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的影响(6篇)
消费主义的影响篇1
关键词：消费消费正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引言
作为生活方式的消费，具有鲜明的个性，似乎不应具有任何意识形态属性。但事实上，消费不仅承载着繁荣经济的重要使命，而且日益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意识形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消费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消费的符号意义被彰显，消费品成为指示人们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符号。消费主义在中国社会大行其道，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消费方式，更在深层次上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着消解的困境。有鉴于此，必须高度重视“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赵玲，2011），坚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科学合理的消费价值观引领人们的消费行为，建构科学的消费方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构筑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牢固基础。
消费主义影响下当前中国消费方式的变迁
（一）病态的消费价值观念
西方消费主义对当前中国消费方式的影响和渗透最主要的还是在消费价值观念上。消费主义价值观将消费本身当作了人生的价值和目的。这种病态的异化了的消费价值观，挑动着人们消费的狂热激情，把人变成了消费的机器而不再是人本身。然而消费只是人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绝不是人的本质。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下的消费不再是为了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只是出于一种非自主的欲望的满足。人们执着地追求着怪诞离奇的消费方式，并希冀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猥琐的消费者们在“女体盛”等离奇的消费中丧失了理想信念、迷失了政治信仰，沦为了消费的奴隶。但消费的丰富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处于充实状态，更不能代表人们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这种病态消费价值观念指引下的消费虽然迎合了感官的需求，却难以给人带来真正的提升、难以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真正的福音。
（二）奢侈消费的风靡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但中国式的奢侈品消费并不是建立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而是基于严重的贫富差距的现实条件。当下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力并非社会的中间阶层，而是处于社会上层借改革开放的春风暴富起来的社会阶层。这一群体本应该发挥“先富带后富”的作用，但受消费主义影响，他们往往只是通过借助一件奢侈品去识别社会身份和地位。因为他们不再把消费当作满足实用和生存需要或者享乐的方式，而是把消费当作向人们炫耀自己财力、地位和身份的手段。通过奢侈消费，他们向社会观众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起贫困的旁观者的羡慕、嫉妒或尊重。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奢侈品是一种精神支撑，能使他们获得某个上层社会圈的接纳，得到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从而让他们摆脱“暴发户”等社会歧视的恐惧感。他们在奢侈品消费编织的各种各样的迷梦中演绎和实现着社会地位的认同和重构。但社会地位毕竟是一个综合性评价体系，靠奢侈品消费来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显然是徒劳无益的。奢侈消费能满足暴富阶层的心理，但是旁观的贫困阶层脆弱的神经也被牵动了，因而奢侈品消费本质上没有也不可能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真正的发展。贫困阶层开始抱怨消费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继而开始质疑整个社会体制的合理性，这无疑会给社会的稳定、党执政根基的稳固制造隐患。因此，应深刻反思当前这种病态的消费方式。
消费主义影响下中国主流价值观消解问题的凸显
20世纪50年代，西方迎来消费社会，消费成为控制社会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消费主义则“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应运而生并成为消费社会的典型意识形态”（李雨燕，2011）。然而，消费主义丝毫并没有因为消费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而给中国人民带来预想的美好生活，更不会实现其标榜的更大程度的平等和个人自由。西方社会是在试图利用其话语权优势，通过消费领域的文化渗透来分化、弱化和转化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一）“影像消费”系统及其虚伪性
消费社会创造了一种影像系统来操纵消费者的欲望，使消费者在消费商品影像中获取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他们通过影像对商品消费和社会地位进行编码，不同的影像对应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商品消费。要想成为某种等级的人，就要消费该等级影像中对应的商品。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就被这些影像所代替，消费者为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就很自觉地不断追求影像系统中相对应的更高的商品。在他们看来，商品消费是自由和民主的，因而更高的社会地位、自由民主的社会通过商品消费就唾手可得了。消费者就在这连篇累牍、无穷无尽的影像、符号的复杂系统中神魂颠倒，继而对消费社会的逻辑神话（即通过消费就能够获取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深信不疑。这样，消费社会就在消费者“迷失的自我消费”中，完美地实现了他们编码的消费影像系统的社会解码和实践认同，并向全世界推销这种消费价值观。然而即使“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美]马尔库塞，2008）。相反，这种相似恰恰制造了一种新的现实的不平等。
（二）“人”的本质精神的迷失
消费主义鼓吹消费是打开幸福之门的钥匙，消费成了个人幸福、自由快乐的表征和代名词，似乎只要通过更多的消费，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当人们把人生的最高理想和追求交给了生理本能需要的满足、交给了无穷无尽的物质欲望的时候，人的本质精神就迷失和消解了。消费主义正是基于此种方法成功的转移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怂恿。人们在消费主义所倡导的“遵循享乐主义、追寻眼前的”（[英]费瑟斯通，2000）面前神魂颠倒，跌入了一种无休止的消费体验之中。沉溺其中的人，无暇顾及自己真实的需要，因而他们对集体、对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漠不关心，更不用谈为集体和社会奉献自己了。然而，社会公共领域的维持又需要发挥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作用。可见，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是以人的本质精神的迷失和消解、以社会基本精神纽带和道德观念的消解为代价的。问题的严重性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资源消耗殆尽，生态危机一触即发；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消费欲望被资本操纵和控制，接近疯狂。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同个体需要的差异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难以调和，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开始质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继而质疑现存社会体制或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无疑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淡化和消解的困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精髓，然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长驱直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着消解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中，西方社会凭借其强势的世界话语权，向中国兜售裹挟其病态价值观的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并以此来达到消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显然，这种悄无声息地渗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广告等媒介编织的娱乐化、刺激化的西方生活模式诱惑下，人们憧憬着能够像西方人一样消费，这就必然会“拒斥主流意识形态、否定政治权威、淡化国家观念、揶揄崇高信仰、调侃政治领袖，将宏大叙事、光荣使命、优良传统等等以往追求与遵循的价值目标排挤出去”（赵玲，2011）。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加甄别地迷恋裹挟西方价值观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并用怀疑甚至否定的目光抵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则是有害的。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的中国，特别要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特别是消费领域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强大作用。
消费维度中中国主流价值观消解难题的破解
消费事关人类生存、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事关国家文化安全，两者都不容忽视。因而只有将消费同文化安全结合起来，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人们的消费行为，从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日常生活领域构筑起牢固的思想堤坝，才能重塑中国主流价值观的“知识形象、理论形象和创新形象，增强其文化亲和力、感召力和创造力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力”（张骥，2010），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一）实现消费正义：走出中国主流价值观消解困境的现实前提
只有从发展经济入手，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中稳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才能实现消费正义，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才能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强大优越性和感召力来抵御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必须要想方设法增加居民收入。而要提高居民收入，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夯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生产的正义来保证分配和消费的正义。要实现消费正义，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心理上的不公平感，这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消费领域的两极分化问题。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且严重制约着中国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着中国社会全面消费正义的实现。在这种背景下，先富起来的阶层应该学会拒绝消费主义的诱惑、拒绝奢侈消费方式，找回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投身到社会慈善事业中去帮助更多的贫困阶层，为实现消费正义、社会和谐而贡献力量。我们坚信，中国社会的财富阶层们只有找寻到了自身的价值、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才会使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加稳固，而奢侈消费绝不可能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
（二）创新传播方式：走出中国主流价值观消解困境的战略举措
创新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方式是当前发挥中国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功能、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然要求，是增强中国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实际效果、加强其社会认同的战略性举措。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必须适当改变其公式化、概念化、粗糙化、说教式的宣传方式，否则被拙劣的表达包裹着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必然会失去其应有的锋芒。在中国消费领域经受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危机面前，中国应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消费领域为着力点，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居民的消费生活领域，探索用亲切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魅力，并以此来引领消费文化的建设，以全新的话语体系巩固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效果。这样既能保证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可以使人们在接受消费文化的过程中接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从而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人们的消费领域流传开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指导思想，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践行科学合理的消费方式。
参考文献：
1.赵玲.消费维度中的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与批判[J].政治学研究，2011（3）
2.李雨燕.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J].求实，2011（10）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消费主义的影响篇2
关键词：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品牌偏好；国货意识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57-006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以及企业国际竞争的加剧，品牌竞争成为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的重要形式。跨国企业的品牌扩张使品牌日益全球化并逐步渗透到中国市场，国内多数消费者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品牌有较好印象，加上国内产品质量信任危机与品牌核心价值缺失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消费者对本土品牌存在疑虑，对外来品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偏好和忠诚，这种态度进而加剧了品牌来源国的晕轮效应。但是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民族中心主义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在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中可能影响其购买行为，即表现为消费者的国货意识。那么“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否会成为消费者选择国外品牌和本土品牌的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如何?本文在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年轻消费者对待本土品牌的态度，为本土企业制定品牌战略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指导。
二、文献综述
Sumner(1906)认为“民族中心主义”首先是社会学的概念，即偏爱本族群的生活方式，否定或贬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因此群体就成了忠诚的对象，而其他群体就成了抗拒的对象[1]。“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民族中心主义”在消费领域的表现，其由Shimp和Sharma在1987年首次提出，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认同和偏爱，对外国产品的拒斥与偏见，为了测量消费者的民族中心主义，Shimp和Sharma构建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CETSCALE)对美国消费者进行测量，研究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消费者对本土品牌态度正相关，与消费者对国外品牌态度负相关[2]，即民族中心主义强烈的消费者认为：购买进口产品会伤害国内经济、导致失业，因而是不道德的行为。在随后的相关研究中，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在欧美等国家都得到验证，说明了该量表的跨文化适应性[3][4]不过针对前苏联和中南美洲国家的消费者研究时，其结论也不完全一致。对前地区的研究证明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与消费者对本土产品态度呈显著正相关，但与消费者对外国产品态度并不呈负相关关系[5]。Good等(1995)对波兰和俄罗斯的实证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于购买国内外品牌没有显著差异[6]。Witkowski（1998）对墨西哥的实证也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外国产品的购买没有影响[7]。其他研究还发现：影响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因素可分为社会心理层面因素如文化上的开放程度、爱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等，以及消费者的人口统计变量因素如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8][9]。
Klein等(1998)以中国南京的消费者为样本，研究发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对国外品牌的偏好呈负相关[10]。王海忠（2003）对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量表进行了本土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与消费者对国产产品的态度正相关，与对外国产品的态度呈负相关关系，对国产产品购买意向和实际占有也呈现正相关[11]。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消费者面对国产货和外国货时存在矛盾心理，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具有健康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和虚伪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两面性，健康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国产货购买行为具有正面影响，对外国货购买行为具有负面影响，虚伪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方向正好相反[12]。李东进等（2005）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我国化妆品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存在性[13]，随后研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组织购买者产品评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对本国产品还是文化相似国产品的评价，组织购买者并未受到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14]。庄贵军等（2006）以在校大学生为样本，检验了国货意识和品牌特性对于消费者本土品牌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国货意识的强弱对于消费者购买本土品牌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则均不明显[15]。
基于上述分析，国内关于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社会心理因素及人口统计特征的前置变量研究，而一个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即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的逻辑结构如何？其结构如何影响品牌偏好？随着中国近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家庭收入的增加，年轻消费群有着大笔可支配收入，同时年轻消费群具有尝试新产品的需求，他们更崇尚外来品牌，因而研究这类群体的品牌偏好更具现实意义，本研究正是基于以上原因选择高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品牌偏好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框架与理论假设
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作为一种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的经济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16]。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7]民族中心主义消费者认为，购买进口货将伤害民族经济并导致失业，因而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和不爱国的，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本土品牌和外来品牌的重要变量。当价格和质量等营销变量不变时，民族主义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强的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偏好成正相关而对国外产品偏好成负相关，可以得到假设：
消费主义的影响篇3
【关键词】电视媒介大众消费影响路径
电视传播作为现代社会信息环境、文化环境的主要营造者之一,拥有最广泛的受众群,加之目击感、现场感、真实感、即时性、冲击力,因此,从传播效果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软力量”。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对电视媒介影响大众消费的路径以及如何认识电视媒介与大众消费之间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电视媒介对大众消费的影响
现代社会,人们大部分时光都消磨在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上,他们从传媒中获得的资讯远远超过从人际交往中得到的。很多年轻人由电视媒介相伴长大,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受到电视媒介影响。同样,这种影响也渗透进人们的消费生活层面。具体表现如下:
l、物质消费层面
首先,电视媒体对具体商品的促销。这种影响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广告上,如今“酒香也怕巷子深”,很多商品通过广告攻势加强销售已是常见的营销手段。
其次,电视媒介对人们生活消费方式的组织和引导。通过电视不断地提出新的消费概念和消费模式来吸引大众。比如广告中“时尚”形象、“成功人士”等,经过媒体精心设计,并通过诱导或隐喻的方式来启动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第三,电视媒介开辟新的生活风尚和消费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普通工薪阶层逐渐成为社会消费的主流群体。电视上一些“选秀”节目播出后,那“时尚的发型”、“靓丽的眼镜”纷纷被世人模仿。许多新型的消费方式都是通过广告来培育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广告促进了消费观念的变化。
第四,电视媒介对消费主义思潮起了推动作用。在消费社会,由于电视媒介拥有强烈的现场感和冲击力,电视把各种叙事和视觉手段都用于消费主义文化的构建。这样,受众在收看电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影响。
2、文化消费层面
大众文化与电视结伴而生,以现代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休闲时间娱乐和消遣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电视传播改变娱乐方式――从室外走向室内。如: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引领了人们的过年夜的娱乐方式;VCD、DVD等与家庭电视机相关产业的勃兴导致了一种“看碟文化”,作为新的家庭娱乐形式;同时,网络游戏、博客等具有“主动体验”“虚拟现实”特征,消除地域和时间的制约,在现代人之间形成了真正的“零距离接触”,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体验与休闲娱乐方式,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然而,消费文化的形成对传统文化、精英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包括电视在内的媒体上曾一度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文学专业的学子也通过电视剧来“读”名著,这种能够满足人们了解名著的欲望的文化消费方式之所以毁誉参半,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实际需要间的矛盾。
二、电视媒介影响大众消费生活的四种路径
下面从传播学理论来探讨电视媒介影响大众消费生活的四种路径:
l、神话
神话理论由法国学者罗兰•巴特提出。他认为信息传播会引导人们形成一些固定化的信仰、观念。换言之,传播媒介是在运用神话制造新意义。
巴特的神话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剖析媒介广告。广告总想把商品和个人的价值、感情等联系在一起。正是利用这一点,把欲望、时尚、成功、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各种意象附着于洗发液、化妆品、保健品、空调、汽车及酒精饮品等消费品上。而商品一旦负载了这种文化联系与诉求功能,其销售局面就容易打开。这样,热衷享受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
2、涵化
涵化理论是由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电视媒介的涵化作用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当电视媒介利用各种符号和形象制造充满消费文化的媒介环境时,消费者由于长时间地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受到涵化。
3、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是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拟态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而传播提示的环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而是环境的再现,或者叫信息环境。
电视传播正是通过其营造的“拟态坏境”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现实。以电视传播中的历史剧为例,其提示的“拟态环境”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影响重大。如何让受众区分电视历史剧反映的是历史真实还是对历史的娱乐,并非易事。
4、模仿
借鉴心理学家艾伯特•班都拉的模仿理论,人们通过观察媒介内容,并可能对其中某些角色或行为产生认同,那么当现实中出现类似情境时,就会产生模仿行为。这种模仿行为通过媒介不断强化,形成长期行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电视传播的显性效果,更要考虑到其长期的、隐性的效果。
三、对电视媒体的反思
1、电视媒介的消费主义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日趋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传播内容重点的转移、媒体主体形象的转换上。
(1)传播内容重点的转移主要表现在娱乐的兴盛以及包括广告在内的“生活方式报道”的大量出现。传媒与娱乐的合流是一种全球性趋势。表现在娱乐内容比重的不断增加,新闻、信息与娱乐的界限日渐模糊。
广告和“生活方式报道”起到了消费示范和对消费欲望的诱导和刺激作用。电视媒体中专注于“时尚、服装、美食、健康、旅游、汽车”等频道的开办,它们对受众消费方式的引导,从客观上营造消费主义氛围。
(2)媒体主体形象的转换主要表现在电视剧的一些情节、影片和名人报道等形式中。通过展示异彩纷呈的生活和消费方式、消费场景,从而鼓励人们多多消费甚至奢侈消费和超前消费。
2、对电视媒体的思考
大众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对受众和媒体本身而言有利有弊。
首先,对于受众而言,电视媒介的消费主义倾向,客观上释放了人的欲望,体现了对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是一种进步。然而,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报道在刺激消费的同时,被在商业和非商业的诱导性信息下的受众,也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消费”着媒体,“消费”着自我。
其次,对于电视媒介自身来说,关注物质生活、提供娱乐服务,使新闻报道内容丰富多彩,覆盖面更宽泛,也就使传媒的信息资源配置趋向全面、合理。然而,消费主义倾向是以商业逻辑为驱动力的,商业逻辑一旦支配媒体,就可能把人的情感当作商业资源来开发,这就必然破坏其自律性,从而遮蔽、挤兑媒体应有的公共性、公益性,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总之,电视媒介中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报道虽然能够刺激消费、为人们生活服务,但过分了又烘托出一种享乐主义氛围,媒介所制造的狂欢表象需要人们具有一种理性与反思精神。■
参考文献
①旷新年,《作为文化想象的大众》[J].《读书》,1997
②[英]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消费主义的影响篇4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问卷主要在合肥市5个居民区随机发放。本研究调查时间为2013年4-5月。共计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66份，有效率为76%。问卷调查信息的基本情况如表1。
（二）研究工具由于国内目前还没有关于购房消费动机方面的调查问卷，故首先编制了《消费者购房消费动机问卷》，并对此问卷进行了质量分析。在综述国内外研究和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本研究整理了影响购房消费动机的三个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制度因素。围绕这三个因素我们编制了33个项目，组成初始问卷进行试测。利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KMO系数为0.845，说明采用因素分析进行处理是适当的；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显著，卡方值为2146.257，p<0.001，说明总体相关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可以进行因素分析方法。提取因子时选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抽取因子，并用方差最大法(vari-max)进行因子旋转，获得4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5.391%。因子1中的变量包括投资收益、买房保值、增值等几个方面，都是描述购房的经济效益的，将因子1命名为经济因素；因子2中的变量包括住房的象征性作用、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方面，将因子2命名为象征意义；因子3中包括同事、亲朋以及社会舆论、媒体方面对个体购房消费的影响，将其命名为从众因素；因子4是从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方面来考察的，将其命名为学区房因素，具体见表2。本研究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所有因子的Cronbachα系数值都在0.75以上，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本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
二、结果分析
通过因素分析确定了影响消费者的四种购房消费动机：经济因素、象征意义、从众因素与学区房因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继续深入分析了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户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居住现状、购房次数等因素对购房消费动机（具体包括经济因素、象征意义、从众因素和学区房因素）的影响。
（一）性别对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性别差异对购房消费动机影响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消费者在象征意义上存在显著差异（t=4.698，p=0.000<0.05），男性比女性更注重购房的社会象征意义；在其他维度的差异不显著。
（二）婚姻状况对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婚姻状况对购房消费动机影响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已婚消费者与未婚消费者在象征意义（t=3.021，p=0.003<0.05）、从众（t=4.698，p=0.009<0.05）和学区房因素方面有显著性差异（（t=-5.565，p=0.000<0.05））。已婚消费者更注重学区房因素，希望通过买房选择一种良好的教育环境；单身消费者更注重象征意义，且更容易出现从众行为。
（三）年龄对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年龄对象征意义和从众影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在象征意义（F=14.988，p=0.000<0.05）、从众因素（F=19.248，p=0.000<0.05）和学区房因素上具有显著差异.由于经济因素和学区房因素方差不齐性，故年龄对经济因素和学区房因素的影响采用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学区房因素（χ2=18.011，p=0.000<0.05）上具有显著差异。30岁以下的消费者更注重象征意义以及受从众心理的影响。而年长者则更加关注有关后代教育问题的学区房因素。
（四）户籍对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消费者户籍差异对购房消费动机影响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合肥市户口与非合肥市户口在学区房因素上具有显著性的差异（t=2.982，p=0.003<0.05）。合肥市常住居民更注重学区房因素。
（五）文化程度对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文化程度差异对购房消费动机影响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的消费者在经济因素（t=-5.177，p=0.000<0.05）、象征意义（t=-4.767，p=0.000<0.05）及从众（t=-4328，p=0.000<0.05）上有显著性差异。学历较高的消费者受经济因素、象征意义的影响更大，且更易发生从众行为。
（六）家庭收入对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由于从众和学区房因素的方差不齐性，故家庭收入对从众和学区房因素的影响采用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对从众的影响达到显著性差异（χ2=11.417，p=0.044<0.05）。家庭收入对经济因素和象征意义影响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对经济因素（F=5.916，p=0.000<0.05）、购房象征意义（F=5.359，p=0.000<0.05）的影响达到显著性差异（p<0.05）。收入高的消费者的购房消费动机受经济因素、象征意义和从众的影响更大。
（七）居住现状对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居住现状对经济因素影响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居住现状对经济因素影响差异显著（F=7.109，P=0.01<0.05），有房者（包括住在父母房子里、住在子女房子里、自购房和其他）比租房者在购房消费动机上更注重经济因素；由于象征意义、从众和学区房因素的方差不齐性，故家庭收入对象征意义、从众和学区房因素上的影响采用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居住现状对从众与学区房因素（χ2=29.939,p=0.000<0.05）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相对其他消费者，有房者在购房消费动机中更注重学区房因素，发生更少的从众行为。
（八）购房次数对购房消费动机的影响购房次数对购房消费动机影响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购房次数对经济因素（t=-2.192,p=0.029<0.05）的影响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有过购房经验的消费者在购房消费动机上更注重经济因素的影响。
三、分析
（一）购房消费动机的因素分析探讨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因素分析，确定了影响消费者购房消费动机的四个因素：经济因素、象征意义、从众因素与学区房因素。经济因素主要指消费者将购房作为保值增值的投资收益动机；象征意义是指消费者希望通过购房获得自我价值认同和社会价值认同的消费动机，是消费者希望通过购买、拥有住房以彰显自身的某些社会特性，如身份、地位、财富、声望等，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社会象征性并不是住房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属性，而是人赋予住房的社会功能。象征意义体现了消费者重视外在自我，即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这可能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系，“面子”是儒家文化氛围影响下人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个人为了获得面子，必须显示成功和炫耀[6]；从众因素是指消费者购房消费动机中所受到的来自同事、亲朋和社会舆论等方面影响；学区房因素是指消费者希望通过购房让孩子接受更加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的动机。消费者在进行购房决策的时候，有时会将上述四种因素之一作为主导动机；有时会将两种因素整合作为主导消费动机；有时会将四种综合考虑。消费者的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户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居住现状和购房次数等因素对消费者的购房消费动机具有重要影响。
消费主义的影响篇5
社会消费文化在本研究中，社会消费文化指的是消费者生活环境周围对某种消费行为的主流意见和看法。而当消费者在接触到这种主流意见和看法后，对态度和自我行为进行调节，也就是说社会消费文化会对态度产生影响，并且对态度与实际消费行为产生调节作用。
实际消费行为按照消费目的为前提，可以将现实生活中的消费行为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获得个体利益为前提，以个人价值观为主导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需求，即个体知觉消费行为；另一类以社会、自然和人类和谐发展为前提，满足个体需求的同时，保护环境和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即社会知觉消费行为。
研究模型与研究假设态度过程对实际消费行为会产生影响作用，社会消费文化作为态度和行为的外部环境，必然会对两者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会出现偏差。现有文献大多认为消费文化影响消费价值观取向，而忽略了消费文化本身对消费者直接产生的影响。社会消费文化会对态度过程、实际行为之间产生调节效应。因此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构思（图1），并提出研究假设。假设1.低碳消费态度显著影响实际消费行为。假设1a.低碳消费认知显著影响实际消费行为；假设1b.低碳消费情感显著影响实际消费行为；假设1c.低碳消费行为倾向显著影响实际消费行为。假设2.社会消费文化对态度形成和实际消费行为选择有调节作用。假设2a.社会消费文化对态度过程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2b.社会消费文化在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和实际低碳消费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在进行正式调查前，先进行预调查，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进而确定正式调查问卷。统计分析方法上，主要运用SPSS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FA）、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等。
（一）问卷设计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测量的方式对个体消费价值观结构，低碳消费的认知、情感、行为倾向及其关系，以及影响实际消费行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问卷设计经过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开放式调查等阶段，收集相关建议，对问卷的内容、表述清晰性与准确性等方面进行多轮修改，于是形成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包括6个量表：个体消费价值观测量量表，认知过程量表，情感过程量表，行为倾向过程量表，实际消费行为量表，社会消费文化量表。其中，认知过程量表、情感过程量表、行为倾向过程量表主要借鉴参考文献[17][18][19]的相关内容，并结合低碳消费情境进行本土化设计。其余量表为自开发量表。个体消费价值观量表包括15个题项，用以区分不同的消费价值倾向。认知过程量表有环境问题认知和低碳消费意义认知2个维度、8个题项，主要反映了消费者对低碳消费的认知了解程度。情感过程量表有自我低碳消费偏好和视他低碳消费偏好2个维度、7个题项，主要反映了消费者对低碳消费的偏好以及对他人低碳消费行为的看法。行为倾向过程量表有自我低碳行为倾向和视他低碳行为倾向2个维度、8个题项，主要反映了消费者对低碳消费的行为倾向及对他人低碳消费行为的反应。实际消费行为量表有个体知觉消费行为和社会知觉消费行为2个维度、10个题项，反映了消费者在实际消费时的行为选择。社会消费文化量表有1个维度、4个题项，反映了消费者在社会消费文化的压力下所做出的行为反应。问卷采用Likert5级量表进行测量。
（二）问卷调查组织与实施本研究预试问卷调查共回收88份有效问卷，正式调查于2011年5—8月间进行，共发放5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456份。
（三）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验首先对预试问卷调查结果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以SPSS软件为分析工具，以CronbachAlpha系数大于0.6作为问卷整体信度的评判标准，并以删除某题项后信度系数是否变大作为题项取舍依据。以KMO测度大于7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作为样本相关性检验评判标准，并以提取的公因子是否符合设计预期作为问卷结构效度的评价依据。预调查后，共删除8个题项，信度、效度通过检验。
数据分析
（一）低碳消费态度与实际消费行为相关关系分析为初步判断低碳消费态度对实际消费行为是否有显著性影响作用，需要运用SPSS软件对各变量做相关性分析，如表1所示。可见，个体知觉消费行为和低碳消费意义认知、视他低碳消费偏好、低碳消费行为倾向相关性不显著，与环境问题认知、自我低碳消费偏好显著负相关；社会知觉消费行为和环境问题认知、低碳消费意义认知、视他低碳消费偏好、低碳消费行为倾向相关，与自我低碳消费偏好不相关。
（二）态度形成过程对实际消费行为的影响预测分析1.认知过程对实际消费行为影响预测分析1）环境问题认知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预测分析由表1的相关分析得知，低碳消费意义认知与个体知觉消费行为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取环境问题认知为自变量，个体知觉消费行为为因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环境问题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整理显示了部分表格。从表2可以看出，回归分析结果F检验显著（Sig.F<0.05），非标准系数为-0.257，表明环境问题认知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对环境问题认识越深刻，做出个体知觉消费行为概率越小。2）环境问题认知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预测分析取环境问题认知为自变量，社会知觉消费行为为因变量，分析环境问题认知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回归分析结果F检验显著（Sig.F<0.05），非标准系数为0.214，表明环境问题认知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对环境问题认识越深刻，做出社会知觉消费行为概率越大。3）低碳消费意义认知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预测分析取低碳消费意义认知为自变量，社会知觉消费行为为因变量，分析低碳消费意义认知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回归分析结果F检验显著（Sig.F<0.05），非标准系数为0.338，表明低碳消费意义认知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对低碳消费意义认识越深刻，做出社会知觉消费行为概率越大。2.情感过程对实际消费行为影响预测分析1）情感过程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预测分析从相关分析中得知，视他低碳消费偏好和个体知觉消费行为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取自我低碳消费偏好为自变量，个体知觉消费行为为因变量，分析自我低碳消费偏好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表5可以看出，相关分析结果F检验显著（Sig.F<0.05），非标准系数为-0.396，表明自我低碳消费偏好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越是对低碳消费喜好程度高的消费者，做出个体知觉消费行为的概率越小。2）情感过程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预测分析从相关分析中得知，自我低碳消费偏好和社会知觉消费行为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取视他低碳消费偏好为自变量，社会知觉消费行为为因变量，分析视他低碳消费偏好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相关分析结果F检验显著（Sig.F<0.05），能够解释因变量的37.8%，非标准系数为0.359，表明视他低碳消费偏好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对他人低碳消费喜好程度高的消费者，做出社会知觉消费行为概率越大。3.行为倾向过程对实际消费行为影响预测分析从相关分析中得知，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和个体知觉消费行为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取低碳消费行为倾向为自变量，社会知觉消费行为为因变量，分析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的影响。从表7可以看出，相关分析结果F检验显著（Sig.F<0.05），非标准系数为0.345，表明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对社会知觉消费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低碳消费行为倾向越高的消费者，做出社会知觉消费行为概率越大。
（三）社会消费文化对态度形成和实际消费行为选择的调节作用1.社会消费文化对态度形成的调节作用经过三层回归分析，社会消费文化对环境问题认知与自我低碳消费偏好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社会消费文化对低碳消费意义认知与自我低碳消费偏好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社会消费文化对低碳消费意义认知与视他低碳消费偏好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社会消费文化对视他低碳消费偏好与低碳消费行为倾向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对自我低碳消费偏好与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具有调节效应，自我低碳消费偏好对低碳消费行为倾向的正向作用随着社会消费文化强度的增大而减小。2.社会消费文化在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和实际低碳消费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包括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因子，实际低碳消费行为包括个体知觉消费行为和社会知觉消费行为因子，使用层次回归法研究社会消费文化对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和实际低碳消费行为的调节效应。1）社会消费文化对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和个体知觉消费行为的调节效应经过运用SPSS软件进行三层回归分析，因变量个体知觉消费行为、自变量低碳消费行为倾向，调节变量社会消费文化进入回归方程。第一层回归分析、第二层回归分析通过t检验，说明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的主效应显著；加入社会消费文化变量使得增加解释变异量ΔR2为10.4%，社会消费文化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主效应显著。加入交叉项后，增量ΔR2为1.4%，F更改检验显著（Sig.F更改<0.05），同时回归方程系数t检验显著（Sig<0.05），且第一层回归分析中低碳消费行为倾向非标准系数为-0.025，第三层回归分析中交叉项非标准系数为0.038，说明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对个体知觉消费行为的负向影响作用随着社会消费文化强度的减小而增大。2）社会消费文化对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和社会知觉消费行为的调节效应经过三层回归分析，因变量社会知觉消费行为、自变量低碳消费行为倾向、调节变量社会消费文化进入回归方程。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回归分析都没有通过t检验，F更改检验不显著（Sig.F更改>0.05）。说明社会消费文化在低碳消费行为倾向和社会知觉消费行为之间调节作用不显著。
结果与讨论
消费主义的影响篇6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分化和演变的企图一直都没有停息过，只是在军事和经济等手段失灵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加隐蔽有效的方法———消费领域的文化渗透。他们凭借各种先发优势，借助传媒的示范作用，竭力将西方的消费方式树立为幸福生活的标尺，把裹挟西方价值观念的物质产品与文化产品打包兜售给中国，以此来分化、弱化和转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地位，破坏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这种悄然的文化侵袭势必会对我国文化建设系统的有序运作和良性循环带来严重的甚至是功能性”损害。
（一）利用经济手段植入西方文化，我国文化安全维护难度空前增大:消费主义语境下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入侵的主要方式是，凭借各种先发的优势，利用经济手段植入其文化价值观、通过文化贸易进行文化渗透。以消费为媒介的经济领域的文化入侵，使我国文化安全的维护难度空前增大。其实，消费和消费品原本并不涉及价值因素，问题在于，消费主义分析语境下的消费不再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更加关注商品背后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消费主义逐渐地将人们的消费欲望转移到经过编码后的商品符号价值及其象征意义上，因而人们购买商品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且不断膨胀的欲望所形成的虚假需求”，消费者在这种欲望循环”中不断完成商品符号系统的文化解码和实践认同。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知识技术而言，我国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劣势，因而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植入文化就有机可乘，此种情形下，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就成了幸福生活的当代指称，消费主义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消解着我国的民族文化。同时，伴随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的逐渐开放，消费主义隐藏在广告宣传的背后，通过传媒示范的作用，建议或怂恿人们消费某种商品，使得经过选择的西方社会价值观一再被大众消化吸收，从而按照他们所设计或希望的模式向中国成功输出本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等，形成对中国的文化侵蚀。我国传统的国家文化安全维护手段已难以应对来自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挑战，面临集体失语的危险。
（二）利用网络传媒削弱我国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安全体系的深层主题，其重要表征和条件就是国民对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高度一致的认同感。在现实社会中，文化的认同感、整合能力是政治得以克服地理上的离心力并使其超越一般的政治组织成为一种可能。而文化安全与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形成高度一致的认同。只有这种认同，才能形成有效的整合能力。这种整合能力是一个国家兴盛所需要的凝聚力程度的表现，更是一个国家安全稳定的基石。”［1］在消费主义影响下，西方国家通常利用网络传播的话语权优势，通过营造国际流行的时尚和明星的消费示范等娱乐文化来宣传他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标准、宗教传统等，严重冲击和消解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同时，长期接受西方文化信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逐渐受到影响，这在客观上弱化了我国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当今中国，只要你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一旦西方节日来临，媒体和网络都会不惜版面大肆炒作、极尽渲染之势。毋庸置疑，这种做法的确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甚至缓解了消费者的工作压力，为他们送来了欢声笑语。但是，受这种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在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中迷失了自我，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在消费社会似乎已无立足之地，显得无所适从。由于这种新的文化渗透方式极具隐蔽性和快捷性，所以一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价值观的扭曲和错位。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来抵制正统、以嘲弄的口吻来否定理想、以游戏的姿态来看待人生、以狂欢的方式来放纵自己”，［2］他们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是极其危险的，它给当前我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消费主义的这种文化渗透方式，不但会削弱我国国民的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感，还会摧毁中国社会发展所需的精神力量和主体人格，因而消费领域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不容忽视。
（三）以文化贸易为突破口大力推行文化输出战略，引起反向民族文化认同:文化贸易的发展为西方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入文化产品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他们以跨国公司为前沿阵地，大力推行文化渗透战略，使其文化和价值观依附文化贸易的形式穿越国界渗透着尚未发展成熟的我国文化产业。大量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在消费过程中，必将培养出西方文化风格的消费群体。同时，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标准方式将会伴随着我们国民的消费过程被系统地植入我们的文化之中，继而消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像法国思想家担忧的那样，通过电影，人们会逐渐熟悉美国的产品、美国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将会对自己的本土文化和传统失去尊敬”。［3］更为糟糕的是，进入我国的海外跨国文化公司，不但会改造其子公司所属员工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同时还会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进而导致我国国民生活方式的日渐西化”。因此，在消费主义的介入下，意识形态成功地征服了消费者，并使人们对商品的消费活动成为认同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实践”。［4］无论我们是否承认，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正确面对的严峻现实。一旦我们失去对本土文化的尊敬和认同，消费主义势必会诱使人们在审美情趣、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方面日益趋同，这些无疑都严重冲击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5］这种反向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将严重威胁我国的文化安全。
当前实现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路径
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我国文化安全状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找到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现实路径，无疑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当代重要议程。
（一）建立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统一战线，确保核心价值安全: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文化的多元交融已经成为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的社会成员每天都经历着主流思想和多元文化的交锋，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经受着痛苦的思想挣扎。显然，仅仅依靠对外防范来是绝不可能实现文化安全的。在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化解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状态，成为问题的关键点。在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具体路径上，许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讨论，但归结起来，至少有一点是普遍共识，那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领导权，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统一战线。当然，马克思主义绝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空洞的领导者，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榨取’被领导的思想体系中一切不可辩驳的合理成分，使之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里面，变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的文化力量”。［6］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权不是要绝对地排斥其他文化，显然任何文化对抗都不可能长久实现文化安全。要使社会主义文化保持合理的弹性和张力，在解释外部条件的可观察到的变化时保持灵活的适应性和包容性……从而赢得成员的持续认同与忠诚”。［7］只有这样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才能以优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回应、平衡西方政治价值体系的冲击”［8］，确保我国核心价值的安全。#p#分页标题#e#
（二）培育创意型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竞争力，把握文化评价话语权:凭借先发的各种优势，利用经济手段植入西方文化、通过文化贸易进行文化渗透是当前消费主义语境下西方国家进行文化入侵的主要方式。显然，文化产业和世界话语权的强弱已经成为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增强国家的文化产业实力，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具体而言，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思考。首先，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立足开发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出能够引领时代风尚的具有原创价值的高端文化产品。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意图能够实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仍然处于低端位置，创造出的文化产品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热切需求。因而，我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在结合我国传统文化资源优势的基础上，以创意型文化产业为发展重点，创造出更多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产品。其次，要建立科学的文化产业管理体系。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管理体系是否健全直接影响着该国的文化安全，关系着能否抵御消费主义的文化渗透和文化侵袭。在具体做法上，可以试点建设国家文化安全危机决策咨询机构，承担国家文化安全形势的实时监控和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工作，统一协调处理文化安全管理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文化安全危机的处理。同时应该确保公民有序参与文化安全管理系统的构建，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体制的效用。最后，要注重实现文化产业的开放融合。一种文化要被另一种文化所接受和理解就必须让这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而中国文化只有坚持开放融合，才能实现这个夙愿。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国家间的文化差异，学会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化风格进行巧妙的文化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