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范例(3篇)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范文篇1

关键词：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家庭教育；社会稳定

一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家庭及家庭教育概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地理特征是“三山夹两盆”。新疆最北部是阿尔泰山，中部是天山，最南部是昆仑山系。南疆地区位于天山以南及昆仑山系以北。较于北疆，南疆地区在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相对落后。但是，南疆地区维吾尔族人口远大于北疆地区，其家庭、社会状况也比较复杂。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南疆地区人口占全疆人口的48%。全疆家庭户人口为20844283人，家庭总数为6393952，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26人。家庭是社会成员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第一个老师。家庭教育是家庭中长辈对晚辈实施的，遵循一定社会规范和要求的社会行为。同一个社会中的家庭，其家庭教育既有共性又有个体差异性。它的共性在于，处于同一个文化背景、社会经济状态、共同行为规范（既道德与法律法规）的家庭，长辈实施的教育基本上也遵循该社会共同承认和确定的规则与要求，与共同行为方式与价值观保持基本一致。但是，孩子并不是社会批量生产的产品，而是每一个家庭个别生产的独一无二的“孤品”。家庭教育的个体差异性在于，每一个家庭中，由于长辈的文化程度、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对晚辈实施的教育也受其个别状况的影响，进而与社会基本状态产生一定的差异。另外，由于孩子本身的个性与特点，“因材施教”的家庭教育，增加了家庭教育个别差异性。就像俗话说的，“龙生九子，种种不同”。南疆维吾尔人向来都注重家庭教育和家庭作风，他们深信家庭教育及家庭作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该家庭的繁荣或毁灭。因此，每一个维吾尔家庭成员都遵循本家族或本家庭内部共同遵循的优良作风和习惯。高度重视家庭成员的道德教育和继承家族优良传统，注重培养晚辈的实际能力，是维吾尔家庭教育的两大方面。南疆维吾尔族家庭教育包括饮食、服饰、行为规范（既道德和法律）、健康、基本知识等方面的内容。饮食方面的教育与维吾尔医学密不可分，它不仅让孩子掌握基本生存本领、本民族饮食习惯、健康饮食等方面的知识，还教育他们珍惜粮食、自力更生，有劳而获的价值观；服饰方面的教育深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包括服饰、头发、每一个年龄段的修饰教养等内容；维吾尔族家庭道德和法律教育主要通过引导、鼓励、禁止、批评等方式，灌输具有民族文化的行为观念和行为方式，让孩子养成准确、得体的行为习惯，指导他们遵循一般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要求。维吾尔族文化中，各类禁忌性的谚语和俗语主要针对的是孩子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规范。比如，不能从长辈面前横穿过去，不能直称呼别人的名字，不能背后议论别人和嫉妒他人等等。另外，维吾尔族非常重视各类家庭及社会仪式。维吾尔族小孩参加各类仪式，慢慢培养自己的民族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

二家庭教育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千千万万个家庭构成一个社会。家庭对个体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方式，对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维持，对社会规范的传承与遵守以及社会价值观的确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在核心地位，起到最基础的作用。正如所说的“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中华民族“齐家、治国、平天”的伦理境界，恰好也能印证这一点。家庭关系并不是温情脉脉的私人关系，家庭教育也不是长辈教育晚辈的家庭内部事务。由于家庭承担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教育、养老等问题，因此和谐家庭促成和谐社会，家庭稳定造就社会稳定。家庭的发展牵动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反作用于家庭的发展。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程度。换句话说，家庭教育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家庭是联结个体与社会的纽带，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微型社会，家庭教育从个体出生就开始，一直延续到他成家立业。它是国家教育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的发展和走向，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家庭教育作为新时代教育系统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得到了文明世界的重视。南疆地区维吾尔族家庭教育与社会稳定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维吾尔族本身而言，家庭教育具有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功能；对社会整体而言，维吾尔族家庭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1]。一般而言，家庭教育促进社会稳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高家庭成员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为家庭成员提供最初的基本教育，促使他们拥有健康的人格。家长主要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将把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和自己遵循的道德规范灌输给其他家庭成员。模仿学习是孩子的天性。家庭成员在一定的家庭环境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家长道德、文化、科学、情感等方面的个人素养的影响。优秀的，综合素质较高的父母培养出来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也受父母正面的影响，会变成跟他父母一样高素质的人。社会成员的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越高，越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第二、教育家庭成员拥有健康、文明和科学的生活方式，助他们培养健康有益的兴趣爱好。家庭环境是培养孩子基本生活方式的主要阵地。家长是培养和监督孩子生活习惯的第一负责人。孩子们不良的生活习惯能够在优秀家长的监督和纠正之下遏止在萌芽状态。家长的关注和鼓励，能够帮助孩子们发现和发展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益的兴趣爱好。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也直接影响该社会的氛围和健康程度。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第三、帮助家庭成员培养自力更生，有劳而获的思想观念。一个家庭中，一般情况下就是家长工作赚钱为家庭提供所需的物质条件。一个家庭的延续和发展，都要依靠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和付出。爱岗敬业、勤劳工作的家长，能够在无意中培养孩子靠劳动致富，依靠自己争取幸福生活的观念。大家都独立自主，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幸福也是是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第四、教育他们正确处理各类人际关系，帮助他们理性地看待和评价各社会问题。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最初的社会关系。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通过情感交流、精神与物质的分享、彼此之间的理解与包容，相互支持和鼓励当中形成自己的人格、与他人相处的基本模式，进而慢慢学会与如何其他非家庭成员和平相处，共同合作与发展。第五、提高家庭成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家长是孩子最信任和依赖的人。家长在平时生活中教育孩子的安全常识和防范措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每一个社会成员不仅要学会有意识的保护自己，而且要学会有效防御来自社会的种种侵害。家庭成员的社会化从家庭开始，青少年在家庭思想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中获取有关社会的第一印象和基本的认识。

三维吾尔族家庭教育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家庭教育也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和特点。某一民族的家庭教育观念深本族历史传统、、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该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等的影响，甚至是由这些因素综合而形成。维吾尔族家庭教育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维吾尔族家庭教育观念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维吾尔族接受并信仰伊斯兰教是从十世纪开始的。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早已渗透到维吾尔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此产生了深远的印象。维吾尔族家庭教育也不例外。近现代以来，虽然维吾尔族家庭教育的内容已经被社会主义道德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所取代，但是伊斯兰教的印象依然没有被完全抹去。不管是维吾尔族饮食、服饰还是仪式文化，都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气息，深受宗教的影响。维吾尔族家庭教育注重家长的榜样和模范作用。维吾尔族人遇到不礼貌、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和人，首先指责的不是做出行为的那个人，而是他们的父母。维吾尔俗语“轮子无罪棍子歪，女儿无罪母亲坏”恰好能印证这一点。“儿子跟随父辈的脚印”，“儿子继承父亲的地位”等等谚语也是强调父母亲教育孩子的责任和义务。第三、维吾尔族家庭教育注重民族风俗习惯。家庭教育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具有启蒙性、基础性地位，是本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2]。家庭教育中传承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家长通过讲述民间童话故事、歌谣、神话等，传授民俗活动中基本礼仪的言行举止与文化要素，能使孩子们学会相关的待人接物和家庭伦理道德。当然，每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具有民族特色的家庭教育并不一定完全正确或者完全可取。它有其需要发扬和继承的精华、也有其需要抛弃和更新的糟粕。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容不足。目前，我国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精神的迷失。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家长都把精力集中在物质上的富裕，而忽视精神世界的匮乏，甚至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孩子。家庭教育的另一个误区就是过度重视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忽视培养道德、法律意识与法制观念。甚至有一部二分家长认为，道德、法律教育是学校的事情，跟家长没有关系。第二、过于浓厚的家庭宗教氛围对少儿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最直接的，持久的，甚至是永远的。浓厚的家庭宗教氛围里，孩子们在入校之前就通过父母的行为和言论接触宗教思想和行为，潜移默化的形成一种传统的、保守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与科学知识发生冲突，让孩子陷入一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南疆地区有些家庭甚至把宗教与迷信混为一谈，让家庭成员也参与到迷信活动当中。当这种混乱的思想状态和迷信思想持续一段时间，就会演变成宗教极端思想，严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第三、南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落后，物质匮乏，导致家庭教育的滞后和不足。南疆地区的大部分家庭，都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的边远山区，家长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物质生产和基本生存问题上。尤其是农村山区与城镇地区相比，家长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部分家长虽然希望望子成龙，而且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没能力教育孩子，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方法。南疆很多家庭的中青年人纷纷到城市打工，每年有大批农民到内地或者到北疆地区务工务农，把孩子交给老人或者父母一方。一年当中，父母双方都在家里的时间非常有限，除了保障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根本谈不上教育和知道。这种情况持续时间长了，孩子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第四、南疆地区离婚率较高，单亲家庭数量较多。离婚意味着家庭的破裂。虽然离婚有诸多原因，影响婚姻质量的因素也比较多，但是离婚，尤其是家有儿女的夫妻离婚，将直接导致儿童失去接受家庭教育的稳定的环境和稳定的主体。南疆地区离婚率居高不下，单亲家庭数量比较多是影响南疆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以和田地区墨玉县为例，在2005年至2008年的三年期间，墨玉县离婚率均在35%以上。不稳定的家庭关系，导致儿童形成比较叛逆、孤僻和冷漠的性格，促使他们产生仇视大人和社会的心理。他们就像定时炸弹，变成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

四加强家庭教育，构建和谐稳定新疆

美国人类学家林顿认为，要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要改变他们的儿童教育方式，尤其是5岁之前的儿童教育方式，就可以相应改变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从而改变这个民族的整个文化。因此，加强家庭教育，优化家庭教育观念，完善家庭教育方式，良好的家庭教育必然促使南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第一、维吾尔族家庭教育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法制教育。新时期、新形势下，把全疆的法制教育工作和经济建设、维稳建设共同推进，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宗教观引导维吾尔族家庭。价值观的树立是人生最关键的一步。价值观好比我们人生的“第一粒纽扣”，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才能保证后面的纽扣不出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社会最重要，也是最主流的价值观，它能够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督促人们爱岗、敬业和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家庭教育，前者是宏观设计，后者是具体现实，二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变得具体而鲜活，新疆的民族、宗教及社会问题也能得到妥善处理。第三、加强南疆地区经济发展，提高维吾尔族家庭经济收入。经济稳定是家庭稳定的先决条件。因此，稳定的家庭经济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每一个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儿童的物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那么就可以大大减少青少年因为家庭贫困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概率。第四、提高维吾尔族婚姻质量，构建健全家庭。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健全的家庭，稳定的家庭关系就是构建稳定社会的前提。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形势下，维吾尔族年轻人必须以正确的婚姻观为引导，全社会应该强调婚姻的严肃性，每一对夫妻应该遵循社会主义家庭美德，以相互帮助，相互包容，相互依靠的姿态，维持家庭成员之间比较亲密的感情，进而建造稳定而和谐的家庭。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感情，促进家庭和谐和睦，不仅关系到家庭成员的个人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家庭不仅仅是一对男女结合的合法形式，而且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培养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的摇篮，是人类掌握知识与智慧、学习生活和交际的第一所学校，是一个民族浓缩的模板。优良的家庭教育成就一个优秀的家庭，锻造一个优秀的民族。

五结语

强调，不论时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黄国庆.新疆少数民族家庭教育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影响[J].时代教育，2012，（21）:83.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作者简介]代玉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着眼，通过大学生成长成才所依托的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达到和谐统一和最优结合，发挥各自优势,调动各自力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育人的整体性与协作性，推进整体育德，提高整体效应。

一、发挥学校、家庭、社会

各子系统内部的育人合力

（一）加强学校内部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协作

在高校整体协作育人基础上，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学校优秀教师的育人效应发挥。高校中的院士群体、师德模范人物、拔尖人才、青年才俊等是高校教师群体中大学生关注的重点对象。应切实发挥好这部分教师的作用，通过他们“现身说法”，讲述成才故事，分享奋斗经历，用言传身教积极影响大学生。

第二，发挥学校老干部、老教授的育人作用。为了改变当前高校辅导员整体比较年轻、社会阅历简单的状况，有些地方与高校从学生工作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老干部特点和优势，开展学校老干部、老教授担任高校辅导员工作的试点与推行，发挥学校老干部、老教授的育人作用，取得显著的效果。类似做法应在更多高校开展。

第三，加强大学生朋辈群体的自我教育、互相教育。一是发动学生组成学生理论宣讲团，深入班级、深入大学生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讲，使学生们在参与互动中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二是通过典型示范、榜样教育，发挥先进典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引导大学生从身边的榜样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形成先进带动后进、少数带动全体的共同进步局面。

（二）加强家庭内部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协作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家庭环节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家长要当好子女的首任教师，家庭应始终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课堂。

但一段时间以来，大学生的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如：有些家长对大学生的家庭教育中存在着重智力发展轻道德培养、重实际效用轻基本规范等倾向；有些家长认为大学生已成年，年龄上已经超过18周岁，已经足够成熟，不需要家庭教育了；有些家长认为大学生绝大部分时间住宿于学校，在家里住的时间非常少，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没有时间保证；有些家长认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不够，没有能力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同时，“随着独生子女成为青少年主流，来自家庭的过度期许、过分溺爱、过于放任，都可能对孩子们的健康人格培养造成不良影响。”[1]

要注意在家庭教育中克服这些不良倾向，首先，要引导家长认识到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认识到通过家庭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次，大学生的家长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和践行方面为大学生做出表率，发挥好言传身教的作用；第三，要引导大学生的家长们之间尤其是父母之间在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上目标一致、方向统一，并注意内容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三）加强社会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引导

社会是教育大学生的大课堂。在社会日益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应着力于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并参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协作互动局面，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全社会重视、支持和共同推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已成为影响青少年的重要因素。媒体的理念、导向、内容等在或潜或显地影响着大学生，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因而，应引导媒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媒体宣传要多一些选择，多一层思考，多一份责任。今天媒体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和对青少年的影响力是空前的，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的娱乐节目。舆论就是导向,起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媒体中少一份猎奇,多一份朴实；少一份炒作,多一份诚信；少一些‘网络红人’，多一些创业明星。要大力宣传各种典型事迹，为大学生树立楷模，讴歌无私奉献的孔繁森、吴天祥、李素丽等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创造一个勤奋、务实、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否则，错误和片面地加大某一方面的宣传，会扩大负面影响，冲击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堤坝。”[2]

二、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

各子系统之间的协作机制

要建立健全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以及家庭与社会相互间协同运作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出三者之间的综合效应，以取得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更好效果。

（一）加强学校与家庭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协作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协作互动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定期而有效的双向交流机制、快速而便捷的信息反馈机制、及时而有效的沟通机制、共同教育和共同管理相结合的协商机制等。具体而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的途径和思路有，学校各部门尤其辅导员通过电话、网络、日常谈话、家访等形式及时提醒和引导家长注意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争取取得学生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二）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协作

要有力化解社会对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抵消的状况，首先，要实现学校内部的教育管理与学校周边环境的和谐，加强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和优化，加强对高校周边文化市场、娱乐市场的整治，使大学生所接触、所经历的社会情景与所学、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容之间具有契合性。

其次，要加强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加强学校教育对社会的有益影响，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性，使学校教育的目标、思想、内容等与整个社会和谐统一起来。

第三，适量邀请党政干部、社会名人进学校，通过演讲、作形势报告、访谈等形式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党政干部、社会名人主要应结合自己工作经历、成长体会谈当前的形势政策与如何更好地成长成才，引导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国情与自身的使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与成才观。近年来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走进高校为大学生做报告，起到了非凡的教育效果，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把握是在校大学生的薄弱环节，而省部级领导为大学生作形势政策报告，其选题的针对性、授课的权威性都是一般的专家学者所不能比拟的。……这些省部级领导所处的位置、看问题的视野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都会对大学生把握社会发展、感受祖国巨变、形成广阔视野产生直接的影响。”[3]

第四，面向社会招聘有突出成绩、热心学生工作的各行业才俊担任兼职辅导员、校外辅导员，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突出的实践能力对大学生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发挥他们对大学生全面发展与成长成才的积极作用。

（三）加强家庭与社会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协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及其教育，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其中，家庭及社会的密切合作应成为推动该教育的开展、提高其教育质量的重要形式。因此，应建立健全家庭与社会协同运作的青少年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机制，构建以家庭教育为重点、社会教育积极配合的教育机制，以克服家庭教育与社会“两张皮”的现象，使其间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从而有效巩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效果。这个和谐互动机制包含家庭美德教育与社会公德教育之间的融合机制、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传播机制等。

三、发挥三者的整体合力

加强学校、家庭、社会总体间的协调，即从总体着眼，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良性社会环境。要加强学校、家庭、社会的沟通与协作，使三者目标一致、功能互补、内容互补、力量互动、教育同步、相互促进，克服各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目标相异、内容无关等倾向，避免三者之间互相推诿、扯皮、贬低等现象，创建由学校主导、家长、社区主动参与的新型教育协作机制，使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交错互补、不可或缺的有机联系，真正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以家庭教育为依托、以社会教育为主线的教育体系,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整体合力，共同打造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同心“教育环”。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大庆典出现或发生时，更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契机，也是加强学校、家庭、社会总体间协调的有利时机。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庆典、玉树地震、上海世博会举办，都是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有效平台，因而应成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契机，服务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总目标，结合这些事件加强学校的教育引导、家庭的日常引导、社会的氛围营造，形成总体合力。

参考文献：

[1]王传习,于晓红.高校荣辱观教育的“数字解读”――一组学生调查反馈引发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6-12-20.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意义范文

关键词：义务教育费用；教育支出；生产支出；消费支出

中图分类号：F328；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4-0062-06

一、引言

微观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存在外部性，公共品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存在着偏差，所以竞争性瓦尔拉斯市场对公共品的供给总是不足的。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是公共品中较重要的一种。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家庭。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政府在教育公共品供给中的缺位可能会导致教育供给不足，一旦政府开始使用财政资金对农村义务教育费用进行减免，应当会增加农村教育的发展资金来源，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

有关农民家庭承担教育资源供给主要责任会导致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在现有另一个系列研究中也得到了较多的讨论，这就是“信贷约束”研究。信贷约束研究认为，教育作为一种投资，付出成本在现在，而收益在未来，如果农民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或者没有完善的资本市场，就可能会遇到资源约束而导致教育供给不足现象。Loury(1981)证明，资本市场不完善情况下，教育投资规模取决于父母的收入分布，因而要实现教育规模的优化，再分配政策是重要的。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减免义务教育费用，可以缓解农民家庭的信贷约束问题，同时改变了农民教育投入的边际选择，应该会有利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但现实状况如何，我们将用数据来证实。

因为难以得到政府教育政策对农民家庭影响的具体数据，我们对苏北家庭微观调研数据进行研究以寻求替代方法。资料调查时间是2006年暑假，而政府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开始实施时间是2006年秋季。调查中，近七成(69.5％)的家庭表示知道即将实行的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而另外三成多(30.5％)家庭并不知道。我们认为，如果农民家庭预期到即将实行的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意味着他们知道未来可支配收入会增加，而未来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意味着家庭长期收入的增长，会使得他们加大各个支出项目以使各个支出项目实现或接近最优，如果某个支出项目已经实现最优，那么就会向支出优先顺序靠后的支出项目顺延。而没有预期到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的农民家庭的行为没有发生变化，将其作为对比组，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农民家庭教育支出是否会在可支配收入增加时有所增加，这可以间接地检验我们前文的设想。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是南京大学“天健社”在唐仲英基金会资助下于2006年6月25日－7月9日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的调查。宿迁市是江苏省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均收入以及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市。来龙镇是宿迁市宿豫区的一个小镇，在2005年宿豫区乡镇经济排名中位列最后一名。来龙镇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当地农民主要种植一年一季的水稻和小麦。由于人多地少，很多农家子弟选择外出务工。这一数据采集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根据随机抽样原则调查得到了418户91个项目的具体资料，主要包括收入、支出、教育和医疗情况。本文利用的主要是收入、支出和教育资料。样本家庭的平均家庭总收入为12109.46元，家庭人均收入为2568.40元，每个家庭平均有4.68口人。作为文章研究的因变量的是农民家庭支出结构。调研资料中，家庭支出包括八个部分：教育支出、生产性支出、社会人情支出、医疗支出、生活基本支出、食品支出、房屋支出和家具支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家庭支出存在着很多角点选择，而并非如理论预测的大都为偏好多样化的内点解。418个家庭中，只有2个家庭八种支出都不为0。支出不为0且没有缺失的最多的支出项目是生产性支出、社会人情支出、医疗支出，分别有387、388和387个家庭。有307个家庭有非0教育支出且没有缺失，家庭生活基本支出有175个家庭没有缺失且不为0，食品支出为106个家庭，房屋支出和家具支出各有58个家庭。

如前述，很多支出项目存在着缺失项或为0，我们对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缺失项较多的支出数据大都不符合正态性要求，这将使得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检验变得无效。取对数可以使数据趋向正态分布，但会损失大量为0的观测数据。出于以上考虑，同时为了消除角点选择的处理困难，我们将支出分为三类：教育支出、生产支出和消费支出。生产支出为生产性支出和社会人情支出之和。人情支出可以作为社会资本的变量，具有非常显著的生产效应(时磊，2009)。消费支出是其余五种支出之和。这种分类方法的依据是：其一，教育支出是我们关注的变量；其二，生产性支出、社会人情支出与收入之间存在着高度显著的相关关系，或者说内生性，而其余五种支出没有这种关系。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分解合并以后，包括收入变量取对数以后，数据都通过了正态性检验，然后我们根据一般规则处理了异常值和杠杆效应明显的观测值。

本文要考察的是，预期到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的家庭会不会增加教育支出、生产支出或消费支出。为此，设置教育政策虚拟变量，调查问卷中“您是否知道减免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的政策”是一个直接询问农民家庭的问题，如果农民回答“是”，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有家庭可能不知道教育政策变迁是由于家庭没有教育支出，统计发现样本中只有13个家庭属于此类，在不知晓教育政策家庭中占较小的比例(13.1％)，变量取对数后就会消除教育支出为0样本。

然后就是控制变量的设置。教育支出估计主要的控制变量有：学校质量虚拟变量、辍学虚拟变量、影响家庭支出偏好的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根据数据可得性，学校质量虚拟变量是用农民家庭对子女就读学校的满意度来测量，如果农民家庭对子女就读学校质量表示满意，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家庭是否有辍学人口也是调查问卷中一个直接询问农民家庭的问题，如果农民家庭回答“是”，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理论研究一般假设家庭偏好类似，但偏好的非同质性会导致家庭支出结构的预测偏误。根据资料可得性，同时结合文献，我们主要考虑两个控制家庭偏好结构的因素：户主年龄虚拟变量和家庭负债消费虚拟变量。我们认为，样本家庭户主年龄较大与户主年龄较小，可能存在不同的支出模式，我们取45岁为虚拟变量设置分界点，若样本家庭户主年龄大于45岁，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家庭负债消费偏好虚拟变量的构造是，比较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

支出，如果家庭总支出高于家庭总收入，则该项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即为0。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总收入、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配偶受教育年限、家中是否有小孩读小学虚拟变量、家中是否有小孩读初中虚拟变量、家庭子女数目。

生产支出估计的控制变量主要有：辍学虚拟变量、家庭总收入、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虚拟变量和家庭负债消费虚拟变量。消费支出估计的控制变量主要有：辍学虚拟变量、家庭总收入、家庭人口数目、户主年龄虚拟变量和家庭负债消费虚拟变量。这里使用的计量经济方法主要是最小二乘估计，但是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个是估计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农民家庭生产与消费合一，家庭某些支出可能会影响家庭总收入，所以用家庭总收入作为控制变量需要审慎；另外一个就是异方差问题。在检验没有内生性的前提下，处理了异方差、多重共线、模型设定等可能违反最小二乘估计经典假设的问题后，就可以使用最小二乘方法进行估计。检验发现，只有生产支出与家庭总收入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我们将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处理，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家庭拥有的土地数量和家庭劳动力数量。检验也表明消费支出估计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我们可应用异方差稳健最小二乘估计(RLS)、加权最小二乘估计(WLS)和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估计(FGLS)等方法进行处理。

三、实证结果

表1、表2、表3回归结果表明：预期到的义务教育费用减免政策对农民家庭教育支出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影响，在不考虑显著性的情况下，符号是负的；生产支出的OLS估计结果显示预期到的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会增加生产支出，且结果是稳健显著的，但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就不显著了，符号是负的；消费支出估计结果显示，预期到的减免义务教育费用政策会导致家庭较为显著地增加消费支出，且这一结果是稳健的。毫无疑问，这一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在预期到家庭可支配收入将增加以后，农民家庭将长期收入的增加主要用在家庭消费支出，而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家庭的教育支出和生产支出。由农民家庭支出优先顺序的研究可知，如果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应当先使得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实现最优规模，然后才会顺延至消费支出，现有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家庭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可能已经达到了“贫困的最优”，可支配收入增加并不会显著影响这两种支出的增加。控制变量的解释简单总结如下：

教育支出估计控制变量的解释是：农民家庭对子女就读学校质量满意度增加会减少家庭教育支出，且结果是显著的。这可能意味着，由于对学校满意，家庭减少购买辅导材料及其他支出。存在辍学人口家庭教育支出竟然是增加的，虽然显著性不稳健，这可能意味农民家庭子女正规教育辍学后，进入了职业教育领域，从而教育支出增加。家庭总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子女数目显著地增加教育支出，符合理论预期。家庭有子女就读于小学，教育支出显著低于对比组，而家庭有子女就读于初中则显著高于对比组。这可能说明从小学到中学，教育支出有一个极大的增加。超过45岁的户主显然更会增加教育支出，且是显著的。负债消费的家庭教育支出比不负债消费的家庭要少得多，且结果是十分显著的。

生产支出估计控制变量的解释是：家庭有辍学人口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对生产支出没有显著的影响，辍学后的家庭子女一般都外出务工，而不参与家庭生产。家庭总收入无论OLS还是2SLS都显著地增加家庭生产支出。户主教育水平对于生产支出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可能说明教育回报率不高，户主教育没有用武之地，也可能是教育水平高的户主选择了外出务工。年老的户主与年轻的户主生产支出的差别是不显著的。负债消费的家庭生产支出比之于不负债消费的家庭是更少的，且结果是十分显著的。

消费支出控制变量的解释是：家庭有辍学人口会显著地增加消费支出，因为摆脱了教育支出。家庭总收入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是稳健显著的。但家庭人口数量对消费支出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因为样本地区较贫穷，经济尚处于自给自足，通过消费支出反映出的消费还比较少。家庭很多消费采取自给形式，导致家庭人口数量与家庭消费支出关系不大。户主年龄虚拟变量对消费支出影响不显著。负债消费的家庭消费支出比不负债消费的家庭要少得多，结果也十分显著。

四、实证结果的讨论

某种程度上讲，本文的实证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没有证实本文前面的理论推测。公共品供给不足存在一个表现形式，增加公共品的供给会导致社会边际福利效应的增加为正，这已为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Dong，2000)。但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当农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时，他们并不愿意增加教育支出，这可能是教育公共品供给增加没有得到超越消费支出增加的福利增进。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将获得的新增收入投资于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回报率太低。我们发现农民家庭支出似乎存在着一个优先顺序，在这个优先顺序中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的排位要高于消费支出。这一优先顺序的存在可能意味着，对农民家庭而言，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在最初意义上获得的边际福利要大于消费支出，而当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得到相当程度满足后，家庭收入才会被用于边际福利意义较小的消费支出。

本文实证结果似乎表明，生产支出和教育支出已经在农民家庭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但是我们却仍然观察到农民家庭的贫困和农村教育发展的困境。我们认为这并不矛盾，借用舒尔茨(1989)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研究来形容这种农业社会发展状态，我们称之为“贫困的最优”。并非教育公共品在社会角度上已经不存在不足或者短缺，而是相对于农民家庭的需求而言，并不存在短缺，农村教育发展的困境根源并不在于农民的贫穷，不是农民想获得教育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学费，而在于农民家庭对教育需求不足，或者说教育对农民没有太大的用处。所以，我们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并没有获得理论预测的效果，因为农民没有教育投资的激励，即使我们支付更多的资金，只是置换出了农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加农村教育发展的动力和机制。

这种可悲的困境非常类似于舒尔茨(1989)所论述的传统农业社会，“促使这些人去做更多的工作的刺激是微弱的，因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促使这些人进行更多储蓄的刺激同样也是微弱的，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也是非常低的。”在样本地区，促使学生更多地读书的激励是微弱的，促使家长更多地督促学生学习，更多地为学生学习付出时间和金钱努力的激励也是微弱的。不幸的是，如果没有教育投资激励，即使政府大规模推动，教育发展也会更多地流于形式，教育质量低下。伊斯特利(2005)发现，“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普及基础教育并不能产生投资激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教育的质量因投资激励的不同而异。”“在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将会努力地学习，家长的督导更严格，教师的压力也更大。而在一个经济停滞、没有投资激励的国家，孩子们就不会认真学习甚至有时逃课，家长会让孩子们不上课而去地里帮忙干活，老师的工作会接近一个保育员。”如果教育质量低下，就很难推动经济增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规模的迅速膨胀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

中国农村的教育回报率之所以如此低下，现有的研究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内容大都是以升学为导向的，学校学习的知识与生产生活，尤其是与农村生产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这可能就会导致教育回报率十分低下。其次，前些年较为普遍的拖欠农村教师工资，导致农村学校优秀教师流失严重，现有教师的知识结构老化，年龄偏大，这些加剧了知识质量的恶化。再次，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农村技术推广体制崩溃，没有建立必要的农民合作组织，导致农民抵御风险能力很差，这些大大限制了在农业生产生活、非农生产活动，甚至外出务工活动中知识可以增加收入作用的发挥，这也限制了教育回报率的提升。而教育回报率的低下，势必会使得农民教育投资的积极性低下，这也是本文实证部分得出的结果与一般理论研究不符的根源所在。

在此意义上，本文认为，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困境，绝非仅仅依靠减免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一项政策而可以改变，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村教育回报率，提高农民和农村社会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而这又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行教育内容的改革，对农村教师队伍选拔机制、农村教师待遇、农村教师流动和考核进行改革，以及进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改革，建立和完善农村农民合作组织建设、农村技术推广系统，只有各方面工作相互配合，才能够系统地解决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农民和农村社会有了教育投资激励，孩子们会努力学习，家长努力督促，教师勤勉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为社会造就新的合格的劳动力。

五、结论