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现状范例(12篇)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1篇1
现当代心灵哲学中，还原物理主义认为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物理的，既不存在不同于物质实体的精神实体，也不存在不能还原为物理属性的心理属性。既然不存在非物理的属性、过程和实在，那么是不是完善的物理科学就足以完整地解释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物理世界呢？换句话说就是，物理世界还需要心理语言吗？
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我们可以将哲学家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取消主义和反取消主义。取消主义立场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与心理语言相对应的精神实体、心理属性和状态，心理语言实际上是没有指称的空概念，因此它们将像“以太”和“燃素”一样面临着被取消的命运；另一方面，完备的物理理论及这种理论所使用的客观语言——物理语言将会对这个世界作出完整的解释，作为主观语言的心理语言毋需存在。反取消主义者们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心理语言是物理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能被取消掉。哲学家们在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进行辩护时采用了三条不同的路线：一是丹尼特基于心理语言在解释和预测上的有效性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进行辩护；二是费格尔、蒯因通过为心理语言的存在寻求本体论来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进行辩护；三是豪厄尔的主观物理主义所倡导的认识论辩护路线。本文主要侧重于后两者进行探讨。
一、费格尔的双重语言论
如果哲学家们像取消主义那样主张心灵主义术语是没有指称的空概念的话，就会认为心身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在费格尔看来，心身问题并不是一个假问题，它需要哲学家和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努力。他认为，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心理状态和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事件和过程之间的相关性提供经验的说明，科学已经能够得出“心理状态和神经生理的过程模式之间是一一（或至少是一多）对应关系。沃尔夫冈·柯勒、阿德里安、彭菲尔德、赫布、麦克洛奇等人的研究强有力地证明了现象领域的心理状态和大脑中的中枢神经过程的对应关系。”①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彻底澄清“主观”和“客观”、“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意向性”、“目的性”等等这样一些传统的哲学术语，特别是要批判性地反思术语“心理的”和“物理的”的各种意义②。
在综合科学和哲学成果的基础上，费格尔提出了关于心身关系的新主张——双重语言论。双重语言论包含三个基本主张：
第一，只存在一种实在，这就是物理实在，但我们可以用两种语言来描述。“这种实在出现在了两种不同的概念系统的描述中，一种是物理学的概念系统，另一种是现象学心理学的概念系统（在我看来，这种概念系统仅仅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中相当小的一部分）”③。
第二，心理语言不能被取消，心理术语并不是没有指称的空概念，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拥有共同的指称。费格尔认为，虽然不存在与物理实在相异的心理实在与心理术语相对应，但是这并不等于心灵主义术语应该被取消掉，因为这些心灵主义术语实际上指称的就是物理实在。因为某些高级动物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实际上同一于神经过程，“某些神经生理学术语所指的（指向的）东西和某些现象学术语所指的（指向的）东西是完全相同的事件”④，即“心理”状态或事件是内省语言中现象学术语的指称，同时也是某些神经生理语言术语的指称。如果一个生理学家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并配备了优良的仪器和设备，他就能够检测到大脑中的过程并完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08CZX014）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唯物主义与二元论在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当展”（项目编号：OGJA720011）的阶段性成果。
地描述它们，然后，他就能够用神经生理学的语言来清楚地阐述他的发现，他甚至能够提供利用原子和亚原子概念所作出的完整的微观物理的陈述⑤。
第三，心理语言不能转译或还原为物理语言，因为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在描述同一神经过程时具有不同的意义。既然心理描述和物理描述是指称同一的，都是对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过程和状态的描述，便很容易顺理成章地得出心理描述可以还原或转译为物理描述的结论。然而在费格尔看来并非如此。“利用弗雷格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区分，神经生理学术语和相应的现象学术语尽管它们具有相同的指称，但在意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⑥描述神经过程的概念比相应的心理概念意义要丰富得多。神经生理学概念指的是结构复杂的神经元放电模式，而心理学术语仅仅指的是现象界里那些简单的质或关系。
简言之，费格尔的双重语言论主张：我们不仅需要用物理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还需要用心理语言来描述。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是有本体论上的根据的，即心理语言是有指称的，它和物理语言拥有共同的指称，都指称的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过程和状态，从而将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在指称上统一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借鉴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认为心理语言虽然和物理语言在指称上是同一的，但是在意义上却是对立的，并藉此为心理语言的非还原性提供了辩护。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费格尔首倡的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和非还原性寻求本体论根据的辩护路线得到了蒯因的积极响应。
二、蒯因的概念二元论
针对心理语言、物理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蒯因继承了双重语言论的实体一元论、语言二元论和语言共同指称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上溯性和下延性拓展，发展出了概念二元论。
我们先来看看蒯因的上溯性工作，即对心理语言何以能够与物理语言指称同一的论证。蒯因通过分析我们习得心灵主义术语的过程，来揭示心灵主义术语何以指称的就是物理主义术语指称的对象——大脑内部的神经过程和状态。在蒯因看来，习得语言是一种社会技能，个体是通过社会的反复灌输学会使用一个词的⑦。蒯因把心灵主义术语习得的方法称为实指法（ostension）。通过实指法学习就是学会将听到的词语和同时被观察到的对象或状态联系起来。这种学习不依赖于在先的语言学习。我们又是怎样学习到心灵主义的术语的呢？“所有关于某人心理生活的谈论都预先假定了外部指称，当我们将会有心理状态时我们内省一下这些状态，我们是怎样知道我们将它们称为什么的？我们怎样学会将我们的焦虑称为焦虑、将我们的隐隐的痛称为隐隐的痛、将我们的高兴称为高兴、将我们的意识称为意识的？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显然，答案就是，这些术语的运用是基于公开的可观察的症状：身体状态的完全的身体症状，心灵也是如此。某人观察到我的高兴或焦虑表情，或许是观察到了使人高兴的或使人受到威胁的情形本身，或者是听到我谈论它，然后使用词语‘高兴’或者是‘焦虑’。经过类似的几次训练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将这些词汇运用到我的某些后继的没有外部标志的状态上，除了我自己对这些状态的报告之外。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些外在的标志的话，心灵主义的术语根本就不可能被学会。将这些心灵主义的术语运用到身体的状态只是将它们放回到它们一开始就属于的地方。”⑧换言之，在我们所处的物理世界中，将心灵主义术语的指称定位到神经过程只不过是让心灵主义术语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人们在习得心理概念的时候，心理概念本身指称的就是身体的状态，因此，心灵主义术语和物理主义术语指称就是同一的，简言之，心即是脑。因此，蒯因通过对心灵主义术语起源的追踪，为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具有共同的指称提供了辩护。
我们再来看蒯因的下延性工作，即对心理语言的非还原性的原因分析的拓展。蒯因虽然认为意识就是身体的状态，但并不认为心灵主义术语是可以被还原为物理主义术语甚至是可以被取消的。在“心即是脑”的实体一元论图景之下，我们仍将会继续使用心灵主义术语，只不过我们将它们解释为“是指称那些身体状态的。我们甚至继续将这种状态说成是心理状态。唯一的变化是，我们认为心理状态就是身体的状态，不是另外的实体——心灵的状态”⑨。但即便我们了解了神经机制的所有细节，我们也不能将心灵主义术语翻译为神经学的解剖学或生物化学术语。心灵主义术语不能转译为物理主义术语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心灵主义术语与物理主义术语对事件进行的分类并非一一对应。根据蒯因的观点，心理状态就是身体的一种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神经状态，某人关于维也纳的想法中的每一个个别事件——比如说“想到维也纳”——都是神经事件。目前公众的一般看法是，只要我们对这个个别事件的发生机制有足够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用严格的神经学词汇来描述这个事件，这里的“严格的神经学词汇”指的是不包含任何心灵主义术语的物理主义词汇。蒯因认为，即便是我们能用严格的神经学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个个别事件，我们也并不能将“想到维也纳”这样一个心灵主义的术语翻译为神经学词汇，尽管心理事件在本体论上是物理的，但是心理语言对事件进行分类的方式与生理学术语（或者是神经学术语）对事件进行分类的方式并非一一对应。
第二，物理主义术语的习得和掌握取决于心灵主义术语的掌握，两者之间无法互相转译。蒯因认为，习得观察句是我们掌握语言的起点，而对观察句的习得却依赖于我们对心灵主义术语的掌握。所谓观察句，指的是对外在事件或情况的报告，有些观察句是物理主义的句子，比如“下雨了”；有些观察句则是心灵主义的句子，如“汤姆感到天下雨了”。在蒯因看来，我们跟着别人学习物理主义的观察句时就特别依赖于别人的猜测能力，在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这些教我们的人要不断猜测我们正在获得与我们要学习的观察句相匹配的感知。因此，语言的学习就是通过不断运用‘x感到p’（这里‘p’代表一个观察句）这样一个心灵主义习语的观察句来完成。以汤姆跟玛莎学习“下雨了”这个句子为例，玛莎要教会汤姆“天下雨”这样一个物理主义的观察句的话，她必须在感觉到汤姆观察到与这个句子相匹配的现象时鼓励汤姆说出这个句子，而在感觉到他观察的现象与这个句子不相匹配时不鼓励他说出这个句子。即“汤姆对‘下雨了’这个物理学意义上的句子的掌握取决于玛莎对‘汤姆感到下雨了’这个心灵主义的句子的掌握”⑩。而人们对这种心灵主义语汇的掌握和语言一样悠久。
第三，心灵主义术语在指称神经过程时，只是一种偶然的对应关系。仍以汤姆对下雨的感知为例，蒯因认为汤姆每次对下雨的感知都是一个短暂的神经事件，而且汤姆每次对下雨的感知都有可能是不同的事件，这种不同不仅仅是表现在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而且有可能对应着的是不同的神经。汤姆对下雨的感知构成了一个事件类，这个事件类也许是由成分完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即便是我们对这些相关事实有了足够清楚的了解，我们也不能用神经学的术语从神经活动方面来描述“汤姆感觉到下雨”这样一个心理事件{11}。
在蒯因看来，我们不仅不能将心灵主义术语转译为物理主义术语，更不能取消它们。因为在还不知道神经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心灵主义术语将一个状态从另外一个状态中区分出来。心灵主义术语不仅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补充自然科学，而且对于社会科学和我们日常交往都必不可少{12}。
蒯因在费格尔辩护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上溯与下延，拓展了费格尔关于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共指称的论证和心理语言非还原的原因分析，使得这种由费格尔开创的本体论辩护思路更趋完整。
三、豪厄尔的主观物理主义
对于回答物理世界为何需要心理语言这个问题来说，费格尔的双重语言论和蒯因的概念二元论是从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寻求本体论上的根据着手，而豪厄尔提出的主观物理主义则试图从认识论角度为心理语言的存在提供辩护。
在豪厄尔看来，心身问题之所以产生是源于这样两个表面看来似乎相互冲突的直觉：一方面，多姿多彩的有意识心理将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物理规律却告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基本物理粒子构成的，有意识心理并不“特殊”，它的构成和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这又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像我们这样的生物并不理所当然地在世界的本体论框架中占据令人骄傲的位置{13}。对于有意识生物来说，第一个直觉好像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要否认第二个直觉即否认世界的物理统一性的话，则又违背了自然主义的精神，而随着科学的进步自然主义精神似乎日益无从反驳。这样，我们就很难将我们和我们之外的世界在构造上的连续性和由于意识的出现所带来的令人吃惊的不连续性协调起来{14}。
由此看来，有意识心理的出现让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我们承认有意识心理也是物理状态的话，就不能彰显有意识心理的特殊性，不利于我们确信自己在世界中的独尊地位；可假如我们否认有意识心理是物理状态的话，则会破坏世界的物理统一性原则，导致世界的本体论出现裂隙。豪厄尔认为，这种两难局面的出现，是因为混淆了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所致。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混淆常常会促使我们犯下两种常见的错误：一是当我们使用现象学术语来描述世界的时候，往往会假定非物理的属性、状态和实体的存在，实体二元论和属性二元论就是犯了这类错误；二是我们通常会根据物理理论在解释上的不完备性推导出物理世界的不完备性，而事实上物理理论在解释上的不完备性并不蕴涵物理世界的不完备性，内格尔的“成为蝙蝠可能会像什么”和杰克逊的“知识论证”就是犯了这类错误，他们都试图通过论证物理知识的不完备性来论证存在着非物理的东西。
而要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则需要在形而上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豪厄尔倡导的主观物理主义就是这种努力的尝试，他的主观物理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本体论上来说，物理世界是完备的，不存在非物理的属性、状态、过程和实体；但有些物理状态是主观的，我们就是这类具有主观状态的生物，而具有主观状态的生物并不是由非物理的东西构成的，仍然是由物理的东西构成的{15}。
第二，从认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用客观的、科学的物理理论来描述物理世界，不存在不能用物理语言描述的属性、状态或过程；但是物理理论在解释上具有不完备性，没有客观理论能够完整地或彻底地描述这个世界，即便是完备的物理学理论也不能完整地描述这个世界，因为对于主观的物理状态，如果不凭借有意识经验和客观的物理描述对它们进行主观地理解，它们就不可能被完全理解。这里的“主观”意思是必须要经由主体亲历，这种状态只有在主体具有这些状态时才能被主体完全理解，然后以客观语言和现象学的语言加以描述，对这种主观物理状态的理解和描述才算是完备的{16}。
第三，有意识心理在本体论层面属于物理状态，那些被冠以有意识经验之名的属性（比如感受性质等）都是物理的，但这种物理状态又是主观的，不能仅仅按照我们通常理解物理状态的那些方式来理解它们，因为，物理语言对这种状态的描述是不完备的。这种状态只有经由主体经验，用主观的、现象学的心理语言并结合客观语言加以描述，才能获得对这种物理状态的完备的把握，它们不同于完备物理学中提及的任何属性{17}。
豪厄尔的主观物理主义的可理解性依赖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区分，“物理主义”是本体论上的要求，“主观”则是认识论上的要求。在主观物理主义的语境之下，上述两个直觉就不再是互相矛盾的了：根据主观物理主义，我们的世界完全是物理的，有意识心理也是物理状态，这就坚持了世界的物理统一性原则；但这种状态又具有主观性，即只有主体亲历这种状态，才能获得对这种状态的完备的理解，才能用现象学语言和物理语言对这种状态加以完备的描述，这种状态也就具有了物理世界其余部分所不具有的属性，保持了意识心理的独特性。
豪厄尔的主观物理主义要求在心身问题的解决当中要求区分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在维护世界的物理统一性原则的前提下，对有意识心理的主观性的强调，在客观上论证了物理世界中心理语言的不可或缺性，因为即便是完备的物理学也无法完整地理解和描述这样一种主观的物理状态，对这类主观的物理状态的理解或描述都离不开心理语言，从而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提供了辩护。不过他的辩护与费格尔和蒯因的不同之处在于：费格尔和蒯因的辩护路线是从为心理语言寻找指称着手，目的在于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寻求本体论上的根据；而豪厄尔的辩护路线则是从认识论层面为心理语言的存在提供辩护。分别由费格尔、蒯因和豪厄尔倡导的本体论辩护路线和认识论辩护路线一道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辩护方案。
注释：
①②③④⑥参阅HerbertFeigl:TheMind-BodyProblem:NotaPseude-Problem,inSidneyHook:DimensionsofMind:ASymposium,NewYorkUniversityPress1960,p.27,p.30,p.33,p.30,p.30.
⑤HerbertFeigl:The"Mental"andthe"Physical":MinnesotaStudie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2,1958,pp.370－479.
⑦参阅蒯因《语词和对象》，载于《蒯因著作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⑧⑨WillardVanOrmanQuine:StatesofMind,TheJournalofPhilosophy,Vol.82,No.1,Jan.1985,pp.5-6,p.5.
⑩{11}{12}蒯因：《真之追求》，载于《蒯因著作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511、519页。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篇2
[论文摘要随着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的现代社会转型的深入，长期以“农”为本的农民阶层发生了流动性、多元化分化。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全方位地、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逐渐解决温饱问题进而进入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关注和研究农民精神富裕状况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在社会物质财富逐渐丰富、人们温饱问题解决并进人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人的追求不断向精神生活层面发展，精神富裕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衡量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精神富裕是相对于物质富裕而言的范畴。在哲学的视野内，精神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人脑产生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通常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在一般意义上，精神富裕是指社会主体基于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之上，在认知水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创造、拥有程度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对精神需求的满足、享受状态。
随着以市场经济为改革取向的现代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在农村，长期以“农”为本的农民阶层，由静态、同质性、单一身份的农民群体向流动性、异质性、多元化的方向分化和发展，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成为当代中国农民向现代社会过渡中所显示出的最显著特征。WWW.133229.COM基于唯物史观的阶级和阶层分析法，综合当代社会学的社会分层理论，结合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变动情况，从农民所从事的职业、拥有财富的规模与收人水平状况、接受教育程度，以及在农村社区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社会名望等视角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民个体工商业者、农民私营企业主、乡村企业管理者、农村社会管理者、农村知识型职业者等不同阶层。当然，农民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将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改革呈现出不同的类型与阶层特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不仅对农村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带来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而且也对农村精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研究农民精神状况和农民精神富裕问题，将为党和国家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一、多元化价值观并存与价值选择的困惑
价值观是精神文化和精神富裕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意义或价值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深层的认识，是指人们关于各种价值标准和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基本价值信念、理想的观念系统。每个人、组织、阶层都有相应的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每一社会都有一些共同认可的普遍的价值标准。传统社会的农民阶级，其价值观是普遍认同诚实友善、勤勉互助、吃苦耐劳、重义轻利、均贫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有着统一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与现代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相伴的是，目前农民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呈现出多元价值体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基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人伦价值观、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权力本位的价值观、集体和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工具理性价值观、宗教价值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性价值观等。农村社会存在的多元价值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不同农村社会阶层的地位变化及影响而发生变化。
多元价值观并存格局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不同观点的切磋、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有助于解放思想、破除禁锢，更新传统的农村价值体系，形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从而规范人们行为，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发展。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城市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乡村远离城市，受政治上层建筑的影响较小。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农村并没有真正形成一元主导与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价值体系，党和国家在全社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农民社会价值体系中并没有占据主体地位、发挥支配作用。当前，农民社会价值观受到主导价值观影响比较小，许多非主流的价值观在广大农民中却大有市场，形成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格局。在农民的多元价值体系中，价值取向相去甚远甚至相互背离、相互冲突的价值观都有存在的根据，由此造成了价值迷茫。这种价值迷茫的表现之一是价值认同和选择的迷茫。一般而言，接受和建立新的价值观的前提是对一种价值观的认同。由于农村阶层分化带来的身份变化进而引起价值观的变化，在没有正确的更高层次的统一价值观引导的情况下，不同身份的农民阶层很难形成价值认同。原来那种“四海皆兄弟”、“全村一家人”式的表达着朴素阶级情感而形成的人际关系被市场经济的交换关系所取代。在缺乏价值认同的情况下，身处整个社会政治文化边缘的农民阶层，在多元价值的选择中无所适从，对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价值观甚至于对某些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行为或现象的发生都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
价值迷茫的另一种表现是价值判断的迷茫。人们现实生活的各种评判活动，都仰赖于一种价值观对现实社会的各种行为进行是与非、善与恶的价值评价。然而，农村多元价值观并存，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评价标准，整个农村社会失去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人们的各种政治行为、经济行为、道德行为找不到统一的解释标准。人们赖以解释和评判自身行为的价值观根基发生了裂变。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应该提倡的、什么是应该抵制的，没有了自己明确的判断标准，要么是别无选择，要么是“什么都行”。人们各行其是，没有可以遵循的、被社会所普遍认可的价值导向，社会就失去了赖以维持公正和谐的道德和精神支柱。
二、现代精神风貌的塑造与“精神断层”现象
最直观地反映人们精神状况和精神富裕特征和风貌的是处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一种在社会实践中孕育和激发出来的、反映社会进步变化、能够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意识。它是一个社会最新最显著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特有的时代精神，都需要铸造一种能够反映那个时代主题和时代要求的时代精神。它是历史时代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在社会心理、群众情绪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反映，它以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形式综合地表现人们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社合阶层在经历社会转型洗礼的分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农民的封闭性、保守性、狭隘性、依附性等逐渐为开放性、自主性等所代替，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平等意识、信息意识、科技意识、法律意识等逐渐形成，现代社会主义政治活动所需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主体意识等普遍觉醒和增强。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所以能够产生这些时代精神，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其经济根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自治和民主管理制度是其政治根源;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所带来的人们认知水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是其文化根源;社会的经济成分、物质利益、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人们的思想状况日益复杂多样是其社会根源。
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所孕育的新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农民精神风貌的主流，带来的是农民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是历史性的进步。它展现了当代农民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精神状态，塑造了农民现代精神风貌，培育了现代新型农民，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动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些新的社会观念和现代意识在农民社会各阶层精神世界中的表现还相当弱，甚至还只是一些直观的感受和无奈的选择。在他们的观念更新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精神断层”。“精神断层”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时代精神与传统精神错位对接。作为社会意识，时代精神与传统精神是一种历时性的流变，当它们汇集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平面上时，应是传承性的转换，从而使所形成的时代精神剔除传统精神中的糟粕因素，一脉相承地积淀传统精神的积极因素。但是，在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所孕育时代精神转换过程中，却是错位的对接，即在所形成的时代精神中，对传统精神中的积极因素继承不足，糟粕因素却发展有余。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参政意识等时代精神在孕育过程中既存在脱离实际现象，缺乏现实立足点，异想天开，夹杂着诸多不伦不类的“时髦”，又存在缺乏独立思考、盲目效仿、人云亦云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疏远了其正当的本质，而表现出一种表面化、粗陋化。二是富裕阶层与贫困群众之间的“精神隔阂”。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前，农村居民是一个同质均等的相似群体，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差别不大。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之后，打破了原有的身份格局，不同农民阶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差异化倾向。这种差异化随着农村社会阶层的收人水平、教育程度的拉大而不断扩大，在富裕阶层与贫困群众之间存在着“精神隔阂”。一方面，一些农民私营企业主等富裕的农民阶层不仅在物质上富裕，而且在精神方面也富裕，表现出较强的创新、民主、科学等时代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一些农业劳动者等贫困农民阶层不仅在物质上贫困，而且在精神方面也贫困，保守、愚昧、迷信等与时代相悖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正像不同农民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样，不同农民阶层的这种精神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三、精神文化消费的时代变迁与“畸形化”倾向
马克思指出，“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精神状况和精神富裕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体在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中的创造、拥有程度，更表现为社会主体对精神需求的满足和享受，即精神文化消费。从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文化消费更能体现某一社会主体精神状况和精神富裕的程度。高水平、高质量的精神文化消费能反映出消费者在理想、信念、认知等方面的精神状况和精神富裕程度及水准。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精神文化消费观念，同一个社会阶层在精神文化消费上往往具有比较一致的消费取向。农村社会阶层分化与农村精神文化消费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推进了农民对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农民精神文化消费也同时影响着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进程。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居民；体育消费；成都；行为；需求
引言
农村体育属于我国体育事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方面关系到我国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新任务。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促使农村体育消费市场不断[1]。同时，我国地大物博，有着十分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因此，研究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行为与需求对认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路线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国内外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概括
经查阅一些亚洲、欧美发达国家相关资料，专门研究农村居民体育消费方面的不多，由于先进国家城乡差别并不大、经济较发达，不管是城市亦或是农村居民均具备较强的体育健身意识，他们均由大众体育形式存在，同时他们有着十分完善的大众体育管理机制，居民体育消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再加上政府十分关注，在政策、经济都给予了极大的扶持力度，西方大众体育发达国家还有着提供自愿服务的特征[2]。现阶段，全面范围内诸多国家体育俱乐部均为不以盈利作为目标的社会公益团体，他们通过组织体育经营活动，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还只是筹集自身发展经费，作为民政部门，他们享有免税待遇等[3]。伴随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国内学者对体育消费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针对城市、城镇体育消费的研究要多于农村体育消费，本文就此方面研究结合农村居民体育消费展开了下述几方面的归纳：I.农村居民消费观念、意识较为传统薄弱；II.农村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不足；III.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结构与体育消费方式过于单一。
2.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将成都六县下辖部分乡镇及村落居民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范围为成都下辖的6个县，包括双流县、郫县、大邑县、金堂县、蒲江县、新津县等。将接受研究调查农村居民实际体育消费行为等一系列因素作为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主要研究方式：本文资料通过网络、期刊、著作等查阅获得。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1）文献分析法：主要利用学术期刊网和超星图书馆，检索和综览国内外大量的相关研究文献，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较为认真、细致的梳理、归纳与演绎等分析工作。（2）定性定量法：本文计划通过网络、体育宣传手册和相关的书籍，对国内外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问题进行相关的统计，进行定量分析；同时，结合定性研究的方法，为成都农村居民体育消费行为与需求存在问题的发现以及相应对策、实施建议的提出提供依据。（3）调查法：调查法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基础方法，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对研究对象的现实情况和历史资料进行收集的方法，其主要包括历史法、观察法等多种方式，并通过沟通和问卷的形式对目前的研究情况和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全面综合的了解，并对调查完成后的资料进行分析、对比、归纳和总结，将其转化成一般性的共性知识。
3.结果与分析
3.1成都市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现状研究
在对成都六县2014年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现状调查中，以农村居民个人体育消费方面为例，从未参与体育消费的人数占比21.8%，体育消费在50元以下的人数占比23.6%，体育消费在51～100元之间的人数占比13.1%，体育消费在101～150元的人数占比16.4%，体育消费超过151元的人数占比25.1%。2014年，成都六县农村居民个人体育消费总而表现出明显的两极化态势。
3.2成都市农村居民体育消费购买行为研究
经对“体育消费参与体育活动”的调查得出，“非常必要”占比6.1%、“必要”占比32.7%、“有点必要”占比35.9%、“没必要”占比23.5%、“完全没必要”占比1.9%。可见，在农村开展体育健身投资已得到大部分农村居民的认可，“体育消费购买健康”的行为观念以逐步为大部分农村居民所认同，然而受农村经济、文化及体育基础设施设备薄弱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体育消费意愿还有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接受调查的农村居民中，人均年收入不足1万元的约占调查总人数的58.0%，其中人均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约占28.4%，农村居民中大多数人个人经济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根本难以进行体育消费，进一步引发存在健康意识、健康追求而没有体育消费能力、体育行为的情形。该问题充分反映了农村居民对生活水平的追求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性存在冲突。
3.3对成都市农村居民不同群体消费结构研究
实物性消费指的是购买运动服装、体育器械及体育图书等，非实物性消费指的是购买体彩、到健身场馆消费等[4]。调查发现，成都农村居民实物性消费和非实物性消费占比分别为76.3%、23.7，说明成都农村居民体育消费仍旧主要为实物性消费，但正逐步向非实物性消费转变。I.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在购买运动服装、到健身场馆消费消费结构方面，女性人群相较于男性要更多，在购买体育器械消费结构方面，男性与女性有着大致相同的占比，这可能是出于女性相对较为关注减肥、瘦身等方面；而在购买体彩消费结构方面，男性占比则要高于女性，可见男性更乐于博弈性消费。II.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各个年龄段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结构各不相同，未满18岁及18岁～35岁年龄段农村居民购买运动服装占比较高，分别为31.5%、36.3%；购买体彩消费结构以46～55岁年龄段占比最高，达到41.3%；56岁以上年龄段农村居民则更接受购买体育图书消费结构，占比21.3%。
3.4对成都市农村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的研究
体育功能有着多元化的特征，如此说明了人们参与体育活动有着不同的需求。人们通过消费动机展开体育消费进一步满足自身体育需求目的的内在动力，这其中体育消费行为则属于内在结果[5]。在本次研究被调查对象中，参与体育消费的目的多为强身健体、体现娱乐以及社交、改善运动水平等，这表现成都农村居民体育消费观念已发生一定的变化，基于过去传统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目的，不断朝体现娱乐、社交等目的方向转变，成都农村居民体育消费需求正逐步丰富。I.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体育消费需求，研究显示，男性在强身健体体育消费需求人数方面要远远超过女性，而女性在体闲娱乐、改善运动水平等体育消费需求人数方面则要多于男性。II.不同年龄段的农村居民体育消费需求，各个年龄段农村居民均有着共同的体闲娱乐主要体育消费需求，除去未满18岁年龄段外其他年龄段均占有最大需求份额；在强身健体消费需求方面，以18岁年龄段占比最高，达到39.1%；在改善运动水平消费需求方面，55岁以上年龄段占比为0；在社交消费需求方面，46～55岁年龄段占比最高，达到16.9%。
4.推动成都市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策略
4.1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农民经济收入
体育产业为第三产业，要想改善人们体育消费水平，就务必要基于国家、社会经济水平背景，成都作为四川省省会，发展社会生产力极为重要。在我国，消费水平高低受收入优劣很大程度影响。农村居民自身收入水平制约购买能力，其消费结果同样遭受影响。体育消费是位于生存消费之外的发展、享受消费。因此，农村居民经济收入提高了，自然其体育消费水平也能够得到相应的提升。唯有让农村居民经济上实现富裕，不存在后顾之忧，调动起他们的消费主动性，改善消费水平，方存在可能激活消费，推进成都经济可持续增长。本次研究结果得出，成都农村居民现阶段鲜有高收入者，且低收入者占据很大份额[6]。所以，强化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是推动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重中之重。
4.2树立体育价值观，形成积极体育态度
通常而言，可见体育价值观理解为个人对体育活动行为的喜好、重要性的个人主观评定。人们透过体育价值观认识体育事物，透过体育价值观获取参与体育行为的精神力量。可见，唯有树立科学体育价值观，方可自源头上推动农村体育事业发展。态度指的是个人基于价值观、道德观对外界事物形成的主观评价、自我反应。个人体育行为需要得到积极体育态度的支持，负面体育态度会对个人体育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形成积极体育态度，可帮助人们消除一系列不良思想、坚持体育锻炼等。所以，树立体育价值观，形成积极体育态度，使农村居民主动自觉参与是推动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的重要途径。
4.3加快农村城镇化，优化农民体育消费
即便我国现阶段已经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工业化国家，然而城市化水平相较于国家平均水平仍旧远远不足，严重滞后于工业后。城市化水平的不足，势必会对第三产业发展产生束缚。城镇化指的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自农村型朝城市型过渡的历程，明显体现于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可见，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脚步，提升成都城市化水平，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村人口朝城市转移速率，转变农村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进一步使体育产业随着第三产业发展逐步发展起来，农村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伴随农村居民经济水平改善及消费观转变而逐步优化起来[7]。
5.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改善，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促使农村体育消费市场不断。为了推动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农村居民体育消费行为，清楚认识农村居民体育消费需求，“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树立体育价值观，形成积极体育态度”、“加快农村城镇化，优化农民体育消费”等，积极促进农村体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工商学院）
基金项目：2015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成都市农村居民体育消费及需求调查研究”，项目编号：2015Z18
参考文献：
[1]姚磊，谭明义.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中心镇居民体育消费现状调查分析――以安徽省农村中心镇为调查个案[J].体育文化导刊，2007，（2）：10-12.
[2]李雯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下我国农村体育消费现状的研究[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11，（12）：99-101.
[3]徐现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体育消费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豫北地区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0，（17）：223-226.
[4]郭立平.吉林省农村居民体育消费现状的调查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1）：137-139.
[5]AustralianBureauofStatistics：SportsandPhysicalRecreation：AStatisticalOverview，Australia[M].2008.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篇4
【关键词】实体经济投资居民消费相关性现状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环境中，我国经济要不断发展，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与新的挑战。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的困难，因此，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二者的协调发展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将研究二者的相关性。
一、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涵义
（一）实体经济投资的涵义
关于实体经济的涵义有着不同的观点，其一，实体经济是指除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主要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通信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等，还包括文化、教育、信息、艺术等生产与服务的部门。这些部门保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其二，实体经济是指除金融与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其三，实体经济是指除金融、房地产与证券行业的其他行业。
投资是指将有价值的资产投入到某一经济活动中，从而获得经济回报的行为，主要包括实物、资本与证券投资等。实体经济投资是指将设备、建筑物等进行投入，从而使其具有新的生产能力，并不断增加其社会物质财富与经济总量。
（二）居民消费的涵义
居民消费是指在某一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所的居民在商品与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性支出，这一支出与政府消费组成最终消费。
二、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
（一）实体经济投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
居民消费主要依赖其收入，通过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将使其生产资料的生产有所增加，进而其劳动力的需求将有所增长，随之就业机会的增多，居民的收入也将随之增多，居民再将其收入投入到生产与消费，通过循环往复，居民的收入将不断提升，从而保证了居民的消费。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与经济产品的需求逐渐提高，其消费结构有所调整，实体经济投资的扩大，通过消费品的增多将使其满足居民的需求，并为其消费创造一定的条件，因此，实体经济投资的增加，居民消费也将有所增加。
（二）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的影响
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较大的影响，随着居民消费的增加，实体经济投资也将不断增加，同时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制约作用。居民消费的增加，将使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与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扩大其投资，从而实体经济的投资得以扩大。实体经济投资的基本条件便是消费，主要是由于投资利润是通过消费实现的，投资需求增长受消费需求的制约，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需求，其派生需求为投资需求，同时投资需求也是消费需求创造形成的。
三、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
（一）实体经济投资的现状
目前，我国实体经济投资的现状不容乐观，其中存在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未占优势。其二，实体经济投资在货币方面不足。其三，实体经济行业发展不均衡。其四实体经济投资的环境日益恶劣。
（二）居民消费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不断降低，致使居民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居民的消费在诸多方面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居民消费的能力较低。其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三，公共服务不全面。其四，服务行业发展缓慢。其五，居民消费观念滞，消费基础与消费政策等方面不健全。
四、解决实体经济与居民消费二者间问题的对策
（一）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对策
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因此，要注重其发展。首先，促进实体经济产业的发展，实体经济要不断创新，从而使其资源得到合理的、高效的利用，根据企业发展的需求，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实现其产业的发展；其次，保证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体系要不断创新，从而实现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保证实体经济企业的资金需求；最后，实现实体经济行业的发展，要促进其行业的均衡发展，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制定其市场准入标准，健全经济发展的措施，从而提高实体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二）在居民消费方面的对策
针对我国居民消费不乐观的现状，在居民消费方面，要促进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收入的增长，才能促进其消费；要调整居民收入的分配制度，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要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国家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政府要增加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支持，并要促进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为居民消费提供优质的服务；要保证城镇化的发展、树立良好的消费理念等。
五、总结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有着相关性，文中对二者的涵义进行了分析，并阐述了二者的相关性，增加实体经济投资将促进居民的消费；居民消费对实体经济投资有着制约作用。同时，文中分析了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对策，相信，随着对二者问题的有效解决，实体经济投资与居民消费都将获取较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裴洪梅.我国实体经济投资于居民消费的相关性研究[D].西南大学，2011.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篇5
关键词消费主义正常性消费区别
消费主义（consumerism）始于19世纪，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使西方资本主义告别短缺经济进入了过剩时代，生产对消费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消费不仅决定着生产，而且更决定着生产循环和再生产。刺激消费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促销花样手段不断翻新，使得19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步入消费社会，作为一种主流价值取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遍及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逐渐蔓延于世界各个角落。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西方思潮涌入，消费主义逐步开始影响我国，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一、消费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一）消费主义的内涵
消费与人们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马克思说过“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的”。消费（consumption）长期以来理解为“用尽”、“耗费”。18世纪中期后，成为与生产（production）相对而言的概念。如今，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消费指人们在生产与生活中对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动力和劳务进行消耗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生产消费指生产过程中工具、原材料、燃料、人力等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消耗，是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一，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个人消费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对各种物质生活资料、劳务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是人类生存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狭义消费指个人消费。个人消费具有两重性，即具有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性质。一方面，人们消费各种消费资料和劳务来满足生理和心理需求，如消费食物来解除饥饿，消费衣物来预防寒冷等，这反映消费的自然过程。另一方面，人们消费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它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地进行，因而人们的消费活动具有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
通常人们所讨论的“消费”指狭义上的消费，即个人消费。在个人消费中，生活消费是最终消费，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原来意义上的消费”，消费真正目的所在，即人们每天消费已经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包含劳务资料）来满足自己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消费行为，它直接与劳动力再生产相联系。通常情况下“消费”指生活消费，这里所指的消费主要指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继续生产所进行的消费活动的总和，它是一种需求得以满足和实现的过程。
消费主义是一种崇尚和追求过度的占有和消费来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以及在这种价值观念支配下的行为实践。它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观念，也不是一种单纯的行为实践，而是两者的结合。作为一种推崇消费之上、享受之上的社会思潮，以追求过度消费作为满足自我和人生目标的价值取向，并在此价值观念支配下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无度消费作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学者王宁认为，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消费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的需求与满足，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
现代消费社会中，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之间关系已经背离的越来越远，商品和形象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不断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实现着一种欲望的满足，而不再是单纯需求的实现。法国社会学家波德里亚认为，消费此时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承担着一定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功能。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是自我推进的。
（二）消费主义的特征
一是鲜明的物质主义特征，物质主义把人的全部需要都建立在对物质的追求和渴望之上，表现为享乐主义和对物质的无限追求。特别重视对物的占有和消费。
二是突出的象征符号特征，消费主义除把物质商品看成“物质”外，更多把商品看作是一种代表身份或者地位象征符号。物质消费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做是高质量生活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三是极强的感染特性。通过有形物质消费达到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外显行为很容易引起人模仿，且一旦接受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就难以摆脱，容易失去理性判断力和批判力，把物质消费这种虚假的需求（desire）当做人类和个人的生存本质。
二、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
正常性消费是为需求而消费，是一种必需，是生产和生活得以延续的根本；而消费主义，已不仅仅是为了需求的消费，更侧重于为了消费而消费，以便通过这样的消费达到一种身份的彰显和虚荣的满足，是一种欲望膨胀的表达，消费不是一种生存和生活的必需，消费成为了一种手段，满足的是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关键看是否超过了“度”，消费中超过了“度”就是消费主义，否则属于正常消费。怎样认识和把握消费主义中的“过度”，卢嘉瑞认为，就个体而言消费中的“过度”包括：超过本人或家庭支付能力（包括信贷力）的消费；浪费性消费，包括占用大量物质财富而不消费或很少消费和某些少数人侵犯了大多数人利益的消费；超过规定标准的消费；影响和危机到了人们正常工作和身心健康的消费。只要没有超过上述限度的消费，均属正常消费，理应得到支持和保护；而过度消费才是消费主义，必须反对。
笔者认为，消费主义与正常性消费临界点的“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心理需求过度，另一方面消费行为过度。消费心理过度指消费心理超过实际的消费需求，即消费满足的已不仅是实际需求，而且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的膨胀，一种虚荣心的增长，一种身份的彰显。“传统心理学把‘需求’界定为一种状态：一旦需要得以满足，这种紧张状态就会最终消灭。在消费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需要恰恰相反，它即使得以满足之后也不会消失――如果可能的话，它将变得更加强烈”。在消费社会中，消费目的已经不限于需求的满足，穿衣不仅仅为了御寒，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当丰衣足食之后，人的需求并没有得以实现，或者说人的消费需求已不再是这些，而已经膨胀到消费本身就是目的，消费成为了满足异化需求的手段。
消费行为过度指消费行为超过了自身实际消费力。马克思对消费力有两种解释，一是人们消费各种物质资料和劳务的能力，称为绝对消费力；二是人们购买消费品的支付能力，称为社会消费力。绝对消费力指人的实际必要的需求，就像人必须穿衣遮体御寒，必须吃饭维持生命体的健康运行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社会消费力是符合个人购买力的消费，就是指与个人的收入水平相符的、在个人支付能力承受得起的范围内的消费。符合个人消费力的消费在合理消费的“度”之内，均属于正常性消费，必须同时满足绝对消费力和社会消费力两个条件。很多有钱人具有充足的社会消费力，但属于挥霍浪费的消费，这种消费导致社会资源闲置，造成了社会供需的结构失调，造成社会贫富悬殊之间矛盾的激化，是一种典型的消费主义，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杜绝。合理消费指在自己的支付能力或者信贷偿还能力承受得起的范围内，而且是自己的绝对需求或者真实所需，所占有的消费品不会闲置，也不至于挥霍浪费。
三、消费主义与消费行为分析
（一）消费主义与刺激消费
在我国，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2009年受全球金融风暴影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放缓，国家明确提出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方式带动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然而有人误认为，政府提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是在提倡消费主义。其实，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并不是提倡人们为了消费而消费，不是提倡人们不顾自身消费力（实际需求和消费力）盲目消费。中央扩大内需政策所采取的诸如“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惠民生、促消费政策，有效激发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了家电、汽车、住房、节能环保产品等行业的生产和结构调整，使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我国经济稳步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出口没有明显回升前提下，扩大内需，扩大居民消费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意义，这对解决生产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有着重要影响。可见，刺激消费实际是保障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国家经济稳步回升的战略举措。
（二）消费主义与品牌消费
品牌消费在消费主义中的突出体现是以符号消费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和为追求品牌自不量力的盲目消费。符号消费是消费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特征之一，指在消费中忽视商品的实际效用，更多地把商品当做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消费此时作为一种交流体系，承担着一定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功能。而在实际消费中，这种符号的具体化身就是品牌。以符号为载体的炫耀性消费和为追求品牌自不量力的盲目消费都是消费主义的表现，是不合理消费。
通过正常性消费与消费主义的区分标准来衡量判断，前者属于消费需求的过度，而后者则是消费行为的过度。所以，这两种消费都是应该反对的。笔者并不是反对所有的品牌消费。品牌本身是一笔价值巨大的无形资产；品牌往往又是质量的象征，因而名牌产品特别是国际名牌都有着耀眼的光环，受到消费者趋之若鹜的追捧，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人们偏好或享用名牌产品，是一种社会进步，是社会发展、物质丰富、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体现。所以，品牌消费不是一种炫耀性消费，确实让人们感到放心和舒心的消费。在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都适度的情况下，消费者追逐名牌才是大势所趋，必须正确区分品牌消费与消费主义。
四、消费主义与超前消费
超前消费是拿将来挣到的钱提前进行消费。借贷消费是最典型、最普遍的超前消费。超前消费――“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这是消费主义的显著特征之一。消费社会的符号性、物质性和享乐性的本质使得人们尽情陶醉于消费带给他们的虚荣心、攀比心理满足，人们通过符号消费彰显身份、地位和价值，在这种消费理念下，大多数人在透支、负债的情况下过着一种纸醉金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这种消费方式就是应该反对的超前消费。
然而并不应该反对所有的超前消费，在经济繁荣时期，借贷消费有一定好处，在消费者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贷款提前享受自己所期望的生活，它又可以刺激消费，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消费者一般也能通过固定收入来源还贷，因为经济增长了，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偿还贷款不成问题。但即便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也不能盲目提倡超前消费，必须把握政策消费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度”。除了满足消费需求的度外，更重要的要符合消费力方面的度，尤其是社会消费力的度，要量力而行。这个“力”就是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下形成的购买力和信贷力，突破了购买力和信贷力的约束盲目追求高消费，这种超前消费会对个人和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必须反对。而在符合收入约束和信贷约束下形成的购买力和信贷力并不应该反对这样的超前消费。
五、消费主义与高消费
消费主义宣扬“消费是人生的终极目标”的文化思想，视消费为自我满足的根本途径，把自身愉悦建立在无节制地花钱、追求物质消费的奢华上，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新潮和前卫。在消费社会中人们往往通过消费的高低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大小。然而，高消费并不一概都是消费主义，不能一概反对和限制。高消费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继续扩大所产生的一种现象。由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然而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两极分化已是不争事实，社会分层因此而加剧。社会经济结构多层次化决定了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而消费群体的多层次化又必然表现为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的多层次化。
高收入阶层（这里指诚实劳动获得合法收入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高于中、低收入阶层，其消费水平自然也高于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高消费是很正常的行为。对这种高消费不仅不应当反对和限制，而且要给以鼓励和支持，积极为他们拓宽高消费的领域和空间，根据他们的需要提高各种消费的档次。有需求就可以供给，要供给就必须生产、扩大再生产和生产创新。这样做，既增加了就业，又扩大了需求。必须区分高消费与消费主义，应该把握正常消费与消费主义“度”，在适度合理消费需求引导下，符合自身消费力情况下的消费，即使高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水平，只要属于正常性消费，而不应一味地反对和抵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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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远.大学生消费问题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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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宁.消费社会学[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1篇6
［关键词］怀旧消费者怀旧物质主义
一、怀旧的相关概念
1.怀旧的定义
怀旧一词最早源于瑞士医生JohannesHofer（1688）对瑞士商人在海外经商时出现的身心不适症状的描述。他认为怀旧本质上是一种脑血管疾病。Scheuchzer（引于Davis，1979）认为这种疾病是由于气压的不同导致的身体承压过大，进而影响从心脏到大脑的血液的流动而产生的情绪上的抑郁引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怀旧被认为是生理上的疾病或者紊乱。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学者提出怀旧是一种精神异常（psychiatricorpsychosomaticdisorder），其伴随的症状有焦虑、悲伤、脆弱、厌食、失眠和发烧等（Havlena和Holak，1991）。
在20世纪后半期，学者开始将怀旧区别于思乡病。Davis（1979）在研究中发现大学生在描述怀旧的时候用到的词语更多表现为“温暖、旧时光、孩童时期、向往”等，而不是“想家”。学者们认为思乡病和怀旧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前者表现为伴随着离家、新到某地（求学、出国、搬家等）等情况下产生的心理障碍，而后者指的是人们对过去的一种向往，这种向往也有可能是对故乡的思念，但绝不仅限于此。并且怀旧并不是仅限于某个人群才有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怀旧是一种普遍的体验，可能跨越人的一生的各个阶段。
将怀旧定义为一种情绪已经在该研究领域内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怀旧情绪的倾向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苦乐参半的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同。怀旧体验是积极的甚至是幸福的。Davis（1979）认为怀旧是对过去的正面向往，怀旧体验涉及到对过去的魅力、快乐、开心、满意、幸福和爱的回忆，怀旧感几乎不会跟诸如不开心、挫折、失望、厌恶、羞愧或侮辱等负面词汇想联系。Batcho（1995）也认同这一点，认为怀旧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
也有学者（Ortony，Clore和Collins1988）认为怀旧是健康情绪中的负面情绪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怀旧是压抑的失望的情绪。Peters（1985）等学者都认为人们怀旧的时候，往往会发现过去的美好一去不复返，从而对现状感到更加的无奈和伤感，人们意识到过去想要的事物已经彻底的失去了，因此怀旧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将怀旧归为一种复合情绪的学者认为怀旧是一种苦乐参半的情绪，Johnson-Laird和Oatley（1989）将怀旧定义为包含着失望的积极情绪（引自Sedikides，Wildschut和Baden，2004）。他们认为怀旧以高水平的认知评价为特征，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怀旧是与幸福相关的情绪，然而同时会引起悲伤因为怀旧的时候会意识到过去的美好再也不可能重温。Wildschut等（2006）认为怀旧是积极情感的储藏所，是一种伴随着伤感的快乐情绪。怀旧不是一个单纯的享乐体验，它是积极情绪主导的，苦乐参半的体验。
Holbrook和Schindler（1989，1991，1994）将怀旧引入消费者研究领域，他们在心理学对怀旧的研究基础上，提出消费者怀旧是一种对事物的喜爱，而这些事物通常是人们年轻时盛行的。怀旧是或伤感或幸福或苦乐参半的感受。
2.怀旧的类型和层次
怀旧有不同的类型。怀旧既可以分为个人怀旧（PersonalNostalgia）与共同怀旧（CommunalNostalgia）（Davis，1979），也可以区分为个人怀旧与集体怀旧（CollectiveNostalgia）（Holarkhe和Havlena，1992；Baker和Kennedy，1994）。这两种区分不同的在于前者是从个人和社会的层面提出，从个人或集体经历的角度考虑。根据Baker和Kennedy（1994），集体怀旧是对一种文化、一代人或一个民族的过去产生的或伤感或苦乐参半的向往。
这些学者也从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经历来研究怀旧的类型。Davis（1979）提出，来自于个人的直接的真实的经历是真实怀旧（RealNostalgia），来自于间接经历的怀旧则是代际怀旧（IntergenerationalNostalgia）。Havlena和Holarkhe（1996）提出个人怀旧、文化怀旧（CulturalNostalgia）、人际怀旧（InterpersonalNostalgia）与臆想怀旧（VirtualNostalgia）的概念，文化怀旧即个体的怀旧来源于文化群体中与他人共享的记忆，人际怀旧即源自于人际接触而产生的个人而非集体性的间接经历，臆想怀旧则是指间接的集体经历。Goulding（2002）提出同感怀旧（VicariousNostalgia）的概念，并认为同感怀旧具有社会性个人偏好，是一种习得情感。
怀旧具有层次性。Davis（1979）将怀旧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简单怀旧（SimpleNostalgia），只是简单地表达对昔日美好时光的向往，单纯地想要回到过去，认为过去的日子比现在好。第二层次是反思怀旧（ReflexiveNostalgia），不只是沉缅过去，对过去进行分析与质疑，而是对单纯的怀旧内容产生批判性的调查，也对引发怀旧情绪的对象与怀旧主题做自我意识的调查。第三层次是解释怀旧（InterpretedNostalgia），更多地思考怀旧体验，探索对怀旧的解释。反思怀旧和解释怀旧的区别在于前者分析过去，而后者分析怀旧反应本身。
3.怀旧的引致因素、对象及心理功能
怀旧可以由与最近或者久远的过去相联系的外部刺激引发。这些刺激可能是社会性的（如，朋友、家庭成员、野餐、生日聚会或者失去爱人等），也可能是非社会性的（如，物品、音乐、气味、产品等）（Havlena和Holak，1991；Holak和Havlena，1998；Holbrook，1993，1994）。怀旧也可以由刻意的思考引发，如个体在思考某事物的时候有可能引起对过去的向往。
Sedikides，Arndt和Routledge（2006）在实验2中初步验证了怀旧的引发因素是负面情绪，实验中38%的被试由于负面情感状态激发了怀旧。研究中还发现感知输入和社会交往是引起怀旧的另外两个重要因素。该研究者在研究3和研究4中还将负面情感进一步细致到具体的状态，其中最易引起怀旧的是孤独感。
怀旧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一般的。在最具体的层面时，怀旧涉及一个直接的、个体的体验，我们将这体验称作个人怀旧。而对一个组织的依恋等情感则是组织层面的怀旧。在最一般的层面时，怀旧对象可以是整整一代人，也可以是某个特立独行的一群人的文化，还可以是某类文化的某个历史时期（Batcho，1995；Holbrook，1993）。
怀旧有很多功能。Sedikides，Wildschut和Baden（2004）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总结出怀旧的三大生存功能，分别是巩固和强化自我身份、重生和维持意义感以及维持和促进社会联系。在Sedikides，Arndt和Routledge（2006）的实证研究中，怀旧被证实具备心理学功能。怀旧能够促进积极情感的产生，即个体通过怀旧增强对现状的积极情感。怀旧能增强个体的自我意识，即怀旧能够促进个体提高自尊意识，自我感知水平更高。怀旧还能重新点燃个体与他人的社会联系，强化关系纽带。
二、怀旧与消费者行为
Holbrook和Schindler（1989，1991，1994）将怀旧引入消费者研究领域，并对消费者行为领域内的怀旧进行了较多的实证研究。
1.怀旧的测量
对消费者怀旧测量的研究中，采用最多的是Holbrook（1993）开发的怀旧测量量表，他为了研究怀旧倾向作为一种心理测量变量（PsychographicVariable）在同一时间的相同人群中不同的潜在作用，首先开发了一个含有20测项的怀旧倾向量表，采用9级数字量表来测量怀旧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8个题项的怀旧倾向量表，并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
此外，Pascal，Sprott和Muehling（2002）开发了一个含有10个测项的怀旧测量量表，来测量被调查者对柯达和东芝两个品牌的广告的感觉。Baker和Kennedy（1994）利用6题的问项，请被试回答同意或不同意，李克特五点尺度量表来测是被试看完广告后所唤起的怀旧情绪。这些研究表明现有的怀旧相关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适用性，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2.怀旧与消费者特征
怀旧与消费者年龄。Holak等（1992）认为，怀旧情绪发生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但最容易发生在中年和退休之后，并且怀旧情绪在过渡阶段表现得尤为强烈。Holbrook等（1994）的实证研究表明怀旧是一种稳定个人心理的倾向，与年龄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Goulding（1999）的定量研究也表明，怀旧尤其是个人怀旧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经历的情感。Goulding（2002）的定性研究则显示，深度怀旧体验的产生与消费者年龄认知相关，而不是同实际年龄相关。
Reisenwitz，Iyer和Cutler（2004）研究发现怀旧倾向同年龄显著相关，其中个人怀旧倾向与年龄显著正相关，而社会怀旧倾向则同年龄显著负相关。Brown（2003）甚至指出，对不同年代的人采用怀旧情绪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方法。
怀旧与消费者性别。关于消费者怀旧的性别差异，目前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结论。Davis（1979）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加怀旧，Reisenwitz，Iyer和Cutler（2004）的研究则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加怀旧，而Sherman和Newman（1977，1978）认为男女之间在怀旧倾向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他们确实发现年长的女性同年长的男性一样倾向于拥有某些珍惜的事物，不过这些事物类别有所区别。女性所珍惜的事物往往是如照片这样与某些特殊意义联系的物品，男性则偏爱珍惜消费物品，如汽车。Sedikides等（2004，2006）及国内学者周欣悦（2008）等的研究中运用实验操纵的办法测得被试的即时怀旧强度发现个体的怀旧程度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
怀旧与消费者偏好高峰。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消费者的怀旧倾向往往可以追溯到青春期和成年早期的阶段（Davis，1979；Havlena和Holak，1991）。Holbrook和Schindler（1989，1993，1994，1996，2003）通过多项定量实证研究发现，怀旧通过影响消费者的口味来影响消费者偏好，消费者偏好的高峰期往往出现在青春期末或者成年期初。研究表明，消费者对音乐、电影、时尚模特、影星及汽车等的偏好都有一个总体上表现一致性的高峰期，并且在时尚模特、影星及汽车的偏好高峰上存在性别差异，其中个体的怀旧倾向起调节作用。
3.怀旧的营销学应用
怀旧在社会学与心理学不断被提起之后，营销学界开始有学者运用怀旧来预测消费者的行为。Stern（1992）从引发怀旧情绪的刺激物探讨世纪末怀旧的情况；Holbrook和Schindler（1996）则从音乐的偏好，研究不同个体怀旧倾向与年龄的关系。怀旧的营销学应用目前已经取得较多研究成果。
怀旧与品牌。Zimmer，Little和Griffiths（1999）定量研究发现，怀旧倾向和独特性需求对消费者认知历史品牌战略（HistoricalBrandingStrategies）产生影响，即对于高怀旧倾向者比低怀旧倾向者（独特性需求高者比低者）更适用历史品牌战略。他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两种历史品牌战略，分别是虚构历史品牌和怀旧品牌战略。前者指为新推出的产品虚构几十年前的背景或历史传统，从而建立真实性和可信度。后者指对新产品采用熟悉的联想手法或树立“古老”的形象来唤醒消费者的怀旧情感和记忆。
怀旧与广告。Unger等（1991）确定了怀旧电视广告的七个维度，并且认为食品和饮料广告比其他产品广告更能包括怀旧元素。Baker和Kennedy（1994）的探索性研究表明广告引起的怀旧程度与广告喜爱度显著正相关。Neeb，Faier和Unger（1989）测试了怀旧和非怀旧广播广告的沟通效度，发现怀旧广告可以产生更多的回忆和偏好。Pascal，Sprott和Muehling（2002）定量研究发现能够引起消费者怀旧情绪的广告，可以促进消费者对广告、品牌的态度及购买意愿。
Muehling和Sprott（2004）研究发现怀旧广告能比非怀旧广告产生更多的正面怀旧情感和负面情感。怀旧广告能比非怀旧广告引发更显著的正面广告态度和更积极的品牌态度，而且这些结果在性别和年龄上没有差异。
另外，Menon和Johar（1997）研究了广告中产品体验和个人体验的影响作用，其中个人体验涉及到消费者的怀旧体验。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经营者在广告中应更多的应用怀旧因素，因为怀旧因素作为个人体验因素，与消费者自身评价密切相关，更倾向于提取积极体验从而形成积极的广告态度和品牌态度。
怀旧与娱乐消费。怀旧不仅与消费者的日常消费行为紧密相关，大量研究发现怀旧还会影响个体的娱乐消费，如历史文物消费或历史遗迹旅游消费或对历史博物馆的参观行为，甚至运动项目相关消费等。Goulding（1999，2001）以老年消费者为对象考察了他们的历史遗迹旅游行为。研究发现怀旧是影响他们的历史遗迹旅游行为的重要动机性影响因素，并区分了“娱乐性”和“生存性”两种怀旧反应。Chun，Gentry和McGinnis（2004）以日本和美国为对象研究了跨文化背景下棒球迷仪式化过程中的文化差异，证实了怀旧对运动迷们的体育消费行为的愉悦程度的重要影响作用。总之，怀旧对消费者的行为影响涉及方方面面。
怀旧与物质主义。Rindfleisch，Freeman和Burroughs（2000）认为怀旧与物质主义是负相关的关系，他们指出从时间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怀旧是以过去的时间为导向的，而物质主义则是现在和未来导向。同时，怀旧和物质主义对消费者与他们的所有物之间的象征性互动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前者追求的是私人符号而后者则追求公共意义。关于这一结论研究者在其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部分支持。Steenkamp，Hoisted和Wedel（1999）在探讨跨文化背景下消费者创新的影响因素时发现怀旧和物质主义对消费者创新的作用方向是相反的，即怀旧倾向越高消费者创新水平越低，而物质主义越被看重消费者创新水平越高。我国学者何佳讯和秦翕嫣（2008）通过实证调研也发现了物质主义与消费者怀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目前，关于怀旧与物质主义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三、小结
综上，目前关于消费者怀旧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的一些特点和不足：
1.对于怀旧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大部分都是从消费者所消费的产品或品牌所具有的怀旧元素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目前鲜有研究从消费者自身的怀旧情绪角度出发探讨怀旧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对于怀旧到底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了消费者的品牌评价没有明确解释。未来研究可以以此为方向进一步探讨。
2.怀旧与物质主义的关系在很少文献中有所提及，但是通过实验的方法直接测量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没有。综合以上，对于怀旧与消费行为中的诸多因素产生关联，然而现有研究仍然没有完全清晰的解释和说明，未来研究希望可以通过更多实证的方法廓清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
3.国内对于消费者的怀旧相关研究已经有所涉猎，但是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相对欠缺，国内学者可对此领域展开更多探究，发现国内消费者怀旧与国外消费者怀旧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从而为企业走向国际化提供更多营销建议。
越来越多的商家运用怀旧营销的策略来吸引广大的消费者，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怀旧营销的溢出，避免怀旧营销的负面影响是企业必须思考的重要战略问题。因此，了解国内外的消费者怀旧相关研究有助于企业识别相关因素，从而更好地将怀旧营销策略应用与实践当中。另一方面，国内外营销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关注消费者怀旧，从哪些方面拓展对怀旧营销的认识也需要我们掌握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参考文献：
[1]何佳讯秦翕嫣杨清云王莹：2007."创新还是怀旧?长期品牌管理“悖论”与老品牌市场细分取向――一项来自中国三城市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11
[2]何佳讯秦翕嫣：2008."中西价值观碰撞:消费者的物质主义,怀旧倾向与中外品牌态度."2008年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年会文集(经济•管理学科卷)
[3]卢泰宏高辉：2007."品牌老化与品牌激活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9(002):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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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ichins,M.L.,andS.Dawson.1992."Materialismasaconsumervalue:Measuredevelopmentandvalidation."JournalofConsumerResearch19(4):303-316
[6]Rindfleisch,A.,D.Freeman,andJ.E.Burroughs.2000."Nostalgia,materialism,andproductpreference:Aninitialinquiry."AdvancesinConsumerResearch27:36-41
[7]Holbrook,M.B.,andR.M.Schindler.2003."ACADEMICPAPERS:Nostalgicbonding:Exploringtheroleofnostalgiaintheconsumptionexperience."JournalofConsumerBehaviour3(2):107-127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篇7
【关键词】产品；召回制度。
一、产品召回制度的法理基础。
（一）产品召回的概念。
产品召回是指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为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避免安全隐患，监督生产者，而对缺陷产品召回并对其改造的制度。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产品召回制度与他的关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围绕消费者的生活需求，规定了一些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规定了生产者应该遵循的义务，而且基本上涉及了方方面面。不仅在规定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方面比较具体，而且规定了生产者的一些义务。有利于消费者权利的实现。
在产品损害责任的承担方面，对其做了详细的规定，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好的操作。
首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台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其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有一些有关产品质量法律问题的规定。对于正确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第18条第2款规定了如果产品存在缺陷，即使消费者使用了正确的方法，该种产品仍然可能对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安全造成损害的，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制止这种侵害。生产者向相关部门报告此项问题。该条规定产品质量问题比较笼统，但也体现了产品质量法的一些本质的特征。
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二者互为补充。
二、产品召回制度的理论依据。
（一）经济学理论。
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消费需求多样化，消费终于取得了决定生产的主导地位，与此相对应，消费者取代生产者成为引导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二）法哲学理论。
召回制度是尊重人权的体现，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相对意义上的正义允许人们实现一种有差别的公平和公正，而不是绝对的公正。使得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实现。照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承认这种差别的同时如何使得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是我们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三、产品召回的义务主体与对象。
（一）召回的义务主体。
产品召回的研究问题上需要重点考虑产品的召回义务主体。
义务主体主要是指因缺陷产品造成消费者的损失的责任承担主体。笔者认为，产品缺陷在进入流通领域之前由产品生产者承担召回责任。如果仅仅将产品缺陷责任归于生产者，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可能出现销售者未尽到自身的义务，而造成消费者安全隐患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责任归于生产者明显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如果谁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消除危险，却没有采取措施，谁就承担相应的责任。就生产者自身而言，严把质量关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从而有效防止了安全事故的发生。
另一方面产品投入流通领域以后，销售者应注意流通环节的检验义务。如果经营者在销售环节出现了问题，也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二）召回的对象。
从各国的召回制度看，被召回的产品不是假冒伪劣产品，也不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而是有缺陷的产品，那么落脚点就在“缺陷”和“产品”上面。要完善我国的产品召回制度，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产品召回制度中的“产品”范围；二是统一“缺陷”的认定标准。
产品质量法的产品所涵盖的具体范围不包括平常的农产品。；产品质量法也没有将服务列为其具体调整的范围。但服务的经营者提供的产品受其规范。
四、我国的现状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不断改进。
我国产品质量法中的缺陷具体是指产品对人身或财产造成的损害。如果我国有具体的行业或国家参照标准的，采取相应的标准予以调整。具体的标准规范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参考价值。
我国对于产品缺陷的定义规定有些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而关于如何确定产品存在的缺陷标准一方面是指产品不符合其对应的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而对人身或财产造成的损害。若产品符合其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能否在造成损害时，消费者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责任。
笔者建议，我国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的时候，要统一缺陷产品的认定标准。应当将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危险作为判断标准。
五、产品召回的方式。
（一）产品召回方式的具体规制与分析。
尽管各国对召回的方式种类很多但基本上都能归为是自愿的召回还是强制的召回。
美国的召回方式为自愿召回为主的方式，也就是由企业自主的对这部分产品进行召回，而不需要政府或相关部门对其强制。
而一些欧洲国家采用强制认证的原则下，进行自愿召回，这种方式生产者的主动性不占主导地位，而由政府占主导地位。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第9条规定了缺陷产品的召回有两种主要方式，主要是生产者主动召回和主管部门强制召回。生产者在发现产品有缺陷时，可以通过自己召回，也可以通过由主管该企业的部门通知其召回的方式。一些消费者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反映产品存在的缺陷，或者一些相关的主管部门通知其存在缺陷，可召回计划在主管部门备案后，按照法定的程序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造商明知汽车存在缺陷，仍然通过欺诈、隐瞒的手段，而不将其召回或者以不合理的方法来处置这部分汽车，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来强制其召回。
（二）通过合理方式完善我国的产品召回。
现有的方式为自愿召回与强制召回相结合。当企业不召回时，如果目前的督促手段对违法者起不到提示的作用，利益损害得不到最及时的救济，也不利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保护。但如果政府强制召回介入的因素太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是不利的。而且不利于搞活市场经济，激发其内在的因素。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比较成熟的召回方式，“强制认证，自愿召回”式和“自愿认证，强制召回”的方式，采取的都是认证与召回相结合的方式。
（三）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适用的条件。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责任主体应该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者或销售者在主观方面存在故意或者过失。通常实施了有损于消费者的行为。而且对其使用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必须在消费者提起有关赔偿性诉讼时才可以使用。
2、赔偿金额的确定。
在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时，应当从下面一些要素进行分析：
（1）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观方面有无故意或者过失的程度；（2）该产品的缺陷造成了实际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害，还应考虑受害者的精神损失；（3）企业的财务状况。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1987.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分化和演变的企图一直都没有停息过，只是在军事和经济等手段失灵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加隐蔽有效的方法———消费领域的文化渗透。他们凭借各种先发优势，借助传媒的示范作用，竭力将西方的消费方式树立为幸福生活的标尺，把裹挟西方价值观念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打包兜售给中国，以此来分化、弱化和转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地位，破坏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这种悄然的文化侵袭势必会对我国文化建设系统的有序运作和良性循环带来严重的甚至是功能性”损害。
（一）利用经济手段植入西方文化，我国文化安全维护难度空前增大:消费主义语境下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入侵的主要方式是，凭借各种先发的优势，利用经济手段植入其文化价值观、通过文化贸易进行文化渗透。以消费为媒介的经济领域的文化入侵，使我国文化安全的维护难度空前增大。其实，消费和消费品原本并不涉及价值因素，问题在于，消费主义分析语境下的消费不再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更加关注商品背后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消费主义逐渐地将人们的消费欲望转移到经过编码后的商品符号价值及其象征意义上，因而人们购买商品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且不断膨胀的欲望所形成的虚假需求”，消费者在这种欲望循环”中不断完成商品符号系统的文化解码和实践认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知识技术而言，我国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劣势，因而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植入文化就有机可乘，此种情形下，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就成了幸福生活的当代指称，消费主义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消解着我国的民族文化。同时，伴随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的逐渐开放，消费主义隐藏在广告宣传的背后，通过传媒示范的作用，建议或怂恿人们消费某种商品，使得经过选择的西方社会价值观一再被大众消化吸收，从而按照他们所设计或希望的模式向中国成功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等，形成对中国的文化侵蚀。我国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维护手段已难以应对来自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挑战，面临集体失语的危险。
（二）利用网络传媒削弱我国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体系的深层主题，其重要表征和条件就是国民对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感。在现实社会中，文化的认同感、整合能力是政治得以克服地理上的离心力并使其超越一般的政治组织成为一种可能。而文化安全与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形成高度一致的认同。只有这种认同，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能力。这种整合能力是一个国家兴盛所需要的凝聚力程度的表现，更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石。”［1］在消费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通常利用网络传播的话语权优势，通过营造国际流行的时尚和明星的消费示范等娱乐文化来宣传他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宗教传统等，严重冲击和消解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同时，长期接受西方文化信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逐渐受到影响，这在客观上弱化了我国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当今中国，只要你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一旦西方节日来临，媒体和网络都会不惜版面大肆炒作、极尽渲染之势。毋庸置疑，这种做法的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甚至缓解了消费者的工作压力，为他们送来了欢声笑语。但是，受这种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在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中迷失了自我，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在消费社会似乎已无立足之地，显得无所适从。由于这种新的文化渗透方式极具隐蔽性和快捷性，所以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价值观的扭曲和错位。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来抵制正统、以嘲弄的口吻来否定理想、以游戏的姿态来看待人生、以狂欢的方式来放纵自己”，［2］他们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是极其危险的，它给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消费主义的这种文化渗透方式，不但会削弱我国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还会摧毁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精神力量和主体人格，因而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不容忽视。
（三）以文化贸易为突破口大力推行文化输出战略，引起反向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贸易的发展为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入文化产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们以跨国公司为前沿阵地，大力推行文化渗透战略，使其文化和价值观依附文化贸易的形式穿越国界渗透着尚未发展成熟的我国文化产业。大量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必将培养出西方文化风格的消费群体。同时，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标准方式将会伴随着我们国民的消费过程被系统地植入我们的文化之中，继而消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像法国思想家担忧的那样，通过电影，人们会逐渐熟悉美国的产品、美国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将会对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失去尊敬”。［3］更为糟糕的是，进入我国的海外跨国文化公司，不但会改造其子公司所属员工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同时还会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进而导致我国国民生活方式的日渐西化”。因此，在消费主义的介入下，意识形态成功地征服了消费者，并使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活动成为认同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实践”。［4］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正确面对的严峻现实。一旦我们失去对本土文化的尊敬和认同，消费主义势必会诱使人们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方面日益趋同，这些无疑都严重冲击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5］这种反向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将严重威胁我国的文化安全。
当前实现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路径
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我国文化安全状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找到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路径，无疑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当代重要议程。
（一）建立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统一战线，确保核心价值安全: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文化的多元交融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的社会成员每天都经历着主流思想和多元文化的交锋，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经受着痛苦的思想挣扎。显然，仅仅依靠对外防范来是绝不可能实现文化安全的。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化解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状态，成为问题的关键点。在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路径上，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但归结起来，至少有一点是普遍共识，那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统一战线。当然，马克思主义绝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空洞的领导者，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榨取’被领导的思想体系中一切不可辩驳的合理成分，使之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里面，变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的文化力量”。［6］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权不是要绝对地排斥其他文化，显然任何文化对抗都不可能长久实现文化安全。要使社会主义文化保持合理的弹性和张力，在解释外部条件的可观察到的变化时保持灵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从而赢得成员的持续认同与忠诚”。［7］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才能以优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回应、平衡西方政治价值体系的冲击”［8］，确保我国核心价值的安全。#p#分页标题#e#
（二）培育创意型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竞争力，把握文化评价话语权:凭借先发的各种优势，利用经济手段植入西方文化、通过文化贸易进行文化渗透是当前消费主义语境下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入侵的主要方式。显然，文化产业和世界话语权的强弱已经成为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增强国家的文化产业实力，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首先，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立足开发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出能够引领时代风尚的具有原创价值的高端文化产品。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意图能够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于低端位置，创造出的文化产品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热切需求。因而，我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在结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以创意型文化产业为发展重点，创造出更多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品。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管理体系是否健全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文化安全，关系着能否抵御消费主义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袭。在具体做法上，可以试点建设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决策咨询机构，承担国家文化安全形势的实时监控和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工作，统一协调处理文化安全管理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文化安全危机的处理。同时应该确保公民有序参与文化安全管理系统的构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体制的效用。最后，要注重实现文化产业的开放融合。一种文化要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和理解就必须让这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而中国文化只有坚持开放融合，才能实现这个夙愿。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学会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化风格进行巧妙的文化转换。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篇9
从一个特定角度讲，所谓消费社会，就是一个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关注超过对其实用价值关注的社会，而所谓符号价值，也就是指一件商品对个人身份的标志作用和修辞意义。因而，我们可以说，消费社会中一些人对符号化商品的饥渴症，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是紧密相连的。职是之故，虽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一视同仁地向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发出了呼唤，但是，对于那些拥有稳固的社会身份，且他们自己对此有明确认知的阶层和群体来说，他们几乎不受其影响，如贵族和底层。相反，对于那些社会地位正处于模棱两可的不定状态的中间阶层来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尤为巨大，他们的消费欲望也表现得尤为强烈。根据布尔迪厄的分析，“基本的生存状况的差异产生了‘奢侈的趣味与必需品的趣味之间的一个基本对立’，也产生了其经济状况允许其追求身份差异的行动者与不能有这种奢侈的行动者之间的对立”（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P190）。“新穷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处于中间阶层，因而，与下等阶层的置身事外不同，他们更容易被吸引到这场身份区隔的游戏中，并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分子。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穷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使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去避免与社会下等阶层相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足够的资源去培育上等阶层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尴不尬的社会处境使他们热衷于（也只能够）依靠零星地采撷一些符号化的商品，来完成个人社会身份的区隔和认同。
“新穷人”的身份焦虑既与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他们自我身份想象的破产所导致。一方面，“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如拉斯奇所分析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状况一样，“有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穿着西装革履去上班而被委婉动听地称为中产阶级，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已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很多白领工人的工作并不比蓝领工人的工作更需要技术，而且所得报酬也不如蓝领工人。这些工作既不能给人以身份，又不能给人以安全”（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76）。如果说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见证了白领阶层的衰落，那么，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同样的趋势也正在启动，“新穷人”的身份认同也开始遭遇同样的无奈和失落：曾经，对白领生活的华丽想象流行一时，现如今，它却早已坠落于现实的冷硬地面之上。对此，我们可以认为，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虚假矫情和电视剧《蜗居》的真实沉重之间的对比，恰如其分地丈量出了白领的身份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是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期待和幻觉，另一方面是堕入下层社会的无情趋势，面对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消费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它不仅安慰人们“穿什么就是什么”，告诉人们个人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为人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结构差异性的符号化商品，任人选择，身兼两职地扮演起心灵按摩师和解围之神的双重角色。因而，消费受到“新穷人”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消费真的有此神力，能够帮助“新穷人”溯流而上，成功泅渡到上一个社会阶层吗？对此，鲍德里亚的回答可谓一针见血，他说，“有时候，物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既定社会阶层上升了的地位，物是对这一上升地位的积极指认；而有的时候则相反，物成为了对那些无法变动的个人或者群体的一种补偿，他们对于试图变化的希望破灭了，于是物通过一种装饰、人为的变动来指认这一点”（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P28）。不幸的是，对于“新穷人”来说，情况显然属于后者。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社会地位升迁的期望破灭了，消费无力改变这一现实，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心理慰藉而已。为了弥合自我身份期待和无情现实之间的巨大沟壑，“新穷人”噬“物”如命，通过盗用本属于上一个社会阶层的各种消费品，来装点自己那不如人意的生活；通过营造一种上等阶层生活的氛围，来满足自己那不堪一击的骄傲。因而，在他们以随性惬意相标榜的消费美学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刚成长起来的社会群体对自我身份的深重焦虑和不安。
那么，“新穷人”为何如此执著于通过对各种消费品的占有来经营个人身份呢？在我们看来，这首先与我们当前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密切相关。许多理论家都已指出，20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社会率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管怎样命名这一时期，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降低，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的重要性的提升。如果说在一个工业社会中，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拥有不同的地位，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正是取决于他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在一个后工业社会或曰消费社会中，随着社会分工程度的加深和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每一种工作都只需要很少的技能，每一个人的工作实际上都不过是劳动力的单纯消耗，在生产领域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具有显明的身份差别。于是，当代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就逐渐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消费成为彰显个人身份的主要手段。很多人都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不是无可选择地取决于他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而是一种可以通过消费活动随意进行建构的产物。这不仅提升了消费的重要性，而且还使越来越多的人将自我身份与自己呈现于他人的形象相等同。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声言消费社会的来临仍为时尚早，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正在发生，“新穷人”的身份认同基础也由工作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对于他们来说，消费越来越不是一种以实用性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而是一种表达自我身份的文化行为和修饰自我形象的审美行为。
由于“新穷人”的身份认同基础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且越来越把个人身份等同于自我呈现于他人的形象，所以，他们的身份焦虑也就必然滋生出对消费的过旺需求，以及对自我形象的过度关注。大卫·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将当代社会的特征概括为“他人导向”，在他看来，“他人导向”意味着过分重视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过分在意自己呈现于他人的形象。因而，这种人终日生活在他人注视的假想之中，对自我形象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如果说内在导向者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生产活动之中，那么，他人导向者则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个人形象的打理亦即消费活动之中。我们认为，“新穷人”对各种消费品永不餍足的追求，也与这一转变密切相关。由于他人而非物质环境已经成为一个人获得肯定的关键所在，所以，在“新穷人”那里，传统的在人类与物质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各种美德（如吃苦耐劳、进取心等）已经变得不再重要，相反，如何打理出一个可人的自我形象越来越成为他们的核心关切。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它不仅承诺为这一自我形象打理的系统工程提供各种原料，而且还为之提供了周到的建议和方案。
无独有偶，拉斯奇也注意到了当代人对自我形象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消费的神奇力量的迷信，但是从他的论述角度看，这是当代社会自恋主义文化兴起的必然后果。他提出，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处于一种相互隔离和对抗的状态，这种社会条件不仅使自恋性格取代弗洛伊德时代的歇斯底里性格成为当代人主要的心理病态类型，而且还倾向于培养出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自恋因素，从而在社会中营造出一种自恋主义文化。这种自恋主义文化促成了消费主义的形成，因为，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自恋者都是悲观主义者，他们对自我和社会的前途都不抱任何希望，这种前途无望感的后果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沉溺于对各种消费品和感官体验的末日狂欢般的饕餮享受。正如拉斯奇所说，“在一个前程日益黯淡的时代，新教的美德已不再能振奋人心。通货膨胀削弱了投资和储蓄，广告减少了人们对负债的恐惧，并鼓励消费者先买后付。未来既然已经变得充满威胁、不可捉摸，那只有傻瓜才不会及时行乐”（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59－60）。及时行乐、不关心未来也正是“新穷人”的群体特征之一，从这一角度看，在他们享乐主义生活态度的明快色调背后，我们似乎也可以发现一些悲观主义的沉重底色。颇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越来越多的“新穷人”选择成为“丁克”，这一现象既反映出他们对自我的过分关注，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自我能力的不信任，以及对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还有必要继续繁衍下去的普遍怀疑。
因为“新穷人”的享乐主义有一层抹不去的悲观主义底色，所以，他们对自我的形象也十分挑剔和苛刻，与纳西斯迷恋于自己水中的倒影大相径庭，这种自恋者总是忧心忡忡地审视自己的形象。“为了使他为自己设计的过去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新自恋者凝视自己影子时的目光与其说像是在自我欣赏，还不如说像是在毫不留情地搜寻自己身上的瑕疵、倦怠的痕迹和衰败的迹象”（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102）。虽然这种对自我的新的不满形式完全是由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一手炮制的，但它们确实已经内化为很多人真实的生存体验，并为不断花样翻新的消费品准备了市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深谙诱惑的技巧，它永远不会让人满足于自己的现在所有，而总是自信满满地告诉人们，你的生活是有所欠缺的，而弥补这一欠缺的方法又是简单易行、触手可及的，即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件消费品。然而，它又通过不断给人制造出各种新的不幸感、对自我的不满感和厌恶感，使最终的满足变成一个不断被延迟、始终未兑现的承诺。在它的蛊惑下，很多人疲惫而无望地紧跟其后，一些人甚至不惜去挨刀整形。毫无疑问，“新穷人”也是一个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俘获的群体，他们不仅照单全收了它所制造的各种不满形式，而且盲目信赖消费的神奇力量，认为消费不仅能够治愈这种种不幸、化解这种种不满，而且还能够为人带来自己随心所欲的身份，以及一种审美化的生活。
然而，消费真的能够化解“新穷人”的身份焦虑，并为他们带来一种轻松惬意的审美化生活吗？对此，我们深表怀疑。如前所述，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符号消费的社会，而众所周知的是，符号的价值只有在彼此之间的差异中才能得到体现，因而，消费社会也是一个以差异性的生产和消费为标志的社会。许多西方理论家都已指出，消费社会中人们对差异性的追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一个本来专属于上等阶层的符号被越来越多的人占有后，它就会自行贬值，于是，上等阶层为了恢复原有的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就会去追求新的能够标示自我独特身份的符号，而这一新的符号同样也逃不过因被下等阶层僭用而逐渐贬值的命运。因而，消费领域的竞争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犬兔相逐的游戏，它既不断给人以兴奋，也让人疲惫不堪。由于“新穷人”加入了这场竞争，却又不像上等阶层那样拥有雄厚的资本可以轻松应对，所以，他们注定要在时尚潮流的拖拽下疲惫地奔跑。
在这一漫无终点的你追我赶的竞争中，虽然“新穷人”也时常能体验到一种满足感，但这种满足却总是如此短暂，以至于转瞬间就会为新的不满形式所冲散。消费的魔力与其说在于它能给人带来满足，不如说它为人营造了一种自由的幻觉。这不仅表现在，在挑选消费品时一个人仿佛拥有君主般的权力，而且还表现在，在消费活动中，一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可更改的坚固性仿佛已经彻底融化，以致于可以任由人的拿捏和塑型。然而，人们常常忘记了，这种消费的代价却是日益紧张和繁重的工作，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在消费社会中，收入、购买奢侈品和超工作量三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也就意味着，“新穷人”消费的自由与工作的不自由是互相推进的，他们日益膨胀的消费胃口只能通过越来越繁重的工作来埋单，只不过，消费社会乐于向人展示的是“新穷人”在消费市场上的欢畅，而倾向于掩盖的则是他们在写字楼里的倦怠。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
Abstract：InthecurrentperiodofChina'seconomictransition，itisparticularlyimportanttoprovideconstructivesuggestionstopromotetheorderlyupgradingofconsumptionstructureforgovernmentdepartments.Theupgradingofconsumptionstructuredirectlyreflectsthenationaleconomicsituationandthequalityoflifeofresidents，whichisthecoreissueintheeconomicfield.Theoptimizationofconsumptionstructureisthemainpurposeofconsumptionstructureresearch.Inordertomaketheupgradingofconsumptionstructure，itmustmeetthematerialandspiritualneedsofpeople，whilepursuingthecomprehensiv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economicwithsocietyandenvironment，whichrequiresorganiccombinationofeconomic，societyandenvironmenttomaketheconsumptionstructurereasonable.
关键词：消费结构；升级；和谐
Keywords：consumptionstructure；upgrade；harmony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5-0258-02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发展，成绩斐然。但在发展的道路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负面影响，抑制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长期限制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这一结构性失衡问题。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发展历史相似，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阵痛两大发展瓶颈问题，因此，必须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特别是将发展动力源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外贸拉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这一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需求因素上来。由此可见，要实现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首先要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题，而关键就在于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
1消费结构的含义
研究消费结构就是研究各方面消费之间比例的关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不同消费类型来满足自己的精神、物质需求，这种不同的消费类型叫做消费资料。消费结构从概念上分为两种，一是狭义的，一是广义的。日常研究中，一般使用狭义消费结构研究。简单地说，消费结构就是消费者对各种消费品和劳务等消费的数量在总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可以用各项消费支出占生活费总支出的比重来表示。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的消费资料（包括劳务）的比例关系及其构成形态就构成了消费结构。
2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含义及原则
2.1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含义
消费结构合理化是指消费结构从不合理状态逐步向合理状态调整或变迁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消费结构并不一定合理。因为消费结构的变化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比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消费者自身因素，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时，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同时，这些因素表现失衡也会使消费结构处于不合理的状态。因此要达到消费结构合理化，就要改变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状态，达到与社会经济条件相匹配的合理消费结构。
2.2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原则
①达到整个系统循环的有序性。在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相互交换与循环中消费结构有着“通道”的作用。在经济结构中，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是否协调可以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出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否能使其子系统中的各个因素协调发展，对整个系统循环的有序性有着不同程度地影响。②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协调增长，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个人或公众的当前消费行为与消费者整体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与消费结构的标准。③实现子系统间互补共进。消费结构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能够适应客观规律的发展的同时，还能够使其加速、健康有序地发展，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首先，在整体经济发展的不同格局、长远的统筹规划上应该考虑到消费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整体布局才能对消费结构的发展做出宏观调控与微观指导；其次，改善生态环境，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合理化的程度也能得到大大提高。
3消费结构升级的特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温饱问题已不再是城乡居民消费的主要矛盾。居民消费需求中劳动消费需求逐步取代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娱乐、文化、医疗、教育等劳务消费需求也是日益增长。由此可见，居民的消费结构正从以前的单一化转向多元化，逐步地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动态的发展过程，并且其变化受到一定规律的制约。马斯洛消费需求理论告诉我们，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两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所带来的是人们消费需求向更高层次的转变，由不合理的状态向合理的状态过度。与之相对应的消费结构也随之改变。其结果就是带来了消费结构的优化。
3.1从恩格尔系数转向恩格尔质量系数
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为探求食品消费在居民总消费支出中的地位的问题，采用定量法研究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消费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了恩格尔定律：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与家庭收入成反比。类似的，如果反应一个国家的情况，亦是如此。虽然收入与总支出都在增加，并且在食物方面的消费绝对基数也在增加，但是后者的增加速度明显慢于前者。如果用数学语言的方式来表达，可以写成：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支出额/收入（或消费支出）总额。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消费支出中，食品消费所占的百分比逐步下降（恩格尔系数下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和生活观念的转变，绿色、有机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其消费也是逐年增长。与之对应的产业也是发展迅猛。这一趋势也导致了恩格尔质量系数的发展。他们通过研究认为，恩格尔系数应该包含数量系数和质量系数两种形式。其中质量系数是计算居民用于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消费金额。用公式可以表示成：恩格尔质量系数=无公害、绿色和有机食品消费支出额/收入（或消费支出）总额。恩格尔质量系数指居民用于绿色和有机食品支出所占食品的比重的多少，比重越高，恩格尔质量系数就越大。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在更加注重优质生活及绿色消费观念等环境下，恩格尔质量系数在不断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质量系数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居民食品消费升级市场需求状况及态势。
3.2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
随着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人们的生存型消费比重降低，与之相反，发展和享受型支出有较大增长。我国的消费结构形式正在逐步由底层次向高层次过度，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呈现出阶段性变动。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现阶段发展的政策法规。同时消费结构内部的阶段性变化也是消费结构呈现阶段性变动的一个原因。
3.3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消费结构差异较大
多元化是消费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通俗来说就是人们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在影居民消费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扩大反过来导致了两者消费差距的扩大。相类似的是，城镇居民内部的消费结构、消费水平也因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
3.4重视“需求创造”
“需求创造”理论告诉我们，新需求的出现是经济增长的强力助推剂。同时，我国的消费结构也因需求创造而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消费品的生命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需求的影响，消费品的生命周期与需求变化过程保持一致性。各项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随着消费需求的改变而改变，最为直接的表现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其中，消费支出总额与居民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个别支出同时增长，但是后者的增长速度大于前者，因而控制着消费增长的步伐。总的来说，消费增长的力量源泉是需求。
从需求创造理论的假说可以看出，消费需求的变化类似于上升的抛物线，先快速增长，随之增长速度放缓，最后达到顶点，趋于相对饱和状态。某个特殊的消费品在总消费中的权重与需求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结果是促进了消费机构的优化与升级。
3.5关注“消费和谐”
和谐的意义主要由系统内各个要素、各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和外部环境间在空间意义上的协调和平衡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上述的核心是：系统内、外之间的要素都是具有相关关系的，并且是在和谐机制的支配下运转。这种和谐运转的机制也证明了系统内各要素与系统之间两者最大化发挥能动性的可能。文启湘教授提出了消费和谐理论，此理论是建立在和谐理论的基础之上，并且将两者融为一体。消费和谐的意义在于系统内外之间达到一种和谐运转的状态。这也进一步促成了良性消费。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和谐理论主要应用在微观经济主体的研究。同样的，和谐理论也可以应用在宏观经济领域。其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运行中，各个子系统和总系统同样也需要和谐运转。宏观经济运行是否和谐可能比微观经济运行更为重要。和谐理论作为一种研究系统协调运转的思想和理论，自然可以运用到宏观经济中，并且可以为宏观经济的健康、有序的运转提供理论支撑。
消费结构子系统的协调是消费系统内部协调的主要部分。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可划分为城市消费结构与农村消费结构。按照区域划分，可分为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消费结构。就目前消费结构来看，达到消费结构和谐的最为重要的难题是城乡消费差距、地区消费差距。正是由于这两种差距的存在，使得消费结构以一种严重不和谐的状态存在，并且这两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和谐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子系统的不和谐都会使整个系统处于不和谐的状态，从而降低了系统效益。我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权重远远低于其他的国家，没有完全发挥出消费效益的最大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消费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异。因此，逐步控制和缩小城乡消费和地区消费的差异是解决消费系统和谐问题的重中之重。同时，我国居民更加注重绿色消费，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观，争取消费与自然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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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篇11
【关键词】消费主义文化符号现代传媒
一、消费主义文化的符号化特征
消费主义文化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把消费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来源，是人们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工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而且消费的符号象征意义明显，人们消费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
消费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五六十年代开始向西欧、日本等国扩散。70年代后法国、德国和英国也相继加入。随之，对消费主义特征的研究也日渐盛行。8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流行起来而当下正日益成为时尚的大众文化研究。越来越侧重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学解读，它们以时兴一时的符号学为工具对西方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广泛解读和分析，并深刻挖掘消费者对其消费行为和被消费产品所赋予的意义。
符号学认为文本的文化功能应该是大众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大众传播就是有关“符号的选择、制造和传递的过程。以帮助接受者理解传播者在心中相似的意义”。简单地说，符号学就是关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一般科学。具体来讲，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具体的事物(符号形式)，所指是心理上的概念(符号内容)。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武断的；符号意义来源于社会环境或文化背景。消费主义的传播既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消费符号化倾向的分析、总结和归纳，更是对这些符号化特征的强化。也就是说，这种符号化方法既是人们日常生活表现的结果，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方法使人们的消费具有更多的符号化特征。
就现代消费的特点来看，消费社会中人们所消费的商品不但具有使用价值而且还具有符号象征意义。它使现代消费由过去对商品的崇拜转向了对商品形象和意义的崇拜，使人们愈来愈注重商品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意义。随着商品的丰富。追求使用价值需要的消费逐渐得到满足，消费社会越来越多地把人们的消费兴趣转移到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这后一种意义，由于依托符号体系自身的编码规则，与商品物质形态的使用价值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从而也就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范畴。对商品符号意义的消费可以说也就是对欲望本身的消费，因此是虚幻的和无止境的需求。这种对商品符号意义的消费欲望以及由这种欲望所推动的消费行为的现实意义与后果，体现了现代消费的本质。
合理满足消费的使用价值与无度占有符号意义的消费是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活伦理、观念、价值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由于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经过媒体的引导和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无形中就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了其所规定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之中，这本身又构成了现代消费社会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消费从而也成为人们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和意义来源。
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主义既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对消费品的绝对占有与消费方式上，又体现在消费观念中。观念上的消费主义是指，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现在还不能消费，但已经在极力追求或模仿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甚至常常超出实际经济能力或压抑基本需要的满足而去追求心理上或观念上的消费，如“逛商店”、“买概念”等。这类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在观念高消费与实际高消费之间产生经常性的矛盾、焦虑和紧张。高额或高档消费生活方式在任何时代都有，所以一般意义上说高消费并不一定就等于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更多是一种人为创造的超越目前消费水平和能力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实际中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正当性以及现代传媒对这种生活方式推销的成功，都主要借助了所消费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在大众中造成的心理与社会动力。正如威斯科夫在回答美国比较富裕的人为何还会持续不断地增加他们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时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特征之一，就是消费主义的风气。消费主义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的教义，即认为人的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位要求是占有和消费物质产品”，“在现在条件下，人们之所以被商品缠住，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意识改变了，而是因为购买是一种不仅被权利结构所允许。而且还好似受到它积极鼓励的令人愉快的行动。”
二、全球化动力：消费主义文化扩张
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扩散是如何实现的?美国学者彼得・伯杰在论及文化全球化时。指出全球化有四种主要力量：商界精英、学术界、大众文化和社会文化。就我国而言，这四个当前的全球化力量对我国的影响大小不一。跨国学术和跨国商界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它们均局限于各自相关的社会阶层，而大众文化和社会运动则不然，它们均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由于社会运动对全球化的影响因事而异，因此，总的看来，大众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力量显得最强。“消费主义现在已成为大众文化的背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也日益明显。
杰姆逊曾经说过，世界文化的标准化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当今世界文化的标准化主要体现为消费主义化的大众文化的全球扩散。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突，其核心是价值冲突。
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因此，我们所能做的选择。就是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化并致力于规避风险，改变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公正与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未来我国传媒消费主义文化
在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和传媒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传媒消费主义一方面表现为传媒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商业逻辑正入主新闻传播并成为其内在驱动力，使得新闻传播这种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被物化。
国内理论界对传媒市场化及消费主义文化多持否定、批评的态度，认为它导致传媒粗俗化、庸俗化、文化矮化等，其实西方社会对此也不乏警觉、批判之声。
一般地说，传媒市场化能使传媒自我修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给传媒带来持续的活力与生机，给受众带来多样化和优质的信息服务等。因此有人宣称，不妨让文化在市场中发展它的多元
性，让人们各取所需，择善而从。
(一)立足中国国情，以全球化的眼光正视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带来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的丰富，而且也使其成为中国大众的具体生活信念和价值坐标，成为引领人们进行生活改造的基本动力。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理想转向世俗人生，重视物质享受和感官快乐，重新确立了感性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正内在地体现了时代文化的这种现状及价值取向。应该说，现代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客观上释放了人的欲望，起了“让生活美丽”的作用，体现了对于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它相对于过去物质贫乏、精神扭曲时代是一种进步，同时也是当今开放、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反映。
其次，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称为“消费社会”、“富裕社会”。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有相当影响力的消费观、价值观、社会观，在西方社会得到普遍的认同和广泛的传播。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已迈入经济全球化的新境界。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市场经济规则，实现以物为核心的消费全球化。而经济、消费的全球化，是以广告和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播撒的消费文化为其前导的。因此可断言，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新闻传媒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日益浓重的消费主义倾向。
消费主义的现状范文篇12
[关键词]校园信用卡消费现状发展前景
一、大学生信用卡的产生及流通现状
第一张大学生信用卡产生于2004年09月20日。中信银行在大部分高校进行试点后，农行和兴业银行的校园卡也分别走进了四川和上海的部分高校。2005年10月，招商银行推出了国内首张面向全国发行的双币学生信用卡“Young卡”。至此以后，大学生信用卡就开始在各大高校中大范围地宣传开来。
信用卡在大学生中虽然流通时间还不是很长，但却已经开始对大学生的消费状况产生了影响，与传统消费理念相比，信用卡拥有的新型消费理念正在逐渐被一些大学生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学生也逐渐开始使用信用卡的各项功能进行消费。
二、校园信用卡使用现状分析
以北京为代表，通过对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信用卡使用及消费状况进行分析:
1.总体消费结构分析
目前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的主要消费支出仍然是用于传统的日常饮食，其支出占总量的50.2%。排在第二位的是买书等学习用途支出，占总量的18.6%。聚会、购买数码产品和购买服装等时尚支出所占比重并不是太大，但也占到了总量的30%左右。
2.大学生办理信用卡的途径分析
77.8%的大学生是通过银行在校园的促销活动办理信用卡的；同时，在未办理信用卡的大学生中，占调查总数62.7%的学生表示他们了解信用卡的主要渠道也是来自银行在学校的促销活动。由此可见，银行的校园促销活动是最有效的吸引大学生办理信用卡的方式。
3.高校大学生信用卡使用状况分析
在已办理信用卡大学生中，从信用卡拥有数量上看，62.2%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只拥有一张信用卡,而37.8%的学生拥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生拥有信用卡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高校大学生信用卡市场的开拓仍是冰山一角。从大学生信用卡拥有时间看，只有40%的学生办理信用卡的时间超过了一年，60%的学生办理信用卡时间并未超过一年。并且信用卡使用频率比较低。这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信用卡在大学生中还是一个新兴事物。
三、高校大学生信用卡消费状况横向对比分析
1.月平均消费水平的对比分析
已办理与未办理信用卡大学生的月人均消费水平均属于500元每月～800元每月这个区间，属于中档消费水平;然而已办理信用卡的大学生的月人均消费水平却要比未办理信用卡大学生的月平均消费水平高出188.7元每月，占未办理信用卡大学生的月平均消费水平的3.62%。据此，可以这样认为，在平均意义上来看，已办理信用卡大学生与未办理信用卡大学生在月平均消费数额及分布状况上均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别，已办卡大学生的人均月消费水平普遍高于未办卡大学生。
2.消费结构的对比分析
从消费结构来看，将近半数的已办理与未办理信用卡大学生月主要支出都用于日常饮食。但是，未办理信用卡的大学生用于日常饮食及买书等这类传统消费用途的消费结构比率为75.28%，明显高于已办卡大学生的57.28%。而在外出聚会或约会，购买电脑、手机、MP3等时尚用品以及服装这类新型消费用途上，已办卡大学生消费结构比率则高达44.72%，接近其自身消费结构的一半。，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在消费结构上，已办理信用卡大学生与未办理信用卡大学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前者在新型消费用途上已出现了增长趋势，而后者则仍多用于传统消费用途。
3.超前消费观念的对比分析
已办理信用卡的大学生对超前消费的总体观念是比较支持的，并且非常支持的比率占到15.6%，但持反对意见的人数也占到了已办理信用卡大学生总人数的42.2%;而未办理信用卡的大学生对超前消费的总体观念是比较反对的，但也有33.5%的未办卡大学生持有支持观念。
四、校园信用卡对大学生的影响
1.正面影响
首先,大学生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可以使其尽快熟悉信用卡消费这一新型消费方式，有助于培养其诚信消费的观念，并可有助于创建大学生良好的个人信用档案，为大学生毕业后贷款消费打下良好的信用基础。其次，信用卡增加了大学生的可支配资金数，在必要时可以为大学生提供备用应急资金，发挥其时间价值与机会成本。再次，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可以锻炼大学生的理财能力，有助于其今后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2.负面影响
大学生使用信用卡进行超前消费，购买服装、手机、电脑或MP3等时尚物品，容易导致同学之间互相攀比的不良风气。同时，有些大学生由于非理性消费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为了还债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打工挣钱，从而影响了学业。
五、校园信用卡发展前景
尽管在校大学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职业和资产，不符合银行发放信用卡的申请标准，但大学生知识结构高，毕业之后可以迅速补充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学生就是发展信用卡市场上的一个潜在的优质客户群，与其高风险高收益的内涵相吻合。从长远意义上看，高校大学生是未来的中高收入者，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应用新产品的意愿也比较强，他们将成为未来银行卡持卡人的主力军。因此，从诚信角度与长远角度上考虑，高校大学生信用卡市场的开发前景相当巨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