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的现状(6篇)
碳排放的现状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评价指标;陕西省;对策建议。
“低碳经济”的概念由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3年发表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提出,即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来实现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相关的制度创新,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自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各国纷纷响应,积极制定本国、本地区“低碳化”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如英国政府提出,到2022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到205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于1990年削减60%,并于2022年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将英国创建为低碳经济国;日本提出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至80%;2007年11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提出,大力发展生物质等可再生能源,催生一个新兴产业,带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2009年7月8日,G8峰会提出,到2050年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应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础上减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50%。这预示着,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的40年,低碳经济将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1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分析。
陕西省属于西部落后省份,从资源禀赋看,陕北地区不但是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区,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自80年代以来,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支撑陕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同时,陕西省能源结构相对单一,尚未形成以清洁能源和绿色能源等多种模式构成的能源生产体系,因此,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艰巨。同时,陕西也是全国用煤大省之一,自1978年以来,煤炭消费量所占比重一直稳定在70%以上。根据统计资料,2007年全省工业原煤消费7400万吨,保守估计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66亿吨,人均排放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1.6倍。
按照陕西省目前的煤炭工业规划,到2022年全省原煤生产将超过5亿吨,其中煤化工超过2亿吨,每生产一吨甲醇要排放约2吨二氧化碳。如果规划中的煤化工项目全部上马,年排放二氧化碳至少4亿吨。
与高碳消耗相对应,从陕西省工业结构看,重工业所占比重达到78.1%,2005年陕西省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高达8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8个百分点。年耗标煤5000吨以上的重点耗能企业565家,实现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74.5%,而消耗的能源所占比重则高达97.8%。从经济发展方式看,陕西经济增长依然沿袭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遵循“资源消耗-产品工业-污染排放”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的数量型增长是建立在资源大量消耗的基础上,每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数值指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能源利用上看,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不会逆转,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现状和粗放式的生产方式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即给陕西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低碳产业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提供了有利条件。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开幕当天,“应对气候变化与陕西可持续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此后不久,陕西出台《陕西省新能源发展规划》,在能源化工产业已成为陕西省支柱产业的时候,陕西省意图通过发展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培育新型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实现陕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随后的省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2010年,要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新的发展理念。陕西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一个新兴产业就是环保产业。而节能减排也有了明确目标:万元GDP能耗同比下降4.5%以上,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同比削减3%以上。
在此背景下,建设低碳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英国虽然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却没有给出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和指标体系。目前国际上也没有衡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我国国内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一是利用层次分析法把所选取的指标指数化,赋予权重后加总,以得分的高低排名(UNDP)[1];另一种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DrivingForce-Status-Response,DSR)模型[2]。张亚欣(2011)[3]采用碳产出水平、碳排放水平、低碳资源和人民生活等四项指标,评估比较了吉林省、辽宁省、浙江省和全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朱守先(2010)[4]选取人均碳排放、碳生产率和碳能源排放系数三项指标评价了吉林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付加锋(2010)[5]分析了低碳经济的核心要素,构建了以低碳产出、低碳消费、低碳资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环境为维度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评价方法;朱有志(2009)[6]等基于层析分析法,构建了包括碳排放、碳源控制、碳汇建设、低碳产业和碳交易合作在内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总体来看,目前国内有关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文中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陕西省实际,通过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并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参照,对比分析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的优势与不足,以期能够为陕西省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经验支持。
2.1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构建。
根据相关研究(付加锋,2010;潘家华,2004)[5,7],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达到低碳经济,核心在于考核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是否达到低碳化。而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和消费模式的低碳化都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此外,还应该考虑各国或地区向低碳经济转型所作的努力。基于以上分析,文中构建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是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准则层由五个方面构成,即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排放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资源指标、人民生活(表1)。
2.1.1低碳产出指标。
低碳产出指标包括三个具体指标。单位碳排放产出即碳生产力,表示排放一单位碳的经济产出;单位能源产出衡量消费一单位能源的经济产出,这两个指标主要衡量低碳技术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能源加工转化率则是衡量能源加工转换装置和生产工艺的先进与否,是衡量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低碳产出指标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标,其指标值的高低能够体现一国在货币资产和技术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进一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潜力和保障。
2.1.2低碳排放指标。
低碳排放指标包括五个具体评价指标,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直观指标,其指标值的大小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低碳化”状况。碳排放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在某一时期内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绝对量指标;人均碳排放衡量按总人口分摊的碳排放量,这一指标与消费模式有关,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碳排放越少,消费模式越节约;能源碳排放系数即碳强度,衡量消费单位能源产生的碳排放量,该指标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能源种类不同,碳排放系数相差很大。能源强度反映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费量,能源强度越低,意味着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量越小,相应的碳排放量也越小。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衡量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源消费量。
2.1.3低碳消费指标。
低碳消费指标从消费方面衡量碳排放水平,包括三个具体评价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是界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影响的综合指标,居民消费碳排放反映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等自然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政府消费碳排放反映政府部门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社会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人均零碳资源消费量的大小衡量人均清洁能源消费状况,也从侧面衡量零碳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潜力。
2.1.4低碳资源指标。
低碳资源指标衡量低碳资源开发现状,包括三个具体指标。零碳能源作为低碳资源的主要指标,可以用能源消费总量中零碳能源所占比重来衡量;森林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缓冲器和碳储存库,森林碳汇投入少、效益高,是理想的减碳途径,森林覆盖率越高,则森林的碳汇作用越强,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作用也越强;城市绿化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民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的绿化种植覆盖面积、屋顶绿化覆盖面积以及零散树林的覆盖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越高,城市碳汇水平越高,对城市碳源的拟制作用越强。
2.1.5人民生活。
人民生活选取居民收入和恩格尔系数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指标来衡量。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高产出、低能耗、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将不断提高,碳排放量也会逐步降低,进而实现生活方式的低碳化。
2.2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根据以上低碳经济评价指标,计算了2008年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代表我国总体.
碳排放的现状篇2
【关键词】二氧化碳排放排放现状对策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近几年来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增加，2012年全年排放量达到8106.43百万吨。中国曾承诺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于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实施减排任务同时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现状及影响因素有一个细致的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来源
化石能源的消耗是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发展，其中第二产业1978年至2015年的平均比重达到45%，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总量占到总能源消耗量的80%以上，由此推断，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是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在第二产业内部，不同细分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差异，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占到40.1%、24.2%、7.3%、6.7%和6%。
农业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比例较低，而且农业生态系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减少因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中国大规模的砍伐树林、毁坏良田、破坏湿地等活动使农业生态系统的吸碳能力大幅度下降。
二、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2000年至2012年，中国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从5389百万吨增长至16572百万吨，具体来看，200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排在前五的省市区分别为辽宁、广东、河北、山东和山西，到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排在前五的则分别为山东、江苏、广东、河北和内蒙古，虽然排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排在前五位的省市占比加总基本保持在35%左右，这说明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集中度基本保持不变。2000年至2012年中国全国的二氧化碳平均年增长幅度达到为9.81%，其中，海南、宁夏、内蒙古、陕西、青海、山东、广西、新疆、福建、云南、江苏、湖南、浙江和河南大于全国的二氧化碳平均增长速度，因此，这些地区的减排任务严峻。海南、宁夏两地的增长速度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其基数小，但若不引起重视，这两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其他地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2012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位居第五，若仍然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势必会成为中国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地区。
从地区来看，2000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2633百万吨、1757百万吨和999百万吨，比重分别为48.87%、32.60%和18.53%；2012年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7733百万吨、5340百万吨和3500百万吨，比重分别为46.66%、32.22%和21.12%。2000年至2012年，虽然三大地区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贡献度排序依然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但是东部的贡献度明显下降，中部基本保持不变，而西部的贡献度明显上升。东部、中部、西部和全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增速为9.39%、9.71%、11.01%、9.81%，西部地区的增速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三、二氧化碳排放因素分析
人口、经济增长、技术水平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
人口增长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一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使得对能源的消费增加，进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二是人口的增加可能会导致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的破坏，减少其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间接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
经济增长影响二氧化碳排放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有促进作用，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在经济增长初期，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扩大生产规模，即扩要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量来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量增加。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发生改变，过去高污染的工业经济开始转向清洁的技术型、服务型经济，结构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另外，经济增长带来的技术进步也进一步抑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总结来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初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当经济发展达到一个临界点后，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开始减少，这就是库兹涅茨曲线。
技术水平可以通过三大主要途径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第一，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实现节能产品的生产和应用，这将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量，进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第二，技术水平的提高可增加对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利用，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第三，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改变，从以能源为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过渡到以资本为要素投入的经济发展方式。
四、结语
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依然严峻，西部地区是未来二氧化碳减排应该着重注意的区域。在实行二氧化碳减排工作时，要充分认识到人口、经济增长以及技术水平对其的影响作用，将他们纳入一个统一的工作框架，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以此实现在2030年前停止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韩玉军，陆D.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基于对CO_2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
[2]李国志.基于技术进步的中国低碳经济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碳排放的现状篇3
由于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已经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成为人类社会和各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2007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方案》；2009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到2022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和考核办法”；2010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的8个约束性指标中有3个与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相关；2011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了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的目标要求，一要综合运用多种控制措施，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节能降耗，积极发展低碳能源，努力增加森林碳化，开展低碳发展的试验试点，探索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二要加快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立基础统计制度，制定核算指南；三要大力推动全社会低碳节能行动；四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强化科技人才支撑，加强经济适用低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工作方案对目标任务还进行分解，明确了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指标。从党中央、国务院上述一系列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另外，发展低碳经济也是现有条件下缓解排放和环保压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正处在人均GDP在2000～4000美元的工业化进程中期，且正处在爬坡阶段，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碳排放量都处于上升阶段，尤其是近几年，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碳排放量也呈快速增长态势。
2.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工艺、能源消耗等方面存在层次低、方式落后、工艺水平不高、能耗大等问题，如果不改变资源密集、污染严重、排放量大的粗放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3.由于气候变暖，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整体修复功能弱化，森林覆盖率下降，草场退化，土地荒漠化状况逐步加剧，恶劣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尽快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高碳”向“低碳”发展，就是从根本上扼制气候变暖的趋势，增强自然环境的修复能力。
4.发展低碳经济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改善的有力保障。综合来看，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途径也应该从观念、政策、技术和制度等方面着手，不断创新才能最终实现。
二、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排
放存在核算和统计等方面量化问题的困扰对上述低碳经济发展途径进行分析，无论哪个方面都需要一些基本数据，通过方法学进行量化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为政策制定、指标设定、制度创新提供依据，为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的研究、实施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众所周知，低碳发展最关注的就是碳排放量问题，国际上关于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一个著名的卡亚公式：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口×人均GDP×单位GDP能耗量×单位能耗碳排量从卡亚公式可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GDP持续高速增长，要减少排放总量就必须降低单位GDP能量和单位能耗的排放量。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高碳能源结构支撑，统计表明：化石能源占总体能源中的比例高达90%（其中高碳排放的煤炭占68%、石油占21%），且能源使用效率低，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另外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农牧业生产，垃圾及污染物处理等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均可折算为标准碳排放量）。因此，如何运用IPCC指南所列原理，选择合适的量化方法学对碳排放量进行科学、合理的统计、确认与计量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以下简称“碳计量”问题）。
三、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计量应用领域分析
从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到各国政府和工业界、科技界的领导和专家推出的一系列措施，始终围绕着碳排放量化的问题，碳计量在诸多领域有所体现：
1.国际上通过多边协商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提出了“清洁发展机制”（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该机制框架下，对碳排放权进行了规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既可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现可持续发展，又可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实现遵守量化控制和减排的承诺。CDM的核心内容是：发达国家出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共同实施有助于缓解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由项目实施获得的实际减排量通过第三方DOE机构公证核查，用于双方的交易。CDM机制中关于碳排放权的主要困惑问题就是：排放权如何进行确认？如何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碳排放权在会计处理中如何进行具体操作等。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自愿性碳交易VCR中也同样存在。
2.温室气体核查过程中的计量问题。按照国际标准ISO14064和湖北省地方标准DB42/727-2011开展温室气体量化、核查工作，就是要求在确定组织边界、运行边界和基准年的情况下，编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清单和碳排放量报告，组织核查工作的基础仍然是活动水平数据的收集和排放因子确定。ISO14064:2006定义2.11条明确规定：“温室气体活动水平数据就是GHG排放和/或清除活动的测量值”，对最后形成清单和报告，该标准还要求对数据质量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尽管目前直接测量碳数据的仪器还不多，但通过间接的测量数据，使用验证后的排放因子，就可通过计算获得相关碳排放数量，这个过程仍然离不开计量。
3.温室气体碳排放清单编制。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低碳试点、低碳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数据就是碳排放清单。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各类碳排放源的连续监测和计量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和累加就可以得到这个清单，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主要是因为碳排放源繁多和排放总量过大，能源消耗、工业过程、农业、林业、污染物等方面产生的排放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敞开式的，且气体排放成分复杂、不太可能对气体成分分析后实现连续测量。因此，目前国际、国内均采取收集活动水平数据的方式，通过直接的能源消耗和间接消耗的数量统计，再通过量化方法得到各种情况下的排放因子，编制出排放清单，碳计量则主要体现在用传统的计量手段对水、煤、电、气（汽）的用量计量上，通过这些数据的测量、保存、统计、分析就可以估算排放量，编制出对应清单。
4.企业节能减排工作。通过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和清单编制工作，可以确定企业的排放源和高能耗点，有了这些基础数据，企业就可以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如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引进技术和资金进行节能改造；企业可以建立统一的节能和温室气体排放管控体系；进行用能情况实时、动态分析等，这些节能减排措施的运用，都离不开对效果的监测和计量。
四、我国目前碳计量工作现状及相关对策研究
“碳计量”虽然是最近几年广泛使用的一个新词，且大量出现在各类文献报刊中，实际上在工业领域能源计量的概念早已使用。1986年《计量法》颁布以来，国家质检总局计量司陆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业企业质量管理、能源管理的计量法律法规，如2010年11月1日国家质检总局的《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GB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T2331-2009《能源管理体系》等，为支持各地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在国家质检总局的领导下，从2005年以来，全国多地计量技术机构先后成立了“城市能源计量中心”，就是要运用现代计量手段服务于节能减排工作。
1.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工作现状不容乐观在企业层面，碳计量、能源计量工作前几年虽然得到重视和关注，但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受企业的利润意识、投入产出意识束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企业领导只顾眼前利益，忽视对计量的人力、财力投入，尤其是节能、环保计量投入不足；还有些企业现有计量装置、设备运行管理不善、维护不当、溯源不及时，准确性和使用效果大打折扣。在管理层面，政府部门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还未形成有效的整体运行推动体系，特别是对量化和计量的要求还不明确，而且缺乏部门联动机制，如政府部门对基层单位的管理宣贯工作不够；尚未建立完善、科学、统一的能源计量、能耗和碳排放指标考核体系；没有建立公报、通报和采信制度；对三高企业的要求仅限于引导、指导层次，工作力度不够等。针对上述现状和存在问题，在国家质检总局的统一部署下，各级各地质监部门正在根据国务院有关节能减排的工作要求，针对各地产业结构，能耗和碳排放现状着手制定节能减排量化、监测和考核指标，这对碳计量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当前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计量应用工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推动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企业加强能源计量管理工作。各级质监部门要继续加大对国家标准的宣贯力度，通过各种形式使企业管理者和广大职工重视能源计量工作，把能源计量体系完善与企业发展、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作为公司的重要工作之一加以重视；重点是要规划“三高”企业，中小企业的计量管理体系，督促企业以数据管理为中心，充分利用现有计量手段，建立各项节能管理制度。
二是鼓励和敦促企业加大计量投入。完善计量设备，严格按照GB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等法规要求，配齐一、二级能源计量器具并按时进行周期检定，保证计量设备的正常使用，保证企业能源和碳排放活动水平数据的准确、可靠。
三是各级计量技术机构（如各计量院、所和各地城市能源计量中心）要更新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充分发挥现有计量技术和装备优势，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有效的计量服务，使各单位的用能状况、碳排放的活动水平数据真实有效，这才是当前碳计量应用工作的重点。即：把传统的电能、质量、流量、压力、温度、热量等计量手段充分应用到企业各个活动的水平数据监测上去。
四是建立联动机制。质监部门要与发改委、经信委、环保厅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与合作，通过这些部门在制定有关节能减排的法规、政策时，提出明确的计量要求，同时采信计量部门、技术机构和经过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出具的碳计量数据，对高耗、高排行业、企业采取联合监管和执法行动，促使传统计量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得以充分的应用。
五、低碳经济环境下的碳计量发展问题探讨
前面已经讲到“碳排放”是关于温室气体（GHG）排放的一个总称或简称（俗称），原因是温室气体中最主要、排放最多的气体就是二氧化碳，因此，国际上的“碳计量”通常是指碳排放量的计量，在碳排放权交易、碳核查和碳排放清单编制中涉及有关数据的计量问题都要用到这个概念。比如：在IPCC《国家温室气体（GHG）排放清单指南》中：某一排放源的碳排放量=∑能源i的消费量×能源i的排放系数根据BP碳排放计算器提供的资料：准确计量的1L汽油充分燃烧后，排放二氧化碳2.3kg；1L柴油排放二氧化碳2.63kg；1kg标煤排放二氧化碳3.67kg等。我们认为上述定义只是狭义“碳计量”概念，本文要讨论的是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广义“碳计量”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在低碳发展环境中，能源使用、碳排放等过程涉及的使用、监测、核查、交易等活动与测量或量化有关的计量问题的统称。包括管理、技术两个方面。综合研究认为：从未来发展趋势上看，广义“碳计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引导建立科学、实用、可靠的用能和碳排放情况的活动水平数据监测和管理体系，是“碳计量”能够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个体系的核心是能够提供真实、准确、可靠的数据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也可提供给交易机构和企业使用。
二是通过技术创新，解决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计量问题。如清洁发展机制（CDM）各类项目初始计量、中期计量监测和末期计量急需针对不同项目，根据其新能源产生特点或减排机理，对应安装或使用合适的计量装备，实现其远程控制和连续、实时监测、统计汇总等功能，传统意义的单台计量器具难以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研制具有数据信息收集、处理功能并配有专门计算和处理软件的计量系统。又如：企业用能情况动态平衡和分析，是企业强化用能管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加效益的措施，基于计量系统与信息化平台构建的计量监测、分析系统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是要使计量技术机构在低碳经济环境下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由过去单纯管理计量器具（准确性、可靠性、量传溯源等），转变为引导企业进行数据管理。各地成立的“城市能源计量中心”如果只是开展与能源和碳排放有关的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工作，那就与传统计量工作没有什么区别。各级计量技术机构应该围绕政府关注的约束性指标，对各自区域内的“三高”企业进行用能和排放监测情况摸底，协助制定管理和技术文件，支持企业建立可靠的监测网络，收集数据，搭建政府和企业需要的数据分析平台，指导重点用能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碳计量”的内涵和外延就都可以得到扩展。
四是围绕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碳足迹、碳认证、碳核查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按照IPCC有关文件中关于企业核查报告、产品碳足迹，一些通用计算方法和转换系数，从量化方法学上着手研究在一些高耗企业、高耗工艺、高耗产品如何通过计量手段，解决量化问题，从而逐步提高数据质量，解决目前在清单编制，碳足迹核查中碳排放总量的不确定性问题。
碳排放的现状篇4
【关键词】碳排放信息化应用
一、碳排放的现状分析
1、什么是碳排放
因为温室气体排放的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因此常用碳排放来指代温室气体。
碳排放强度：从微观角度分析，某一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生产总值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衡量低碳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碳排放强度的定义，碳排放强度等于CO2排放量除以行业的经济总值。
2、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由于温室效应日趋严重，现如今的全球变暖问题已越来越吸引全世界的注目，而温室效应主要是由于人类社会工业化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而导致的。2007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排列世界第一，甚至超过了美国。近年来的碳排放增长有百分之六十多来自中国。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能耗为112.914×1015千焦，CO2排放为8.38144×109吨，其中工业能耗占比为71.3；我国已成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双料世界第一，而且工业能耗占比过大。
因此，减少碳排放对于现代中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性，而要想低碳化发展经济，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将碳排放数据信息化当做重点发展方向。
二、如何实现碳排放数据的信息化
碳排放数据的信息化是指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研究分析并利用碳排放数据的信息资源，从而降低碳排放，提升企业能源使用效率，并生成满足内部和外部监管方的关于环境和能源合规性报告。如图1、图2可看出，碳排放信息管理系统包括数据的采集、统计、分析、评价、预测，来实现碳排放管理、能源管理、环境管理以社会责任管理，最终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1、数据采集模块
采用设备自动采集、人工输入等多种方式采集碳排放数据，导入数据，对系统进行初始化。
现在国家和全球的碳排放主要由国际机构依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方法和能源统计数据进行估算。
2、碳排放数据查询统计分析
分析碳排放数据查询：可生成包括能源消耗数据汇总表，各行业、地区能源利用状况以及各企业能耗分类情况列表等表。
碳排放数据统计：统计并分析碳排放情况，以日或月为单位，将煤耗、电耗、油耗、气耗、水耗制作为曲线图，分析走势，归纳总结。
数据查询统计分析主要项目：企业能耗总体情况、企业能源消耗单项指标、企业单位产品能耗情况、企业产值能耗情况、企业水资源消耗情况、企业废弃物排放情况、企业节能状况、能源消费品种构成、能源消费行业构成、能源消费分品种行业构成、产业能源消费结构。
3、单位碳排放水平识别
根据企业上报数据，以国家、省市的限额、能耗标准为指标水平线，利用信息化技术，对其进行能耗水平识别。
4、碳排放趋势预测与预警
企业碳源指标：统计及分析企业的碳源消耗各项指标，按照碳源数据统计数目。
碳排放趋势预测：统计各时期碳排放规律和近期碳排放状况后，对重点行业、企业的碳排放趋势进行分析。
企业碳排放超标预警：以各城市的碳排放城市指标为基础，综合评价和分析单位碳排放情况，对超标状况进行分级预警提示、记录及报告。
5、专家咨询与决策支持
结合每个企业上报的碳排放周期数据进行评价，对比并分析数据后，得出可以改进的部分，从而提出关于节能减排等措施。
其他模块主要包括：系统用户管理、系统权限管理、系统日志管理、系统备份恢复管理等系统平台总统控制单元。
碳排放数据信息系统由于数据的采用是用实地调研，所以具有可信度，而其根据的标准和方法学又符合行业规范和国际惯例，所以能较好地与国际接轨。国内企业一直缺乏碳核查相关知识以及经验，而碳排放数据信息系统可以大大降低人工核查成本，因此此信息系统弥补了在该行业的不足。
三、碳排放数据的信息化的意义
信息化对低碳经济的发展可以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碳排放数据的信息化可以产生巨大的碳减排效应，促进各行业碳排放减量。
由于碳排放数据库具有排放趋势预测及预警作用，可综合评价和分析单位碳排放情况，对超标情况科进行分级预警提示并记录，因此可以提醒各行业是否超排，从而达到较好的碳减排效益。而其数据库具有的专家咨询与决策支持功能，对企业的碳源提出改进意见，让企业主动做到合理的节能减排。
2、碳排放数据成功建立数据库可提供科技支撑。
目前“中国碳排放数据库”已基本建成，这种基于实测数据研发的各类数据库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中国碳排放数据库的成功建成提供一个详细的碳排放技术参数，为碳减排、碳交易和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等提供科技支撑。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教授关大博认为，中国碳排放数据库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示范效应――因为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能源分配与国内相似，因此中国碳排放数据库也可以被他们当做范本。
3、建立碳数据库有助于加速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形成
碳数据库可规范并激励机构、组织与个人的节能减排行为。建立碳数据库不仅可加速统一碳市场，给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奠定基础，还有助于实现多年后中国碳排放值到达顶峰的目标。
四、结语
碳排放数据的信息化及应用可帮助企业在能源、环境和碳排放等方面进行科学、正确、全面、细致的管理和分析，提升企业能源使用效率，从而最终达成企业的低碳化可持续发展。我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而信息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信息化对低碳化发展的影响，有利于实现低碳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从信息化角度出发，对碳排放数据的信息化及应用进行分析，力图为我国的低碳化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视角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孙凯民，许德岭，杨昌能，等.利用采场覆岩裂隙研究优化采空区瓦斯抽放参数[J].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08，25（3）：366-370.
[2]黄炳香，刘长友，程庆英，等.基于瓦斯抽放的顶板冒落规律模拟试验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7，25（11）：2200-2207.
[3]周福宝，李金海，昃摇玺，等.煤层瓦斯抽放钻孔的二次封孔方法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9，38（8）：764-768.
碳排放的现状篇5
关键词：能源产业LMDI脱钩指数
问题的提出
低碳经济不是贫困的经济，不能通过降低GDP实现碳减排，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成为低碳经济研究关注的热点。目前，关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判断、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脱钩指数等。脱钩指数通过简单的数量关系表征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的联系，为定量化描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互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被广泛应用。但是，关于脱钩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产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研究产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是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而目前关于脱钩的研究对象多局限于省域，由产业而展开的脱钩鲜有涉及；目前的研究多是利用脱钩指数从整体上测度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不确定关系，没有更深层次的分析脱钩关系背后的原因，其政策指导意义相对不足。
作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陕西省是我国传统能源大省，其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储量均居全国前列。同时在西部大开的推动下，能源产业迅速成长为陕西支柱产业之一。但是陕西能源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低，“资源消耗-产品工业-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致使能源产业成为陕西较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因此，本文以陕西省能源产业为研究对象，建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指数分解模型，测度出各因素对脱钩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从而为弱化产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实现低碳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脱钩指数分解模型
目前脱钩指数主要有两种：OECD脱钩指数和Tapio脱钩指数。Tapio脱钩指数是Tapio针对经济增长与运输量、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脱钩问题提出的弹性系数，并根据弹性值的大小定义了扩张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负脱钩、弱脱钩、强脱钩、衰退脱钩、扩张连结、衰退连结等八种脱钩状态。Tapio脱钩指数克服了OECD脱钩指数基期选择困难的缺陷，且不受统计量纲变化的影响，可以通过恒等变换进行完全无剩余的分解。本文在Tapio脱钩指数的基础上建立脱钩指数分解模型，并将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指数定义为：
（1）
其中，D为脱钩指数；Ct为当期碳排放量；C当期碳排放量相对于基期的变化值；Qt为当期工业产值；Q为当期工业产值相对于基期的变化值。
对数均值迪氏分解（LMDI）法具有全分解、无残差、易使用、结果的唯一性、易理解等优点，因此本文采用LMDI分解法对脱钩指数进行分解。具体方法如下：
步骤1：建立碳排放恒等式：
（2）
其中，Cij为部门i中能源j的碳排放量；Q表示能源产业总产值；Qi表示部门i的工业产值；Ei表示部门i的能源消费量；Eij表示部门i中能源j的消费量；S=Qi/Q表示产业结构；Ii=Ei/Qi表示能源强度；eij=Eij/Ei表示能源结构；Rij=Cij/Eij表示部门i中能源j的碳排放系数。
步骤2：根据LMDI方法，从基期到目标期的碳排放变动C可以分解为：
（3）
其中，CQ、CS、CI、Ce、CR分别表示产业规模变动、产业结构变动、能源强度变动、能源结构变动、碳排放系数变动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它们分别被定义为：
步骤3：将式（3）代入式（1），可以得到脱钩指数分解模型：
（4）
式（4）的分解结果说明，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脱钩指数分解为产业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以及碳排放系数效应对应的分脱钩指数，即DQ、DS、DI、De、DR。
数据来源与处理
根据陕西省统计局的相关资料，本文将能源产业划分为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六个部门。2000-2010年陕西省能源产业各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工业产值等数据来源于历年《陕西统计年鉴》。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考虑原煤、焦炭、汽油、柴油和电力五种能源。由于碳排放量没有直接监测数据，本文采用碳排放系数法对碳排放量进行估算。计算公式为：
（5）
其中，C为碳排放总量；Ej为第j种能源的消费量；Kj为第j种能源碳排放系数。本文参考IPCC（2006）提供的能源碳排放系数的计算方法和缺省数据，计算得到原煤、焦炭、汽油和柴油的碳排放系数分别为0.7559、0.8550、0.5583、0.5921t/tce。电力排放系数随着能源消费种类的变化而存在差异，不能直接获得。本文借鉴《2011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中的方法，得到2000-2010年陕西省电力的碳排放系数。
实证分析
（一）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状态判定
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得到陕西省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环比脱钩指数，以及陕西能源产业的脱钩状态（见表1）。总体来看，2000-2010年陕西能源产业的碳排放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5.64%，低于其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30.47%，低碳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弱脱钩的非理想状态。但从各年的脱钩指数可看出：陕西省能源产业的脱钩状态呈现波动反复的特点，弱脱钩和扩张连结交替出现，其中能源消费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弱脱钩6次，能源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的扩张连结3次，能源消费增长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扩张负脱钩1次。这说明陕西省能源产业在工业产值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碳排放量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出现了同步增长的趋势。
（二）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分解分析
为更深层次地分析陕西省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关系，本文将脱钩指数分解为产业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以及碳排放系数效应对应的分脱钩指数（见表2）。
产业规模效应的分脱钩指数分布在0.9-1.22之间，这说明碳排放量的增加与经济规模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能源产业的经济总量增长依赖能源为之提供动力，导致碳排放量逐年增加。陕西省能源产业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3.29倍，年均增长率为30.39%。同期，能源产业碳排放量增加3.27倍。
产业结构效应的脱钩指数正负交替，这说明产业结构对陕西省能源产业与碳排放的脱钩的影响还不明显。煤炭开采及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均是碳排放密集部门，而2010年，这两个部门的工业产值占能源产业总产值的46.99%。因此，为发展低碳经济，陕西能源产业的结构优化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减排难题。
能源强度效应的分脱钩指数与总脱钩指数的变动趋势大体一致，说明能源强度是影响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主要因素，这是由于能源强度的降低能够减少单位GDP的能源需求量，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单位能源的碳排放量。近年来，陕西省能源产业各部门的能源强度有所下降，但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能源强度仍然居高不下，有较大的下降空间，降低该部门的能源强度是陕西省能源产业未来发展低碳经济工作的重点。
能源结构效应的分脱钩指数在零值附近波动，这主要是由于陕西省能源产业的能源结构总体上没有得到较大改善。原煤是陕西省能源产业能源消费的主体部分，原煤消费比例从2000年的91.61%上升到2010年的95.01%，2010年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原煤消费比例更是高达97.45%。但与其它能源相比，原煤利用效率较低，碳排放系数高，属于较劣质的能源。
碳排放系数变动对碳排放的影响完全是由电力排放系数引起的。电力碳排放系数效应的分脱钩指数的变动幅度最小，可以得出电力碳排放系数对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影响微弱。这可能与电力生产结构有关。陕西80%以上电力以火力发电为主，而火力发电又是以原煤等高碳能源为主，并且这种电力生产结构在短期内没有发生较大改变，电力碳排放系数的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作用并没有显现出来。
结论与建议
本文建立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指数分解模型，测度出各因素对脱钩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并以陕西省能源产业为例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陕西能源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总体处于弱脱钩的非理想状态，能源产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其碳排放量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出现了同步增长的趋势；第二，能源强度是影响陕西能源经济与碳排放脱钩关系的主要因素，降低能源强度是陕西省能源产业未来发展低碳经济工作的重点。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产业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可能通过减小规模来抑制碳排放的增长。但是陕西需要将能源产业的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打破“GDP至上”的传统观念，减缓能源产业碳排放的增长速度。其次，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能源强度相对较高，对碳排放影响较大，陕西应对这两个部门的生产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清洁燃料替代，以推动能源强度的进一步降低。再次，随着能源产业的不断发展，能源产业的自动化程度将越来越高，电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大，陕西应注重对电力碳排放系数的降低，提高火力发电技术，引进风电、生物质能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等清洁电力，同时减少电力转换、传输过程中的电力损失。
参考文献：
碳排放的现状篇6
关键词：EKC；制造业；碳排放；Stirpat模型
中图分类号：F426文章标识码：文章编号：
引言
在经济的碳排放中，工业占据着较大的比例。据周德群（2011）[]的测算，2007年工业二氧化碳排放占全部排放的71.6%，超过三分之二。而制造业的碳排放水平又在工业中占据首要位置，据涂正革（2012）[]的测算，制造业的碳排放占据工业总排放的三分之二。所以，要减轻整个经济的碳排放，制造业的碳减排问题需要首先得到解决。
研究制造业行业的碳减排问题，需要总结碳排放的规律，从而利用该规律来达到减排目的，EKC便是既有研究中碳排放的重要规律之一。EKC（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早是由Grossman等（1991）[]发现，主要含义是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型”的关系，由于该形状与Kuznets（1955）提出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曲线，即库兹涅茨曲线形状类似，所以被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EKC。此后，该曲线的存在性和形状一直被广为研究，比如Selden等（1994）[]等都通过检验发现该曲线的存在性。然而，这些研究都是针对整个经济体的研究，并没有探讨某一单独行业对该曲线的适用性问题。本文将利用我国制造业的行业数据，探讨我国制造业EKC的存在性，从而为我国制造业的碳减排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1.已有的文献综述
Grossman等（1991）首次发现了在经济发展中，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之后的诸多学者对该曲线的存在性及形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Shafik（1994）[]，Seldon等（1994），Dietz（1997）[]等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了“倒U型”EKC的存在。而Agras等（1999）[]，Roca等（2001）[]，Azomabou等（2006）[]，Richermond等（2006）[]，He等（2009）[]，夏艳清（2010）[]都未证明EKC的存在性。比如，世界银行（1992）和Shafik（1994）都否定了EKC的存在，认为二者呈现线性关系，不存在拐点。
在EKC的形状上，Seldon等（1994），Dietz（1997），许广月（2010）[]，付加峰等（2008）[]，李锴等（2011）[]研究发现为倒U型，而且都给出了拐点值。具体来看，Dietz（1997）将已有的impat模型改进为对数估计模型，从而方便研究环境影响与人为影响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Holtz等（1995）[]研究发现EKC存在，但拐点大大超过了区间范围。除了“倒U型”形状之外，部分其他学者认为存在着其他形状，比如邵帅等（2010）[]认为二氧化碳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三次方的形式。国内学者何小钢等（2012）[]研究发现中国工业的库兹涅茨曲线呈“N型”，存在重组效应。韩玉军等（2009）[]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EKC形状表现不同。
在对制造业行业内的EKC的研究方面，相关研究和探讨都较少。黎晓青（2012）[]通过建立二氧化碳减排约束条件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及我国制造业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产业增长、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能源强度等因素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且实证发现制造业的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N型”的三次曲线关系。本文将通过根据我国制造业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测算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的EKC的存在性及其形状展开探讨，以期能得到制造业碳减排有价值的思路和方向。
2.我国制造业碳排放的测算
2.1碳排放测算方法-参考方法
二氧化碳的排放测算历来是碳排放领域的一个最基础的方面。对于此测算，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提供了一套操作性较强的参考方法。参考方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测算，即假设能源一旦被某一部门消费，或者被转移，或者以气体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参考方法的基本公式为：
（1）
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Gg，即千吨）；：表观消费量，=产量+进口-出口-国际燃料舱-库存变化；：转换因子（根据净发热值转换为能源单位（TJ）的转换因子）；：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单位为kgCO2/TJ（TJ为万亿焦耳）。
2.2测算
根据参考方法，计算需要能源的消费量，发热值以及碳排放系数。能源的消费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的实物量，发热值和碳排放系数来自IPCC清单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如表1所示。其中，化石能源类别在1991～2009年为16种，2010年开始增加至25种。
经过测算发现，我国制造业的碳排放量由1991年的11.01亿吨，上升到2012年的60.4亿吨，增长接近450%。而制造业的总碳排放平均占到工业总排放的80%以上。制造业的碳排放阶段性变化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1～2001年，该阶段的碳排放相对平稳，基本控制在16亿吨的排放量之内，平均年增速在11%左右。第二阶段为2001～2007年，该阶段为稳步较快增长阶段，平均年增速在14%左右。第三阶段为2008～2012年，该阶段为快速增长阶段，由2008年的14.79亿吨增至2012年的60.4亿吨。
图11991-2012年我国工业及三大子行业CO2排放量走势图（单位：亿吨）
分行业来看，平均排放最高的三个行业为黑色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品业，平均占到制造业总排放的66%。而平均排放最少的为家具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以及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三者合计仅占到制造业的0.4%。
3.我国制造业的EKC实证研究
3.1EKC于制造业行业适用性探讨的合理性
EKC理论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变动关系规律。既有的研究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体总量上，该规律存在。这种规律背后的支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体内部所产生的其他变动带来的有利因素。比如，经济总量在提高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必然的规律，比如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提高，而这造成经济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例上升，其他产业的比例下降。而第三产业的碳排放水平要低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像旅游业这种“无烟产业”。所以，这推动着碳排放量的下降。然而，我们无法排除，在不同行业之间经济结构优化的同时，某个行业内部细分子行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推力。比如，在制造业内部，同样存在着高碳行业，低碳行业，而且相差较大，这一结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或许也存在优化的可能。所以，不能排除EKC于制造业行业的适用性。
3.2指标与模型
分析的模型与流程我们采用Shafik等（1992）的建议，先设定三次项的方程形式，如果三次项的系数不显著，那么剔除三次项，改为二次项的方程形式。如果二次项的方程系数不显著，则剔除二次项，改为一次项的方程形式。当然，根据不同的方程形式，可以有不同的EKC形状，比如若为三次项方程形式，那么形状应为“N型”，或“反N型”，或“～型”。若为二次项方程形式，那么形状应为“倒U型”或“U型”。具体来看，模型可以写为：
（2）
其中，为二氧化碳在时间点的排放量，为时间点的人均工资（人均产值），为随机误差项。
在指标的选取上，我们选用“人均CO2排放量”与“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工资”，“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产值”。因为衡量一个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工资和人均产值都可以用来衡量，所以对这个两个指标都进行考察，以综合考虑。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等。检测软件为STATA12.0。
3.3方程检测
首先采用“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进行三次方程回归检测，发现系数均不显著。将三次方项剔除，发现变量同样不显著，进一步将二次方项剔除。发现只有人均收入一项的方程高度显著。方程为：
（3）
该方程意味着，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正向的线性关系，每当人均收入增加一元，人均碳排放将增加0.009吨。
采用指标“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产值”（），我们经过检测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显著的“N型”，方程为：
（4）
方程的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均呈现高度的显著性。该方程发现，碳排放存在两个拐点，分别是人均产值为3元和397元时。可以明显发现观测值以来的人均产值都是要显著大于397元的，所以，碳排放的数值一直在增加，这一结论其实和“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指标所检测的线性方程（式3）结论是一样的。
由于数据有限，掌握的时间段只有22年的时间，所以有可能造成样本不足而带来的估计不可信的情况。而且由于遗漏了其他的解释变量，所以造成估计方程不显著的问题，故进一步通过Stirpat模型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3.4Stirpat模型
Stirpat模型的最初形式为IPAT模型，是由Ehrlichetal（1971）提出，认为环境污染可以分解为三个人为因素，即人口（Population），财富（Affluence），技术（Technology）。后来，Dietz等（1997）将此模型改进为对数化的形式，如下：
该模型成为环境影响随机模型，即Stirpat模型（StochasticImpactsbyregressiononPopulation，Affluence，andTechnology）。该模型具有两大优点。其一，由于数据容易获取，所以对碳排放分解的可操作性大；其二，分解较为合理，分为投入的三大要素劳动，资本和技术，这些都是可以在进一步减排中可以控制的。
在现实指标的选取上，利用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来代表对环境的影响，利用制造业的职工人数代表人口，制造业的人均收入代表财富，制造业的能源强度代表技术。在数据的处理上，制造业的职工人数，1991～2010年皆为职工人数，2011～2012年两年由于无法获取该指标，运用制造业城镇单位从业人数代替。能源强度的计算中，所采用的产值1993～2002年间其他制造业数据无法获取，采用历年其他制造业在总制造业中的平均比重来进行折算。制造业的职工人数部分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首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采用DF-GLS检验，通过Schwert的标准确定的最大滞后阶数为8。结果发现，从第1阶到第8阶，均无法在10%的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原假设，即是不平稳的。进一步检验一阶差分的平稳性，信息准则或序贯t规则的最优滞后阶数介于2到5之间，在此区间，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可以认为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同样方法，检验其他变量，只有人均收入是一阶差分平稳的，即人均碳排放只与人均收入构成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的条件。
而在利用人均产值对该方程进行检验时，发现系数均不显著。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简单的结论，在制造业行业内部，短期的数据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就业人口，技术的关系并不大，也就是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财富和技术这三个基本因素的规律性认识在制造业行业内部是不成立的。制造业作为碳排放高输出行业，通过经济阶段的发展来自动减少碳排放是不现实的。
3.5EKC在制造业内部不存在的探讨及解释
由上面的研究可以表明，EKC在制造业行业内部表现并不明显，可以推断为并不存在。可能的原因是EKC的作用机理很大一部分在于一种产业结构优化之外的作用发挥，比如Galeotti等（1999）[]认为“倒U型”EKC的存在性是因为当人均收入较低时，人们并没有动力去治理或降低环境污染，而当经济发展了，人们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们便愿意拿出一定的成本去治理污染，从而造成该曲线的存在，这一点其实是和经济学中的边际概念紧密相关的。当财富增多，财富的边际效益下降，而当污染增加到一定程度，污染的边际效益同样下降。另外一种解释是Baldwin（1995）[]提出的，这是由于三个阶段的存在而产生的。经济早期阶段，处于农业型经济到工业型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污染在增加，而此时产值也在增加；经济的后期阶段，处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污染在减少，而产值仍然在增加。而国内钟茂初等（2011）[]则通过对KC和EKC关系的比较后发现，收入差距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这一解释更大程度上确认EKC的“倒U”形状的出现是由于经济总体的原因，而非某个行业。
4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