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管理论文(6篇)
区域经济管理论文篇1
作为区域经济，如何在激烈的国际、区际竞争中，正确分析面临的环境制约因素，努力做到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确保经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课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相当严峻的问题和困难。本文旨在多角度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提出种种对策，以求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外有关学术动态及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80年代末，可持续发展理论开始提出，但至今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研究仅局限于宏观的认识，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污染物破坏问题、经济技术水平问题等。而对区域经济的环境制约因素，特别是一些微观内在因素研究甚少。作者拟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点上加以探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并提出一些措施和对策。
三、论文写作提纳
前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背景、研究的意义、目的、基本技术路线。
一、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制约
(一)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
(二)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反作用;
(三)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才能相得益彰。
二、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制约因素
(一)失衡增长导致环境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二)区位资源的不平衡制约区域经济发展;
(三)现有环境管理体制与国际不配套制约环境经济发展。
三、对策研究
(一)中国区域开发管理体制必须创新;
(二)适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三)制定完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四、论文工作计划
2001年1月至2月拟定论文开题报告，资料与数据收集、整理与分析;
2001年3月至4月完成论文初稿并请导师修改，完成论文二稿并请导师修改;
2001年5月至6月论文定稿与答辩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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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管理论文篇2
内容摘要:知识经济时代,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区域的无形资产―区域智力资本,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从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构成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对国内外区域智力资本研究新进展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未来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区域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资本经济发展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社会开始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经成为影响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德鲁克,1993)。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知识资源,不仅是企业创造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且是影响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智力资本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经由分析企业这一微观层面,逐步扩大到了分析中观和宏观层面,即研究区域智力资本或国家智力资本对区域或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区域的无形资源―智力资本,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区域智力资本相对于其它促经济发展的有形资源而言(劳动、土地和实物形资本),它们之间本质的区别在于区域智力资本着重强调了区域内部可以创造经济价值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无形资源。对于区域智力资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
Bontis(2004)从价值观的角度,认为区域智力资本是个人、企业、研究机构、社区和区域多拥有的隐性价值,它们是当前和未来创造财富的源泉。Bontis将区域智力资本可以由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两部分构成;结构资本又可以分为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组织资本还可进一步分为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但他并没有给出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定义。与Bontis给出的界定不同,Andriessenetal(2005)从资源观的角度出发,认为区域智力资本是区域内可以利用的所有无形资源,它能够产生比较优势,通过整合可以创造未来的利益。他将区域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流程资本和市场资本,并给出了各构成要素的定义:人力资本指的是知识、教育和个人实现区域目标的能力,而教育是人力资本的基础;流程资本指的是人力资本以外的资源,它由硬件(技术、信息和通信系统等)、软件、数据库、实验室和组织结构等构成;市场资本指的是区域内的关系资本,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投资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水平。国内学者李平(2007)和袁瑞萍等(2009)也对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进行了界定,但究其实质与国外学者现有的定义和分类差异不大。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区域智力资本内涵进行界定,尽管在界定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都强调了区域智力资本具有隐形价值和创造未来利益的特征。在智力资本构成要素上,学者们大都基于Edivinssion和Malone(1997)提出的智力资本导航仪模型,对区域智力资本进行二因素(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和三因素(人力资本、流程资本和市场资本)的划分,而对于各构成要素内涵的阐释还不够明确。
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是最早开始研究智力资本的。研究之初,学者们主要探索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结论证实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基于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从微观层面的企业,转移到了研究区域这一中观层面中来,试图分析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提高区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建议。
Bontis(2002)是较早研究区域智力资本的学者之一,他在Edivinssion和Malone(1997)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修正了的区域智力资本导航仪模型(见图1)。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智力资本指数方法研究了阿拉伯地区智力资本发展情况。在分析过程中,不仅考虑了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考虑了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的影响。人力资本在一个地区的知识财富积累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创新资本只有在流程资本发挥作用时,才会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
同年,Pulic(2002)把自己开发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法(VAICTM)(见图2)运用到了克罗地亚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中去。研究发现,克罗地亚21个地区的智力资本增值系数与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Bontis和Pulic研究的基础上,Andriessen(2005)等运用多维价值测量理论,构建了智力资本监测器模型(见表1),以欧盟15个国家为例,首次较系统地分析了区域智力资本的情况。研究发现,如果将欧洲看作一个整体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欧洲的智力资本价值相对低于美国而稍微高于日本。
Schiuma(2008)从认知学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基于知识树的智力资本模型(见图3),研究意大利地区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积极的相关关系。但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各不相同。
从上述国外研究中不难发现,不同学者选取不同样本、运用不同的模型/方法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显示不同地区的智力资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促进作用,但区域智力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还存在较大差异,而研究中大都没有给出产生差异的原因。
(二)国内研究现状
由于国内智力资本研究起步较晚,所以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研究成果有:一是构建评价指标进行比较研究(李平,2006;陈钰芬,2006;刘晓宁,2006;赵海林,2008)。陈钰芬(2006)构建了区域智力资本测度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首次对全国31个省市地区智力资本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和分类,并根据不同类别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赵海林(2008)则从智力资本现状、投资预测及智力资本效果三维角度选择指标,以华东六省一市为分析样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智力资本在区域间发展存在严重不均衡现象,并提出了促进区域间智力资本发展的建议。二是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王学军,陈武,2008;王孝斌,王学军,陈武,2009)。王孝斌、陈武等(2009)以2006年我国31个省市地区为研究样本,探索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并且区域智力资本每提高1%,GDP则提高0.815%,而区域人力资本、区域关系资本、区域结构资本和区域创新资本也都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它们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从国内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区域智力资本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构建评价指标进行比较研究和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区域智力资本评价指标选取上,由于区域智力资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的差异性,目前国内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中,研究结论显示不同地区的区域智力资本发展存在不均衡现象,而且智力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结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测量方法、选取不同的指标和研究样本,对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展开了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大都证明区域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区域智力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鉴于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对我国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明确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与构成要素。国外学者对区域智力资本的内涵和构成要素存在诸多分歧,而国内学者往往照搬国外已有成果,没有从我国自身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出发对区域智力资本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区域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上,还存在概念混淆的不足,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当统一对区域智力资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的界定。
深层次地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尽管国内外研究大都证实了区域智力资本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不同地区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不同,而且区域智力资本及其构成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对于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者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所以探索这些差异存在的原因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趋势。
加强区域智力资本管理理论研究。国内外学者侧重于对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研究,探索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对区域智力资本管理的研究较少。区域智力资本的实证和规范研究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区域智力资本的实证研究可以促进智力资本管理理论的形成,而区域智力资本理论又可以指导实证研究。所以,加强区域智力资本管理理论的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又一方向。
重视区域智力资本的研究,明确区域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探索区域智力资本的哪个构成要素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分析造成区域智力资本各构成要素贡献度存在差异的因素有哪些等等。一方面可以促进区域智力资本管理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了解我国区域智力资本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建议。理论的发展最终要指导实践,研究区域智力资本将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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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管理论文篇3
[论文摘要]实践的需要和理论的推动，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逐渐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这种嬗变，开启了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著名行政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说:研究公共行政必须研究它的生态问题。按照韦伯斯特词典的解释，生态学是各种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J·W·别斯指出生态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房子或家，经济和经济学也有相同的词根，经济学和生态学有许多共同点，但生态学的含义更广泛。它涉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1〕美国著名学者利格斯(FredW·Riggs)1961年就提出了“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行政模式，开创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途径。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环境是制约和影响行政管理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行政管理的改造对象，并为行政管理的实施提供条件。故此，我们应努力使行政管理和行政环境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迁，传统行政学历经了向现代公共管理学范式的重大转变。迈入21世纪，区域行政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行政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这种转变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处理好和解决好了系列区域公共性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2〕区域公共管理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陈瑞莲认为，在我国有关区域公共管理(行政)研究的著述尚较为零散，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社群尚未成形。但是，在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无疑，加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有学者说，“研究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首先弄懂它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对于了解一种新的学术理论，弄清楚它所使用的新名词的正确含义，就尤为重要了”。〔3〕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其中“区域”和“公共管理”是其两个核心概念。
一、“区域”概念众说纷纭及其公共管理视角的界分
区域(region)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就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丛林中，最早研究区域的学科是地理学，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牛津地理学词典》中，“区域是指地球表面的任何一个单元，它以自然或人文特征而有别于周围的地区”。〔4〕经济学将区域视为由人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具有特定地域特征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埃德加·M.胡佛说，“所有的定义都把区域概括为一个整体的地理范畴，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分析”，“把区域作为一个集合体，……这一集合体对于管理、计划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须的。最实用的区域划分应当符合行政区划的疆界。”〔5〕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对区域的解读，往往侧重从一种更为宏观视角来讨论区域的内涵和外延。米特尔曼提出三个不同层面“新区域主义”分类法:宏观区域主义、次区域主义和微观区域主义。在“区域”的多种释义中，可以看出:区域有多种分类，系统性或整体性是区域的共同特征;区域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依据不同视角有多种划分;区域是变化的，应以动态的眼光来观察它。实际上区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很难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是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来进行研究，基于此视角，区域应如何界定?有学者认为:区域是“一个基于行政区划又超越于国家和行政区划的综合性概念”。〔6〕另外，从四个纬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要研究的“区域”做类型学上的分析:公共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行政区域、自然地理区域和公共管理中的“问题区域”和“边缘区域”。〔7〕笔者以为，不论对“区域”进行怎样的界分，从公共管理学科角度看，区域实际上是按照公共物品为标准划分的有限空间范围，是拥有相同一领域或多领域公共物品的域场。在这里区域不是一个地理范畴而是一个以公共物品(或者公共事务、公共问题、公共利益)为标准形成的同质性域场，并不绝对与行政区划相一致。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
要讨论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的转变，首先要了解区域行政的发展背景、内涵等基础知识。区域行政问题与行政区划密切关联。学者刘君德在他主持的《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论著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行政区经济”概念，并分析我国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我国的行政学界，宋月红在国内首次使用“区域行政”的概念，作者从行政区划、行政区域与区域行政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但这是一种狭义的或传统意义上的区域行政范畴。〔8〕陈瑞莲、张紧根在《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视角:区域行政》一文中，正式提出广义的“区域行政”概念。〔9〕随着实践的推动和理论的发展，区域行政向区域公共管理转变。在学界，最早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的刘锋和中山大学的陈瑞莲，二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论述。刘锋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10〕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典型代表，她在此领域的论述，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内涵、理论支撑
区域公共管理是个复合概念，前文已经界分了公共管理视阈中的“区域”。对于公共管理的概念，无论是对其内涵把握还是基本体系的构成，都还在探讨中。王乐夫教授认为，“所谓公共管理，即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的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11〕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公共管理主体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同时，它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无庸讳言，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是区域行政随着实践的需要，在治理范式上不断成熟的产物。笔者认为，所谓区域公共管理，即是指以区域政府组织和区域非政府组织为主的多元主体(区域公共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其它方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区域公共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区域公共管理之所以“应运而生”，从根本上说，区域公共管理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或者说，除了实践的需要外，理论的发展和推动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外，还有公民社会理论、现代治理、网络治理理论和善治等理论。公民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公民社会定义。这些定义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和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关于公民社会的结构要素，不同学者对其强调的重点不同。就中外学者取得的共识来看，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一是私人领域;二是志愿性社团;三是公共领域。除了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外，公民社会还具有自己的基本价值原则，大体说来，这些基本的价值原则包括: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开放性、法治原则。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从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以来，“治理”概念被广泛使用。在治理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有失败的可能，为完善该理论，随后善治进入学者的视野。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有如下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区域善治是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一个战略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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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人力资源管理；促进发展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4.02.048
[中图分类号]F272.92；F4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4）02-0094-01
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中，不难发现人力资源具有代替自然资源，避免资源紧张的作用，同时，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还可以提高资源的开发程度，制造出全新的资源来补充之前的缺陷[1]。除此之外，有效的人力资源能够对经济发展起到乘数作用。站在区域发展立场，人力资源管理可以营造出巨大的市场竞争力，确保区域竞争优势可以持续更长时间，对于区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促进具有显著的重要意义。
1人力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多数情况下，区域人力资源是指特定范围内的人口整体拥有的力量之和。站在经济学立场，人力资源中所说的人力资本能够改变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边际效益递减的抑制，利用知识存量的对外促进区域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从而提高劳动力及资本的使用效率，加快具备创新能力的现代化企业家的到来，支持成熟和发展中的企业集群化，强化人口质量，取代人口数量[2]。现代内生增长理论是基于舒尔茨、贝克尔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之上出现并发展的。基于此，受益于现代增长理论，越来越多的增长模型被提出和应用。从某种方面而言，人力资本的丰富化能够促进研究结果和发展方向的多样化，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技术可以突破劳动力、资本投入收益递减效应的可能就越大，确保区域经济良好的生产率。并且，人力资本的储存可以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进一步提高研究和发展的效益。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水平越高的产业，越希望旗下的员工能够接受培训，并且进行实际的生产时，多数情况为教育程度较高，具备良好人力资本存量的员工提供培训机会。
2人力资源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所影响
2.1较低的区域人力资源均质化
研究我国区域劳动力资源现状，不难发现其处于“量大质低”的现状[3]。并且，区域人力资源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正朝着逐渐增大趋势发展，并且，这一差距也是技术能力、知识水平的侧面反映。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区域人力资源的差距程度越高，其内部人力资本积累量也会下滑越厉害，甚至形成经济发展无法突破的枷锁。所以，整体提升区域人力资源均质化水平，能够有效优化区域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区域人力资源的综合竞争力。
2.2不合理的区域人力资源产业结构
当下，我国有关区域发展方面，面临着人力资源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失调的主要问题。实施区域内部资源配置以及产业结构整合时，区域产业结构的整合和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存在矛盾，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难以跟上产业结构整合的步伐，导致了结构的不合理状态，影响经济发展。
2.3产业集群的区域人力资源管理
产业集群逐渐变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它的出现促进了产业在某些领域竞争的胜利，并为区域经济体在自我竞争力提升方面提供了新坐标[4]。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这种产业集群的意义更为显著。在这种产业集群中各项产品相互补充，密集型的专业人员分布等特点的基础上，产业集群的发生与发展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营造出促进产业集群规模扩大的综合环境。
3人力资源管理的评价体系
为了提高人力资源评估体系使用效率，从而为区域人力资源管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基础，可以根据区域经济特点，设计相应的评价体系。实施区域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体系需按照如下3个标准进行：目标是否匹配、运行是否有效、目标是否可实现[5]。目标匹配是针对人力资源数量和结构、人力资源结构与产业匹配程度、人力资源均质度而言；运行是否有效是针对人力资源取得、人力资源分配、人力资源培训和进步、人力资源效用、人力资源维护与评价而言；目的是否可实现是根据员工满意度、社会效益以及技术发展3方面评价。根据区域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尤其是重视人力资源产业分配结构。区域产业结构的改革可以促进人力资源产业分配结构的进步，并且人力资源产业分配结构的进步还能够使区域产业结构更加科学化，从而全面提高区域经济结构的合理、有效程度。人力资源管理本来应该按照区域内部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健全产业集群内部的人员分配方式，为产业集群的进步奠定坚实基础。
4结语
区域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提高区域竞争力，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可以将区域竞争优势维持得更加长久，在人力资本的现代化理论基础上，能够为区域经济进步方面奠定相关的理论基础，同时基于此，也可以实现区域人力资源的系统构成。区域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是双方面的，包括总量上的提高和结构状况对于区域产业框架和产业集群的影响。想要实施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从如下3个方面入手：目标是否匹配、运行是否有效、目标是否可实现，建立国内人力资源评估系统。根据区域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尤其要重视人力资源产业配置结构和产业集群技术的发展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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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多层次
区域经济学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作了很多研究,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行政学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公共管理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作问题。
一、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区域行政理论
由于综合因素的影响,行政区划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经济区划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发展被行政区划肢解。而行政区划的主体是各级地方政府,因此,对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自然联系和协调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已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但是,它的研究对象又并不局限于单个的政府,而是主要关注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同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区域行政与区域经济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区域经济的主体是企业,区域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关系;但是区域经济与区域行政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区域行政的目的在于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区域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建立同级政府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并对其运行进行研究。同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政府间的协商机制、政府间的经济和社会合作项目与运行管理机制、政府间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在这一研究论题下,还会涉及到行政区划的调整问题。就中国现有的横向政府关系来看,已经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形式,林尚立将它们概括为三种方式:一是城市政府联合体;二是经济区内各地方政府的联合;三是跨经济区的地方政府联合。区域行政可以就此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进而提出可行性措施。
区域行政学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交叉学科,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人的分析。目前,我国区域行政学的发展虽然处于探索阶段,但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横向的经济联系,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和利益协调机制正是区域行政学在实践上的反映。
二、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区域经济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排挤效应；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面板门限回归；省直管县
中图分类号：D621；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55-07
一、引言
我国行政层级较多，共有五级：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县（市区、县级市）―乡、镇（自治乡）。在五个层级中，历史地位最为尴尬的就是地级市，甚至在我国宪法中根本就没有“地级市”的概念，它是由过去的“地区行政公署”演化而来。实际上，在建国初期，我国实行市领导县（市管县）体制的仅有无锡、徐州、兰州三市。为保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城市的蔬菜、副食品供应，1959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自治县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市领导县体制，并指出实行市管县体制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去年以来工农业生产的和农村化，密切城市和农村的结合，促进工农业的相互支援，便于劳动力的调配”。这一决定将市管县体制推向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往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历经几次动荡，但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中共中央（1982）51号文件向全国下达了全面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管县体制的指示，到9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这次市管县的推行主要初衷在于两点：一是通过“地（地区行政公署）市合并”或“撤地（地区行政公署）建市”的方式促进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和地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二是通过市管县的方式将大中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统一划归城市领导，通过以城带乡，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
由于分税制改革并未规定省级以下政府的财政关系，市管县模式下，地级市往往倾向于收紧财权而下放事权，造成“饥饿财政”（孙学玉等，2004[1]），同时偏向于市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卡县”“市压县”截留县的资源集中投放给市区（王庭槐等，1995[2]）。它们带来的后果就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首先是过程上的，其次是结果上的。张毅（2010）[3]、李建豹等（2011）[4]、林寿富（2011）[5]等学者的研究均认为县域经济单位之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考虑到区县争利的严峻性，从21世纪初开始由点及面地在部分省份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这一改革将省-市-县的隔级传导模式变为省-县的直接传导模式，有利于保护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的利益独立性。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6]、李兆友和陈亮（2012）[7]等研究者均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将成为县域经济差异冲高回落的分水岭。在本文看来，这一看法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市级政府仍然保留了行政、人事等政治权力，获得了独立的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的管理，市辖县在区县之争中仍然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被动地位。从这一点来看，省直管县改革非常类似于1994年中国的“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的同时却保留了政治集权，地方政府的发展依然要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大局。换言之，省直管县改革是一个并不彻底的分权改革。
针对省直管县改革对试点县的实效检验也得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结果。如刘佳等（2011）基于六省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的分析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自给能力的提升效应虽然存在，但呈现出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同时，省直管县改革对不同县级单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相比之下，县级市、富裕县和规模较大的县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8]。利用同样方法，郑新业等（2011）对河南省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结果发现，直管县在实施省直管县改革前后的经济增长趋势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没有获得实证支持[9]。贾俊雪等（2013）利用1997―2005年中国县级单位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但却显著抑制了县域经济增长[10]。
以上研究虽然对省直管县改革的政策效应提出了质疑，但却没有找到解释这种谜题的关键。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过多偏重于财政自给率的过程公平，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公平；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没有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以及区县之间互动效应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基于此，本文在三个方面做了创新：一是构建数理模型，指出县域经济体尤其是区县之间资源非对等竞争的排挤效应发生的内在动因在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二是对全国县级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以人口为权重进行三阶嵌套分解，衡量了县域经济差异水平在省直管县前后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三是利用面板门限回归论证了省直管县改革后区县之间以及县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仍然存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模型讨论并定义市管县体制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并讨论了省直管县改革之后排挤效应的变化；第三部分运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衡量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我国县域经济差异水平是否显著缩小；第四部分运用面板门限分析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县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有效性，论证了市县、县县之间仍然存在排挤效应；最后得出本文结论，认为政治权力下放的有限性是省直管县改革中期失效的根本原因。
三、县域经济差异在省直管县改革后缩小了吗？
已有的研究大多是对省直管县改革做逻辑分析，而缺乏针对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实证测算，省直管县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没有直观的数据来呈现，这本身就是研究的缺位。基于此，我们遵循由表及里的原则，这一部分将首先利用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来衡量改革前后县域经济差异的变化，从根本上研究者对“县域经济差异将随省直管县改革而缩小”的推断，然后在第四部分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和验证。
本文使用的泰尔指数（Theilindex）最早由Theil（1967）[14]提出，相比基尼系数等不平等指数工具，它的长处在于能对差异值进行空间分解，Akita（2003）在传统的一阶泰尔指数分解基础上提出了嵌套分解方法，能够满足多个层次的空间分解要求[15]。由于中国经济分层涉及地带、省、市、县四个层级，这一部分拟运用泰尔指数对总体经济差异进行三阶嵌套分解，既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的差异水平的绝对值，还能够测算和比较各个层级内差异水平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我们假设i、j、k、l，分别为地带、省、市、县的标号，Y为分地区生产总值，y为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最终可以将泰尔指数分解为如下形式：
T=■■log■+■■■log■+■■■■log■+■■■■■log■（6）
这四部分依次为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省内市间差异、市内县间差异。
本文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在1998―2006年阶段的计算数据均引用自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的研究，而在2007―2009年的分解数据则是根据全国除直辖市之外的27个省、自治区合计2716个县级单位人口和生产总值计算得出。与刘金东和靳连峰（2011）一致，我们之所以剔除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是因为其行政级别太高，下属区县无法实现统一分解。本文中所有县、区、县级市均认定为县级单位，同时将市内高新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开发区等常住居民人口与生产总值严重不符的同级单位剔除。所有的地级市包括15个副省级城市均被认定为市级单位，计算简便起见，将中部和西部地带合并处理，即只区分东部沿海地带和中西部内陆地带，其中东部地带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9省，其他均为中西部地带省份。2007―2009年全国县级单位数据均来自各年《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由于该资料目前出版更新较慢，只能将数据计算至2009年。
根据计算，1998―2009年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我们计算出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可以发现，中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水平不断扩大，地带间差异、带内省间差异相对稳定，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省内市间差异累年增加，2004年以来才有所减少，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最高，是地区经济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各市内县级单位之间的经济差异水平自1998年开始快速增加，在2002年达到近期最高值，此后出现小幅下降，从2004年开始又进入小幅上升趋势（见图1），在我国总体区域经济差异中的贡献率从最初的10.79%上涨到25.06%，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差异中不可小视的作用力量。
追溯历史的话，2002年是我国进行省直管县改革的转折点，浙江、湖北等省陆续启动了“强县扩权”改革，尝试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重点县。2005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强调了省直管县的方向，明确提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试点”。随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要“减少行政层级”“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意味着，2002年开始，省直管县改革进度越来越快，也走得越来越远。但对比上文中的县域经济差异变化，却表现出轻微下降后又轻微反弹的趋势，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有效缩小县域经济差异，其根源就在于，由于政治权力的存在，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区县之争以及县县之争的排挤效应仍然没有被消除。
四、县域经济发展排挤效应的门限分析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推断，“以城带乡”策略的实现缺乏时效性保障，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后，当市区发展出现饱和状态时才能自发达到，而这一点对我国大部分地级市来说尚难成立。而第三部分的泰尔指数三阶嵌套分解结果也已证实，省直管县改革并没有显著缩小县域经济差异，相反，县域经济差异在经历了短暂的小幅下降后重新进入上升轨道，这意味着前述研究者关于省直管县赋予县城经济管理权从而消除市县发展不对等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回到本文的论点，经济权力不对等并不是市县发展不对等的根源，唯有从根本性解决政治权力不对等，消除市县发展、县县发展的排挤效应，才能真正缩小县域经济差异。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第四部分将运用面板门限回归着重考察两点内容：一是省直管县改革后，是否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二是直管县要实现自身发展是否需要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
这一部分将使用Hansen（2000）[16]提出的新面板门限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该方面有两大优点：一是不需要预先设定非线性方程的形式，门限值及其数量完全是内生决定；二是该门限回归方法使用渐进分布理论和“自举法”估计门限值的统计显著性，估计过程更合理。除生产总值、人口、各项财政收支之外，其他的全国县级单位更详尽的数据无法通过资料全面获取，囿于此，本文第四部分只能选取山东省、安徽省共计32个直管县2009―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分析，人均生产总值等指标均整理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按照上述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思想，首先建立如下以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限模型：
LGSit=α0+α1HHIit+α2NEIBit+α3LFAit+β1LGUit・I（LGUit≤γ1）+β2LGUit・I（LGUit>γ2）+……+βn+1LGUit・I（LGUit
其中，GS为县人均生产总值，FA为固定资产投资，GU为市区人均生产总值，为缩小数量级之间的差距并使数据尽量平稳，对它们进行了对数化处理。HHI为根据各县行业生产总值计算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ndex），用以衡量各县支柱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程度。NEIB为虚拟变量，NEIB为1表示该县与市区接邻，为0表示该县与市区不直接相邻。FA、HHI用来描述县自身具备的内部资源，而NEIB则作为工具变量体现县可以获取的外部资源，正如前文所言，一般靠近市区的县常常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更容易进入地级市发展规划中的一级区域中，从而被赋予较大的经济发展权重。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μi为无法观察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虚拟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I（・）为指示函数，γ1，γ2…γn表示n个不同水平的门限值。我们选取的2009年之后的时期也是已经全面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阶段。
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稳健估计，对面板数据检验以确定是否存在门限效应。为此，这里设置了200个网格搜寻点并进行2000次的“自举法”重复。表2中LM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门限变量LGU存在至少3个门限值。在检验中，考虑到我们使用的面板数据时间长度有限，只有4年，在确定了两个门限之后，各时间序列长度越来越短，因此出于统计势的考虑，不再进行两个及两个以上门限值的检验。
表3列出了针对上述模型求到的门限值位置及其每个区间对应的估计参数。可以看到，HHI和LFA对应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县域经济内规模化的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对自身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NEIB系数为0.004，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接邻市区能为县域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这显示了县与县之间的排挤效应也是存在的。
对于门限变量的研究更为直接地揭示了市区经济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二者的发展呈现非线性趋势：当市区经济处于第一门限区间LGU≤9.782内，即市区人均GDP≤17712元时，它对县经济的作用系数为-0.030，有显著的排挤效应；当市区经济发展到第二门限区间内，即市区人均GDP介于17712元至45652元之间，它对县经济发展的排挤效应略微趋弱，系数为-0.015，但系数显著性不足；只有当市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门限区间时，即人均GDP高于45652元后，它对县经济的排挤效应才消失，变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对应系数为0.011，而纵观我们研究的32个县级单位，仅有山东省青岛的市南区、市北区、四方区等少数几个市区能够达到。由上述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市区经济对县经济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一是在与之接邻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微弱的带动作用，二是当市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够带动县经济发展。但是，这种带动效应的条件是很难得到满足的，这意味着，大多数情况下，直管县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市区经济的负面排挤效应，这一结果更加验证了前文的论断。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根源，认为政治权力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力的不平等是造成县域经济不对等发展的根本原因。市管县模式下的县要绝对服从市级政府的领导，有很强的经济发展动机，却缺乏相对独立的权限空间，在经济发展中一旦碰触到市区利益，就会受到自上而下的排斥。然而，这种排挤效应并没有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消失，究其原因，在于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仅仅局限于财权等经济权的下放，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区县之间的发展关系。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根源在于政治权的不平等而非经济权的不平等，经济管理权限仅仅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行政、人事权力依旧掌握在市级政府手中，获得了经济管理权的县城在“政治锦标赛”制度下依然要服从于市级政府发展规划，市辖区挤占县城发展空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县域经济差异扩大问题将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本解决，但本文利用泰尔指数嵌套分解的结果却显示，无论是中国县域经济差异的绝对值还是其在总体经济差异中的相对贡献率，均没有随省直管县改革缩小，而是持续小幅攀升，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对山东、安徽两省32个县的面板门限回归结果显示，即使在省直管县改革之后，市辖区对县城、邻近市区的县城对一般县城仍然存在显著的排挤效应，县城要发展自身经济，往往要依赖于支柱产业和固定资产投资。这意味着，省直管县改革前后，排挤效应并没有随之消失，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是促成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现有的省直管县改革并不彻底，惟有实现包括行政、人事在内的全面性的政治权上移才可能缩小县域经济差异。
本文的研究还显示，只有当地级市的发展规划出现边角解即市区经济发展出现饱和时市区对县的排挤效应才会逐渐消失，这一苛刻条件无疑宣判了“以城带乡”政策的短期失效。市区经济在接近饱和时，市级政府会寻求将周边县“划区入市”继续专注于发展市区经济，原有的周边县与市区的外部矛盾成为内部矛盾，新的周边县与新的市区又开始新一轮的增长竞争。
注释：
①为简化起见，若无特殊说明，文中提到的“县”均包括一般县和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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