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6篇)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篇1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在我国获得了蓬勃发展。但随着社会伦理关系、道德观念、价值信念的深刻变化，现有的教学呈现出教材滞后、教法单一等缺点，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学科的独立地位。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文件等的改革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亦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指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关于道德的科学理论，它是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主旨在于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道德理论素质，树立正确的伦理观、人生观。加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改革，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本身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学现状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传人我国已有近l00年的历史，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的蓬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恢复伦理学学科建设，并积极准备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课程。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伦理学研讨进修班，随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在部分高校开始教学试点，此后逐步推开。目前，全国开设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课程的高校有上百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拓展和深人，人们的伦理关系、道德观念、价值信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与我们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处于一种不相适应的状况。
一方面，教材滞后于时展。近些年来，各种版本的伦理学教科书相继出版，数量较多，但在章节编排、观点表述、论证思路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内容上没有大的更新和突破，许多内容学生在高中阶段已接触过。教科书中的理论距离现实较远，存在虚空倾向，失去了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难以回答目前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对许多问题的阐析，往往限于一般道德理论上的推演、思辨，忽视了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研究，只剩下空洞的道德说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难以激发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学习兴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加以回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着冲突和变革，善与恶的斗争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难以选择，迫切需要有科学的道德理论加以指导。但现有教科书中，或是回避某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或仅仅是引经据典讲干巴巴的大道理，而缺少来自现实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分析与说明，因而不能正确地、客观地回答学生们所面临的各种道德问题而使学生感到不满和失望。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必须进行相应改革。
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上以讲授为主，讨论、试验、调查研究等方法处于辅助和弱势地位;以教师为中心，授课方式大多还是采取教师讲课、学生记笔记的“课本+粉笔+黑板”的陈旧教学模式，师生之间缺乏应有的讨论和互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潜力的挖掘和创新素质的培养，教学效果欠佳。在课程考核上，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考核指标偏重于定量化分析。课程的教授效果、学生的学习成果，往往通过期末闭卷考试来进行，考试内容就是老师的平时讲解，未讲解的不在考核范围之内，所以，考核实质上仅仅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力。但是，课程教学效果和课程时数不是必然的正比关系，考核结果和课程教学效果的显现也不具有同步性。以考试结果作为课程教授效果、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依据，这有悖于学习的目的。基于上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学改革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改革，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首先，要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既不能靠抽象空洞的说教，也不能靠聪明智巧的卖弄，更不能靠奇闻轶事的罗列，而只能靠教师坚实的理论功底和灵活的教学艺术，在教学中把理论本身讲活、讲深、讲透。其次，要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学生的理论兴趣是同学生的理论视野成正比的。应当特别注重五种对话: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史对话，使讲授的每个问题都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与现代哲学对话，特别是与影响广泛的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话;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思维科学对话;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对话，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思当今的时代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话，使学生对理论产生应有的亲切感。再次，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唯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才能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和强化人们的创造性素质。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中，应当引导学生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问题，创新理论思路，把握理论精髓。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其目的与结果都是要提升理论境界。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教学艺术，而且必须具有融理想、信念、情操和修养于一身的强烈的人格力量。有了这种人格力量，学生才能在教学过程中进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理论境界。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学改革要紧紧围绕上述目标来展开。具体来说，重点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注重改革创新，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历史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紧密结合、多学科知识相整合的特点。课程包括三大体系:历程篇、人物篇以及理论探讨篇，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精髓，极具现实穿透力，纳人并突出马克思主义伦理教学实践环节，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注重道德理论与个体道德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表里如一、知行统一的道德品格。采取专题讲座、专题讨论、课堂辩论、指导论文撰写、社会调查等教学方式，结合学生存在的道德问题，有的放矢地指导学生运用书本知识，化解道德冲突，提升道德品质。二是注意把学理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注重文明礼貌、道德礼仪的教育，提高学生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弘扬社会正义的素质和能力。三是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学不应该是封闭式的，而应当注意吸收当代科学技术及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用以充实伦理学的教学内容。例如，适当渗透心理学的某些新成果。现代心理学不只是研究人的一般的心理过程和特性，也研究个人的道德知识的构成、道德情感和情绪的表现及形成规律、道德行为的心理分析、个性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等等，在伦理学教学中吸取有关理论成果分析现实问题，有利于更全面深人地考察社会道德现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他一些学科，如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研究道德现象，它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道德现象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中，必须有推理性地吸取和采纳相关学科中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这不但是改进伦理学教学的需要，也是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篇2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生成性统一;被遮蔽;当代观照
中图分类号：B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5-0092-006
“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这一学术概念迄今尚未有学者给予正式提出与系统研究，少有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切入点并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之本源语境，立体化挖掘与剖析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深厚道德维度，而关涉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维度――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的研究，更是付诸厥如。这使我们在理论上无法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在实践上无法充分发挥其内在的道德功能与价值，萎缩了其本应具有的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
历史唯物主义并非某些学者所言，是“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纯粹历史科学，而是既具有深邃的科学维度，亦内蕴深厚的道德维度，弥合了历史事实与道德价值、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之二元分立，深刻彰显了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之生成性统一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是“可信”亦“可爱”的历史观和哲学学说。道德维度是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俱来并贯穿其发展过程始终的基本维度。当下，学界要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充分发挥其内在的道德功能与价值，首先须深入探赜其道德维度处于被遮蔽的“隐性”状态而未能“明朗化”之深刻根源。
一、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之缺失
客观而论，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之忽视、漠视甚至无视，虽属误读，却并非空穴来风。此种误读肇始于一个客观存在的文本现象，即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确实没有一个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学理论。[1]马克思拒绝诉诸任何抽象道德原则和形式伦理学，明确反对西方近代学院伦理学的“形式化方法”和“伦理中心主义”的观点。基于此，他生前没有构建起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而是将道德理论建立于“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够理解”[2]478的事实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纵观其发展脉络及其理论主旨，没有一个是基于抽象道德原则和形式化伦理学规范而形成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之缺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本事实。
在马克思看来，道德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衍生的意识形态，空洞的道德说教无益于现实之批判与改造。马克思在创立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深刻揭露资产阶级道德观的阶级局限性和虚伪性，将其斥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无聊的说辞”和“空洞的废话”，[3]亦极为蔑视西方学院伦理学所运用的那种陷入形而上思辨和形式主义窠臼的形式化方法。这种学院伦理学虽然构建起了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伦理学说，却拘泥于狭隘的伦理道德视域，以道德论道德，一旦在现实生活中遭遇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现象，就会“不知所措”，立即昭显浓厚的人文性、浪漫性和空想性，其结果是：意欲“拥抱”道德却消解了道德的权威性，使抽象的伦理阐释和道德说教陷入道德至上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的苑囿，不满现实却又无补于现实。马克思认为，抽象谈论道德并试图构建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的做法毫无意义，要完成对资产阶级虚假道德之解构和实质性道德立场之重构，首要任务即在于深入剖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深刻经济根源，对资本主义制度作科学的经济批判与客观的历史批判，而不能仅仅诉诸道义尺度和价值理性。基于此，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中消弭了资产阶级道德的抽象性和西方学院伦理学的“形式化方法”，对资本主义政治辩论中的道德主义的干预始终秉持强烈批判态度，强调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摧毁资产阶级道德得以滋生的土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重构一种适合人性生长的新经济关系和新道德体系。对此，比利时学者亨・德曼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马克思不再对资本主义作纯粹的伦理分析和抽象的道德批判，这是“马克思对其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对手的道德上的伪善辞令所作的愤怒反应”[1]。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4]230，其作为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哲学武器这一本质，决定了其不可能构建起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马克思是一位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来创造“现实的天堂”的实践哲学家，毕生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4]75，这也决定了其道德运思理路不可能是纯粹的道德思辨范式的，而是超越道德乌托邦的革命实践范式的。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5]275恩格斯在驳斥道德永恒论时亦指出：“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6]156基于此，两位革命导师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屑于构建严格学术规范意义上的形式化伦理道德体系，其既不以形式伦理学作为批判资本主义之思想武器，亦不以此作为论证共产主义优越性之现实依据，而是始终立足历史，诉诸科学的经济批判、历史批判与现实的革命实践来批判资本主义、诉求共产主义，那种以抽象人性论或永恒道德观为理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坚决摒弃的。标志“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7]10的《资本论》及诸多历史唯物主义文本，虽饱含对无产阶级命运的道德关怀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批判，但其提出的伦理学概念和道德论述却并不多，而是自觉将道德研究置于科学历史观的理论视域，摆脱了形式化伦理学立场，旨在确立批判的、实践的和革命的实质性道德立场。正是源于此，历史唯物主义长期以来被诸多学者诘难为缺乏道德基础的、“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政治犬儒主义和反道德主义，被误读为一维（科学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其内蕴的道德维度由此被弱化、遮蔽直至消解。
二、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
从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到社会历史研究
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即从早期文本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转向中后期历史唯物主义文本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被遮蔽的又一深刻根源。马克思早期文本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秉持鲜明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如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早期文本中，以人的自由精神为批判武器，猛烈抨击普鲁士国家及其法律制度，公开申明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8]141-142作道德辩护，此时他总体上是以抽象的人本主义伦理观念为思想武器来批判现实社会之道德非合理性，以道德情感统摄科学理性，其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始见端倪。此种研究方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注：以下简称《手稿》）中则得到更为集中而深刻的呈现。《手稿》的道德立场及其研究方法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从抽象的、理想化的“人的本质”和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将历史过程理解为抽象的“人的本质”之自我实现过程，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典型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对此，陈先达先生指出，《手稿》“以人的本质为评价尺度，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评价的色彩”[9]99。张一兵教授亦指出，《手稿》的主导逻辑是以“应有”批判“现有”的抽象人本主义思辨逻辑，“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恰恰是隐性唯心史观的”[10]。
《手稿》与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历史唯物主义文本在研究主旨、核心范式及研究方法上有着很大的异质性，是我们判断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发生嬗变的重要标志性文本。[11]《手稿》以抽象的道德规范和人性、人道主义为研究主旨，以“异化劳动”之消除和“人的本质之自我扬弃”为核心范式，以抽象人本主义思辨逻辑为主导逻辑，具有浓厚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而这种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后来被马克思视为纯粹思辨的方法予以“高姿态”扬弃。马克思中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则以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及发展规律为研究主旨，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构建社会发展理论为核心范式，以社会历史研究为主导性逻辑，在文本研究方法上实现了从人本主义伦理学向社会历史研究之深刻嬗变，亦由此实现了从抽象到科学、从唯心到唯物之重大转向。不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旨在研究人类历史，当其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历史范畴描述社会有机体及其发展规律时，似乎是以历史必然性“吞噬”了历史主体性，以客观规律消解了人性和道德，某些学者据此曲解历史唯物主义，断言其是漠视甚至无视人性的、与道德“绝缘”的历史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道德因素的“断裂说”由此产生。“断裂说”断言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仅仅满足业已形成的哲学方法――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而不再深入、具体地研究人性、人道和道德问题，否认道德因素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传承性与发展性、断裂性与延续性。[11]这其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严重误读，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与道德之间人为地制造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其与生俱来的道德真韵连根拔起。
从本质上看，基于“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到基于“历史评价优先”视角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之深刻嬗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摒弃了道德思想和道德研究本身。我们对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应秉持科学的理论定位，既要看到其思辨性，亦要看到其在马克思的道德运思理路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马克思的道德运思理路并非一些学者所误读的那样，在转向社会历史研究后即发生“激进的断裂”，只注重历史研究而不再关注道德研究。事实上，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摒弃的只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而并非道德研究本身。历史唯物主义走向人类历史的深处，注重社会历史研究，这并非走向“理论上的反道德”，并非消解道德研究本身，而只是摆脱了抽象道德研究的窠臼，不再把对现存制度的道德批判与对共产主义的道德诉求建立于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道德原则之上，而是将人道主义和道德研究自觉置于“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视域之下，理性置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体价值性自觉契合的基础之上，使其获得了深厚的历史根基，从而消弭了道德研究与历史研究之抽象对立，弥合了合规律性与合道德性之二元分裂，马克思早期文本的道德思想、道德运思理路和道德研究方法亦由此实现了从抽象到科学、从唯心到唯物、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之深刻嬗变。
道德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从未“退场”，而是以某种隐性的方式始终“在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表征马克思的文本研究方法实现了历史研究与道德研究之生成性统一，呈现立体化图景，亦标志着道德研究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对此，陈先达先生指出，“同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分析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道德诉求置于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出发点的转移，就不可能建立历史唯物主义”[12]245。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的道德“断裂说”之产生，“就在于没能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进行研究，而是执着于马克思各个不同时期的理论本身和马克思阐述自己理论所运用的不同的话语体系”[13]4-5，就在于漠视马克思前后期文本的道德运思理路之间的逻辑联系和整体发展，将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社会历史研究等同于其摒弃道德研究，其本质是否认马克思早期道德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有实质性发展的庸俗进化论。在此种误读下，历史唯物主义被拆解为一系列“道德中立”或“价值无涉”的哲学范畴、实践概念或阶级斗争学说，其道德维度由此被遮蔽直至消解。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读模式之解读误区
长期以来，学界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规律论”、“工具论”和“实践论”三种传统解读模式。[14]这三种解释模式对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亦是各执一端，或将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为“道德中立”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或将其解读为纯粹的阶级斗争工具，抑或将其简单还原为单纯生产实践意义上的实践论。在上述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工具性和实践性等科学维度被无限拔高，而其内蕴的道德维度却被遮蔽直至“窒息”。
“规律论”解读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绝对地“科学化”，将其简单还原为“道德中立”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对其作出了直线论和一维化的形而上学处理。自第二国际正统派理论家关于“全部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这一解释传播之后，经苏联的理论诠释，“规律论”盛行。受其影响，诸多哲学专著和教科书在界定历史唯物主义时，习惯于称之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在此种理论定位下，人类历史发展易被曲解为凌驾于人类的、只具有自然意义而沦丧了人类意义的“超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也易被误读为纯粹的发展规律体系，其内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维度、关注劳苦大众命运的道德关怀意蕴及诉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道德旨归，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直至消解，马克思本人也由此被一些学者判定为非道德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伦理学上的“反道德论”亦顺势而生。
“工具论”解读模式将历史唯物主义单向度地解读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的阶级斗争工具和手段，片面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属性和革命指导功能，并使其与人道、道德尖锐地二元对立。“工具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斗争性等工具意义无限拔高，似乎历史唯物主义只具有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内容，只具有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功能和属性，由此，其内蕴的深厚道德内涵和道德价值被最大化消解。
“实践论”解读模式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表明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实践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观点，亦是其内蕴的科学维度之重要呈现。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所形成的“实践论”解读模式却未能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与传统生产实践观之实质性区别，而是将其视域下的“实践”概念简单还原为改造自然界以获取物质生存资料的纯粹生产实践，无视其所蕴含的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实现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诉求。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既是对那种漠视生产实践、将实践仅仅归结为道德实践的思辨哲学和道德乌托邦之“高姿态”扬弃，亦是对那种将实践简单还原为纯粹生产实践甚至“卑污的犹太人活动”[15]6、不了解实践的超越本性及道义价值的旧唯物主义之“历史性”超越，本质上是以生产实践为原初内容，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道德皈依的“总体性”实践观。其弥合了传统生产实践观与传统道德实践观之二元分立，实现了生产实践与道德实践、现实生活与道德诉求之自觉统一。而“实践论”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臆断为游离于道德实践的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实践观，对其作出了片面化、庸俗化解读，故而无法准确把握其内蕴的道德内涵与道德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由此被遮蔽。
此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范式、批判话语与批判逻辑的“非道德化”语言倾向也为学界解读和研究其道德维度设置了一定障碍。客观而论，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非以鲜明的道德话语体系予以呈现，而是以深厚的道德底蕴渗透、融汇于其理论体系。其对资本主义现实所作的道德批判，多是从哲学、经济学或史学层面展开，例如，其运用“异化劳动”、“剩余价值”和“资本的无限增值”等经济学术语或历史事实描述来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反人道性，而不会述及“资本家不道德”或“资本主义是反人道的”等明确的道德批判话语，其道德批判是映现于经济批判和历史批判之中的。这种“非道德化”语言倾向也使历史唯物主义易被误读为“道德中立”的历史理论，其内蕴的深厚道德维度被淡化和遮蔽。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研究之当代观照意义
迄今，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这一视域的系统性研究付诸厥如，尚未有相关专著问世。忽视或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会萎缩甚至窒息其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使历史唯物主义在现实的道德呼唤面前形成“失语”状态。当下，我们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文本之本源语境，在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维度的理论前提下，深入剖析其道德维度被遮蔽的根源，立体化解读其道德维度的深刻内涵、价值及与科学维度的生成性统一，具有深远的当代观照意义。
1.有助于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迄今，多数学者习惯于从哲学、经济学、法学或史学层面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抑或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或实践论视角来研究，其共同倾向就是片面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维度而忽视其道德维度，“模糊”了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深邃的科学维度，亦内蕴深厚的道德维度――道德批判维度、道德关怀维度与道德实践维度，其道德旨归即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此，我们不能对历史唯物主义仅作一维化的传统解读，即只看到其科学维度而漠视其道德维度。从道德维度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其传统解读模式的“补课”，能够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亦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历史唯物主义的内生逻辑与本真精神――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从而立体化把握其内蕴的深刻理论内涵与丰富理论维度，理性回归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的理论形象。
2.为合理解决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提供根本路径。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道德立场这一问题的理解陷入两种极端，马克思主义“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反道德论”两种观点相互争论，并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不可规避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前者将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或伦理学化，断言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后者则将马克思主义视为“道德无涉”的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之衍生实质上与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当学界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还原为纯粹的历史发展规律体系或阶级斗争工具时，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易被误读为“反道德论”;而当学界游离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文本“暴露了他（注：马克思）的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17]2-3，而将人道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时，马克思主义“道德论”即应运而生。基于此，合理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深入研究其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生成性统一，有助于我们从理论层面深刻领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的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性。这正是合理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道德悖论之根本路径。
3.强化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认同。“真”的理论令人信服，使人产生思想共鸣;“善”的理论鼓舞人心，使人产生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有助于引导人民群众深刻领悟：作为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学，其既是“真”的指导思想，亦是服务人民大众的“善”的道德价值体系，是“真”与“善”自觉契合的“亲民”理论。这不仅能有力强化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心底的理论威慑力和道德感召力，亦有助于强化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自信和道德认同，引导人民群众将“信其真”与“信其善”内在统一，从而激发其对于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拥护及为之奋斗的热情，坚定其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理性“出场”并始终“在场”。
4.为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经济体制和利益格局之深刻调整，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在道德选择和价值抉择上陷入了困惑与迷茫，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正面临严重的危机和挑战。在现实的道德国情下，我们要走出倒退性、萎缩性的道德困境，须大力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而这需要丰富的道德资源，仅依靠中国历史上优良的传统道德资源是不够的。今天，我们从道德维度审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理论基础和哲学根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反思当代社会的道德困境与价值危机，深入挖掘其“真”的理论所蕴含的“善”的思想资源并将其运用于现实的道德治理，有助于开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道德建设的有效“对话”，探寻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新的理论支撑点并重塑符合时展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原则，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根本性道德资源。综上所论，该研究能够充分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功能与价值，拓展其现实的道德意义空间，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带来全新格局与有力的道德支撑，推动道德进步与发展。
5.这是时展的现实呼唤。当代社会，在诸种批判马克思主义道德正当性的理论流派异常活跃、形形的哲学流派争相在大众面前取得道德认同之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袖手旁观，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内蕴的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道德因素，并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加以发展，以期充分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魅力，提升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道德感召力，使其拥有更多“话语权”。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源泉依旧保持着历来的创新力，因为在我们周围的世界还存在着不公正、贫困和不自由”[16]，这也表征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精神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和蓬勃创新力，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研究是时展的需要。当今时代，不公正、不和谐的国际旧秩序依然存在，全球性道德危机的治理也需要全球伦理的重建。无论是国际新秩序抑或全球伦理的重建，皆需要介入强有力的道德批判话语体系，需要介入根本性道德资源为其提供伦理道德支撑。这也为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研究视角的转换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和理论空间。因为，从道德视角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挖掘其内蕴的道德批判理论、终极道德关怀思想及道德实践学说，可为国际新秩序和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根本性道德资源。基于此，该研究可以开启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世界的有效“对话”，是时展的现实呼唤。
今天，我们开显处于遮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维度”并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立体化研究，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领域和马克思主义道德研究领域的理论需要，亦是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需要，具有深远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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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篇3
论文摘要: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析，以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向纬度为基础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和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复活的统一—“两个统一”展现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人文关怀，最终用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指导当代社会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并没有“生态哲学”或“生态伦理”的概念表述，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并不鲜见，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是马克思早年研究经济学、哲学时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手稿》由于包含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理念的环境伦理思想，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解读《手稿》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对于深化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保护现代人类和改善生态环境，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三向纬度为基础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
马克思哲学的生态伦理观是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个维度上阐发的。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是指对大自然的尊重、关心和热爱之情。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观是指人道地善待大自然，实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创造的统一，科学认识和艺术欣赏的统一。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是指共产主义的实现对生态道德的生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
马克思哲学从自然主义维度论述了在生命存续的意义上人对自然界必然的依赖，以及自然界对人的最终的决定作用。这表现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精神上的发展而言，自然主义等同于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所以人依赖自然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没有自然界人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成其为人。从自在角度而言，自然界对人的意义并没有显示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不能称为伦理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原始宗教对自然界的自然崇拜是动物式的不自觉的狭隘的意识，难以称之为生态伦理。自然主义层面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只有在人的自由自觉的层面上才促成生态道德态度的产生。生态道德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对人对自然的生命依赖关系所做的自觉的反思。
(二)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原则
生态道德情感或可以称为人对自然的“人的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就是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原则和规范。
1.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即“对自然界的人道占有”。人以实践的方式作用于自然，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人”，人对自然也应取平等尊重的态度。所谓人道地对待自然是指以人的方式，作为完整的人，符合人的本质地对待自然界，即立足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尊重自然界本质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创造的统一，其次是科学认识和艺术欣赏的统一。
2.爱护原则
这里包含着从单一的人类需要的功利主义尺度向关照自然本身的利益的非功利主义尺度的转变，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从而自然界失去了纯粹的有用性。人在利用大自然的时候坚持保护人自然本身的完整性和生机活力，促进自然生态的繁荣和发展，为了自然生态系统健康和持续而善待大自然。
(三)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
马克思不但从生存论上显示出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人对自然的应然的道德态度，而且跃进到社会历史的深度。马克思以人的生存为评价尺度分析了压迫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不得自由生存，从而造成人对自然的敌对态度，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人的解放来实现大自然的解放。
马克思指出人虽然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但人同时也是人的自然存在物，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存在物。人与自然的社会结合方式—所有制决定着人对自然界的态度。要使人的生态道德情感和生态道德原则内化为持久的坚定的生态道德信念，必须有符合人性设计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只有人真正地作为自由的人而生存，才能形成普遍的生态道德意识。所以应当把人对世界的真正关系归还给人，为生态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援。马克思揭示了与社会形态发展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生成过程，表明了社会制度对生态道德的育化作用和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三个阶段分别如下: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缺乏独立自由，个性极不发展的形态。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具有较多独立性，较丰富关系和较多样才能的形态。第三阶段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特征的充分发展的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
二、“两个统一”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主张可以概括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和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复活的统一，是人类发展理想状态的基本特征。
(一)体现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存在
1、以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融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
马克思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称为自然主义社会，并等同于人道主义社会。他实际上将理想社会看作万物一体、物我同类的社会。人与自然内在地融为一体，关爱自然也就是关爱人类，尊重人类也就是尊重自然，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这是两者都得到尊重的社会。同时，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归结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实现。这样一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纳人到伦理学的学术视野，从而拓展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张，人的生存发展应当始终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取向。在人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应当自觉地确认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念，培育自然主义的伦理品格。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天然地相互排斥，那种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的观念，是将自然看作人的异己物、对立物。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人既属自身的类，又属他物的类;既是社会存在物，又是自然存在物。
2.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要求人努力养成自然主义的伦理品质
首先，要完整地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作为生态系统的整个自然界。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他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须依赖其他白然存在物，否则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人是生态整体的一分子，理所当然地要按照生态法则来作为。人是智慧生命体，能以非自然进化的方式来支配和消解其他物种，破坏及毁灭自然系统的稳定性和整体性，这就需要自觉地规范和约束人自己的行为。在如何规范和约束自己行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必须确立关爱所有生命、珍惜自然资源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人应当确认敬仰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的伦理道德情感。《手稿》中，马克思论及消灭整个土地私有制时，提出要用合理的方式“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从早期发展阶段对自然的依赖及敬仰变成工业文明时代的践踏奴役，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伤害自然的同时也损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应该养成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道德情操，具有善待自然万物的伦理情感。
(二)彰显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人的发展与自然界复活的统一，核心在于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同以此为基础的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以自然界的复活和新生为价值取向，以人对自然的尊重、仁爱为基本规范，以人与自然的平等为根本原则。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看，人与自然由原始的和谐走向后来的分离以至分裂和冲突，是由人的不合理的作为造成的。实现人向自然的复归和自然向人的回复，有赖于人的行为的合理取向，需要确立自然主义的伦理精神。
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实现，以人的自然主义的实现为前提和基础。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独立存在的尊严，因此需要以自然主义来取代利己主义，依照自然的规律规范人的行为目标，依照生态法则来利用自然。马克思将自然界的这种为人的品格，称作自然界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然主义的确立和贯彻，也就是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既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亦非自然中心主义者。他主张人与自然平等协同发展，人的自然界的本质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相统一，认为人的自然主义的实现，将使人的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得以真正解决。人的自然主义的实现，将使自身获得关于自由的全新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自由，只能是基于对自然本性的科学把握而展开对自然界的合理利用。
由于人的存在，历史成为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整体，并且这两个要素之间互相作用，“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与人类史因为彼此而存在，并因为对方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在动态变化中保持相对一致的步调，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彰显出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协调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与协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自然生态问题的基本思路，指明了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途径和方向—对社会生产关系实行根本的变革。这些思想和方法，使人们的认识与实践能超越现存在的技术决定论，突破了应对生态危机问题的单纯认知主义态度，立足于被这些理论忽略的生产方式立场上，去思考和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
(一)理论意义
1.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是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个维度上阐发的。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是指对大自然的尊重、关心和热爱之情。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观是指人道地善待大自然，实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创造的统一。保护大自然本身的完整性和生机活力，促进自然生态的繁荣和发展。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是指共产主义的实现对生态道德的生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复归才能实现大自然的解放。
2.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中始终渗透的人文关怀色彩使人们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既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深入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当代生态哲学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指导下实现从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向关注人与人关系的转变。
3.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中始终渗透的人文关怀色彩使人们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既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深入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当代生态哲学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指导下实现从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向关注人与人关系的转变。
(二)现实意义
1.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涵和根本要求。中国发展的重大阻碍之一在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对社会的困扰。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但是困扰我国的生态问题仍不容忽视。研究马克思自然观思想，对我们认识和克服生态环境危机，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深刻理解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篇4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在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重建。其特点是将政治抱负和伦理理想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即在政治革命中实现其社会理想，在追求社会理想中指引现实的社会革命。西方传统哲学在本质上就是用思想把握世界，马克思则通过对劳动概念的解读实现了哲学观的变革，并进而超越了西方传统哲学。在此种变革中，劳动概念亦成为理解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关健。
一、问题:马克思有伦理思想吗?
因为马克思一生没有专门系统的伦理学著作，而且常常以轻蔑的态度谈论道德问题，据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没有伦理思想。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曾援引过道德方面的论据，而当他一旦变为共产主义者时，他就从自己学说中排除了一切道德方面的论据。”“在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一点儿伦理学，而只有经济的规律性。;实际上，马克思所鄙视的道德，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而是指资产阶级道德。因为在他看来，伪善的资产阶级是不配谈道德的。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道德教授伍德发表了《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一文，声称马克思对正义是持批判态度的，因而，马克思的思想中根本不存在有关正义的道德观。此文激起了长达30多年的有关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之间关系的探讨与争论，其引发的研究涉及领域相当广泛。这场大规模的争论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英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热潮的起点。
马克思曾经有过计划，“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写这些小册子，可能因为他后来认为，在还没有对各种社会的基础—生产关系—做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其他范畴的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考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根本不是一个学院派哲学家，而是一位以人类解放为使命的革命家和思想家，毕生致力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中生成批判的标准和取向。这也决定了马克思不可能对道德问题做纯学术性、纯理论形式的研究。因此，马克思没有一个文本化的伦理著作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哲学没有伦理学的向度，对人的道德关怀始终贯穿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之中，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来总是在对理论对手的批判中以辩论方式来谈道德问题的，所以关于道德方面，他们的否定性说法占主要地位。
二、伦理:政治革命中的理想
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家就开始自觉寻求一种经过系统理论反思、具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理性生活，并力求用一种普遍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构造秩序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这就是西方哲学以纯粹理论的态度来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思想成为意识的真理和本质，世界被看作内在意识的世界，即我们用思想去看待世界，世界就是思想。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提出仅用思想来把握世界是不足够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并不是要放弃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只是用怎样的理论来把握世界?理论的意义又是什么?真的有纯粹的理论与纯粹的实践的区分吗?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实践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在改变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了理论预设，是通过实践去检验理论的客观性。不难看出，思维方式的哲学变革在马克思这里实现了，原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纯思辨的思维方式被终结了，终结的同时即是一种超越，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实践的思维方式被创立，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在社会历史现实中真正实现内在辩证统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把人的活动划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和技术的三大类型。认为“实践活动”区别于以永恒不变的事物为对象的理论活动，也区别于以达到和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技术活动;它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正确行为。伦理与政治构成了其实践哲学的核心内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重建。卢梭在《爱弥儿》中曾提到:“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对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由此，他在《忏悔录》中自述，我看出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无论人们采取什么方式，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使它成为的那种样子。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深受其影响，伦理道德思想与政治抱负二者在这里得到完美的结合，即马克思在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中表征着自身的伦理思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学批判，即指出数百年来主导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违反人性的不道德的社会制度安排;他所承诺的“全人类解放”理想实质即是一种伦理学理想，要求实现一种既道德又幸福的真正合乎人性的人类生存方式，即社会主义。据此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最终的指向是建立一种公、正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政治问题。
不言而喻，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制度需要通过不断地批判去寻求，是一种道德指向，而不是一种最终的确定性的社会状态。“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马克思对道德的态度。使用道德词汇永远以共同具有某种社会制度为先决条件。……即要求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欲望和需要。”由此，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总体性质可以被认为是“制度伦理”。所谓制度伦理，是关于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评价与道德批判的伦理。正义的社会制度是伦理问题的前提。所以，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所面对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伦理学家。马克思不屑于与资产阶级谈道德问题，是因为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某个人或整个阶级道德思想错误的真正根源是错误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不应该让某个人或某个阶级来为其承担责任。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非正义的情况下，道德是没有存在的立足点的，更无从谈共产主义的道德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要谈道德问题，必须先解决人类解放的政治制度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才被理解为“关于解放的宏大叙事”。同时，这种不屑也是由于资产者的歪曲。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资产者原来把自己的妻子是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当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所以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叫喊，共产党人要实行公妻制。实际资产阶级的婚姻才是公妻制。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无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多以否定的形式对道德问题予以反驳。
马克思的这种诉求也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回应和认可。典型的代表就是约翰·罗尔斯，1971年约翰·罗尔斯出版的《正义论》—被西方学者推崇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法律哲学和社会哲学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正义不是个人的品质问题，它的核心是社会制度的机构，是社会分配基本权利义务的方式，也是通过社会合作产生利益的方式。不过他也是资产阶级伦理学家的代表。根本不能超过马克思的“原则高度”。但是，制度伦理的研究已经在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等方面得到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三、劳动: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关键
“道德概念不仅体现于社会生活方式中，而且部分构成社会生活方式。我们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与另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识别道德概念上的差异。规范伦理学和元伦理学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做这项工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阐发道德问题，他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由此，在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资本以及资本的化身—资本家，才是社会中主导道德思想的代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是形成其道德思想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篇5
关键词：过渡问题;社会财产关系论;生产模式
一、“布伦纳之争”论述
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9月小组”的重要成员，系当代美国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
在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影响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直接启发下，布伦纳致力于在二战后的英美世界继续从事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重建这一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使命。基于此，他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引发了著名的关于社会形态过渡的“布伦纳之争”，并由此重新开启了探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维度。“布伦纳之争”是在其在研究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相关问题时而引发的讨论，该争论主要是围绕一系列的具体问题而展开，如包括人口、市场、贸易等经济学说，或是政治、国家、文化等超经济因素说在内的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或动力机制问题，资本主义兴起最初起源于农村还是城市以及具体发生的历史时段等问题。
二、社会财产关系论与“布伦纳之争”
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马克思思想研究界，出现了“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潮。许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主要任务是对人类社会与历史开展经济学研究。罗伯特・布伦纳是这场思潮中极其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提出了著名的“社会财产关系论”，该理论认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所构成的宏观变化，分析这两个维度的关系就成了布伦纳研究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指导原则，也基于此，在美国学术界引发了“布伦纳之争”，因此，研究“布伦纳之争”必然不能忽视对“社会财产关系论”的探索。
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初步提出到正式形成的过程。概括起来，“社会财产关系论”的形成包括了三个阶段：第一，萌芽阶段，20世纪70年代依附于“阶级结构”范畴的“财产关系”概念。第二，基本形成阶段，80年代的“财产关系”论，进一步明确该了“社会财产关系”的具体内涵;第三，最终形成阶段，90年代开始正式使用“社会财产关系”概念，并最终在新世纪系统论述社会财产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
“社会财产关系”它包含着三种关系：第一，不同的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第二，不同的剥削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剥削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前两种关系就是布伦纳所说的“水平”关系，第三种关系则是他所说的“垂直”关系。布伦纳认为，“垂直”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理解为对抗性的阶级关系，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范畴业已经揭示的领域。而“水平”关系则是布伦纳重点研究的领域，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被理解为同一阶级内部的阶层关系。
概言之，社会财产关系论，即认为一切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由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所构成的宏观结构的变化。这种宏观结构由于是一种综合的、累加的效果，因此表现为一种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既定要素。至此，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范畴也从一个依附于“阶级结构”的子范畴，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甚至包含了“阶级结构”的主概念。[1]
三、“过渡”问题上的“布伦纳之争”
马克思关于过渡问题，即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了两种模式，“分工模式”和“生产模式”。“分工模式”是马克思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以及《共产党宣言》等表达出来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早期理解，其基本要旨就在于强调分工的自我发展。第二种是“生产模式”，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以及其他后期著述中所提出的过渡模式理论，但可惜马克思没来得及将它完善。第二个模式的主旨就在于凸显社会财产关系系统使得社会再生产得以可能并因此构建了后者――特别是家庭和阶级的再生产，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正源自于这样一个具有矛盾性的再生产过程，即再生产资料的农民阶级个人所有制与地主阶级借助于超经济的压制手段榨取和剥削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产品之间的矛盾。可见，根据这一模式，正是让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构建和延续的封建社会财产关系，最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2]
通过对伦伯特・布伦纳的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罗伯特是比较认同马克思关于过渡模式中的“生产模式”的，因为其看来，“分工模式”带有着斯密的理论痕迹，是后期马克思在研究过渡问题时所着重避免和批判且被马克思舍弃的观点。布伦纳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指出“分工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并且要把马克思的“生产模式”加以完善。
尽管罗伯特对马克思“分工模式”不满，但其过渡理论还是受益于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解读的。其基本观点包括：第一，推动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根源和动力机制是“社会财产关系”，即逐渐从“阶级结构”那里独立出来的“财产关系”;第二，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首先发生在农村，而不是城镇;第三，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形式、道路和时间不尽相同。布伦纳一开始就确定了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关系”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并决定了该社会个体的经济行为方式和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以，“分析具体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或剩余剥削关系得以构建的相对自主过程以及其所造成（或没造成）的具体阶级冲突是十分关键的”。[3]
当然，布伦纳关于过渡的理论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包括布伦纳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他们总是“想用材料翔实、结构紧凑的、总是让人想起最讲求实际的实证历史学家的细节描述，来揭示依靠经济成果而造就现代资本主义生命形式这件事情的抽象本质――财产关系与竞争机制”。[4]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被一些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论者划归为科学主义、特别是分析主义马克思主义行列，另一方面又与后者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与差异。总之，他们结合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对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进行创造性地运用，希望借助最真实的实证研究来寻找一个介于结构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的最优方案。这本身或许就是对马克思如下断言的一种当代解读，即“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从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5]（作者单位：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秀琴.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历史理论的经济学视角――罗伯特・布伦纳教授访谈[N].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09-20.
[2]张秀琴.当代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以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论”为例[J].江海学刊，2012（4）.
[3]RobertBrenner，“AgrarianClassStructur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Pre-IndustrialEurope”，inTheBrennerDebate.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篇6
这种观点的偏颇乃至于荒谬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自由观是一种历史观,是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和主旨,内蕴着丰富而深刻的伦理维度,这也正是自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首要内容的重要缘由。有学者强调,自由是伦理的基础。其实,伦理何尝不是自由的基础,没有伦理的自由不是人的自由,因为人是有伦理、讲道德的。马克思(以马克思为主,包括恩格斯)的自由观,以道德评价为基点,从道德批判出发,经过道德实践,到达道德
理想,展示了一条十分清晰而深刻的伦理维度。
收稿日期:20131023;修回日期:20131215
基金项目: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LZ062)
作者简介:张三元(1962-),男,湖北红安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理论等。
引用格式:张三元.马克思自由伦理的四重意蕴[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285-292.
①转引自R.G.佩弗:《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吕梁山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一、道德评价
俞吾金指出,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从青年马克思的“道德评价优先”到成熟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优先”[2]。这个观点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即使马克思没有其独立的伦理理论,也并不妨碍他从伦理学维度出发进行思考和评价”,即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存在着一个伦理维度;二是即使是“历史评价优先”,“道德评价”也仍然是次优选择,即在唯物史观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道德评价。这是符合马克思思想实际的,但笔者觉得“优先”二字的使用值得商榷。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这在个语境中,公平是可有可无的。在唯物史观中,道德评价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但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不是并列平行的关系,而是历史评价统摄道德评价,道德评价只是历史评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子。即使是在青年马克思时期,道德评价的背后是历史评价,只是对于马克思而言,历史的天空还没有完全铺展开。当然,学者们往往是在道德批判的意义上使用道德评价的,但在这里,道德评价是作为道德批判的前提,即判断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价值标准。
自由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范畴,是主客体的高度和谐统一。也就是说,自由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评价原则。主观评价原则即道德原则,亦即人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的一种价值判断。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符合人性和道德的,是一种善。也就是说,自由是现实的个人自觉地将道德本质落实为道德实践,即个人通过自觉地趋“善”行为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就涉及到道德评价问题。对于马克思自由观而言,道德评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