、龟兹文、于阗文等文种的材料来说，也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和相关的系统。所以，只有发表公布所有的材料，并且使得各文种的研究都达到相当的水准以资相互证明、相互沟通、相互促进，敦煌和西域文献的价值才真正能得到完整的体现。
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和新疆出土的藏文文献分散流布于世界各地，为完整、系统研究这些材料带来了很多困难。欧洲和日本学者得地利、人和便利，做了不少比较、缀合、研究的工作，在古藏文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领先地位。首先是英国学者编撰了《敦煌吐蕃社会历史文书》，法国学者撰写了《吐蕃僧诤记》，编写了《巴黎法国国民图书馆敦煌藏文文献注记目录》，日本学者编写了《大英图书馆印度事务部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70―80年代今枝由朗和麦克唐纳夫人出版了《敦煌藏文社会历史文献》2册，以法国收藏为主，包括少数大英图书馆所藏，这个选本成为国际研究的基础资料，但是所收主要限于历史方面。
从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的研究，依靠不完整的缩微胶卷和外国出版的资料，或是在阅读机上对缩微胶卷进行仔细的辨认，或是按照西方学者已经发表的编号进行比对；少数专家有机会奔走于欧洲各家藏馆之间，主要忙于材料的采集而无暇深入进行学术研究。直到80年代方进入一个研究高潮，出现了可以与西方学者相媲美的力作。前辈学者很少能够亲临观摩，而今以法藏、英藏材料的出版为标志的流散吐蕃文献的全面出版，是继敦煌汉文文献之后最大宗的流失海外文献的出版，将基本终结学术研究初期的“材料学”阶段，使得无数的藏学和历史学专家，可以不出家门而伏案工作。这将为中国藏学研究的振兴和各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最直接最根本的资料。
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挖掘、整理出版流失海外或者濒于灭绝的历史文化资料，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藏文文献，是重大的传统文化保护工程，不仅可以展示我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政策，有力反击境外、分裂主义分子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对我国的污蔑和不实之词，而且涉及领域广阔，远远超出佛教范畴，有大量的社会历史文书，尤其对于早期历史、吐蕃与中原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更是最早最直接的资料。我们特别期盼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总量约20000件的吐蕃文献都有机会整理出版，化身数百，不仅是藏汉先民创造辉煌文化的荣耀，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对全人类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三海外藏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整理出版
从西方着重于文字学、语义学的传统来说，民族古文字资料研究一直是热点，藏学研究甚至比汉学研究更为热门。将全部法藏藏文文献整理出版是我国几代藏学专家梦寐以求的大型文化工程。时至今日，具有主体意义的英国、法国敦煌吐蕃文献的全部整理出版，既已到了急迫需要而尚未有人着手进行的时刻，又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最重大的学术契机，历史呼唤我们来承担这项重大使命。
西北民族大学建校伊始，就十分重视藏学研究和人才队伍的培养，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自2005年起，西北民族大学同时和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联络，得到了两国图书馆中国部负责人吴芳思和郭恩女士的支持。学校调集了藏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力量，吸收藏传佛教界人士，组成了“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具体进行编纂工作。在前人成果的支持下，进一步发掘和准确定位，进行了更深层次、更完整的比定、编目和研究工作。与前辈专家到外国图书馆查看吐蕃文献不同，作为新时期、新条件、新技术下的研究者，以藏族学者为主体的编纂人员，他们能够看到清晰的图版，察看遗书的细节；可以利用电脑来检索、查阅资料；可以同时调阅不同的遗书来进行比定。值得关注的是，研究所的藏学研究人员，正在逐一考订英藏和法藏的每一个藏文文献，包括子目以及零星的题记和残片等，随着工作的推进，将会编制出一个最为完整的目录。最终成果是以藏文、汉文双语定名的、完整收录除简单重复以外的全部藏文文献的大型文献资料丛书，在国内外都开创了先例。
早在2006年5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开始出版并在兰州召开了会。与会的藏学研究专家，大多数是首次看到长期流失海外的敦煌藏文文献的清晰图版，因而为这批文献的完整出版前景而鼓舞。王尧先生说，这是藏学研究的里程碑；今枝由朗先生说，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至今《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经出版了11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也开始出版。流失海外最大宗的、最重要的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资料，将通过中国学术界、民族教育界的藏、汉专家的共同努力而得到完整出版，这是足以告慰几代学术前辈梦寐之求而由我们亲手实现的“千古壮观”!
参考文献：
[1]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E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