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范例(3篇)

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

“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范文篇2

关键词:沈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在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体系构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沈阳市文化体系建设呈现出迅猛的发展趋势，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比较大的进展，尤其是社区文化的活跃，使得城市基层文化建设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乡镇和村级的文化建设仍然比较滞后，农村的基础文化设施、活动项目、文化队伍等，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的文化发展以及农民的需求，加强农村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是我们迫在眉睫的课题。

1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1．1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不足。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但是，由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导致沈阳市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都比较高，给人们提供的文化资源比较少。贴近农民和农村生活的产品和服务比较少，农村公共文化活动的形式很单一，参与对象主要是中老年人。有组织的知识型、科普型、高雅的文化活动很少。其实很多农民非常喜欢阅读一些农业科技书籍和科技类报刊，但这些书农村的图书室很短缺。绝大部分农村图书室图书的数量不多，有的几百本，有的几千本，有些乡村的图书馆的书籍很陈旧，破损也比较严重，翻阅的几率很小。一些乡村图书馆里的书籍大部分都是社会捐赠的，或者是扶贫捐赠，农民很难看得懂。很多乡村的农家书屋只重建设不重管理，服务手段单一，农民很少光顾，农家书屋成了摆设。

1．2缺少人才。人才问题是制约沈阳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沈阳农村既缺少管理人才，也缺少经营人才。县级图书馆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也不合理，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知识水平不高，对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系统不会操作，对电子文献和网络设备的管理和使用也不了解，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不适应。沈阳有些乡村的文化馆专业人员少，无法对文艺骨干进行培训，也很难开展业务。

1．3财政投入不足。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农村文化工作的文件都要求增加农村文化经费投入，明确提出要确保文化事业经费的增长不低于同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但现在还有很多乡村达不到要求，财政对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投入很少，图书馆的办公经费和活动经费都得自筹。有些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存在“阵地变形”情况。一些公益性文化单位由于没有经费，常常借助经营和出租房屋来交水电费、维修费等，这减少了主营业务的场地，严重影响文化业务的开展。

1．4农村公共义化服务基础设施对群众缺之吸引力。由于文化工作者缺乏，人才不中，加之一些文化工作者自身的水平和资金限制等原因，一些基础设施承载的文化活动要么开展的少，要么缺乏对群众的吸引力，特别是活动过于单一，缺乏创新这一点对吸引群众进行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卡拉OK能够吸引年轻人，但绝大多数村文化大院里没有相应的设备，或者是没有专门管理人员，使年轻人推动兴趣。两样表现的信息资源共享，很多村的国家信息资源共享用的电脑只有一台，根本无法正常满足需要。另一方面，一些文化活动缺少传统文化因素，对农村中的老年人缺少根本的吸引力。而过于传统青少年又不喜欢。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少，文化基础设施很难得到充分利用。

2完善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措施

2．1激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内动力。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既要出钱又要出力。基层需要主抓服务，政府需要出钱投资文化产业，这才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如果只注重基础建设，相关配套的服务跟不上，工作还是不到位。现在沈阳市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还存在一些问题，为了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推动基层文化的发展，这些问题就需要解决，应该把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内动力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保证基层农民的文化服务水平和质量得以提高。

2．2增加投入。从沈阳市现在的情况来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投入不足。为了适应市场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该和民间组织共同承担起建设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责任，以实现沈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为了促进农村公共文化体系的完善，可以建立“地产与文化千分之一互动”共建机制。以省委、省政府政府为主导，出台相关政策性文件，具体内容为:省、市(县)、乡镇，在做政府性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建设居民小区的投资总额以及居民购买住房所缴纳契税中提取千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2．3扩大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实现图书馆联盟是现代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图书馆联盟主要是实现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所以，政府应该在数字资源上增加投入，引进人才，促进数字资源平台的开发和建设，借助网络实现数字资源平台的对接，让广大农民读者受益。当然，这需要乡村有网络，有电脑，才能实现数字的共享，才能为农民提供更好地文化服务。这需要一批专业素质比较高的管理人员，建设具有综合服务的文化站，完善现有的文化管理体制，使沈阳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让文化站成为各个乡村娱乐的场所，成为乡村思想道德教育的前沿阵地，进而成为乡镇文化事业发展的平台。

作者:岳红梅单位:沈阳科技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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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管理西部县域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一、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

（一）校点分散，难以有效实施资源整合

以笔者所在县区为例，全县中小学校213所，其中完小97所，教学点75所。97所完小中，人数在100人以下的53所，人数在50人以下的14所；全部教学点学生人数均不足50人，其中人数在20人以下的66所，（42所学生数为个位数）。与此相对应，在教师配备上受学生数限制，完小一级学校教师数一般在4人以下，教学点则多数是一个教师，复试教学或教师包班教学成为无奈之举（教学点地理位置偏僻，规模小，师资年龄老化，知识结构陈旧，一些是典型的一师一校，教学方法上只能采取复式教学；行政管理上则琐碎、繁杂）。因为校点分散，资源整合难度大，撤点并校增大了学生的上下学距离、成本和安全风险；办寄宿制学校又受软硬件条件限制，难以实施。过早的寄宿制学校生活可能给学生带来心理、生理上负面影响，“疏离了学校教育与其他教育系统间的联系”。

（二）教师配备不合理，“素质”教育先天不足

1.是年龄结构不合理。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

2.教师学科结构不合理。“小科目”专任教师不同程度缺乏，音乐体育美术教师严重缺编，相当一部分农村学校面临难以开齐、开足课时的困难。农村小学英语、音体美专业课教师无法满足现有教学需要。

3.教师地域分布不合理。从县区层面看，在职教师数总体有余，而区域不足。部分乡镇受学生人数减少影响一定程度地存在教师超编现象，而偏远乡镇学校，尤其是农村完小、教学点则相对缺编。

教师配备的不合理使得城乡教育发展差距突出，农村“素质”教育难以落实，均衡发展成为奢望。

（三）“各司其职、各自为政”，教育行政管理效率不高

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对象重点是“人”，是为“人”服务。教育行政管理的一切工作，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具体来说是教师和学生，是为全体师生服务的。但从现实层面看，现行的教育行政管理注重的是“物”或者说是“事”。

二、循“数”管理，构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新模式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关键是“人”，而关键中的关键是教育管理工作者和教师。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点分散，学生数处于低位状态，教师配备不科学甚至一校一师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学校教师的专业素养与学科教师要求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长期存在。

面对这一困境，农村义务教育要突破瓶颈，实现均衡发展，需要新的模式。笔者认为，建设数字化校园，实现教育管理的数字化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

（一）学校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化学校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数字化校园或数字化学校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国内的已经起步并得到了较快发展。“数字化校园是以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为基础，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上建立起来的对教学、科研、管理、技术服务、生活服务等校园信息的收集、处理、整合、存储、传输和应用，使数字资源得到充分优化利用的一种虚拟教育环境”。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依托的现代教育技术，对教育的方方面面正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与个性化为特征的数字化环境，将促使学校生活、工作和教师教学方式、学生学习方式产生重大改变。

从2000年起，各地积极建设，学校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笔者所在县区为例，截至目前，全县小学阶段学校有计算机449台（合生机比约为44∶1；师机比约为3.5∶1），初中学校有计算机850台（合生机比约为12∶1；师机比约为1∶1），已配备白板教室437个，已接入互联网的学校达82所，占全县学校42%。显而易见，推进数字化学校的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现实条件。

（二）县域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及其应用

乡镇初级中学和乡镇中心小学是乡镇所在地的规模学校。按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乡镇中心小学同时负责全乡镇小学的管理。因此，农村义务教育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应以乡镇初级中学和乡镇中心小学为单元（以班级为最小单位）。建设县级层面的网络化管理系统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建成包括行政管理、人事管理、教学管理、图书管理、实验室管理、档案管理、账务管理和后勤管理等的网络化管理系统，和教学、科研等的共享数据平台，为学校创设一个高速、高效、资源共享的管理环境。实现学校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和管理过程的数字化；实现校际之间的资源共享，整个县级教育系统内部教育管理、服务的系统化、网络化。

为此，数字化校园的建设需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环境建设，即必要的设备和相应的软件；二是资源（如图书、讲义、课件）的数字化建设；三是应用（包括教、学、评价；教育管理、服务等）的数字化。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建设，“在传统校园基础上构建一个数字空间，以拓展现实校园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提升传统校园的运行效率，扩展传统校园的业务功能”。并“最终实现教育过程的全面信息化”，构建一个全新的育人环境。

怎样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使广大的农村孩子能够分享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建设数字化校园，循“数”渐进，构建数字化管理新模式，将有助于农村校点突破自身局限，拓展新的时空维度，为均衡发展启发新的思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